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行业规制研究论文

摘要：已有研究表明，政府规制会对被规制企业的公司治理特征产生重要影响。为此，本研究以2004年到2007年中国电力行业的规制改革为背景，研究放松规制对中国上市发电企业高管薪酬的作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电力行业规制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电力行业规制研究论文 篇1：

电力行业规制政策的变迁及启示

摘 要：在传统的自然垄断行业划分中，电力行业是具有强自然垄断性的，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原来是垂直一体化电力垄断企业的生产力已经跟不上增长的需要，因此世界各国开始了电力行业的规制改革，主要的思路体现在引入竞争与完善政府规制方面。中国电力行业的改革，从政企合一，到产业重组，再到市场监管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本文对各个时期电力行业政策的绩效进行分析，总结电力行业规制改革的经验与教训，为电力行业的进一步改革提供借鉴。

关键词：电力行业；行业规制；规制政策

一、文献评述

对电力行业的规制一直是规制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因为电力行业在规制理论中是作为传统的自然垄断产业来看待的。史忠良，陈富良分析了传统电力行业垂直一体化格局的成因，认为电力不可储存性和需求的多变性、与主要能源投入物有关的环境和社会成本、电力产业的资本密集性和巨大的沉淀成本、电力输送和分销的自然垄断性、各种电力供应垂直业务之间所需要的高度协调性，决定了在规制改革前电力产业基本上是垂直一体化的垄断组织结构，即一个厂商垄断整个行业产品或服务的生产、输送和销售的所有环节。

随着技术进步，引起了产业技术经济特征的变化。王俊豪认为随着市场的发展，市场交易的扩展，垄断性产业的市场范围也不断扩大，当较大市场范围的总需求超过了规模经济的边界后，这些垄断性产业就可以由多家企业竞争性经营，从而为垄断性市场结构转变为竞争性市场结构创造了市场条件。这些都要求垄断性产业不同类型业务与不同企业间的协调政策，将从以政府规制为主的协调转向以利用市场机制为主的协调。在电力行业改革过程中，对电力企业的规制必须与改革的步骤相匹配^[1]。史忠良和陈富良对现代电力监管体制具有的特征做了如下描述：独立性，政监分离，放松经济性规制，加强垄断环节的社会性规制，法律授权，依法监管，有效监督和制衡机制。

打破垂直一体化产业格局的同时，在市场方面引入竞争与在规制方面的分权与集权问题成为影响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干春晖和吴一平对电力改革中的分权化规制做了详尽的分析，揭示了规制分权化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电力严重短缺加上中央财政资金不足，无法建设足够的装机容量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央以投资权转移为开端，逐渐将电力规制权利下放到地方。但他们用1979—2002年中国电力行业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规制分权化对电力行业并未产生任何影响，也就是说，规制无效或效率低下^[2]。2003年电监会的成立是电力产业规制的一个新的起点，在实现了政企分离、厂网分开的基础上，规制的重点转向了行业的准入规制与价格规制。①有的文献已经指出了现行电力行业价格规制的不足之处，如徐金发和朱晓燕提出我国电力行业价格方面存在价格形成缺乏经济学基础，规制价格不能刺激电力经营企业自觉提高经营效率，以及价格体制改革滞后等问题^[3]。

在电力行业不同规制工具的绩效分析方面，Cubbin & Stern利用28个发展中国家1980—2001年的面板数据检验发现,明确的规制法律和高质量的规制体制的存在与供电部门的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4]。另一方面,Zhang et al．利用36个发展中国家1985—2003年的面板数据发现电力规制效果并不明显^[5]。国内学者近两年也开始关注电力规制效果的实证研究。

在电力产业垂直拆分后经济及技术各方面的绩效分析以及私有化、竞争化与规制之间的依存度方面，david parker和colin kirkpatrick（2008）利用36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并依次考证了在提高电力部门经济效率方面，私有化，竞争与规制三者所起到的作用。他们得出：竞争化能给电力产业带来最大的效率，因此他们也认为很多国家在还没有实现充分竞争化的条件下，就盲目地进行私有化的改革，这样往往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在规制机制设计方面，廖进球和陈富良提出，发达国家电力产业的激励规制总体上没有脱离报酬率规制。产生这些差别的原因包括规制承诺、产业集中化、技术变革、生产率增长、服务质量的关注以及外部性等方面的不同。并且认为如果对电力产业的特性在规制设计中加以考虑的话，尤其是当他们取得更多的激励规制的经验之后，对这些产业的规制也可以向纯粹形式的价格上限演进^[6]。

这些文献在电力改革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但是，系统总结我国电力行业规制改革的经验教训的文献则不多，由此引发了本文的构想。

二、电力行业政策的演变形式及过程

1．我国电力行业规制改革的起点及演进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电力行业与其说是一个典型的自然垄断行业，不如说是一个典型的行政性垄断行业。1978年以前，在重工业发展战略指引下，中国政府将所有的企业收归国家所有，电力行业自然也不例外。这个时期，电力行业的所有权结构也只有一种——国有产权。国有电力企业在制定电力收费与提供电力服务的时候拥有排他性特权，电力企业集生产、传输和分配活动于一身，这些垂直一体化的企业被置于电力部的监督之下。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至1978年以前，电力行业的主管部门在名称上几经变迁，曾先后出现过燃料工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而改革开放以后，则经历了电力部，发改委及电力监管委员会。电力企业被组织成一个科层式统一的国家体系。电力部是电力行业的直接监管部门，根据国家能源战略的需要，组织电力生产、电力运输、配给以及电力销售，并且在宏观上，還包办电力技术研发，电力工厂选址，设计和建设，每日调度和终端配额的分配。这是中国电力行业政策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起点。

改革开放以后，对应于计划经济体制和垂直一体化电力工业结构的政府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式下电力行业发展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电力行业的大举改革始于1985年的电力行业监管分权化，此时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降低电力生产的进入门槛。多元化投资来源政策鼓励省和地方政府投资于其自有的电力生产，因此省和地方政府被允许获得更多的对电力分配和当地电力发展的控制权。1985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鼓励集资办电和实行多种电价的暂行规定》，电力工业开始了第一轮改革。包括实行以“电网国家管，电厂大家办”、“谁投资、谁用电、谁得利”为方针的集资办电政策以及在管理体制上实行省为经营实体，中央政府逐步放松对电力工业主要是电源建设的进入监管和价格形成之前、之中的监管，给地方政府适当放权，以中央政府和多个部委为主的各级地方政府共同管理。

针对政府与企业边界不清晰的问题，以及垂直一体化管理在经济效率上的一些弊病，1997年开始的进一步改革，重点就在于将政府行政管理与企业经营分离开来。在电力产业方面，中央政府实施了三项主要的改革措施：首先，中央政府于1998年取消了电力部。电力部的全部生产性资产股份及企业责任由国家电力公司接管；电力部的管理和制定政策的职能被移交给新建立的国家经济与贸易委员会电力司。其次，国家电力公司被重新组建，从一个管理部门变成一个公司。最后，国家电力公司在6个省电力生产市场实施批发市场竞争。这一时期电力规制完全是分权化规制，每一个省的电力行业规制分别由省经济与贸易委员会负责，规制权利完全由中央政府移交给省政府。

2．电力行业发展与规制政策的现状

在分权化改革并不能取得预期效果的同时，电力改革必须走向另一个方向才能摆脱低效率，适应国家经济增长的需要。

2002年，根据国务院批准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对原国有电力垄断企业——国家电力公司实行根本性重组：将原国家电力公司的发电资产重组为华能集团公司、大唐集团公司、华电集团公司、国电集团公司和电力投资公司这5家发电企业，同时，将原国家电力公司的电网资产重组为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另外，还成立了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和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四家电力辅业集团公司。2003年成立的电力监管委员会是电力规制改革的一个良好开端，它是中国吸收国际经验，实施现代化电力规制制度的起点。电监会是一个相对独立且集权化的监管机构，地方政府与企业所形成的利益集团无法运用行政手段影响其政策的实施。

在电力行业规制重新走向集权化管理的同时，为了打破垄断，积极运用市场竞争机制，提高经济效率，我国在吸收国际上发达国家电力行业改造的先进经验之后，将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电力行业进行细分。将整个电力生产行业中的发电、输电、配电、售电业务拆分，可以将自然垄断性较弱，或者说具有竞争性的业务放开。这一阶段改革以建立全国竞争性电力市场为目标，电力行业的管理体制、管理方式、企业组织结构和市场主体在这个过程中都在形成新的格局。这个过程从宏观的角度看是我国电力行业规制改革的大致过程。关于这一过程各阶段的主要特征参见表1。

2007年5月31日，国家电网通过协议向国电集团等转让920万千瓦发电资产，转让价格为187亿元，该发电资产涉及到包括7家上市公司在内的38家企业。显然，国电647项目资产的最终协议转让，意味着厂网分离改革基本破题。(注：数据来源：电力体制改革网http://finance1．jrj．com．cn/news/2008-02-14/000003284949．html。)这虽然比2002年提出的要求2年内变卖转让迟到了3年左右，但其意义则相当深远。

从某种程度上讲，647项目资产的最终转让表明，发电侧的市场化改革框架基本构造完毕，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即将进入第二个环节——输配分离、配售分离阶段。下一步在发电侧的改革重点主要是清理国电公司旗下各省级和区域电网公司近年来新建的以各种形式存在的“三产”发电项目。如果说厂网分离是发生在发电企业与国家电网、南方电网间的外部改革，那么以输配分离和配售分离为主的售电侧改革则是电网公司的一场脱胎换骨的革命。显然，在电网公司高度垄断的情况下，在售电侧推进改革的阻力将会大得多。因此，接下来改革是否能顺利推进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妥善处理各方利益集团。

三、电力行业政策改革各阶段的绩效分析

当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为进行电力产业改革而采取的各类方案，都旨在期望能达到以下三个目标：第一，私有化。第二，竞争化。第三，发展与完善规制机构的规制水平。由政府的直接规制过渡到建立一个独立的或者说相对独立的规制主体。这三项政策工具是相互影响的，如果操作顺序及搭配不同，会呈现出不同的绩效结果。

对我国电力行业政策改革各阶段绩效分析也可以从上述三个方面入手，在这里，我们还是按照文章第二部分的思路，把我国电力行业政策改革分为三个阶段，即分权化与集资办电阶段、政企分离改革阶段与垄断企业拆分逐步引入竞争阶段。

1．电力行业规制分权化改革（1985—1997年）的绩效

干春晖和吴一平对我国电力产业的分权化与集权化规制做了实证分析，计量结果表明，分权化的规制制度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正面效应，也就是说规制低效率。那么，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打破电力行业生产及监管垂直一体化结构，而采用的集资办电，分权管理会没有好的经济绩效呢？第一，虽然在这一阶段，电力改革朝着国务院提出的“政企分开，省为实体，联合电网，统一调度，集资办电”的方向进行，但垄断问题依然存在，只是由过去的电力行业是“政企合一”的垄断，变成现在的市场垄断问题。竞争虽然已经存在，但是对市场发展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第二，治理结构不完善的国有电力公司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市场操纵力量强大，监管法制不健全，市场规则不清晰，政府职能并没完全退出，私有资本很难与这个垄断势力抗衡。第三，在分权的条件下，易产生利益集团的合谋，对区域外电力供给设置壁垒等行为，也是导致规制低效率的一个重要原因^[2]。

在这一阶段，进行的变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规制机构的变革，由原先的高度集权到现在的适度放权，以省为规制实体。二是为了扩大产能，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鼓励“集资办电”引入了私有资本。但是市场的垄断性结构并没有改变，竞争性产业结构并没有形成，加上由于分权化改革带来的一些弊病，是这一阶段规制低效率的主要原因。

2．电力行业政企分开改革（1997—2001年）的绩效

1997年1月国家电力公司成立，中国电力行业开始走上政企分开、公司化改组之路，中国电力行业开始迈向市场经济轨道；1998年3月电力工业部撤销，电力行政管理权移交国家经贸委，在中央全面开始实现政企分开，实现了我国电力工业管理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性转折。1999年，省、市、自治区政企分开工作开始，到2000年底全国已有近2/3的省级电力行业实现了政企分开。

随着政企分开的逐步实现，电力产业的监管也逐步走向规范。除了由于仍然是分权化规制导致的低效率外，政府与企业关系的纠正使得行业内的许多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可以说随着规制机构地位的确立以及规制手段的逐步规范，这一阶段的改革是取得了一定绩效的。但是电力改革仍然处在打破弱监管强垄断局面的攻坚阶段。

3．电力行业垄断企业拆分及引入竞爭（2002年以后）的绩效

国内有很多相关文献都已经分析到，对于电力产业而言，发电、售电业务是具有弱自然垄断性的，与具有强自然垄断性的输电、配电业务不同，是可以引入竞争与激励机制的。而且在这个弱自然垄断业务领域内，引入竞争也已取得了一些进展：第一，电力“政企分开”改革已基本完成，实现了国家、大区和省级层面上的政企分开，政府、企业和中介组织基本到位。第二，“厂网分开”改革已经基本完成，按照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要求，对原国家电力公司进行了拆分，并于2002年底成立了11家电力集团公司，其中有5家发电集团公司，2家电网公司，4家辅业公司。大区电网公司和省公司的体制改革正在进行。

现阶段的改革是中国电力产业改革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这一轮的改革中关键的两点在于：一是成立了相对独立的电力监管委员会，对整个电力行业进行规制，解决了规制分权化带来的众多弊端，而正式走上了规制集权化的道理。二是将电力行业进行强自然垄断与弱自然垄断的划分，并在弱自然垄断的领域充分引入竞争。如前面所讲述的竞争化是自然垄断行业改革的关键，也是改革效率的保证，脱离了竞争化的私有化很难取得应有的效果。随着这一步的迈出，我国的电力行业无论是在产能还是结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截至2007年底，全国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回路长度达33．38万千米，增长17．45%；220千伏及以上变电容量达11．60亿千伏安，增长19．59%。电力建设规模持续历史高位水平。全年基本建设新增（正式投产）发电设备容量基本与2006年持平，为10 009万千瓦。电网新增输电线路长度和变电容量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新增220千伏及以上电网输电线路41 334千米，比2006年增加6 490千米；变电容量18 830万千伏安，比2006年增加3 482万千伏安。

在这一部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厂网分开”，电力行业各个环节拆分后，在技术绩效上的表现是很差的。如上文提到的，将垂直一体化的自然垄断行业进行垂直拆分必将割裂行业内存在的纵向技术联系，从而导致技术进步效率损失。只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市场结构的调整与发展方面，很多是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在技术创新方面也是一样，电力行业内的技术创新量我们是不如发达国家的，所以这样导致的技术损失较之发达国家而言也就不是太大。

四、电力行业改革30年的经验总结与启示

本文从总结过去的角度，分析了自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电力产业规制方式改革及结构演变的过程，以及不同阶段的规制手段所产生的经济绩效和应该注意的重要环节。以时间为线索，首先研究的是电力产业的分权化改革，以及集资办电时期的产业格局，并且得出电力产业分权化改革并不能取得预期的规制目标的结论，也就是说，并不能解决旧体制下电力产业的生产力跟不上经济大发展的需要的矛盾。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电力行业重新走上了集权化。以电力监管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电力产业在吸取国外先进经验之后，正逐步形成一个新的格局。之后，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厂网分开”的格局，要能实现它的经济效率，必须在规制重点及手段上做一些大的调整。在此，我们基于前文的分析，归纳出改革30年来的基本经验：

第一，在电力监管机构设置方面。我国电力行业规制机构的设置必须具备独立机构规制、中央与省两级规制、规制单一产业的特点。所谓的独立性包含两个涵义：一是独立于政府以减少政府为达到短期政治目的而行使裁决权所造成的风险，同时使该机构又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不因政府的更替而发生大的变化。二是独立于股东，与受规制主体、私人投资者和消费者都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保证其中立性和公正性。我国电力行业的规制改革经历了省为主体的分权化阶段，并且已有实证结果证明，分权化规制低效率。因此2003年成立的电力监管委员会必须要充当独立监管者这个角色，才能很好地解决“省为壁垒”的遗留问题。

第二，在电力监管内容方面。在电力行业打破垄断，在发电侧与售电侧已经形成一定的竞争性格局的时候，电力监管的主要内容应该集中在电力价格规制、电力企业准入与退出规制、电力企业投资规制、电力企业服务与财务规制等方面。而在相应的其他方面（如交易、竞价）应该放松规制。除此以外，电力行业作为一次能源消耗最大，对环境影响巨大的行业，能否做到清洁生产，不但直接关系到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影响到国家总体能源战略。我们认为电力行业环境规制应该从这三个方面着手进行调整：其一，发挥我国的后发优势。近10多年来，国际上电力工业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技术领域取得了重大进步。充分利用这些技术进步，结合我国的后发优势，也将为我国加快电力环保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行的技术支持。其二，从环境规制机制设计创新的角度促进电力企业排放问题的改善。包括加强电力企业保护环境的激励机制，强化电力企业的环保责任感，推广可交易排污许可证制度等。其三，强化行业组织的职能。我国承担着电力行业环保职能的组织是中电联环保与资源节约部，要强化这些组织的环保职能，制定电力环保与资源节约方面的行规行约并负责监督执行，并发布相关信息；开展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和组织行业内环保与资源节约的宣传、教育和培训等。

第三，在电力规制激励性制度设计方面。目前在各国电力产业规制实践中，比较盛行的两种规制模式是投资回报率规制与价格上限规制。激励性规制改革包括两方面内容：首先,使运营商承担更高比例的成本,以此来提高运营商的生产效率。其次,赋予运营商更多确定服务收费的自由度,从而使运营商更加趋于按商业原则经营。激励性规制的方法很多,主要包括价格上限、收入上限、标尺竞争、特许投标、目标激励、浮动折算法、合同目录法和部分成本校正法等。在我国的规制实践中应该尽快转变投资回报率规制，设计出合理的激励性规制制度。

第四，在电力规制立法方面。着力完善电力产业规制三个层次的法律框架:第一个层次应该是修改后的我国电力法,该部法律在整个电力产业法律体系中起到一个原则性和指导性的作用。第二个层次应该包括保证电力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和目标得以实现的配套的法律以及电力法的有关实施细则。第三个层次主要包括其他法律与电力市场相关的内容。除此以外还应该重视反垄断法对电力行业的规范。

第五，在电力行业拆分后，发输配售各环节的协调方面。在电力产业分不同性质业务进行营运的格局形成后，从规制机构的角度看，一项最重要的规制内容就是如何在这些处于垂直链上的运营商中间进行协调。在这些企业间制定一些协调政策的依据是，处于电力产业垂直链上不同环节的企业的市场力量是不均衡的，如果不加以任何限制，处于竞争状态的企业在面对处于垄断状态的输、配电企业时，将无法生存下去，整个行业的供给秩序会产生混乱。因此，在这些衔接的层面上，规制者就要对该产业每一个生产环节的产品的价格和竞争秩序等方面进行规制。

第六，在电力监管专业人才素质方面。从2008年起，基本上可以说电力行业输配分离被提上日程，改革直指打破垄断。改革的各个环节牵涉到的各个方面越来越专业，需要监管者同样具有相应的知识背景与管理思路才能胜任这样的工作。因此引进专业素质人才可以为后续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有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1］ 王俊豪．垄断性产业市场结构重组后的分类管制与协调政策［J］．中国工业经济，2005，(11)．［2］ 干春晖,吴一平．经济转轨、规制分权化与电力行业改革——基于中国经验的经济学分析［A］．廖进球,陈富良．规制与竞争前沿問题［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51．

［3］ 徐金发，朱晓燕．中国电力管制价格形成机制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2，(6)．

［4］ Cubbin，Stern．Regulatory Effectiveness:The Impact of Good Regulatory Governance on Electricity Industry Capabi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R］．London Business School,Discussion Paper Series，2004．88-95．

［5］ Zhang．YF,David Parker，Colin Kirkpatrick．Electricity Sector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n Econometric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s of Privatization,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J］．Journal of regulatory economics,2008，(33)：159-178．

［6］ 廖进球，陈富良．网络产业激励规制的演进与分析［A］．廖进球,陈富良．规制与竞争前沿问题［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88．

The experiences from the regulatory policy of electric industry in China

Chen fuliangXu tao

(School of economics,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ce and econimics,Nanchang,330013)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definition of natural monopoly industry,electric industry has strong Natural monopoly character．Because of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the original electric enterprises which were under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could not meet the growing demand．So,the reform of the regulatory policies of electric industry has been promoting all around the world, the main way to solve this problem is to introduce the competition and consummate the regulation of the government．The reform of Chinese electric industry has went through many different stages,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whole industry, to the independent supervision of the electric market．This paper analyse the performance under different policy in different period,and conclude som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the reform of electric industry, at last,we give some suggestions to the further reform of this industry．

（責任编辑：刘 艳）

作者：陈富良　徐　涛

电力行业规制研究论文 篇2：

放松规制企业特征与高管薪酬

摘要：已有研究表明，政府规制会对被规制企业的公司治理特征产生重要影响。为此，本研究以2004年到2007年中国电力行业的规制改革为背景，研究放松规制对中国上市发电企业高管薪酬的作用。实证结果发现，放松规制会将发电企业置于竞争性经营环境当中，股东可能会采取与企业绩效相关度更高的薪酬结构，所以放松规制背景下的发电企业董事薪酬升高了；与董事薪酬的情况类似，在放松规制背景下，经理层薪酬也相应提高了。

关键词：放松规制；公司治理；高管薪酬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政府规制是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特殊行为(spulber，1999)。作为被规制一方的企业，其治理结构的特征不仅要体现企业各参与方在企业内激励与约束的折中与协调，同时还要体现各方对来自企业外部政府干预的被动反应和主动调整，其股权结构、股东行为、董事会功能与高管激励等一系列治理特征的选择必然要考虑平衡来自企业内外两种不同矛盾的冲突与妥协。

一系列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对政府规制与被规制企业治理特征的关系进行了探索。Demsetz和Lehn(1985)认为规制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股东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所以规制会导致被规制企业股权趋于分散；Kole和Lehn(1999)和Lehn(2003)认为放松规制意味着规制的替代监督功能减弱，来自企业内部的监督迫切需要加强，此时被规制企业将被迫采取更有效率的董事结构；Skeel(1999)及Joskow、Rose和Shepard(1993)认为政府规制还会影响被规制企业的董事会行为；另外，Agrawal和Knoeber(2001)以及Helland和Sykuta(2004)发现规制还会影响被规制企业董事会的政治功能。

规制施加在被规制企业股权结构和董事会运作上的影响还会进一步传递到被规制企业的高管激励方面。Joskow et al(1999)认为规制的政治约束会改变CEO工作的复杂性，限制其影响企业绩效的能力，从而导致被规制企业的董事会对CEO开出相对较少的薪酬、或较少与企业绩效相挂钩的薪酬，或干脆聘用能力较低的CEO。Joskew、Rose和Shepard(1993)的研究证实了被规制电力企业CEO的低薪酬现象；Hubbard和Palia(1995)以及Crawford、EzzeU和Miles(1995)证明，放松规制后被规制企业的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了。

本文的目的在于，将中国发电类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以2004年到2007年电力行业普遍的规制放松为背景，研究规制和放松规制对中国上市发电企业高管薪酬的作用。基于这个目的，下文作如下安排：我们在第二部分对高管薪酬的决定因素做了一个简要综述；在第三部分对放松规制影响被规制企业高管薪酬的问题提出了两个研究假设；在第四部分对这两个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二、放松规制与高管薪酬的决定因素

围绕高管薪酬的决定因素存在大量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这些研究所关注的高管薪酬决定因素各不相同，得到的结论也不相一致，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对这些研究不再一一详述，而是将那些代表性的文献按照以下几个重要因素做一个简要的归纳，为我们考察规制因素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提供必要的参考。

(1)企业特征

企业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企业的资本结构特征、企业的董事会特征、企业的经营特征、企业的绩效特征等。

首先我们来看企业的资本特征对经理薪酬的影响。Jensen(1986)认为，企业负债可以一定程度地降低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股东可能不必采取与企业绩效太相关的薪酬结构就可以起到激励经理人的作用。Harvey和Shireves(2001)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该假说，他们确实发现经理人报酬与企业的财务杠杆比率统计意义上负相关。还有很多研究认为股权结构也是影响经理人薪酬的重要因素之一。

董事会是企业经理人的直接监督者，所以董事会特征也是经理人薪酬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Lambert et al(1993)和Boyd(1994)发现经理人薪酬与董事会中外部董事的比例正相关；Conyon和Peck(1998)考察了董事会的监督和薪酬委员会的设置对经理人薪酬的影响，他们发现两者对经理人薪酬的影响有限，但外部董事和薪酬委员在董事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公司中，经理人的薪酬跟企业的绩效相关度更高。企业的经营特征主要包括企业规模、多元化程度和行业特征等因素。一般情况下，企业规模越大、多元化程度越高，企业的经营难度就越高，对经理人经营能力的要求也就越高，因此经理人的薪酬也相应较高，所以在绝大多数有关经理人薪酬决定因素的研究中，企业规模和多元化程度都是必不可少的解释因素。另外，行业因素对经理人的薪酬也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在那些高成长性的行业中，所有者更倾向于用股权或者股票期权来激励经理人(Smith和Watts，1992；Bizjak et al，1993等)。

在所有有关高管薪酬决定因素的研究中，企业绩效是研究者们最为关注的对象。研究者们关注这一问题的原因是，按照委托代理理论，将经理人薪酬与企业可观测的绩效指标挂钩是解决经理人和所有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在理论意义上，企业绩效应该是经理人薪酬的一个关键性决定因素。

(2)规制特征

Joskow et al(1999)认为规制的政治约束对CEO薪酬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规制可以改变一个行业的基本运行机制，从而改变最优薪酬安排。例如规制改变了CEO工作的复杂性，限制了其影响企业绩效的能力，从而导致被规制企业的董事会对CEO开出相对较少的薪酬、或较少与企业绩效相挂钩的薪酬，或干脆聘用能力较低的CEO。第二，规制也可以影响被规制企业CEO薪酬的制定过程。董事会在制定CEO薪酬决策时会考虑到政治压力，或着考虑社会对规制行业高管过高薪酬的不良反应。

实证研究者认为，规制能够对公司治理中的传统监督机制产生替代作用的一个证据是，被规制行业的CEO薪酬低于其他行业。Joskow、Rose和Shepard(1993)的研究证实了被规制电力企业CEO的低薪酬现象；Bechera、Campbell和Fr)re(2005)发现银行业的董事与非银行业相比薪酬激励较低；Kole和Lehn(1999)发现放松规制后被规制企业的CEO薪酬和股票期权比例会上升，并且被规制企业绩效的变化还会导致管理者的更替。

三、研究假设

以上的文献回顾对于我们研究规制对发电企业高管薪酬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中企业特征中

所包含的因素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控制变量，而规制压力是我们重点要考虑的解释变量。

1、控制变量与解释变量

(1)资本结构特征

我们需要考虑的上市发电企业的资本结构特征包括两个方面：股权集中度和债务资产比率。债务资产比率是衡量企业负债水平的指标，发电企业负债经营可以缓和其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股东能够使用较低的薪酬激励，所以按照这个逻辑，发电企业负债比率越高，高管薪酬应该越低，即发电企业高管薪酬应该与其资产负债比负相关。

(2)企业的经营特征

我们重点考虑两个经营特征，其一是企业规模，其二是上市年龄。考虑企业规模的原因我们已经在上面指出，考虑上市年龄是因为上市年龄可以作为上市公司接受社会公众监督程度的一个代理变量，上市年龄越长表示企业接受社会公众监督的程度越高。社会监督可以有效地辅助股东的监督活动，此时股东便有动机以与企业绩效相关度较低的薪酬结构来激励高管，所以企业的上市年龄也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并且我们推测发电企业上市年龄越长，高管薪酬应该越低，即发电企业高管薪酬应该与企业上市年龄负相关。

(3)企业的绩效特征

如上文所述，企业绩效是高管薪酬必不可少的影响因素，我们这里采用的绩效指标是发电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理论上讲，发电企业的高管薪酬应该与其净资产收益率正相关，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越高，其高管薪酬也应该相应较高。

(4)董事会特征

在董事会特征中我们重点关注的变量是董事会规模，董事会规模越大，董事会成员之间的搭便车动机就越强，董事会的决策与监督功能也就越弱，此时高管影响董事会决策与监督职能的能力也越高，在这种情况下，高管有能力为自身谋取较高的报酬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利益，所以发电企业高管薪酬应该与企业董事会的规模正相关。

(5)规制特征

作为对放松规制的反应，发电类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身份大多为发电行业的大型央企、省级国有企业，这些大股东可以代表下属上市发电企业与规制者进行谈判，对规制者施加有利于自身的政策，同时规制者的政策实施必须兼顾这些企业的利益，因此中国发电企业对规制者影响力不同。按照这种推理，我们可以用放松规制影响下的第一大股东终极控制人身份作为代理变量来刻画发电类上市公司所面临的规制特征，原因是放松规制作用后的发电企业大股东身份和股权结构蕴涵了规制发挥影响后的痕迹，可以间接地反映放松规制对发电企业的影响程度。股权特征和股东身份作为代理变量时，股权越集中意味着放松规制对发电企业的影响程度越大；作为大股东的大型发电企业集团的政治背景越高则表示规制者对上市发电企业的影响程度越小。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在本研究中股权特征和股东身份并不作为企业特征因素出现，而是作为规制特征被重点考察。

股权特征和股东身份作为代理变量时，股权越集中意味着放松规制对发电企业的影响程度越大；作为大股东的大型发电企业集团的政治背景越高则表示放松规制对上市发电企业的影响程度越小。

2、被解释变量与研究假设

我们要考察的被解释变量，包括以下两个：

(1)董事薪酬

我们用薪酬最高的前三名董事薪酬的平均值来代表董事薪酬。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放松规制会将发电企业置于竞争性经营环境当中，企业业绩的好坏将更多地取决于董事会的决策和监督能力，而不再是政府的规制政策。此时股东对企业董事会决策能力和决策效率的要求就会相应提高，为激励董事会作出更加准确而又迅速的决策，股东可能会采取与企业绩效相关度更高的薪酬结构，所以放松规制背景下的发电企业董事薪酬可能会升高。为此，我们提出这样的研究假设：

H1：控制其他因素，被规制企业的董事薪酬与其受放松规制影响的程度反相关。

(2)管理层薪酬

我们用薪酬最高的前三名高管薪酬的平均值来代表管理层薪酬。与董事薪酬的情况类似，政府放松规制后，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企业绩效对企业经理层经营能力的依赖性增强，为保持或提高企业业绩，董事会可能会替换现有高管或者将现有高管的薪酬结构与企业绩效挂钩。所以，放松规制背景下，管理层薪酬应该提高，为此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控制其他因素，被规制企业的管理层薪酬与其受放松规制影响的程度反相关。

四、样本描述与实证结果

1、样本描述

本研究的样本来自在我国沪、深两市上市的发电类上市公司，时间跨度为2004—2007年，下表1给出了我们重点关注的几个变量的定义。

下表2是4个被解释变量按年度分组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均值意义上，随着逐年推进，样本上市公司的董事薪酬和经理层薪酬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而且提高的趋势比较明显。然而，我们并不能说发电行业高管薪酬的提高是由放松规制导致的，虽然放松规制的程度也在逐年提高。近年来，将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挂钩是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目的是为了强化高管激励，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全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应该均有逐年提高的趋势。所以发电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上升是否是由放松规制导致的，或者有多大程度上是由放松规制导致的，需要我们通过下面的实证分析进一步确定。

上表3是4个被解释变量按第一大股东性质分组的描述性统计，从表中可以看出，均值意义上讲，董事薪酬和经理层薪酬按照不同的大股东性质差别显著，大股东为省级企业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相对较低，大股东为央企和其他性质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较高。如上文所述，我们以大股东性质作为上市发电企业受政府放松规制影响程度的代理变量，上述描述性统计表明上市发电企业受放松规制影响的程度对于其高管薪酬的决定是有影响的。所以，在下文的实证研究中，F1应该作为我们重点考察的解释变量，但由于高管薪酬还与企业规模、企业绩效等其他因素相关，所以我们在研究放松规制对上市发电企业高管薪酬的作用时有必要控制其他因素。

2、实证结果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建立了两个回归模型分别对Director3_salary、Management3_salary进行回归，回归方法采用基于非平衡面板的年度固定效应模型，表4给出了回归结果，从该表中我们可以得到：

(1)董事薪酬回归结果

控制其他因素，薪酬最高的前三名董事薪酬的平均值Direcor3_salary分别与变量Lnsize显著正相关、与H5显著负相关、与F1显著负相关，与Board SiZe显著正相关、与Age显著负相关，与其余变量无显著相关关系。说明在考虑所有因素的情况下，上市发电企业的企业规模正向地影响董事薪酬，企业规模越大，董事薪酬越高；股权集中度负向地影响董事薪酬，股权越集中，董事薪酬越低；董事会规模正向地影响董事薪酬，董事会规模越大，董事薪酬越高；企业上市年龄负向地

影响董事薪酬，企业上市的时间越长，董事薪酬越少，这与我们在上文研究假设中的预期一致。

对于我们重点关注的规制因素F1来说，F1越高则说明上市发电企业受规制影响的程度越低。我们的回归显示，第一大股东的政治背景越高上市发电企业的董事薪酬越低，表示上市发电企业受放松规制的影响越小，董事长和薪酬最高前三名董事的薪酬越低；受放松规制的影响越大，董事长和薪酬最高前三名董事的薪酬越高，这与我们的研究假设H1是一致的。

(2)高管薪酬回归结果

控制其他因素，薪酬最高的前三名高管的薪酬平均值Management3_salary分别与变量Lnsize显著正相关、与变量H5显著负相关、与变量Board size显著正相关，与其余变量均无显著相关关系。表示在考虑所有因素的情况下，上市发电企业的总资产规模正向地影响经理层薪酬，企业规模越大，经理层薪酬越高；股权集中度负向地影响经理层薪酬，股权越集中，经理层薪酬越低；董事会规模正向地影响经理层薪酬，董事会规模越大，经理层薪酬越高；这与我们上文研究假设中对这些变量影响经理层薪酬的预期一致。然而，Man.agement3_salary并不与规制变量F1显著相关，说明放松规制对经理层薪酬的影响只能作用到董事薪酬，对于高管薪酬的影响不太显著，但F1的回归系数是负的，说明放松规制影响高管薪酬的方向与我们的研究假设H2是一致的。

从两个被解释变量Director3一salary和Manage.mend_salary整体的回归结果来看，各回归方程的整体解释效果均在0.001水平上显著，调整后的R2最低也达到了0.3944。另外，在所有方程中上市发电企业资本结构特征变量Leverage不显著，说明对于上市发电企业来说，一定程度地负债并不能起到缓解股东与经理人之间代理矛盾的作用，而只是表示发电行业的现金流比较稳定，惯于负债经营；绩效特征变量Roe的回归系数也不显著，说明处于政府规制下的上市发电企业其董事和经理层的薪酬仍没有显著地与企业绩效挂钩，放松规制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作用，但Roe在这两个方程中的系数却都为正，表示企业绩效对董事和经理层薪酬的影响在方向上是符合我们预期的。

六、结论

本文在综述有关企业特征和政府放松规制影响高管薪酬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证方法探究放松规制对中国上市发电企业高管薪酬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放松规制确实会影响上市发电企业的董事薪酬与经理层薪酬。

我们的研究发现，放松规制会将发电企业置于竞争性经营环境当中，企业业绩的好坏将更多地取决于董事会的决策和监督能力，而不再是政府的规制政策。此时股东对企业董事会决策能力和决策效率的要求就会相应提高，为激励董事会作出更加准确而又迅速的决策，股东可能会采取与企业绩效相关度更高的薪酬结构，所以放松规制背景下的发电企业董事薪酬升高了。

与董事薪酬的情况类似，政府放松规制后，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企业绩效对企业经理层经营能力的依赖性增强，为保持或提高企业业绩，董事会可能会替换现有高管或者将现有高管的薪酬结构与企业绩效挂钩。所以，在放松规制背景下，经理层薪酬也相应提高了。

作者：姜 涛

电力行业规制研究论文 篇3：

电力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

本文运用中国电力行业各省1987～1994年的面板数据，在构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电力行业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基础上，对中国28个省^①电力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发现了一半以上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产出增长有较强的相关性。

一、引言

政府规制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前沿问题，但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规制的研究仅局限于理论层面的探讨，而对于实证规制理论的研究甚少，尤其是在规制政策效果的评价方面。对于一项规制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而言，关键是要对其有效性进行评价，这样才能为规制政策的修正和完善提供依据。实证规制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的主要原因是规制效果评价标准较复杂，其中一些标准由于受到数据缺乏的制约而难以计算。电力行业由于其自身的自然垄断性而成为规制的重点目标，因此本文以电力行业为例展开讨论。在电力行业规制的实证研究文献中，规制效果一般采用价格指标、产出指标(发电量或用电量)、收益指标、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来表示。其中，全要素生产率(TFP)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规制效果评价标准。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变动可以较好的度量企业(行业)的生产率水平及生产率的变化。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体现的是要素投入的增长所不能解释的那部分产出的增长。而规制对电力行业的影响(正面效应或负面效应)正是要素投入的变化所不能解释的，因此，与其他指标相比，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规制效果是较优的。

近年来，国内一些经济学者对中国电力行业规制效果的研究进行了探索，肖兴志和孙阳(2006)利用1978-2005年相关数据对中国电力行业规制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考察了规制对产出、价格、利润、全要素生产率和服务质量的影响。但他们在做实证分析时，采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样本容量太小，从统计意义上看，是不可行的。在文章中，我们将以中国电力行业省级面板数据为对象，计算中国电力行业分省的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将吸取肖兴志和孙阳中研究中的合理成分，即用电力、蒸汽与热水行业的相关数据代替电力行业数据，采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形式，利用1987～1994年分省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方法研究电力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长。

二、方法与模型

假设电力行业的总量生产函数为Cobb-Douglas生产函数：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三、数据说明

文章中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所需要的电力行业总产出、劳动、资本数据来自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年统计年鉴》。下面我们对文章中所使用的数据及处理方法做一说明。

(一)电力行业总产值

以电力行业总产值表示总产出，并以电力行业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将当年价的总产值折算成1990年价格表示的不变价。由于中国目前的统计年鉴中只有全国的电力行业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因此我们采取一种间接的方法来求分省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我们用全国1987～1994年电力行业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以1990年为基期)乘以各省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与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比值，从而可以得到各省同期的电力行业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二)固定资产净值

用固定资产净值表示资本存量。由于统计年鉴中得到的固定资产净值只是账面值，我们要对其以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折算(1990年为基期)。统计年鉴中只有1991～1994年分省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而1987～1990年的数据缺失。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其他方法对缺失数据进行补充。参照郭庆旺、赵志耘与贾俊雪(2005)的方法，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以1990年为基期)乘以各省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与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比值，从而得到各省同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三)劳动力

劳动投入不仅要考虑劳动的时间，也要考虑劳动的效率。但由于相关数据难以获得，以电力行业全部职工年均人数表示。

四、回归结果

由于研究对象只是各省份的个体情况，而不是从这些省份的个体推断总体的分析，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在方程(2)的基础上，建立如下计量检验模型：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五、结论

文章基于1987～1994年中国电力行业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计算了中国电力行业分省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且检验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电力行业产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电力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总体较低，主要利用传统生产要素推动产出增长，技术进步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较小。甚至在一半以上的省份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是负的。那么导致该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初期，生产力得到极大释放的时代却出现了大多省份电力行业生产率低下的现象，不可否认，不恰当的政策尤其是规制政策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考察规制政策对电力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将是未来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文章中所提供的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法及数据可以成为考察规制有效性的一个指标，这也是文章的重要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学院政府管制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本研究是浙江财经学院重大课题“财政分权对浙江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经济史角度的研究”(2006YJZ09)的阶段性成果。

①海南和西藏自治区缺少相关数据，因此没有包括这两个省。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吴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