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现代工业论文

摘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工业革命的扩大使英国这个日不落帝国似加大马力的航船远征在现代化的海洋里，而与此同时，美学领域的“文艺复興”也在这片沃土上滋长起来。当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发生冲突时，是选择极力要求恢复“韵味”传统，还是摒除杂念地全力现代化？这种矛盾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尤为突出，手工艺运动便是传统手工艺与工业革命机械复制之间冲突时代下的产物。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工业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传统文化与现代工业论文 篇1：

略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新文化构建

摘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全球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冲突，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新文化构建的现实基础。要解决这些冲突，我们必须通过对各种中外文化的批判继承与整合创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重视教育、实现人的现代化等各种途径，积极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关键词：社会转型；新文化构建；现实基础；路径

社会转型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在当今特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过程，确切地说，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迁的过程。它以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为主要内容，涉及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社会生活方式、社会成员身份系列、社会主体价值观念、社会人格等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变革。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集中体现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社会文化的转型既是社会转型的内在组成部分，同时又基于文化形态发展内在机制的相对独立性而深刻影响着社会转型的方向，制约着社会转型的进程。因此，关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社会文化转型，探讨社会转型中的新文化构建问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文化冲突——新文化构建的现实基础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变迁的重要历史时期，正经历着由旧的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向新的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的转换。而这一转换又适逢全球文化的生成及西方现代文化产生危机的特殊环境与背景，这意味着在我们的文化转型过程中，不仅存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尖锐冲突，而且会同时存在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全球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冲突。这些冲突在同一时间相遇，增加了我国文化转型的难度与负荷，构成了实现我国文化转型、构建新型文化模式的基本的现实基础。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

社会转型在本质上体现为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因此，它内在地包含着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基于质的差异而必然产生的冲突与对抗。中国的社会转型最早是在鸦片战争中外国资本主义的枪炮下强行启动的，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和封建专制皇权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正面交锋。中国现代化进程也由此在更深层次上成为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长期激烈而复杂的冲突过程。在近代，从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戊戌变法的“即中即西”、辛亥革命的“三民主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盘西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依次经历了在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对峙。然而，由于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以及有识之士对传统文化的隔靴搔痒或只“破”不“立”，二者的冲突没有得到实际有效的解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实现了我国社会文化形态的根本性变革，并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特定层次上的现实融合。但遗憾的是，建国初期“全盘苏化”现象的出现企图以与传统文化一刀两断的非理性方式来建构中国社会的单一文化形态，结果导致畸形化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胶着关系，并进而转变为二者在更广阔意义上的激烈冲突。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随着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引起了人们的理性思考和广泛讨论，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以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基础的社会整体变革，产生于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农业文化正在大量失去生存的现实土壤，因此，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颠覆与震荡将是最为彻底、最为全面而且是最强烈的，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化的反抗与吞没也将是最为顽固而激烈的，这意味着二者的冲突会显得更为直接和尖锐。从其基本精神内涵看，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和平均主义观念与发展商品经济所需的效率意识和市场竞争意识的冲突，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成的封闭性思维模式与实现现代商品交换与流通所需的开放性思维模式的冲突，传统家庭伦理主义的政治治理方式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冲突，传统群体主义及人身依附观念与现代人的个体主体意识的冲突，传统等级观念与现代平等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冲突，传统文化的重经验轻理性及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与现代科学理性主义的冲突，等等。在现实的较量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掣肘、相互纠缠、相互对立又奇异共生，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最基本的文化现实。

（二）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冲突

中国的社会转型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我们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方兴未艾、朝气蓬勃之际来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以致于出现自身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受到批判和责难而向后现代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向工业文明过渡的。”①这样，实现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要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而且也要面对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冲突。后现代文化是人本主义在后工业社会的表现形式，是致力于对现代文化批判与解构的启蒙文化。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对传统的断裂，而主张关注并尊重传统文化；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在功利主义原则支配下的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二元对立为前提的思维方式，坚持人、社会与自然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主张超越现代主义导致的极端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经济主义、生态危机、精神文明的衰落等消极后果，倡导个人对社会的负责、非人类中心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绿色生态、人类经验、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后现代主义要求摒弃现代科学的决定论和机械论的逻辑，坚持无序性、偶然性、自发性原则，等等。当然，后现代化文化本质上不是要终结现代文化，而是对现代文化的调整和延续。因此，一方面，现代化仍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并认真加以解决的时代课题，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由于现代文化的极度缺失不可能直接步入后现代化文化阶段；但另一方面，基于现代文化成为开始残缺的价值实体的基本现实，后现代文化对于现阶段中国文化转型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警示作用和方向引导效应。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冲突会时刻若隐若现于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过程中，对这一冲突的解决将直接决定我们能否消除西方国家在发展工业文明时经历的“现代化痛楚”和一系列“发展性危机”，最终踏上现代化发展的健康轨道。

（三）民族文化与全球文化的冲突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处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全球化是信息时代的直接产物，它以全球经济一体化为基础和动力，同时包含全球文化的整合化、全球政治的协同化、全球生态共生化和全球人类认同化等在内的全球性的经济社会整合。在文化上，全球化表现为“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的生长与加速发展的复杂的整体过程，特别是世界整体意识和全球文明的形成过程。”②因此，中国的文化转型不仅要置于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双重框架内，而且还要在全球文化转型的特定语境中展开，在“重视民族文化中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这一层面而透视到人类文明某一方面的共性和普遍。”③也就是说，一方面，全球文化是有差别的相对同一，存在着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与“他者”化的全球性文化认同的视域融合。另一方面，全球化既是一个批判和超越各种现代民族文化的过程，同时又由于西方国家的左右与控制而体现为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过程。因此，全球文化不可避免要对我国的民族文化形成较大的冲击，要么是全球文化吞没民族文化，造成本民族文化在全球文化的发展中迷失自我，丧失发展的自主性；要么是民族文化由于情感因素有意疏离甚至拒斥全球文化，否认全球文化中所包含的全人类性或普遍性的一面，进而逆全球文化的发展潮流而行，采取文化保守主义或极端文化民族主义的方式来捍卫民族文化的尊严，最终使中国的民族文化走向沉沦，错失发展机遇。客观地讲，“当代的全球化总体上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二者的紧张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会存在下去。”④这就意味着，民族文化与全球文化的冲突必然要贯穿于中国社会文化转型过程的始终，并进一步增加了中国文化转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总之，“我们正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时期’，我们的文化正处在打破原有秩序、重建新秩序的历史转型期。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共同活在现代人的生活中，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共同作用于我们的实践行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重构的矛盾境地中，承受着多方面文化引力的作用。”⑤这就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现实基础。

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文化构建的主题

文化冲突必然要引发相应的文化反省、文化批判、文化选择及文化重构，当冲突不可避免之时，完成文化的重建就成为解决冲突的最终办法。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解决转型期中国社会文化冲突的基本要求出发，着力构建当代中国新文化形态，便成为社会转型期的重要历史性课题。对此，首先必需明确的是，我们究竟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新文化，亦即构建当代中国新文化的主题是什么。答案其实从改革开放以来就已经很明确地被提出来了，那就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⑥这一主题有着特定的内涵。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科学地预见了社会主义的到来，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自从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日益被“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新的具体理论形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业已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传统，成为中华民族的信仰支撑，也因此在事实上成为生长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如今，“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中国现代化总体的指导原则，也是文化现代化的指导原则。马克思的劳动人道主义规定了人的本质、人性、人权、人的价值、人的自由和发展等基本范畴，这些范畴，是具有深刻而长远的理论和历史价值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创立和发展，必须以此为前提。”⑦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只有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具体实践中善于坚持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我们的文化建设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抵制和消除一切落后的、腐朽的思想文化影响，不断创造出先进的、健康的社会主义崭新文化。”⑧

（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⑨

（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主要用来处理现代人与自然、现代人与社会及现代人之间的关系，必将实现科学与人文、理性与非理性、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等的有机结合，是对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一系列文化冲突现实求解的具体形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既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它应当能够承担起塑造国人的基本人格、帮助国人形成合理的价值观念、建构完善的心理结构、确立健全的行为模式及养成科学的思维方式等重要任务，进而能够充分发挥出文化的先导作用，为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三、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新文化构建的具体路径

（一）对各种中外文化的批判继承与整合创新是构建当代中国新文化的基本途径

马克思主义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以工业化为特征的西方文化，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来源。但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并不是这几种文化的简单堆积，相反，应当是在对这几种文化理性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上的有机整合。这是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各自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条件与现实土壤，当被放置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这一特定的时空结构中时，必然会产生“水土不服”和“时间差”问题。只有通过在有用性原则支配下的文化批判与继承的方式来实现文化的现代化、本土化或民族化，才能产生这些文化在现有社会结构中存续的合理性。而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以文化整合与创新为本位的新文化的构建过程。文化批判就是对文化的不足与错误的自觉反思与抨击，它贯穿于文化发展的始终，是实现文化转型的前提和保证。文化继承就是在文化批判的同时对文化中的优秀因子的有意识的保留。文化批判与文化继承共同体现了文化转型中的文化选择，它们是文化整合与文化创新的基础。列宁曾经指出：“只有准确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⑩因此，在建构新文化的过程中，我们要果断地抛弃马克思主义中那些已经过时的具体论断和观点，坚持那些超越时代、超越阶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要摒弃传统文化中与现代精神相违背的文化因素，继承并充分挖掘那些与现代性相吻合的、有利于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有价值的历史遗产；要坚决批判西方文化中的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道德沦丧及理性主义的癫狂所造成的人的“物化”或“异化”、生态的失衡等消极文化因素，合理吸收西方文化中反映现代化生产的、为中国特色现代化所必需的基本文化精神。从全球化的背景和中国具体实际出发，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主题，通过对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和重新评价，通过文化间的相互对话来拓展视野，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从而创建出一种新型的文化模式。

（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构建当代中国新文化的根本途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转型是社会转型与发展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经济转型成功意味着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而良好的环境又会影响甚至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某些行为方式、观念、意识等等，改变整个社会的主体状态、政治制度、文化制度，从而为实现整个社会转型奠定基础。”(11)建国前，我国经济发展十分落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极不发达，这种社会现实的长期存在孕育并维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根本上否定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与此相适应，逐步形成了社会成员身份依附性、同一性、封闭性、经济政治化等社会文化精神。从本质上讲，这些都是与现代精神相违背的，结果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包括文化建设）一度趋于畸形化发展。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经历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转变，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世俗化、个体自主化、开放性、科技理性主义、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等现代文化精神才得以孕育并不同程度地凸现，极大地促进了现代人格的塑造和现代文化价值观念的形成，标志着一种崭新的、更具活力的文化形态正在逐渐生成，我国的新文化建设也因此在真正意义上启动了。但从总体来看，我国目前市场发育程度还不高，市场体系还不完善，市场结构还不合理，市场秩序也较为混乱，映射到文化上，体现为现代新文化的基本特质还没能全面、深刻地、绝对地存在于社会成员的日常行为和思想观念中，反而有时仍依稀可见反现代的、带有颓废倾向的文化踪影。因此，要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构建社会主义新型文化，就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此来彻底铲除传统文化滋生的旧土壤，造成新文化生长所必需的现实而肥沃的新鲜土壤。鉴于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新文化奠定雄厚的经济基础，是构建当代中国新文化的首要前提和根本途径。

（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构建当代中国新文化的必由之路

社会政治形态与社会文化是互相作用的，一方面，社会政治形态必须适应由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所引起的社会文化的变革，另一方面，社会政治形态的变革又为社会文化的变革提供制度保障。中国封建专制体制的长期存在，不断强化人们的封建意识，严重压抑和束缚了个性的发展，并造成社会民主意识的缺失和法制观念的淡薄。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有识之士先后发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它们从多个层面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并最终废除了君主专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制，使民主和科学观念深入人心，从而点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与新生之烛。但遗憾的是，这一政治体制又随即陷入丝毫没有脱离封建气息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中，使在艰难中刚刚燃起的中国文化转型的烛火由于缺乏“氧气”而自灭了。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政治才有了质的进步，实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真正从制度层面保障了传统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根本性变革。但建国初期实行的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造就了与之相应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机制，这种体制在权力结构上向集权方向倾斜，基层组织和个体的权利都受到了限制，使得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程度远远不够，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难以产生。影响到文化上，典型地表现为文化大革命中，垂直式的传统国家控制体系造成了广大人民群众整体意识的缺失及其所导致的权威崇拜的心理、缺乏法制保障的盲目的、表面的、非自主性的政治参与等畸形发展的政治文化形态和社会心理结构。这些充分表明，原本希望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改造来解决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文化大革命，已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掩护下突变为以激进的方式实现的封建主义的复辟和倒退，造成了社会期望与社会现实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反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开始了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阶段。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相适应，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政治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改变了过去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制度安排，进一步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促进了由人格化权威向制度化权威的转变。在此基础上，旧的价值体系发生解体，人们的价值取向正在向着个性化、现实化的端点移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的现代精神文化在新时期的政治体制的保驾护航下正在逐渐生成。但总的来看，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仍远远滞后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例如，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滞后，容易造成官僚体制这种旧政治形式与残存的官文化相结合，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中产生腐败现象及各种政治权力的不规范运作，从而阻碍了人们的民主平等意识、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社会个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正常培养；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还不普遍，其政治参与动机还包含着众多狭隘和非理性因素，致使现代化所需的公民意识还相当薄弱，这些都不利于现代化的推进。历史与现实都清楚地表明，当代中国的文化批判与新文化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完善相结合，以保证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因此，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新文化建构的内在要求和必由之路。

（四）重视教育、实现人的现代化是建构当代中国新文化的有效途径

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他认为，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尺度，也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而在人类诞生以来至资本主义社会的漫长历史中，由于人始终没有被作为主人、主体的身份出现，因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发展的历史，只有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够促进并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虽然自新中国成立之日起，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传统社会基础上，物质条件的匮乏和传统狭隘的社会关系严重制约着人的全面发展。从总体上说，目前中国社会的大多数人还不具备适应现代化转型的素质，还存在着“坐最新式汽车的人，不肯遵守交通规则，穿最时髦西服的人，满脑子是三家村思想”(12)等典型的由于“文化滞后”所导致的社会的脱序与失调的现象，严重阻碍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对此，英格尔斯曾经指出，“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13)

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造就与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社会主体，不仅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我国现代社会转型尤其是文化转型的先决条件和关键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和载体的人的现代化应当成为我国社会新文化的核心。而要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现代化，唯一的途径就是教育。只有通过教育，我们才能够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培养出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高素质人才，以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只有通过教育，我们才能够在全社会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提倡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理性精神，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努力形成学科学、用科学、爱科学、讲科学的社会风气和民族精神，从而创造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社会精神风貌；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够改变社会主体传统的畸形血亲人格，进而逐步确立起与现代开放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相适应的健全的现代理性人格和完善的公民意识；只有通过教育，我们才能够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加强群众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为引导和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打下科学理论的基础，从而充分发挥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的凝聚力的作用，确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政治方向，并增强其抵制错误思潮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

①衣俊卿《文化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页。

②彭新武《复杂性思维与社会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页。

③(11)贺善侃《当代中国转型期社会形态研究》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11、76页。

④袁吉富等《社会发展的代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1页。

⑤李振纲《文化忧思录》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0页。

⑦刘永佶《中国现代化导论》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49页。

⑧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4-385、384页。

⑩《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

(12)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13)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殷陆君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责任编辑庆跃先）

作者：宋吉玲

传统文化与现代工业论文 篇2：

“韵味”与机械复制的冲突与融合

摘 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工业革命的扩大使英国这个日不落帝国似加大马力的航船远征在现代化的海洋里，而与此同时，美学领域的“文艺复興”也在这片沃土上滋长起来。当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发生冲突时，是选择极力要求恢复“韵味”传统，还是摒除杂念地全力现代化？这种矛盾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尤为突出，手工艺运动便是传统手工艺与工业革命机械复制之间冲突时代下的产物。试图从手工艺运动与工业革命的矛盾关系的分析中，为英国19世纪传统文化与工业文明发展间找寻一条融合的道路。

关键词：英国；手工艺运动；工业革命

19到20世纪的欧洲世界，被美学领域掀起的“文艺复兴”所蔓延。这里所谓的“文艺复兴”成分很复杂，大方面讲，有主流的西方现代主义运动潮，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作为观察点，这种运动浪潮也可以细化到最先从不列颠“发难”的手工艺运动（the Arts and Crafts Movement），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运动则是它发展到20世纪初期的产物。

艺术与工艺美术运动简称手工艺运动，最先掀起于19世纪后半叶的英国，最初主要是设计行业的一场革命，针对由工业革命大生产而引发的房屋建筑、室内装潢，以及手工艺制作等设计水准下降所带来问题的思考。1851年水晶宫万国博览会的成功开幕，标志着手工艺运动正式拉开序幕。社会道德和工业革命之间的断裂，令英国无数手工艺者痛心疾首，所以一场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改革便借此以艺术与手工艺运动来拯救由大机器生产间接造成的人情淡薄、思想僵化、设计灵感缺失等社会问题，旨在恢复传统手工艺的精湛技艺设计，尤其是在中世纪浪漫的民俗装饰风格的继承方面。从1880-1920年之间，这场设计大革命像半个世纪前的工业革命一样，从英国向世界各地播撒开来。

手工艺运动在英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运动发展的初期，主要发生在思想领域，代表人物如普金、科尔和罗斯金；第二阶段是运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时期，也是运动发展的高潮阶段，由莫里斯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军团队用大胆、简洁和巧妙的设计征服了维多利亚后期的社会时尚浪头；第三阶段以阿什比、沃塞为代表，是手工艺运动扩散到世界各地的阶段。手工艺运动与工业革命关系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时序的发展，即从最初的理论排斥，到后来的接受，再到最后的工艺与工业生产的结合。

以历史发展的动态来看，手工艺运动是西方美学发展历史上重要的一座桥梁，是沟通前后时代的艺术风格和品位、拨正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而造成文化艺术与生活断裂的关键一环。工业革命虽重要，倘若想要联系社会普通的家庭生活来谈工业革命的影响，那么手工艺运动则是不得不提到的一个重要环节。手工艺运动与工业革命错综复杂的关系，让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社会的审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多数手工艺运动的参与者认为，工业革命后期的扩大化使人们将自我与创造力割裂，手工艺运动是工业革命时代下的一场反抗大机器生产的运动。大家相信，虽然机器生产促进了产品的生产也满足了市场对工业品批量生产的迫切需要，但工艺设计却相对落后了很多，这最终会导致人们审美能力的下降。早期手工艺运动兴起于对传统文化的复兴，是一场反对工业革命的变革。沃尔特·格洛佩斯认为那个时代应该通过限制大批量的生产，从而避免人类为机器所奴役，使手工艺者不至于由于大量失业而陷入无政府的状态，让他们保持正常的生活心态[1]82。对罗杰·弗莱来说，手工艺运动是种信仰，他坚信是机器生产摧残了个人自我表达的通道，从而使艺术创作和欣赏受到阻碍[2]51，罗杰还指出“手工艺人娴熟的手法为机器生产而取代”[3]152。戈登·马斯登及其他许多学者也认为，虽然工业革命客观推动了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但它却也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人们的信仰[4]。就连手工艺运动的主要理论家和领导者约翰·罗斯金将注意力放在重新思考工业革命时代人性的问题上，他也希望能够将人类社会带回到中世纪时代。手工艺运动在盛行的19世纪末，是反技术先锋的一场维护传统的变革。

根据本雅明1936年的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可以看出，西方文化发展到现在，已经将工业革命的许多成功融入，并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这就是工业文明。它取代了旧的文化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即以韵味为标志的传统艺术，正在被以机械复制为特征的非韵味艺术所取代[5]95。同属一个时代的人物，本雅明对手工艺与机器生产之间关系的理解，非常独到：一切艺术都是可复制的，但当代机械复印却和传统的复制完全不同：1)“技术复制比手工复制更独立于原作”；2）技术复制能把原作的摹本带到原作本身无法到达的地方”[6]6。本雅明轻松解释了手工艺运动发展瓶颈的根本原因，这是对传统的一种批判性继承的过程，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出来。像本雅明这样一分为二地看待手工艺与工业之间的断裂与衔接，手工艺运动后期的一批艺术家也悟出了其中微妙的关系，如C.F.A沃塞以非传统的设计将手工艺与工业革命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又如艺术工艺展览协会，对工业革命的看法融入了更多社会发展的平衡因素，该协会也曾与工厂联合，将出色的设计以流水线的形式生产出来，供大众消费、审美之用。设计领域和工厂生产达到何种程度的衔接，就意味着手工艺运动对工业革命态度的转变有多大。

手工艺与机器工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是”与“非”一个字就能辨别清楚的。抛开工业生产的影响，单看手工艺这份艺术领域，正如奥尔特加对先锋派艺术的剖析，以及“非人化”艺术的概念的提出，可以看出，手工艺运动自实践本身就存在“非人化”现象，这主要是针对艺术与现实的脱离而言，运动通过设计革命间接表达了对现实的批判立场。英国手工艺运动始终带有乌托邦的情愫，就像后人评价它的主要领导莫里斯是一位乌托邦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一样，这场运动虽然波及范围大，却仍未解决工人面临的实质性困难；与批量生产的产品相比，艺术与手工艺运动的产品确实明显具有较高的品质，但是手工制作过程意味着高额的成本，这对工人阶级的家用来说是无法负担的。也就是说，在工人阶级的家里根部找不到艺术与手工艺运动的产品，相反，它们只能成为贵族和社会精英家中彰显别致的艺术品。

无论是莫里斯设计的壁纸、地毯等室内装潢，还是沃塞设计的精美家居，手工艺运动中成形的各种艺术设计本能够提升大众的精神品质，它们本应该是为大众服务的，却赋予着大众根本承担不起的昂贵手工艺在里面。这就是奥尔特加所谓的先锋艺术与大众的距离的一种表现，虽然形式有差，结果却说明一切。

不过，我们也应清楚英国19世纪后半叶的手工艺之所以最初排斥工业革命，是因为个体心灵在物质文化的巨大压力下，只有通过远离物化的世界才能获得生机。这或许可以解释手工艺运动倡导者，如莫里斯、罗斯金或是柯尔等人所追求的一种艺术平衡感。他们更为看重中世纪哥特式的复古风格，认为在当代社会道德缺失、金钱糜烂的时代，中世纪的民俗风格更为吸引人，也更能安抚在当代社会由于受抑而掀起的一种先锋艺术风格的潮流。19世纪中后期的英格兰是矛盾的，尽管科学与技术至上（乃至世界称霸），但大多数人（这里多指工人，及操控机器的工人和手工艺者）却生活在史无前例的贫困状态之中。

手工艺运动与同时代兴起的反现代主义也开始交互发展，产生之初便彻底反对工业生产方式，即反对全新的机械生产，并且滋生出一种对中世纪行会体系的盲目崇拜[7]。可以说，手工艺运动是现代主义的实践形式。手工艺运动的口号是拒绝现代工业的工厂模式，以简洁明畅为设计的主要风格，这与浮夸自大、过度装饰的维多利亚主流家具风格相比，显得十分现代。这也是运动一经英国兴起，就能迅速传遍世界各地的主要原因。

手工艺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极富浪漫主义气息的一场对传统文化的救赎，是工业革命后期发展不平衡而出现的结果，它对工业革命态度的时序性变化是有历史必然性的，手工艺运动既是保守的，也是具有先进性的。吉莉安·奈洛尔在她的著作《手工艺运动》一书中强调：“人类经过努力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业化的发展体现着手工艺运动的进程。”所以，手工艺运动并非是场反工业革命的运动，相反，它正是工业革命扩大到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

无论是奥尔特加的“非人化”艺术，还是本雅明的“机械复制”，这些概念终究可以用来解释工业文明与传统手工艺生产的冲突。英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手工艺运动，从最初反技术先锋的态度，到后来将艺术设计和工业生产巧妙结合起来为社会服务的转变，我们都可以看成是一种传统“韵味”与机械复制的融合共生。

参考文献：

[1]Walter Gropius. The Scope of Total Architecture[M]. East Midland Allied Press, 1956.

[2]S. K. Tillyard. The Impact of Modernism 1900- 1920: Early Modernism and the Arts and Crafts Movement in Edwardian England[M]. London: Routledge, 1988.

[3]Roger Fry. Art and Commerce[M]. London: Hogarth Press, 1926.

[4]Gordon Marsden. Victorian Values: Personalities And Perspectives in Nineteenth-Century Society[M]. London: Logman, 1990. Holbrook Jackson and William Morris, On Art and Socialism, London: Logman, 1947.

[5]自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6]本雅明.機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

[7]J. W. 德鲁克，马乔林·凡·维尔森.19世纪与20世纪末的反技术先锋设计——艺术与手工艺运动和荷兰后现代主义[J].装饰，2009,(9).

（责任编辑：石银）

作者：杨一凡

传统文化与现代工业论文 篇3：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

摘 要：本文通过解读拉斯普京的小说《告别马焦拉》和《火灾》这两部作品，重点阐述拉斯普京小说中折射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相悖立的关系，并试图展现作家在这两者之间徘徊的心理图景，以及所呈现的两难选择的态势，最后剖析作家是如何最终把思想感情的天平倾向于坚守住俄罗斯传统文化的。

关键词：拉斯普京 传统 现代 价值取向

如果仔细阅读俄罗斯著名作家拉斯普京的作品，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作家对农村传统生活所流露出的浓浓爱意，而且也可深切品味到他对科技革命和现代文明充满了困惑和忧虑。从作品中可以看出，拉斯普京在思考科技进步与农村传统精神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是身陷于两者的矛盾之中并在其间摇摆不定的。作家不可否认，现代文明的到来给古老的俄罗斯乡村恒远不变的生活带来了一个清新的世界。但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某些负面的影响，诸如导致了一些美好的传统古风的丧失。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二律背反，使作家的内心深感痛苦和惆怅，并通过小说艺术的描写将这种价值取向的“悖论”呈现出来。

一

在拉斯普京的小说《告别马焦拉》中，我们将从传统与现代的角度深入地探讨作品人物的思想情感。在小说中，处于同样生存环境中的老年人和青年人有着不同的生活道路。以安德烈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对现代文明充满了向往与追求，他们渴望过一种新的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们心中憧憬着去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过去的旧生活“一刀两断”，积极地准备投身于现代化的水电站的建设中去。“年轻人对眼前的变迁感到高兴，并且也不隐讳这种高兴”{1}。这充分说明了现代工业文明对青年们的巨大诱惑力。而小说中代表“老一代”的达丽娅大婶却固守着乡村的生活，表现出对传统文明的依恋。面对年轻人无情无义地斩断养育他们的土地，达丽娅感到无尽的悲伤，“将来活在世上的人们对马焦拉的回忆，难道也会不比对隔年的雪的回忆更深切一些吗？既然连自己的亲人都遗忘得这样快……”{2}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令达丽娅伤心的不仅是要离开马焦拉的事实，更是人们抛弃了自己所不应该抛弃的优良传统美德。作家对于小说主人公的不同道路选的择并没有进行任何明确的褒贬和评判。拉斯普京的这一态度实际上体现出他在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价值取向上的困惑与犹疑，他之所以无法给他的主人公们明确选择各自的道路，实际上流露出他内心的无奈与举棋不定。

在小说中，被夹在达丽娅和安德烈中间的巴维尔，其实，就可以被看作是拉斯普京的代言人。他的思想观点实际上也表明了作家本人对搬迁之事的看法，巴维尔努力地理解和接受生活的巨变，他明白应该从马焦拉搬走，因为建造水电站是国家建设的需要。“没有技术，没有大规模的技术装备，如今就什么事也干不成，就寸步难行。”{3}他心平气和地听着儿子的高谈阔论，认为这里面“包含着无法逃避的当今的真理”{4}。但是被慈母般的农村养育成人的他，一想到即将淹没的是“祖祖辈辈世世代代耕耘、施肥，养活了几代人的最肥美的土地，他的心就不禁疑惧地紧缩起来：这代价不是太高了吗？会不会得不偿失呢？”{5}巴维尔想，可能只有那些没有在这儿生活过、劳动过的人，没有用自己的汗水浇灌过这每垄土地的人，才不会心疼失去这片土地。所以当母亲和儿子各自固执己见地坚守自己的立场时，巴维尔的内心感到波澜壮阔。他试图寻找可以解决一切矛盾的真理，但却苦恼地陷入困惑之中，“真理究竟在哪儿，为什么把它抻得这样宽，这样长，既找不到头，又找不到尾？总该有那么一个根本的真理呀？！为什么我发现不了呢？”{6}这大概也可看作是拉斯普京当时最真实的感受。因为作家很清楚地知道，一味追求高速度的科技革命将会给农村生活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但作家心中还是充满了希望，他就像巴维尔一样安慰自己：“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准是好事，都会使生活变得更有趣、更幸福。那就活下去吧，用不着回头，用不着犹豫。”{7}或许，这只是新旧转换的必然，等到新的生活安定下来，一切也就步入常轨了。另外，在小说接近尾声处，作家为读者呈现出一幅頗有寓意、韵味深刻的画面：傍晚时分，马焦拉岛即将被淹没；可就在这时，河上升起了无边无际的茫茫大雾，大雾弥漫了整个小岛。大雾使留守在马焦拉岛上的达丽娅等老人及前来接老人的汽艇迷失了方向。作品写道：

他们陷入茫茫大雾之中，眼前两公尺外什么也看不清……不管怎样凝神谛视，一点岸的影子也没有看到。雾，浓重似壁，汽艇仿佛是在踏步不前，就像车轮打滑似的，无力爬过这面陡壁，徒然再爬上去，又一再滑下来。巴维尔不记得他什么时候曾遇到过这样的大雾，这雾是如此浓密，以致河水隐约的闪光，好像是从一口黑咕隆咚的深井里吃力地钻出来似的。……汽艇上的人不知自己是开向何方，又是来自何方的—— 一切都陷进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乱纷纷的迷魂阵里了。……加尔金终于失去驶出迷途的希望，关闭了发动机。顿觉一片死寂，周围只有水和雾。除了水和雾，一无所有。{8}

在这雾茫茫的混沌之中，那艘前来接老人的汽艇在安加拉河迷失了方向，汽艇上的后辈们找不到停泊的口岸，他们放声呼唤着岛上前辈们和马焦拉的名字，而岛上的老人们也不知自己身处何方，他们正焦灼不安地陷入了不分白天还是黑夜的处境，甚至弄不清楚自己是不是还活着。这段富有哲理的场景描写似乎寓意着：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与碰撞，科技的现代化进程打破了人们世代相传的传统，使老年人失去了传统道德，失去了养育自己的故土家园，而面对即将来临的新生活，他们感到焦虑不安、不知所措，一种恐惧和茫然袭卷全身。它象征着人如果抛弃土地和传统，那么一切都将陷入茫茫的迷惘之中。“浓重似壁”的大雾似乎还暗示出“传统”和“现代”在观念和价值上，好像隔着层层的浓雾屏障，难以穿越相融。与此同时，“老一代”与“年轻一代”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心理差距。这种代沟的距离使他们在心灵上无法沟通，以至于两代人根本不能汇合。作家通过此段的描述，极力地在告诫人们：要理智地对待现代与传统关系，否则世间的一切将会混乱，人们将会迷失前进的方向，陷入历史的迷雾之中。

二

在小说《火灾》中，真理的探索者伊凡·叶戈洛夫也同样处在现代与传统的迷惘之中。叶戈洛夫来自于被淹没的叶高洛夫卡村，尽管他在松树镇已经住了二十多年了，挣的工资挺高，但他在这个林场的小镇上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仍然对养育他的叶高洛夫卡村一往情深，而对现在所住的这个松树镇充满了陌生感。他觉得这个小镇不是他应该住的地方，而只有那个被大水淹没的地方才是他真正的“家”；他觉得自己不是这里的主人，只不过是“宿营”在这里而已。失去家园的痛苦折磨着叶戈洛夫，然而，更令他痛苦的是现在周围的一切都乱了套，人们的内心也变得颠倒混乱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现代化的建设强烈地震撼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有些人由此而产生了道德的堕落。叶戈洛夫一边在顽强地抵御“外在生活建设”的侵袭，一边仍然竭力保持传统的美德。可以认为，他是个传统的孤独的捍卫者。

拉斯普京笔下的巴维尔、叶戈洛夫都是具有广泛的社会历史内涵的典型人物形象，他们都是从农村走向城镇的。从现代化进程的普遍意义讲，城市化是历史进步的一种表现，于是理性与感性、历史与伦理之间的二律背反就形成了。这些人好似生活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边缘，他们痛苦地徘徊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在精神上都带着对旧生活的怀疑和对新生活的向往，而在行动上往往在新与旧的冲突中苦苦挣扎。一方面，他们不满于落后的故土；另一方面，他们又困惑于非理性的现代化建设，他们期望在故土寻找精神的寓所，但这里又远不是美的所在。他们体现着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彷徨的心理态势。就是在这样巨大的悖谬前面，为人生寻找一个正当的归宿和休栖地。作家对他笔下这些处于现代与传统之间徘徊的人物心灵世界的深入开掘，或许，能够在深层意义上揭示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俄罗斯农村社会转型时期的心理特征。

三

拉斯普京通过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也表达了自己所认同的生活境界和人生理想。小说主人公的矛盾心理和困惑心态，其实，也正是作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灵魂冲突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作家本人的真实心理状态。当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化大肆对俄罗斯旧的物质文明、传统文化价值进行挑战和颠覆之时，像拉斯普京这样一向看重俄罗斯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注定是要陷入现代化的焦虑、困惑与无奈之中，在价值观念上也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尴尬与困境，这就意味着陷入了认同危机。拉斯普京一边要迎合俄罗斯的现代化建设，一边又难以割舍几千年的俄罗斯传统文化，由于他生活在双重价值系统中，所以常会遭遇到价值的困窘和情感的冲突，这就造成了作家内心的双重焦虑和痛苦。在拉斯普京身上不仅存在着新旧价值的冲突，也存在着西方文化价值的冲击，因而，如果让作家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时，他就显得格外艰难。

在西方文化模式的冲突下，作家表现出对传统文化既爱又恨、对现代意识既向往又抗拒的矛盾心态，这充分体现出他在价值观念上的矛盾和紊乱。如果说拉斯普京早期的创作在城市文明与乡村传统的价值取舍上表现出犹疑和困惑，在理智与情感、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还难以厘清界限，内在精神世界呈现出矛盾和冲突，其创作陷入一种抉择的困境的话，那么到苏联解体后，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走向越发明显是偏向于传统的回归。因为作家看到，随着俄罗斯工业化程度的提高、现代文明进程的加快，人类精神生活却走向了衰败和贫瘠。“非人化”的人性扭曲和异化越来越严重。因此，在拉斯普京看来，要想找回失落的精神，就应到既往的传统中去寻找这种价值，即寄希望于传统价值的复归。拉斯普京似乎也认同这样的观点：“传统是人文价值唯一可能的源泉，要重建现代人文精神，要为现代人重新找到一种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唯有到传统中去才可能找到。”{9}与此同时，作家对现代工业文明的不可避免性及其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也是给予认可的。但对它给传统文明带来的巨大毁灭性，却深表忧虑和恐慌。可以说，以拉斯普京为代表的一些传统派的作家关注的不仅仅是农村的消亡，而恰恰是他们所担心的俄罗斯传统的遗失问题，他们担忧的是俄罗斯民族传统在西方文明和科技革命中所遭受的巨大破坏。

拉斯普京把对土地和家园的眷恋、对俄罗斯古老风情的追寻，化作了忆旧怀古的情调呈现在自己的作品之中。因此，有些苏联评论者认为，他的小说充满了守旧和怀旧的情绪，似乎具有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意味。因为时代是向前发展的，历史的新陈代谢必然会引起阵痛，那是谁也避免不了的。而作家本人为此辩护道：“我完全不反对电气化。我只是提请人们要注意人类存在的根基，对此是无情地斩断，还是珍惜地搬迁。”{10}作者透过那浓浓的“乡土恋情”，深刻地揭示了历史、传统和现代意识对于当代人的意义，并告诫处在高科技时代的人们要注意人类生存的根基，要珍惜地搬迁，同时作者也以此表达了对民族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在历史蜕变中被冷落、遗弃，乃至被无情斩断的忧虑。我们看到，作家并不反对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因为他很清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人们必须放弃难以割舍的情感。但作家想一再强调的是，问题在于进行这种改建时所产生的道德问题。作者理智地看到了传统的生存方式中价值与落后同在，看到传统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蜕变。但是当小说被抹上过于浓重的挽歌情调时，它就不能不给人以价值取向上与历史进步相悖逆的错觉。而拉斯普京所表现出来的理性与感情的纠缠，不是也正好说明他危机意识的强大和不可抗拒，而人类不也正是在历史与道德、理性与情感的逆悖中徘徊吗？

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模式如何向现代模式转换，这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作家拉斯普京思考的一个命题。他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安娜、达丽娅都认为，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新旧交替运动中的一个环节，旧的事物终究是要死亡的。但“死亡总是在生者的心田里播下最有益的丰收的种子，腐朽和神秘之种能结出生命和理解之果。”{11}作家在现实中提出科技进步、社会发展与继承传统、保留精神价值的关系问题的同时，其实，也肯定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哲理：“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12}

确实如此，传统与现代并不是对立的一对结构，两者的关系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扎雷金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我们失去了过去，那么现在和将来也将不存在了——没有过去便什么也不能做。”{13}扎雷金的这段话精辟地道出了现在与过去、未来与过去的辩证关系。纵观历史，如果没有传统作为依托，现代化是难以成功的。事实上，拉斯普京也认为，现代是不能脱离传统而独立存在的，而传统也不能离开现代，两者是彼此相连的。新取代旧是必然的规律，但新的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旧的也不是毫无价值地逝去，新的要在继承旧的传统基础上才得以生存、发展。在拉斯普京看来，传统与现代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他更愿意承认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关系。如果说作家在这两者之间更倾向于传统的话，那也是因为作家比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楚。拉斯普京正是以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會责任感，去奋力寻找失去的素朴人性，以重铸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和品德。

{1}{2}{3}{4}{5}{6}{7}{8}{11} 拉斯普京：《告别马焦拉》，王乃倬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第377页，第314页，第355页，第312页，第355页，第313页，第451页，第345页。

{9} 张承良：《市场文明时代，我们坚守什么》，http：//www.yuehaifeng.com.cn/YHF2004/yhf2004-01-13.htm。

{10} 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编译：《苏联当代作家谈创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页。

{12}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6页。

{13} ЗалыгинС：《Личностьписателя》，《Литература》，18марта，1987г。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07JJD751075

作 者：王培英，博士，北京城市学院传播系教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中西方文化比较。

编 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

作者：王培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