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的产生研究论文

摘要通过与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对比研究，阐述了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文化定义、内涵、特性，论述了加强文化建设对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全面发展的重要性，提出了建设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文化的相关建议。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知识产权的产生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知识产权的产生研究论文 篇1：

科学学会的性质

[摘 要]本文通过学会与其他科技实体的比较研究，提出了学会的组织发展目标是系统地促进科技进步，组织发展活力源于同行集聚，组织兴旺发达则在于志愿者立志的愿景，从根本上解决了科学学会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为深入研究学会的功能，进一步推动学会的改革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科学学会 科学建制 同行集聚 志愿者

一、问题的提出

科学学的创始人英国科学家贝尔纳认为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在他的名著《历史上的科学》中指出“只有从存在于早先一些建制中的科学根源开始研究，才能充分地了解科学建制”[1]。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建制，它最初起源于少数从个人兴趣爱好引发自由探索的仅具有个体行为的科学家在17世纪自发组织起来形成的科学学会。学会组织的出现迈出了科学社会化的第一步[2]，以后以学会为主要形式的科技社团组织成为科技社会化的主要标志。

随着社会进步，较晚时期才出现了其他的科技组织。18世纪，欧洲高等学校引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引进科学家成为教授，工业革命以后企业聘请科学家和工程师作为雇佣成员，科技在进入高校和企业的同时，逐步形成了包括实验室和研究所在内的各种科技实体[3]。20世纪以来，各个国家政府越来越重视科技发展，除了从财政等方面支持不同科技机构的发展以外，还成立了政府主导的各类科技实体，如国立高校、国家实验室、国家研究所等。特别是50年代以后，无论是资本主义阵营，还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利用已有的科技资源和条件建立的各种科学院和研究所等成为政府直接所属和管理的科技实体，体现了政府发展科学技术的意志[4]。

从规模、投资等方面来看，科技实体（包括国立的高校和科技机构以及企业所属的研发机构）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大大超过了科学学会的发展，尤其是在这些实体中被雇佣的科技工作者群体大大超过了所有学会的会员总数。在中国，科技工作者已经超过了3000万[5]，而全国学会会员总数，很长时期内大约只保持在400万左右。目前，世界上数以亿计的科技工作者被雇佣进入各类企业和政府所属的科技实体（高校和科技机构）中，将科技工作作为自己的本职岗位工作[6]。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作为最古老的民间非营利的科技人员自愿参加的科技社团——科学学会等组织却仍然在现代社会中存在，有的科学学会仍然非常活跃并持续发展。有相当数量的科技工作者作为主人而非雇员，对科学学会这样的组织形态仍然情有独钟，他们志愿成为学会的各种会员并付出很多精力和知识，付出金钱（会费）支持着这些非营利机构的活动和发展。一代又一代的年轻科技工作者（有的在学校时作为学生已经参与到学会的活动中）将支持学会的发展，获得学会的肯定和赞赏作为自己人生的发展目标。

这使我们想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其著名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中对企业这个组织提出疑问：“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显然存在着协调生产的替代方法。然而，假如生产是由价格机制调节的，生产就能在根本不存在任何组织的情况下进行。面对这一事实，我们要问组织为什么存在？”通过这一问题的研究，科斯发现了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交易成本，是它的存在决定了企业这样的组织在现代社会中存在并发展的理由[7]。

根据同样的逻辑，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大多数项目均在研究所、实验室、高校等科技实体中开展并完成，那么我们要问，在社会的科学建制中几乎已经不承担主要研究与开发项目，并且是非营利的科技社团——科学学会这个组织为什么存在？并且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本文就此展开比较深入地讨论。

二、学会的一般性质

学会与政府、企业等其他社会组织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学会作为社团通常是非营利组织，莱斯特·M.·萨拉蒙等认为这些组织的特性主要表现为：组织性、私有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8-9]。考察大多数科技发达国家的科技社团组织，尤其是具有较长发展历史、具有较大影响的科技社团，其最重要的特点有：非政府性、非盈利性、自治性和志愿公益性、组织性和本土性、科学性和学术性[10]。笔者认为与政府、企业以及高校、科研院所、医院等相比，科学学会最基本的性质也是区别于前述机构的特点主要是：其一，学会是成员群体志愿组成并参与活动的社会组织，其自愿性是区别与其他组织成员的最鲜明的特征，科技人员或是具有科技知识背景的人员他们并非雇佣，而是志愿花费时间、精力来组织并参与其活动的。其二，学会的成员是学会主人，除了极少数工作人员外，绝大多数成员不是学会的雇佣人员，他们并不领取社团的报酬，相反大多数的科学学会规定会员需要交纳以“会费”这样名义的小额资金。正因为学会的会员是其组织的主人，因此，民主办会是其组织运行的基本机制。学会的领导机构、决策机构等均应该由全体会员集体选举和产生，或者是由会员推选的代表根据法定程序民主选举和产生，民主制订社团的章程（社团的基本法）。其三，作为科技社团，学会当然应该具有科技性、学术性，该性质是决定学会成为科学共同体的最主要的性质。从学会的本源来看，根据王名等人对中国社团的二维分类法，学会是属于有会员的、互益性的社会团体[11]，而这种互益性是指成员之间学术方面的互相帮助，互益性完全是建立在科学发展的规律之上的。科学发展需要科学家的互相交流、互相启发。科学的发现和进步，往往存在于学术思想的碰撞和不同意见的交锋，学科的完善和发展不仅需要相同意见的互相补充和协调，更需要不同意见的批评和挑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科学是在批评中成长起来的。总之，除了作为社会团体的一般性质以外，科学学会最基本的性质可以归纳为三条：志愿性、自主性、学术性。但是具有这三条性质并不能解释学会在现代社会中能够存在并发展的理由，那么什么才能决定学会的存在呢？

三、科学发展的目标决定了科学学会的存在

作为一种非营利的社会组织，其发展目标与政府机构、企业组织有较大的差异，甚至与其他科技实体组织也有所不同。考察世界上比较著名的科学学会的章程，其宗旨几乎均是着眼于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例如历史最悠久的英国皇家学会的宗旨是：“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美国最大的科学学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和工程学协会的联合体，美国科学促进会的宗旨是“促进科学，服务社会”；我国最早成立并有很大影响的科学学会——中国科学社其宗旨是“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图中国科学之发达”。归纳这些学会的基本宗旨和他们的活动，可以肯定科学学会是将促进科学技术全面进步，并将形成学科发展作为自己组织发展的真正目标，这一目标决定了科学学会能够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最大理由。

现代科学发轫之初，作为个体科学研究者们从各自的兴趣出发，自己付出金钱和精力去探索自然和社会的秘密，寻找事物的客观真相，掌握运动或发展的规律。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联络同行，互相交流探索，报告实验结果，讨论研究论文，通过这些形式的活动自发地组织起来，形成最初的科技社团的雏形。他们是一批志同道合的科学家，如意大利的山猫学会，英国的皇家学会等当时为了避免政治的介入和干涉，避免宗教的攻击，他们与政府和宗教界达成默契或协议[12]。学会作为科技社团组织只在自己的科学领域内开展探索和研究，一般不涉及政治和其他社会问题，最高目标是发现研究对象的客观规律，最低目标是形成本领域的研究学科。即使到了工业革命以后，很多科学学会组织的成立受到工业企业家和企业技术人员的支持和参与，但是他们组织的宗旨仍然是推动科学学科的发展，如最早由企业家推动成立的学会是1766年在英国伯明翰成立的太阴学会，在每月的圆月之夜聚会讨论本地区的工艺技术和科学问题，这个学会以科学发展为己任，成为当时英国中部工业革命的参谋部。1781年，在英国的曼彻斯特也建立了由工业家和科学家组成的地方性科学社团，如当地的纺织业比较繁荣，要求解决漂白和染色中的技术问题。曼彻斯特学会在建立后特别关心化学学科的发展，从1817到1844年一直由化学家道尔顿任会长。此外，还有专业性的学会，如植物学会、地质学会、化学学会。到19世纪末，英国全国共有100多个科学社团。1831年，成立了全国性的英国科学促进会，它的主要任务是分析科学发展的全貌，指出在进一步研究中最有成功希望的新方向，这个协会对19世纪英国科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英国皇家学会也在19世纪进行了改革，为了更好地培养科学人才，推动科学事业发展，规定即使是在英国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贵族也不享受参加学会的特权，学会成员以科学家为主。

那么，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实体机构（大学、企业、研究机构等）其在科技方面的发展目标是什么呢？马克思评论当时的工业革命：“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10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哈耶克则认为，是“工业自由打开了使用新知识的道路”。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在工业革命时代科学的生产力功能被率先发掘出来，社会对科技推动生产力的进步有了巨大的需求和期望，这些需求和期望直接体现在科技实体的组织目标上。

法国国民议会1794年接受了一些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建议，批准成立了法国理工学院，该校的目的是“传播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学和制图技术，特别是为炮兵、工兵、路桥、造船、军用和民用工程、开矿和地理等技术性的公立专科学校输送学生，”培养出一大批有开拓性发现和发明的著名人才。

德国、奥地利、瑞士、俄国等国家也在开办工艺学校或技术学校的同时开始兴办了理工科大学或学院，如英国的技工学校到1850年发展到了约600所，其中一些后来变成了技术学院。从18世纪末开始，美国政府就认为国家少不了科学。杰弗逊总统亲任包括农艺、医学、天文等学科在内的美国哲学学会会长，拨出政府基金用于科学研究。1844年，总统泰洛主持了美国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1863年，总统林肯批准成立了美国国家科学院。在19世纪，美国共建立了400多个科学技术组织。1861年，美国靠私人联合公司的资金建立了麻省理工学院。

从政府部门到企业等各种实体的大量涌现，并投入越来越大的资源来开展科技研究与开发，其重要的原因和目标均是功利性的。科技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生产力功能、提升科技素质的人力资源升值功能和加强国防军事的战斗力功能等功利性的社会功能被实体机构所看重，却并非是将科学技术本身作为发展的目标。没有科学共同体的存在，这些实体的研究和开发成果只是作为科技的碎片而分散在各个不同的机构内部，无法成为系统的科学学科，更无法促进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发扬和光大。

这种以营利为目的的科技长入经济的模式，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集体的、有组织的研究与开发，替代了科学发展初期以科学家个体为主的模式，而且有越来越强的计划性和更强大的资金支持以及更多的科技人员和设施的投入。但是，它们发展的目的也非常明确，直接与提升效率、加强国力、增长利润挂钩，表现出来的形态是综合多门学科的各种知识和手段，形成以产品和工艺为可见形式的技术发明和创新。企业与科学学会这样的科技社团组织不仅在科技活动中的形态不同（一个是研究开发的实体，一个是学术交流和评价的平台），发展的目标也相差甚远。

为了能使科学成为现实的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不断地增长，在新产品和新工艺被不断开发出来的同时，新的技术作为一类与现代科学原理紧密相关的知识也被不断地积累、规范和理论化，形成了一头连接基础科学的基本原理，另一头连接生产和生活实践的工艺和产品的新的科学就是技术科学。要特别强调的是技术科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具备了与基础科学几乎相同的发展特点和规律，它们需要逻辑和实验，并在不断分化的同时又不断地综合。因此，在技术科学发展的过程中，相伴的社会组织是与科学同样相应的学术化科技社团，如某某技术学会、某某工程学会等就是最好的证明和写照。

上述分析表明，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投入建设的高校、研究机构或企业等实体组织机构，它们引入科学技术、雇佣科技人员、拨出科技经费，为科技发展创造各种条件等等，其目的并不是对科学自身感兴趣（除了极少数对科学有浓厚兴趣的企业家除外），绝大多数的科技实体机构不会将推动科学技术自身，即两类科学的学科建设作为自己组织的发展目标。这些实体的任务是将科学技术作为工具，在与实践经验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经济目标和社会需求的目标。用知识经济的有关术语来解释，两类科学的学科知识是编码知识，但是绝大多数的科技实体创造的知识是为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服务的，其中既有可编码知识，又有不少不可编码的知识（指经验知识和人际关系等知识）[13]。只有少数基础类和技术类的科学研究机构在接受国家有关部门和某些基金会的委托开展基础类和学科类的纯科学研究。显而易见，他们受到资源等各种条件的限制，每一个机构只能在少数领域和某些有特殊条件、人才优势的课题方面进行研究探索，最终取得的成果仍然需要发表在本专业内的刊物中，宣读在同行认可的学术交流的会议上。而这两种形式的交流平台，往往均是由科技社团主持操办的，这样其科学成果方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的同行中获得评价和审视。

科学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一项伟大的事业，其不仅仅具有改变自然，提高生产力的作用，而且它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方法论，是长期以来无数科学家和工程师积累的知识体系，是理性和信仰的主要来源。科学学会将促进科学技术全面进步为己任，推动形成学科发展作为自己组织发展的真正目标，并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科学学会将争取各国政府的支持，团结科学领域内的同行共同开展活动，以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伟大的事业将促进伟大组织的产生和发展，这是科学学会在科技性方面与其他经济科技实体、政府部门及所属机构的主要区别，也是这一组织形式生存的主要理由。

四、不断分化而形成的同行集聚决定了科学学会的生命力

推动科技事业发展需要同行交流、同行评价和同行共识，而同行的社会活动恰恰是科学学会在社会活动中的生命活力。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科技发展的规律之一是在不断分化的同时又不断综合。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科学知识体系在深入探索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过程中主要趋势是分化。科学研究是在不断分化中走向深入，走向物质的不同层次和更多样的运动级别，学术研究的细致和精确，导致学科在不断分化中接近事物的真相，掌握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例如自然科学从最早期的混沌中不断分化，逐步形成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等6大学科，以后各学科仍然在深入研究中以不断分化的形式成长和成熟，以最为经典的物理学为例，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物理学发展不断分化，产生了力学、热学、声学、光学、电磁学等学科分支。到了20世纪又产生了凝聚态物理学、分子物理学、原子物理学、原子核物理学、粒子物理学等新的学科分支。其中，力学又在长期的研究中分化出经典力学、连续介质力学、热力学、统计力学、电动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等，而仅仅在经典力学中又分化出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弹性力学、震动力学、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等更小的分支学科。根据赵红州先生的当采理论，在某一学科成为整个科学界的当采学科时，该学科就会有喷发式的研究成果涌现，根据物质层次和运动级别进行当采学科的转移，而这些学科研究的转移就极有可能产生新的学科分支，该领域在很短的时间内会不断分化，不断长出新的学科枝丫[14]。年轻科学家更愿意就这些新的学科分支展开交流和讨论，这时新的学会组织雏形就出现了，往往会在老的学会内部以专业小组或专业委员会的面目出现，到了同行数量和知识成果达到一定的规模程度时，就会从老学会的母体中脱颖而出成为新的专业学会，涌现出更多更加深入研究的专家。一部科学发展史就是科学学科不断分化的历史，也是越来越细分化的专家队伍的成长历史。在学术交流和学术评价中，真正的同行已经细分到最小的学科和最小的研究领域，而不是大而化之的只具有一般物理学家或化学家之类头衔的大人物。在科学发展中另外有一类学科是由交叉综合而得到的，但是其中可以称之为新学科的专家或者同行的，同样是从这些原来交叉综合之前的学科中转行或分化出来的。总之，科学史表明大多数新型的科学学会是伴随着新的学科成长而诞生，并随着细分化或转行的专家学者队伍的成长而发展起来的，因此科学学会具有强大的科学生命力。正是由于这些有相同学术背景和相同学术领域同行的存在和活动，它们不会由于某国政府的干涉或者某一宗教集团的不满而偃旗息鼓或烟消云散，相反只要这一学科不断发展，同行专家队伍不断聚集，相应地该学会组织也会不断地壮大起来。

经济社会发展是推动科技发展的重要社会动力，但是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科学技术是综合性的，具体来说企业需要的具有生产力功能的新技术表现在新工艺和新产品等方面，而这些新工艺和新产品的具体实施，是技术科学的部分知识与现场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实践经验相结合才能实现的。任何一项企业中的实用工艺或具体产品，其中凝聚了很多不同学科和不同领域的科技知识和要素，任何单一学科和单纯的科学家是难以胜任这些工艺或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的。所以，企业需要雇佣不同学科背景不同知识积累的科技人员，并雇佣相当数量科技知识不多，但具有较多实践经验的技术工人时，在一定的时间内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通过不同专业的协作解决实际问题，达到企业的经济目标。换句话来说，学科发展目标需要同行，所以以推动学科发展为己任的科学学会需要同行来开展学术活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需要实用技术，需要团队，所以实体机构需要雇佣不同学科、不同专长的雇员，他们的合作攻关研发和服务才能使科技长入经济。

特伦斯·基莱的研究发现[15]，到了现代社会不仅各国政府，甚至很多的大企业也投入基础科学，因为他们发现基础科学能够为企业带来技术方面的先导权，甚至是一定程度上的垄断，进而获得很大的利润，当然其过程和机制是很复杂的。其中直接开展基础研究的企业中的科学家被其称为“第一行动者”，而没有直接开展基础研究，但是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第一行动者”的基础科学成果，并应用于研究与开发获得的其他企业科学家被称之为“第二行动者”。特伦斯·基莱的研究表明，这两类科学家均和所被雇佣的企业达成默契，企业不干涉他们在科学界的交流，他们通过阅读和参加会议了解本学科领域中的最新发展，这不仅是“第一行动者”所必须的，也是“第二行动者”的基础活动。因此，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大企业不仅雇佣科学家，而且还支持这些科学家参加相应的科学学会并开展有关的活动，因为只有这样，企业才会在竞争中了解本企业所相关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新发展动向，掌握科学技术方面的主动权和主导权，才能在市场经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这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科学学会在现代社会中能够生存发展的极好的例证。

五、立志促进科学发展愿景的志愿者决定了科学学会的兴旺发达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分类和分布并非是“科学存在于大学和研究机构，技术存在并发展于企业”。正确的表述应该是：科学分为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它们的理论和成果来自逻辑和实验，并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得到证实和应用，如主要的人力资源和活动分布在大学和科研机构（包括部分大企业内部的研究机构），实用技术是应用了上述两大科学中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范，结合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的实践经验形成了新产品和新工艺等，这些形式才是科技生产力的具体体现。

企业或某些有现实社会需求的机构看重的不是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这样的学科发展，它们不会为推动科学的发展而投入资源。它们之所以会重视科学技术，是因为通过两类科学的发展并以此培养出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可以实现它们的具体目标，应用学科成果可以提升生产力和竞争力，例如企业可以推出新产品、改进工艺、增加功能等，以此增强竞争力，加大产品和服务的价值，获得更多的利润，获得更大的市场。

国家的管理者政府部门重视科学技术，其主要的动力也是功利性的，除了增强生产力，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外，也是看中科学技术能够增强国防军事实力，提高公共安全的能力，有效地进行公共管理等的功能。当然，作为开明的政府也要为一个国家的文明建设、人才培养和全民的素质提升做出规划并投入资源。但是，社会现实的功利性需求是政府部门建立有关科技实体机构，投入科技资源的直接和主要的动力。

不同的社会组织具有不同的发展目标和功能，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组织结构和社会价值。在现代社会中，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等组织与科学学会相比没有自愿性、自主性和非营利性等突出的社团性质，导致组织的结构往往采用金字塔式的层次结构，权力集中，运行机制也与社团不同，即使在科学学术性方面这些实体组织与科学学会也是不同的。

科学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没有国界，没有知识产权，因此开展科学研究的科技人员非常乐意开展同行的交流和探讨，并以获得科学的首先发现权而感到自豪与荣耀。而企业中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技人员面对的是竞争十分激烈的市场，面向的是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同行企业，每一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的武器，是打败竞争对手的杀手锏，因此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某种程度上并不热衷于与同行的交流和探讨，而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和各企业的技术保密制度，更加加重了企业技术同行之间的猜疑与防范。显然，这两类科技人员对于参加科学学会这样的学术交流活动共同来推动本领域科技进步的态度是非常不同的，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来自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科技人员参与学会活动并成为学会会员的数量较多、积极性较高，而来自企业的科技人员较少，积极性较低的现象。由此可以得到的结论是：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广泛推广并不一定能够导致科学学会的组织发展，而立志于推动两类科学学科的迅速成长愿景的大批志愿者的形成，则一定能够决定科学学会的兴旺发达。有愿意加入这样的非营利性组织，成为科学学会会员，为科学进步而贡献自己的才智、精力和金钱的科技人员群体，才是学会兴旺发达的根本要素。

科学学会是由部分科技工作者自愿组成的群众科技组织，“部分”的限制是因为某一学会基本上是由某一科学领域的同行组成的；“自愿”的限制是因为同行也不一定全部参加。正是由于其自愿性，任何一个科技社团都不能指望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人员“一网打尽”，全部纳入自己的组织中，即使是在我们过去计划体制模式下的国家也是如此。科技工作者是将科技作为自身的谋生手段，被雇佣在某些科技实体或某些机构组织的科技岗位上，不完全是自己志愿的，更不可能全部是从兴趣出发的，很多人只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而已。据有关调查表明，在目前我国科技队伍中越来越多的年轻科技工作者对自己的职业并不满意，存在潜在的职业忠诚危机[16]，所以在科技工作者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职业劳动群体的今天，并非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均愿意将自己的精力、时间等花费在推动自己所从事的科学技术学科的发展上，有很多科技工作者在自己的岗位上能够将科技手段和知识运用于职业工作中，但是对科学的整体发展、学科的建设，甚至是同行互相之间的评价和前沿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感兴趣。由于种种原因，相当数量的科技工作者不愿意参加学会组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关部门和学会不能以强制性的，以拉郎配的方式来动员和引导他们参加学会和其他科技社团；另一方面，对于科学学会的评价也不应该以会员数量的多寡作为其是否优秀的标准，但是具有独立自治的社团性质，体现志愿性、自主性和学术性的个人会员制度，却是评价一个科技社团的重要指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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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课题组.第二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Key words]learned society；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of science； the agglomeration of peers； volunteers

作者：何国祥

知识产权的产生研究论文 篇2：

基于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文化建设研究

摘要 通过与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对比研究，阐述了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文化定义、内涵、特性，论述了加强文化建设对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全面发展的重要性，提出了建设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文化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 企业 国家重点实验室 文化建设

国家科技部围绕知识创新体系，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建设了269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围绕技术创新体系，依托转制院所和企业建设了9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开展行业应用基础研究、聚集和培养优秀科技人才、开展科技交流的重要基地，深化了科技体制改革，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产业、国家发展的需要。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包括技术研发、队伍机构、学术交流等各个层面，其中文化建设是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界定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文化的相关定义

（一）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文化定义。

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必然有着独特并与其自身相符合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一种从事经济活动的组织之中形成的组织文化。它所包含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意识形态和物质形态均为该组织成员所共同认可。企业文化这一要素与企业领导者决策的产生、人事任免有密切关联，小至员工的行为举止都受到其影响。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文化是企业文化的子文化，是企业文化的深化与延伸，既包含企业的外在形象和内在精神，又充分体现科研机构特色和学术精神，是制度、规范、意识形态的融合与统一。

（二）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文化内涵。

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文化从内容上分类，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和创新文化。物质文化是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以物质形态存在的表层文化，主要是视觉识别系统，包括重点实验室的标识、旗帜、办公楼和实验厂房、学术报告厅、科技展厅、员工公寓，以及重点实验室技术研发的产品，即以实物形态存在能够反映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文化系统特征的物品和环境。行为文化是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员工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活动文化，包括员工在科研活动、宣传教育、人际交流、文体娱乐、职业发展中所形成的，是重点实验室学术精神、行为作风的动态体现，也是重点实验室价值观的折射。精神文化则是重点实验室最高层次的文化内涵，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体现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建设过程中，受一定的社会和企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影响而长期形成的文化观念和精神理念，是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的升华。创新文化是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科研机构所独有的学术文化，是企业科技创新的力量源泉，是继承性与独创性的结合，是全体员工共同拥有、集体践行的室文化特色。

（三）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文化特性。

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是依托高等院校的重点学科建设的科研机构，其建设规划和发展历程较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更早，发展模式已经趋于成熟。

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文化建设与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相比，有较为明显的不同特征。一是依托主体不同，导致文化建设的基础土壤有差异。高校实验室依托大学建设，其文化是大学的校园文化和学术氛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充分反映出一所高校的文化环境，以及在从事学术研究过程中展现出的教师与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专业精神。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则以企业文化为母体，融合学术研究的精神理念，依托企业的文化建设状况直接决定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文化建设的水平与高度。

二是研究理念不同，导致文化建设的侧重点有差异。高校实验室多采取教学相长的研究方法，在课题研究过程中积极带动学生参与学术研究，其文化是由教学为主的活动提炼铸成的。企业实验室则采取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实地参与企业相关项目，与高校互相合作，在实践中提升自主研发水平和应用水平，其文化是在实践检验的过程中凝练出来的。

三是研究目的不同，导致文化建设的整体方向有差异。高校实验室学术研究重点在于提升学校的教、学、研、管的能力，揭露事物发展的科学规律，以获取学科研究的科学成果，属知识创新体系，其文化建设的整体方向偏向于纯粹的学术精神和知识创新的高校文化。企业实验室科学技术研究的重点是为企业生产发展服务，通过技术手段的创新，使得企业在行业领域内处于引领地位，也为行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属技术创新体系，其文化建设的整体方向是与企业文化相结合，突出行业独有的地位与意义，并揭示出学术研究的潜在内涵。

（四）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文化功能。

1、凝聚功能。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可以将实验室全体成员团结在自身周围。在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过程中，在技术研发和科研管理的不同阶段，逐渐形成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再通过有效途径向全体员工进行潜移默化式的宣贯，从而实现全员共同理解并集体践行企业文化的良性局面。一个团队中学术带头人的诞生则具有更强大的凝聚作用，在升华了重点实验室价值观和行为理念的同时发挥带头和引领作用，将更多的有志之才凝聚到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周围。

2、激励功能。人的价值是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作为员工工作和生活的行为准则，能使每位员工对自我有更充分的认知，明确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并形成巨大的激励。在注重个人价值的文化氛围中，员工会感到个人的努力得到应有的认可，促使员工把集体的荣誉与个人人生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维护实验室的荣誉和形象。

3、约束功能。重点实验室文化从两个方面对员工的行为进行约束，一方面是通过硬性制度反映的；重点实验室的规章制度、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出员工在技术研发、日常事务、学习交流、科研管理等各个方面的行为范畴。另一方面是由职业道德、公共舆论、人际关系、价值伦理等形成的软约束。硬约束和软约束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它们能使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建设过程中不断削弱不利因素的影响，展现整体的精神风貌。

4、导向功能。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文化建设一方面引导管理方式的变化，领导者会在理念和价值观的影响下优化管理模式，从而形成正确的决策，使员工在正确的道路上从事技术研发活动。另一方面会引导科研工作的不断发展，结合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科研工作实际情况，以科学的态度和切实的可行性去规划发展目标，使员工会对未来重点实验室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达成共识，并采取有效的行动为实现目标而努力奋斗，在员工不断践行学术精神的过程中，科研工作就被推动着稳步向前。

5、辐射功能。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优秀文化不仅仅在实验室内部对员工的行为产生影响，而且会对企业、对企业外部、对社会发生辐射扩散性的影响。重点实验室的文化通过实验室与外界的每一次交流和接触，向社会外界展示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管理风格、精神风貌、学术态度和发展现状，一方面为重点实验室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提高整体的社会知名度，另一方面对依托企业、所属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文明建设产生推动。

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文化是一项巨大的无形资产，丰富着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框架和内容，为重点实验室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二、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 增强国家科技发展动力。

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中，科技发展战略是重要篇章。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一个国家要想始终以强者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有强大的技术支撑和科技动力。要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要实现民族产业的偉大振兴，国家通过近百个企业重点实验室的建设计划，希望通过一批行业的顶尖企业的突破性研究，填补大型企业技术研发能力的空白和薄弱环节。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文化建设在探索中不断前进，以创新、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致力于技术研发和产业制造，为全体员工发挥创造力提供一个宽松和谐的文化环境和学术氛围，从而在研究过程中不断产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学术成果，为国家科技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

（二）推动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国的民族产业和诸多技术行业在近些年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诸如中国中铁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等大型国企已经多次连续入选世界五百强企业，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一剂强心剂。但是技术领域的制约，使得我国许多行业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要想占据更多更大的市场蛋糕，必须掌握属于自己的核心科技。重点实验室在文化建设中，会将发展目标和发展理念与行业的跨越式发展挂钩，员工会在建设行业第一研究机构的目标下奋发前进，对个人所从事的工作要达到的高度有崭新的认识，文化建设能够使行业依托强大的自主创新知识产权在国际市场上建立有效的话语权。

（三）增强依托企业核心竞争力。

每一个筹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企业在行业内都具备领先优势，在各自的领域都有较大的发言权，但是技术自主研发的能力与企业发展的态势普遍不相匹配。重点实验室通过文化建设，让员工在明确的目标、坚定的信念、团结的企业精神下做学术研究，为企业锻造一支高水平、有作为的人才队伍，为企业研发出能提高企业竞争优势的技术和产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业界影响力。同时，重点实验室的文化建设能够为企业文化补充新鲜血液，以独特的富有活力的室文化去影响和深化企业文化，丰富企业文化的内涵和要素，使企业的整体面貌和发展理念不断更新强化，更加适应国家科技发展的需求，从而赢得国家的政策支持，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促进重点实验室全面发展。

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崭新的一种科研模式，从07年开始立项建立，至今已有18家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通过验收。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管理体制和研究机制不尽相同，如何走出一条适应中国国情和企业发展现状的重点实验室建设道路，需要建设者们去探究摸索。首先必须形成自己独特的室文化，让这种文化带来的蓬勃向上的积极动力感染和影响每一位员工，他们参与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参与每一项技术研究，并全方位参与重点实验室的文化建设。通过参与室文化的创造、决策、执行，他们会逐渐潜移默化成为团体的一份子，以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态度，把个人的发展与重点实验室的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为重点实验室的开创性全面发展铺平道路。

三、建设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文化的建议

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文化建设历时短、底蕴浅，是在科研工作的过程中提炼和总结独特的文化风格和发展方向，未来的建设道路任重而道远。

（一）注重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的引导作用。

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整体科研水平的提高，要求实验室负责人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和管理水平，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亲和力，在学术研究领域也有个人建树，要有创新的学术研究思维，在行业领域内具有权威性和号召力。学术带头人不仅能在学术研究方面引领实验室员工投身技术创新事业，为员工确定研究工作的大方向和目标，同时能够协调实验室内外各方面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交际，并且有强烈的责任心和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实验室先进人物和模范标兵作为榜样，能够激发全体员工创先争优的意识，带动全体员工创造性地进行重点实验室建设。

（二）注重文化建设中的全员主体作用。

重点实验室的建设需要全体员工群策群力，共同确定文化建设的理念、精神、目标、制度和实施方案。把制度建设与精神文化建设相结合，硬性的制度要求与潜移默化的精神理念共同发挥作用，让员工的主人翁意识被激发出来，意识到自己作为集体的一份子应该为此做出的贡献和努力。重点实验室要坚持以人为本，以科研人员的个性发展为根本，努力构建出一个催生创新灵感、激发创新潜能、保持创新活力的科研软环境，尊重个性、张扬特长，包容每一位员工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保证每个人的学术才能都有用武之地，在竞争和合作中不断涌现新成果。

（三）塑造独特的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精神。

1、倡导求真无畏的学术精神。追求真理是科学研究至高无上的目标，关于科学的研究更是永无止境的。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承载的是振兴民族科技的重任，这项工作是个漫长的过程，在布满荆棘的研究道路上，秉承什么样的学术精神至关重要。实验室必须对无所畏惧的去追求真理，不因技術方面的难题而退缩，不因实践过程中的失败而怯懦，不屈不挠，不仰不俯，在追求真理的大道上勇往直前。

2、倡导进取不止的奋斗精神。进取不止、奋斗不息是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精神的本质要求，科研工作是艰巨而辛苦的，没有坚持不懈的毅力和进取不止的精神，平庸之辈无法攀登科学研究的高峰。选择艰苦的科研工作，就要有为理想奋斗的觉悟和意识。不能满足于一时的成就，而是始终保持旺盛的求知欲，脚踏实地的进行学术研究，这是全体员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更是实验室走向成功的重要保障。

（四）创造宽松、和谐、开放的研究环境。

科技创新要有成果，出成果要有人才，出人才要有合适创新人才成长的土壤和环境。通过以下途径创造宽松、和谐、开放的研究环境，一是尊重科研规律，不拘泥于学术成果的硬性考评指标，让真正愿意从事科研工作的员工去积累实践经验，真理的面纱半遮半掩，需要人不断的收集、整合、研究，才能识得庐山真面目。许多现代实验室并不强调科学家在短期内发表论文的数量，而是强烈支持其从事有深远意义的研究选题。只有这样优越的科研环境才能催生世界顶级的原创性科研成果诞生于世。研究人员不必操之过急或者急功近利，以浮躁的心态去从事研究，而是应该沉浸下来，从追求研究成果数量转向争取质量的提升，转变学术研究的价值观。二是谋求学术合作。要向高校重点实验室取经学习建设实验室的经验，并与不同的研究领域进行交叉合作，目前学术研究的科目分类趋向细分化，跨学科交叉研究成为必然趋势，通过与国外高校和国内顶尖学府的研究人员交流学习，为重点实验室的学术研究提供思路和研究方法的借鉴，围绕共同的科研目标，加强产学研的合作性研究，最终达到取得重大创新成果、冲击国际学术前沿的目标。

四、结语

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文化建设内容庞杂，需要在建设过程中逐步完善和充实，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

（作者：毕业于南开大学广播电视新闻学，现任职于中铁隧道集团盾构及掘进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综合秘书，助理经济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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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国瑜,张英.试析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文化管理.实验室探索与研究,2007,(9):26.

作者：申阳

知识产权的产生研究论文 篇3：

国内技术联盟研究新进展

摘要：国内对技术联盟的早期研究主要涉及联盟成因、福利分析、伙伴选择、构建模式、运作机制等，以介绍性和描述性研究为主，从2005年开始，我国学者开始大量关注联盟稳定性、控制风险、绩效评价、信任机制以及国外先进经验介绍等，开始采用定量分析和案例分析方法，然而，技术联盟本质上是一种知识联盟，因此从知识视角研究技术联盟的文献将会日益增多，其中，知识差异、文化差异及地理距离对技术联盟内知识转移的影响、技术联盟中的知识网络、有关技术联盟的科技政策等问题是有价值的研究主题。

关键词：技术联盟；研究现状；研究趋势

2007年6月10日，来自数十家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主要负责人在北京签约成立了钢铁可循环流程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新一代煤(能源)化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煤炭开发利用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农业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这标志着我国产业技术联盟构建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实际上，我国相当多的企业研发能力较弱，即使设有独立的研发部门，研发活动也主要在企业内部进行，然而，入世后来自国内外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消费者需求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对企业柔性和快速反应能力的要求，决定了在最大范围内以敏捷有效的方式整合技术资源将成为这些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在此背景下，国内技术联盟活动开始蓬勃兴起；学术界也纷纷从战略管理、产业经济学、组织经济学、技术创新管理、科技政策与科技哲学等角度开展研究。

中国知网的“学术趋势”表明，我国学者对技术联盟的研究在2003和2004年达到顶峰，2005年稍有下降，但2006年又开始升温(见图1)，从2007上半年的情况来看，可以肯定，对此话题的关注将是空前的，鉴于此，有必要梳理一下国内有关技术联盟的研究，并预测一下研究趋势，由于西安交大原长弘等曾整理过1995 2004年的国内技术联盟研究脉络，所以本文关注2005年以来的研究进展，介绍近三年来该领域所涉及的四大话题：技术联盟成因及演化、技术联盟稳定性、技术联盟治理和技术标准联盟，对比分析2005年前后的研究差异，最后结合国外文献分析研究趋势和几个具有研究潜力的话题。

1　技术联盟成因及演化

技术联盟的成因与演化是技术联盟研究领域的基础性问题，之前也有很多学者进行了研究，但近年来的研究有独特视角，并引进了定量的和案例的实证方法，如2005年4月，刘振彪和刘朝阳运用数量分析方法，对技术交换和共享研发信息的技术联盟形成过程及稳定性给出定量描述，通过模型证明了技术联盟外企业的期望利润要低于技术联盟内企业的期望利润，技术联盟比价格卡特尔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并对技术联盟形成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2006年5月，张坚运用协同学的运动方程研究企业技术联盟的形成和演化过程，揭示企业技术联盟的自组织演化特点，并对此进行仿真模拟，2007年1月，生延超从共生学的角度，认为技术联盟是一个利益共生体，也包括共生学的三要素，共生单元是联盟企业，共生模式是联盟的合作和运作模式，共生环境是联盟所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2007年6月，陈培樗和屠梅曾研究了产学研技术联盟合作创新机制问题，介绍了产学研技术联盟的运作机制和构建模式，并以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的技术联盟为例，分析了产学研技术联盟合作系统的运行方式和成功因素，指出产学研技术联盟合作创新系统对提升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研究的深入，对这类基础性问题的研究也会获得新发现，该部分文献的不足在于，大多数都着眼于所有类型的技术联盟讨论其成因和演化，但是，事实上不同类型的技术联盟有着不同的成因和演化历程，所以显得针对性不够。

2　技术联盟稳定性

这是整个2005年的研究主题，一直延续至今，文献颇多，方法和角度各异，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利用博弈论等工具，从双方互动的角度探讨稳定性，如2005年4月，李瑞琴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从量化的角度，寻找影响战略技术联盟稳定性的因素，从而为跨国公司建立成功的战略技术联盟提供合理化的建议，2006年3月，张坚、蔡莹和范体军在深入剖析企业技术联盟关系风险产生原因的基础上，结合委托代理博弈模型，从声誉激励和理性盟友选择两个方面探讨企业技术联盟关系风险的控制机制。

另一类是从评估联盟稳定性的相关指标来研究稳定性，如2005年4月，陈华等提出高科技企业技术联盟的概念，根据高科技企业的特点阐述了高科技企业联盟动机，针对当前技术联盟成功率低的状况提出了技术联盟的管理步骤和方法，并创新性地采用定量分析法计算联盟各节点位置的有利性，提供选择联盟位置的有效方法，2007年4月，刘云和梁栋国分析了影响跨国公司战略技术联盟稳定性的外生和内生因素，建立了测度其对联盟稳定性影响程度的评估模型，针对联盟组建和联盟管理的需要以及影响跨国公司战略技术联盟稳定性的主要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总的说来，这几年来对稳定性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各种模型得到了较好应用，但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对技术联盟内部特有的信任关注不够，信任的缺失本来也是导致联盟不稳定的关键原因，但现阶段对信任的研究都集中在战略联盟领域，如2006年10月张延锋通过问卷调查，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对战略联盟中不同信任和控制方式与不同合作风险类型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2006年7月孟华兴、王春和和张伟东讨论了联盟快速信任建立的问题，但对特定技术联盟的信任研究较为匮乏。

3　技术联盟治理

这是2006年以来的研究热点之一，研究的角度各异，主要集中在控制模式、绩效与激励这两个方面。

3.1　技术联盟的控制模式

2006年12月，李垣、谢恩、和廖貅武针对中国企业间战略联盟中的控制方式选择与应用展开分析，基于社会交易理论和制度理论，提出中国企业间联盟中个人层次的关系与联盟层次上的制度化程度是决定中国企业间战略联盟控制方式的重要因素；同时，个人关系和联盟制度化对控制方式的影响在联盟不同阶段存在显著差异，2007年6月，武丹和郁义鸿以RJV和CLA为例，从理论上说明如何选择合作研发模式；在RJV合作模式下，建模确定各方收益分配系数和努力水平，并对均衡结果进行分析；提出了我国煤炭产业链纵向合作研发的建议。

3.2　技术联盟的绩效与激励

对联盟成员的激励是以对其绩效的评估为基础的，张坚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2006年1月，他比较和评述了现有的企业技术联盟绩效评价体系，指出了其存在的局限性；并阐述了其发展趋势，包括：投入和产出的无形化，评价指标的非财务化，评价过程的动态化，评价标准的多样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2006年10月，他又从自组织理论的角度界定企业技术联盟绩效的内涵，以企业技术联盟生命周期为主线，以初始条件评价、进展评价和效益评价为基础，从动态化和系统化的角度构建企业技术联盟整体绩效评价体系，2007年7月，他分析了企业技术联盟绩效激励机制的组织结构，同时指出联盟绩效

是激励机制的中心环节，技术资源、人力资源、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组成基础资源系统；在此基础上，竞争和协同机制、熵流控制机制两者相互作用，对联盟成员企业产生有效的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由此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激励网络。

对于技术联盟治理，当前的研究还显得有些单薄，在内部治理领域，学者们还主要集中在联盟的正式治理机制(如绩效考评)上，而对于联盟的非正式治理机制(如组织文化等)涉及较少，从话题也可以看出，当前对激励的研究也主要是通过对绩效及其他物质收益来实现的，而对于一些精神和文化的激励措施，至今仍未进入国内学者们的视野。

4　技术标准联盟

技术标准联盟是一类特殊的技术联盟，从2006年起，这类联盟开始引起重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以湖南大学曾德明教授为首的学者作出的。

4.1　技术联盟成因及其价值

2006年3月，曾德明、彭盾、张运生分析了技术标准联盟的价值创造，认为，联盟成员企业通过“化敌为友”、“综合利用”、“学习内化”三种途径创造价值；通过周而复始的“组织学习”，实现技术标准联盟的升级与扩展，2006年4月，吴文华、张琰飞从技术标准联盟的内涵以及影响技术标准确立与扩散的因素出发，研究技术标准联盟对技术标准确立与扩散的影响，2006年7月，吴文华、曾德明研究了基于交易成本的技术标准联盟形成机理，认为技术标准专利化趋势加速了以技术标准联盟设立技术标准的趋势，2006年10月，方放、王道平、曾德明通过对技术标准战略和动态能力的阐述和技术标准联盟对提升高技术企业动态能力的分析，认为高技术企业通过参与技术标准联盟可以从减少企业内部路径依赖负作用、创造顺轨创新效应、提供较完善的学习渠道和发挥网络结构洞优势四方面帮助企业提升动态能力，目前，该领域的研究还是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和案例研究比较少见。

4.2　技术标准联盟的治理

包括组织结构、伙伴选择、收益分配、人员管理等，2006年4月、7月和lO月，李大平、曾德明等发表了多篇文章论述高科技技术标准联盟这一特定形式的技术标准联盟的契约型特点，认为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标准联盟是各企业通过谈判形成协议并进行组织租金配置的一种契约型联盟，这种联盟在成本节约、组织租金创造和组织柔性化方面具有较大的优越性，2007年2月，华金科、曾德明在分析技术标准联盟伙伴选择的原则和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解决了如何选择技术标准联盟伙伴的问题，2007年4月，上海交大任声策、宣国良研究了基于专利价值的技术标准联盟收益分配问题，在分析总结影响专利价值的主要因素基础上，认为可以以专利被引用数、专利反向引用数和专利族大小为主确定专利包内收益分配比例，并提出了可以改进的方向。

2007年，一些学者对技术标准联盟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和反思，2007年2月，复旦大学严清清、胡建绩研究了技术标准联盟及其支撑理论，根据国内外的相关资料对技术标准联盟的定义及其相关的支撑理论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提出技术标准理论和战略联盟理论是研究技术标准联盟的基本理论，与外部性理论、技术生命周期理论、组织理论、竞争理论和博弈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研究技术标准联盟的相关支撑理论体系，2007年6月，西安交大尚涛、樊增强将技术标准联盟看作是技术经济环境变动下的局部技术制度创新，该技术制度安排来源于技术经济环境变动情况下的制度非均衡而导致的潜在利润，并探讨技术标准联盟制度变迁的主体和驱动因素等，认为技术标准联盟的效率决定于技术本身的优劣和制度效率，从而导致技术标准联盟的不断演化特征。

这一年多时间里，国内学者对技术联盟的研究呈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生命周期，从最先的对其成因的研究到对该领域的系统总结和反思，可以说国内学者对技术标准联盟的研究是较为全面的，但不足之处在于深度还有所欠缺，对于技术标准联盟的契约特点，曾德明等学者曾有所注意，但并未深究；对于技术标准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也没有得到深入的探讨。

5　2005年前后对比分析

原长弘等在综述1995-2004十年间国内对技术联盟的研究时最后指出，“我国学者对技术联盟进行了论题广泛的研究……实现了一定的理论积累……(但)以往的研究绝大多数均属于定性理论探讨，定量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实际调查研究、个案分析和博弈论分析等还很少见，今后应强调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多样化和国际化，计量模型研究、基于实际数据收集的实证研究、仿真研究和实验研究等应该是今后的努力方向”，2005年以来的文献在这些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呈现主题精细化、视角多样化和论证定量化等特点。

(1)主题精细化，随着对技术联盟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抛弃对技术联盟做整体的泛泛的描述性研究的思路，转而把注意力集中到技术联盟的特定主题或某一特定的技术联盟上，如张坚对技术联盟绩效问题的关注，曾德明等对技术标准联盟的研究，2005年及以后的研究开辟了一些新的主题，但更多的是细化原来的话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2)视角多样化，当研究进入一定阶段时，一些学者利用其独特的知识结构，引入其他领域的研究视角来探讨技术联盟问题，除了较为常见的博弈论视角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工程学(如张坚从自组织和协同学等理论讨论技术联盟绩效评估和演化特点)和社会学(如生延超从共生学视角讨论技术联盟的存在)及其他一些学科的方法论角度来进行研究，对于一些原有的话题，2005年及以后的研究尝试了不同的视角，这也给相关研究带来了很多新意。

(3)论证定量化，这可以认为是近三年来该领域研究最具实质意义的变化，原长弘提到的计量模型研究、基于实际数据收集的实证研究、仿真研究等都有学者进行了尝试，在稳定性及治理等主题下，定量研究成为了主流，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定量研究会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规范化、多样化和国际化，

随着各种外部因素的变化，每年的研究热点也有些许不同，从上文中能明显发现，对技术联盟的治理、技术标准联盟等问题是2006年兴起的，它们取代了之前的稳定性研究而成为新的主要话题，而随着研究热点的转移，主要的研究团队也发生了变化，华中科技大学的钟书华教授的学术兴趣已经转移，而湖南大学曾德明教授在技术标准联盟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多成果。

6　研究趋势分析

通过搜索相关文献可以看到，近年来关于技术联盟的知识管理问题开始受到特别关注，如Sampson从知识视角探讨了技术联盟的组织模式选择，Kim Changsu等研究了技术联盟的成员吸收能力与组织学习绩效，Awazu从案例研究中描述了技术联盟的知识管理问题，Kim等研究了技术联盟中的共有专利问题等。

这种研究趋势是自然的，从研发管理角度讲，技术联盟本质上是一种知识联盟，其绩效从根本上取决于成员间专有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转移、共享和集成的效率，可以预见，从知识视角研究技术联盟的文献将会日益增多，知识管理以前的研究热点在于单个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知识转移与共享；近年来，整合外

部资源的各种合作模式开始被广泛采用，跨组织或者“中间组织”的知识管理问题自然日渐成为焦点。

我国学者也开始关注该问题，探讨了技术联盟中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和知识产权风险等，如2006年8月，西安交大卢兵等探讨了联盟中知识转移的效果，将其划分为获得知识的主体数和所获知识的丰富度两个维度，构建了知识转移的效果立方体模型，建立了知识转移效果的评估方法和模型，给出了知识转移效果的表达式，2006年12月，北京大学张坚通过三阶段博弈模型分析竞争性企业技术联盟知识共享效应，表明知识共享的程度是随着竞争性企业技术联盟规模的扩大而增加的，以西安交大黄瑞华教授为核心的学者群重点关注了合作创新中知识转移所带来的风险问题，如2006年4月，他们研究了合作创新企业间技术知识转移中知识破损问题，从理论角度针对性地探讨减少知识破损的策略与途径，从而促进合作创新中知识转移的顺利进行，2006年12月，他们依据媒介丰度理论对网络环境下的沟通方式进行了分类，并针对不同的沟通方式分析了其在知识转移过程中所产生的知识产权风险及产生原因，2006年8月，他们分别考察了面对面交流、书面交流、电话等通讯交流三种模式下所引发的知识产权风险，2006年12月，他们提出了知识产权风险分类的三个维度，并对合作研发不同阶段中知识产权风险种类及其表现进行了阐述，2007年4月，他们研究了合作创新隐性知识转移风险的特点，同时运用蒙特卡罗仿真得出了不同风险的风险等级，这有助于合作创新隐性知识转移中重点风险的防范。

7　有潜力的研究主题

结合国内外文献分析以及近几年管理实践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以下几个主题具有研究潜力。

7.1　知识差异、组织文化及地理距离对知识转移的影响

国内学者对这些方面的专门研究还比较匮乏，知识差异可以说是技术联盟存在的本质原因，学者们都认为知识差异对知识转移有一些影响，但大多语焉不详，而且意见并不是很一致，汤建影、黄瑞华认为知识的共有程度与共享绩效正相关，即知识差异越大，转移效果越大；而卢兵、岳亮的研究表明知识差异对知识转移起倒U型作用，即知识差异过大或过小都不利于知识转移。

组织文化是组织重要的非正式治理机制，但国内对技术联盟中组织文化给知识转移带来的影响研究不多，学者大多是在讨论其他问题时将组织文化的差异作为一个要素进行了考虑，缺乏重点研究，如汤建影、黄瑞华在研究合作研发企业知识共享影响因素时，以企业文化的一致性与企业文化的开放性作为测度企业间相容性水平的指标，并认为相容性水平对企业问知识共享有促进作用。

随着跨国公司研发网络的日益全球化以及虚拟研发组织的日渐普及，地理距离给知识转移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但之前对此研究不多，少数学者如南京大学王清晓和杨忠对跨国公司内部网络结点之间知识转移进行了一些探讨_，但聚焦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差异，对地理差异重视不够，而虚拟研发组织研究的热点在于其网络和契约关系，地理距离带来的影响也被人漠视。

7.2　技术联盟中的知识网络

以往对于“知识网络”的研究都聚集在计算机或图书馆情报领域，在管理方面很少涉及，如2007年武汉大学赵蓉英对知识网络的概念演进、内涵和特征作了详细的基于情报学的分析和界定，2005到2007年，大连理工大学席运江对知识网络作了很多理论上的抽象研究，管理学文献大多关注单个企业知识网络的作用，如2007年2月南京大学张龙从网络闭合性角度提出了知识管理的三个原则和三个方法等，关注企业间知识网络的文献很少见到。

7.3　有关技术联盟的公共政策问题

从政策方面来说，我国正在实施“自主创新”理念、建设“创新型国家”，而技术联盟是提高一国创新绩效的重要科技活动组织模式，英、美、日、韩和欧盟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科技政策和科技计划中有大量促进成立技术联盟的内容，比如，欧盟的三大科技计划都明确要求科技项目的参与者必须来自不同的成员国，以促进知识的共享和集成，这种强制规定极大促进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科技合作，加速了“欧洲研究区”的建设步伐，反观我国的科技计划，几乎找不到促进“合作”的字眼，有关学者论及这个问题时，也大多求助于西方，如2006年4月，复旦大学吴秀波和冷菊芳分析了企业间合作R&D的发展趋势后建议我国政府应积极制订政策鼓励企业间合作R&D，2006年8月，东京大学元桥一之介绍了日本企业的R&D合作及其对国家创新系统改革的政策启示，但相关研究大多停留在对国外经验单方面的介绍层面，缺乏双向的对比，政策往往不具有无条件的普适性，因此，基于中国技术联盟的现状，应该制订怎样的科技政策，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作者：王安宇　赵武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