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与农村经济分析论文

[摘要]伴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家针对“碎片化”的养老保险制度深化养老保险顶层设计研究，整合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我国逐步迈入全民保障时代。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公共服务与农村经济分析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公共服务与农村经济分析论文 篇1：

新型城镇化对我国农民收入影响研究

作者简介：张晨（1991—），男，汉族，江苏盐城人，金融学硕士，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学专业，研究方向：银行管理。

摘要：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把握新型城镇化的内涵，通过构建城镇化水平指标体系，依托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城镇化内在因素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农民市民化后收入变动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医保社保对市民化后的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有显著影响，而对农村居民不显著。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统筹地区发展，提升城镇化水平；加快社保医保建设，均等公共服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市民化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面板数据

1.引言

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阻碍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也是社会的和谐。面对传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现象，新型城镇化提出要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要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不仅仅是追求人口的城镇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更要实现公共权益、社会福利均等化；基础设施的配套服务和生态环境和谐化。提高城镇化的内在水平，改善农村居民增收这个老大难问题，对于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以期对政策制定及后人的研究有所帮助。

2.文献综述

关于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的研究，一般有两类，单一指标法和复合指标法。大部分学者用单一指标描述城镇化发展水平，其中城镇化率这一指标被经常采用，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复合指标是指用若干个指标共同构成一个体系，运用多个指标对多个参评对象进行评价，以此多角度、全方位的测量事物发展水平。国外学者克劳克（Cloke）主要从职业、人口、居住地离城市中心远近角度出发采用了16项指标建立城市化指标系统；稻永幸男从社会经济指标、空间规模指标、地理位置指标、静态和动态人口结构指标来进行测定；国内学者主要有占纪文（2011）、李红波，张小林（2011）、刘静玉，刘玉振（2012）通过建立一系列的指标体系来整体测定城镇化的水平。

在城镇化与农民收入关系方面，李国平（2013）提出新型城镇化可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农民收入倍增的目的。王鹏飞、彭虎锋（2013）认为城镇化水平提高可以有效提高农民收入，但是这种带动作用具有较大区域性差异。具体而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中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带动作用最大，东部地区其次，西部地区最后。王永杰、宋旭（2014）得出，四川省城镇化水平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密切的动态关系，但城镇化水平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明显强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郑楠（2014）提出江苏省新型城镇化水平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陈垚、杜兴端（2014）指出城镇化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既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也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同时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也能加快城镇化发展。

3.城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机制

3.1 城镇化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在人多地少、农业资源有限的今天，农民收入水平很大一部分是依赖于进城打工。城镇化发展步伐的加快，扩大了二、三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为农民创造出更多的打工机会，从而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城镇化的推进将吸引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进城，从而带动一系列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且也会为诸如商业、房地产业、餐饮业和家政服务业等一系列第三产业带来极大需求。

3.2 城市对农产品需求增加，有助于提高农产品的销售收入

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一方面使原来的农产品生产者变成了消费者，加大了对农产品的需求，有利于在城市农产品市场需求增加的同时改变农产品供过于求的现状，在销量增加的同时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城镇人口的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会朝着多层次，高品质的方向发展，在需求引导下帮助农民改变现有农业生产结构，传统的农产品生产也逐渐发展成为高商品率，高附加值的现代农产品生产，农民的潜在收入会得到进一步提高。

3.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人均耕地面积，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得以实现

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大面积种植，无人化管理等技术在我国还未得以普及，并不是由于我国技术水平不到位，而是由目前我国农村现状所决定的。农业作为受自然资源约束较强的行业，人均耕地面积过少阻碍了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的使用，随之带来的结果便是农业生产率水平低下，规模效应无法实现，农民收入很难提高。而城镇化过程的推动着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一方面减少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另一方面节约了大量耕地面积，这两方面均使得人均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现代化的农业科学技术将得到广泛普及，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产量，从而使农民经营性收入大幅提高。

4.新型城镇化测量指标体系确立

借鉴了前人研究，我们选取了6大类指标，共26个小指标，运用熵值法来测定城镇化水平。指标选取见下表：

5.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实证研究

10年间，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从全部地区来看，2013年末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004年的3倍左右，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在前五名的分别是上海、北京、浙江、天津和江苏；排在后五名的是甘肃、贵州、云南、青海、陕西。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甘肃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别高达近4倍。

5.1 变量、数据与模型说明

借助于SPSS 20.0软件，我们将之前城镇化水平测量体系中的6大类别通过因子分析得出的数据，我们观察这主要的八个因子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市民化后收入变动的影响。农民市民化后收入变动Yn，数据均来源于2004年——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通过计算得到，计算公式为：Yn1=Yu1-Yc0，其中Yu1表示第1期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Yc0表示第0期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各变量的表示形式和说明如下：

根据上述内容，本文建立如下的实证研究模型。

模型一：

Ycit=α0+α1peoit+α2ecoit+α3fouit+α4pubit+α5eduit+α6healit+α7insurit+α8ecolit+εit

其中，i表示各省、市和自治区，共30个地区（西藏除外），t表示2004年至2013年，εit为随机扰动项。

4.2.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①模型一的影响形式检验结果如下：

根据上表中的检验结果，各变量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选用固定效应。

②模型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文利用STATA软件对数据进行回归，其结果如下所示：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通过因子分析得出的衡量城镇化水平的8个变量在很大程度上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市民化后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用有同有异。其中，人口城镇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卫生机构都对二者有显著影响；而在医保社保、生态环境两方面对市民化后的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显著影响，对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显著；经济发展和教育对二者的影响均不显著，教育方面二者的系数呈相反的态势。

进城务工（农民工）和市民化后的农民都可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工作，他们共享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卫生机构等等资源，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二者的影响相同。但市民化后的农民享受到了医保社保，而农民工以及留守在农村居住地的农民没有这样的待遇，农民在看病治病等方面可能就要相对市民化后的农民要支付更多，因而其可支配收入就会降低。对于生态环境而言，更好的生态环境，会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农村相对城市虽然自然环境好，但出于游客量，交通便捷程度，景点的集群效应等因素，旅游景点最低可能设立在城镇一级，城镇的居民可以在景点找到工作从而提高自身的收入，而农村居民则没有这样的优势条件。

5.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了城镇化水平测定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抽取了8个衡量城镇化水平不同方面的变量，深入的研究城镇化过程内在因素对于农民收入有显著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基础设施，卫生机构等公共服务对于农民和市民化后的农民收入影响相近，而市民化后的农民由于享受到医保社保和生态环境带来的福利，促进收入增加的效果更明显。为此，根据前文的研究及结论，提出几点针对性的建议。

①统筹地区发展，提升城镇化水平

地区间城镇化水平的差异一部分原因与地区间发展的先后、资源的限制有关，我国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战略，并先后开展实施，一带一路和新兴自贸区的建设对于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着推动作用，对于缩小地区间水平的差异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在建设和开发的同时，我们要时刻牢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人类生存与自然发展的协调。

②加快社保医保建设，均等公共服务，吸引更多农民市民化

市民化后的农民与进城务工（农民工）及留守在农村的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存在差异，即使是进城务工的人员，他们在享受医保社保、子女受教育等问题上仍然与城镇居民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新型城镇化的是人的城镇化，不仅仅是人口的城镇化，更是人权的城镇化，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受教育权的平等享有，才是促进城镇化水平提升的内在要因。（作者单位：东南大学）

参考文献：

[1]占纪文.福建省城镇化发展、农业现代化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动态计量经济分析[J].中国农学通报，2011，30：307-312.

[2]李红波，张小林.我国发达地区新型城市化的内涵及测度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1，06：60-64.

[3]刘静玉，刘玉振，邵宁宁，郭海霞.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格局演变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2，05：143-147.

[4]李国平.新型城镇化与收入倍增[J].河南社会科学，2013，07：1-5.

[5]王鹏飞，彭虎锋.城镇化发展影响农民收入的传导路径及区域性差异分析——基于协整的面板模型[J].农业技术经济，2013，10：73-79.

[6]王永杰，宋旭，邓海艳.城镇化水平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动态计量经济分析——以四川省为例[J].财经科学，2014，02：96-105.

[7]郑楠.江苏省新型城镇化发展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D].上海师范大学，2014.

[8]陈垚，杜兴端.城镇化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4，12：31-35+89.

作者：张晨

公共服务与农村经济分析论文 篇2：

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探析

[摘 要]伴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家针对“碎片化”的养老保险制度深化养老保险顶层设计研究，整合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我国逐步迈入全民保障时代。而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养老金投资运营管理机制，构建各级财政责任分担与资金筹集保障机制，适时确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财政补贴的持续增长机制，实现对个人账户基金的科学管理与有效监管，是城乡统筹视阈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新举措。

[关键词]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城乡统筹；可持续发展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2015-10-10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辽宁社区养老模式的实践路径研究”（L14BSH00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我国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研究”（N151406002）；辽宁省民政厅项目“PPP模式在辽宁社会福利机构中的应用研究”（lnmz201504）。

[作者简介]李兆友（1965-），男，山东潍坊人，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共管理与科技政策研究；郑吉友（1981-），女，辽宁鞍山人，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养老保障与公共政策研究。

一、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政策演进

自2009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实施以来，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已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部分区县。2010年《社会保险法》的出台，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行统帐结合的可持续筹资模式提供了法律依据。我国自2009年和2011年起先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城居保”）制度试点，2009-2011年，各级财政共为“新农保”和“城居保”制度拨付补助资金总额超过1700亿元，并于2012年在全国所有地区推行“新农保”和“城居保”制度，基本实现了对农村适龄居民全覆盖。据《2012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2年底，农村养老保险体系覆盖人口已达46亿人，即当年基本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我国已经为农民建立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基本上解决了农民“老有所养”问题。“新农保”制度是以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支持，社会养老保险与传统家庭保障相结合，实现以自助为主、互济为辅，形成了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的制度模式。我国通过建立健全良性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部门的积极性，进一步合理界定个人（家庭）、集体、政府的责任、权利、义务，共同切实维护和保障农民的养老权益。从农业、农村、农民实际出发，坚持政府主导与农民自愿相结合，引导农民应保尽保，保证筹资融资、待遇标准与经济发展及各方承受能力相适应，维护基金的合理统筹规划与运营，确保“新农保”基金保值增值。“新农保”制度的颁布实施是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社会化的历史性进步，实现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对非正式家庭养老保障的进一步完善，提升了农村养老保障社会化供给能力，为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创造了新的契机。

随着“新农保”制度的不断完善，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逐步扩大到了农民工群体，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切实发挥了维护农民工养老保障权益的作用。2014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国发[2014]8号），在总结“新农保”和“城居保”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决定将“新农保”和“城居保”制度合并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随着各级政府工作的有效推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所惠及的人口与日俱增，我国已经步入了全民保障时代。据国家相关部门的统计，截至2014年底，全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已达501 亿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覆盖逾84亿人（见表1），全国已有超过2 亿人在按月领取养老金。但仍有近2亿人尚未纳入养老保险制度范围内，其中一部分需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一部分需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目前，国家已制定并逐步推进“全民参保”计划，进行针对养老保险的顶层设计，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2015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5〕2号）指出，将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纳入全国基础养老金统筹范围，破除长期固有的“双轨制”“待遇差”等问题，兼顾公平与效率，重在制度公平、政策公平与机会公平，既有效发挥政府再分配的职能，又充分重视市场机制的决定作用。作为中国特色的新型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继户籍制度改革之后打破原有城乡二元壁垒的破冰之举。因此，从城乡统筹发展的视角而言，“新农保”和“城居保”制度的有机整合，标志着我国城乡一体化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步健全和完善。2015年11月，“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建设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以逐步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实现全覆盖。

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困境

（一）农村老年人口抚养比不断攀升

“老有所养”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伴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趋势日益明显，空巢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美国社会学家F.H.吉丁斯认为，人类福利水平和人口规模存在内在联系。2012年世界银行发布《中国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保障》指出，2008年我国农村与城镇地区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分别为135%和9%，二者差距为45个百分点。据测算，到2030年二者差距将扩大到133个百分点，农村老年人口抚养比将达到344%，而城镇地区则为211%。《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1）》显示，截至2010年底，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99302万人，占全国老年人口总数的5592%，占农村总人口的1498%，明显高于城镇1201%的水平，到2050年这一差距将再扩大11个百分点。据全国老龄办《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显示，2010年农村空巢老人比例为456%，其中独居空巢老人比例为106%，夫妻空巢老人比例为35%。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见图1）。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下降。老年人口领取养老金年限相应延长，养老金待遇呈刚性增长。据统计，2012年，农村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约有1193万人，在十年内增长近一倍。预计到2050年全国高龄老年人将突破9000万，占全国老年人口的2178%[1]。中国目前统计的城镇常住人口中至少有近1/3为非城镇人口，且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村老年人口抚养比攀升，这意味着人口增长过快时，社会抚养负担增加，储蓄降低，人口质量下降，经济增长缺乏动力。正如加里S·贝克尔的“数量—质量权衡”理论所指出的，即当一个国家（或家庭）选择较多人口的时候，人口质量就会下降；反之亦然[2]（P119）。当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面临财力、物力、人力资源匮乏的窘境，亟待政府做出符合国情、民情的选择，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新期待。

（二）“新农保”基金筹资机制尚不健全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新农保”基金筹集缺乏可持续性制度保障，进而影响了“新农保”制度的推进和实施，在构建全国统筹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衔接上难以实现无缝对接。开展新农保制度试点是我国继取消农业税、农业直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政策之后又一项重大惠农之举。《社会保险法》第20条对“新农保”制度作了原则性规定，即国家要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但在实施过程中尚存在地方政府基金筹集困难，集体补助很难落实，尤其是“新农保”和“城居保”制度的筹资渠道主要依靠财政投入的增加，我国多层次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支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见表2）。

“新农保”基金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方式，资金来源基本取决于地方财政补贴和集体补助的发放额度。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保险政策调整状况及社会保险待遇标准有所差别，造成地方政府补贴标准参差不齐，地方财政省际差异较大（见表3）。另外，我国集体经济总量所占比重相对较低，尚缺乏足够的资金来补助“新农保”，同时，地方财政资金筹集缺乏持续保障。目前，“新农保”制度规定了对于个人缴费、地方政府财政补贴的全国最低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而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江苏省的制度设计值得借鉴，如中央财政对国家试点县所承担50%的基础养老金由江苏省实行统筹分配，对于人均收入1000-1400元的县（市），省财政补贴每人每年20元；人均收入800-1000元的县（市），省财政补贴每人每年30元；对于人均收入800元以下的县（市），省财政补贴每人每年40元，使处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民共享集体经济发展成果[3]。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地方政府普遍存在财政困难，且集体补助具有较大随意性。相对于省级与市级政府，县级政府财政负担过重。特别是《农业税条例》规定自2006年1月全面废止农业税后，地方政府财政补贴额度的不确定性与集体补贴的随意性，增加了“新农保”基金筹集和待遇给付的风险，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在“新农保”基金筹集方面更显得捉襟见肘。

（三）“新农保”基金投资管理分散无序

“新农保”基金由于统筹层次过低、基金使用欠规范等问题，容易出现难以有效监管，可能面临短期支付压力，无法进行长期投资导致缺乏规模效益，难以承受风险性投资，制约了基金的投资运营、风险承受与保值增值能力，无法有效激励农民参保积极性，农民养老权益将难以得到保障，必将影响“新农保”制度覆盖面，进而影响“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新农保”基金投资管理上仍然沿袭老农保以县级为单位的统筹核算。我国县级区划单位超过2800个，以县为单位开展基金管理工作使基金过于分散，投资收益有限，服务专业化与信息化不足。在保证资金安全、风险防范便于提高管理效率的前提下，统筹地区经办机构应在同级财政部门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共同认定，即原则上一个统筹地区只能开设一个收入户。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机构在指定专业银行设立新农保基金账户，基本承担了新农保基金统筹地区经办机构管理人的职责。“新农保”制度顺利运行需要确保充足的基层服务人员。在现有制度运行中专业投资机构在制度设计、风险评估、精算分析、管理服务等方面的专业化程度亟待提高。基金管理投资机制与监督手段的重叠或缺失，各地信息化程度参差不齐。在管理信息系统上，由于“新农保”实行县级统筹，原来的金保工程尚无新农保信息管理模块。目前，“新农保”对基金投资、运营、发放与监管等方面的举措尚存在纰漏，基金管理存在地方政府与养老保险机构挪用、违规投资与使用、滥摊管理费用等问题。我国已建立了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险制度，但由于参保对象情况各异，全国还未建成统一的登记平台、信息档案，对参保人员的管理方式落后、专业人才严重匮乏、养老保险协管员人数不足等严重影响了保险制度的高效运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运作不规范，管理成本高昂，统筹层次较低，不同地区间缺乏有效的利益协调衔接机制。在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上主要存在多重管理即“行政部门负责”“社保内设科室”“单设农保机构”等方式亦造成新农保基金管理效率低下。据某省调查显示，“新农保”流失的资金占基金总额的三分之一。在中国社会保险费征缴中存在“多龙治水”现象，形成了地方税务机构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并存的二元征缴格局，导致公共利益受损。近五年来，曾先后有浙江、辽宁、黑龙江、江苏、广东等18个省级单位的地方税务机构承担了社会保险费的征缴管理与监督检查工作，其余13个省级单位仍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以2013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情况为例，山东省与海南省在基金收益上相差近20倍，导致社会养老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和异地养老接续困难，社会保险费的二元征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保险制度的顺利实施，与征缴对应的权力以及征缴所带来的资金流和人事编制的变动是双方相持不下的主要因素[4]。因此，政府亟待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管机制，加强对“新农保”基金的筹集与运营方面的督促与监管。

（四）统账结合模式受基金回报率和制度负担比影响显著

我国社会保障资金投资方向具有严格的制度约束，出于基金安全与投资回报的考虑，“新农保”制度亟待形成一个安全、谨慎的投资机制[5]。随着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和人口红利逐渐减少，制度本身对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福利制度的路径依赖日趋加剧。我国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统账结合”模式将长期面临隐形债务、个人账户“空账”运行以及基金收不抵支等风险。这种模式需要以扩大覆盖面为前提，以较高的养老金替代率为保证，极易造成缴费率偏高，加重农民经济负担。基本养老金个人账户积累金额有限，个人账户基金可能承担较高的投资回报率损失，农民依靠个人账户基金积累难以实现“老有所养”，政府应承担“托底”责任。

社会保险基金统筹重点在于现收现付模式的收支平衡。2014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总收入为2315亿元，总支出为1572亿元，当年结余743亿元，总累计结余为3843亿元，基本实现了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国家统计局2014年1月公布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88959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3%。2014年农民每人每年660元的基础养老金，基础养老金替代率较低，未能体现与经济发展同步的原则。基础养老金替代率低于国际通行的60%-70%的标准，且远低于国际贫困线和最低生活保障线，不能满足农民“老有所养”的终极目标。另一方面，个人账户积累投资收益率的提高是新农保制度实现保值增值的主要途径。“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既受制度负担比制约，又受基金积累效益制约。长期以来，我国养老金账户投资收益率平均不足2%，而CPI平均为22%。记账利率相对于通货膨胀率很有可能保持长期性差距，这使得个人账户风险呈增长态势[6]。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政府在1991-2010年二十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与支出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212%和189%，虽然政府财政补贴总量呈增长态势，但是占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比重较低，政府财政具备支持“新农保”制度可持发展的能力[3]。因此，提高个人账户积累投资收益率，在确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保值增值是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

（五）各级政府存在财政责任与分担比例不协调的问题

目前，政府财政责任供给有限，制度规定了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地方政府对选择较高档次缴费的参保人，可给予适当鼓励。2014年，合并后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标准新增设每人每年600元、700元、800元、900元、1000元、1500元、2000元7个档次的缴费标准。可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在缴费档次上已基本实现统一。科学合理的缴费标准的设计应充分考虑收入分配差异，根据缴费能力不同的参保人群设立既兼顾公平又体现效率的缴费档次，充分发挥有效的激励作用。

“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间明确筹资责任并加以落实。目前，中央与地方财政补贴标准尚未形成适度匹配关系。制度设计会造成政府间财政责任不明确，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中央政府财政倾斜力度尚未结合地方政府财政承受能力实行差别补贴，一定程度上对欠发达地区农民参保积极性产生了消极影响，一部分参保人会因政府激励机制的缺乏而退保。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缴费差异，一定程度上在于政府财政责任分担比例及缴费额度。省级财政应加强对省内经济发展能力较弱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另一方面，“新农保”制度基础养老金与城镇职工养老金根本区别在于缺乏“正常调整机制”，“适时调整”的机制未能有效调动农民参保积极性，不利于形成稳定的参保预期。自2009年政策执行至今仅上调过一次，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由2004年月均647元提高到2015年月均2000元以上，增长三倍多，迎来了十一连调[7]。目前，我国“新农保”个人账户养老金计发办法采取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139的标准，政府间财政责任不明确与分担比例不协调将很可能潜藏着巨大的风险，造成“新农保”基金与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类似的养老金账户“空账”和“空转”。因此，中央政府亟待明确并强化各级政府间的财政责任与分担比例，实现各级政府间在财政责任与激励机制等方面的良性供给。

三、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

2004～2016年我国连续十三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逐步优化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格局。积极探索城乡统筹视阈下“新农保”制度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能够有效促进我国“新农保”制度的价值取向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公平、正义、共享”转变。

（一）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养老金投资运营管理机制

解决好民生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关乎农民的切身利益。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注重政府在宣传引导、政策支持、监督管理等方面发挥作用，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强化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是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障体系的迫切要求。针对个人账户基金建立政府集中管理，委托市场机构参与投资的多元化投资运营管理机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管理费用，确保基金收益，形成合理的市场竞争机制。引导乡镇政府、企业、村集体、个人共同参与，在社保经办机构人力资源有限供给的条件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调动社会多种力量的参与，进一步增强制度有效供给以提高养老质量，推进农民“老有所养”目标的顺利实现。

沃尔克（Walker，2002）认为，养老金积累的大量资金能够优化金融体系结构，推动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完善市场主体机构与金融市场法律法规。同时，建立和完善省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受托管理机构负责财务核算制度、审计监督制度、基金管理制度等，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机构负责基金的归集支付、投资运营与收益分配，尤其要注意规避风险，有效避免因基金分散化管理与服务能力有限导致的投资回报率低、管理费用高等问题。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是关乎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上应遵循审慎的原则，在保证基金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养老金投资运营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坚持市场化、多元投资、集中运营与有效监管的原则，促进养老保险基金持续健康发展[8]。我国城乡居民长期形成的高储蓄习惯，促使个人为避免年老体弱劳动能力丧失的风险提前积累养老金，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政府行政监管对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重要意义。由政府制定规划与投资政策，适当地集中委托专业投资机构按市场规律投资运营，有利于科学选择投资项目，除购买国债、银行储蓄以外，养老金将设比例限制投资股市。养老金投资运营方案应选择效益较好、具有升值前景的项目及多元化投资组合。因此，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的内部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优势，避免政府直接投资而导致养老保险基金与财政基金相混淆。

（二）构建各级财政责任分担与资金筹集保障机制

罗尔斯（RawlsJ，1988）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某种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10]（P1-2）。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以公平为目的干预市场机制的运作，尽管促进了公平，却会影响效率的实现。因此，应清楚地认识到各级财政责任分担与资金筹集保障机制应同时考虑社会评价和正义的不同层面。在存在冲突的范围内，需要把两个层面放在一起同时考虑以达成总的社会效益优先排序，兼顾效率与公平[10]（P118）。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的统一性和广泛性，决定了制度设计需要适合每类参保人群各种不同层次的保障需求，这恰恰体现了社会保险要实现公平和正义的目标。“新农保”制度应秉承正义的原则，通过优化财政支持的筹资与运营机制，将全体农村老年人口纳入养老保障范围，切实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权益，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特别阐明了制度的转移与衔接问题，这有利于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在城乡、区域间合理流动，确保基本养老保险跨区域统筹成为现实。2015年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提高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5号）文件指出，经国务院批准，从2014年7月1日起，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70元，这将使14亿城乡居民受益。全方位协调国家财政补贴的地区间调整，对缴费能力不足地区给予扶助，客观估算地方财政能力，体现财政的责任分担，弥补原有制度的不足，兼顾机会与规则平等。

在制度设计上，地方政府应秉承“公平、正义、共享”的理念，与村集体共同为基金统筹账户缴纳基金，随着中央决定实行社会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严格分账管理，逐步做实个人账户，促进财政责任分担机制真正发挥其统筹功能，以确保个人账户基金保值增值。广大民众可以结合地域经济发展实际和农民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科学合理选择缴费档次与保障水平。建立与完善省级委托机构“新农保”基金的管理、归集、投资、运营机制，避免行政化与地方保护影响集体统筹基金的集中管理与保值增值。

（三）适时确立“新农保”制度财政补贴的持续增长机制

社会保障待遇关乎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关乎社会保障基金的长期平衡与社会保障政策目标的实现。西方福利国家之父贝弗里奇（Beveridge，W，H）指出，社会保障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包括统一原则，即必须以劳动和缴纳保险费为前提条件。社会保障不仅需要国家和广大民众的合作，国家还应完善参保激励机制，应给个人留有一定的空间参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机会并赋予他们一定的责任[11]（P3）。新农保养老基金基本由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坚持待遇与缴费相挂钩，权利与义务相对等，强调农民个人账户基金待遇的激励效应，突出农民在养老金中的缴费贡献，“多缴多得，少缴少得”，鼓励农民积极参保缴费；有条件的村集体应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对孤寡老人、失独老人等特殊群体实行社会救助，适当提高缴费能力，增强抵御基金支付风险能力。社会化筹资原则是实现资金持续供给的有力保证，政府应采取多渠道激励机制，提高社会化筹资能力，促进我国“新农保”制度持续健康发展。

社会保险本身蕴含着两层涵义：一是制度强制性，二是制度遵循团结互助的原则。在制度尚未合并之前，养老金支出主要依靠政府财政补贴基金的保障机制。来自于个人缴费贡献偏少，农民缴费额度不高，养老金只能作为农民的补充性收入，总体保障水平不足。尤其在低缴费档次下，与政府财政补助金额相比，个人缴费仅是一种社会保险象征，新农保制度不具有强制性，也不具有较强的互助功能，尚未真正发挥筹资和提高养老金水平的作用。建立和健全新农保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市场初次分配产生的不公平，逐步缩小日益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使全体国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12]。2015年人社部发[2015]5号文件，充分体现了待遇与缴费、权利与义务、公平与效率、自助与公助之间的对应关系，在厘清政府财政责任的同时，充分考虑农民经济承受能力，鼓励农民提高缴费档次，把缴费档次控制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合理区间，避免过度追求高缴费率的过激行为。适当延长缴费年限，强化制度保险属性，提升农民参保积极性，从而激励参保者提高缴费水平，避免“保富不保穷”，逐步缩小群体间待遇的差距，实现统账结合模式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保值增值，实现城乡统筹背景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高效运行与可持续发展。随着政府财政支付能力的不断增强，新农保均等化给付的基础养老金水平不断提高，这种财政投入方式有利于增强农民的缴费意识和责任分担意识，缓解农村人口老龄化养老压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持制度公平与可持续目标。

（四）实现对个人账户基金的科学管理与有效监管

旧福利经济学在平等与效率的关系上注重平等，主张收入均等化。新福利经济学注重效率，强调资源的有效配置。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则认为，追求平等会损害神圣的自由，并提出持久收入假说。阿瑟·奥肯（Arthur M Okun）采取比较折中的观点，提出平等与效率协调模式，二者不可偏废，既促进平等，又尽量减少对效率的损害，鼓励个人对经济的贡献从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美国经济学家F·莫迪利安尼（FModigliani）及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57）等提出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LC-PIH）认为，人作为理性的消费者，追求生命周期的效用最大化，并根据人生命周期内的收入来权衡自己的消费与储蓄，使收入与消费支出平衡。

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既兼顾效率又注重公平，既是实现机会公平的稳定器，又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统帐结合模式的运行中，新农保制度注重制度设计上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实现基金保值增值将成为“新农保”制度发展的内生动力。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问题关乎社会和谐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我国人口红利尚未完全消失的背景下，“新农保”制度旨在均衡代际负担，减少代际矛盾，维持代际公平、代内公平与收支平衡。在财政责任上实施国家、集体、个人共担机制，其中，社会统筹账户的运行模式实质是现收现付制，体现代际、代内之间的统筹互济。统帐结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财务可持续性困难，目前该模式需要个人根据自身经济承受能力履行缴费义务以保证公平，形成较强权责意识。实行完全积累制个人账户制，在资本市场规范性与稳定性尚不完备的条件下，建立健全保险精算，改进基金管理方式，增大基金投资者管理权限，扩大基金投资范围，实现基金社会管理与市场化运营相结合，提高基金统筹整合与风险防控能力，从体制上推进投资管理有效监管与运行，实现基金积累保值增值，推进“新农保”制度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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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琼.基于新农保视角的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探讨[J].求实，2015，（5）.

责任编辑 刘绛华

作者：李兆友 郑吉友

公共服务与农村经济分析论文 篇3：

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土地流转及其契约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摘　要]本文基于南京市江宁区、六合区和溧水县的农户调查数据，使用Logit模型对农户农地流转及其契约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影响农户农地流转和契约选择的因素不尽相同：农户规模、非农业打工收入、农业打工收入、是否拥有承包经营权证书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具有显著影响；而被抚养人数和流转面积对契约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政策建议指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明确土地产权和完善流转机制能够促进土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发育。

[关键词]土地流转　契约选择　影响因素

一、引 言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水平不断提高，由于现行农村土地利用与流转机制难以适应迅速提高的农村非农就业水平的要求，加之小规模状态下的农村土地利用效益较低，使得各个地区出现了农村土地利用率不高甚至撂荒的现象，且数量呈逐年上升之势。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已经成为目前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Dieninger & Feder认为，土地规模经济、劳动力监督成本、农户资产组合、农村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和交易费用的高低是影响农户参与农地市场的主要因素。Carter & Zimmerman以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为例，认为农户初始财富的不均匀分配是推动农地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市场，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特有的。而我国学者主要是从耕地自然条件、农户自身条件、市场环境、政策法律、乡村文化等方面进行的研究。[3-6]李启宇和徐珍源等同样通过采用 logistic模型得出农民缺乏养老保险与失业保险是阻碍土地耕作者获得长期流转使用权的最主要因素。陈美球等认为农民对耕地的依恋心态在总体上比较强，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恋土心态会不断弱化，有利于促进耕地的流转。

但是这些研究很少具体针对于经济发达地区，针对流转中的契约选择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在农地流转的背景下，其主体为农户，农户作为土地流转中的关键人物，他们的意愿和行为直接影响到土地流转的效率，而在众多研究中关于租赁双方契约选择的心理行为研究几乎没有，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土地流转的效率和行为。在这种形式下，农村土地流转及其流转中的契约选择也就必然成为了关乎农村经济发展、新农村建设的重大课题。基于此，本文依据对南京市262户农户的调查,建立 Logit统计模型分析农户土地流转及其契约选择的影响因素。

二、调查样本的总体特征

（1）调查样本的总体情况

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2006年对江苏省南京市进行的分层随机抽样调查，为了保证样本的变异性，根据南京市的区位特点和各区、县发展状况，进行区、县的选择，分别选取了江宁区、六合区和溧水县。其中有效问卷为276份，有效率为95.83%。通过数据录入和数据提出，针对课题，剔除６户既有租出又有租入的，４户数据不全的和４户租入租出契约选择方式不同的农户，可供研究的数据共有262户。

（2）土地流转和契约选择的主要特征

根据已有的研究和理论预期，表1选择农户是否租入土地、是否租出土地和契约选择方式作为因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农户农场特征变量、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禀赋变量、交易成本相关变量、参与劳动力市场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描述。参与模型估计的样本数中，39%的农户参与土地租出，只有9%的农户参与了土地租入，农户之间的土地租入行为差异很大。农户规模一般为4人，被抚养人数为1人。农业打工收入为2633.89元，非农业打工收入为19562.52元，农业打工收入最大的达到570000元，也存在没有农业打工收入的农户，农户间的农业资产数量差异很大。户主的年龄为53岁，受教育年数为6年。户均流转面积为20.11，最大的达到1550亩，承包土地面积为6.03亩，最大的达到了15亩，也有未承包的，农户间差异较大。大部分（73%）的农户拿到了承包经营权证书。70%的户主有过非农就业的经验。

三、计量经济分析

（1）模型设定

本文选择了Logit模型，农地流转和契约选择的影响因素方程可表示如下：

ifout=a0+a1X1+a2X2+a3X3+a4X4+a5X5+u1

ifin=b0+b1X1+b2X2+b3X3+b4X4+b5X5+u2

Contract=c0+c1X1+c2X2+c3X4+c4X5+c5X6+u3

其中，ifout表示是否租出土地，ifin表示是否租入土地，Contract 表示契约选择方式。X1表示农户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农户规模、被抚养人数、农业打工收入、非农业打工收入），X2表示农户农场特征变量（包括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数），X3表示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禀赋变量（承包土地面积），X4表示交易成本相关变量（是否拥有承包经营权证书），X5表示参与劳动力市场变量（户主是否有非农就业的经验），X6表示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禀赋变量（流转面积、承包土地面积）。

（2）土地流转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1.土地流转模型估计结果

注：**表示5%的显著水平。

2.土地租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有3个变量通过了模型检验，从不同方向和程度对土地是否租入产生了影响，即农户规模、非农业打工收入、是否拥有承包经营权证书这三个变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

（1）在农户家庭特征变量中，农户规模及非农业打工收入两个变量均在5%的水平上达到了显著的影响，且前者与被解释变量呈正相关关系，后者呈负相关关系。而被抚养人数和农业打工收入这两个变量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2）在农户农场特征变量中，户主年龄和户主受教育年数与土地租入也没有体现出显著地相关关系。（3）在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禀赋变量中，唯一一个变量承包土地面积也与土地租入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这是由于在本研究范围内的262个数据中，只有24户参加了土地的租入，由于所需数据数量上存在一定的缺陷，所以致使承包土地面积与土地租入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的表现出来。（4）在交易成本相关变量中，是否拥有承包经营权证书与土地租入在5%的水平上显著，并且呈现一定的正相关性，这表明拥有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农户，其参与土地租入的可能性越大。（5）在参与劳动力市场变量中，户主是否有非农就业经验并未通过模型的检验。可见，对于研究区农户，户主是否有非农就业经验并未对农户土地租入的风险型决策产生显著影响。

3.土地租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有3个变量通过了模型检验，从不同方向和程度对土地是否租出产生了影响，即农业打工收入、非农业打工收入、户主是否有非农就业经验这三个变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

（1）在农户家庭特征变量中，农业打工收入及非农业打工收入两个变量均在5%的水平上达到了显著的影响，且两者与被解释变量均呈正相关关系。而农户规模和被抚养人数这两个变量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2）在农户农场特征变量中，户主年龄和户主受教育年数与土地租出也没有体现出显著地相关关系。（3）在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禀赋变量中，承包土地面积也与土地租出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这与我们的预期不同，所以对于这种现象目前还没有合理的解释。（4）参与交易成本相关变量中，户主是否拥有承包经营权证书并未通过模型的检验。这是由于本研究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持有率较高达到了73%，因此户主是否拥有承包经营权证书并未对农户土地租出的风险型决策产生显著影响。（5）在参与劳动力市场变量中，户主是否有非农就业经验与土地租入在5%的水平上显著，并且呈现一定的正相关性，这表明有非农就业经验的农户，其参与土地租出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是由于非农就业经验越多，其阅历越丰富，农业生产在该户中所占的比例就越低，越倾向于租出土地。

（3）契约选择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变量名

农户家庭特征变量系数CoefZ值农户规模（个）0.17 0.98 被抚养人数（个）-0.73** -2.19 农业打工收入（元）0.11 1.55 非农业打工收入（元）0.05 0.71 农户农场特征变量户主年龄（岁）0.75 0.63 户主受教育年数（年）0.07 1.34 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禀赋变量流转面积（亩）0.33* 1.84 承包土地面积（亩）-0.11** -2.22 交易成本相关变量是否拥有承包经营权证书-0.38 -0.75 参与劳动力市场变量户主是否有非农就业经验-0.68 -1.24 常数项-4.14 -0.83 Number of obs126 Pseudo R20.12 1.契约选择模型估计结果

表3 契约选择影响因素Logit模型结果

注：**、*分别表示5%、10%的显著水平。

根据表3，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有3个变量通过了模型检验，从不同方向和程度对土地是否租出产生了影响，其中被抚养人数和承包土地面积这两个变量达到了5%的显著水平，流转面积这个变量达到了10%的显著水平。

2.契约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有3个变量通过了模型检验，从不同方向和程度对土地是否租出产生了影响，即被抚养人数、流转面积、承包土地面积、是否有非农就业经验这三个变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

（1）在农户家庭特征变量中，被抚养人数在5%的水平上达到了显著的影响，且与被解释变量呈负相关关系。即被抚养人数越多，说明农户家庭总体的教育等方面偏弱，对于法律和政策不太了解，所以倾向于口头的协议。而农户规模、农业打工收入和非农业打工收入这三个变量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2）在农户农场特征变量中，户主年龄和户主受教育年数与契约选择没有体现出显著地相关关系。（3）在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禀赋变量中，流转面积在10%的水平上与契约选择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承包土地面积与契约选择在5%的水平上与契约选择呈现出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流转面积越多，说明该农户流转经验越丰富，更清楚的了解如何通过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多采用书面形式；人均承包的土地面积越多越倾向于口头协议，与我们的预期正好相反，目前还没有比较可靠的理由来解释。（4）在参与交易成本相关变量中，户主是否拥有承包经营权证书并未通过模型的检验。相对于交易成本相关变量与土地租出之间的结果分析，在此的原因也是一样的，即这是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持有率较高达到了73%。（5）在参与劳动力市场变量中，户主是否有非农就业经验并未对契约选择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这是由于参加过非农就业的农户，一般仍在从事非农就业，对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就没有特别关心，对于契约的选择也就比较的随意，而对于为参加过非农就业的农户，其对于正规的土地流转程序也没有一个系统规范的认识，所以多采用口头协议。

四、政策建议

由于农村土地流转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且对农民权益影响重大, 决不能对其放任自流, 必须予以规范。为此,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并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本文针对土地流转及其契约选择的影响因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制定政策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确保农民财产性收入与农村土地价值同步增长。

农民在土地流转中所获得收益低，与土地价值明显不成正比。所以，要通过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来确保农民享受到应有的权利，确保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与土地的价值正比例增长。另外，要完善和成立农业经济合作组织来加强农民的权益，提高农民在土地流转的各方面的话语权，加强农民权益的保护建设。

（2）确保非农业打工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主要通过增加工资性收入来实现。

一是改革户籍制度，让在外打工的农民也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在医疗、社会和保险等方面同等的待遇与权利。二是加强对农民工的专业培训，提高农村居民的文化水平，掌握和了解专业知识，提高农民工在城镇工作中的竞争力和稳定性，并且提高农民培训补贴，让农民能真正将非农打工作为自己家庭收入的稳定来源。三是通过改善私营企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来增加需求量，提高农民的收入。

（3）明确和尊重土地权利，形成多样化的土地流转形式。

首先需要通过利用各种媒体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合同法》等法律文件进行大力的宣传，确保增强农户的法律意识，能够在农业生产中保护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在此情况下才能促进土地的合理有效利用。另外，学习各种权利的同时也要稳定承包经营权，尊重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明确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要内容，落实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的政策。最后根据各个地区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差异，形成多样化的土地流转机制。

（4）建立流转机制和服务体系，实施农业规模化经营。

一方面要建立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即要在保持农村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前提下，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逐步实现土地承包档案管理信息化。同时要尽快构建承包服务体系，强化管理、指导和服务。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农业科技和社会化服务体系，要加强农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公共服务机构，逐步建立村级服务站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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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金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