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汤扬（1991—），女，本科，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与社会保障。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急速发展，在积极推进我国住房改革和住房保障体系建设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也引起了社会的高度重视，因此研究如何完善优化相关制度是十分重要的。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棚户区改造融资公共经济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棚户区改造融资公共经济论文 篇1：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风险传导、影响与治理对策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持续扩张，表现形式愈加复杂多样，其中潜藏的风险也不断加大。在国家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战略背景下，隐性债务风险应对和治理问题成为一项重大课题。本文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含义和现状出发，分析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传导路径和风险影响，并结合现阶段政府隐性债务治理障碍提出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含义与现状
美国公共经济学家哈维·罗森首次提出“政府隐性债务”概念，将其定义为“政府承诺未来支付一定数额而产生的债务”。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汉娜认为，政府债务可分为直接负债、或有负债、显性负债和隐性负债四类。莱因哈特和罗格夫提出隐性债务并不是会计学概念，应由显性担保、隐性担保、央行负债、衍生表外债务以及非官方统计债务五大类构成。从国内来看，理论界目前普遍认为“政府隐性债务”是相对2015年《预算法》中“法定显性债务”概念而言的，引用财政部在相关文件中的官方表述，即“地方政府通过非正规渠道融资方式，如融资平台公司、PPP、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主要有如下几类：一是用于民生服务领域的建设性债务，主要包括融资平台债务、棚改债务、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建设项目等。其中，政府融资平台是近年来城市建设和公益服务债务资金的主要承载主体;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性住房项目债务资金主要被用于民生工程;在某些不规范的PPP项目中，政府承担了一定的约定支出责任。二是因养老金缺口所形成的消费性债务。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转轨和人口老龄化进程中所形成的社会保障收支缺口，目前看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支付责任。三是政府在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中承担的或有违约代偿责任。四是为应对自然灾害、化解偶发性风险事件而承担的预算外债务责任。
相关数据表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近年来呈逐年高速增长趋势。仅以城投债为例，其发行规模、发行数量和净融资规模于2020年末分别为4.37万亿元、5574只和1.65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超30%。隐性债务规模的高速扩张和地方政府财力的捉襟见肘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长此以往，如果政府隐性债务发生违约风险，势必传导至其他市场主体，进而对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造成相应的负面影响。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传导及其影响分析
隐性债务的风险传导一般会经过一定的媒介和过程，即从风险源向其他方向和对象传导、扩散，进而造成对经济社会多方面的广泛影响以致酿成危机。
隐性债务风险传导路径分析
由平台企业向当地政府传导。地方融资平台企业具有政府背景，且是为地方公益性项目融资服务的，因此一旦发生债务违约，势必会向真正的借款主体——地方政府传导风险。
由当地政府向上级政府传导。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存在较强的投资举债冲动。但由于政府债务偿还周期等特点，官员在任期内通常不会过多考虑举债的到期偿还问题;而且即便出现债务偿还困难，也会求助于中央政府为其兜底，从而形成对中央政府偿债的倒逼压力。
由当地政府向同级政府传导。如果某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未得到有效控制，该债务风险可能会以不同形式扩散、蔓延到其他同级地方政府。比如，可能对其他同级政府进行税负传导以实现风险转移;再如，若有违约行为会给同级其他地方政府作出错误示范。
由当地政府向市场主体传导。为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一些地方政府可能会以或有债务的方式向市场主体转移风险。比如，若融资平台公司出现债务违约，则作为其交易对手方的市场主体的合同权益同样难以得到保障;再如，在不规范的PPP模式中， 政府可能通过口头担保或书面承诺获得融资，出现问题再将风险转移到企业。
由当地政府向金融机构传导。很多由地方政府出资入股的地方性商业银行会相对青睐于地方政府的融资项目，认为这是与地方政府搞好关系且安全盈利的好机会，因而比较乐于与政府合作。然而，此类项目一般会长期占据大量资金，回收期长、收益低，一旦发生违约，将给金融机构带来较大的流动资金压力和资产质量风险。另外，某些以延期为特征的债务置换形式本质上也是风险向金融市场的转移。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传导影响
财政方面
偿债能力风险。当前，在各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不断扩张的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会由于本息偿还压力较大而对存量债务进行滚动操作，同时拉长期限的隐性债务付息成本也在相应增加。随着债务风险的累积，部分地方政府很可能会因偿债能力不足、无法承担债务负担而出现支付危机。
再融资风险。由于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自身性质和业务的特殊性，其债务融资也兼具企业债务和政府债务的双重属性。就市场规则而言，其债务违约将会造成平台企业信用下滑，导致其再融资成本上升和难度增加。
政府公信力下降风险。当隐性债务规模和债务偿还负担超出地方政府的财政承受力时，债务违约风险加大，不可避免地会使资本市场产生对当地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和政府兜底可能性的担忧，进而导致政府信用受损、政府公信力下降。
经济方面
宏观政策掣肘风险。政府债务压力加大会不可避免地挤压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空间，并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比如，有可能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形成阻力，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战略的落实等。
经济发展受損害风险。地方政府为了转移和消化过重的短期债务负担，可能会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引致企业税负上升、经营困难、居民就业和收入受损、社会投资和消费结构扭曲等状况， 对长期经济发展形成一定的损害。
金融方面
货币政策独立性或受影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自下而上的传导很容易影响国家的货币供给稳定性。比如，可能迫使政府通过发行中央政府债券等手段转移财政风险，使得中央银行的货币供应行为受到影响，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房地产市场恶性膨胀风险。如果地方政府为了缓解债务偿还负担而通过抵押土地的方式举借新债，就很可能会引发地价和房价的接续式上涨，甚至导致房地产市场的恶性膨胀。
系统性金融风险。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得不到有效控制，首先面临冲击的就是对地方政府举债提供支持的金融系统。隐性债务违约所引发的区域性债务危机将直接导致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数额的增加和比例的上升，推动交叉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治理障碍
地方政府投融资供需存在矛盾
由于同时承担着履行公共服务和发展区域经济的双重职能， 地方政府的资金运用需求较强，有着天然的投融资冲动。一方面，随着近年来城镇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和民众对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层次的不断提升，地方政府的支出需求确在不断增加;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观和长期以来我们以GDP增长率为核心的官员考核机制又驱动着地方官员在任期内为出政绩而全力动员可支配资源扩大投资范围。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存在严重的不匹配问题。分税制改革以来，特别是经济下行、税费结构性调整的形势下，地方财政常常入不敷出，因此很多职能的履行只能更多依赖外源性融资。可见，地方政府的投融资供需矛盾是治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主要障碍之一。
金融系统对政府信用有所偏好
在实际中，大多数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都离不开金融资源的支持。目前，尚有一部分非垂直管理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在税收征管、人事任命甚至经营决策等方面要受到地方政府的话语权影响。对于此类银行来说，向政府平台融资可能会换取地方政府在吸储竞争、职务提升和税收优惠等方面的“隐性补偿”，同时又有政府的“信用背書”作为隐性担保。因此，多数地方性银行不但不排斥此类业务，还将其视为兼具安全性、稳定性的优质展业渠道，表现出显著的选择和竞争偏好，从而助推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积累和扩张。
政府融资内外部监督约束较弱
首先，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存在“预算软约束”倾向。尽管国务院在相关制度方案中表示对地方政府举债不予救助，但地方政府仍然对中央政府抱有一定的“兜底预期”。其次，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存在多头管理的现象。很多隐性债务本就因涉及多部门而存在管理边界不清的问题，加之实践中各部门由于种种原因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活动监督力度和有效性较弱，使得治理难度加大。最后，债权人的市场约束受到制约。作为债权人的地方性银行由于受制于人，往往难以对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和价格等因素实施市场化、科学化约束。
缺乏隐性债务监测和评估手段。目前，理论界对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统计和测度还未形成权威、统一的认定口径和测算标准，导致政府难以掌握隐性债务底数这个基础情况，更无法评估、测度和推演隐性债务风险的模型化、数量化治理方案。
存量的隐性债务偿还存在困难。存量隐性债务风险的化解根本在于偿还。目前，隐性债务主要依赖项目收益偿还、平台市场化再融资偿还、债务主体破产清算偿还、政府财政资金偿还等几种形式。但现实情况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资金主要投向收益很少的公益性项目;平台公司目前的“造血功能”普遍较弱;破产重整可能导致债权人即金融机构的大规模损失，对金融系统稳定性造成一定影响;在经济下行、减税降费的趋势下，再融资可能对本就财力不足的地方政府造成叠加性压力，同时形成对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不良示范和反向激励。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治理对策
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与地方职能相适应的投融资机制。一是要求地方政府转变职能，由发展建设转为民生服务导向，同时确立可持续和民生发展为政绩考核的细化标准，引导地方官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债务观，从根本上规范和调整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遏制违规举债冲动。二是进一步明晰各级政府事权划分，赋予地方政府与其事权相匹配的财力和财权，避免由于地方政府事权履行的不确定性而引发政府投资的无序和低效。
加强金融监管，做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相关风险防范。一是对金融机构加强政策宣传，引导金融机构理性看待政府举债风险，明确自身业务风险范围，健全和完善隐性债务违约风险应急管理预案等风险应对防范工作机制，提高相关风险化解能力，筑牢金融风险防火墙。二是强化金融机构相关业务监管，严禁金融机构在“金融创新”名义下与地方政府违规合作加杠杆投融资方式，加大违规处罚力度。三是增强金融与财政政策的协同性，打好政策组合拳，避免出现政策目标相互矛盾、政策作用相互抵消的情况发生。
完善约束机制，强化对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的问责管理。一是强化中央约束。建议中央进一步加强对地方财政筹融资的流程管理和预算约束，同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兑现管理的法治化建设进程，对违法违规举债实行终身问责和倒查。二是强化同级约束。加大审计、人大、纪检等同级监督部门对地方隐性债务工作的关注和监督力度，抑制地方政府违规举债冲动。三是强化市场约束。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避免地方政府越位干涉金融机构决策，保持金融机构经营的独立性。
深化测度研究，健全隐性债务风险识别统计监测制度。一是提高地方债信息公开的精度与信度。明确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口径和边界，建立统一性、常态化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统计、监测和发布制度，以全面厘清隐性债务的结构、规模、资金来源及风险状况，推动隐性债务“显性化”。二是加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动态监测评估，利用量化动态监测方法对隐性债务风险的触发条件、影响路径、作用范围、治理效果进行综合评估和预判， 为实践中有效前移风险防控关口、完善隐性债务治理对策提供精准服务。
坚持标本兼治，循序渐进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创收偿债能力。地方政府要根据地区发展阶段、政策和战略，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投资积极性，提高财政创收增收能力，进而提升偿债和再融资能力。二是合理规划投资方向，提升项目投资效率。适当增加对周期短、回报高的项目投入比例，提高资金周转运用效率。三是科学制定融资规划，形成长效可持续机制。可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财政收支运行态势、项目预期回报情况、利率汇率变动实际、债务违约管理负担等因素，综合确定每一阶段的债务期限和规模，以实现债务资金使用具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政府偿债资金负担合理均衡，以及确保政府具备债务偿还能力。四是积极探索存量隐性债务处置化解的先进方法， 推广可借鉴、可学习的存量债务治理经验。
责任编辑：刘 彪
作者：孙宏鹏 苏婵媛 边赛
棚户区改造融资公共经济论文 篇2：
我国住房改革与住房保障问题探析
作者简介：汤扬（1991—），女，本科，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与社会保障。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急速发展，在积极推进我国住房改革和住房保障体系建设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也引起了社会的高度重视，因此研究如何完善优化相关制度是十分重要的。面对这样的一个关乎民生经济的社会管理问题，应当从其历史沿革入手，立足于当前的制度现状，进而提出解决现有问题的相关策略，促使住房改革和住房保障可以顺应我国社会发展趋势，为保障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
关键词：住房改革 住房保障 问题探析 优化策略
我國住房保障制度建设历经多年的探索，但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最为主要的问题是住房保障制度的功能定位模糊，缺乏顶层设计，缺乏可持续性的问题。另外，在住房改革上，存在着住房价格上涨过快、住房租赁市场不健全以及住房资源占有不公平这3个较为主要的问题。因此，在探析我国住房改革和住房保障问题时应当对这些问题着重加以解决。
1我国住房改革和住房保障历史回顾
1.1 普惠性福利模式阶段
新中国在建立初期，已开始采取高社会福利、低出租的房屋实际分摊机制，并进行了全方位的房屋保护，基本不出现对房屋的市场性调配。不过，由于公房的经营收不抵支，很难有效地继续提高市民的房屋要求。所以，虽然中国在1978年开始就进行了房屋管理制度变革以加大住房供给，但还是沿用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基本社会福利思维模式，以国家兜底的基本房屋保护路径推动了房屋保障制度变革[1]。
1.2 大众化模式阶段
中国从1991年开始推动全面房屋管理制度改革，将房屋社会保险政策实施机制模式由利益分房的普遍性社会福利模式向大众化模式转变。国务院办公厅在1994年发布的有关政策中，明确提出了“构建以中低收入社会家庭为主要对象、带有社会保险特性的社会主义经济适用性房屋供给系统和以收入社会家庭为主要对象的产品房供给系统”，以及在1998年发布的相关政策措施中规定“我国城乡暂停房屋实际分配方式并实行房屋货币化分配体制”。与此同期，与市场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相对应的国家房屋保障制度系统也步入了建设阶段，并开始逐步实行住房公积金管理制度、社会主义经济适用性房屋管理制度和廉租住宅管理制度。由于商业住房体制的确定，随着市民的住房条件改善，个人购置商品住宅的比重也大幅增加[2]。
1.3 剩余模式阶段
2003年中央政府下发的相关政策文件中，明确“房地产业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从此商品房屋建造与消费占据了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相反，保障性住房建造比重明显减少，住房社会保障政策体制也由大众化模式彻底转换为低剩余模式。商品住宅竣工面积比重从1998年的29.7%提高到2003年的61.4%，2016年提高至78.4%;而全市的非农户政策性住宅，竣工面积占比则从1998年的70.3%降低到2003年的38.6%，2016年更降低至21.6%。上述数据变化，充分表明了住房保障剩余模式时代的开始。近年来，虽然住房保障制度确实明显改善了住房环境，但并未发挥楼市“安定器”的功能，反而沦为部分大中城市房租高涨的“推动器”。近十年中，虽然我国城镇居民保障性住房需求量占我国新增商品城镇房屋需求量的比重达到20%，但我国新增商品住房价格却增加了139%。而棚户区改造项目自2014年起作为中国保障性安居工程的主体，通过棚户区改造的货币化安置使得三四线城市和周边城市的房租明显上升，进一步加大了刚需者的买房压力[3]。
2 住房改革和住房保障现状
2.1 住房改革现状
总体来说，住房制度的改革使得我国住房制度建设更加完善，住房市场发展更为稳健，住房总体数量有了很大提高，人均住房居住面积得到巨大提升，生活居住环境有了较大改善。但是，多年以来，政策的不断摆动，使得一些住房问题始终难以得到有效和彻底解决，住房发展中不充分不平衡带来的住房矛盾仍然较为突出，住房改革仍然面临许多问题，主要包括：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引发住房投资属性的重视;住房租赁市场不健全，削弱住房社会属性的作用;住房资源占有不公平，限制住房居住属性的实现[4]。
2.2 住房保障现状
当前住房保障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功能定位模糊，缺少了顶层工程设计，就没有可持续性。首先，中国当前的房屋保障制度建设主要还是以“经济”为先，还未转轨到“以社会民生保障为先促经济快速发展”的轮子上，很大程度抑制了其功用的充分发挥。从应付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的“9 000亿房屋保护行动计划”到“3 600万套保障房建设计划”和“3 300万套棚户区改建规划”，将保障性住房发展总体目标一直放在国家经济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的总体目标以下。其次，租赁式房屋保护和小产权型房屋保障制度错位发展，将进一步加大中国今后的房屋保护压力。虽然租赁式住房保障的效率远高于产权型住房保障，且中低价位出租房屋的供需矛盾也日益突出，但事实上近10年间的我国租赁式保障房建设比例还不足30%，这是很低的。最后，由于当前的住房保障制度发展還没有成熟，因此遗漏也很多，当前在住房保障制度方面存在着管理滞后，资产管理没有形成良性循环得问题，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动态监管缺失、保障性住房资产监管不到位这两方面上，比如：保障性住房的房源错配问题以及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社会融资还款难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住房保障制度不够完善，监管不到位所导致的。另外，当前的住房保障体制还面临城市之间供给分配不均衡、城市内空间分配不均衡和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不均衡等问题[5]。
3 住房改革与住房保障优化策略
3.1 住房改革优化策略
构建以住房产权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方案，通过公有产权比例的调整，影响市场供求和预期，同时通过使用权的界定等，实现租购同权，进而实现住房属性的调整与平衡。具体实现路径为：通过平衡和调整住房双重属性，以人口流动、土地配置为抓手，从而实现居民居住有保障、住房投机有控制、城乡居民住房权益获得感有提升的住房制度改革目标。
首先，以住房产权为核心，平衡和调整住房双重属性。通过住房公有产权比例的设定，即实现对剩余控制权的索取，平衡住房的两个属性，达到对市场预期的调整和影响。通过对住房使用权的细分和细化，明确使用权的权能。可以按照住房使用权的持有时间长短、住房使用权的来源等，明确其享有的教育、医疗和就业等附加权利，真正实现租购同权，也达到住房属性的调整和平衡。
其次，以人口流动、土地配置为住房制度调整的抓手。人口和土地是住房制度改革的两个核心抓手，引导人口和土地等要素在城乡和地区间配置，进而构建相适应的新时代城乡住房制度。针对人才住宅政策投机属性过强的区域，政府需要主动疏导人口过剩的人才住房政策和融资需求，也可以借助工业转移，带动人口向周边供求矛盾较小的区域流动，供求矛盾较小的区域也需要进一步强化对人才住房政策的力度，以增强自身的人才吸引力和城市实力。另外，针对城市人地结构性问题较大的区域，可通过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推动实施以集中的城乡共同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促进城乡土地要素流动，进而缓解城市住房压力，并提高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最后，以居民居住有保障、住房投机有控制、城乡居民住房权益获得感有提升为住房制度调整的目标。
3.2 住房保障优化策略
（1）将房屋保障制度定位于社会经济发展型的房屋保障制度，并建立了顶层建筑设计。第一，升级制度的体系模式，目前中国住房社会保障体制还是处于剩余模式中，新时期的住房保障制度也需要从“保基本”向“促发展”的过渡，应形成发展型住房保障制度。第二，提升总体目标，住宅社会保障体系总体目标由当前的“住有所居”提升到未来发展型住宅社会保障体系的“高质量生存”，以“适居适业”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总体目标为先，逐步形成了住宅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效管理机制。第三，升级系统，未来发展型社区住房保障制度也应该走上全面的保障道路，涵盖各个收入层次的城镇居民。既兜底中低收入以下家庭的基本住房问题，又培养亲民的优质住房市场，以解决中等收入层次家庭在内的全体市民的基本住房问题，同时扶持高档绿色住房蓬勃发展，以解决高品质阶段的多元化的住房需要，让市民安居乐业，并建立社区创新驱动蓬勃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6]。
（2）形成了适应城市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小产权型住宅保障制度，推动住宅产业创新发展，推动了住宅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第一，设立存量住宅计划，开展精准住宅保障。统计全国存量房屋数量，并按照全国现有的房屋存量、低收入人口分布编制房屋保障性规划，以达到全国房屋保障性的供需平衡，并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第二，通过维修技术创新、修缮补偿等举措改善储备数量房屋的质量和使用寿命，推动房屋过滤制度的建立，适应阶梯式房屋消费需要，降低建筑物垃圾的产出量，保护环境和耕地，形成多重效益。第三，动态调控共有产权住房制度，以适应多样化需要，进一步优化共有产权住房制度定位，形成封闭运营的共有产权住房二级交易市场，积极发展共有产权养老社区，建设共有产权房居住年金保障制度，强化保障房的循环使用，以实现住房、养老服务等的多样化需要。第四，制定“绿色智慧住宅开发补贴”，重点扶持高档绿色生态住房发展，以推动住房市场的创新发展。
（3）加强保障性住房资产的动态监管机制，确保资金可以用到位，资金账户监管到最后，确保保障性住房政策可以落实到位，而不会流于形式。
4结语
当前我国在住房改革和住房保障上存在的问题是较多的，因此，在探析如何完善相关制度、如何解决相关问题时，应着眼于当前社会需求，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将相关问题加以解决。一方面，在住房改革上，需要构建以住房产权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方案，以相关因素为主要抓手解决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在住房保障上，需要将保障定位于发展型住房保障，构建顶层设计，并且建立符合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产权式住房保障制度，促进住房市场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姜雪梅.可持续住房保障制度构设路径[J].银行家，2020（12）：71-72.
[2] 张旭文.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研究[D].南昌：江西财经大学，2021.
[3] 田莉，陶然.土地改革、住房保障与城乡转型发展——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房改革的机遇与挑战[J].城市规划，2019，43（9）：53-60.
[4] 崔佳琪.中国住房保障政策量化分析——基于1998年房改以来185份政策文本分析[J].老字号品牌营销，2021（2）：41-45.
[5] 吴平.论我国城市住房保障制度改革中的政府职能转变[D].宁波：宁波大学，2019.
[6] 尚教蔚.我国住房保障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思路[J].城市，2018（12）：62-66.
作者：汤扬
棚户区改造融资公共经济论文 篇3：
解读政府工作报告
数字解读
经济增速7.5%左右：充分的改革空间
业内人士认为，略低于2013年，仍处于合理区间。有合理的经济增速，才有充分的改革空间。上下限合理区间的宏观管理方式是一个创新，保持宏观政策定力十分不易。在潜在增速下台阶，金融风险加大的背景下，不再频繁改变政策，而是使用预调微调的办法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物价增长3.5%左右：翘尾因素+新涨价因素
全国物价数要稳住，不同群体对物价的不同承受力要关注。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5%左右，考虑了去年涨价翘尾因素影响和今年新涨价因素，也表明抑制通胀、保障民生的决心和信心。
外贸增长目标7.5%：创近十年新低
连续两年下调（前两年分别为10%和8%），创近十年新低。客观原因，外部贸易再平衡，内部出口竞争力下降，导致连续两年未完成目标。主观原因，中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外需拉动向内需拉动转变。
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开发更多就业岗位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加大对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帮扶力度，确保“零就业”家庭至少有1人就业，做好淘汰落后产能职工安置和再就业工作。今年高校毕业生将达727万人，要开发更多就业岗位，实施不间断的就业创业服务，提高大学生就业创业比例。
赤字1.35万亿：财赤国债规模双增长
比上年增加15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9500亿元，由中央代地方发债4000亿元。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随着经济总量扩大而有所增加，但赤字率稳定在2.1%，体现了财政政策的连续性。
M2增长13%：不放水、不刺激
M2目标连续两年13%，货币政策延续稳健基调。我们反复强调宏观管理思路已从“挖坑放水”向“开渠引水”转变，近期的正回购不代表政策转向紧，前期的逆回购也不代表政策转向松，核心逻辑是保持政策定力，不放水、不刺激，“保持松紧适度”。
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进一步简政放权
今年将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确需设置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清单之外，一律不得实施审批。
再减少贫困人口100万人以上：向贫困宣战
创新扶贫开发方式。加快推进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国家加大对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协作的支持，加强生态保护和基本公共服务。地方要优化整合扶贫资源，实行精准扶贫，确保扶贫到村到户。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扶贫事业。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扩大到1000个县：巩固全民基本医保
完善政府、单位和个人合理分担的基本医疗保险（放心保）筹资机制，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人均320元。在全国推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加强城乡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扩大到1000个县，覆盖农村5亿人口。
3个1亿人：走新型城镇化的道路
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喊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3个产能过剩行业淘汰目标：决不反弹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要淘汰钢铁2700万吨，水泥4200万吨、平板玻璃3500万标准箱等落后产能，确保“十二五”淘汰任务提前一年完成，真正做到压下来，决不能反弹。
保障房新开T700万套以上：公租房和廉租房并轨运行
今年新开T700～套以上，其中各类棚户区470万套以上，加强配套设施建设，年内基本建成保障房480万套。提高大城市保障房比例。推进公租房和廉租房并轨运行。创新政策性住房投融资机制和工具，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为保障房建设提供长期稳定、成本适当的资金支持。
改革热词
简政放权
【报告】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今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
【点评】万丰奥特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陈爱莲：作为一线的企业经营者，我们能明显感受到政府以审批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经济社会各领域改革、不断激发民间活力的新变化。好的发展环境才能赢得投资者的青睐，应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对企业来说，不仅将极大地增强发展信心，更是巨大的发展动力。
混合所有制经济
【报告】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点评】经济学家厉以宁：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之一就是要增强各类所有制经济的活力。通过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激发企业的活力。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加快国有企业转型、增强民营企业的投资信心、解决民营企业产权保护等问题，都有很大好处。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方面，国企先动，民企才能放心。
金融体制改革
【报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扩大金融机构利率自主定价权。
【点评】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利率市场化是我国近一段时期内的重大改革之一，当前关键的一步是推出存款保险制度，这能够在改革过程中为存款人的利益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同时，利率市场化在推进中也要形成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要有科学和市场化的监管体系，对市场主体来说，还需要市场化的企业制度。利率市场化改革将使银行和企业更有活力。
阳光财政
【报告】各级政府预算和决算都要向社会公开，部门预算要逐步公开到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所有财政拨款的“三公”经费都要公开，打造阳光财政。
【点评】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蒋洪：我国预算法正在修订过程中，修法理念就包括在原来只有公共预算的基础上，将更多的项目纳入预算，提高了预算编制的完整性。预算透明、阳光财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预算编制完成后应及时公开；改变预算粗线条审批；预算编制细化到项，让百姓看得明白、能够监督；行政部门预算调整权不应过大。
收入分配
【报告】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努力缩小收入差距。
【点评】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仕民：要增加老百姓的收入，既要靠做大总量盘子，也要靠构建规范的收入分配秩序。一方面，需要激发市场活力，做大GDP“蛋糕”：另一方面，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特别是缩小一次分配差距。当然，也要积极推进社会福利制度的配套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还要充分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潜能，勤劳致富。
投资带动
【报告】把投资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再推出一批民间投资示范项目，优化投资结构，保持固定资产投资合理增长。
【点评】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周春艳：我国经济发展中消费拉动作用越来越突出，也要看到，今后投资对稳定增长的作用依然很关键。与以往相比，不仅要保持投资力度，更要重视投资结构调整和投资方式转变。要科学合理地调整国有资本投资的领域和方向，更好地发挥其投资引导和带动作用：有序推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等领域向民间投资开放。
培育消费热点
【报告】把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主要着力点。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完善消费政策，培育消费热点。
【点评】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从市场需求来看，消费者的消费潜力是巨大的，但现在重要的是供给端。我非常赞同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发挥好消费的基础作用要从供给方面发力。对于像TCL这样的制造企业来说，关键就是要能为消费者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这其中最具有驱动力的是企业的创新。
农民财产权利
【报告】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点评】甘肃省张掖市委书记陈克恭：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首先是要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这个前提，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不变，农村建设用地和生产用地的用途不变。在此基础上，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给农民充分的发展空间。比如，农地上的一切附着物都可以用来做质押，有了质押权，就会延伸出更多的财产权利。
社会救助
【报告】推进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继续提高城乡低保水平，全面实施临时救助制度，为特殊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提供保障，为人们创业奋斗解除后顾之忧。
【点评】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教授何水法：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其针对的群体，是那些最困难也最需要帮助的群体，应该考虑到他们的实际生活需要，尽可能帮助他们，让弱势群体实现个体和家庭的自立。这也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过程。而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有一套完整、科学的社会救助制度保障。
住房保障
【报告】针对不同城市情况分类调控，增加中小套型商品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应，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点评】住建部副部长齐骥：针对不同城市情况分类调控，一个主要目的是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并将社会投资引向增加中小套型商品房和保障房的建设，逐步创新完善多层次住房供给体系。这是我们调控手段的创新和调控艺术的升级。与去年相比，住建部在今年的总体规划中增强了房地产调控针对性。在供需矛盾较为突出的城市，还要保持限购政策和差别化信贷政策。而对于房价有下跌趋势的城市，将重视其消化存量的进展，控制新开发规模。
向污染宣战
【报告】抓住产业结构、能源效率、尾气排放和扬尘等关键环节，健全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新机制，实行区域联防联控，深入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点评】国家电网公司发展策划部主任张宁：大气污染主要来源是燃煤和燃油，燃煤方面，提高煤炭高效利用率、通过输送清洁能源来满足一定的经济社会用电需求等，能减少大气污染；燃油方面，交通用油消耗很大，可以以电代油。此外，要加强对污染企业的管制。
舌尖上的安全
【报告】建立从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的全程监管机制、社会共治制度和可追溯体系，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
【点评】吉林省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金华：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体现了政府加大对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专项整治的决心和态度。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出现说明现阶段对违法行为打击的力度还不够，要真正保障人民“舌尖上的安全”，还需要进一步强化整治力度，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行为，才能有效规范市场秩序。
专家解读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权，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举措。不断推出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和下放，显示出本届政府下定决心“自我革命”。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报告提出，进一步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要减少1/3。减少专项转移支付这项改革直接向部门利益开刀，体现了中央深化改革的决心，体现了改革发展取向，符合时代要求。
专项转移支付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专项转移在转移支付总量中的比重过大，违背了政策的初衷。“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要减少1，3，今后还要进一步减少”是一个很好的改革目标，但要防止在执行中出现走样，就是表面上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减少了，但实际上是通过合并同类项的方式得以减少的，用表面的变化掩盖了实质的固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研究员张小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目前已形成了不少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比如负面清单管理方式，至于哪些行业列在负面清单中，可以后续逐步减少。
从上海自贸试验区本身来讲，全国人大授权地方突破现有法律法规，试行市场准入开放，对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意义重大。但现在来看，市场准入开放又遭遇“边境后壁垒”，涉及更多相关法律法规。建议扩大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法律法规授权，提出市场准入障碍所涉及法律法规条款清单，由相关部门及时加以修订。
“中国已是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但还不是贸易强国。”发展服务贸易业，引进更多优势服务资源，可以促进国内服务业的竞争和整合，带动国内产业向微笑曲线两头延伸。目前我国的服务外包，虽然不少属于服务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但相对传统货物贸易，环境压力小很多，也应鼓励发展。
对外投资管理方式改革非常必要。原来，一般性境外投资项目要核准，说白了也是审批。企业对外投资先要做可行性研究。其实，可行不可行，企业自己非常清楚，再审批会浪费效率。实行备案制度后，企业“走出去”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更高。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稳定经济增长离不开投资的拉动作用，政府工作报告把投资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将中央预算内投资增加到4576亿元，并重点投向保障性安居工程、农业、重大水利、中西部铁路、节能环保、社会事业等领域，有利于在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改善投资结构，补齐基本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的“短板”。
与此同时，报告提出促进信息消费。这体现了我国经济政策的与时俱进。2013年，我国信息消费市场规模达到2.2万亿元，同比增长28%。信息消费不仅成为拉动内需的新热点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也将改变传统生产模式，成为调结构的新亮点。
目前个人信息消费领域，信息消费的新产品、新业态层出不穷，互联网金融、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快速发展。
个人信息安全、金融支付安全、网络诈骗等信息违法犯罪现象也不断增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网络信息安全方面的立法，建立信息消费市场的长效管理机制，构建安全可信的信息消费市场环境。”
华中师范大学减贫和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陆汉文：2013年我国减贫1650万人，今年减贫目标定为1000万人以上，是否有点保守？“这个目标符合扶贫开发工作规律。”扶贫有个规律：扶贫标准确定之后，每年减贫规模会递减。2011年中央将扶贫标准从农民人均纯收入1196元上调到2300元，当年减贫规模高达4329万人，但2012年递减到2339万人，2013年降到1650万人。
新目标经过努力完全可以实现。一方面，扶贫开发将进一步加力；同时，报告明确提出创新扶贫开发方式，宏观层面加快推进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微观层面实行精准扶贫，确保扶贫到村到户，这将强力推动减贫工作更高效率地深入推进。
报告明确，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要再增长10%以上。下一步还要花更大的力气转移培训劳动力等，增强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加快增收脱贫。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三个1亿人”的目标：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这一提法突出了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即人的城镇化，找准了未来工作的着力点，有助于提升城镇化质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率快速提升到53.7%，但跨越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短板”。比如，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部分城市存在棚户区、城中村等问题，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导致大量人口大跨度流动，加剧了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等。
让进城农民早日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当务之急是尽快将“三个1亿人”的目标细化，根据城市人口规模和综合承载力，合理设定任务指标，以早日形成“硬约束”。同时，还需做好配套政策，既要从财税、社保等方面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的分担机制，增强流入城市吸引人口定居的动力，也要从产业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着手，给中西部地区、中小城镇更多支持，让更多农民实现就地城镇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报告关于节能减排的表述，有两点令人印象深刻，一是淘汰的落后产能量大，规定的指标任务高于以往。以钢铁为例，2012年全年淘汰钢铁为2015万吨，2013年只有1044万吨，而这次达到2700万吨。二是措施给力。包括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强化环保、能耗、技术等标准，清理各种优惠政策，严控新上增量等等。
“淘汰落后产能之所以困难重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市场淘汰落后产能的能力较弱。淘汰落后产能必须理顺资源、环境、土地等要素的价格，使环境、资源等外部性成本能够进入企业的成本函数，使落后产能无利可图。”之前相关政策在一些地方未见成效，一是市场有需求，在利益驱动下，顶风继续生产在所难免，二是相关部门整顿乏力，措施不够坚决。
淘汰落后产能，一是需要重新进行产业布局。通过重组提升企业的装备、工艺、技术和管理水平，实现区域的布局调整和升级改造。二是进行节能减排专项治理。督促每个企业环境治理设施一定要上到位，实现在线监控。同时也应当对各级地方政府实行问责制，对执行不力者严厉问责。
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曾益新：“报告进一步提升政府对城镇居民和新农合参保（合）人员补助标准，由2008年的人均80元，升至今年320元，人民群众看病就医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深化医改以来，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参保（合）人数在2011年底已经超过13亿，覆盖率几年来保持在95%以上。
将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上升至1000个，将全国半数以上县市纳入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范围，体现了党和政府解决农村群众“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的决心。
当前，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沉重压力不会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不会改变，决定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必须长期坚持。
对于报告提出的落实单独两孩政策，稳妥有序实施该政策，应注意五方面事项。一是遵循基本程序，科学制定方案，依法启动实施。二是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三是做好再生育服务工作，简化审批程序。四是控制政策外生育特别是多孩生育。五是做好各地出生人口的动态监测和预警，确保生育水平不出现大的波动。
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理事长孟晓苏：“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可以看出，在政府加强对低收入甚至中低收入家庭解决住房困难的支持力度同时，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淡化以行政手段为主、一刀切式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思路也逐渐清晰。”可以预见，今后楼市政策将会更加突出长效、稳定、注重实效的特点。
“我们曾忽视保障房建设，造成低收入者也只能进入市场购买商品房，他们不买房就得‘蜗居’，买房则变成‘房奴’。”在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特别是在去年10月政治局第十次学习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在过去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主要强调保障房开工、竣工数字的基础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提出加强配套设施建设、公租房和廉租房并轨运行、创新投融资机制和供给，提供长期稳定、成本适当的资金支持等，每一条都针对当前保障房建设管理遇到的核心问题，即资金来源、入住率和后续管理等。
在我国，城市住房的30%左右作为保障房比较适宜。根据规划，我国到201 5年全国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达到20%左右，这是一个适宜的目标。
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齐建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让人倍感振奋：一是态度坚决、前所未有；二是目标明确、指标具体，如提出今年能源消耗强度要降低3.9%以上，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量都要减少2%；三是将改革与行政管理相结合，既强调短期措施的实施，也注重长效机制的建设。
如果今年我国保持7.5%的GDP增速，能源消耗总量的增长将放缓，在这种情况下，治理污染的关键不是能源消耗总量控制，而是清洁技术和清洁能源的利用。这是一种在动态过程中解决问题的合理思路和办法。
在节能减排方面，报告提出了结构节能、技术节能、管理节能等措施，如“提前1年完成淘汰落后钢铁、水泥产能等任务”，由原定的5年变为4年，时间表更为具体。
“提出了以雾霾频发的特大城市和区域为重点，以细颗粒物和可吸入颗粒物治理为突破口，这是一种短期举措；提出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用气阶梯价格制度，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等，这些则是长效机制建设。”在向污染宣战方面，目前的制度和机制创新，做到了长短结合、主次分明。
（李社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