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传统时代影响论文

摘要：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个大国没有衰落经历。传统时代的大国是由少数人把控、为少数人服务的，其衰落多由内部原因使然，统治者的政策和素质是关键因素；近现代大国作为民族国家，内部社会越来越趋向一致，它们的衰落多与大国间的较量、博弈有关。揭示大国衰落的原因及规律，更有利于警醒人们头脑。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道德传统时代影响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道德传统时代影响论文 篇1：

新时代道德治理的理论定位与实现探究

摘 要：新时代时空境遇下探讨道德治理的理论定位问题，是关乎当下道德治理能否真正实现的战略性课题。新时代道德治理必须明确国内和国际双重视域定位、“过程性解释”（或整体性解释）的内涵定位、治理对象和治理手段的边界定位。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价值取向，滋养公民德性;建立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道德观，严守道德治理的边界;提升互联网技术支持，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推进道德的制度和法规建设，完善利益协调机制。

关键词：道德治理;视域定位;内涵定位;边界定位

基金项目：2014年陕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SGH13017）;西安工程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BS1511）;西安工程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7ZXSK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辉（1983-），女，辽宁朝阳人，法学博士，西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道德文化;卢黎歌（1953-），男，湖北赤壁人，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道德文化。

我国正处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促发新型社会关系的萌生和更深层次的利益调整，这势必引起文化领域的剧烈交锋。网络的普及与应用，强化了网络在人们生活中的角色，人们在接受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同时，也受到网络二次元文化的浸染，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主流文化与支流文化、同质文化与异质文化相互碰撞与争鸣，部分人在这种多元化与复杂化的价值选择面前陷入价值困惑，道德失范在所难免。在此背景下，道德崇高与道德庸俗并存、道德良知与道德冷漠同在，道德越位和道德缺位共生，道德呈现出繁华与落寞交织的矛盾图景，因此，新时代的道德治理势在必行。本文针对学术界在新时代道德治理领域研究中凸显的视域单一、概念混沌和界限模糊等问题，探究新时代道德治理的理论定位与实现路径，这既是对当前我国道德治理理论混沌的学理澄明，也是对缓解和根除道德失范问题的现实回应。

一、新时代道德治理的视域定位

当前，中国已经稳步迈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之“新”，一方面体现在，它“既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也是全体中华儿女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1] 11。这就意味着在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已经实现由“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质的飞跃，意味着中国已经由现代化大国向现代化强国迈进。这不仅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生态文明的提升，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跃动。道德治理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势必成为提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社会文明的关键之举。另一方面体现在，它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1]11。这就意味着中国在新时代将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活跃于国际交往领域，旨在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贡献中国力量。所以，新时代的道德治理必须兼具国内和国际双重视域。

（一）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国内视域

新时代的历史坐标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需要的层级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基础层面的“物质文化需求”，而是提升为对高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这种“美好生活需要”既是原有物质文化需求的优化和升级，也是由这种刚性需要派生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的需要。当前，我国的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社会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出现严重的诚信缺失与道德失范现象，部分自然人或团体无视公共规则，攫取公共利益。这些道德乱象正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生产力发展不充分在道德领域的具体表现。新时代的道德治理必须直面当前我国道德失范问题，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回应和解答中国国内面临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所以，民族性的国内维度，是研究新时代道德治理应有的重要视域。

我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时期，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暴露出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贫富差距增大、社会的公平正义受损等各种矛盾和社会问题，必然造成思想领域不良思潮的蠢蠢欲动。部分人持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不能辩证地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过分注重一己私利。泛娱乐主义的盛行也试图消解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丑化政治人物、歪解良言警句、恶搞民族英雄，娱乐类节目频频上热搜、登头条。消费主义逐渐蔓延，奢侈消费、攀比消费、符号消费呈扩大趋势。这些社会思潮此起彼伏、粉墨登场，看似价值中立，其实都是腐朽价值观在肆意作祟。而青少年和底层公众缺乏理性的舆情研判能力，一旦他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抑或面对矛盾问题和社会不公平非正义事件时，极易产生义愤心理，甚至出现过激行为，这就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统一思想、凝心聚力。

核心价值观承载着民族和国家共同的价值追求，是评判社会真善美和假恶丑的价值标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新时代中国人民的价值引领，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价值诉求的集中体现。“而道德治理恰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内化和践行的有效形式之一。” [2]用道德浸润中国的内政和外交，以此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滋养公民德性，根治公民道德焦虑与道德恐慌，引导人们崇德向善;用符合道德的正当手段处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道德失范现象，这是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应有视域。

（二）新時代道德治理的国际视域

新时代的世界性决定了道德治理的研究必须具有国际视域。新时代不仅具有历时性特点，而且还具有共时性特征。在新时代的历史定位下，不能局限于对本民族狭隘空间的关注，也必须关切涉及全人类利益的开放空间。显然，新时代道德治理应首先着眼于中国道德难题的破解，还需要进一步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的传承和传播，用中国的道德智慧和价值观念影响世界，并且注重吸收人类道德文明的成果，共创世界文明。这样的国际视野是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必然选择和应有视域。

新时代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决定了道德治理必须具有国际视域。道德治理作为文化治理的核心内容，是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升全球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与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崛起的国家不同，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包容、互惠互利的外交理念，“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是国际合作的倡导者和国际多边主义的积极参与者。” [3]296新时代道德治理要充分挖掘中华文化的治理之道，用中国的道德智慧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当前，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成为困扰人类的根本问题，逆全球化思潮在西方国家也有蔓延之势，而中国始终坚持和平互惠的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中国既强大自身，又惠及世界，这无疑为变幻的世界注入了信心与确定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58-59这汇聚了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诉求，体现了中国对人类共同命运的高度关切。可见，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空前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尤为强烈，中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助力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决定了新时代道德治理必须兼具国际视域。

二、新时代道德治理内涵的厘定

新时代道德治理应该是“工具性”的理解，还是“对象性”的把握，抑或二者之间的相互融合？对这些问题的考问表明学术界对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内涵定位尚不清晰。

道德治理的“工具性理解”，即，道德是治国理政的方式和手段。具体来说，就是用道德的方法和手段治理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对象是社会生活。依据这种理解，“道德治理的内容包括社会制度道德建设和国民道德建设两个方面” [4]。突出了道德治理的阶级性，借助于道德创造统治阶级的道德秩序。“道德治理不是‘治理道德’，而是运用道德的‘应当’‘不应当’这一特殊命令方式发挥其‘扬善’和‘抑恶’的社会作用。” [5]道德治理的“对象性解释”，即，道德治理是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不道德现象和行为的治理。依据这种解释，“道德治理活动，根本上是指对道德的治理，是在当代中国语境下针对重大的道德失范和道德缺位问题所进行的一种特殊性的道德建设活动，是对道德领域突出的混乱现象和文明缺失行为的专项治理活动。”[6]

依据“工具性解释”，道德治理就是以德治国，这符合道德具有他律性的逻辑前提。“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来看，道德治理的工具性解释不仅更符合道德的生成逻辑，也更符合道德的理论逻辑。” [5]而道德治理不能禁锢于“管理”或 “统治”层面，强调政府的一元、自上而下的管理，这显然与新时代的特殊历史背景不相适应，这种单纯工具性理解难以承受社会的急剧转型、民主化进程的提速、人民利益主体的多样化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等社会事实，遮蔽了道德治理理应承担的道德难题的破解。但是，不同于以德治国，道德治理是从一元之治走向多元共治，从道德控制转向道德协调，从德治转为德治与治德相统一。所以，工具性解释的道德治理有其局限性。依据“对象性解释”，道德治理的对象指向不道德行为，这符合道德治理提出的特定历史背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却掩饰了道德治理手段的正当性与方法的道德性，道德治理必须符合目的和手段的双重正当性，局限于道德治理目的的正当性，而忽视手段的正当性，会诱导部分行为主体以道德为幌子，行不道德之事，把更多人引向伦理困境之中。可见，单向度界定道德治理的内涵显然是不全面的。

学术界对道德治理的“工具性解释”和“对象性解释”，无疑丰富了道德治理的内涵。但是，新时代道德治理是道德治理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分裂道德治理的各个要素，碎片化、单向度界定道德治理的内涵显然是片面的。笔者基于以上对道德治理内涵的分析，提出道德治理的内涵应定位在“过程性解释”（或“整体性解释”）上。也就是说，解决当前我国的道德难题，必须整体考察道德治理的各个要素、各个环节，把道德治理本身看作一个过程。具体来说，道德治理的“过程性解释”就是用道德浸润治理的全过程，包括治理主体的德性养成、道德规范的制定、价值的引导、道德的运行手段、治理目标的预设等各个环节。所以，笔者认为，新时代道德治理是基于当前中国语境下的道德问题，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以道德为场域，使道德表征治理的各阶段和各要素，从而实现动态、开放的治理目标。这样界定道德治理内涵是对“工具性解释”与“对象性解释”的融合和超越。

三、新时代道德治理边界的澄清

任何事物的合理性都是有限度的，限度的存在既是对事物功能的约束，又是对事物价值的捍卫。恣意放纵事物的边界，必将干扰事物功效的发挥，导致价值的混沌和功能的泛化。新时代道德治理的界限主要是对治理对象的澄清和治理方式的定位，治理对象的泛化以及不道德的治理方式是道德界限模糊的现实表征。厘清新时代道德治理的边界问题，就是对治理对象的限度和治理手段正当性的考量，具体体现在“道德现象”与“非道德现象”的厘清和“道德的手段”与“不道德手段”的界定。

一方面，新时代道德治理对象的边界应定位在对社会各领域道德问题的治理。当前，人们经常用道德爬坡、道德滑坡、道德焦虑、道德冷漠、道德失范等词语来评价或批判一切社会问题。具体来说，不论是政治问题的爆发，还是经济问题的显现，抑或法律问题的出现，部分人习惯于用道德标准衡量一切社会问题，道德总是被舆论推至风口浪尖，赞美与斥责、批判与反批判言辞不绝于耳，这不单反映出人们道德意识的增强，更加暴露了泛道德化批判的盛行。“从表象上看，泛道德化批判試图用非理性的情绪化批判方式从而生发以偏概全的臆断;从本质上看，泛道德化批判又是一种道德边界模糊。” [7]  所以，新时代道德治理对象的边界定位，即是明晰道德问题与非道德问题。在伦理学框架之内，人类的社会行为可以分为道德现象和非道德现象，道德现象与道德相联系，是人们能感知到的道德框架下的事物的表象。“自知性、自愿性和利害性三者共同构成了伦理现象的基本要素。” [8]道德现象适应于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对象，而政治现象、经济现象等非道德现象不能简单套用道德治理，消解现象的情境性难免陷入道德治理对象的泛化。

另一方面，新时代道德治理边界在于治理方式定位在德性地治理，即，治理手段的正当性。手段的正当性意味着行为主体为完成道德目的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的道德性，即具体方法和策略是善的、符合道德要求的。可见，手段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是道德治理手段正当与否的分野。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维度看，目的和手段是辩证统一的。目的是人们预想的行动所能达到并努力实现的结果。手段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具体方法、策略。手段的展开以目的为前提、为目的服务，脱离了目的，手段就失了意义;目的的实现又依赖于手段，手段是目的实现的媒介;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新时代道德治理必须具备治理目的和治理手段的双重正当性，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治理目的合乎社会生活的一般道德秩序，即为正当。目的的正当性，是治理目标成立的前提，但并不是唯一标准。也就是说，目的的正当性不能证明和掩盖手段的正当性，手段的正当性具有独立于目的正当性的判断标准。如果手段正当，但没有达到目的，这就要考虑目的设定是否合理;如果目的正当，但手段不正当，仍然有悖于社会道德观念，违反社会正当性;目的正当与手段正当的双重正当性，既满足功效又彰显道义。当前，部分人假借行善为名，通过舆论压力胁迫他人做出与自身意愿不符的行为，这种行为虽然具有目的的正当性，但是“胁迫”作为实践手段本身是违反道德的，其实质是部分人以自我的道德标准为由，对他人施加重压，甚至强迫他人的行为，变“应该”为“必须”，变“普通的道德义务”为“超义务”，这是道德工具化的突出表现。所以，新时代道德治理不能越过手段正当性的边界，必须保证手段正当性与目的正当性的共时在场。

四、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路径

道德治理是人类的对象性实践活动。在整个道德实践过程之中，新时代道德治理必须围绕“道德”的中心场域，使道德表征在道德治理的各个要素、各个环节，这就决定了新时代道德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实现需要政府、社会和公民的多元主体共商共建。而作为行为主体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有德性良知的良善公民会更加具有道德评判能力和道德选择的主动性，匡正道德失范行为。所以，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必须从公民德性养成入手，在优化外在规范的同时，强调道德的内在精神。

（一）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价值取向，滋养公民德性

新时代历史定位下，公民道德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向上、崇德向善的，但是也存在少数个人（或集体）严重的道德失范行为。这些道德失范行为的背后并不完全是规范的缺位，而主要是行为主体缺少德性良知所致。“丧失了‘本’（即德性），讲‘道德’也就‘心’不在焉，道德规范仍然只是外在的东西，不仅不能入‘心’，而且还有可能成为如庄子所说的‘禽贪者器’。” [9]而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终究离不开治理的主体与载体，即公民和公民德性，有德性的公民无疑会有更强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能力，减少因价值困惑而引起道德失范的发生;而公民德性的养成必须以正确的价值观为导向。

习近平指出，核心价值观不仅是个人之私德，也是国家、社会之大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盖了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是新时代中国人民共同价值诉求的集中体现，其先进性、人民性和真实性彰显强大的道义力量。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本质在价值层面的集中反映，体现了新时代人类社会的价值制高点，理应成为有德性的公民的价值遵循。所以，新时代滋养公民德性，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发挥其扶民心、聚民心、入民心、扬正气的作用，激发公民心底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增强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提升公民对腐朽价值观的评判能力。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往心里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公民生活，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增强其凝聚力和感召力，促使公民從心底里认知并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培育公民德性的基础性环节。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往深里究”。中国五千年文明厚重的历史底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根基和强盛的道义力量，从理论和实践的维度阐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其强大的说服力、优越性和生命力。这就要求广大学者深刻地研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深入浅出地传达给普通民众，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认清假恶丑，澄清价值混沌，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提升公民的价值判断能力，这是公民德性养成的关键环节。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往实里行”。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公民德性的养成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与外化的共同作用。“往实里行”就是往实处发力，脚踏实地，做到知行统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需要，外化为人们的道德行为，这是公民德性养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建立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道德观，严守道德治理的边界

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必须严守道德的边界性，控制道德治理的各个环节、各个要素在合理限度之内运行，无边界地扩大道德的应用范围，必将导致道德治理范围的泛化和道德的工具化。这就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严守道德治理的边界。“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是科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辩证地解释作用于客观世界，引导人们系统认识道德实践的道德理论。它并不是局限于书本上的条条框框，而是致力于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方法论和原则。” [10]

首先，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就是将科学性与道德治理相结合，脱离开了科学性，就会使道德治理的边界模糊化。道德治理的科学性要求道德治理的内容是以“事实”为基础，这就需要严格界定道德治理的边界。使道德治理的内容体现科学性。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是针对社会各领域道德问题的事实治理，而非道德现象（或者说不属于道德“事实”）的治理超出道德治理的边界。比如宗教现象和法律现象所反映的是宗教和法律的事实，而非道德事实，就不在道德治理的边界之内。混淆道德治理的界限，就容易将一切现象泛化为道德现象。其次，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将理性精神与道德治理结合起来。脱离了理性精神，仍难以挣脱泛道德化的圈笼。理性精神要求道德治理必须克服感性认识和经验性认识的不足，从而建立合规律性的认识。新时代道德治理必须在道德事实的基础上，对道德问题采取理性的评价方式，对于具体的道德失范事实，要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由个体失范就简单、武断推论出整体失范，将特称判断全称化。这种以偏概全、片面的道德评价方式，表面上是对道德治理“事实”的评价，其实质是治理对象的指代不明、界限不清。最后，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将辩证法与道德治理相联结。脱离了辩证法，极易导致道德工具化。道德是功利与道义的统一，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必须坚持治理目的正当性与治理手段正当性的双重正当性。也就是说，道德具有工具性的一面，道德治理目的的实现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但是，如果在道德治理的目的遮掩下，采取不道德的手段以达到治理的目的，道德便会沦为行为主体追逐名利的工具，这本身不符合道义，是一种伪道德。

（三）提升互联网技术支持，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当前，公民的价值困惑是引发社会各领域道德失范问题的重要因素。人们行走在信息高速路上，互联网作为新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念”[1]42，彰显互联网的价值引领，筑牢主流媒体的阵地堡垒，强化网络监管，这也成为新时代实现道德治理的重要路径。伴随网络信息技术的强势推进，互联网已经快速占位，并影响、服务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互联网成为广大网民获取信息、选择信息和发布信息的重要窗口，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网络二次元文化的蔓延，价值观呈现出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与支流价值取向纷争的喧嚣景象，主流价值观强势推进，而支流价值取向也并不是偃旗息鼓。面对良莠不齐的价值选择，在提高公民德性良知的同时，必须提升互联网的技术支持，克服或消解道德问题及其负能量，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首先，通过互联网技术性操作，记录公民的诚信状况，在保证个人数据安全的情况下，使公民的道德信息实现共享，构建以大数据为支撑的虚拟世界的“熟人社会”，在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中，明确各主体的道德规范，维持正常的道德秩序，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成本，克服道德失范的发生。其次，针对线上和线下热点的道德问题，通过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对公民道德失范的数据进行筛选、整理、分析，提炼公民道德问题的困惑集和焦虑集，适时引入第三方权威机构的专家，及时澄清、还原道德事实，多维度、客观地分析道德失范的深层次原因，通过对道德困惑的全方位解答，缓解公民焦虑的道德心理，化解道德矛盾，将道德问题的负能量减控至最小，营造良好的道德生态。针对反复出现的严重的道德问题开发网络联合治理小程序，协同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共同治理，建立技术识别系统，对信息进行分类、整合、分析和共享，及时切断不良信息源头，防止不良信息的扩散和传播。再次，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尤其运用自媒体手段，使我国传统文化以现代流行的传播方式展现出来，把我国的道德智慧通过诸如网络公开课、抖音、快手等形式活灵活现地呈现在公民面前，推动道德智慧的共享，实现道德智慧的“活起来”与“火起来”，提升公民德性修养，营造清朗的网络生态。最后，建立网络监管约束机制，并实现监管权力在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之间的合理配置。

（四）推进道德的制度和法规建设，完善利益协调机制

道德是自律和他律的统一。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实现，必须抵制道德的工具化倾向，防止治理内容的泛化，消解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等落后腐朽的价值取向，这不仅要培养道德治理主体的德性良心，而且需要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的保障。

首先，推进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制度和规则建设。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护需要道德和法律的共同作用，道德的他律性体现在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内心信念，约束、规范道德行为，对于行为主体来说是软约束，不具有强制性。而体现公正的法律、法规无疑弥补了道德的这一缺憾，为新时代道德治理提供制度支持，强化道德治理的效果實现。这既包括了正式的制度和规则，又包含了消解道德问题的非正式的规则。其次，建立“奖善惩恶”的道德回报机制。以利益回报为中心，通过利益回报对道德行为（即善）以奖励、不道德行为（即恶）以惩罚。利益回报包括物质回报和精神回报两方面，物质回报主要是金钱和实物的奖励，精神回报主要是表扬和赞美。道德回报机制奉行德福一致原则，更能激发道德义务履行者行善的动力，增强道德信仰，防止因德福不一而产生价值困惑和道德焦虑心态，正所谓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11]286。同时，加大对道德失范行为的惩罚力度，提高败德成本，使行为主体从不敢失德、不能失德向不想失德转变。最后，强化对道德失范行为的惩罚执行力。当前，道德失范现象的蔓延与相关部门执行力弱不无关联，更确切地说是助长了道德失范者的嚣张气焰，这就要求我们调动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的共同力量，规制、督促道德失范者承担道德责任。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龙静云.道德治理：核心价值观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N].光明日报，2013-08-10.

[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4]林立公.正义：西方道德治理思想的主线[J].伦理学研究，2006 （2）.

[5]王艳.道德治理：道德发展进步的历史逻辑[J].道德与文明，2016（1）.

[6]庄友刚，张贺. 道德治理的理论定位、逻辑前提与理论思路[J].山东社会科学，2016（7）.

[7]冯茜. 泛道德化批判之思：道德的越位与复位[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8]黄明理，杨斌.马克思主义批判观与泛道德化批判的反思[J].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

[9]朱贻庭.“‘本’‘末’之辨”说道德——当前道德治理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J].道德与文明，2013（2）.

[10]卢黎歌，周辉.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及其当代价值[J].理论学刊，2013（5）.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宇 辉】

作者：周辉　卢黎歌

道德传统时代影响论文 篇2：

世界历史上的大国及大国衰落问题

摘要：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个大国没有衰落经历。传统时代的大国是由少数人把控、为少数人服务的，其衰落多由内部原因使然，统治者的政策和素质是关键因素；近现代大国作为民族国家，内部社会越来越趋向一致，它们的衰落多与大国间的较量、博弈有关。揭示大国衰落的原因及规律，更有利于警醒人们头脑。

关键词：大国；大国衰落；世界历史

所谓大国，主要就其在国际上或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而言。人类文明历史长河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大国在其中演绎着一部部或辉煌、或悲壮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在有的史学家笔下，以往的世界史似乎就是一部大国纷纷亮相登场的历史。在当前的“大国崛起”热中，谈论大国衰落的话题似乎让人沉重。然而大国衰落却又是世界历史上极常见的现象：从文明出现直到今天，除极个别情况外，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大国没有衰落的经历。揭示大国衰落的原因以及规律，或许更能给人以警醒。

一、传统大国的三种类型

人类文明将近六千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传统和近现代两大时期。16世纪西方兴起之前的文明世界，属于传统时代。从文明的品质判断，传统时代是指农业文明占据优势和主导地位的时代。传统国，家基本上为少数人所把控，在性质上是极少数人的国家，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国家，国家内部形成尖锐的社会对立。被统治的多数人事实上并不具有清晰的国家概念和强烈的国家意识，除非国家兴衰直接影响到自身生存，才会激发他们参与国家事务。从世界格局观察，传统时代的亚欧大陆形成了农耕和游牧两个世界的对立。一方面是农业文明不断发展。农耕地区不断扩大，文明中心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则是游牧民族不断进入农耕地带，向农耕民族发起一次次冲击，引起农耕地区局势动荡和格局变换。在传统时代纷纷登台的大国，大致有三种基本类型。

其一是由农业文明发展而形成的区域性大国。农业生产主要受自然因素制约，其本质特征是孤立的、闭塞的，但它也具有一定的扩张性和外向性。因为农业生产使文明中心区域的人口愈来愈多，人口在激增情况下便可能离开中心向四周迁徙，从而伸展农业文明的边界线。农业生产手段的先进性和可靠性，也吸引着周边原始部族或畜牧部落模仿和学习，从而促使他们归附或依附于农业文明国家。农业的发达使生产出现剩余，一部分人便可脱离农业专事工商业，而工商业在本质上又是需要与外部交往的。因此，农业文明国家诞生后，大都有一个由小而大的自我扩张过程，从城邦到王国到统一王国到强大王朝成为一种趋势。有些王国或收服周边民族，或不断外拓边疆，从而形成区域性帝国。由于农业经济固守本地的特征，这些区域性帝国的扩张又是有地域局限的，一般不远离原有文明中心。这些大国为农业文明传播和人类社会进步做出了极大贡献，在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等古文明地区形成的强大王朝或帝国，基本上属于这种类型。

其二是由农耕化民族建立的跨区域大帝国。所谓农耕化民族，是指那些正在或刚刚由游牧民族转变而来的农业民族。它们具备双重优势，既吸收着农耕文明的先进因素，又保有游牧民族机动性强、扩张欲强的本性，因而往往能建立地域广袤和影响深远的世界性帝国。这些农耕化民族多发源于农耕文明边缘地带，从一个弹丸之地逐步展开对广大地区的征服。它们版图的庞大，它们对当时国际格局变动所产生的影响，它们对世界历史所打下的印记，往往还超过第一种类型。如小亚赫梯帝国，因其最早传播驭马和用铁制铁的文明而载入史册。波斯帝国作为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世界性帝国，维持了两个多世纪，它还造成了东西方世界的早期对立和东西方文化的最初差异。亚历山大帝国从希腊文明的边缘兴起，几乎征服了当时世界上除中国以外的所有文明地区，它的建立有利于东西方文化融合，将古老的中东文明地区带进了希腊化时代。罗马帝国起源于落后的意大利半岛，最终建立了一个囊括地中海、地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对后来的欧洲历史和文明有着深远影响。阿拉伯帝国从一个游牧性半岛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张，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和东西跨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在该帝国原有版图上形成的阿拉伯世界，今天仍是世界上重要的国际力量。

其三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国。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发起冲击时，当农耕世界因内部矛盾出现力量弱化，游牧民族则因驾驭战车或马，因其生活特征而游动能力强，从而具有较强机动性和战斗力，它们往往成为军事上的胜利者，摧毁或削弱农耕国家，建立一些大的帝国。如安息帝国由伊朗东北部游牧民族所建，曾长期与罗马帝国对峙。贵霜帝国由中亚游牧民族建立，以印度西北部为统治中心，是当时世界上并立的四大帝国之一。蒙古人横扫亚欧大陆，是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最大冲击，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帝国。帖木儿帝国作为最后一个游牧帝国，称雄于亚洲中西部。游牧民族破坏性极强，金戈铁马所到之处，遍地残垣断壁，陷被征服地区于深重灾难之中。它们所建立的庞大帝国，往往只是刀光剑影下的短暂组合，缺乏统一帝国所需的经济文化根基。帝国如能在新人主地区很快向农耕转化，则可能维持较长时间；若不情愿向农耕民族转化，仍以野蛮方式掠夺被征服地区，就会造成与被征服者的尖锐矛盾无法化解，形成激烈冲突，其生命就会很短促。从世界历史横向发展角度看，游牧民族纵横驰骋，远途移徙，有助于传播和融通各地文明，打开文化交流通道，促进世界整体化进程，但对改变传统农耕文明性质的作用不大。进入15世纪后，游牧民族的冲击渐趋平息，其历史使命宣告完结。

二、近现代大国的基本品质

15世纪末新航路开辟和海道大通，人类居住的地球逐渐通过海洋连成了一片。西方社会开始发生巨变，先是将自身、进而将世界导向了近现代文明。近现代历史不过500余年，大国蜂起争雄称霸却贯穿于始终。由于视野拓展和交通发达，近现代大国争夺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周围地区，而是整个世界，大国的博弈和较量因之成为近现代世界格局演变的基本态势。从本质特征看，十六七世纪的早期西方大国仍有很多传统元素；近代东方大国则完全是传统型的；18世纪后西方大国逐渐具备较为彻底的现代性。所谓现代性，就国家性质而言，是指国家的民族性，即现代民族国家形成，整个民族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统治层或领导者更多的是国民利益的代表，他们与大多数国民之间虽然也有矛盾冲突，但截然分明的社会对立逐渐退隐；就社会发展的内涵而言，大致包含了经济结构工业化，政治制度民主化，思想精神自由化，国家机器理性化，公民社会平等化，社会协调机制化等；就其功能和能量而言，能够比较完整地铸就国家精神，比较自由地表达国家意志，比较充分地施展国家力量，比较顺利地协调国民与国家的行动。

十六七世纪是早期西方大国展开航海、贸易和

殖民活动，占据和瓜分地球上广大“新”发现地区，并开始侵入亚洲、与东方大国抗衡的时期。它们以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为代表，虽已具有不少现代元素，但传统因素仍与其并存，因而在同古老东方的对抗中并不占据绝对优势，对亚洲的攻击也停留在边远和外围地区。它们自身社会的内部，也是传统的东西过多，现代性因素略少，社会变革节奏缓慢，从而不敌新起大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建立了庞大的海外帝国，但内部的封建制度故我，社会前进的步伐受阻。荷兰虽然在渔业技术和商业体制上有重大革新，“海上马车夫”扬帆于世界各个海域，但它建立的是贸易帝国，商人资本把持着经济方向，而“商人资本占优势的地方，过时的状态占着统治地位”(马克思语)，难以促使其向工业化转变，当英国工业机器轰隆开动之时，它却悄无声息地进入了经济衰退的“假发时代”。到18世纪，这三个半传统性、半现代性的西方大国基本退出了世界舞台。与它们相抗衡的东方大国，即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伊朗萨非王朝、印度莫卧儿帝国、中国明清王朝，本质上仍是传统型大国，守旧、闭锁是其本性。它们凭借传统文明的积淀，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挡那些半传统性半现代性西方国家的攻击，但当18世纪以后面对全面现代性的西方大国进攻时，立刻就显得束手无策了。

英国和法国作为近代民族国家诞生于15世纪末，作为大国崛起于16世纪末。最初它们也有不少传统的东西，但通过自身逐渐生成的内部机制，逐步清除了从旧时代带来的过时成分，转变为现代性大国。在英国，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新兴力量历经半个世纪的暴力与温和两种斗争方式，取得了国家领导权。法国资产阶级则多次运用革命手段，将封建性王朝赶下历史舞台。无论物质文明生产手段，还是政治文明制度形态，抑或精神文明思想文化，它们都已与传统因素彻底决裂，呈现出崭新的现代面貌，新生的社会力量主宰着国家命运，主导着现代化方向。18世纪后期英国率先走向工业化，为其走向世界第一大国创造了经济和技术前提，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法国也紧随其后，较快完成了向工业大国的过渡。在19世纪的历程中，英法又逐步完成了国内社会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不过，它们在对外殖民扩张中仍然具有传统帝国那种掠夺本性。

19世纪后期美国、德国、日本和俄国的崛起，也是现代化和工业化推动的产物。美国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建立了新兴阶级的绝对统治，并逐步达到民族内部高度一致的民主化；19世纪中工业品的批量生产，使广大普通民众也能像有产者一样享受现代生活，从而在社会成员中消除了贵贱鸿沟。德国在18世纪以前步履蹒跚，19世纪后期实现了国家统一，它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机遇，跻身于工业化大国行列。世界最东方的国家日本，在面对西方侵略做出了出色反应，通过明治维新改变了社会性质，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不久即进人大国之列。介于东西方之间的俄国，十六七世纪开始扩张，19世纪成为版图庞大的帝国，并走上工业化道路。除美国很早就达到了完全现代性外，德、日、俄三国都遗存有不少传统因素。其中德国和日本突出发挥国家机器作用，注意将整个民族凝聚成一体，内部现代性有跨越式进步，但对外却像传统帝国那样具有赤裸裸的掠夺性和侵略性，在与老牌国家的争夺中表现得特别贪婪和凶残。俄国则在内外两方面都类似传统国家，对外致力于扩张和争夺，对内则依然由少数人充当国家主宰，大多数人和大多数民族并不认同沙俄国家，境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交织，社会阵营对垒分明，最终因冲突激化而导致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革命。

两次工业革命使西方具备了经济和技术的绝对优势，为它们向东方以及非洲展开新一轮扩张提供了条件。在西方向全世界扩张的过程中，充满着矛盾和冲突。有在瓜分世界中西方各列强间特别是新旧大国之间的矛盾，有西方同非西方的矛盾，这是世界性矛盾，其冲突及其解决足以导致世界性的动荡和变化。还有西方社会内部的矛盾，以及非西方社会在面对西方挑战时的内部矛盾，这是普遍性矛盾，其冲突及解决能够引起世界局部或国家的动荡与变化。因此，在以西方为核心的近代世界体系形成的同时，也引发了世界性的矛盾和冲突。西方大国及大国集团之间的争夺战争，是世界性冲突的最高表现，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政治的主要内容。两次世界大战的最终结局是，除美国外，所有西方大国都走向衰落。

所谓近现代西方大国，其内涵常有两个层面。核心是指其西方本土的民族国家，如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葡萄牙，不列颠岛的英国。其外延层面则指它们所建立的殖民帝国。一般的说，西方国家本土虽然也经历了崛起、强盛、衰落等过程，但它们并没有因衰落而死亡或消失，只是在衰落后是否再度复兴的问题。它们建立的殖民帝国，则因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或大势所趋而走向灭亡与解体。即使这些西方大国包括日本最近又再度崛起，但它们已没有能力再度恢复其殖民帝国，世界潮流也不可能允许其倒行逆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宣告西方主宰的近代世界体系不复存在，亚洲和非洲的前西方殖民地纷纷独立，世界诞生了一大批新民族国家。在当代世界，虽然大国仍主导着世界历史方向，但小国也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出声音，其力量的结合有时还能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大国霸权主义日益不得人心，明目张胆的征服狂和战争疯子已为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所不容。战后初期的西方世界，中心从西欧转移到美国；苏联则是社会主义阵营群龙之首，因此当时的东西方对抗很大程度上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世界的争夺。冷战骤然结束后，世界进入多极化时代。美国虽是惟一的超级大国，但也受到正在复兴和崛起的其他大国的掣肘。今后一段时期，大国将依然是世界政治经济的主导者，但小国及联合体的力量也不可忽视。

三、大国衰落的原因试论

促使大国衰落的因素，无非来自内外两方面。传统大国的衰亡，内部因素的作用要更突出些；而近现代大国的衰落，则更多地与大国之间的博弈与较量相联系。

传统大国衰亡之所以多祸起内部，主要在于这些国家内部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鲜明分野与对立。传统大国是少数人治下的，国家不是全体人民的国家，而是少数人的国家，是为少数统治者的利益服务的；反过来，作为少数人的国家，其命运起落也是被统治者所不关心的。它们的兴衰往往取决于统治者自身因素，包括统治目的、统治手段、统治者的素质和才能等。在专制君主制国家里，国王或皇帝君临天下，俯视一切，臣民们只能俯首仰止，唯命是从；君王是国家的享有者，也是国家命运的决定者，国家兴衰往往取决于他个人的智识或愚昧。贤明或昏庸，胆略或懦弱，豁达或促狭，宽仁或残暴，适当或无度等，常常是明主在则国兴，昏君临则国衰，暴君出则国要告终结。当统治者将国内矛盾激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造成国力耗竭、国势衰弱时，这个国家也就走到了尽头。

传统帝国多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矛盾。在对外扩张中，帝国统治者或是依靠战争暴力直接掠取物质财富和人力资源，或是对被征服地区进行无休止的搜括和盘剥，这样就将被征服民族置于生死线上，从而引起他们的激烈反抗。游牧民族和农耕化民族的扩张侵略战争，所具的破坏性和掠夺性是最强的。罗马在扩张中将大量被征服者转变为奴隶，在获得众多的劳动人手之时，也为自己增加了巨大的对立力量，千千万万的奴隶最终成了帝国掘墓人；被征服民族的反抗运动，也给了晚期罗马帝国极其沉重的打击。蒙古人攻陷巴格达后放肆屠城和抢掠，将游牧帝国的凶残性表现到了极致。帖木儿军队铁蹄所至，遍地废墟，同时也是遍地反抗，反过来促使其成为短命帝国。早期西方殖民帝国如西班牙对美洲殖民地的极度掠夺和野蛮统治，导致拉美殖民地发生民族民主革命，直接将帝国送进了坟墓。后期殖民帝国如英法等虽然对殖民地的掠夺较为隐蔽，但同样不能摆脱民族矛盾的激化，随着殖民地人民的觉醒和时代潮流的推动而使殖民帝国解体。

征服者无节制扩张所形成的帝国过于庞大，囊括了许多不同文化、不同种族，境内各地难以在文化上认同，也难以形成有利于统一的经济基础，从而造成帝国各部分间的不相容性，最终走向分裂、解体，这是一种与帝国共生的矛盾，注定无法消解。虽然征服者在建立帝国后可能不再以掠夺为事，而是试图努力经略既有版图，甚至对被征服地区上层采取怀柔政策，但都无济于事。波斯大军进攻希腊时号称二百万大军，但军队成分来源极为复杂，说的语言就有几十种，结果难以号令，人心不齐，终被希腊人战败。罗马帝国实行行省罗马化，企图实现境内各征服区对罗马的政治认同；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企图达到文化上的统一，但都无法挽救帝国衰亡的命运。对被征服地区的怀柔也难以达到适度，过于放手则易于造成各地离心倾向，聚集分裂势力。安息帝国在中心区周围让当地上层继续统治，结果萨珊波斯逐渐羽翼丰满，最后取而代之。即使从中央派出代表镇守各地，这些人员也容易据地坐大，形成割据势力乃至独立王国。阿拉伯帝国的分裂，肇事者正是那些中央派出的官员或将军的割据自立。蒙古帝国版图过于广大，由皇家子孙们分领治理，结果它们要么国运短促，要么与当地社会激烈冲突，要么未实现有效统治。

作为国家的享有者。传统大国的统治者只关注自身如何获得利益，而置臣民的生活与生存于不顾，无视人民的基本要求，形成统治层和被统治者的极端不和谐，对立情绪严重，引发反抗和起义，导致国家衰落和灭亡。中国的秦朝、东汉、隋朝、唐朝、元朝和明朝，就是这样在农民起义运动中寿终正寝的。沙皇俄国的灭亡，也是由于统治者卷入世界大战，战争机器拖垮了经济，统治者加紧对民众的压榨，民不聊生，使这个国家如同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为了权力瓜分和利益分割，统治者内部常有无休止的争权夺位斗争，政治内讧、宫廷之争往往成为国家的动乱源，带来了更大的社会骚动。权力斗争又造成力量内耗，不少大国就是因此造成国势衰弱从而不敌外来攻击走向衰亡的。西罗马帝国到处是争当皇帝的军人相斗，致使各地防务空虚，日耳曼蛮族乘虚而入。安息人争夺王位的权力斗争几乎伴随帝国之始终；几次内讧高潮都导致了帝国危机，最后轻易地被萨珊波斯所取代。

对外扩张、对内剥削获得了巨大财富，统治者更加贪图享乐，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放肆地浪费社会财富，极大地削弱了国家实力。这种奢靡之风往往还毒化了整个社会，好逸恶劳、醉生梦死等成了时尚，财富迅速消耗殆尽，而且还麻木了人的理智，腐蚀了人的斗志，失去了进取之心。古代罗马帝国后期，节日多达170天，玩乐中不仅大量浪费了社会财富，而且也助长了懈怠懒惰之风。近代西班牙社会慕求虚荣成风，受封小贵族竟达50万之多。为了取得封号，他们中许多人耗尽了家产，最后竟出现小贵族们拥有体面的餐具、但盘中所装食物却难以果腹的奇特现象，这样也就动摇了西班牙帝国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英国进入“维多利亚盛世”后，社会风气也向贪图安逸舒适转化，在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取向上，下层模仿中层，中层向上层看齐，社会生活日益贵族化，最终酿成了“英国病”。

每个大国在上升时期都是生气勃勃的，但它达到了某个高峰点后，则容易走向反面，造成“盛极而衰”的普遍现象。这当中一个因素就是，故步自封，鼠目寸光，死守旧业，缺乏创新，一种惰性在统治层或社会主体中弥漫。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落伍，无疑与它固守殖民霸业，不愿更新机器，缺失进取和创新精神有关。当国家出现颓象甚至面临巨大危机时，如果再不思改革，顽固守旧，那就意味着国运将告终结。近代东方的传统大国基本上都是这样。无论中国、印度，还是奥斯曼、伊朗，在西方列强侵入、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统治者仍然我行我素，自以为是，即使感觉到危机也只进行皮毛变动，压制和打击真正的改革和创新力量，最终导致了更大的灾祸临头。

统治者品质顽劣、素质低下，往往也是灾祸的根源。他们常错误估计外部形势，刚愎自用，狂妄自大，从而走向自我毁灭。波斯帝国的大流士、薛西斯，目空一切，不可一世，强行闯入希腊，引起希腊世界同仇敌忾；同时又低估对手，不谙敌情，不讲战术，结果在与希腊的较量中大伤元气，走上衰落之路。现代法西斯德国的希特勒，更是一个战争疯子，把整个世界树为敌人，招致众怒，并虐杀犹太人和敌国平民，丧失最基本的人类良知，违反战争道德，受到一切正义者谴责，不可能不是失败下场。希特勒东西出击，战线拉长，顾此失彼，犯了战争大忌，最后终于遭受两面夹攻，四面楚歌，他只得以自杀结束生命，第三帝国终成南柯之梦。因此，统治者素质低下，统治乏术，终究会将国家拖向深渊。

世界历史，浩浩荡荡，玩弄历史者必将被历史所抛弃，这是一种必然。大国能崛起是因为顺应了历史趋势，大国走向衰落则多是逆潮流而动的结果。当然，有的传统大国衰落或解体看起来很有偶然性。如亚历山大曾为巩固帝国采取了不少措施，而且收效甚著，但他突然暴病身亡，帝国便顷刻瓦解。如果他没有遭此病魔，稳定的统治能持续几十年，则很难想象后来的历史会怎样发展。又如葡萄牙因为王位继承关系而被西班牙兼并，待其重获独立时，国际局势早已时过境迁，荷英法等国纷纷崛起，葡萄牙要恢复昔日辉煌已成为不可能的梦想。奥斯曼帝国特殊的素丹继承制度和抚育方式，造成一个个能力低下的最高统治者登台，使得帝国毫无生气。但究其实质，这些偶然中也隐含着某种必然，这就是传统的制度因素。就是说，只有在传统制度下，国家命运才会付诸最高权位者手中；也只有传统制度，才会依家族或血缘关系来决定最高权位的传承。在现代大国，这种偶然因素的作用几乎不再存在了。

近现代西方大国其性质是从少数人利益的代表逐步向全民族意志的体现者转变，它们似乎越来越注意运用国家机器调节和处理国内各种社会关系，

尽可能使本民族达成协调一致局面，或者以某种凝聚力来使本国上下服从统一目标，弱化国内矛盾，因此它们的衰落多不是内部因素使然。外部力量的掣肘和撞击，在近现代大国的衰落中显得更重要些。诸雄并起，列强纷争，变革与传统相抗，挑战与回击同在，大国间的冲突与较量不断，造成了近现代世界大国力量此消彼长、此起彼落的态势。那些具有较多传统因素而不注重社会改造的近代国家，如西班牙帝国或沙皇俄国，其衰或亡则又是内外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还有一点要指出，无论是哪个时代，造成国家的颓势甚至招致衰亡，有时往往只需一两个致命因素。

解读大国衰落的历史，能给今人许多启示。我们生当现代化时代，我们的祖国正在崛起为世界大国，我们民族的命运正发生着深刻变化。中华民族曾饱受外国列强一个多世纪的欺负和凌辱，现代中国人从小就接受苦难教育，今天终于又找到扬眉吐气的感觉，都在为祖国的崛起兴奋和自豪。虽然中华民族历尽磨难，但祖先为我们留下了完整的版图，养育了庞大的人口群体，使我们祖国有了“大”的基础；建立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使我们祖国真正“站”了起来；改革开放取得的傲人成就，使我们祖国开始“强”起来，中国作为大国崛起已经指日可待。在这样一个全民族热血涌动的时刻，我们更应从大国衰落史中找到一些富于启发性的东西，及早杜绝那些不利于崛起的负面因素影响。

现代化实现的最终标志，是人的现代化；而要使每个国民都成为现代人，需要思想启蒙的长期过程。就国家和民族的品质状态而言，我们实际还处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之中。作为一种过渡形态，往往是新旧事物并存于一体，尤其是观念意识方面。我们虽然有本民族优良传统的长期滋润，也吸收着越来越多的现代文明营养，但并未彻底清除封建性糟粕的积淀，也难以抵挡现代物质主义的侵蚀，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社会还隐性地存在着来自各方面不良元素的劣组合。我们的现行体制中，还有不适应现代社会变化的成分，各种良性的运行机制有待完善。在我们这样一个传统根基过于久远、传统意识残存太多的国家，容易存在促使社会对立出现的脆弱点，存在可能诱发社会对立的某些因素，它们还可能或显性或隐性地发生着影响。必须予以坚决遏制。消除各种危险因素，创造内部和谐一致的国家，是大国崛起并且永不衰败的根本所在。只有当国家全体成员凝成一个整体，铸就一种软实力时，才能取得大国崛起的基本保证。

责任编辑：立 早

作者：刘景华

道德传统时代影响论文 篇3：

“互联网+”背景下传统文化教育路径研究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丰富的内涵和教育资源，但其在“互联网+”时代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性，互联网与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效融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这种需求，本文从融合平台构建、多方合作、资源建设与教育方式和模式变革四个方面提出开展“互联网”背景下传统文化教育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传统文化教育  互联网+  教育模式  教育平台

【

【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需求以及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期望也在持续增长，因此，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也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代表一个国家、民族特有的精神标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显示出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美德的极大推崇，习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继承和发展是其治国理政思想的突出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重视和创新传统文化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发展也为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模式，这为传统文化教育的创新带来了新的契机。互联网连接具有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广泛性和便捷性，“互联网+”概念正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不断革新而创造出来的新理念，其实质是互联网技术在各个行业和领域中的应用。

由于互联网思维和技术的引入，以往的传统行业获得了全新的发展模式和手段，进而形成了全新的业态。因此，将“互联网+”思维应用到传统文化教育之中，推动其教育方式与模式的创新，已经成为当前教育界应积极思考的问题。

一、“互联网+”背景下传统文化教育现状分析

（一）“互联网+”背景下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的挑战

传统文化教育概念具有显著的复合性，既包含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基本认知和运用能力，也包含对人们在品位、审美、眼界、情感和观念等多个方面的影响。然而，在“互联网+”背景下传统文化教育也面临一些新挑战。

首先，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日益淡薄。当前的主要现状是许多人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且对中华传统文化所倡导的美德、观念和意识已经越来越淡薄，尤其是在年轻人群体中更加严重，而当前各类高校所开展的传统文化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形式化和虚化的特征，这也直接造成学生很难形成对传统文化的良好认知。

其次，网络文化对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大冲击。随着互联网日益普及和发展，大量的不良网络文化填充了因传统文化教育缺失而产生的空位，極大扭曲了国民的价值观、审美观。网络文化借助不断革新的互联网技术手段，既为人们带来了技术手段和思想观念革新，也为人们带来了不利于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不良文化，如暴力、色情等对身心具有极大危害性的文化。在面对这些文化的过程中若未进行恰当的引导，很可能会对年轻人的思想观念产生恶劣的影响，直接影响其人际关系处理以及正常的学习、工作与生活。

最后，互联网为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新的手段与方式。网络文化在被人们广泛接受和追捧的同时，也为传统文化教育的开展提供了一系列新的途径。互联网文化传播平台和渠道为传统文化教育创设了不同于以往的文化环境。以往的传统文化教育方式及其实际效果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存在严重的“滞后”问题。面对新兴的网络文化，许多人开始怀疑传统文化在这个新的时代是否还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在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时，如何在教育方式和渠道上做出恰当的调整以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新特点，这是“互联网+”时代推动传统文化教育发展急需思考的问题。

（二）“互联网+”与传统文化教育融合的必要性

“互联网+”理念倡导互联网技术与实体经济和传统事物的结合，发挥最新的互联网技术优势，推动传统事物在互联网时代的新发展，两者的融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两者融合是传统文化适应互联网时代发展，谋求自身在教学方式和模式上变革的要求。互联网所带来的信息爆炸已将人类带入了知识信息主导的社会，它是人们开展沟通与活动的必备手段，若不去积极认识这种新兴事物，那么将很难及时有效地认识这个世界，也难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互联网为人类带来的变革从根本上说是新一代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变革的结果，因此，传统文化教育方式也相应地随之改变。可以说，传统文化教育在方式与模式上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和时代变革的根本要求，应当改变以往落后的教育方式，引入互联网时代最新的技术手段，促进传统文化教育教学与互联网时代发展保持步调高度一致。

其次，二者融合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对教育的价值，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传统文化教育教学的要求。互联网并非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而是充斥着我们日常生活的真实存在。互联网作为一种媒介手段，包容了各类信息资源，且已融入到任何其他领域之中，其中也包括互联网为教育活动提供的在线教学服务。传统文化教育要能够产生良好的效果，就必须充分利用一切有利于开展教育教学的因素，而互联网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应当引起教育者的足够重视。这需要教育者主动将互联网技术引入到传统文化教育，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教学工作，促进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模式创新，使之与互联网技术发展要求保持一致。

最后，二者融合是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在人才培养中的积极作用，以便在新时期培养出更多创新型人才。当前各国之间所展开的竞争，从根本上說是人才与教育的竞争，如何借助不同途径与手段，发挥一切积极因素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培养出本国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已成为在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关键。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教育资源，传统文化包含了能够促进人才培养的众多有利因素，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教育资源，使之助力当代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是增加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要发挥传统文化对人才培养的积极作用，就必须对当前的传统文化教育模式进行创新，推动其与互联网的融合，改变自身与互联网时代不相适应的地方，运用互联网技术手段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及其对人才培养的有利因素进行挖掘，以培养出符合中国当代社会需求和互联网时代特征的创新型人才。

二、“互联网+”背景下传统文化教育的路径及其创新策略

（一）构建“互联网+传统文化教育”平台

“互联网+”理念所依托的互联网技术为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远远突破时空限制的环境，只要能够接入互联网，都能够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开展教育活动。“互联网+”所具有的这种特点使得传统文化教育不再只是依赖现实中的教材和课堂才能得以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对信息技术的应用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和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互联网+”时代为教育提供的新手段不断地吸引了传统文化教育者积极融入这个时代，通过构建“互联网+传统文化教育”的平台，实现二者的有效融合。

一方面，在具体构建该平台的过程中，充分结合传统文化教育现有的内容，以及考虑学习者对该平台的实际需求，将互联网教育平台与既有的教育内容和当前紧迫的教育需求进行有机融合，确保“互联网+传统文化教育”平台既能够运用新技术，又能够兼顾以往的教学内容和实际需求，实现从当前传统文化教育向“互联网+”背景下的传统文化教育的顺利过渡;另一方面，对“互联网+”提供的技术优势及其价值进行充分挖掘，促进互联网在信息传播方面的巨大优势能够最大限度地运用于传统文化教育中，为学习者掌握传统文化知识以及培养相关能力提供足够的便利，使之能够更快、更好地开展学习活动。例如，学习者往往会因为其学习能力、个人性格和心理素质的差异，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及其掌握程度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就要求在构建此类平台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不同学习者的实际需求和特点，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功能，制定出差异化的教学策略。

与此同时，随着微博、微信、QQ等新媒体的兴起和快速普及，还可利用这些新媒体构建传统文化教育的自媒体平台，实现社交功能与教育功能的融合，通过新媒体的社交圈广泛传播传统文化，有意识地引导学习者通过新媒体开展互动学习，从而帮助他们潜移默化地掌握传统文化相关知识，形成基本的传统文化认知和素养。

（二）加强“互联网+”背景下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建设

在“互联网+”背景下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建设的过程中，所建设的课程资源可尽可能地与学习者兴趣与需求相符，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传统文化教育的效果。当前，成长在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一代能够接触到各种文化，他们对许多事物都已经司空见惯，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追求新颖和有趣，因此，以往传统文化教育的那套空洞、乏味的教学模式已经很难引起他们的兴趣。也正因为如此，在提供“互联网+传统文化教育”课程资源时，应当有意识地提升这些资源的趣味性和丰富性，尽可能地避免大量说教式、强制式的教育内容，而以往的教育方式太过呆板、固化，缺乏灵活性和个性化，因而在“互联网+”背景下自然难以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新的形势下，运用“互联网+”思维和技术进行传统文化资源挖掘、开发和建设，可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具体细化和分解，从中提取出符合当代互联网思维发展和现代人文化需求的部分，再对这些资源进行重新融合和重组，使之能够适应互联网时代的要求。在课程资源开发过程中，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具有典型性、趣味性以及能够吸引学习者注意力的传统文化内容，运用互联网技术对其进行加工、处理和拓展，使之在互联网背景下发挥新的作用，成为能够被教育者和学习者直接利用的在线学习课程资源。在对该类课程进行开发的过程中，应当注意有意识地引导学习者参与到学习之中，增强教学的互动性和参与性，为学习者真切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创造有利条件，以彰显传统文化本身所固有的社会价值与道德价值，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播、继承与发展。

（三）引进互联网技术手段革新传统文化教育方式与模式

笔者认为，“互联网+”为传统文化教育开展带来的变革不只是体现在教育途径和手段变化上，更在于教育方式与模式的深刻改变上。“互联网+”背景下的传统文化教育不应当只是简单地引入互联网技术，而应当从根本上改变以往老师讲、学生听的“讲授式”教学方式，由老师主导的教学模式已经很难在以开放性、社交化为主要特征的互联网环境下再有生存空间，这种方式必然会因为“互联网+”思维的冲击而逐渐退居其次，以学习者自主学习的教育模式将会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主要教育模式，因而“互联网+”背景下的传统文化教育需要朝这个方向发展。

一方面，应将“互联网+传统文化教育”所具有的渗透性特征重视起来，互联网技术所创设的传统文化教育环境与学习氛围具有无处不在的特性，这种环境和氛围既可以是专门搭建的在线学习平台，也可以是新媒体上自然形成的传统文化教育学习圈。前者更加接近传统课堂教学环境，而后者则更加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环境。因此，学习者在互联网技术营造的学习环境中，能够潜移默化地获得相关传统文化教育，这便是前文所述的教育渗透性，也是“互联网+”背景下所开展的传统文化教育的显著特征。

另一方面，应将“互联网+传统文化教育”的翻转特性重视起来。互联网与传统文化教育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地将传统文化教育搬到互联网环境之中，同时也需要借助于互联网提供的相关技术，改变以往传统文化教育课堂教育中以老师为主导的现状。互联网与传统文化教育二者的结合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讲授式”的教育模式，重新确立起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模式，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可以将资源共享给其他人，并积极参与到传统文化教学中，在传统文化学习中的主动性才得以被体现出来。互联网为传统文化教育的翻转提供了丰富的技术手段，使得师生能够在互联网环境下开展实体课堂所难以开展起来的教育活动，如教学互动、探究学习等，这都为提升传统文化教育的效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结語

本研究在“互联网+”背景下分析了当前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与“互联网”进行融合的必要性，我们认为在人们对传统文化认知和互联网极大冲击传统文化教育的背景下，“互联网+”与传统文化教育的结合，是传统文化教育积极与互联网技术及其环境相适应的根本出路，也是传统文化教育在教学方式与模式上实现自我变革，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根本要求。为此，本研究提出从融合平台构建、多方合作、资源建设与教育方式和模式变革等四个方面提出开展“互联网”背景下传统文化教育的具体路径，以便为各类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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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畇（1977.02-），女，汉族，湖北武汉人，英语系副主任，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英语写作教学与跨文化教学。

作者：张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