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经济学奠基人研究论文

[摘要]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的结合可以解决企业管理中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委托代理博弈问题，本文对信息不对称的市场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通过建立信息不对称下的委托代理博弈模型，提出了博弈的均衡解：将信息市场化，即将信息作为一个生产要素参与利润分配。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信息经济学奠基人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信息经济学奠基人研究论文 篇1：

由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想到的

12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埃尔文·罗斯（Alvin Roth）和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教授罗伊德·夏普利（Lloyd Shapley）。授奖原因是“稳定配置的理论和市场设计中的实践”（for the theory of stable allocations and the practice of market design）。

现代经济学的博弈论革命

现代经济学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升华。一次是20世纪初期把微分学概念和方法引进经济学的“边际分析革命”，从此经济学变得有趣，不再是“沉闷的科学”（A dismal sience）；另外一次，就是20世纪下半叶的“博弈论革命”，除了本身的成果以外，博弈论还在思想路线上改写了整个现代经济学，并且催生了信息经济学，以至于张维迎教授在他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中说：“信息经济学不过是博弈论的一个应用，或者说是非对称信息博弈论。”我更加看重后面半句，把信息经济学概括为经济学讨论信息不对称市场的分支。

诺贝尔经济学奖1994年被授予三位博弈论专家哈萨尼（John Harsanyi）、纳什（John Nash）和泽尔滕（Reinhard Selten），在2005年度授予两位博弈论专家奥曼（Robert Aumann）与谢林（Thomas Schelling），在1996年度授予莫里斯（James Mirreles）和维克利（William Vickrey），在2001年度授予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斯彭思（Michael Spence）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2007年度授予赫尔维茨（Leonid Hurwicz）、马斯金（Eric Maskin）和迈尔逊（Roger Myerson）。2001年和2007年的六位获奖者，都专于与博弈论关联紧密的信息经济学，连同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六次授予博弈论的研究者和与博弈论关系最密切的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者，可见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主流发展中的位置。

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的夏普利，曾经是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忍痛割爱的学者，在哈佛大学本科学习期间，投笔从戎，来到国统区，与中国军民并肩抗日，并因破译日本的气象密码立功受奖，是曾经与中国人民休戚与共的一位老战士。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返回哈佛校园继续他的学业。毕业以后，他先在美国著名的战略思想库兰德公司工作了一年，随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在塔克（A.W.Tucker）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塔克也是纳什的博士导师。由此说来，在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塔克教授门下，已经有两位博士研究生获得了经济学诺贝尔奖。

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夏普利已经被公认为博弈论奠基人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和摩根斯滕（Oskar Morgenstern）的传人，是合作博弈领域无可争议的领导者。他在这个领域做出诸多贡献，包括比较容易向普通读者介绍的夏普利值（Shapley Value）。

夏普利值与权力指数

为简略说明夏普利值，我们举这样一个例子：假定某议会一共有100个议席，议员分属4个党派：红党43席，蓝党33席，绿党16席，白党8席；假定对于一般议题的任何提案，议会实行一人一票并且多数通过的投票规则；又假设由于党纪的约束，议员对于任何议题，都只能按照党的意志投票。

议会共有4个议会党团，每个议会党团都有可能面对其他3个议会党团组成的各种可能的联盟。其他3个议会党团的各种联盟组合，一共有7种：其他3个议会党团抱成一团的联盟1个，其他3个议会党团两两抱团的联盟3个，其他3个议会党团各自成团的联盟3个。面对其他3个议会党团所有7种情形的联盟，我们要看看在几种情形下它可以成为决定性的议会党团，并且把成为决定性议会党团的数目叫做这个议会党团的权力指数。

计算4个党派在议会的权力指数，即在不同情况它加入或者退出一个投票联盟足以改变投票结果的情况是多少，夏普利值就是在分析这类问题时建立的概念和有力的工具。其中理论上最容易说明的，就是上述议会党团的权力指数。其他情况的夏普利值，会复杂很多。夏普利值的应用非常广泛，比较浅白的应用，包括加装电梯的成本如何在不同楼层的公寓之间分摊，以及同一路线上远近不同的同事长期固定合伙乘出租车上下班如何分摊车费等等。

再比如美国的总统选举，在各州是赢者通吃的，一个州的多数选民选A，那么这个州的选举团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必须选A。上述关于权力指数的讨论，也有助于读者理解在各州赢者通吃的这种间接选举中，选民比较多的候选人何以未必胜出。代议制民主里面有一些这样的情况。

罗斯的贡献，特别体现在从抽象的理论到市场制度的实际设计的发展，如何匹配不同的市场主体，例如学生如何与学校匹配，人体器官的捐献者如何与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匹配。这里就不展开了。

博弈论是华人经济学界的短板

“当代最后一个经济学全才”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生前就指出：“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必须对博弈论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可是目前在我国，许多很好的大学，也只在经济学研究生层次开设博弈论的必修或者选修课程。

就我个人的观察，整个华人经济学界在世界主流经济学的地位，近年来有下降的迹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博弈论这条腿发育得不够强壮。当然有一些经济学家做了很好的工作，不过就总体而言，我们还是比较后进。为什么会这样呢？

博弈按照参与人是否同时决策，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按照每个参与人是否都知道所有参与人在各种对局下的得失，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这是博弈的最基本的分类。因此，标准的博弈论课本，通常包括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讨论，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讨论，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讨论，以及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讨论四大部分，一个比一个难。这就是博弈论难以进入大学本科教学的主要原因。

有鉴于此，笔者不忌批评，基于博弈论最容易也最基本的那些内容，与李杰博士一起写作了《博弈论教程》，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赞成陈平原教授的大学教育理念，大意是：“为中材提供规范，给天才预留空间。”天才不是课堂教育的产物。我们要为“中材”们写一本难度温和、绝大部分本科生能够不太辛苦地学好的博弈论入门课本。

学者故事

介绍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两位得主的文章中提到，从夏普利值的理论构建，到罗斯关于配对市场的设计，当中的一个过渡，就是“盖尔—夏普利算法”。盖尔（David Gale）生前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2009年去世。盖尔也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取得博士学位的，指导教师也是塔克教授。在塔克教授门下取得博士学位的，还有库恩（Harold Kuhn）教授，就是对非线性分析有点了解的学者都知道的“库恩—塔克条件”的那个库恩。你看，只在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塔克教授一个人的门下，不仅出现了两位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还有库恩、盖尔这样世界一流的学者。

1981年，笔者得到库恩教授的邀请，在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访学两年，所以对上述故事有一些了解。当年，在系主任的一次家宴上，笔者有幸见到虽然年迈却仍有创造的塔克教授，遂趋前致意。当笔者提到库恩、夏普利、纳什和盖尔都是他的学生的时候，老人平静地说，“Yes，they were my students then。”

在普林斯顿，他们都是塔克教授主持的博弈论小组的成员，其中纳什年纪比较小，个性也最特别。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夏普利，年长一点，而且心地很好，被公认为纳什的保护人。后来，纳什博士在三十岁光景学术创造处于巅峰状态时，患上了灾难性的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只好放弃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教职，回到普林斯顿，回到离而不弃的妻子身边。在妻子和普林斯顿的大爱呵护之下，他慢慢康复过来。同窗好友库恩对纳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起了很大作用。他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如果因为担心一位健在的学者不能优雅地在国王面前致答，就有所犹豫，那是“太需要想象力”了。

有介绍文章提到，那时候夏普利和纳什同在普林斯顿大学，都是冯·诺伊曼的学生。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他们是塔克教授的学生。介绍文章说夏普利“年轻的时候就比纳什有名”，这是可以的。实际上，因为夏普利值和其他许多贡献，还在纳什出道之前，塔克教授就说过，夏普利是冯·诺伊曼和摩根斯滕的传人。至于有介绍文章说夏普利“大器晚成”，恐怕不太准确。笔者知道的，倒是他不只一次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忍痛割爱的学者。自知功力和阅历有限，笔者不敢对诺贝尔奖做什么预测，倒是很自然地一再提到夏普利。在2004年出版的《博弈论教程》中，笔者在前言中特别提到的，除了已经因为博弈论获奖的哈萨尼、纳什和泽尔滕以外，就只有谢林和夏普利。

词语提醒

借此机会，我想顺便与大家探讨一下英文经济学术语Value的意思。除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德布鲁（Gerard Debreu）的名著《价值理论：经济均衡的一种公理化分析》（《The Theory of Value：An axiomatic analysis of economic equilibrium》，以下称为《价值理论》）以外，现代经济学文献很少使用Value这个词，更没有对应于中文“价值”二字的意义那样来使用Value，因为在中文里面，“价值”的说法已经被神圣化了。事实上，在德布鲁的《价值理论》中，他使用的Value，也只是一堆商品值多少钱这样相当“形而下”的一个名词。介绍2012年度获奖者的各种中文资料里，术语“夏普利价值”和书名《n人博弈的价值》的翻译，都不妥当，应该就是“夏普利值”和《n人博弈的值》。在没有把握的时候，翻译、介绍经济学的进展，尽量避免出现翻译为中文“价值”，想来比较稳妥。

出自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另外一个英文经济学术语Belief，现在被翻译为“信念”。经济学文献中Belief的意思，与我们看到中文“信念”时想到的，可能颇有差距。这也是因为中文的“信念”已经被赋予价值判断，同样有点被神圣化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里面使用的Belief，意思就是相信什么。比方说你相信在某种测试中取得70分以上的求职者才是高素质的求职者，并且你在这“相信”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工资制度或者奖惩制度，给予70分和70分以上的求职者年薪六万的待遇，给予70分以下的求职者年薪三万的待遇。如果实施这个制度的结果，是获得年薪六万职位的雇员都是你心目中高素质的雇员，获得年薪三万的雇员都不是高素质的雇员，那么我们说制度和求职互动的结果，验证了你相信的东西，并且你基于这个“相信”设计的制度，是成功的。反过来，如果互动的结果，不能验证你相信的东西，那么要么修正你的“相信”，要么修改你的制度设计，或者你的“相信”和你的制度都要修改。

这些已经牵涉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具体内容了，这里只是略略体会一下。

2016年3月12日，夏普利以92岁高龄因病去世。正如《经济学人》在悼念夏普利的文章中所说，“夏普利先生有可能坚持认为他自己是一位数学家，但是他无法避免因他对经济学作出巨大贡献，而被我们长久地铭记。”（作者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 □

作者：王则柯

信息经济学奠基人研究论文 篇2：

信息不对称下的委托代理博弈

[摘 要]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的结合可以解决企业管理中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委托代理博弈问题，本文对信息不对称的市场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通过建立信息不对称下的委托代理博弈模型，提出了博弈的均衡解：将信息市场化，即将信息作为一个生产要素参与利润分配。

[关键词]委托代理问题；博弈论；均衡解；信息市场化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８－０８２１．２０１１．０４．０３１

〔

Game Theory of Commission and Agent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Zhao Hongqiang１ Tan Yiran２ Shi Zhuxian１

（１．Business School，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２．Purdue University，Indiana USA 46323）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Asymmetric information commission-agent game theory can been studied in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game theory,this paper mad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is theory and an asymmetric information game model.And the solution was that taking information as a market element,and a production factor in the distribution of profits.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commission and agent problem;game theory;equilibrium solution;information market

信息作为经济行为变量，具有不完全性和不完备性，具有独立的经济价值。阿罗将信息与经济行为、经济分析、风险转移等进行相关分析，对信息的特点、成本及信息在经济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维克里(Vickrey)和莫里斯(Mirrlees)对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进行了研究（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维克里在所得税、投标、拍卖的研究中研究了信息分布不对称下的市场，信息掌握全面者可以有效地运用信息，获取经济利益并可以优化市场资源配置。莫里斯在维克里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并完善了委托代理之间的激励机制理论。

博弈论(game theory)是微观信息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博弈论源于弈者的战略思考，一个最基本的博弈结构，至少包括局中人、战略空间和支付结构这3个要素。一个局中人所得的支付不仅与自己选择何种战略有关，而且还是其他局中人所选战略的函数，任何局中人改变自己的战略都会影响所有局中人所获的支付水平。除上述三要素外，更重要的是对博弈定义一个信息水平，完全信息下每个局中人知道所有有关信息。在局中人追求自己的支付最大化假定下，博弈论研究这些理性个体的行为选择。博弈论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内容完整、研究领域十分丰富的理论学科体系。博弈论起源于对社会理论和经济理论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将动态博弈理论引入委托代理研究，在多次重复委托代理博弈后，竞争、声誉等隐性激励机制可以激励代理人克服信息非对称因素，形成了长期委托代理的激励理论。法玛（1980）也建立了相似理论：在竞争性经理市场上，经理的市场价值由其过去的经营业绩决定，在长期市场中，经理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

１ 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问题

委托代理博弈问题是现代博弈论中最重要、最基本、最困难的问题之一，这是因为委托代理博弈理论中，牵涉到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利益分配的问题。随着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经济学的飞速发展，委托代理理论出现了一系列突破性的发展，是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前沿领域。委托代理问题的提出是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效用函数常常不一致，代理人对工作的详细信息非常了解，而委托人对代理人的能力品德和偏好的信息了解不充分，因此导致度量代理人的成本昂贵。所以，只有委托人能有效地约束代理人，代理人做出的决策对于委托人才是最优的，否则就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如何建立一种激励机制，使代理人的行为始终是为了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

在委托代理理论中，由于现代公司经营模式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委托人与代理人形成契约关系。委托人委托代理人对公司行使经营管理，委托人的目标是公司收益最大化，代理人的目标则是自身效用最大化。因此他们各自追求的目标不相同，代理人希望摆脱委托人控制，利用自身信息优势避开委托人的监督，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由此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一直困扰着委托人。会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市场经济秩序失调，换经济有效运行的环境不稳定，损害企业雇主的经济利益。

２ 信息不对称下的博弈模型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博弈论的奠基人之一纳什（Johnn.Nash）就对二人博弈问题作了一个规范的理论定义，并提出了二人博弈问题的纳什解法。二人博弈问题可记为Ｂ（Ｓ，Ｄ∶Ｕ１，Ｕ２），其中S为博弈的结果集，即所有可能的谈判结果组成的集合；u(d)表示监管失效时的收益，显然有D包含于S；效用函数为Ｕ１∶ＳＲ，其中i=1，2。定义：对任何二人博弈问题Ｂ（Ｓ，Ｄ∶Ｕ１，Ｕ２）确定解集πＮ（Ｂ）＝｛ｓ∈ａｒｇｍａｘｓ∈Ｓ［ｕ１（ｓ）－ｕ１（ｄ）］［ｕ２（ｓ）－ｕ２（ｄ）］｝与该解的解集对应的解法称作二人博弈问题的纳什解法。

Shapley值方法提出对于联盟S，参与人ｉ∈Ｓ，用Ｖ（ｓ）－Ｖ（ｓ－ｉ）表示参与人i对联盟S的贡献，从而给出了基于参与人i对联盟S的贡献，从而给出n人合作博弈均衡解——Shapley值。这一解法被多数学者认可并广泛使用，在K-S解法中，π２－π２（ｄ）反映了参与人1的加盟可能给参与人2带来的最大收益增加量，即委托人为激励代理人提供给代理人的最大利益，反过来π１－π１（ｄ）则反映了参与人2的加盟可能给参与人1带来的最大收益增加量，即有效监管下代理人能给委托人的最大收益。π２－π２（ｄ）和π１－π１（ｄ）则分别是委托人1对公司和代理人2对公司的贡献。若将信息状态分为两种，即Ｉ０表示信息对称的情况，Ｉ１表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则原博弈问题可以表示为：Ｂ（Ｓ，Ｄ，Ｉ∶Ｕ１，Ｕ２），在Ｉ０情况下，用μｉ，ｉ＝１，２表示参与人对联盟的贡献，这样按照比例ｋ＝μ１／μ２＝［π１－π１（ｄ）］／［π２－π２（ｄ）］来分配双方合作时比不合作时增加的收益，即按照双方的贡献来分配将是一种非常合理并易于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分配机制。这种分配机制下得到的均衡解记为（π１，π２），在Ｉ１情况下，代理人2的信息一定多于委托人1的信息，依据信息经济学理论，若信息的市场价值为ＰＩ，则均衡解（π１，π２）的分配比例应该为ｋ＝μ１／（μ２＋ＰＩ）＝［π１－π１（ｄ）］／［π２＋ＰＩ－π２（ｄ）］。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信息不对称下的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方法便是将信息作为一个生产要素参与利润分配，这样委托人一方面可以在市场上得到想要的信息，另一方代理人不必利用信息优势为自己私下谋利益，在市场上既可以将信息优势变为经济利益。

３ 信息不对称下的解决方法

20世纪70年代，科斯的产权理论和威廉姆森等人的交易费用理论得到发展和完善，信息经济学和契约理论与经济学中的微观理论结合，产生了科斯，伯利的现代企业委托代理理论：解决代理问题的显性激励方法，委托代理应用模型分析，主要用来解决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提出激励措施，在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按一定的契约，分配财产剩余索取权，将剩余分配与经营绩效挂钩。这是目前绝大多数两权分离的公司实行激励经理努力的方法；解决代理问题的隐性激励方法，霍姆斯特姆在1982年提出了代理人声誉模型，代理人工作的质量是他努力程度和工作能力的一种信号，表现不好的代理人自然难以得到人们对他好的预期，不仅导致内部提升的机率下降，而且被其它企业雇用的机率也很小，因此，代理人意识到道德风险可能有害于他未来事业的发展。

企业的代理人实际上还掌握了公司管理人员的任命，所以董事会不能够完全维护股东利益。但是资本市场的资本结构和企业并购模式却可以促使经营者重视股东利益：并购与经营激励监督，企业代理人除了受到金钱的激励外，还会面临企业被收购，从而被开除的风险。若代理人一心只想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偏离了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经营理念，公司股票价格会降低，实力强大的并购组织就有机会收购这种企业，导致自己失去领导者地位。因此在完善的资本市场上，失 职的代理者通过企业被并购而被淘汰，有能力的经营者继续任用并忠实地贯彻执行企业利益 最大化的经营理念；所有权结构对经营的监督，由于证券基金经理正转向在董事会行使股东 权利，给代理人的经营队伍施加压力，以改善经营绩效，证券基金等部分机构投资者可以对 企业的人事，经营管理人员的报酬施加影响，可以影响代理人对企业的经营目标，因此机构 投资者也参与到了对代理人的监督工作，由于机构投资者对市场信息的充分了解，会极大地 改善信息不充分下委托代理博弈中委托人的利益，但是贝克尔在1992年指出，基金经理积极 的干预不仅不能够改善基金的投资收益率，相反会使经营者变得迫于机构投资者的压力，只 追求短期性的股价上升，而牺牲公司的长期利益。

参考文献

［１］顾巧论,高铁杠,石连栓.基于博弈论的逆向供应链定价策略分析［Ｊ］．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5，（3）：20-25.

［２］潘迎春.不完全信息博弈论在最低投标价中的应用研究［Ｊ］．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0，（12）：176-177.

［３］郭建武.博弈论在全面预算管理中的应用［Ｊ］．经营管理,2010，（12）：91.

［４］王玲.基于博弈论的供应链信任产生机理与治理机制［Ｊ］．软科学,2010，（2）：56-59.

［５］高航.博弈论视角下国有企业引入外部董事的意义分析［Ｊ］．工商管理,2010，（2）：7-9.

［６］于维生.博弈论域经济［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46-59.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公式、注解等请以PDF格式阅读”

作者：赵红强 谭屹然 石柱鲜

信息经济学奠基人研究论文 篇3：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贵州奉上思想盛宴

2007年3月10上午，贵阳大剧院内春意盎然、座无虚席。

贵州省党政领导干部、企业界精英、经济学界人士共1200余人，聆听了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的精彩演讲。

演讲由本刊“当代贵州·发展论坛”组织策划。以“发展”为主题，专请高层次专家主讲的“当代贵州·发展论坛”已举办多次，斯蒂格利茨的到来为贵州听众带来一场思想的盛宴。

64岁的斯蒂格利茨教授是历史上第一位来到贵州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早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曾执教于耶鲁、普林斯顿、麻省理工、斯坦福等名校，是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教育家、“信息经济学”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因在对“不对称信息市场的分析”研究中做出的巨大贡献而于2001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编著的教科书《经济学》风靡全球，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几十种文字，成为世界许多大学济院系的标准教材。

斯蒂格利茨教授还是国际经济学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位杰出代表，在上世纪末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克林顿时代”，他担任过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还担任过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教授对中国经济作过深入研究，多年来十分关注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他高度评价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2006年起担任北京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作为一位在宏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公共理论、国际事务、发展经济学等各个领域都卓有建树的世界级大师，斯蒂格利茨不仅带来了最新的学术思想，而且还就贵州新农村建设、农村医疗和教育状况、旅游业发展发表了精彩见解。本刊对斯蒂格利茨贵州之行独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记录。

本专题由《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模式——在“当代贵州·发展论坛”的演讲》、《与经济学大师斯蒂格利茨零距离接触》、《由贵州农村引发的经济话题——斯蒂格利茨在贵州农村考察时的即兴对话》3个部分组成。在演讲中，这位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认为有四大“软肋”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平衡；环境问题日益暴露；创新力量严重不足；过分依赖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这四方面的矛盾是中国经济发展无法逃避的四道坎，也将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突破点。他认为，中国正在调整经济政策，开始采取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地扪侗寨的考察给他留下前所未有的印象。在黔东南这个偏远少数民族村寨，他切身感受着中国经济的“另一面”。在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小村落，斯蒂格利茨惊喜发现，竟然能上互联网。

斯蒂格利茨对贵州农村各种新生事物表现出浓厚兴趣，比如拔地而起的移动电话基站，农民如何以信贷方式获得优质种子，待庄稼成熟后生活得到改善……几天时间，斯蒂格利茨拍摄了500多张照片，把中国农村人民生活改善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农村的新厕所、新搭建的吊脚楼、农家饭桌上的菜肴、可爱的孩子、劳动工具等等被他收入镜头。

专题向读者奉上一场思想盛宴的同时，更着重生动展现贵州与世界级经济学大师邂逅而产生的文化体认和交融。有幸的是，《当代贵州》在这样的交流中呈示了积极而负责的主人姿态。

全国各大媒体对此项活动给予了热情的关注。

(执笔　顾海凇)

作者：顾海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