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法实施问题思考论文

2022-04-15

摘要：《票据法》自实施以来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国际交流的增加、经济的高速发展、票据使用率的大大提高，使得现行《票据法》出现了一些不足之处。针对这些不足之处，全国学者提出很多自己的观点，在总结了各学者理论的基础上，笔者也提出对于《票据法》的两点不足之处及其相关的修改建议。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票据法实施问题思考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票据法实施问题思考论文篇1：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条

摘要：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被普遍认为与国际通行的票据无因性原则相抵牾，以至要求修法的呼声日盛。然而在当前社会形势下，金融市场仍有待进一步完善，金融秩序仍需强调安全性与稳定性，修法未必是最佳路径。而有效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或亦可使其自洽于票据法体系而无伤法律的稳定性。

关键词：票据法;无因性;法律解释

票据法自1995年颁布之后，被最多讨论的就是其第十条，其中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2004年票据法虽经修改，但此条规定仍岿然不动。

对于该条规定的讨论自1996年票据法甫一施行便已展开，理论界与实务界普遍认为其有悖于票据的无因性原则，无论是持绝对无因性还是相对无因性的论点，几成共识的论断是：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已与当前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继而建议修法的呼吁也是日盛一日。然而，诚如有学者所言“人们思考和寻找解决办法的指向，首选的是制定和完善相关立法，能否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体系内，通过释法作为解决问题的路径，则很少论及或重视不够。在法律实践中，法律的完善和漏洞的弥补，立法是一个主要的路径，但不是唯一的路径，法律解释在完善法律体系中的功能和作用，应引起重视。”〔1〕

一、票据法的立法进程及“历史解释”方法的运用

法律一经制定，就是历史的产物，都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符合特定的历史条件、基于相关的历史事件、形成了相应的历史资料，而“历史解释”的方法就是从中探明法律生成的历史基础，并以此来说明立法当时立法者准备赋予法律的内容和含义。〔2〕

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票据法规是中国人民银行于 1988 年 12 月 19 日颁布《银行结算办法》，它改变了我国的银行结算方式，开始试行票据制度。但因其属于银行结算业务管理的行政性规章，该文件仅规定了银行监督管理的职能，主要是强调银行结算业务的安全性，所以将票据关系和票据基础关系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票据关系缺乏应有的独立性，票据的流通必然局限于极狭隘的范围之内。〔3〕而第一部关于票据制度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它以国际通行的票据法律规范为蓝本，去除了《银行结算办法》中的一些陈旧的、落后的、不适合市场经济的内容。但也不乏未尽如人意之处，其中主要的意见集中在票据法第十条，认为其过分强调了安全性而忽视了经济效率。

对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95年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中专门作出了解释：“许多部门、地方和金融机构提出，票据当事人在签发票据或取得票据时，应具有真实商品交易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取得票据的人应当给付对价。目前票据使用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有些当事人签发票据没有真实的经济关系为基础，利用票据进行欺骗活动。”〔4〕对于此种解释，一方面我们需要了解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企业三角债的盛行、非法金融业务的蔓延、恶性通货膨胀的加剧、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当时出现了严重的恶性信用膨胀。作为应对，我国从1995年开始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因此在立法及政策层面上，考虑到当时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相关制度还未建立完善，交易安全不得不被着重强调，所以顺理成章的，票据法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坚持票据真实性原则。另一方面，立法机关对该条进行格外的“说明”恰恰说明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与现代票据法理论以及我国票据法的基本原则存在矛盾之处。因为不仅关于票据无因性原则的价值问题已为现代票据法理论所肯定和公认。〔5〕在监管机构对票据欺诈活动力所不逮的形势下，这种妥协实际可以理解为一般性法律原则对这种金融监管乏力的救济，或者说是一种“宣示性条款”，尽管其欠缺相关的法理依据。

与此同时，票据法第十条作为一般性条款，其本身并不具备现实的可操作性，因为其并没有规定法律后果，所以并不是“法律规则”。质言之，第十条大量的留白并不能说是立法的疏漏，就其立法原意来讲，与其说是希望以此来解决票据欺诈行为，毋寧说是为之后可能要制定的实行性规则预先设立法律原则的依据，其法律效力是隐而不发的。诚然，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或者追求短期的政策目标，毕竟以规章或者法律范畴之外的规范性文件更为适宜，而伺问题解决或目标实现，一般性条款中的留白也并不排除能自洽于其他的目标取向。因此票据法第十条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是基于特定的历史需要而遗留下的与其基本原则相矛盾的规定。但票据法作为票据法律制度的基础性规范绝不是僵化的，“第十条”在显示其固有矛盾的同时，也积蓄着其作为一般性条款的张力，这种张力也让它有可能保持灵活度、有空间重新被解读、有条件相容于体系，从而在法律解释中获得与时俱进的生机。

二、票据法的制度体系及“系统解释”方法的运用

票据法律规则作为一个规范系统，任何解释都要置于这个系统之下才能获得准确的理解。这就是系统解释的方法，它要求“正确把握元素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使法律文本的含义冲出了被解释的法律文本本身，并通过存在于周围的其他文字、规范、制度乃至事实背景，发现其最为合理的含义。”〔6〕

对于票据法第十条而言，也需要将其置于相关的规范系统中去理解。该条本身虽然在票据关系与其基础关系相分离的问题上显得保守，但在整部票据法中，又有很多地方在坚持无因性的立场。比如：票据法第十一条的表述，真实交易关系的缺乏并不能必然导致票据效力的丧失，而票据法第十二条也没有将无真实贸易关系的票据转让列为恶意取得票据的情形。此类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贯彻了票据的无因性，但显得不够彻底，留下了一些矛盾之处，也带来了实践中的一些困惑。

所以为了澄清矛盾，中国人民银行及之后所颁行的《票据管理实施办法》和《支付结算办法》都强调：“商业汇票经过承兑，即行有效，承兑人负有到期无条件付款的责任，不得以交易纠纷或本身承兑的责任，拒绝支付票款。”即以部门规章的形式，通过保证商业汇票按期付款，进而推动票据承兑授信业务的发展、保障并促进票据流通转让的畅通。而后司法机关也作出回应，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32号）中明确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008年该司法解释进行了修订，更加强化了这一立场。此后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基本认可票据关系和基础交易关系分离，基础交易关系的效力不影响票据关系的效力这一票据无因性原则。

检察机关的有关人员也对票据法第十条进行过文意解释：“票据法对票据流转过程中虽有‘真实交易或真实债权债务’的要求，但其出发点在于要求汇票的背书转让取得要支付对价。”〔7〕他们认为票据行为除了可基于“交易关系”之外，还可基于“债权债务关系”。债权债务关系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法律概念，且包含了买卖关系等在内，这使得票据在流转环节彻底的无因化了。尽管这仅是一种学理解释，但其所反映出的态度和立场也是我们在进行法律解释时可资依据的。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在我国现有的金融体制下，金融监管部门作为执法机关，对票据市场起着更直接的导向作用，其所引致的事实是：不管票据行为的实质要件为何，其形式要件早已经有了公认的、且在金融部门通行的标准。

如前所述，在我国这种票据法律规则体系下，票据法第十条实际上已经作为一种“一般性条款”而存在。它势必要保持伸缩性，同时也要遵循一般性条款的法律适用规则，即“禁止向一般性条款逃逸”。同时，上述规范中对无因性的强调，集中在票据的流通环节，目的在于充分保障票据流通性。在对票据法及票据法律体系进行“系统解释”的视域下，不难看到在我国当前的票据法律制度，至少在票据二级市场的流通环节，已经完全认可了票据的无因性。

三、票据法的法律实施及“目的解释”方法的运用

“徒法不能自行”，票据法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所要达成的法律目的或目标，需要在具体的经济政策中获得实现。经济政策当然应具备充分的弹性，以保持其灵活性和时效性，但法律作为基础规范须提供相对稳定的行为预期，同时也应该为弹性经济政策提供最基本的法律依据。换言之，法律不应该因其自身的稳定性而陷入机械和僵化，以至于成为弹性经济政策的障碍。所以，对票据法的解释还需要结合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政策，以此判明如何能够实现其立法目的。这就是“目的解释”的方法，其任务就是“要到法律条文的背后去探寻立法制定该法时意欲达到的法律目的或目标，这些目的或目标也就是立法者希望通过该法的实施所欲达成的社会目标或社会效果。”〔8〕

而我们当前所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是：信用体系的建设仍然滞后，局部金融风险也未完全抑制，依然存在过度的信用膨胀。所以在票据领域中，对于“融资票据”仍然持否定态度。所谓“融资票据”，是指那些单纯为了融资，与实体交易无直接关联的票据。尽管其在现实中大量存在，但在票据法制层面和金融监管层面上并未受到合法性评价，因而我国票据法律制度所承认的依然只有“结算票据”，即对生产、流通等领域的实体交易承担支付结算功能的票据。〔9〕我国在票据立法及金融监管层面早期的态度是：“只要票据是真实的，代表着真实的商品由卖方向买方的转移，那么扩大对这种真实性票据的贴现就是安全的，对这种真实性票据贴现就不会造成信用的膨胀。基于此，当时我国就将没有真实商品交易背景的融资性票据排除在发展规划之外。”〔10〕这种立场尽管历经三十余年已逐渐式微，但时至今日，依然不能说已经完全失去了其合理性基础。

而与此同时，当前对“融资票据”的法律限制也仅仅局限在票据一级市场的开票环节，在流通、贴现、解付环节，则完全贯彻了无因性原则，不应因其“融资票据”的“原罪”而对其进行限制。并且在银行实务操作中，在汇票到期银行付款之时，银行只审查票据背书的连续性和持票人的有效证件。也说明我国银行在实务中坚持了票据的无因性，承认票据可以自由流通背书转让。因此，票据法第十条对“真实贸易关系”的强调，其约束力仅限于“融资票据”的开票环节。所以说在政策层面上完全放开对融资票据的管制之前，票据法的无因性原则仍然是相对的。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结合当前的金融体制来看，第十条的规定实际上是对融资性票据的限制。”继而认为：对于在不具备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甚至是通过提供虚假合同的方式来取得融资性票据，票据法第十条就发挥了效用。〔11〕但正如上文所述，票据法第十条作为一般条款，不可直接在司法活动中被援引。因此，即使该条款应该在融资性票据的管控中发挥效用，也应该是通过具体的金融监管规范去实施此类具体的监管活动。质言之，票据法第十条的法律效力应该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当且仅当为有关融资性票据的金融监管规范提供立法依据。尽管也有不少人认为：对融资性票据持否定态度和形势发展不符，应发挥票据的融资功能，允许发行融资性票据。〔12〕但就目前而言，包括金融体系在内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健全度恐怕还难以支持，而一旦时机成熟，我们便应该讨论票据法第十条的存废问题，而不是讨论法律解释的问题。

由是可知，有效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亦可使票据法第十条自洽于当前的票据法体系。当下的中国的市场经济，特别是金融市场正处在急速的发展期和急剧的调整期，如何把握好金融创新和金融稳定的关系，如何对效率和安全进行价值平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将是金融立法者、金融監管者以及金融从业者需要面临的根本问题。同样，票据市场也在这股历史洪流中不断带给我们机遇和挑战，面临着不断发展变化的新事物、新形势、新挑战，我们应当充分运用各种法律方法、及时呼应各方关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其所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毫无疑问，这同样是我们金融法制工作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

〔参考文献〕

〔1〕蒋传光.重视法律解释的作用〔N〕.法制日报，2015-06-05.

〔2〕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86.

〔3〕段卫华，胡海涛.票据无因性原则之理论探讨及其立法完善〔N〕.河北法学，2005，（09）.

〔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5 年第4号（73）.

〔5〕吕来明.票据法前沿问题案例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124.

〔6〕致远.系统解释法的理论与应用（上）〔J〕.法律适用2002，（02）.

〔7〕史卫忠，李莹.银行承兑汇票中介业务不宜认定为非法经营罪〔N〕.检察日报，2012-07-27.

〔8〕蒋惠岭.目的解释法的理论及适用〔J〕.法律适用.2002，（05）.

〔9〕刘宏华.票据有因性观念的坚守与超越——对真实交易背景规则的辩护〔J〕.法学杂志，2007，（03）.

〔10〕严文兵，阙方平，夏洪涛.论开放融资性票据业务及其监管制度安排〔J〕.经济评论，2002，（05）：96-99.

〔11〕王璐瑶.浅谈《票据法》第十条的意义与适用性〔J〕.法治与社会，2017，（03）.

〔12〕万静.票据法颁布20年问题凸显〔N〕.法制日报，2015-03-12.

〔责任编辑：张港〕

作者：陈杰

票据法实施问题思考论文篇2：

浅析我国《票据法》的两点不足及相关修改建议

摘要：《票据法》自实施以来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国际交流的增加、经济的高速发展、票据使用率的大大提高，使得现行《票据法》出现了一些不足之处。针对这些不足之处，全国学者提出很多自己的观点，在总结了各学者理论的基础上，笔者也提出对于《票据法》的两点不足之处及其相关的修改建议。

关键词：票据法票据发展修改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是由1996年1月1日实施的法律，现已施行了18年。在这18年里，我国的国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自2003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外经济开放程度日益扩大，《票据法》在其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不足之处，导致法律和票据实践产生了冲突。为了票据功能得到更好的发挥，笔者根据这些冲突提出了《票据法》的某些不足之处以及相应的修改建议。

一、票据的无因性

谈到《票据法》的修改，票据的无因性是必不可少的方面。我国《票据法》第10条明确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此条有很大的争议，此处的"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字面上的意思是，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是要求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具有原因关系的，这有悖于票据的无因性。

对此问题，在全国票据法修改研讨会上吕来明教授指出，《票据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的直接目的并不在于否定票据的无因性，而是限定没有支付对价的融通票据在市场上流通。从实践意义上讲，这一规定并非是对于票据无因性原则取舍做出选择，而是基于我国金融政策的需要对融通票据作出的适度限制。从经济和金融发展的现实出发，在未来一段时期和特定领域内，坚持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须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这一要求对于票据市场乃至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是十分必要的。郑孟状教授认为，票据的签发和转让当然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该规定仅仅是限制票据的融资，绝不会破坏票据的无因性原则，而且自《票据法》实施以来，无论是在银行交易业务中还是在商业实践中从来没有人否定票据的无因性，最高人民法院也一直坚持票据无因性。同时，其认为《票据法》第10条第1款的文字表述可以再予斟酌，建议删除"真实的交易关系"这一表述。

持相反意见的董惠江教授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不能将《票据法》第10条作为抗辩条款予以适用，但仍有基层法院的法官将《票据法》第10条第1款当作票据有效性的条款加以引用。因此，《票据法》存在这样的条款会招致许多麻烦，建议予以删除。

华东政法大学李伟群教授认为，其实在1995年《票据法》颁布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就"中国农业银行西宁市支行东郊办事处诉中银信托投资公司银行承兑汇票纠纷上诉案"、"交通银行中山支行诉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武汉分公司经营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海口市分行等银行承兑汇票纠纷再审案"作出的重要判例就已表明其坚持票据无因性立场。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4日颁布的《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票据法》第10条、第21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其再一次强调了坚持票据无因性的立场。我国《票据法》采用了票据无因性原则，其依据为第4条有关票据文义性（票据权利内容以票据上记载文字为准）的规定和第22条第2款有关票据单纯性（票据到期后无条件付款）的规定。

笔者认为，首先，众所周知，法国民法典有如此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是因为只要识字的人都能看懂。法律是一门实践性的学问，即要求其简单易懂。《票据法》第10条第一款措辞"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认为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是需要有原因行为的。所以基于法律的实践性，该条款应予以修改。其次，《票据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民法基本原则之一的诚实信用原则本来就应在《票据法》中得到贯彻，此处无需再次强调。虽然2000年《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票据法》第10条予以抗辩，但正如董惠江教授所指，仍有基层法院法官予以适用。既然如此，为了票据发展，笔者建议可将此条直接予以删除。

二、票据代理

我国《票据法》第5条规定："票据当事人可以委托其代理人在票据上签章，并应当在票据上表明其代理关系。没有代理权而以代理人名义在票据上签章的，应当由签章人承担票据责任；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的，应当就其超越权限的部分承担票据责任。"本条是关于票据代理的法律依据。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第2款超越代理权限的相关规定，越权代理的结果是越权代理部分由越权代理人承担。这意味着出现越权代理的时候，持票人将要分别向被代理人和越权代理人请求付款，这在理论上不合理，实践中也不可行。

针对该问题，不少学者都提出批评。吉林大学法学院赵新华教授给出了解决该问题的方案，即将本条修改为"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的，代理人得就其超越权限的部分承担票据责任，但不妨碍票据权利人向代理人要求由其承担全部票据责任"。西南政法大学的汪世虎教授也认为，《票据法》第5条第2款关于越权代理的规定破坏了票据金额的不可分性原则，实务中也难以操作，因此宜采"全额责任说"，即越权代理人与无权代理人负同一责任。还有学者认为，从票据权利的单一性考虑，不应允许持票人就一项票据权利分别向两人行使，而从票据的完全有价证券性质的角度也可以解释这一规定是错误的。

但与此相反，上海政法学院的汤玉枢教授则认为，从我国现行《票据法》整体来看，其维持了票据金额的不可分性，唯独在越权代理的情况下，其认可票据金额是可以分开的；票据金额是否可分在技术上不存在问题，故票据金额是可分的，认定票据金额可分的好处是可以增强票据的信用，促进票据流通，保证票据交易安全，如果票据金额不可分就会与《票据法》第5条第2款的规定发生矛盾，以致陷入两难的境地。持与此相近立场的中国工商大学的吕来明教授指出："票据金额的不可分性本身就是相对的，各国也有不同规定。在操作上，发生越权代理时，被代理人与代理人各自承担相应的票据责任，支付相应的金额，具有其正当性。另外，在我国的实践中票据代理很少出现，现有规定未能在实践中反映出存在明显缺陷，故无需修改该条款。票据金额的可分性与否，还应该与是电子票据还是纸质票据有关。"

在这样的背景下，厦门大学法学院的刘永光副教授提出了一个灵活的方案。其认为，首先要区分纸质票据和电子票据，纸质票据的金额是不可分的，而电子票据的金额是可分的。2008年颁布的《日本电子债权记录法》也是如此规定的。

笔者认为，该条的规定没有考虑到票据代理这个特殊的领域，没有结合票据的特点制定相应规定，应该予以修改。票据的文义性使得持票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票据的书面记载，而不是还要担心是否票面金额在记载的被代理人一人处能不能得到完全清偿，这样会大大降低代理票据的流通性。吕来明教授所指实践中票据代理很少出现，且未反映出明显缺陷的说法笔者也是极其不认同的。立法不能只顾眼前，随着票据使用的日益增多，票据代理只会随之增多，不应现在很少出现就予以漠视，更不应该等到缺陷出现才去采取行动。为了票据发展，笔者更加赞同赵新华教授的观点，认为更改成"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的，代理人得就其超越权限的部分承担票据责任，但不妨碍票据权利人向代理人要求由其承担全部票据责任"比较妥当。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2]黄鑫：《我国<票据法>的立法缺陷及修改建议》，《区域金融研究》2009年第3期，第70-71页。

[3]丁一洁：《刍议<票据法>第十八条及其修改》，《法制与社会》2012年3月，第270-271页。

[4]黄寿荣：《对修改和完善我国<票据法>的几点思考》，《金融经济》，第133-134页。

作者简介：钱雯晴，25，安徽，上海海事大学，国际法学。

作者：钱雯晴

票据法实施问题思考论文篇3：

关于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若干思考

作者简介：许云龙（1989-），男，汉，河南驻马店人，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2014级研究生。

摘要：我国《票据法》第18条从权利取得原因、权利性质、义务主体范围和可主张的利益范围等几个方面规定了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内容。票据法实施20年来，学界对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内容有诸多讨论，甚至有学者主张废止这一制度，笔者试着对这一权利提出一些浅薄看法。

关键词：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票据利益

一、关于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存废之争

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指持票人享有的票据权利因怠于行使、保全手续欠缺或者缺乏必要票据记载事项等原因丧失时，持票人仍可以向在票据流通过程中获得额外利益的受益人请求返还相当票据金额利益的权利。我国《票据法》18条明确规定了这一权利，自有其存在的法理基础。经济效益和经济效率是商法的重要价值，正是基于票据流通性强的特征才使票据得以广泛应用；商法在强调经济效益和经济效率的同时，也要保障经济安全，在票据法上就规定了较短的時效期间和严格的保全手续。在票据流通过程中，持票人若是疏于在短期时效内行使票据权利或者保全手续没有做到位，就丧失了票据权利（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这样就会出现极不公平的状态，持票人支付了票据利益的对价却丧失了票据利益，而在票据流通过程中却有人得到额外票据利益而勿须支付对价。票据制度的健康发展呼吁着对这种不公平的运行结果予以调整，根据公正和平衡的法律理念，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便应运而生。①

《票据法》自1995年制定以来，实施了20年，近来有学者对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出质疑。②质疑者指出，时效制度的存在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和理由，比如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信赖利益保护、降低交易成本、减轻法院负担、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等。从债权人因时效制度的存在而丧失相应债权的角度看，任何时效制度的存在都会造成不公平的社会结果，而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结果在法律上是被允许和肯定的。持票人因票据法上的短期时效制度而丧失票据权利后，法律若是再赋予其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则是对票据时效制度的变相否定。

时效制度的规定天然地存在着实质层面的不公平，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权利人因时效制度而受到的惩罚也应当是有限度的。相比票据权利（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而言，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在义务主体范围方面仅限于票据流通过程中的额外受益人、在可主张的利益范围方面更窄、在行使权利程序上更繁琐等，本身就是对持票人过错一定限度内的惩罚。若是持票人在行使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时仍有疏忽，比如怠于行使权利，则当然永久地失去基于票据所享有的权利。若是废除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持票人在短期时效期间内没有及时行使权利便永久丧失相应的票据利益，是难以接受和落实的。

二、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性质认定

学界关于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性质的定性，主要有民事权利说、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说、票据权利说（具体定性可分为票据权利残留物说和新票据权利说）和特别请求权说四种③，笔者认为前三种定性都存在不尽合理之处，票据法上的特别请求权说比较符合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特征。

民事权利说的主要依据是我国票据法18条的规定，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当时立法理念不够成熟、对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认识不够而采取的模糊定性。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具有普通债权的特征，但其成因是持票人怠于行使权利或者欠缺保全手续的过错，与普通债权成因截然不同。有的学者还进一步认定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为损害赔偿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因债务人不适当履行债务或者侵权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明显不同于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成因。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定性有一定合理性，设定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正是为了恢复被请求人获得额外票据利益而持票人支付了相应对价却不能获得相应票据利益的不公正状态。但这一定性也没有认识到两权成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要求债务人没有法律上的原因或者合同依据而受有利益，而票据法上的获益是基于法律明确规定的短期时效经过或者保全手续欠缺，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难以谓之民法上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票据权利说认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基于票据关系产生的，而且也是票据法所规定的，所以应定性为票据权利。这一仅仅着眼于形式而忽略实质的结论是非常武断的。日本学者进一步提出利益返还请求权是票据权利变形物的观点，票据权利灭失后票据上残留下来的权利或者票据权利的变形物即是票据权利返还请求权。实际上，两者只是存在时间顺延上的关系，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票据权利灭失后基于平衡的法理而设定的法定权利。近来又有学者提出新票据权利说的观点，这一说法也存在值得推敲的地方，我国《票据法》第4条明确规定票据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这一封闭性条款的规定不允许随意扩充票据权利的范围。票据权利两权也早已在学界达成共识，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也不满足票据权利的诸多特征。

票据法上特殊请求权说认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基于平衡和公正的法理，为了保证票据的流通性不受影响、缓解票据的严格性而专门设定的特别请求权，它和票据权利存在时间上的顺延关系；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具有民法上普通债权的特征，但又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等民事权利存在明显区别。这一学说客观揭示了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基本特征，笔者赞同这一定性。

三、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原因要件

在第一部分，笔者已经提到持票人取得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原因主要存在票据权利时效期间经过、票据欠缺必要的记载事项、票据保全手续欠缺三种情况，我国票据法18条规定了前两种情况而把第三种情况排除在外，这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至于票据行权时效经过而赋予持票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情形，在学界形成通说。为了保证票据的流通性和安全性，督促持票人及时行使票据权利，对票据设定相对普通民事债权较短的时效期间。同时为了平衡持票人在短期时效期间内疏于及时行权而出现的有失公允的状况，持票人可依据法律规定行使利益返还请求权。这一情形下赋予持票人利益返还请求权在大陆法系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票据法中也得到肯定。

票据记载事项分为必要记载事项和相对记载事项，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存在以票据权利曾经存在为前提，欠缺必要记载事项的票据没有法定效力，固欠缺必要记载事项的票据不享有利益返还请求权。有学者指出，这种情况下若是不赋予持票人利益返还请求权，持票人只能向其直接前手追责，进而发生连环追责的现象，严重影响商事交易的效率和秩序，对此笔者是不赞同的。否定欠缺必要记载事项的票据享有利益返还请求权可以强化行为人的审查义务，欠缺必要记载事项的票据在严格审查的状态下是不可能在市场上顺利流通的，符合票据文义性要求。④大陆法系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此情形下的利益返还请求权也持否定态度，我国票据法在修订时应废止这一情形。至于欠缺相对记载事项的票据，在其丧失票据权利时，应当赋予其利益返还请求权，因为相对记载事项的欠缺并不影响票据权利的存在。

因保全手续欠缺丧失票据权利时，德、日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均赋予持票人利益返还请求权，很多学者建言我们应予以借鉴。从整体看，我国票据法的立场是持票人欠缺保全手续时，仅仅丧失的是对多个前手的追索权，并没有丧失对出票人的付款请求权，固没有赋予持票人利益返还请求权。所以若是单纯增加这一情形下的利益返还请求权，将会出现持票人的票据权利（付款请求权）明明尚未完全丧失却又有利益返还的权利，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只有同时修订持票人对所有前手（包括出票人）丧失追索权的情形下，因保全手续欠缺而失权的情形下享有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才是合乎逻辑的。

四、利益返还义务人范围

我国《票据法》第18条规定，持票人可以向出票人和承兑人主张利益返还，没有将保证人、背书人和付款人纳入返还义务人的范围。这一方面是因为出票人因票据基础关系受有利益，而承兑人会因和出票人之间的资金存放关系受有利益，而其他票据流通中的当事人已经为其受有的利益支付了对价；另一方面向出票人和承兑人主张利益返还请求权可以简化法律关系，而向保证人主张利益返还请求权后会发生连环追责的问题。

日本除了把出票人和承兑人纳入利益返还义务人范围内外，还把背书人确定为利益返还义务人。笔者认为，在特殊情景下背书人也应当确定为利益返还义务人，比如背书人实施了伪造票据、变造票据的行为成为实质上的既得利益者，票据上面记载的出票人却毫不知情，此种情形下确定背书人为利益返还义务人才是适格的。当然，此种情况下出票人必须承担背书人为实际利益获得者的证明责任。⑤我国在修订票据法时，可以对这一点予以考虑。

五、请求返还的利益范围

确定持票人请求返还的利益范围前需要明确，持票人请求返还义务人返还的利益形态仅限于资金形式，排除票据原因关系涉及的实物形式。这一方面是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性质决定的，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是根据公正和平衡的法理法定设立的，和票据权利产生的原因法律关系无关；另一方面是因为实物形态涉及的当事人并不同于利益返还请求权行使过程中涉及的当事人，返还实物形态对持票人没有意义。当然，如果双方就返还实物形态的相当利益达成合意当然予以认可。

我国《票据法》第70条和第71条明确规定了追索权行使时可以主张的利益范围，持票人因自己的过错丧失了票據权利，法律对其进行横平补偿而设定的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范围肯定要小于追索权的利益范围。第18条规定返还的是受益人额外获得的利益，而不是持票人在追权过程中实际遭受的损失，正是切合了这一法律原理。

有学者指出第18条规定的返还范围为“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若是票面金额在流通时并没有完全背书或者承兑，而仅仅是使用了票面金额的一部分，持票人主张利益返还时反而会额外收益，因此建议修订为“与实际收益相当的利益”。这一观点没有注意到我国票据法是不承认票据利益部分背书或者分别背书的，因此部分使用的票据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若是返还的利益范围修订为“与实际收益相当的利益”，则会与分别背书和部分背书的部分相矛盾。

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确定返还利益的范围不是依据票面金额，而是通过票据外关系来综合认定的，将返还的额度限定于返还义务人获得的利益内，不与票面金额直接发生联系。这种方式可以避免纯粹依据票面金额确定利益返还请求权所带来的矛盾，诸如出票人或承兑人对其他票据行为人的抗辩权不能对抗持票人，但也存在着计算数额繁琐的困扰。在这一理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我们应持谨慎的态度。

（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 蒋国艳，论票据的利益偿还请求权[J].载《经济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4期，第64页。

② 徐晓，论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的废除[J].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3期，第121-122页。

③ 徐全颖，吴晓明，略论票据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载《沈阳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48页。

④ 于永芹，完善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思考[J].载《法学》2011年第9期，第33-34页。

⑤ 王荣，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分析，载《广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第109页。

参考文献：

[1] 李光宇，王艳梅，论票据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性质与行使要件[J].载《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2] 林建益，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基础关系举证责任辨析[J].载《人民司法》2013年第18期。

[3] 刘铁军，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论纲[J].载《法学杂志》2011年第2期。

[4] 霍昶旭，票据法利益返还请求权研究——以日本法为视角[D].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