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幼儿教育论文

消费关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巨大。瞄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新变化，消除影响消费的深层梗阻，将有助于持续做好扩大消费这篇大文章，保障中国经济行稳致远。中国消费新时代的四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消费也正进入新时代。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公共经济幼儿教育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公共经济幼儿教育论文 篇1：

秀强股份：德润济天下 幸福暖人间

在广袤的苏北平原，有一个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2700多年建城史的古老城市，焕发着青春的活力在迅速地崛起。宿迁市，西楚霸王项羽的故乡，位列中国新兴城市排行榜前三甲，2017年入选年中国百强城市，2018年入选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荣获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这一国家含金量最高、影响力最大、最具品牌价值的城市称号！

在宿迁，有一座大桥，市民都亲切地称为秀强大桥，它源于一个企业的名字—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当地甚至流传着“要娶就娶秀强女、要嫁就嫁秀强郎”的说法，因为秀强公司在当地可是一家响当当的企业，不仅仅因为它是当地第一家上市的民营企业，是中国最大的家电玻璃制造商，被评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百强民营科技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为38%，国内为58%的强势地位，而且企业的员工生活充实幸福，家庭和谐美满，企业所倡导的孝善文化对员工、对家庭、对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无不闪耀着孝善仁德的光辉！在公司常年不懈的努力下，秀强员工的社会治安事件同比下降了95%、意外事故率降低了90%、员工离婚率、离职率下降均大幅降低，员工幸福指数逐年攀升，以至于当地治安派出所长都感叹道：如果每个企业都能像秀强这样，我们派出所就要失业了！

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1992年，历经难以想象的艰苦磨砺，终于在2011年于深交所创业板上市，成就了一个玻璃科技产业王国，成为当地民营企业界的传奇佳话。无数次的痛苦洗礼开启文化探索思想寻根之路，最终寻求到產业立世之根，成就百年企业之道。秀强确立了遵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儒学体系为企业文化背书的指导思想，在 “仁、义、礼、智、信”五常基础之上，结合企业运营特性，创造性地增添了“忠、孝、廉、耻、勇”五大行为规范，作为产业立身之根，德育化人，兼收并蓄导入先进的现代企业管理方法，应用国际高端产业如《ORACLE》甲骨文财务系统、《HCP》人资系统等管控体系和技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科学管理完美融合，充分体现中华传统文化育人，西方科学管理做事的理念，并在此基础之上派生出 “科技文化，制度文化，伦理文化，怡情文化”的文化管理体系，认准方向，坚持不懈，终究引领秀强成就了一个世界级的产业 ，实现了“世界玻璃科技看中国，中国玻璃科技看秀强”的宏伟愿景！

秀强是一家坚定地学习和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企业，从2009年10月开始，公司不间断对全员进行了脱产培训，普及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组织传统文化专场培训6期，参加培训的人员达到2000人次;为达到全员长期培训学习，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诲和熏陶，并将传统文化教育延伸到员工的家庭的目标，在公司内部开设了员工国学班，暑期员工子女国学班。分厂及车间班组每天利用班前会朗读弟子规，在每一次学习后，及时进行分享，在分享中共同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建设文明企业、幸福家庭的益处。在此基础上，秀强公司以公益课程形式逐步将培训范围扩大至社会其他企业和宿迁地方的多所学校、社区等，形成良好的社会效应。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公司先后印制了50000多本《弟子规》、《弟子规图说》5000册、《瓜豆集》6000余册，进行免费传播发放。公司先后投资500多万元，建成百米文化长廊、崇孝园、念慈湖、春晖亭等文化设施，建设了600多座席配备超大电子显示屏的道德大讲堂、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的幸福人生讲堂、600多床位学员宿舍、餐饮食堂等设施，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自2012年运作以来，每年开展各类培训百余场次，成为宿迁本地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

从2008年开始，公司每年都举办“秀强企业文化节”活动，9月28日（孔子诞辰日）开幕至11月18日结束，历时50天，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包含科技文化类“技能大比武”，制度文化类“一站到底、大美秀强”，伦理文化类“十大孝子、十大好媳妇、母亲节活动、秀强人评选、模范人物评选、十佳幸福家庭评选”，怡情文化类“达人秀、乒乓球篮球赛、健康达人争霸赛、联谊会、我和孩子有个约会、幸福团建赛”等，特别是将评选出的“十大孝子、十大好媳妇”的行孝事迹镌刻在碑文上，安放在公司“崇孝园”内，并由亲子、婆媳共同种植石榴树，以铭志愿，供人观瞻。现在公司绝大部分员工都自发去除了自身不好的习惯，家庭和睦、廉朴节俭，崇德孝善成风，职工家庭里的老人、家属每每提及，无不感念是企业倡导的孝善文化改变了员工，挽救了许多濒于破裂的家庭！家庭以子女亲眷在秀强工作为荣，每提及此，幸福自豪之感油然而生。

2018年，为深化城市文明建设，净化社会风气，倡导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风尚，遵循习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指导精神，秀强公司更是以产业之力投入2000万元兴建了华夏孝善博物馆，面积达4000平方米，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全方位展出孝善文化的专题博物馆，以其详实的孝善文化资料和实物展示，融合华夏文明历史及当代王春来等数十位著名孝善人物、事例、典故和实物展示，形成了完整的孝道教育体系，以纯公益形式对外开放，成为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力阵地，成为优良家风的传播站，公职人员廉政教育的学堂，幸福文化的展现园地，一时间前来观瞻学习的团体、组织、单位络绎不绝，中央党校，地方党校，全国学雷锋基金会，全国老龄委基金会，军警代表，十大孝子，道德模范，全国文明家庭代表，全国传统文化组织代表，地方政府部门组织机构，民政局，教育系统，文广新局，广电总台，文明办，妇联，团委，老龄委，各地方公益机构文化名流，各地企业家团体等纷至沓来，观摩学习，反响热烈，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表示要在全国进行更大的范围广泛宣传，以弘扬孝善文化，树立社会正气，让更多的民众学习受益。

为了让更多的家庭得到和谐幸福，公司倡导开展了“十百千幸福家庭建设工程”， 就是运用典型带动的方式，由10名中高层管理人员，每人带动10名基层管理人员，每名基层管理人员带动10名基层员工，继而带动成千上万个幸福家庭的建设。企业为此将培养300位在家庭教育指导、心理行为训练和社会工作方面获得认证资质的讲师团成员，服务于幸福发展计划，形成强大的文化转播力量，通过企业的助力，构建“幸福家庭、幸福企业、幸福学校、幸福社区”的幸福目标，让幸福之花开放在每一个家庭。

秀强集团为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在孩子心中，联手孔子学堂等国学文化特色模式幼教系统，导入秀强教育四大模块。在秀强的教育板块幼教体系中，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特色，将感恩、仁爱、乐观、奉献贯穿到关爱孩子的每个细节，旨在创办优质特色幼儿教育。秀强十二频道，把一日生活的12个环节行为规范及礼仪固化成孩子成长的必备素质;生态教育法，以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睦相处，引导和教育孩子建立和谐的人生观、生存观，从小树立一种生态道德观念，培养幼儿的生态智慧和感恩之心;民俗课程引导孩子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熏修文化底蕴;家园共育，打造规范有品质的亲子活动，让家长主动参与学习，和孩子一起成长，领悟最好的家庭教育就是陪伴和做好榜样，建立成长共同体，提升家庭幸福感，打造出独具特色的幼教文化。

在应用秀强幼教模式的同时，公司将《弟子规》教育推广到社区学校，先后在本地经济开发区黄河小学、宿豫区初级实验学校、蔡集小学等联合教育，拓宽《弟子规》学习覆盖范围。每年暑假期间，组织员工子女自愿报名，分别组织30-120人不同团队人数规模、为期一个月的国学启蒙班教育夏令营，让每个孩子从小接受国学经典熏陶，深受员工家长欢迎。

对于幸福学校的构建，公司还专人定期给对口学校传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设立教育奖励基金，在宿迁高等师范学院设立“秀强班”，相继在中国矿业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宿迁学院、十几所中小学对品学兼优、立志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师生发放奖学金，鼓励其传播弘扬社会正能量，走上文化传道的坦途。

在社区服务和帮扶建设方面，秀强产业也是以社会担当为己任，当仁不让，走在前沿。2016年12月，投资200多万元进行乡村文化建设，在本地关庙镇水汉村兴建乡村文化大院，建设三堂一庙，定期开展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活动。帮助荷塘小区建设幸福社区 ，帮助周石庄村开办企业，引导农民共同致富和大兴镇德高村结对帮扶，宿豫区乡贤协会“3e共建活动”，助力农园陆河社区乡村振兴等，把企业取得的幸福家庭经营成果运用于社区教育服务。自水汉乡村文化大院建成以后，村民们有了娱乐、受教育的地方，文化大院充分利用庭院会、家门口板凳会等方式授课，组织朗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弟子规》，对村民分期分批进行传统文化《幸福人生》和《幸福家园里的家风建设》等培训，开展各类评选表彰、主题演讲、歌曲咏唱等形式的活动，成立组建乡村文化艺术宣讲团，实现讲“活”时代精神、讲“清”理论政策、讲“暖”党群心房。截至目前，迄今已开展培训活动36期，参与人次达3850次，社会治理、社会风气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升，村民和谐，家庭和睦，整个乡村呈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新景象。

为了继续深化文明城市建设，让文明之花长盛不衰，将更多优质普惠于民的服务项目落地，将秀强倡导的“幸福文化”展计划推向社会，秀强集团结合自身产业在近几年中文明建设发展经验，提出在项里景区西楚大街，依托宿迁市项王故里特有的景区文化背景，在已初具雏形的区域建设“幸福一条街”的提案，定位“文化走廊，幸福街道”的理念，以突出的亮点展示出宿迁市深厚的传统文化传承与底蕴，提振景区人气氛围，以实效服务于民众。目前由秀强集团在项里景区西楚大街沿线建设及扶持的产业项目包含华夏孝善博物馆、英伦幼儿园、道德讲堂（西楚大街15号楼）、素食养生馆和欣老师志愿服务社团组织，初步融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幼儿成长教育、家庭关系指导、家长辅导培训、心理咨询辅导、专注力和感统能力、学习能力提升训练、研学拓展指导、老人生活关爱等服务功能体系。今后将逐步发展涵盖文化餐饮、主题酒店、古典婚庆、婚介、摄影、琴棋书画馆、家政服务等产业链，汇集于本街区，以传统幸福文化理念引导各产业形成向上向善的价值观，为幸福街区的构建铺设坚实的基础。

公司的文化建设和管理模式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和赞扬，卢秀强董事长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道德模范”“中国好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称号，企业获得国家、省、市级认证和表彰更是枚不胜数，宿迁市特别命名运河五号桥为“秀强大桥”，一条道路命名为“秀强北路”，以表彰秀强公司为社会所做出的贡献！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对秀强集团文化给予了高度评价，于2019年将秀强录入中国企业《典鉴》名录，成为国内40家优秀传统文化践行典范单位之一，公共经济研究会开展《幸福文明企业综合体》课题研究，为国家产业发展智库提供参考意见。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联手开展诚信和社会治理研究。

家人企业则是以孝文化为原动力，百善孝为先，孝以仁、爱、和的优秀文化基因为基础，构建了平等互助，共创共建共享的家人企业命运共同体，在此基础上上升到民族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家人企业将会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重要的一份子，其文化内涵则包括了“个人修养提升、家庭关系和谐、企业持续发展、社会文明进步”这几个核心的发展愿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会作为秀强文化的指导思想，引领秀强文化建设前进方向！

秀强作为中华千百万产业中的一员，要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思想的践行者，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把“幸福文化”做实，让企业存在的价值意义构建在员工幸福感建立的基准点之上，成为“为人类的幸福”而存在的发展愿景之上，构建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价值理念之上！坚持弘扬和传播、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兴业强国。 秀强会成为优良家风的传播站，愿意会同更多的社会力量、爱心人士共同努力、投身社会公益服务事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力家庭、企业、学校、社区幸福追求，为社会文明建设新进程做出努力。秀强产业文化就是沿革这样的发展脉络在不断更新换代走向成熟和稳定，可以说秀强就是千百个民企发展历程的缩影，其文化也代表着民族产业的爱国情怀、人性光辉的闪现，“不为自己，不为钱活”是最质朴的文化信仰，是以利他为基准的指导思想，是以个体的幸福人生构建从而幸福全人类的世界大同思想的真實体现，是以一种平凡的追求来实现伟大中国梦的祈愿，也必将引导秀强不断前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一个民族产业应有的奉献！

公共经济幼儿教育论文 篇2：

新时代居民扩大消费的梗阻及疏解

消费关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巨大。瞄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新变化，消除影响消费的深层梗阻，将有助于持续做好扩大消费这篇大文章，保障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中国消费新时代的四大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消费也正进入新时代。近年来，我国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消费市场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规模稳步扩大，结构持续优化，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品市场、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新时代我国消费呈现许多新变化。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趋突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和基础，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2013年至2017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47.0%、48.8%、59.7%、66.4%和58.8%，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产业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的主导力量。但若从国际范围内来看，我国最终消费率明显偏低，2017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3.6%，世界各国最终消费率的平均水平保持在75%左右，相差20多个百分点，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消费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充分发挥其潜力将对经济增长作出更大的贡献。我国3亿多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既是重要的消费力量，更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重要的动力源泉。同时，我国城镇化进程仍未结束，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据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拉动消费增长近2个百分点。有关部门测算，到2020年，我国消费规模将达到50万亿元左右，届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65%。

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成为“新常态”。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从短缺起步，形成一波接一波的消费浪潮，从纺织衣物等日用消费品到家电消费，从电子产品消费到汽车消费，这种排浪式模仿型消费有力地拉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均GDP已达到上中等国家水平，大规模排浪式模仿型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消费升级的步伐在进一步加快。2017年，我国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已降至29.3%，表明对于食物等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比重在走低，食物支出之外的更高层次的教育文化、健康旅游等消费的比重不断升高。我们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满足人民不断升级、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自然是其应有之义。近些年来，我国的消费结构在发生明显变化，居民消费正从传统的“有没有”“价格便宜不便宜”向“好不好”“性价比是否高”转变。概言之，我国居民消费正从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升级，从传统消费向品质消费升级，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消费结构升级是顺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企业如果通过产品及服务创新，为居民提供更加新颖、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产品及服务，将实现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和企业发展的双赢。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供给不足。消费进入新时代，我国居民服务消费需求日趋旺盛。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比重每年提高约1个百分点。教育、健康、医疗、文化、旅游、信息等领域的消费已成為人民最迫切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国内旅游人数达到28.26亿人次，同比增长11.4%。国内旅游收入2.45万亿元，增长12.5%。目前，包括旅游、文化、体育、养老、家政等在内的服务消费已经占到了国内居民消费支出比重的40%以上。但毋庸讳言，我国服务领域的供给与人民的需要并不匹配，幼儿教育、看病难看病贵、养老等既是民生痛点，也是消费堵点。我们应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扩大消费、增加有效供给，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电信、医疗、教育、养老等服务业开放，不仅能够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2017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达4.5万亿元。如果未来5至10年，近14亿人的服务型消费占比接近或达到50%左右，将会产生数十万亿元的消费需求，成为产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为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创造出更大的需求。

消费已成为应对外部压力的“压舱石”。众所周知，投资、消费与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相当长时期内，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在我国经济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个别年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甚至超过80%。但进入2018年后，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3月初，美国挑起贸易摩擦;7月6日，美国对34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8月23日，对第二批约16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9月份，又对我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的关税，2019年税率有可能上调为25%。两国经贸关系博弈日益复杂，中美贸易摩擦将是一场“持久战”。总的来看，随着“逆全球化”、单边主义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我国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严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出口国，我国净出口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面临的冲击可能会进一步增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经济目标的实现。有关部门统计数显示，2018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7.9%，但同期贸易顺差收窄26.7%，连续8个季度同比收窄，贸易顺差的收窄折射出我国出口能力的下降。虽然下半年出现贸易“抢单”现象，但我国出口面临的压力可能在2019年才会真正到来。在出口对经济拉动的贡献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大，这对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显得尤为重要。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2017年已达58.8%，拉动GDP增长4.1个百分点，正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顶梁柱”。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我国经济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如果能够做好消费这篇大文章，将极大地助力我们赢得这场中美贸易摩擦。
制约我国居民扩大消费的深层梗阻

扩大消费需求，培育新的消费形态和消费产业，加快释放大国消费红利，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总的来看，目前我国还存在着诸多制约居民扩大消费的因素。

供给侧服务业发展滞后使消费产品供给较为单一。服务业不仅是就业的最大容纳器，也是提升居民消费需求的第一引擎。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9%，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0.5%，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1.6%。虽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了第二产业，但相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产值占比还较低，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还比较滞后。具体来说，养老、健康、旅游、文化、信息等服务业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这些产业的培育才刚刚起步。由于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我国服务消费产品尤其是发展型服务消费产品较为单一，消费结构层次较低，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消费需求的总量扩大和新消费热点的结构提升。

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较低导致消费有心无力。收入是居民消费需求的决定因素，消费需求随居民收入总量和收入结构的变化而变化。按照收入法核算，国民生产总值主要包括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值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个部分，其中劳动者报酬即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最重要来源，其份额大小直接关系到我国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措施能否有效落地。国家统计局的历年数据表明，近二十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呈现明显的一直下降趋势。199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为51.1%，而到2012年这一数值仅为45.2%，下降了近五个百分点，近年来虽有增长，但远未达到足以改变劳动报酬长期偏低的程度。此外，知识、技术参与收入分配的机制尚不完善，资本市场不稳定，投资性收入比重不高。总的来看，在“经济蛋糕”总量做大的前提下，居民所分得的“蛋糕”比例却越来越小，这就必然会扩大国民收入分配差距，使得消费倾向较高的低收入者因消费能力不足而导致宏观消费总需求不足。同时还必须看到，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我国居民大规模加杠杆，居民杠杆率持续上扬，储蓄率逐年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其消费潜力的释放。

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相对不足抑制居民的消费预期。居民的实际消费支出与消费预期密切相关，稳定的消费预期能够有效地拉动消费。当前，由于政府在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整体较低，尤其是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覆盖面、统筹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等方面水平不高，直接降低了我国居民的消费预期与消费倾向，不利于释放居民消费需求潜力。在政府对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城乡居民不敢消费，只能通过增加储蓄、压低消费的途径来增强未来心理保障和消费预期，这就会显著地降低即期消费，导致国内消费需求增长乏力。

市场信用与消费监管机制不完善引致消费安全问题。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良好的市场信用与消费监管机制是提高居民消费预期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在我国消费市场上，地沟油、毒馒头、“镉大米”事件、“塑化剂”事件等食品安全问题频发，8月份爆发的长春长生疫苗事件更是引发了全社会的焦虑。一方面，暴露出我国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严重滞后，生产经营者的失信成本很低，使得失信者总会铤而走险;另一方面，凸显出我国消费监管体制机制还存在不少问题，失信者的违法行为常常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正是由于当前我国市场信用与消费监管水平还比较低，劣质商品和服务充斥市场，使得普通消费者往往不敢消费、不愿消费、不能消费，非常担心因为当期的消费引来潜在的消费安全问题，使得人身和财产蒙受损失，从而制约了我国消费需求总量的增长和消费需求结构的转型升级。

促进居民消费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发挥居民消费在经济增长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是要建立竞争有序、统一开放的现代市场体系。近年来，已陆续出台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但在实践中，依然存在着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消费产品进入门槛高等体制机制的制约因素，严重影响了我国潜在消费需求向现实增长动能的转化。
消费新时代居民持续扩大消费的突破路径

在从发展中大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我们应充分认识消费新时代扩大居民消费的重要作用，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从满足人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精准施策，破解深层梗阻，不断释放消费潜力，增强经济韧性。当前，可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

稳步提升居民消费实力。扩大消费既需要增加民生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满足居民潜在的高品质消费需求;又需要稳步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补齐民生短板，进而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

一是积极扩大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之源，消费之基。应把稳定就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2018年，高校毕业生高达820万，中职生约500万，留学归国人员约50万，都是新增劳动力的主力人群，他们的消费观念、消费意识超前，解决好这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将会提高家庭总收入，提升即期消费能力。必须将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入落实完善积极就业政策，加强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满足不同群体的就业需求，强化对有就业能力的就业困难群体的扶持。完善科学合理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及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多渠道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夯实居民消费的物质基础。

二是形成高质量收入分配体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探索知识、技术参与分配的体制机制，建立城镇职工工资增长与通货膨胀挂钩的长效工资制度，促进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当前的重点有二：其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4，远未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中等收入群体承受面临沉重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负担，普遍存在焦虑感，不敢消费。应通过落实重点人群增收政策，降低企業税费、养老医疗负担等举措释放其消费潜力，稳定消费预期。其二，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农业结构调整，让农民在农业功能拓展中获得更多收益。积极发展专用粮食和蔬菜、畜牧水产等高收益产业，促进农产品更新换代，提高产品附加值。加快特色产业基地建设，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健全营销网络，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程度，带动农民增收。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家庭工资性收入。促进农民在耐用消费品、文化娱乐、交通通信、绿色环保等方面的消费，不断提升农村消费结构、层次和水平。

三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定居民消费预期。政府要提升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房住不炒”理念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实现住有所居。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加快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合理确定支付水平，使社会保障水平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扩大筹资渠道，实现社会保障基金来源多元化。强化社会保险基金征缴和监督管理，多措并举增强基金长期平衡能力。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医保财政补助水平。通过织密织牢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解除居民消费后顾之忧。

四是实行差异化的消费刺激措施。针对不同的收入群体，实施差异化的消费激励措施。高收入群体对价格不敏感，更关注产品品质、品牌和服务体验，可在教育健康医疗、文化旅游等领域引导其加大消费力度。调查显示，2017年中国游客境外旅游平均支出5565美元，且其中购物消费占支出总额的25%左右，而其他国家游客境外购物仅占总消费的15%。应顺应居民消费需求，落实降低汽车、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政策，引导高收入群体在国内消费，将在境外的巨额消费转移部分至国内。根据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变化，重新核定奢侈品的范围和含义，降低或取消部分生活必需品的消费税，满足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中等收入群体应侧重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发挥市场引导作用，激励其敢于消费，乐于消费。低收入群体，应侧重提供兜底性保障，消除其后顾之忧，保障其消费利益，提供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等，从而提升其消费能力。针对学生群体，可借鉴“学生奶计划”，加大对“农村学生营养改进计划”的投入力度。

优化刺激居民消费的公共经济政策。扩大居民消费，政府要转变职能，合理运用公共经济政策，提高鼓励消费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一是完善有助于促进消费的税收体系。通过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扩大消费需求。加快推进间接税改革，通过降低间接税负促进消费价格的下降以扩大消费需求。降低以食品为主的生活必需品的增值税税率，扩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继续优化关税政策，降低国内需求旺盛消费品的进口关税，引导境外消费回流。适度增设口岸的进境免税店，扩大免税商品品种、提高购物限额等。鼓励消费的财政补贴机制，为鼓励居民低碳消费、绿色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提高消费质量，政府应建立对节能、环保、循环利用、健康产品消费的长期补贴机制，加大财政补贴力度，鼓励居民合理的消费行为。

二是建立消费促进基金。政府财政资金的支持既要发挥引导、激励作用，引导合理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安全消费，鼓励环保、节能、循环再利用以及新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推动品牌建设、产业结构升级、政银企合作，又要遵循非均衡原则，扶持弱者，使低收入群体获得基本生活来源，能够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权益。消费促进基金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设立，以中央财政为主。对于东部地区，由于东部地区经济相对较发达，中央和东部省市之间可以按4：6比例出资，在中部地区，中央和地方财政可以按5：5的比例出资，而在西部地区，中央政府与西部地区可以按6：4的比例出资。

三是出台物流企业发展支持政策，降低物流成本。中国商品价格的很大一部分由流通成本构成。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为14.6%，比美国、日本等国家高出近一倍。物流成本最终被转嫁到最终消费中，推高了商品价格，减少了社会福利。要降低企业设立成本，减轻物流企业税负，加强土地政策支持，降低路桥费，提升物流企业服务居民消费的能力。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服务消费能力。教育、健康、养老、文旅等消费既是消费热点，也是民生“痛点”。应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扩大消费工作的主线，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一是规范和引导教育消费。教育不仅是消费，还是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消费支出在家庭支出中居于重要地位。现行教育供给远不能满足人民对教育的需求。应深入挖掘人民群众教育消费新需求，将其转化为消费新态势。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增加优质教育供给的数量和种类，扩大优质教育的惠及范围和服务针对性，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鼓励有条件的省市推行12年制义务教育，到2020年在全国普及12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高水平职业教育，减免学费并设立奖学金，培养大批高技能人才，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费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不低于30%。企业要依法履行职工教育培训和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的责任，一般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1.5%足额提取教育培训经费，从业人员技能要求高、实训耗材多、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可按2.5%提取，其中用于一线职工教育培训的比例不低于60%。职业学校按规定收取的学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确保全额返还职业学校。严格控制公立大学的收费标准。支持民办教育，鼓励私人和企业捐资助学，加大社会投资力度。促进教育资源配置的均等化。推动中外合作办学，建设一批高水平、示范性机构与项目，让学生能够实现“不出国的留学”。

二是着力发展健康消费。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快，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同步提高，健康产业已成为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新兴产业。具体来说，健康产业包括医疗产品、保健用品、营养食品、医疗器械、保健器具、休闲健身、健康管理、健康咨询等多个与人类健康紧密相关的生产和服务领域。笔者认为，中国健康产业必将成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之一。我们应把握健康消费新趋势，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让健康产业成为拉动内需的新增长点。引导和支持健康产业加快发展，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优化社会办医环境，推动医疗卫生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加快推动互聯网健康咨询、智能健康养老服务等应用发展。加快构建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链，有序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科技成果转化。尽快在全国推行医保异地直接结算，推动抗癌药降价、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工作，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产品和服务的高层次需求。制定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具体措施，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体育设施建设，激发并满足居民对体育消费的需求。打造体育产业园区、体育特色小镇和体育综合体等，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盘活体育场馆资源，建立补贴制度，促进公共体育场馆低收费乃至免费开放，推动全民健康和全民健身深度融合。

三是着力促进养老服务消费。截至2017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4亿，占总人口的17.3%，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1.58亿，占总人口的11.4%，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老龄化任务最重。“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与老年人相关的产品、服务将形成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将进一步释放健康养生等产业的市场需求。如老年人的医养服务、长期照护、康复器具等，产业发展潜力很大，都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据测算，仅仅是基本型辅具的需求每年高达6万件，价值上万亿元。应助推养老服务消费尽快成长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增加优质养老服务供给，建立提升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的长效机制。推进医养结合，建立健全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机制，支持养老机构开展医疗服务，支持整合改造闲置社会资源发展养老服务。健全特困老年人救助供养制度，尽快启动“老年人健康改善计划”“老人保健消费计划”，提升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能力。

四是有效激活文旅消费。当居民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差异化、多样化的精神需求自然迅猛增长，文化消费的空间及市场随之扩大。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超过4%，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2086元，占全部支出的11.4%，表明文化产业对扩大内需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建议开展文化消费提升行动，打造网络化、多功能的文化消费聚集区，加快特色文化产业配套要素建设，健全完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激励机制，鼓励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创新，增强文化消费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支持基层影院建设，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观影需求。推动旅游与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融合发展，在条件成熟的地区推动“全域旅游”发展，建设一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和旅游特色小镇。积极推动休闲养生、研究学习类旅游项目。发展假日经济，恢复“五一”七天长假制度，这样人们出行的时间更长。此外，建立健全强制性带薪休假制度。

培育助力居民消费的新理念新模式新业态。近年来，消费领域涌现出来的新模式、新业态，既为群众提供了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也推动了消费的升级迭代。要增强品牌意识，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以供给创新充分释放消费市场潜能。深入推进“互联网+”行动，促进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融合创新，推动电子、纺织、医药、建材等传统产业向高端化发展。制定发布信息消费发展指南，创建国家信息消费试点示范城市，推动智能家居、虚拟现实、可穿戴设备、区块链等热点产品及服务创新研发。研究制定支持网络消费发展的政策措施，编制基于网络消费发展的商业发展规划，重点对商业零售业态、布局和结构进行重新考量。强化物流配送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构建符合网络消费发展需要的物流支撑服务体系，提高流通效率，破解电子商务的物流瓶颈，助力网购、快递健康发展。整合商业设施存量资源，以国家“互联网+”战略为基点，推动“互联网+零售”深入发展，引导线上与线下企业融合发展，实现相互渗透、优势互补。大力发展新零售，支持网络零售平台做大做强，鼓励引导金融机构为中小网商提供小额贷款服务，推动中小企业普及应用电子商务。加强农村网点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电商。

转变消费理念，引导和鼓励绿色消费，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引导流通企业扩大绿色商品采购和销售，增加绿色消费品有效供给，加快推动消费向绿色转型。控制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加快节能与绿色标准化建设，创建绿色家庭、绿色社区与绿色学校。

营造保障居民消费的良好环境。良好的消费环境是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有效保障，尊重消费发展规律，创造环境引导居民扩大消费。切实加强对食品、药品、工业产品和消费品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营造让人民群众放心的市场消费环境，让居民放心消费。建立市场监管部门严格监督、控制源头、社会举报、定期检查、法律惩办甚至勒令企业停产相结合的系列监管体制，从立法角度扭转当前社会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建立健全失信黑名單制度，保护消费者安全，改善消费环境，为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增长保驾护航。完善网络消费、电子商务领域法律、法规和规范体系，加强网络平台经营监管，实现网上网下立体化全覆盖，营造健康、安全、有序的发展环境。旅游消费方面，落实好《国民旅游休闲纲要》，打击强迫购物消费等行为，持续优化旅游消费环境。家政服务方面，要及时查处家政服务企业无证经营、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完善纠纷处理机制。建立从生产到流通的全程追溯体系，实现跨部门跨区域追溯信息的互联互通。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改造升级光纤宽带网络，实现高速宽带城乡全覆盖，加大网络提速降费力度，明显降低家庭、企业宽带费用和专线使用费。努力增加大城市公共产品供给。加快城市道路、地铁、供电、供水、供气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汽车等相关服务业大规模的消费增长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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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占斌、周跃辉，2015，《释放消费红利 拉动增长引擎》，《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第8期。

夏杰长，2017，《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扩大旅游消费的对策建议》，《河北大学学报》，第4期。

迟福林，2018，《动力变革》，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责 编/赵鑫洋

作者：樊继达

公共经济幼儿教育论文 篇3：

學前教育不公平的社会表现产生机制及其解决的可能途径

[摘要]不公平是一种历史现象、区域现象和复杂现象，我国当下學前教育不公平表现在质和量两个方面。从量的方面来看，表现为地方政府投入经费的不平等、城乡學前教育发展的巨大不平衡、教师身份工资的不平等；从质的方面来看，表现为教育内容、师幼互动和课程选择中的巨大不公平。导致學前教育不公平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制度设计的城市偏向与东部偏向，一是政府对學前教育由来已久的忽视和學前教育研究界的封闭孤立。解决學前教育不公平问题主要一是依靠政府建构横纵联通的幼儿教育管理体系与财政投资体系，在区分教育效率与经济效率的前提下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责任边界，二是依靠學前教育研究界加大对學前教育不公平的研究力度，并勇于承担时代赋予的社会责任，积极主动地运用自身的研究成果影响政府的决策，促使政府改变对學前教育的传统观念，提高政府有关學前教育决策的科學性与合理性。

[关键词]教育公平；學前教育公平；學前教育不公平；教育政策；教育制度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社会异质性的发展超过了同质性的存在，社会越来越分化为不同的阶层，且阶层与阶层之间的距离与鸿沟越来越大。社会不公平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其中教育不公平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拟从社会學的视野出发，关注學前教育中的不公平现象，并试图厘清以下问题，即學前教育不公平现象的社会属性、社会表现与社会机制，以及走向學前教育公平的可能途径。

一、學前教育不公平的社会属性

与“平等”不同，“公平”是一种质的规定性，属于规范性概念，是对用正义原则对教育资源进行分配的过程与结果的价值判断。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出发，不公平从来不是一种当下问题，而是一个历史问题；从社会差异的角度出发，不公平不仅是一个区域性问题，也是一个总体性问题；从社会政策的角度出发，不公平往往与社会宏观结构、政治民主程度紧密相关。

(一)不公平是一种历史性现象

在当下社会中，學前教育中的不公平现象已经非常突出，既有东西部、城乡幼儿在接受學前教育时所表现出来的起点上的不公平，也有同一地区内部表现在不同阶层、家庭背景上的过程不公平与结果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从其形成来看必然是特定历史阶段与文化脉络的伴随物，与特定时代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时代精神以及大众的文化觉醒程度密切相联。正是因为其产生的历史阶段性与历史特殊性，在直面學前教育中的诸多不公平问题时，我们不能用一种当下的思维来对待有历史积淀的问题，而必须将其放置到历史语境以及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去，追问其诞生的源头、演化与裂变，才能深刻地认识其产生的根源。

(二)不公平具有地域差异性

教育公平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诉求，但在不同的国家、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公平诉求的层面与内容是不同的，具有地域差异性。我国当下學前教育中的不公平就具有较大的中国特色，既与教育资源总量不足有关，又关乎地方投入的不均衡，表现出一种复杂的地区差异性与分化性。譬如在西部欠发达地区以及农村，幼儿基本的受教育权还没有得到满足，还有大量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學费而上不起幼儿园。而在东部发达地区，學前教育的不公平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教育过程的不公平，即课程内容、师幼互动、幼儿园教育质量等方面的不公平。

(三)不公平是一种复杂性现象

公平问题关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单从任何一个方面出发来探讨都不可能揭示其真相。在學前教育领域，不公平由来已久，是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系统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學前教育现实中所存在的不公平都是某种经济关系的表现，教育的不公平程度与受教育者所处的社会经济阶层之间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对应现象，处境不利阶层的幼儿成为教育不公平的最大受害者。此外，學前教育不公平不仅包括作为受教育者的幼儿的不公平，也包括作为教育者的教师的不公平，后者目前在整个教师系统中处于一种十分劣势和边缘的地位，她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公平处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幼儿受教育权的公平获得。

二、學前教育不公平的社会表现

學前教育的不公平深深地扎根于學前教育系统内和學前教育系统外。从學前教育与教育、社会的关系来看，學前教育处于一种双重边缘化、极其不公平的状态中，既无法与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相比，更无法与社会经济、公共卫生等部门相提并论。

(一)表层：“量”的不平等

1.地方政府投入经费的不平等。

政府对幼儿教育的态度反映在其财政安排上。2004年，北京市幼教专项经费为300万元，河南省为30万元，吉林省为20万元。可见，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在财力上有较大的差异，其投入學前教育的经费总量有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又如2003-2007年，张家港市政府为學前教育共投入了2亿4100多万元，而同为县级市的山东利津县每年投入的经费仅为50万元。从总量来看，两地不可同日而语。不同于义务教育的强制性要求，许多地方政府在承担幼儿教育责任时往往不够积极，这种不积极在转型期尤其明显。以生均成本为例，比较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教育经费投入的差距，高等學校为3.9倍，中學为7.3倍，小學为8.8倍。可见，越往基础教育阶段，差距越大，學前教育阶段的差距甚至达到几十倍。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对市场经济盲目乐观，认为學前教育的最好归宿就是市场化，他们或以财政困难为由，或以推进公平为由，将有限的政府投入缩减到最小限度。

2.城乡學前教育发展的巨大不平衡。

在发展學前教育上，我国采取的是地方负责的原则，中央并没有专门的幼儿教育经费，各地地方政府较多地将有限的學前教育经费投入到城市幼儿园的发展中，而且是数量极少的由政府或教育部门举办的幼儿园。这些幼儿园原本条件就很好，再加上每年有政府的投入，幼儿园的发展进入了良性循环的状态。而与此相反，农村幼儿园多为集体投资，教育经费主要靠收费解决，缺少稳定的经费来源，加之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有些地方每學期所收经费极其有限，致使幼儿园的发展每况愈下，进入了恶性循环。更为不公平的是，有些附属于中心小學的幼儿园甚至成为了小學的校办厂，幼儿园的收费大部分被用来补贴小學教师的福利，从而使农村幼儿园的发展举步维艰，教师流失现象严重，保教质量越来越差。

3.教师身份工资的不平等。

与中小學教师相比，幼儿教师一直是一个“另类”，她们拥有教师的称号，却享受不到教师法的保护，享受不到作为教师的很多权利。在幼儿教师群体内部，由于身份编制的不同，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也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在聘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此外，大量的集体园、民办园和村办园教师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非公办教师，在编教师的数量极其有限。据统计，2000年全国共有幼儿教师14.4万人，其中公办教师占29.6％，集体园教师占31.1％，民办园教师占16.7％，其他园教师占22.6％。大量的非公办教师的存在使得幼儿教师很难享受到作为教师的权利，体验到人民教师的光荣与神圣。据山东省调查，2001年全省有6.8万农村户口的幼儿教师，工资300元以上的占29.29％，200－300元的占

20.22％，100-200元的占35.47％，100元以下的占15.02％，尚有1万余名农村户口教师月工资不足百元，足见农村幼儿教师待遇之极低。

(二)深层：“质”的不公平

量的差异只是教育不公平的外在层面，最深层的不公平是无法用数量关系来加以衡量的，它潜隐在人类意识的深处，会深深影响教师的职业选择、工作责任心以及幼儿的受教育过程。从科尔曼的公平理论来看，资源配置的公平只是一种起点的公平，真正的公平还应包括过程的公平，即课程内容的公平和教育结果的公平。學前教育的不公平由此不仅仅是一个数量意义上的资源占有和分配问题，也是一个关乎教育内容、师幼互动和课程选择的问题，甚至是一个关乎儿童的日常生活组织方式、语言表述风格和學校适应的问题。

有研究者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对上海市12个区13所公办幼儿园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學前教育公有资源的分配存在不公平现象，优质教育资源基本被社会强势群体占有，他们的家庭收入和受教育程度高，而且户口大多在本地，享受着高质量的公有學前教育资源；而一些弱势群体的家庭收入低，受教育水平低，享有的社会资源有限，没有能力为孩子选择优质幼儿园，而且主观上也没有去为孩子争取优质教育服务。可见，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幼儿就读园所的水平，社会分层与教育分层之间的对应性早在學前教育阶段便已开始。这种对应意味着优势阶层家庭的幼儿不仅可享受到数量意义上的优质社会资源，而且可以享受到质量意义上的高素质师资、发展适宜性的课程、深度参与活动等稀缺的文化资源。就读于不同质量水平的幼儿园，使幼儿获得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教育起点、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综合而言，幼儿教育中的不公平最终是以幼儿的发展为代价的，这种现象进一步验证了教育的筛选功能，这种筛选早在幼儿园阶段就已开始，它会长远地影响孩子的一生。

三、學前教育不公平的社会机制

學前教育中的不公平远非一种独立现象，而是一种伴生现象，它是社会不公平的直接后果。學前教育中的诸多不公平并不是一日形成的，它既来源于自然的差异，更来源于社会的差异，尤其是制度安排、资源配置与政策的差异。

(一)制度与政策层面

1.政策设计中的城市偏向。

我国自建国以来采用苏联學者发明的“原始积累”方法，通过掠夺乡村剩余来补助城市的发展，反映在教育中，就是通过普遍征收教育费附加，将从乡村获得的财富集中投放到城市教育发展中，而乡村则实行“人民教育人民办”，通过集体集资的方式募集教育经费。我国当下學前教育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城乡之间的各种不公平就是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

政策设计中的非均衡取向使得东西部、城乡之间在自然条件、经济发展上的不均衡进一步转化成社会资源、社会资本上的不均衡。与此同时，对于政策一无所知的城乡百姓心安理得地建立起了不同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以为农村人与城里人的差距在于自然的因素而非制度的设计。当人们将人为的制度设计所造成的學前教育发展上的不公平默认为自然条件差异下的不公平时，就会较多去考虑不公平现象的合理性一面，而不会诘问不公平现象的合法性困境与合法性危机。

2.“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选择。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主张的是“不争论，发展才是硬道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90年代后期又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明确了公平不能“优先”的态度。在这一原则的导向下，新的解释模式逐渐形成，新的行动方案也粉墨登场。因为有这一原则，地方政府就可以将有限的教育经费投入到公办优质幼儿园中，因为这样可以迅速提升窗口形象，提高政绩；因为有这一原则，一些财政比较困难的地方政府才会选择将公办幼儿园整体卖掉，用这笔经费来发展地方的基础性设施，补充义务教育的财力不足；因为有这一原则，中心小學才会心安理得地将附属幼儿园的收费用于小學老师的福利支出。在以上各级政府的所作所为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已经演变成为“效率优先，不顾公平”。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所有这些行动方案所造成的不公平后果都是由弱势阶层来承担的，他们成为了社会进步的理所当然的牺牲品，政策的导向使他们原本就危机重重的受教育状态更充满了不确定性。

3.低重心的分权制學前教育投资体制。

我国现行的學前教育公共投资体制属于低重心的分权型体制，即国家把學前教育公共投资的责任几乎完全推给了地方，由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财政状况来决定对學前教育的投入。这致使學前教育阶段公共投资的责任被层层下放，直达县、乡(镇)、村等基层地方政府，省和中央的财政支持非常稀少。學前教育公共投资格局财政分割的纵向性太强，缺少横向意义上的互补与转移支付，致使學前教育不得不过于依赖地方财政，最终使得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直接演变为學前教育发展上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不仅存在于东西部、城乡之间，也存在于同一省份的不同县市之间。中央政府的“放权”原本是一种行政进步，但在现实操作中，“放权”演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弃责”，尤其在作为公益事业的學前教育上弃责更是明显。由于中央没有特定的资金用于调控地方學前教育的健康发展，致使中央制定出来的學前教育政策到了地方总要打很多折扣，其执行有效力远不及地方政府自己制定的地方政策。

(二)观念层面

任何实践行动总是基于一定的观念支撑，显而易见，政府还没有在观念上意识到學前教育领域的不公平对社会公平、教育公平的反作用和破坏力，还没有把學前教育公平看成一件重要的事情来抓。除此之外，學前教育研究者自身知识储备的不足、研究方式的玄空，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學前教育的重要性难以为政府所接受。

1.政府对幼儿教育由来已久的忽视。

追溯中国公共學前教育机构诞生的历史，可以发现，在我国1903年第一个學制中，作为學前教育机构的蒙养院就处于一种“虚线”的位置，1912年的壬戌學制也没从根本上改变學前教育的非制度化身份，在此后的1922、1949年的學制中，學前教育虽被正式纳入了學制系统，但由于某种历史形成的思维惯性，人们在观念和行动上总不自觉地将學前教育置于“加括号”的位置。在教育系统的大家庭中，幼儿教育处于一种尴尬而又另类的生存状态，或被看成是贵族化的教育，或被视为带孩子的职业；而在基础教育的大家庭中，幼儿教育名义上被视为基础教育的奠基阶段，实际上被置于一种可有可无的附属性位置。当政府还不能深刻地认识到學前教育的根基性，不能认识到幼儿教育对于幼儿一生的奠基意义以及对一个国家的人才战略意义时，政府一定会选择不作为的。

2.专业研究者自身的缺陷。

从全国范围来看，从事學前教育研究的人不可谓不多，但显而易见，对學前教育不公平的研究还极其不深入。一些研究者把自己设想为解放者，简单地对不公平现象进行批判、质疑，用主张代替分析，用激情的呼吁代替理性的思考；一些研究者执著于探究公平的理论根源、社会机制，而疏于现实的旨趣；一些研究者对學前教育中的不公平现实置若罔闻，仿佛事不关己。此外，从我国已有研究来

看，大多数研究倾向于将早期教育与服务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从早期教育与服务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讨论政府干预的必要性，研究报告倾向于理论的论证，而非具体措施的设计，即使有措施的设计也不符合政府公共经济學的决策要求，學术思维、學术研究成果与政府的行政思维、行政决策方式之间有较大的距离。

此外，不可否认的是，學前教育研究者自身或多或少地有着精英的立场与精英化的思维模式。相比學前教育中不公平代价的承担者而言，研究者自身处于一种“可以逃离”的位置，没有一种来自底层生活的真切体验，很难形成一种真正的底层视角。正如布迪厄所言，人是场域作用的产物，人的心智结构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之间具有某种对应性，个体的心智图式是根据群体的社会结构慢慢调整定型的。研究者所置身的大學氛围从某种程度上拉远了研究者与不公平现象的距离，对于學前教育研究者而言，打破集体无意识，走向整体性反思也许是一种迫切的需求。

四、走向學前教育公平的可能途径

教育公平并非要取消教育差别，因为“差别”是教育生活中的基本现实。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任何指向教育公平的政策选择都将是有限的，都必然是根据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时代特点做出的选择。

(一)政府可以作为的方面

在鲍尔看来，任何政策都是对价值观进行的权威性配置和合法化操纵，是对法定意图的合法化表达。政府的行为既可能催生一个尽可能公平的學前教育，也可能摧毁一个本来相对公平的學前教育。在已经将教育公平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公平的当下社会，政府的决策、导向由此更具示范意义和矫正作用。

1.建构横纵联通的幼儿教育管理体系与财政投资体系。

中国当下的學前教育管理体系和财政投资体系都处于非常脆弱的纵向分割状态，各人自扫门前雪，贫富不均、地区分化比较明显。中央政府在这里所担当的角色比较尴尬，既不能充当西方自由主义国家所奉行的“守夜人”角色，也不能像北欧福利国家那样做一个全能政府，对当前學前教育事业发展出现的问题，常有解决之心而无解决之力。中央、地方相互博弈下的分权制行政体制使“事权与财权”的关系更加紧密，名义上各地教育部门归属教育部管辖，有一个上通下达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但实际上这种纵向联系是非常脆弱的，各地教育部门并非对教育部负责，而要首先对当地人民政府负责。横向幼教经费的缺失使得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显得极其勉强。

从行政分权的角度来看，中央的有限退出能够提高地方决策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实现地方经济的快速腾飞，但幼儿教育是一种公益性事业，需要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是不能完全用经济思维和行政思维来加以类比的。如果将发展學前教育的责任完全放给地方政府，不公平的现状只会越拉越大，最终危及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考虑到当下国家的财力，纵横联通的财政投资体系是可以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央可以选择一些经济非常困难的地区做试点，从保底开始做起；对于经济不平衡但整体较发达的省份，则可以在政策导向上鼓励省内县市之间的横向联通，通过省内转移支付制度来缩小省内城乡之间和园际之间的差距，如将公办园收取的赞助费按比例提成，集中起来实施二次分配，投放到薄弱地区的薄弱幼儿园。此外，还可以鼓励各级地方政府预留一部分资金，用于资助需要帮助的幼儿，采用排富原则发放幼儿教育券、实行教育费减免等制度。

2.区分教育效率与经济效率。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特定条件下的选择，从快速提高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来看，有其积极的意义。但遗憾的是，许多地方政府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化成了“效率优先、不顾公平”，崇尚经济至上主义，盲目追求数量的逐年攀升。实际上，“教育效率”根本不同于“经济效率”，前者是指教育对于个人发展和国家发展的贡献率，以人才素质这一质的指标来衡量，而后者则以经济效益这个量的指标来评价，两者遵循着不同的逻辑。因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原则不能直接延伸到教育领域。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不是主次关系，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两个相互联系、同等重要的教育目标。对教育来说，没有公平的效率是不道德的，没有效率的公平是低水平的，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的并重和统一具有内在的逻辑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在教育政策的价值选择上，我们由此应该兼顾公平与效率，遵循平等、差异、补偿的原则，努力推进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公平与共享。

3.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责任边界。

在促进學前教育公平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政府要关注的是底线的、底层的公平，不要因为政府行为加剧结构性失衡与短缺。很明显，政府行为会对基层政府或民众起一种示范导向作用，从而在观念上进一步强化人们对待學前教育的价值取向。实践反复证明，政府的公共教育政策既肩负着将国家教育理念与教育意志变为教育实践的使命，也承担着将先进的教育理念加以传播并使其深入人心的职责。

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在发展學前教育的过程中，盲信市场的力量，将學前教育完全推向市场，以为市场可以完成政府无力履行的责任。这种做法是对市场力量的一种误解，从西方的经验来看，市场始终是有缺陷的，萨缪尔森甚至认为，“市场既无心脏，也无头脑，它没有良心，也不会思考，没有什么顾忌”，将作为公益事业的學前教育交给市场绝对是一种短视行为，因为市场是逐利的，它不仅不能解决學前教育中的不公平问题，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可能还会伤及政府治理的社会基础，造成政府统治合法性的丧失。不过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市场也并非妖魔，市场有其独特的推动力，如果合理地利用市场的竞争机制，弥补公共资金的短缺也未尝不是合理的选择，因此关键在于合理地明确政府和市场在促进學前教育公平中的责任和边界，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

(二)學前教育界可以作为的方面

學前教育中的诸多不公平危及到的首先是作为幼儿教育工作者的从业人员，虽然从事幼儿教育的人具有不同的专业分工，但都拥有共同的职业追求与专业信仰，都希望幼儿教育成为受人尊重的专业，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拥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其中高校研究者的责任更是任重道远，面对學前教育中的诸多不公平现象，研究者们需要的不是沉默或集体无意识，而应勇于担当时代赋予的责任。

当然这种勇气与智慧的表现不是诉诸于激情或仅成为“愤青”，它需要的是一种睿智的担当，将地方政府重视學前教育的正面典型昭示天下，形成一种示范效应和一种社会正气。如何才能让政府真正地关注到學前教育界的相关研究，搭建一个互动对话的平台，也是需要研究界用心付出的。如果學前教育公平的实现不得不继续依赖地方政府，那么地方政府本身的學前教育观就显得非常重要。日常经验告诉我们，之所以喜欢一个人，是因为对她或他有一定的了解，在相互陌生的两个人之间是不可能产生任何火花的。研究界与政府之间的相互隔膜，研究者对已有研究的孤芳自赏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这种相互了解。如何开启一个全新的互动性关系，需要地方政府与研究者之间的相互敞亮，这种成功对话的案例不是没有出现过，只不过它还没有成为一种常态性故事。也许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早期教育与服务的发展中得到启示。在这些国家，幼儿教育经历了从最初的慈善定位、儿童发展定位，再到今天的社会福利和儿童发展的融合定位，反映了这些国家和政府对早期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动态认识。推动这种动态认识的正是这些国家的研究者对早期教育与服务的不断深入研究，正是这些国家与政府对相关研究成果的重视与引用。我国大學与研究机构的研究者们应向国外研究者们學习，走出封闭的书斋，多主动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研究成果去影响政府的决策，另一方面我国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加大专家智囊团在决策中的地位与作用，建立政府与专家之间沟通和交流的机制，提高自身决策的科學性与合理性。

作者：王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