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信息新技术传播管理论文

摘要：公民普遍而充分地享有网络信息知情权、网络政治参与权、网络权益表达权和网络舆论监督权等网络基本权利构成其网络政治参与的能力基础，而现实“数字鸿沟”的存在和加剧却造成了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能力差距，制约影响其网络基本权利的实现。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网络信息新技术传播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络信息新技术传播管理论文 篇1：

网络财务报告的诞生——一场会计信息披露的革命

【摘要】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企业向会计信息使用者传递信息的方式，由传统的纸质报告变为以互联网作为新型传播媒介；由定期发布变为及时实时发布。由此可见，网络财务报告的方式和模式日益多样化，网络财务报告所披露的会计信息更加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的特点，使其成为今后财务会计报告的发展趋势。本文通过SWOT分析法具体探讨了网络财务报告的优劣势和面对的机遇和挑战，并针对其劣势和威胁提出了应对措施。

【关键词】 决策有用性；网络会计；网络财务报告；SWOT分析法；XBRL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世界经济迈进数字化时代，世界各地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网络经济时代已经到来，会计环境在这个新的时代中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会计信息使用群体越来越重视会计信息的有用性，通常称为决策有用性。因此，财务信息决策有用性是当前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最基本的要求，而传统财务报告在应对信息的相关性、准确性以及资金的高速流动性方面都存在缺陷，这就需要一种新的财务报告模式来弥补传统的不足。在信息用户需求和网络经济环境的推动下，计算机、Internet、信息网络技术在会计领域中的应用更为广泛和深入，企业会计产生了一个新的发展趋势——网络会计。在这一新趋势下，人们获取企业财务信息的主要方式开始转为网络财务报告，对于网络财务报告有助于增强财务信息决策有用性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大家的认可。本文将对网络财务报告的优劣势和面临的机遇和威胁进行深入、系统地分析，通过SWOT分析法最终得出，网络财务报告带来的财务信息决策有用性及其网络会计的兴起，使网络财务报告的实行成为必然和可能。

一、网络财务报告兴起的背景

信息使用者获取企业相关的财务会计新信息主要是通过企业对外公布的财务报告。在网络会计出现以前，企业几乎都是以纸质的财务报告向信息使用者传递相关信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信息经济高速发展，电子商务日趋成熟，衍生金融工具不断出现，电子货币和支付工具诞生……这些使得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和可靠性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会计信息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最终财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上。传统财务报告模式在新环境下已显不足，缺陷越来越明显，不论是信息提供者还是使用者都希望报告模式得到改进和完善，加之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会计信息系统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全方位的信息支持，网络会计应运而生。从本质上讲，网络会计就是一个基于互联网的会计信息系统，其核心价值在于解决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这两个关键问题。网络会计的产生改变了财务信息的获取与利用方式，为财务报告的呈报方式和模式的改进提供了契机。

网络财务报告是伴随着网络会计的诞生而出现的，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Eliott（1992，1994）和Wallman(1995,1997)最早研究了网络等新技术对公司财务报告的影响。Eliott认为信息技术改变了商业交易运作的方式，这种变化也要求外部报告也有所变革。在网络环境下，通过INTERNET与数据库和报告分析技术的结合和相互的支持，公开披露企业的财务信息和各项经营情况，信息更为丰富和及时，满足了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需求和要求。从此，传播和获取财务报告的媒介从纸质开始走向互联网，财务报告制度也从传统的定期发布到现在的及时发布。这种更加个性化、针对性、时效性和智能性的网络财务报告已经成为国内外企业和会计界关注的热点。

二、对网络财务报告的SWOT分析

从国内外各类文献、书刊及网络可以了解到，目前已经有众多的学者对网络财务报告的优越性和存在的相关问题等方面都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不过他们更多的是把目光集中在了网络财务报告相对于传统财务报告的优越性和它所面临的机遇方面。但是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有双面性，外部环境在提供给网络财务报告更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并存着一些潜在的威胁和挑战。因此，网络财务报告将在优劣势伴生、机遇和威胁共存的环境下存在和发展。

下面，笔者将用SWOT分析，即态势分析对网络财务报告进行探讨。将网络财务报告自身具有的特点和会计外部环境有机结合，用来确定网络财务报告自身的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和威胁（threat），明确网络财务报告的发展方向。

（一）网络财务报告自身的优势分析（strength）

1.网络财务报告的及时性和时效性：这是指网络财务报告披露信息更为及时、实时，大大提高了会计信息时效性。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衍生金融工具的推陈出新，资本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多，这使得企业财务信息使用群体更加重视所获得会计信息的时效性。而传统的定期财务报告制度和静态性的纸质报告，已经满足不了人们的要求。

相比之下，网络财务报告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局限，一方面，从会计信息提供者角度看， 网络财务报告具有实时跟踪功能，用网络技术能实时采集、加工会计信息，实现了业务和财务处理的一体化，缩短了会计财务信息的生成、传输、获取的时间，从而在财务报告的最终编制和发布时间上优于传统报告；另一方面，从会计信息使用者角度看，网络财务报告具有实时跨越时空传输的功能。会计信息使用者可以进入企业网站点击相关的网点，获取财务报告的信息，并进行比较分析，及时作出预测和决策。

2.网络财务报告的动态性和低成本性：这是指网络财务报告披露信息的方式和模式动态化，报告的呈报更加方便灵活，而且也降低了报告的编制成本和呈报成本。

动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财务报告呈报模式的动态性和呈报方式的动态性。网络财务报告改变了传统财务报告呈报的模式和方式，从定期发布模式到及时发布模式，从纸质呈报到电子网络呈报。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及普及使得会计核算工作走上了无纸化阶段，超越传统方式，企业将会计报告相关数据信息存储在企业的数据库和相关网站上，通过互联网发布财务报告无需印制成册和刊登公布。这是从传统的静态化模式向动态化模式的转变。动态化传递信息模式更加方便快捷，使用也更灵活，这都节约了人力物力资源，从而降低了成本。网络财务报告使得“成本效益原则”得到了最优体现。

3.网络财务报告的针对性和互动性：INTERNET 实现了人机对话交流，提供了多种互动交流模式。互动性是网络财务报告的一个重要特征。会计信息使用者和提供者之间可以更为直接地交流，充分了解到供需信息。双方的互动性增强了信息的针对性。信息提供者一方不再传统地编制和提供统一固定的财务报告格式，在传统报告模式的通用性基础上更加具有针对性。网络财务报告使企业更好地满足了日益个性化，为特殊性信息使用者的要求提供了技术保证。信息使用者一方则可以根据自己实际需要和要求、决策模型等来重新组合企业提供在网络上的数据，然后对其筛选加工处理，这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使用者被动地接受统一格式的局面。网络财务报告的这个特点提升了信息使用者的反馈价值。

4.网络财务报告的全面性和广泛性：这是指网络会计在线数据库包括了企业的所有财务及其非财务信息，突破了传统财务报告的种种约束。传统财务报告无法反映非数字化的信息，无法反映报告的生成程序和数据处理方法等方面的信息。网络会计下，企业实时输入与经济业务相关的所有数据源，存入企业专用数据库，生成与信息使用者相关的财务信息。同时，也揭示了非财务信息如：企业的预测信息，管理信息，资金筹备信息等。这都弥补了传统财务报告的不足和空缺，有效地扩大了会计报表和辅助信息含量，提供更加丰富完整，满足不同层次的信息使用者。

5.网络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可靠性是会计信息有用性的最重要的质量特征之一。可靠性是财务会计信息区别于其他信息的最主要特征，也是财务会计的优势（葛家澍，2003）。

葛家澍和杜兴强在《当代会计的发展趋势》一书中写到: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单个会计数据的可靠性和一系列会计数据经过企业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分析综合、加工汇总后的反映在财务报表上的单一、仿佛十分精确的项目的可靠性。

传统上编制和提供财务报告时，人工参与的更多，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估计等人为因素的影响。从客观上看，传统会计信息生成中涉及到的处理程序和编制方法受到技术和专业水平限制，其推导出的财务报告数据真实性、精确性都不能得到有效保证。使得最终获得的信息可靠性受到影响，进而降低了决策有用性。随着计算机处理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升级以及相关系统分析性工具或财务软件的开发更新，会计信息的收集、加工处理传递过程更多地由计算机、网络、软件分析工具来完成，这避免了人为的主观操纵。先进的处理技术和程序，使得最终的会计信息更为准确、真实、可验，增强了可靠性。

6.网络财务报告的开放性和公允性：以往传统财务报告仅局限于把企业财务信息通过财务报告方式提供给当前的利益相关群体如企业的股东，投资者，债权人，而没有考虑到其他对企业有投资意向和合作意向的潜在利益群体的信息需求，这不利于企业业务的拓展和资本的壮大。相比之下，在网络财务报告形式下，自愿披露的企业将财务信息的公开发布在可供众多人群获取、使用的互联网上。广阔的信息披露平台——企业网站，让更多人了解到企业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使企业在完成应有的披露任务之时，也附带地起到了宣传作用，有助于企业形象的提升，增强了竞争优势，将会赢得更多的潜在投资者，债权人和供应商的支持。

网络财务报告的公开性赋予了更强的公允性，报告的公开发布让其使用群体更为广泛，不仅有来自于股东、投资者、债权人的关注，而且有来自于同行业竞争对手和其他行业（如同类行业企业、政府、银行、供应商、证券、审计、外汇、财税等部门）的关注。在关注的同时也起到了一种监督的作用。信息关注人数的增加，使监督企业财务报告人数增加，则企业提供不可靠性信息就更可能受到指责、批评和攻击。绝对没有一个企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取灭亡。在网络财务报告形式下，企业会更加诚实地反映企业信息，通常会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来反映经济事项，这充分体现出网络财务报告比传统财务报告更具有公允性。

（二）网络财务报告自身的劣势分析（weakness）

虽然网络财务报告的出现更多地呈现了它众多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它也具有两面性，其劣势与优势是共同存在的。我们有必要对其自身的劣势进行分析了解，绝不能忽略。笔者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点：

1.网络财务报告使企业在竞争者面前更多地暴露了自己。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使企业在利用Internet寻找潜在贸易伙伴、完成网上交易的同时，也将自己暴露于风险之中（张运来，2007）。网络财务报告体系下，会计信息的公开性使企业的透明度得到提高。从企业立场上考虑，这种透明度的提高也使得企业受到了更多同业竞争者的“跟踪监视”，面临了更多的竞争压力和风险。

在网络经济和信息技术盛行的当今市场上，各类企业的竞争是来自多方面的，有来自生产技术、资源获取、资本积累、知识水平、员工素质、管理结构更改方面的，也有来自对同行业竞争企业的相关信息的了解程度的竞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那么，及时、准确、全面地获悉竞争者的情况就显得尤其重要，而被看作是企业核心的财务会计信息更是竞争者之间最想获取的信息。而网络财务报告的披露平台——互联网，具有公开性、广泛性、便捷性和快速性等特征，这让竞争对手获得企业的财务信息和经营状况等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企业的竞争对手，通过网络财务报告获得了诸如财务报表和财务指标之类的数量化信息和非数量化信息（管理会计信息、预测信息、前瞻性信息和盈利构成信息等），可以分析、判断企业的当期状况，可以预测出企业在未来将采取的行动，以此制定相应竞争策略，减少不确定性。这对企业本身来讲，网络财务报告的公开性、透明性对自身也是一种风险。所以，企业从自身利益和立场考虑，应该对网络财务报告公开性和透明性的两面性进行权衡。

2.网络财务报告使企业在信息使用者面前容易粉饰和伪装。在先前罗列的网络财务报告优势中有提到： 网络会计出现后，会计核算工作走上了无纸化的道路。会计信息的加工处理过程多交给计算机系统和分析软件，最终信息使用者也是根据自己的要求来筛选及控制信息的获取。总体上讲，这使得会计信息更为真实、精确、可靠。但如果企业对所披露的原始数据源加以修改，对其数据库中数据的实时输入和储存环节做手脚，或是更改信息系统的处理程序，以此出具更加具有吸引力的网络财务报告，则这样的“粉饰手段”在网络财务报告中是很难被使用者发现的。因为企业的交易业务从发生时就开始录入到数据库中，接下来的信息收集、分析、处理最终生成报表都是由网络一手操办的，这样，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主要取决于企业在其数据库中实时录入和保存，还有信息处理系统的科学性、标准性、严密性。而企业内部人员篡改伪造数据库中的原始数据是及其容易且隐蔽的，并且鉴于网络技术和软件开发技术本质上也是人为设计开发的，对信息处理系统进行更改是很容易的。不像传统财务报告，更改、伪造、涂改的迹象很明显，并且更容易受到原始凭证单据这些实物证据的验证核查。

对于外部审计工作而言：会计网络化后，手工明细账、日记账不存在了，记账凭证数据存储在磁性介质上。传统审计线索变化了，而且计算过程也不直观了。财务处理过程在计算机内自动完成，肉眼可见的审计线索大大减少，过去证账、账账核对的办法现在不方便使用了，这无疑给审计工作者带来了困难。

（三）网络财务报告所面临的机遇（opportunity）

在信息用户需求和网络经济推动下，计算机、互联网及其各类分析工具和财务软件都被广泛应用于会计领域。会计环境的改变给网络财务报告的诞生和实行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它提供了快速发展的机遇。

1.计算机、Internet、Extranet（企业外联网）和Intranet（企业内联网）的发展，为会计信息系统提供了最大限度、全方位的信息技术支持，使企业可以随时通过企业信息网络采集数据，实现了财务与业务协同，而且会计数据处理呈现集成化趋势，可以根据需要随时生成财务报告并发布在企业网络上，大大提高了企业编制和披露财务报告的效率。同时，各类财务软件和应用程序开发快速和实时升级更新，符合当今各类企业的不同业务需要和信息用户要求，更好地减少了企业随时出现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企业各部门可充分利用网络服务器和财务软件实现资源的共享，优化使用效率，实现会计业务的分布式处理，为网络财务报告的实行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2.XBRL技术的成功开发和普及。企业财务报告是商业社会受数字时代影响的最后领域之一。传统收集、整理和编制企业所需的信息既耗费时间，缺乏及时性，又收集不全面且容易出错，成本费用高昂。最主要的问题是，各企业系统使用的报告语言也有差异，也造成了语言转换的额外负担。为此，一种新的语言工具——XBRL被开发出来。XBRL是可扩展性商业语言（eXtensible Business Reporting Language）的缩写，它是一种可免费获取的用于财务报告的商业语言，为财务机构准备、公布各种格式的财务报表、可靠地抽取公司的财务信息和其他信息提供标准化方法，用以整合不同来源企业数据的方法，使得数据可以在不同系统之间以及公司内外使用。采用XBRL可以让原先分析软件需要几小时才能整理完整的报告在几秒内便可完成，它让企业能够更有效地传达和管理所披露的数据，而且信息用户只要付出更少的额外成本就能收集到更多的信息。XBRL的开发和普及是存取网络财务报告的一大创新，为网络财务报告创造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3.虚拟性信息经济的出现、电子商务交易的盛行、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支付工具和方式的改变都要求会计领域适应这些变化，这为网络财务报告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

（四）网络财务报告所面临的威胁（threat）

网络经济的到来、会计环境的改变、信息技术的提高在给网络财务报告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潜在的威胁将与其共存，并向它提出了挑战。因此，不论是企业还是信息用户要想更好地利用网络财务报告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以作出有用决策，在抓住机遇充分发挥其优势之时，必须意识到所潜在的威胁并加以防范，这对于风险的降低更为必要和重要。

1.来自于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安全性和各类财务分析软件科学性的威胁。网络会计下，企业的会计核算系统、网络财务报告的生成披露流程都是建立在企业内外网络系统和财务软件平台上的。基础平台的安全性和科学性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报告的质量。从现实状况看，外部风险主要包括黑客的袭击、高破坏性的病毒到处施虐、不安全媒体的拦截、潜在不道德事件、客户欺诈风险等。加之企业使用的各类财务软件并不是尽善尽美的，漏洞不可避免，缺乏严密性，这些都给网络财务报告构成了威胁，带来了高风险性，可能会严重影响甚至破坏最终网络财务报告中的数据。特别是对于那些交易业务网络化、会计业务处理自动化的金融行业（银行，证券，股票，外汇……）而言，其带来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

2.网络财务报告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现有的会计准则和法律规范对网络财务报告这一块还相对缺乏。网络会计还是一个新事物，会计准则和规范中还没对其出台具体的相关标准。因此，在实务中，各企业在具体的会计程序、方法操作不一，可能会出具不同模式的网络财务报告，不便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间信息的比较分析，导致会计信息可比性降低。同时，与之相关的如《电子商务法》、《网络知识产权法》等法律也都不完善，宏观上缺乏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控制以及对网络经济业务的监督，网络犯罪日益猖獗，对网络会计的发展和网络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造成了威胁，企业的相关利益群体利益受损，误导信息使用者做出决策。

三、对网络财务报告中存在问题的解决措施

为了更好地迎合网络经济中信息提供者和使用者的各种需求，体现网络会计的作用，确保网络财务报告的相关性和可靠性，增强财务信息决策有用性，对于其自身劣势和面临的威胁应综合治理。

（一）加强对会计人员素质的提高

网络会计的出现要求会计人员不仅掌握专业财务知识，还要熟悉电算化知识和网络知识及其对各类软件的操作运用。企业应该对他们定期进行网络操作和网络安全业务培训，以使会计人员能适应虚拟办公条件下的特定会计方法、程序及控制和评价措施。

（二）加强对网络设备、软件系统的开发使用和安全管理

在开发使用上，寻找技术合作伙伴，根据企业自身具备的条件开发个性化的会计信息系统，以使最终的网络财务报告更具参考价值。 在安全管理上，应该多从技术上和制度上考虑到其安全措施，防范网络风险。充分利用系统的安全功能和安全机制，加强存取控制，防止非法访问。同时，要加强内联网与互联网连接的管理，防止病毒从外部网络侵入内联网，要经常进行检查，定期对重要文件和数据进行备份。使用先进的防杀毒软件，及时进行软件升级。

（三）建立健全的会计准则和法律法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事物都应该有相应的法律来保障实施。网络会计正处于发展初期，需要政府适时的制定出相关的政策法规，行业部门也要作出相应的规范和标准，而不要等到网络会计实践成熟后才开始制定，这样才能指导网络会计的发展，企业公布披露的网络财务报告才能更好地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服务，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四、结论

随着网络会计的应运而生，会计角色受到信息技术演进的极大影响，网络财务报告逐步成为人们提供和获取相关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主要方式。从SWOT分析中可以看到，网络财务报告优劣势并存，外部环境所带来的机遇和威胁并存，总体上是优势多于劣势。这使得传统财务报告走向网络财务报告成为必然。外部环境带来的众多机遇也为网络财务报告的实行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依托网络信息技术的网络财务报告显现出的及时性、相关性、针对性等优势以及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会计外部环境的改变都使得网络财务会计的发展成为必然和可行。网络财务报告的运用给会计信息披露带来了一场革命，这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处于发展初期的网络财务报告面临着网络技术安全性、相关复合人才的缺乏以及法律和会计法规不健全带来的道德风险等方面的挑战。我们应有效地利用其优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制定具体的对策，使网络财务报告披露的信息相关性和可靠性更强，迎合时代的发展，满足各类群体的需要，以便决策者们获取更多利益。●

【参考文献】

[1]布莱恩·伯杰伦（Bryan Bergeron）：XBRL 语言精要——21世纪的财务报告. 廉晓红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9）.

[2] 葛家澍，陈少华. 改进企业财务报告问题研究.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6）.

[3] 葛家澍. 现行财务会计与报告的缺陷及改进. 财会通讯，2004，（5）.

[4] 黎庆元. 网络会计发展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对策研究. 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培训学院学报，2003，（6）.

[5] 何玉，张天西. 自愿实施网络财务报告公司的特征研究. 会计研究，2005，（12）.

[6] 沈颖玲. 网络财务报告研究. 立信会计出版社，2005.

[7] 张运来. 会计发展新趋势——网络会计探析. 中国总会计师，2007，（8）.

[8] 张天西. 网络财务报告：XBRL的理论基础研究. 会计研究，2006，（9）.

[9] 郑庆良. 网络会计信息系统安全风险及其防范. 财会通讯，2006，（12）.

[10] 周仁俊. 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与可靠性.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2，（3）.

[11] Elliott.R.K..1992.The third wave breaks on the shores of accounting. Accounting Horizons，6（2）.

[12] Elliott.R.K., Jucobson.P.D..1994. Costs and benefits of busines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ccounting Horizons,8（4）.

[13] Wallman.S.M.H..1995.The future of accounting and disclosure in an evolving world: the need for dramatic change. Accounting Horizons,9（3）.

作者：张秋静

网络信息新技术传播管理论文 篇2：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能力基础及其夯实路径

摘要：公民普遍而充分地享有网络信息知情权、网络政治参与权、网络权益表达权和网络舆论监督权等网络基本权利构成其网络政治参与的能力基础，而现实“数字鸿沟”的存在和加剧却造成了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能力差距，制约影响其网络基本权利的实现。为此，要加强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公民网络权益保障基础；扩大政府政务信息公开力度，保证公民网络信息知情权；加强公民网络技能教育培训，提高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能力；完善网络管理法律法规，保障公民网络权益表达权；以权利保障为主、权利规制为辅维护公民网络舆论监督权，从而努力消除网络“数字鸿沟”，保障和提高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权益和能力。

关键词：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参与能力；网络权利；数字鸿沟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当代中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困境与出路研究”（12YJC810009）；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大数据时代健全政府应对网络舆情事件的协同体系机制研究”（L15AZZ001）；辽宁省教育厅项目“辽宁省各级政府治理网络舆情的制度体系建设研究”（W2015016）和“辽宁省全媒体辟谣平台的建构研究”（W2015024）；辽宁省社科联项目“微传播语境下地方政府负面网络舆情应对能力研究”（2016lslktzishx-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金毅（1977-），男，西安人，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网络政治问题研究所所长，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后，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政府网络治理；许鸿艳（1980-），女，内蒙古赤峰人，渤海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网络传播。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近年来，随着我国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网络新兴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应用，公民所应享有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基本权利也日益从制度设计走向现实，并从现实世界延伸至网络空间，使得“最大多数的民众关心、参与政治成为可能，使信息公开可以落实到每个具体的公民，使政治权力主体及各级官员开始受到来自方方面面、全天候的监督”，[1]从而为公民普遍而充分实现基本政治权利，促进公民合法、理性、有序开展政治参与活动提供了政治基础和有效保障。

一、实现网络权利构成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能力基础

权利是能力的基础，公民所能够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水平，往往与其所能够获得的基本权利的程度密切相关。而网络公民权是现实公民权利在网络空间上的具体反映，主要表现为网民、网络共同体等网络活动主体在互联网上所应享有的网络信息知情权、网络政治参与权、网络权益表达权、网络舆论监督权等项权利，这些权利的及时而充分的实现是公民能够合法有效开展网络政治参与活动的基本前提条件，其实现程度也往往能够直接决定和体现公民政治参与能力的大小，深刻地影响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质量和实效。

1网络信息知情权。它是指社会公众能够依法利用网络媒介收集和获取信息资源的权利和自由，也是公民通过互联网参与协商讨论和发表意愿诉求的信息前提，以及实现和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条件。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互联网+”技术、“微媒体”平台、网络社区论坛等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使得我国快步迈入全方位的“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在这个时代，公民对网络新技术的广泛使用，降低了意愿表达的门槛，使公民能够运用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普遍而充分地享有网络知情权，有利于其形成更为科学、准确的判断，进而平等自由地表达权益诉求，合法、理性地参与国家公共事务。

2网络政治参与权。它是指社会公众依法利用网络互动平台，享有表达自身权益诉求，影响国家行政决策，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基本权利。当前，互联网已成为推动数以亿计的网民加入政治参与浪潮的催化剂，为公民的多元权益表达提供了更为便捷、开放、自由的平台，也保障了公民能够切实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沟通交流，从而更加便捷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同时，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的充分实现也有利于促进政府与社会公众进行及时有效的信息沟通和良性的互动协商，以提升公共事务决策与执行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3网络权益表达权。“表达自由是民主社会的重要基础，是每个人发展与进步的基本条件。”[2]若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民主政治实则就是话语政治，而民众的政治权益表达可以说就是一种“无形的”政治参与行为。网络表达权的本质就是公民追求自由表达意见诉求的基本权利。互联网的便捷、开放、匿名等特征，能够打破政府话语权的集中和垄断，为普通民众开拓出一个信息和观点能够多元传递、平等交流的权益表达空间，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为公民网络表达权的实现提供契机。网络表达权通常主要包括接近和使用媒介权、表达网络言论和权益诉求权、信息沟通交流和信息传播权，以及网络监督批评权等。这些权利普遍而充分地享有和行使，能够激发和强化公民网络权益表达的兴趣和愿望，提升政治参与效能感，从而推动其理性、合理地释放不满情绪，更为自由、全面地表达权益诉求，提升网络政治参与的实效。

4网络舆论监督权。它具体包括网络批评权、网络建议权、网络申诉权、网络控告检举权等项权利。在网络信息时代，网络舆论监督直接来源于网络主体的意愿表达，而基于互联网的隐匿性和意见建议表达的便捷性，有利于避免“被代表”和中介对监督性质及力度的削弱，使得网络舆论监督的普遍性、合法性更加凸显。[3]这有利于公民撕开现实社会中因恐惧权势而不得不为的伪装和压抑，更为放心大胆地进行监督举报，也能使相关举报信息更容易被监督机构所获知，从而保障公众充分发挥强大的民主监督的主体作用，增强民主监督的实效。

二、现实“数字鸿沟”导致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能力差距

所谓“数字鸿沟”，通常是指“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困者”之间因掌握和运用信息技术方面的客观差异而形成的能力差距，它主要表现在国与国之间的“全球鸿沟”、一国内部的“社会鸿沟”，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个体能力鸿沟”三个层面。

就国家之间所形成的全球鸿沟而言，《1999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曾分析指出：“网络社会正在开创两个平行的交往体系：一个属于那些收入高、教育好、文化接触多的国家，它们享有低成本、高速度的丰富信息；另一个属于那些缺乏接触的国家，它们被时间、成本和不确定性等壁垒所阻碍，只能分享过时的信息。”[4]从而形成和拉大国与国之间的信息鸿沟。

对全球数字鸿沟的大小通常可用数字鸿沟指数（DDI）予以衡量，它主要是“以最低水平国家与全球平均水平间的相对差距来反映，考察对象主要有电脑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手机普及率等”。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全球信息社会测评报告2015》统计分析，“从全球信息社会发展看，各国之间数字鸿沟巨大，信息产品普及存在巨大差距。发达国家主要信息技术产品与服务的扩散已经进入成熟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成长期，还有少数国家信息技术产品与服务的应用尚处于市场培育阶段。测算表明，全球数字鸿沟指数为092，即全球最低水平国家主要信息技术产品的普及应用水平比全球平均水平落后92%。”[5]（参见表一）“比如，荷兰已有967%的家庭拥有电脑，而最低水平国家仅为21%；冰岛平均每百人中约有97人上网，而最低水平国家只有19%。”[5]

表1（全球）主要信息技术产品渗透率及其

数字鸿沟指数[5]电脑家庭普

及率（%）手机普及

率（%）互联网普及

率（%）最高9670214759655最低2101771190平均5114114915112最大相对差距指数098092098单项数字鸿沟指数096085096

就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所形成的社会鸿沟而言，一国内部各地区信息化的发展程度往往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正向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网络基础设施投入越充足，则其网络信息技术水平也就越发达，网络普及率相应也就越高。并且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升级和应用，这二者间的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使得在某些经济发达地区，互联网络已成为民众生活须臾不可离的日常用品，而在某些经济落后的地区网络甚至还只是一种奢侈的梦想。以我国为例，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信息社会测评报告2015》分析统计，2015年全国信息社会指数达到04351，其中，“东、中、西部地区信息社会指数分别为05489、03880、03729。不同区域之间信息社会发展水平差距明显。”[5]特别是北京、上海、天津3个省份信息社会指数已分别达到07578、07198、06153，超过06，进入信息社会初级阶段；而排名后三位的贵州、甘肃、西藏3个省份信息社会指数分别仅为03325、03309、03092。

国家之间的全球鸿沟和一国内部的社会鸿沟，无疑都会不同程度地对公民能否充分享有网络基本权益、有效开展网络政治参与活动的能力产生重要影响。而就公民个体之间的数字鸿沟而言，主要体现为公民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具备条件和能力以掌握和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参与国家公共生活方面的差距。它往往会受到公民自身经济地位、收入水平、城乡户籍差别、教育背景，甚至年龄、民族、职业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从而使其在掌握和利用信息资源的数量、质量和能力方面出现不同程度的分化和差距，直接而深刻地影响其网络基本权利的掌握和实现，以及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能力水平。有学者就此提出，“一旦参与的机会，至少在小范围内，能够反映财产和教育的社会不平等时，社会经济地位和公民参与政治的关联性就会体现出来。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参与政治的比例必然要比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高些。”[6]以我国为例，201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844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0489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275倍。公民收入差距必然会深刻影响其网络权利的实现和政治参与能力。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报告》分析统计，截至 2015 年 6 月，在我国668亿网民中，城市人口占721%，农村人口仅占279%；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42%，而农村地区仅为301%，二者相差341个百分点。在这些网民中，每月收入2000元以上者占到566%，而月收入在500元以下者占112%，无收入者仅占62%。另就学历、年龄和职业而言，我国网民中高中以上学历者占511%，而小学及以下学历者仅占124%；40岁以下青少年占网民总数的803%，而40岁以上者仅占197%；网民中学生群体的占比最高，为246%，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仅占27%。

而如上所述的现实社会“数字鸿沟”的存在和加剧，无疑会将社会分化为如下两部分群体：一部分主要是那些经济条件较好、掌握着优势资源的信息精英，他们往往有能力购买较为先进的网络设备，并且能够接受相对较好的网络信息教育培训，拥有良好的网络知识与操作技能，可以低廉而快捷地获取较为丰富而充足的信息资源，进而更好地享受网络权利，充分表达和争取自己的权益。甚至还能够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优势，获得信息霸权，从而有效控制网络舆论导向，成为信息社会的驾驭者和“统治者”。而另一部分则是那些社会地位不高、难以受到良好教育的群体，他们往往缺乏上网条件和能力，很难借助网络媒介来及时了解最新较全的信息资源，有效表达权益诉求，难免就会逐渐沦为“信息赤贫者”。

在民主社会中，能够合法有效地使用互联网及其与之相关的服务，往往是全体公民能否进行有效政治参与的先决条件之一。因而，因获取和支配信息方面的能力数字鸿沟的存在，不仅使社会分化为“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而且“获取信息能力的两极分化会造成政治参与的不平等。‘信息富人’掌握和控制着大量的信息，可以有效地参与和影响政治，而‘信息穷人’则会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处于政治的边缘”，[7]甚而“实际上便被剥夺了参与并以自己的言行影响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及其他方面决策的机会”，[8]从而严重影响公民网络权利的行使、参与能力的提升，以及网络政治参与的质量和成效。同时，由于当代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信息更新的生命周期相应越来越短，那些掌握着优势社会资源的群体可以不断及时更新网络设备、提升信息技术，始终能够有效掌握前沿信息技术水平。这无疑会加深和扩大“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业已存在的数字鸿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网络民主政治的发展，甚至使互联网有可能沦为某些形态各异的政客和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控制政治社会生活、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便利工具。[9]

三、夯实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能力基础的路径选择

1加强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公民网络权益保障基础。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国家信息产业发展进步的前提，也是减少和消弭国家之间、一国社会内部，以及公民个体能力“数字鸿沟”，夯实公民网络权益保障的能力基础。这就要求国家大力推进“宽带中国”战略，铺就信息畅通之路，促进互联互通，开放共享，打通网络信息基础设施“最后一公里”。特别是要加大对农村地区和信息赤贫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支持和保护力度，扩大宽带网络覆盖范围，提升网络接入水平，增强网络带宽服务能力，促进这些地区信息化发展，帮助他们紧抓数字机遇，缩小数字鸿沟。同时，还要密切跟踪世界先进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积极推动网络先进技术的研究开发和普及利用工作，大力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要“完善无线传感网、行业云及大数据平台等新型应用基础设施。实施云计算工程，大力提升公共云服务能力，引导行业信息化应用向云计算平台迁移，加快内容分发网络建设，优化数据中心布局”。[10]特别是要加强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政府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工程，形成政府跨部门、政府与社会数据资源统一共享、交换、开放平台，从而为公民及时、充分、有效实现网络权益，开展网络政治参与活动提供坚实的基础保障。

2扩大政府政务信息公开力度，保证公民网络信息知情权。政府及时有效地进行政务信息公开，保障公民普遍而充分地享有网络信息知情权，不仅有利于减少和消弭社会“数字鸿沟”，更是各级政府的基本义务，也是其树立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必要条件。这就要求各级政府推动信息系统跨部门、跨区域共享，形成立体化政务信息公开体系，推进信息公开的制度化、常态化。同时，要不断提升政务信息公开和服务意识，充分利用网络政务信息数据服务平台，及时捕捉公民信息需求，依法依规主动及时、有效地发布相关政务信息，“要破除‘有没有必要公开’‘选择性的公开’等陈旧观念，不仅要应公民要求公开，而且力争主动公开；不仅要通过政府公报、新闻传媒等一般的方式公开，而且要运用新闻发布会、网络、在线访谈等多种渠道公开，实现公众对相关信息的全面知晓、全方位知晓和全覆盖知晓。”[11]从而树立政府信息传播的权威性，充分保障公民应有的网络信息知情权。

3加强公民网络技能教育培训，扩大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积极性及其参与能力水平，往往与其所接受的参与知识和参与能力的教育培训程度密切相关，那些能够熟练掌握并运用网络新兴技术的政治参与者，往往接受过相对良好的信息技能教育培训。当前在国家大力推进 “互联网+”战略、大数据战略，实现网络强国战略的背景下，要积极开展“全民网络教育工程”，推进产学研合作，加强“互联网+”专业技术人才教育培训，不断提高社会公众，特别是“信息贫困者”的网络知识水平和信息运用技能。还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多层次、多类型的大数据人才培养体系”，“鼓励高校重点培养专业化数据工程师等大数据专业人才”，通过采取“跨校联合培养等方式开展跨学科大数据综合型人才培养”，“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和企业合作，加强职业技能人才实践培养，积极培育大数据技术和应用创新型人才。依托社会化教育资源，开展大数据知识普及和教育培训，提高社会整体认知和应用水平。”[12]从而保障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益的充分实现。当然，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过程本身也是其进行自我教育的过程，他们在运用互联网表达自己的权益诉求时，也往往能够进一步强化参与感和责任意识。

4完善网络管理法律法规制度，保障公民网络权益表达权。“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同样需要依法严格治理。而要有效保障公民的网络表达权，首要任务就是健全网络表达权的相关法律法规，实现权利保障法治化。这就要根据互联网和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的新特点，加快推进个人网络信息保护、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网络内容和运行安全保障、网络犯罪惩治等公民网络权益保障相关法律法规，树立以法治网的法理权威。特别是要在法律法规中阐明公民网络权利的行使规则和界限、滥用网络表达权的惩处办法，以及在网络参与过程中遭受权益侵害的救济规则等，充分保障“信息贫困者”平等的网络权益表达权。同时要进一步完善与实体法相配套的程序法，以保持网络立法的协调性和动态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由于规制网络表达权的法律法规具有高度的专业化和综合性的特点，这就需要积极吸收法律专家和网络信息技术专家共同参与制定，使网络法规更具可操作性和实效性，实现网络信息立法的民主化，从而有效保护网络主体合法的表达权益。

要建立健全网络表达相关规制制度，实现权益表达制度化。一是要制定必要的网络身份认证制度。从事网络表达相关活动的单位和营业场所要严格履行审批和备案手续，公民也应通过网络前台匿名与后台实名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网络身份注册，以保证网络运营单位和公民个体能够负责任地、合法理性地行使网络表达权。二是要实行合法必要的内容审查和许可备案制度。由于网络表达的内容能够弘扬主旋律、传播社会正能量，也可能会产生消极不良影响，因而有必要结合网络媒体的发展特点，对网络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途径等实行合法、必要的媒介审查和控制，严格禁止暴力色情、网络谣言，甚至非法内容的表达和传播，引导公民合法、理性、有序开展网络活动，以净化、清朗网络空间。三是健全网络政治沟通制度。要注重和促进以网络对话、商谈和讨论为主要参与形式的网络协商机制建设，加强政治沟通，促进公民合法、理性、有序地利用网络平台表达权益诉求，力求通过网络协商化解矛盾。四是健全网络舆情引导机制。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实时掌握舆情动态，加强官民互动沟通，有效发布政务信息、恳切回应民意诉求，及时疏导社会情绪。要加强网上正能量建设，着力培养具有主流社会认同感的网络舆论领袖，使其能够通过实名发表有说服力的帖子和新闻评论，形成网上权威话语和主流声音，把握好网络舆论引导的时、度、效，增强主流话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引领网络舆论良性健康发展。

5以权利保障为主、权利规制为辅，维护公民网络舆论监督权。网络监督权是在信息网络环境下公民行使言论自由和民主监督权的新渠道、新方式，它监督成本相对较低，有利于直接传递公众监督意愿，提高监督力度和实效，促进公共权力透明运作。而对公民网络监督权的有效保障，不仅有利于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也有利于保护国家与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成为“民权”限制“公权”的有效便捷手段。这就要求在网络法规制度建设上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网络权利为主，而以权利规制为辅，也就是国家在限制公民的网络言论自由或监督权利时，应该选择为保障国家信息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基本权益而做出最小的合理限制，以此鼓励公民积极有效开展网络监督，实现网络舆论监督的法制化、制度化。另外，公民行使网络言论自由权和网络舆论监督权应把握好平衡，遵守适度的原则，监督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和社会基本规范，不能采用人肉搜索、进行网络恶搞、传播网络谣言、组建“网络黑社会”、进行网络攻击、实施网络犯罪等方式，侵犯国家或他人的合法权益；也不能以行使网络监督权为名，干涉审判过程，造成司法不公。

参考文献：

[1]牟宪魁.互联网时代的公共权力运行与公民权利保障[J].中国行政管理，2010，（12）.

[2]陈欣新.表达自由的法律保障[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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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主体政治的社会剖析[M].张华青，孙嘉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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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四新.网络空间的表达自由[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368.

[9]王金水.网络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94.

[10]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0.

[11]叶皓.正确应对网络事件——政府新闻学网络案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237.

[12]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5-36.

【责任编辑：孙巍】

作者：金毅 许鸿艳

网络信息新技术传播管理论文 篇3：

2020年中国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年度观察

【摘要】2020年，受到技术发展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网络信息内容治理呈现许多新变化、新特点和新趋势。《民法典》等多部重大立法颁布或起草，使我国网络信息内容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专项执法活动密集，针对性强，覆盖网络谣言、直播内容、未成年人保护、网络传播秩序、个人信息保护等诸多重要领域，企业、行业和社会力量在疫情信息治理参与等方面表现积极。未来，我国的网络信息内容治理需要继续完善有关立法，构建有效的常规治理机制，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巩固完善网络内容综合治理体系。

【关键词】互联网  信息内容治理  民法典  网络传播秩序

当今，互联网对很多人而言，就像水和空气一样须臾不可分离，网络生活和现实空间已经深度融合。2020年是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的第26个年头，这一年中国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网络用户规模持续扩大，正在由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迈进。据统计，截至2020年12月末，我国网民规模为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9.27亿;互联网上市企业在境内外的总市值达16.80万亿元人民币，再创历史新高。 ①2020年，疫情笼罩之下，互联网功能凸显。“宅生活”“云消费”加速了我国经济数字化的转型，在线办公、在线教育、数字娱乐、电商直播等新模式、新业态势头迅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算法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使得数据处理、内容生产和分发、传播更加智能和快捷，从而带动以视频为主的媒介形态迅速崛起。

一、多部立法出台、修订，进一步完善网络内容法律治理体系

（一）中央关于网络内容治理有关精神

2020年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研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讲话中指出，要“把握主导，壮大网上正能量”，“要加强舆情跟踪研判，主动发声、正面引导，强化融合传播和交流互动，让正能量始终充盈网络空间”，“要把控好整体舆论，努力营造良好舆论环境”，“要加强网络媒体管控，推动落实主体责任、主管责任、监管责任，对借机造谣滋事的，要依法打击处理”。

（二） 国家立法

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我国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称《民法典》）。《民法典》（人格权编）设专章对个人信息与隐私权一体保护，并在《网络安全法》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增设生物识别信息、健康信息、行踪信息三项个人信息类型。《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中介者责任，在之前的“通知—删除”规则基础上，增加了“反通知—恢复”规则，明确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侵权内容后的基本处理程序，在各方之间构建了利益更为平衡的新的责任避风港规则。

10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本次修订增设网络保护专章，规定网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确定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网络信息的种类、范围和判断标准”，为未成年人提供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设施和产品应当“安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或者采取其他安全保护技术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有保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网络防沉迷、游戏产品的适龄提醒、身份信息认证，以及制止网络欺凌、发现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信息进行提示和停止传输的义务等，标志着保护未成年人的网络信息治理迈入新阶段。

11月11日，《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获得通过。本次修订将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内容“时事新闻”修改为“单纯事实消息”，措辞更加准确。将以连续画面作为表现形式的作品统一命名为“视听作品”，取代原来的“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说法，从而可以直接容纳网络游戏、体育赛事节目、短视频等作品类型。广播权的内涵在本次修订中得到较大扩充，对以无线或有线方式传播或者转播作品的类型都做了覆盖。

10月21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就《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草案强调，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应当采用合法、正当的方式，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公开处理规则，保证信息准确，采取安全保护措施等。草案明确规定，国家网信部门负责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统筹协调工作，以及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合规管理和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等义务。

（三）部委建章（含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2020年3月1日，国家网信办部门规章《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正式实施。“网络信息内容生态”首次作为网络空间治理目标在该规定中进行了明确，系统规范了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的根本宗旨、责任主体、治理对象、基本目标、行为规范和法律责任。该规定明确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负有依法规范和管理平台上的违法信息、防范和抵制不良信息传播，并积极呈现主流价值导向信息的责任义务。

6月18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文学出版管理的通知》。该通知要求，网络文学出版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内容审核机制，严格规范登载发布行为，定期开展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加强评奖推选活动管理，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加强网络文学出版队伍建设，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职责。

11月9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关于切实强化网络影视剧细节把关的通知》，要求做好相关特定画面、景观、音乐、译文译注等细节把关;建立严格的编审制度;不断完善本机构网络影视剧内容审核流程，确保剧目播出安全;加强网络影视剧细节审核把关，并加强对制作机构和播出平台的指导和监管。

同月，多部门接连出手规范网络直播。11月6日，國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严格规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11月13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互联网直播营销信息内容服务管理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对互联网直播营销信息内容进行全面规范。国家广电总局11月23日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的通知》，以强化直播平台导向和价值引领，营造行业健康生态，防范遏制低俗庸俗媚俗等不良风气滋生蔓延。

二、治理疫情谣言，多元主体携手共治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因其传播和危害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给个体带来巨大恐慌。传播学研究表明，不确定的环境下人们存在着极大的信息饥渴，也是谣言滋生最好的土壤。②谣言治理成为疫情期间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最主要部分。

消除谣言的最好方式是发布权威、真实信息。疫情发生之后， 中央及地方政府、国家及各地方卫健委及时向社会通报疫情最新发展，包括感染病例和传播链条等。主流媒体也与互联网平台合作，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以可视化的方式及时、准确地发布官方权威数据，《人民日报》与丁香园微信公众号合作推出新冠肺炎疫情实时动态地图。

针对谣言，政府、媒体、商业网站纷纷发挥自身优势，上线辟谣平台（专区），及时澄清不实信息。具体有：国家网信办开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辟谣专区”，人民网、新华社客户端开设辟谣专页，封面新闻推出斩谣台——智能辟谣平台，腾讯新闻较真查证平台推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实时辟谣”等。新浪微博、快手、抖音平台也纷纷进行科普和辟谣。

行业协会积极倡导企业自律。1月26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中国互联网协会倡议书》，倡议发挥互联网行业优势，把握正确导向，采取必要措施杜绝谣言、加强自律，同时呼吁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

网信部门针对涉事平台及时执法。2月，各地网信办在国家网信办指导下查处百度、网易财经、皮皮搞笑客户端等发布的散布疫情恐慌情绪的信息内容（含有害短视频）。6月，国家网信办指导北京市网信办对“@新京报我们视频”在涉北京疫情报道中的某些违规问题，责令新浪微博依规依约对该账号进行禁言处置。

针对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早期个别错误认定谣言的情形，有关部门及时甄别并做出纠正。1月，因在同学群中传递疫情信息被认为发布不实言论的李文亮医生遭到地方公安机关训诫，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国家监察委经调查，责令武汉市公安局向当事人家属道歉，撤销训诫书等。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为有效打击涉疫情谣言，2月6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指出，编造虚假疫情信息或者明知是虚假疫情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分别依照寻衅滋事罪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定罪处罚。同时规定，利用新冠肺炎疫情制造、传播谣言，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以煽动分裂国家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处罚。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致使虚假疫情信息或者其他违法信息大量传播的，以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定罪处罚。

三、强化网络生态治理，严格整治违法违规及其他有害内容

检查监督和专项整治是我国互联网信息内容执法的主要方式。其中，专项整治可以集中解决某一突出问题，又可打破机构边界，与相关部门联动执法，因而成为我国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中的重要执法方式。

2020年，专项整治执法行动密集而广泛。4至11月，“净网2020”“秋风2020”“护苗2020” 三大专项行动陆续展开，打击目标指向网络淫秽色情信息、新闻敲诈和假媒体假记者站假记者、侵权盗版行为、非法有害少儿出版物及信息等四类问题。6至10月，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四部门开展“剑网2020”行动，针对视听作品、电商平台、社交平台版权、在线教育等领域的网络版权侵权问题进行专项治理。

此外，网络直播内容治理和保护未成年人的治理成为该年度违法违规内容整治重点。

（一）网络直播内容治理

2016年是我国网络直播元年，2020年疫情下的“宅生活”更带来了直播的爆发式增长。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6.17亿人， 占网民整体的62.4%。其中电商直播的用户规模达到3.88亿人，占全体网民的39.2%。③

直播行业作为新兴娱乐行业方兴未艾，但内容低俗、导向不良问题屡屡出现，是肃清网络不良信息的重要对象。相比其他网络内容形态，网络直播由于流动和实时，画面识别和过滤的难度更大。2016年，我国颁布《网络直播服务管理规定》，明确规定了直播平台在内容管理方面需要履行的各项主体责任。2020年，面对直播带货的急速发展及其存在的内容管理问题，各主管部门纷纷出台监管规范。

6月5日，针对传播涉淫秽色情、严重低俗庸俗内容、诱导未成年人进行充值打赏等问题，国家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络直播行业专项整治和规范行动。同月，国家网信办指导属地网信办针对传播低俗庸俗内容，对未能有效履行企业主体责任的虎牙直播、斗鱼直播、哔哩哔哩、映客直播、CC直播、疯播直播、欢乐直播、花椒直播、西瓜视频、全民小视频等十家直播平台进行约谈。8月3日，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针对高额充值打赏冲击主流价值观、网课直播间推送低俗内容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违规直播带货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色情低俗和网络赌博诈骗屡禁不止等问题，深入推进网络直播行业专项整治和规范管理。

同时，各地纷纷开展网络直播行业专项整治行动，促进网络生态持续向好。上海市、深圳市的有关部门就本地出现的网络乱象进行联合执法，对具体违法违规问题进行约谈或重点整治。

（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网络信息内容治理

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是我国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的重要目标。截至2020年6月， 互联网在6岁以上19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群体中渗透率已高达93.1%。④受疫情影响，全国2.82億在校生普遍转向线上教育。政府、高校和企业积极探索和推进在线教育实践，网课、云课堂这一阶段成为学生的主要学习渠道。

7月9日开始，国家网信办启动为期两个月的2020“清朗”未成年人暑期网络环境专项整治，打击淫秽色情、暴力血腥、诱导犯罪等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信息。同月，国家网信办指导北京市网信办会同属地教育主管部门，针对“存在低俗视频、教唆早恋内容”等对“学而思网校”进行约谈。

8月7日，中央网信办会同教育部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涉未成年人网课平台专项整治，要求网课平台切实承担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要对课程严格审核把关，确保导向正确;开设评论互动功能要建立信息内容“先审后发”制度，要加强网课页面周边生态管理，不得出现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不得利用弹窗诱导点击不适宜未成年人的页面，不得推送与学习无关的广告信息;不得利用公益性质网课谋取商业利益。

8月19日，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开展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专项行动，针对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低俗有害信息、不良网络社交行为和沉迷网络游戏等问题进行重点整治。

11月27日，为进一步巩固和深化网课平台整治成果，中央网信办和教育部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涉未成年人网课平台规范管理的通知》，提出要加强备案管理，强化日常监管等措施，建立未成年人网课平台长效治理机制。

四、规范网络信息传播秩序，严厉打击恶意营销等违法行为

近年来，互联网信息服务领域的内容供给和传播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超级互联网平台对信息的影响力持续扩大。无论是搜索引擎公司还是各大社交软件公司都被认为已从技术公司转型为媒体平台。作为海量信息内容管理的中枢，他们不仅决定着信息是否可以呈现，还决定着信息的呈现顺序，有能力干预舆论导向。另一方面自媒体内容生产的商业化、专业化和团队化程度不断提高，竞争日趋激烈，背后商业推手操纵信息问题已严重干扰网络信息传播秩序。

2020年4月28日起，国家网信办组织各地网信部门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恶意营销账号专项整治行动。疫情期间，有诸多网络账号炒作关于疫情防控内容的“标题党”文章，散布虚假信息，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6月10日，国家网信办指导北京市网信办，针对微博在蒋某舆论事件中传播违法违规信息、干扰网上传播秩序等问题，约谈新浪微博负责人，责令整改，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同时，要求北京市网信办对新浪微博依法予以罚款。

7月29日起，国家网信办开展为期三个月进一步加强自媒体基础管理专项治理行动，重点解决一些自媒体散布虚假信息、歪曲党史国史、宣扬错误价值观、恶意营销、敲诈勒索等屡禁不止的现象，有效根治自媒体领域的痼疾顽症，扭转网络传播秩序。

10月26日起，国家网信办对手机浏览器软件扰乱网络传播秩序突出问题开展专项集中整治，把QQ、华为等影响力较大的8款手机浏览器纳入首批名单进行重点集中整治。着力解决三大突出问题：一是发布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良信息，二是发布自媒体违规采编的各类互联网新闻信息，三是发布“标题党”文章。

五、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司法解释先行探索

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数据的价值属性日益显现，个人无时无刻不在互联网上留下数据痕迹，个人隐私与信息保障变得异常脆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需要则更进一步加剧和强化了这一问题。

2020年7月22日，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在京召开会议，启动2020年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治理工作，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维护公民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

12月1日，为落实《网络安全法》关于个人信息收集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规范App个人信息收集行为，保障公民個人信息安全，国家网信办研究起草了《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必要个人信息范围（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文件规定了38类常见类型App必要个人信息范围。

在法律尚无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司法机关率先作出探索。11月20日，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对受到舆论广泛关注的“郭兵诉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野生动物世界公园采集郭兵及其妻子的照片信息，违反了法律意义上的必要原则，不具有正当性，判决野生动物世界败诉，承担郭兵一定的经济损失，并删除其办理指纹年卡时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内的面部特征信息。

六、网络内容携同共治，行业、企业、社会组织及网民等多方主体参与

2020年，行业协会积极发挥自律功能，不断细化行业内容规则，通过倡议和内容监督带动企业积极履责。互联网企业主体责任意识不断提升，广大网民积极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一）行业自治

2月21日，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联合视听节目网站制定《网络综艺节目内容审核标准细则》。《细则》围绕才艺表演、访谈脱口秀、真人秀、少儿亲子、文艺晚会等各种网络综艺节目类型提出了94条具有较强实操性的标准，是抵制个别综艺节目泛娱乐化、低俗媚俗等问题，为广大网民提供优质节目的制度性举措。

12月7日，第三届中国网络诚信大会举办。从2018年开始，在国家网信办等部委指导下，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发起中国网络诚信大会。2020年中国网络诚信大会于12月7日在山东曲阜举办，大会发布了2020年度中国网络诚信十大新闻、2020年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辟谣榜，并首次发布了《中国网络诚信发展报告》。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庄荣文出席并对网络诚信、网络文明提出要求和期望。

（二）互联网企业积极履行主体责任

为落实《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根据国家网信办的统一部署，各大互联网企业深入开展自查自纠。腾讯、百度、新浪微博和今日头条等互联网企业巨头纷纷开展行动，制定规范，主动清理、集中整治自身存在的各种网络乱象。⑤

（三）用户社会监督积极开展

在国家网信办督促下，全国主要网站和应用程序积极建立网民监督举报渠道，进一步鼓励广大群众积极举报、监督违法和不良信息。据统计，2020年，全国各级网络举报部门受理举报1.63亿件，同比增长17.4%。其中，国家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受理举报228.8万件;各地网信办举报部门受理举报1596.2万件;全国主要网站受理举报1.45亿件，同比增长26.1%。⑥

七、我国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趋势展望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2020年11月3日，《“十四五”规划及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发布，明确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并特别提出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为下一步互联网法治建设指明方向。12月7日，中共中央印发《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专章列明“依法治理网络空间”，提出“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将我国数字经济推上一个新台阶，而由此激发的新业态还会不断发展，信息治理问题也会不断涌现。未来，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产业的深入发展，媒体生态与传播格局会进一步改变，网络信息产业将出现新业态和新特点，信息治理也将面临新挑战。因此，我国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将呈现以下几方面趋势。

（一）立法层面

当前，我国互联网信息内容法律治理体系基本完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领域缺少高位阶立法，面对新技术新业态，2000年出台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亟需修改完善、升级为法律，从而构建面向未来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体制。

尽快推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正式出台。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已颁布并设有网络保护专章，为更好应对未成年人所遭遇的网络风险提供了有利法制保障。于2016年发布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正式出台的时机已经成熟，借此，它的施行可以及时将相关法律更好配套落实和实施，从而为未成人提供更加切实可行的网络保护。

尽快推动《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出台。由于智能技术的推动，数据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战略资源和关键生产要素，个人数据的价值属性凸显，对个人信息保护带来的挑战也日益加大。当下，《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具有较强紧迫性，国内外在这方面已有一些可资借鉴的立法经验，立法条件已较完备。

同时，因防控疫情而兴起的各种新业态如电商直播、网课平台等仍会持续发展，而2020年度的很多部门立法和执法举措还仅仅处在探索阶段，需要不断修改完善，尽早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规范和治理机制。

（二）执法层面

随着各类视听新业态继续主宰网络内容，色情低俗、导向错误等不良信息仍会成为我国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的重点。有鉴于此，除了日常监督和专项整治之外，应探索包括内容分级在内的新的治理方式。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有关条款已为此预留了制度空间。

维护网络传播秩序将持续成为执法重点。除了整治违法违规信息、打击信息操控之外，还应看到商业推手与其背后的“黑灰”产业，以及超级平台受自身利益驱使对信息的操控，这些已经严重干扰我国网络传播秩序。未来，随着算法的进一步深入应用，以及热门搜索、热门话题、热文榜等新兴新闻形态的持续火爆，各种力量干扰舆论的情形还会不断呈现。因此，对传播秩序的维护和规范仍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网络内容治理、网络生态治理的重点。

从长期看，在执法方式上，需要改变对专项整治这种临时性执法的依赖，注重完善常规执法机制。通过确立更科学立法规范、更合理机构配置、更协调治理体系，逐步建立起网络信息内容治理长效机制。在执法手段上，要善用新兴技术手段，比如机器学习、算法推荐，精准治理，提高效率。

（三）多元治理层面

随着全球信息化进一步加深，高风险社会已经与我们不期而遇，风险社会的治理应当是多元主体携同共治，网络信息内容治理也不例外。今后应当继续深入推进政府与企业、行业、社会团体、用户公众的携同治理。落实互联网企业主体责任，强化互联网行业自律，引导网民积极参与网络治理， 加快构建起多元主体参与，法律、经济、技术等多种手段综合运用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未来的网络内容治理存在极大挑战和不确定性。一是来自技术发展和体系内累积的不确定性风险，二是来自像新冠肺炎疫情一样的“黑天鹅”事件。我国的互联网内容治理，既需要夯实基础，建立科學合理的立法和执法机制;同时需要增强韧性，提高灵活性，多元携同治理。如此才能营造一个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更加清朗、更加美好的网络空间。

注释

①③CNNIC发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gov.cn/xinwen/2021-02/03/content_5584518.htm.

②典型研究如美国社会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于1947年总结出的谣言公式：谣言=信息的重要度×信息的模糊性（R=I×A）。

④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9年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报告》，国家网信办网站，http：//www.cac.gov.cn/2020-05/13/c_1590919071365700.htm.

⑤国家网信办：《处置违法违规账号367.5万余个》，中国法院网，https：//www.chinacourt.org/index.php/article/detail/2020/06/id/5324714.shtml.

⑥《2020年全国受理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1.63亿件》，国家网信办网站，http：//www.cac.gov.cn/2021-01/18/c_1612542235751035.htm.

（作者刘逸帆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编审，韩新华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讲师）

（本文编辑：聂巧）

作者：刘逸帆 韩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