《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为了反映民国时期西藏及广大藏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还历史以本来面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作，将反映和记载民国时期西藏及广大藏区经济的有关档案汇集，以供研究。该书所辑档案共141件，起于民国十九年(1930)11月11日，止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3月。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牧业发展财政金融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牧业发展财政金融论文 篇1：
“三牧”经济的特殊性及投融资体系建设研究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的“三牧”经济取得较大成就,但“三牧”问题(牧区落后、牧业脆弱、牧民贫困)仍然是内蒙古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解决三牧问题对于内蒙古地区逐步改变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加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和稳固边陲等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三牧”经济;投融资体系;农村金融
一、内蒙古三牧经济的发展历程
(一)内蒙古牧区基本制度变迁及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82年牧区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新中国对牧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建立了一些国有牧场和生产队,一切生产资料归国家和集体所有,牧民为国家和集体进行牧业生产,牧民的衣食住行由国家负责解决。这一阶段仍实行传统的靠天养畜生产方式,畜牧业设施建设水平较低,生产方式较落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差,畜牧业的发展、牲畜头数的增减主要依顺于自然界气候的变化规律,畜牧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并经过大跃进时期、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期,经济发展较缓慢,牧民生活较贫困。
第二阶段:1982年牧区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1997年“双权一制”落实。在牧区实行草畜双承包责任制后,形成了“草场公有承包,牲畜私有户养”的以均等生产资料、小规模牧户经营为主体的草原畜牧业经营制度,实现了牧区经济体制在微观层次上的变革。政府调整了畜牧业发展政策,加大了对畜牧业的投入,引导和鼓励牧民坚决走建设养畜的道路。这极大地调动牧民的生产积极性,牲畜头数和畜牧业产值有了迅猛发展。
第三阶段:1997年“双权一制”落实—2008年。1997年推行草牧场 “双权一制”。这是草牧场产权制度的历史性变革。草牧场承包到户的政策在一定时期和区域内极大地调动了牧民对草牧场建设、保护、投资、合理利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牧业经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牧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深入,通过积极培育龙头企业,加强基地和中介组织建设,产业化带动能力得到加强。围绕肉、乳、绒毛、饲草料等重点产业,调整优化畜产品区域布局,形成相当规模并具有地区特点的优势产业。
二、内蒙古三牧问题现状
内蒙古共有牧业旗(县)33个,半农半牧旗(县)21个,牧区面积803616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67.88%,该区域人口488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20.5%。
内蒙古三牧问题可以概括为:牧民增收缓慢、牧区面貌变化缓慢、牧业发展缓慢。总体而言接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新牧区建设要求,内蒙古三牧问题依然突出。
(一)牧区面貌变化缓慢,与新牧区建设要求差距大
一是草原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约束加重。内蒙古牧区资源约束加重,主要表现在草原的严重沙化、退化和盐碱化。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在内蒙古的天然草原中,约有30%的草原退化,35%的草原沙化和3%的盐碱化。二是牧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缓慢。长期以来,内蒙古城镇的公共基础设施全部由国家和政府来提供,而在牧区同类公共基础设施,以及与牧业生产紧密相关的水电设施建设、棚圈等饲养设施建设则要靠牧民自己来解决,国家和政府只给予有限的补助。最近几年,国家加大了对牧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但国家财政资金投向“城镇偏向”仍然没有得以根本上的改变。截止到2008年底,内蒙古牧区还有700多行政村和自然村不通公路;还有86.9%的牧区居民没有喝到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通自来水率不到20%;牧区部分嘎查村电力设施老化,生产供电无法满足;全区牲畜棚圈50%以上为简易棚圈。三是牧区公用事业发展缓慢。牧民上学难、行路难、就医难、社会保障难等问题依然普遍存在,造成牧民因灾致贫、因老致贫、因学致贫、因病致贫。
(二)牧业经济发展缓慢,与现代化牧业差距较大
目前,牧区的生产方式仍然以自然放牧加冷季补饲为主,集约化、产业化的程度很低,全区主要草食家畜中除牛的出栏率(34.4%)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羊的出栏率为52.5%,比全国水平低17.5个百分点,有许多旗县牲畜出栏率处在40%以下、母畜存栏比重为30%～40%,牧区绵羊的繁殖成活率仅在80%,山羊和牛则更低。近年,国家加大了对草原建设的投资力度,各级地方政府和农牧民也做出了很大努力,但由于牧区自然条件差,畜牧业基础建设成本高,畜牧业基础建设总体规模比较小,特别是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远远不能满足畜牧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草原局部建设不能有效地遏止整体退化的趋势,不能有效地抵御较大自然灾害的袭击。草原沙化、退化现象加剧,草畜矛盾十分突出,灾年损失惨重,特别是中、小牧户由于缺乏畜牧业基础建设的启动资金和必要的农业生产技能,靠天养畜较普遍,灾年需要政府救济。
(三)牧民收入增长缓慢,返贫现象严重
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牧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但其发展态势呈非均衡增长。牧民收入在经历80年代由快速增长到稳定增长、90年代前期高速增长后,从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增长缓慢,并且收入增长慢于农民收入增长。牧民无畜户、贫困户增多,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截止到2008年,内蒙古33个牧业旗县中,有18个是贫困旗县,牧区旗县的贫困面达到54.5%。
三、内蒙古牧区投融资问题分析
解决牧区生态系统脆弱性、牧业经济系统脆弱性均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对投融资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但是现有投融资体系难以满足三牧的需求。对于公共财政而言,随着国家惠民政策的落实,畜牧业对财政的直接贡献率较小,一些地方政府面对财政绩效观,在产业发展上未能全面落实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发展全局的思想,资金安排总是优先考虑那些能最大限度直接增加财政收入的产业上,而像畜牧业这样的富民产业无论对群众增收有多重要,群众需要多么迫切,均难以列入地方政府扶持发展的重点产业,只要畜牧业不出太大的问题,大都把解决畜牧业的投入问题寄希望市场化。财政对于牧业科技投入不足,使草原生态的恢复与重建缺少技术支撑。有限的牧区财政投入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重生态方面投资、轻经济方面资金配套。主导思想上主要是保护生态、恢复植被,构建草原绿色生态屏障,而对事关牧民生活、牧业生产方面的配套投入较少。投资重心放在生态工程项目上,重草原植被恢复的初期投资,而对草原见绿后的后续生态建设、后续产业投资等缺乏资金配套。重视项目投资,轻资助建设,大范围(牧户)投资较薄弱。忽视生态建设相关技术培训、技术服务方面的投入。总之,政府主导型生态建设投资,难以摆脱投资低效与资金不足的困惑。
对于社会资本的启动而言,投资者决定是否投资、在哪里投资和投资多少的根本依据,是预期的投资回报率。千家万户分散饲养始终是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内我国畜牧业生产的主要方式,这一生产方式既存在着畜禽饲养规模化经营和组织化生产的程度低,自身积累能力较弱的问题,更突出的是存在着畜牧业产业链难以前后延伸,产业链短,综合比较效益低等问题,致使风险高、额度小、收益低的特性就决定了有实力的私人资本不愿意介入牧业投资。
对于牧区金融部门而言,牧区金融服务供给难以满足融资需求是长期存在的现实。随着生产结构的变化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牧区各种经济实体及个体的金融需求普遍增强,金融需求呈现多元化和经常化。金融需求具体表现为:一是随着牧民收入的增长,牧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增多,同时信息来源渠道不断拓宽,牧户金融需求范围由传统的存、贷、汇向投资理财、消费、农业保险、银行卡等业务领域拓展。二是牧区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养殖大户、中小企業等对融资业务的需求不断扩大,资金需求呈现出大额化和长期化趋势。由于牧业经济具有抗自然灾害能力弱和市场风险较大等特点,抵押、担保能力不足,很难获得银行贷款,因此对担保、信用评价等中介服务组织需求不断增加。三是随着各级政府对民生的关注度逐步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牧区步伐加快,对包括牧区公共卫生、社会保障、道路建设、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义务教育、生态环境保护等牧区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产品的资金需求不断增加。
与需求的快速增长相对比,牧区金融供给徘徊不前,甚至出现退步的现象。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战略向大中城市转移,金融机构大规模从牧区市场退出,牧区金融服务“盲区”增多,金融需求和供给失衡,“三牧”经济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给矛盾逐渐凸现。一是牧区金融机构缺失,金融服务弱化。自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牧区退出之后,农村信用社也陆续撤并边远牧区经营效益差的农村信用社,牧区金融服务“盲区”不断扩大,牧民很难享受到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二是贷款供给不足,融资难问题突出。长期以来,牧区信贷供给是农村信用社在唱“独角戏”,而农村信用社针对牧户的信贷品种主要是小额信用贷款、联保贷款和担保贷款等少数几种。金融机构的缺乏和信贷品种的单一性很难满足“三牧”经济的长期大额资金需求。三是“三牧”属于风险比较高的产业,需要建立利益和风险分担机制,而目前牧区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尤其是缺乏政策性保险制度。所有这些融资体制的约束,都导致牧民和牧区融资难的问题突出。
四、优化投融资体系,为解决“三牧问题”提供资金支持
三牧投资风险大、投资回报率低、财政直接贡献率小是影响畜牧业投融资长效机制建立和激活的主要难点。要突破难点,建立和激活以财政资金为导向、信贷和民间资金为主体,招商引资为补充,养殖户积累投入为基础的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三牧投融资长效机制。
(一)实施惠牧政策,为三牧投融资长效机制奠定基础
一是健全补偿机制,有效实施惠牧政策。国家应进一步健全保护草原生态和畜牧业方面的优惠政策和补偿机制,否则,又会造成新的生态破坏和经济滑坡。国家应积极地采取惠牧政策,提高禁牧、休牧补助标准,扩大补助面积,延长补助期限,并在发展后续产业上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二是完善草牧场流转机制,保证牧民合法利益。三是完善和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确保牧区繁荣、稳定、和谐。
(二)继续加大对牧区的投入,增强“三牧”发展后劲
加大政府对牧业、牧区的支持和保护力度,改善牧区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一是要增加牧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加大牧区义务教育的投入,建立起以中央和自治区两级为主,旗县为铺的牧区义务教育投入体制。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各种职业技术教育,加大对牧民的教育投入与培训力度,培养一批有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的示范户和带头人。制定特殊政策,鼓励牧区大学生回乡创业、回乡就业,培养一批能给牧区发展带来后劲的知识型后备人才。二是增加对牧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国家进一步加大对牧区的水电设施、公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逐步把牧区水、电、公路等基础设施纳入到各级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范畴。应加大设施畜牧业投入力度,为畜牧业产业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三是加大牧区公共服务投入。要完善科技推广服务体系,信息服务体系、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畜牧业服务体系,服务于牧民。四是加大扶贫开发投入。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坚持扶贫走进牧户家中,帮助贫困牧民发展生产,实现稳定脱贫。
(三)利用政府影响力搭建三牧投融资平台
一是推广巴彦淖尔市现代农牧业投融资平台的经验。成立政策性三牧投资公司,以该公司为主体在金融市场上融资,积极参与、扶持、服务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农牧业规模化经营、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牧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公司主要经营现代农牧业项目融资、投资、担保、建设、经营、管理等业务,向广大农牧民、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和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供投融资及咨询顾问、融资担保等服务,开展和参与农牧业项目整理包装、土地流转、资产经营、资产管理、政府基金管理、债权融资、债券融资、股权融资、股权投资、委托贷款等活动。二是组建三牧发展基金。由财政投入部分资金,广泛吸收龙头企业资金,用于支持三牧科技发展及支持龙头企业发展。三是由中央代主要牧业省份发行牧业债券,筹措资金用于支持三牧发展
(四)做好畜牧业招商引资工作
引进应用区外的资金,弥补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是建立畜牧业投融资长效机制一项战略措施。贫困地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对畜牧业项目招商引资工作的领导,建立奖惩激励机制、服务管理机制、信息联络机制和督查落实机制,以优势特色项目为载体,创新招商项推荐策略和方法,发挥资源招商、以商招商、产业招商、委托招商的作用,拓宽招商空间,营造好优势引商、诚信留商、服务招商的投资环境,吸引、鼓励和组织更多的民间资本投向畜牧业,建立和完善招商引资投入机制,弥补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
(五)大力推进创新经营管理体制,加快牧区市场化进程
首先,政府应以项目开发、扶贫开发为突破口,选好项目,选准平台,国家通过扶持在牧区建立的大型肉食品、奶食品、草业等加工企业,带动肉牛、肉羊、奶牛产业发展,带动人工草地、配套飼料地的发展。其次,应采取措施推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促成向更紧密的形式演进,并发挥龙头企业的核心作用。比如,可由龙头企业成立一家专业的担保公司,来担保和其关系紧密的农户向信用社或农行的贷款,充分利用龙头企业掌握农户信息、控制农户资金流的优势,有效解决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信息不对称和贷款的使用、回收问题。龙头企业以较少的资金投入担保公司作为资本金,发挥杠杆作用,扩大加入龙头企业生产基地的农户的数量和生产规模,支持更多的农户脱贫致富。这样龙头企业就可以迅速扩大基地规模、做大做强。
(六)完善牧区金融组织体系建设和金融服务功能,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1.财政金融资金形成合力,破解畜牧业资金瓶颈。一是加大对牧区公共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性投入。二是建立牧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建立贷款风险基金,通过优惠利率、提供贴息、弥补呆帐损失或减免税费等,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牧区的信贷投入。三是发展牧区信贷担保基金或担保机构,积极推进牧区担保体系建设,明确草牧场承包经营权的抵押的条件和范围,适时建立草牧场承包经营权的低押价值认定和抵押登记制度,解决牧户和中小企业贷款抵押担保难问题。四是积极探索向牧区服务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对牧业建立重大灾害政策性保险制度,以分散牧业自然灾害风险,吸引银行资金及社会资金投入牧业。
2.拓宽牧区资金供应渠道,加大牧业资金投入。一是国家安排牧业经济发展专项贷款,考虑到牧业经济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此项贷款的贷款期限应定为3-5年或设立发展牧业经济长期支持贷款,并要予以财政贴息。二是适当放宽支农再贷款条件、期限和利率,拓宽农村信用社资金来源渠道,满足牧区畜牧业发展资金需求。三是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功能,鼓励农发行创新信贷服务,开办牧区综合开发、公共基础设施贷款和扶贫开发贷款业务。四是建立牧区资金回流机制,缓解牧区资金供求矛盾。国家可通过税收、财政等政策,加快邮政储蓄存款回流,吸引商业银行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畜牧业经济发展。五是加速培育农村新型金融机构发展,促使农村金融市场形成良性竞争局面。六是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融资渠道,规范牧民投融资方式,构建一个牧民投资为主,财政投资为辅,信贷资金为支撑的多层次牧区投融资体系。
3.金融机构创新信贷品种,完善牧区金融服务体系。一是创新金融服务工具拓展牧区金融服务领域。要适应牧区金融需求多样化的要求,及时开发和提供多样化的结算、代理、保险、理财、咨询等中间业务和金融产品,增强自身金融服务功能;要延伸牧区支付系统辐射范围,加快牧区金融机构信息化、网络化进程,积极推广ATM机、POS机等现代化支付机具,扩大银行卡特色服务,扩充一卡多用、融资等功能,使牧区享受到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服务。二是创新信贷模式,为新牧区建设提供良好的信贷服务。金融机构进一步优化信贷投向,重点支持畜牧业产业化、牧区产业结构调整、牧区草牧场建设,充分发挥信贷资金杠杆作用。要加大信贷创新力度,不断更新贷款营销观念,及时推出适合于牧区不同阶层、不同领域和不同期限的贷款新品种。积极探索草牧场经营权、林权等抵押贷款为牧区提供便捷化的融资渠道。
课题主持人:曹元芳
课题组成员:贺光明 杨海平 房东升
萨如拉 鲁萍 周维 孙志忠王建军
执笔人:杨海平 萨如拉 王建军
(责任编辑秦亚丽)
作者：课题组
牧业发展财政金融论文 篇2：
书讯
《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
为了反映民国时期西藏及广大藏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还历史以本来面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作，将反映和记载民国时期西藏及广大藏区经济的有关档案汇集，以供研究。该书所辑档案共141件，起于民国十九年(1930)11月11日，止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3月。主要内容有：西藏及藏区财政金融、交通建设、邮政电信、商业贸易、藏区经济调查与开发规划等。这些档案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布，是记录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发展状况、西藏与祖国内地关系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这样系统地公布西藏及藏区经济档案文献尚属首次。书号ISBN7-80057-798-8，32开，338千字，定价26．00元。已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藏族社会制度研究》
星全成 马连龙著。该书是作者长期潜心于藏族史和藏族文化等领域的研究，经多年努力撰写而成。史学研究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理性分析，探究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蒲文成先生在序言中说，二位作者“正是遵循这一原则，对旧时藏族社会的各种制度，搜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参阅各种研究观点，史料结合理论，条分缕析，纵观源流，钩沉索隐，整体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该书分12章，分别论述了藏族旧时社会的政教合一、活佛转世、司法、惩罚、组织、继承、婚姻、丧葬、土地、牧业区生产资料占有、差税、借贷等各种制度的形成、发展、形式、内涵、功能、特点等，内容涉及到藏族社会制度的各个层面，使许多零星的社会现象综合成一个系统，能使读者全面了解认识以往的藏族社会以及现实影响，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书号ISBN7—5420-0900—1，178千字，32开，定价18．00元。已由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四川藏族价值观研究》
刘俊哲等著。四川藏族是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其他地区藏族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关系和心理特征，价值观也有共性；但因四川藏族所处环境和社会条件同其他藏区的不同，故其价值观又有个性。该书不仅研究藏族在价值观上的共性，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四川藏族价值观的个性。书中对四川藏族价值观的研究既展现出其传统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又把研究重点放在转型时期的价值观，揭示其新变化和当代价值；探索了四川藏族价值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变革；从纵向的视角研究了其价值观产生和嬗变的历史，探索了其现代价值观和传统价值观之间的继承和创新的辩证关系，从而揭示了四川藏族在宗教信仰、道德规范、生命体验、文化创新和吸收、婚姻家庭等方面和价值评价、价值选择的本质属性及其产生和发展的内在规律；从横向的视角出发，把四川藏族价值观置身于更大的文化境域中，同其他民族价值观进行比较，从中揭示其特殊性。这是第一次对四川藏族的价值观进行了深入而系统地研究，弥补了以往的不足。该书撰写过程中，作者收集了众多图书资料，多次到甘孜、阿坝两自治州调查、采访、请藏族农牧民调查问卷，并与学者座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真实可靠的资料。书号ISBN7—105-07232-6，32开，380千字，定价29．00元。已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汉藏佛教艺术研究》
主编谢继胜沈卫荣廖旸。该论文集收录了参加第二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国及国外30多位学者的论文27篇。其中中文论文15篇、外文12篇，论文内容广泛涉及藏传佛教艺术与考古的方方面面，主要有中国内地遗存的藏传佛教文物和遗址；各地博物馆收藏的藏传佛教文物；藏族地区、特别是青海东部、西藏中部和西部近年的考古发掘报告；以及11—13世纪的藏族雕塑与绘画等。其中一些对历史和藏传佛教考古发现的研究，西藏及内地藏传佛教艺术遗迹的研究，藏传佛教图像学问题和艺术作品中和种图案和动物的象征意义研究，佛教艺术图像学和艺术风格的研究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书号ISBN7-80057-820-8，16开，560千字，定价58．00元。已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康巴民间文学集成丛书》
《藏族民间故事》(上中下)藏族民间故事是藏族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藏族人民在历史的长河中拾取生产与生活中点滴编织成的口头文学。藏族民间故事不仅内容广泛，反映面广，其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也多种多样，很有表现力和感染力。书中的小故事都很有哲理，给人以启迪。
《藏族民间谚语》藏族谚语是藏族人民社会实践和生活积累的结晶，是藏民族语言的精华。它以简洁生动、节奏鲜明的语句，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藏族人民的社会生活，表达了他们真实的思想感情。上至日月星辰下至江河湖海，几乎世间万物都包含在他们的谚语中，其寓意耐人寻味。
《藏族民间歌谣》藏族民间歌谣是藏族民间口头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歌谣内容含意深刻，有颂歌、有悲歌、有情歌、有劳动歌，还有对旧制度的诅咒。这些饱含激情的即兴创作，表现了藏族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相互感情。
书号ISBN7-80659-569-4，120千字，32开，全书定价60．00元。已由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牧业发展财政金融论文 篇3：
我国税收优惠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摘要：本文辩证地讨论了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在此基础上，从政府执行税收优惠政策的角度，讨论了我国政府应如何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思考。
关键词：税收优惠政策；市场经济；经济发展
作为税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是指在维持总税收政策不变的前提下，国家为了应对某些特殊状况及实现某项政策目标的需要，对一些特定的课税对象、纳税人或地区采取减轻或免除税收负担的措施，以对其给予照顾或鼓励。
一、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政府制定并实施的税收优惠措施并不是一种随意行为，而是为了满足政策需要采取的财政性手段，其实质是财政通过税收方式，将纳税人应缴纳税额的一部分或全部“让渡”给纳税人。根据近20年来学者们的研究（郭平和洪源， 2010； 周品爱， 2010）和企业实际运行，作为我国主要的税收支出形式，税收优惠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并推动了我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调节收入分配，有效配置经济资源，促进市场经济体系的成熟和完善。由于市场经济初期，许多制度体系还不健全，经济资源的配置不够合理，尤其是收入的初次分配在市场机制内尚不公平，通过多项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如农业税的废除、牧业税免征及个体经营者纳税起征点提高等，使财政介入到国民收入的分配过程中去，运用税收安排来充分发挥税制对收入的自动和人为调节及稳定功能，将资金收入再分配给那些应该增加收入的群体。此外，通过其他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进一步鼓励社会投资，促进技术进步，协调并弥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某些不完善之处，以间接矫正市场失灵，提升政策实施效果，发挥其“微调”作用，从而促进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第二，通过税收政策的倾斜，有效促进了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国家运用布局经济学，相继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倾斜于东部地区及西部地区发展的税收金融优惠政策，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了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也对缩小局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有所促进，对我国的区域间梯度发展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积极的配合我国经济产业政策的改革和调整。通过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促进我国相关行业的产品发展和技术更新。如我国目前在许多新型的高科技领域及国家急需发展的行业，如软件行业、通信业、光电子企业、汽车行业、材料产业及家电业等等都采取了相关的税收优惠，从而吸引并鼓励企业和社会资本进行投资，从而积极引导并促进这些领域和行业的迅速发展，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第四，以宽松的投资环境和条件吸引外资企业，并促进其发展。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对外资企业都有相关的税收政策优惠。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环境更为宽松。这使得我国市场对外资企业来讲十分具有吸引力。从无到有，从有到繁荣，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我国企业运作的主要形式之一，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产品创新和管理水平提升，并成为促进我国经济水平高速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五，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的综合运用来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我国政府通过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综合运用，采取了多项结构性减税政策，如增值税起征点调高、增值税转型、再就业税收减免、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降低、高新技术企业减税、出口退税率的调整等，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有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有着巨大的作用，并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平稳增长。
第六，通过出口退税等相关政策的实施来大力推动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与国民消费及投资一样对我国的发展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而出口退税等相关政策，促进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飞速发展，在增加国家外汇储备的同时，大大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并进一步推进了我国企业向国际化方向发展。
二、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
税收优惠政策在促进我国经济和谐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消极作用：
第一，过多过繁的税收优惠政策有悖于我国税收法定原则。依据我国的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主体必须依法律规定征税，纳税主体则须相应的依法律规定缴税，而我国名目众多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得法定税率与实际税率间产生了较大的差距，导致法定税率重而实际税率轻的现象，并使得我国担负着重税负国家之名的同时，却只征收了相对微薄的税款（黄海梅，2009）。
第二，税收优惠政策的双重作用将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竞争。首先，税收减免优惠政策会被少数不良的纳税人利用来偷税和避税，导致税收收入的流失；其次，在对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纳税人群体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会对那些不享受优惠政策的纳税人群体产生逆向的消极作用，从而损害了税收公平及社会效率。
第三，直接减免税额的税收优惠政策容易产生短期化的投资行为，对我国投资结构的良性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我国政府目前在税收优惠政策的操作上，大多采取的通用措施是直接优惠形式，如税率降低、定期减免、再投资退税等。这些直接减免优惠的操作形式一方面很容易导致国家税收收入的流失，另一方面只是对盈利企业有一定的鼓励作用，但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农业开发、交通能源建设等投资规模较大、经营周期较长、获利相对较小的投资项目，则不能有效的发挥其宏观调控效果，无法很好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
第四，繁多的税收优惠政策管理难度大，且削弱了其效果的发挥。税收优惠应当是对某些或个别特殊群体、项目的照顾，而我国目前实行的地区、产业的扶持及保护性方面的税收优惠措施遍及各个税种和各行各业，项目繁多，形成了“普惠制”的局面，这使得税收及优惠政策的实际规则紊乱，不能很好的发挥其宏观调控功能，大大消弱了其对企业的照顾和鼓励效果，同时还扩大了税收支出的规模，造成了税收统计和衡量管理及控制的难度。
第五，各地区、产业间对税收优惠政策的竞争加剧，不利于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资金、人才、物资、技术、信息等各项资源是有限的，而税收优惠政策则能够吸引这些经济资源流入某一地区及产业，增强其经济发展活力，这便导致并进一步加剧了各地方政府以及各产业间对各项资源的激烈竞争，而竞争加剧及恶化的结果则是减少了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甚至导致应收未收等现象的出现，损害国家的经济利益。
三、关于税收优惠政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考
马兆瑞（2010）认为，从税收政策与国家经济发展二者间的关系角度看，除了税种、税率等税收法律法规和可预期的税收政策规定外，地方政府对税收优惠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取向问题同样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认为，政府应该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的双刃剑效应，用好税收优惠政策，更好更快地发展地方经济。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首先，全面深入地了解我国当前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正确把握税收优惠的调控重点和政策取向。我国政府在“十二五”期间确定了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几个主要方面：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主攻方向；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为重要支撑；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社会建设作为关键着力点。在这种经济发展要求由规模数量扩张向效益质量提升转变的背景要求下，税收优惠政策的发展方向和侧重点也将有所转变，税种结构将从以区域优惠为主、产业优惠为辅逐步调整为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优惠性质将从困难性、照顾性优惠为主逐步调整为鼓励性、引导性优惠为主；同时，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传统的以数量规模扩张为税基的流转税的增速将逐渐放慢，而企业所得税等以效益质量为税基的税种增速则会逐渐加快。因而，只有明确了我国税收优惠政策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着力点，才能发挥其宏观调控功能的效果，为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服务。
其次，充分利用已经出台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调整地方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如，从武汉市的税收收入结构数据可以分析该市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弊病，并据此来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根据武汉市税务局的统计数据，2009年全市增值税、营业税及企业所得税各占全年税收收入的11.9%、24.4%、13.5%，前两个数据说明武汉市的第一产业发展规模相对较小且速度较慢，后一个数据则说明该市高附加值的企业较少，且企业盈利水平较低。针对这种现状，要引导企业调整好经济结构，得到快速发展，同时优化经济发展方式，武汉市可以充分整合利用当前已经出台的多项税收优惠政策。通过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以调整产业经济结构。此外，还可以通过在招商引资中对能够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企业进行优先引进，在实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提高企业经济运行质量的同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广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
最后，各级地方政府还需要及时关注整个世界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重点关注税收优惠政策的时效性并及时进行相关的调整和改变。宏观经济环境并不是稳定不变的，经常出现众多的不确定因素，因而税收优惠政策也应当灵活的随着大环境适时进行相应的调整，提高企业经济活力，促进产业的长远稳定发展。
四、总结
综上所述，作为税制要素的组成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降低市场经济主体税收负担，调节经济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又与税收公平原则具有一定的冲突，不同程度地造成了税收竞争的局面。如果能够很好的设计和落实，则能实现征纳双赢，而如果设计不当或执行不到位，则不仅不能实现其宏观调控的目的，导致税收流失，减少国家财政收入，甚至还可能诱发偷税骗税、渎职失职等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损害经济效率。
参考文献
1.周品爱.税收优惠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J].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2010(10).
2.郭平, 洪源.税收政策刺激我国消费需求有效增长的作用机理及对策研究[J].财政金融文摘,2010(3).
3.马兆瑞.税改理念的重构与税制改革探析[J].财政金融文摘,2010(2).
4.黄海梅.完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的思考[J].市场论坛,2009(11).
（作者单位：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武汉直属库）
作者：李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