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银行合作双赢分析论文

自今年4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下称“资管新规”）落地以来，商业银行资管业务率先迎接挑战，银行理财也因此在新规则上重新生长。9月28日，銀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下称“理财新规”）。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资银行合作双赢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资银行合作双赢分析论文 篇1：

论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与钱业的互动关系(1908—1936)

摘要：近代汉口商业贸易繁荣，外资银行业发达，钱业根深蒂固，在这特定的时代里，新兴的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与钱业发生了激烈碰撞，产生了互动。在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初创期，它借助浙商这个纽带，整合在汉浙籍商人的实力，与钱庄发生密切联系，在放款、货币发行，以及抵御金融风潮中与钱业展开了良性互动。但由于两者的利益冲突，以及银行公会的发展壮大，两者的互动广度和深度逐步缩小。近代中国金融领域，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与钱业的互动关系，虽然体现了近代银钱关系的一般特性，但同时又兼具显著的地域性和时代性。

关键词：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钱业；互动关系

对银钱关系的探讨，一直是金融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就华资银行与钱庄关系方面，不仅有学者对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银钱关系进行个案研究，也有学者从宏观进行考察，并提出了近代以来银钱关系的总体态势①。无法否认，华资银行发展初期，在人力、资本、关系网络上都不如已经深深扎根于传统经济中的钱庄，它要取得发展必然有求于钱庄，但是华资银行如何取得钱庄的支持，两者如何进行合作，合作中又会出现怎样的利益冲突？本文从个案出发，以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与钱庄的关系为切入点，将其放在近代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分析两者之间互动关系，试图揭示近代金融业变迁中丰富而又复杂的银钱关系。

一、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与钱业互动的金融环境

浙江兴业银行是我国最早的商业银行之一，正式成立于1907年10月，最初附属于浙路公司，它的成立主要是为了便于保管和运用浙路公司大量的股款和修路资本。但浙江兴业银行并没有将视野和业务局限于杭州，成立初期便先后在汉口、上海设立分行，以便拓展业务。

汉口是近代浙江商人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汉口拥有“九省通衢”的交通便利，商业贸易向来发达；张之洞督鄂后，大举兴办洋务，武汉成为晚清工业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工商业的发达孕育着巨大的商业利益。浙江商人看到这一点，便纷纷到汉口寻找商机。浙江兴业银行也是如此，它于1908年5月在汉口设立分行，其具体原因一是“‘盖为招徕路股起见’，汉口为九省通衢，工商业较为集中，招徕路股，兴办银行”；二是“计划投资汉阳铁厂，以解决浙路公司路轨的需要”。② 如何拓展业务，处理好与同业尤其是与钱庄的关系是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诞生后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

然而，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诞生后，它所处的金融环境相对特殊。

第一，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必须在外资银行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汉口钱业公会与地方社会（1919-1938）”（项目编号：11YJC77003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中国金融团体研究”（项目编号：08JJD770109）的阶段性成果。

与钱庄的夹缝中获取生存的空间。汉口地处通商口岸，外资银行发展较早，实力强大。汉口开埠后，外资银行利用取得的政治经济特权，对华进行资本输出，它们纷纷发行纸币。在辛亥革命以前，即有麦加利银行，东方汇理银行，花旗银行等在汉口设立分行并发行纸币。与此同时，汉口汇丰银行把持着海关存款和国际汇兑，华资银行根本无法插手。民国建立后，外资银行的发展出现一个高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汉口基本上均设有自己的代理银行。民国元年以后陆续来汉开设的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的银行有日本的住友银行（1912年）、中法合办的中法实业银行（1913年）、中美合办的中华懋业银行（1918年）、比利时的华比银行（1921年）、意大利的华义银行（1921年）等10家银行。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万国通商银行、中法实业银行、华俄道胜银行这几家外资银行，先后或歇业，或倒闭，德华银行因涉及敌国财产，被中国政府停业清理等情况，但外资银行的势力仍不容小觑。

与此同时，传统的金融行业——汉口钱庄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业务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钱庄从最初的兑换制钱、改铸生银、小额存放转为逐渐向工商业放款和发行庄票。在辛亥革命前，汉口钱庄就与武汉工商业发生着紧密联系，“武汉各工商行业咸赖钱庄”，据清理辛亥债务时钱业公会的统计，商场之间的债务“总额计估平银三千万两”③。辛亥革命虽对钱业产生巨大冲击，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给汉口钱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各帮在汉竞相设立钱庄，1919年“汉口八大行中，以钱业获利为最优”④。1921年，汉口钱业本帮、西帮、绍帮、徽帮及其他钱庄共93家，资本总额203万两，到1925年，庄数增加到136家，资本总额增长1倍多，达到458.7万两。⑤ 汉口钱庄依靠自身在金融领域的强大实力，在汉口商场占据着领导地位。从1909年到1918年，汉口钱业在汉口商会中的议董或会董中的席位，少则占据五分之一，多则占据三分之一。1920年，汉口总商会进行了第九届改选，钱业会长万泽生更被推选为商会会长。这一时期正是汉口钱业的繁荣时期。伴随钱业的发展，钱业之间的合作得到加强，其突出表现是汉口钱业公会组织以及职能的日益完善，钱业公会在同业合作、与银行业竞争方面也发挥着独特作用，尤其是钱业之间的汇划制度，成为银钱业竞争中的利器。

更为严峻的是，清末汉口外资银行和钱庄已经形成了特殊的利益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民国。外资银行开始“渗入汉口工商业，往往向钱庄提供拆款、押款，而钱庄为缓解资金周转困难，往往也告贷于外国在汉银行。据统计，清末外国在汉银行每年往武汉钱庄提供的各类款项高达700万两。”⑥ 19世纪 80年代开始，汉口钱庄对外汇款越来越依赖于外资银行的汇票，钱庄的汇兑业务常受到外资银行的威胁。外资银行通过这些手段，逐渐让钱庄成为其附庸。面对外资银行和钱庄早已占据的金融优势，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在与钱庄的互动形式和内容必然受这种客观局势的影响。

第二，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诞生初期，华资银行取得初步发展，但同业之间的合作程度有限，直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现状才得到改善。这一时期，华资银行处于发展的上升期，但实力有限。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在汉口设置分行，这是汉口最早的华资银行。辛亥革命前，除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外，1906年10月，户部银行汉口分行成立，是国家银行在汉最早设立的机构，1908年，交通银行汉口分行创办。这一阶段，华资银行数量有限，大多处于草创阶段，同业合作并不多。民国后汉口的华资银行发展较为迅速，1913年，已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鄂州兴业银行、黄陂实业银行等11家华资银行。到1920年，汉口华资银行的数量，达到21家，银行实力大有增长。这一阶段，华资银行之间的广泛合作开始出现，具体表现为，1917年4月，一些华资银行发起组织金融研究会，1920年11月正式成立银行公会。⑦ 此后，面对钱业咄咄逼人的态势，汉口华资银行业在银行公会的组织下进行过反击。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作为汉口华资银行中的一员，与其他华资银行有着天然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加入银行公会后，银钱业之间的冲突必然影响到它与钱业的互动。

第三，汉口金融领域存在的浙江商帮实力强大。这种客观优势，为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的发展以及与钱庄的互动产生了积极影响。19世纪汉口的金融领域里，许多钱庄为了生存发展的需要，利用地缘关系结合成“帮”。就汉口钱业而言，汉口钱帮也是如此，它有严格的地域区分。水野幸吉在《汉口》一书中指出汉口钱业内部的五个帮，“绍帮（浙宁帮）”、“江西吉安帮”、“江西南昌帮”、“徽帮（安徽帮）”和钱业本帮。⑧在这些钱帮中，浙江帮实力强大。龚榕庭在回忆辛亥革命前的钱庄时说：“武汉钱庄向有浙绍帮（包括宁波）、江西帮（包括南昌、吉安）、徽帮和本地帮之分。其中徽帮较弱；南昌帮皆小钱庄；浙绍帮有上海同业支持，来源方面是比较有利的。”⑨ 据统计，1925年，汉口17家浙帮钱庄的资本达到117．8万两。可见浙帮钱庄在汉口金融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汉口的浙江帮不仅实力强，而且合作密切。20世纪30年代初年，有人感叹浙江籍商人在汉口商业领域强大时说：“盖浙商所经营之绸缎、银楼、五金、颜料等业，皆占汉埠第一位，因而该帮金融业势力随大。且浙帮各庄，经营得法，又能通力合作，呼应灵通，一面与各银行接近，一面竭力与他帮竞争，复以其资本雄厚，冠于各帮，长袖善舞，多财善贾，造成今日之局势，良非偶然。”⑩ 浙商乐于相互扶持的经营理念成为浙江兴业银行在汉口发展的有利条件。

作为早期的华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必然面临华资银行发展初期普遍面临的问题，如外资银行、钱庄实力强大，但对浙江兴业银行来说，作为浙江商人在汉口设立的重要银行，它具有先天的优势，浙商不仅在汉口金融领域，在其他商业、工业领域有着很强的优势，而浙商之间注重相互合作，这又为浙江兴业银行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正因如此，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在与钱庄的互动过程中体现出一定的特殊性。

二、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与钱业的双赢合作

通常而言，华资银行初来乍到，在业务的开展方面，不仅没有对钱庄造成很大冲击，相反还依赖于钱庄，它们以一种共赢的方式进行互动。

汉口的华资银行当中，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是与钱业关系最为密切的银行之一。在它创办时，就能看到钱庄的影子。曾一度兼任汉行总经理的胡藻青的父亲，在汉口设有银号、当铺。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在发展过程中，利用地缘关系，与钱庄展开广泛合作。

华资银行起步晚，在业务的开展方面需要与钱庄保持密切的金融合作，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业不能例外。因此在它发展初期放款、发行钞票上，不得不借助钱庄已有优势，来扩大自己的业务。

在汉口金融领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钱庄的老主顾受交易习惯的影响，依然保持着与钱业的业务往来，华资银行受制于此，不得不“以低利放与钱庄，俾期转放各方”，在钞票发行上，因“金融完全操诸于钱庄之手，故各银行之钞票，亦须赖钱庄之推行”。{11} 辛亥革命前，汉口钱业同外资银行已经形成了很好的拆解关系，外资银行的现金“经买办之手，间接而舁之钱庄”再由钱庄“流转于市场”{12}。但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凭借与钱业的良好关系，已经将触角深入到外资银行与钱庄形成的这种拆借关系中。在1917年汉口钱业风潮中，8家钱庄倒闭，浙江兴业银行损失1.2万两，就是很好的例子。{13} 虽然损失不多，但也表明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开始蚕食外资银行的利益。汉口分行之所以这么做，与浙江兴业银行的决策者的态度有很大关系，他们认为存放钱庄“虽然获利较薄，此系有活期准备之性质，较之存放外国银行则所获尚优。市场皆以我行多金为贵，并可增长我行名誉不少”{14}。浙江兴业银行在与钱庄的合作中一方面获得经济利益，另外还能获取好名声，从而实现多赢。

在发行钞票上，钱庄是浙江兴业银行的好帮手。浙江兴业银行成立不久便取得了发钞权，汉口设立分行后，亦开始在汉口发行汉钞。辛亥革命前，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发行233，500元，流通无定。{15} 汉口分行通过与钱庄签订合同，载明利益分配情况，这样一方面推广了自己的钞票，同时也便于钱业资金周转。20世纪20年代情况出现一点变化，浙江兴业银行与中国银行“订结契约，规定汉口浙江兴业银行得以公债票及现银提存于中国银行，向中国银行领取银行券而发行之。故其所发行之一元及五元十元之银行券，其形式与中国银行所发行者完全相同，不过于券之正面，（印华文之一面）两端之地名下，加印‘兴’字，及于背面银额之上部加——‘SHING’字，以表示其为浙江兴业银行所发行而已。然商民对之仍不加区别，因浙江兴业银行所发行者，亦可向中国银行兑现也”{16}。但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与钱庄的合作依然保持着，这可以从《银行杂志》的广告中看出，浙江兴业银行“所有发行准备金与营业准备金完全划分，凡持有本行兑换券者可随时向本行照兑现洋。代兑本券机关：武昌万元利钱庄、汉阳盈丰钱庄。”{17}

浙江兴业银行与钱庄的合作并不是单方面的，尤其是在针对外资银行竞争以及克服金融风潮等情况下，它们的合作实现了互赢。但在它们的互动过程中，银行公会发挥了主导作用。

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华资银行与钱庄通力合作。1924年9月1日，因汇丰银行不信任钱庄发行的流通券，要求钱庄必须当日现金交付。钱业迫不得已，急忙寻求华资银行的帮助，后在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史晋生等银行家的协调下，外国银团才允许转期。{18} 1926年，受北伐战争的影响，武汉各中外银行及钱庄停止放款拆息。汉口钱业长期信用放款，各款项一时难以收回，同时外国银行又向钱庄催讨借款，汉口钱业一时难以应付。但汉口钱业与华资银行首先开兑清理票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汉口金融市场面临的压力。

面对金融风潮，银钱两业的合作更是紧密。只不过这个时候，不单是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与钱业的合作，而是整个华资银行业同钱业的合作，毕竟金融风潮危机整个银行的利益。1924年，江浙两省军阀混战，上海金融市况顿显紧张，多家钱庄倒闭，汉口金融受到牵连，大量钱庄倒闭。在此情况下，钱业公会多次召开会议商讨办法，初步决定两项办法：“一急电上海银行公会，速急设法救济市面”；“二由万泽生、余德馨等代表全镇钱业渡江请萧使，设法救济”。{19} 1926年，受北伐战争的影响“汉口钱业虽于八月二十日开兑，而外币票款多未依期理介，是日全续退票，共有三百二十余万两之巨。广大、宝通、协和等三钱庄遂同日倒闭。又道胜银行停业，买办刘子敬因亏空难支，所开中华、隆记两蛋厂亦同倒歇，以上各家计广大欠四十余万，宝通二十万，协合七、八万，中华六十余万，影响金融，市面岌岌。”{20} 鉴于此，汉口钱业同银行公会召开联席会议稳定市面，化解危机。

三、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与钱业互动的有限性

随着华资银行的逐步发展，银钱两业的合作基础其实越来越广阔和坚实，它们的合作呈现出一种双赢局面。但是由于银钱两业之间存在天然的竞争性，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与钱业的互动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影响和制约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与钱业互动的根本原因是利益冲突，尤其是银钱两业发生冲突时，受银行公会决议的影响，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同钱业之间的互动出现种种制约。

首先，就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而言，在汉口站稳脚跟后，开始重视钱业的经营状况及信用，在与钱业的互动上变得谨慎。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在向总行定期汇报过程中，专门辟有一栏介绍汉口钱业的经营状况。1920年正月上半月它向总行专题呈报的金融信息中详细说明了钱庄的收歇、资本的扩充情况，具体如下：“浙帮新设钱庄一家，牌号德康。本帮新添者尚未定局。旧钱庄德兴收歇。汇通增加资本，扩充范围，业已改组就绪。远大、集成两庄，亦有变更之意，而尚未定。……又及，再尊处与汉口兆昌钱庄往来，务乞格外留意为妥。该庄信用可疑。”{21} 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在汉口开展业务时，稳健经营是其主要风格，在它的第三届营业报告中就声明：“押款以首饰、房屋为主……仍以殷实妥保为主。”在第九届报告中表白：“本行兢兢业业，仍持稳健主义，以积株累寸之渐桓。”{22} 而这种稳健的经营作风，固然有利于它们抵御各种金融风险，但也束缚了它与钱庄互动的手脚。在这样的情势下，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越来越重视钱庄的实力，在与钱庄的往来上日趋谨慎。

其次，银行业之间的合作逐步展开，在金融领域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将合作的重点逐渐转向同业，对钱庄的依赖变弱。民元后，汉口华资银行不断发展壮大，但各家银行互不通气，消息十分闭塞，为提高银行业在金融领域的发言权和竞争力，各家银行都觉得有联络的必要，因此，从1912年开始，汉口的浙江兴业银行与汉口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其他银行为联络起见，经常组织聚餐会，沟通信息，讨论金融问题。1917年4月，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史致容参与“发起金融研究会，订简章”。随后又与中国、交通、聚兴诚、盐业、中孚、华丰等银行，将“金融研究会改组一非正式之银行公会”，在公会草创期“仅有星期三、六之会议，假金星公司三层楼为聚餐室，即以是为会议地点。”{23} 银行公会成立后，在同业合作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银行公会在规范同业交易秩序、提高同业抵御金融风险能力、为银行培养金融业人才方面发挥显著功效。正因如此，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在处理与钱业关系中，越来越自主。

第三，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与钱庄的互动，受银行公会的决策的限制。在银钱关系较为融洽的时候，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与汉口钱庄能进行良性互动，但是一旦银钱关系出现波折，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往往不得遵守银行公会的决议，采取一致立场。

20世纪20年代，虽然汉口钱业依然是汉口金融市场中重要的金融力量，但随着汉口银行业的发展壮大，以及银行业之间合作的逐步加强，以前被掩盖和隐藏的银钱矛盾日趋激化。1920到1921年间，发生了民国时期汉口银钱的第一次绝交事件。1924年到1925年间两业因百堡垣路地契事件再次发生绝交事件。作为银行公会会员，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不得不采取措施，断绝同钱业的往来。

20世纪30年代，随着汉口华资银行的壮大，钱庄已无力挑战华资银行的地位，两业在处理矛盾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银钱两业在互动上采取了更加理性的方式化解冲突。1933到1934年两业就票据问题，多次召开联席会议，试图解决其中的矛盾和冲突。1933年11月24日，两业就银钱交易中易出责任纠纷的电汇收据问题、印鉴问题、本票责任问题、冲票问题、本行汇票问题和来人或无记名之汇票问题等8个问题展开讨论。{24} 明晰了责任纠纷等一系列的问题。1934年3月11日，两业再次召开联席会议围绕票据交换中的汇票票根问题、防止空头支票问题、变更铜牌问题和汇票承兑问题进行讨论，并分别通过决议。{25} 此次联席会议，对此前遗留的汇票承兑问题、铜牌问题提出更为完善的解决方法，而且更加明确了两业在票据往来中的责任和义务，尽量避免了日后不必要的纠纷。银钱两业在互动方式的“理性”变化，也使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在处理与钱业关系上变得“理性”。

总之，近代汉口商业贸易繁荣，外资银行业发达，钱业根深蒂固，在这特定的时代里，新兴的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与钱业发生了激烈碰撞，产生了互动。它们的互动关系虽然体现了近代银钱关系的一般特性，但同时又兼具显著的地域性和时代性。

在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创设和发展初期，它借助浙商这个纽带，整合在汉浙籍商人与钱庄的联系，在放款、货币发行，以及抵御金融风潮中与钱业展开了良性互动。这种互动关系使得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在汉口逐渐站稳脚跟。但由于银行与钱庄两者的同质性太强，它们在金融市场中必然会出现利益冲突。随着汉口华资银行的逐步发展壮大，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与钱业的互动中，越来越受到营业方针和银行公会的左右，两者的互动广度和深度逐步缩小。

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与钱业互动形态、方式、程度的转变，都是以利益为转移的。但它们互动的形态、方式、程度又受双方实力对比和客观环境的制约。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与钱业所体现的特殊的互动关系正是这种特殊性的体现。

注释：

① 相关研究成果参见何益忠《变革社会中的传统与现代——1897-1937年的上海钱庄与华资银行》，《复旦学报》1998年第3期；林地焕《论20世纪前期天津钱业的繁荣》，《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拙文《民国时期汉口钱庄与华资银行关系论析（1912-1937）》，《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此外，李一翔的论文《传统与现代的柔性博弈——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银行与钱庄关系》（《上海经济研究》2003年第1期）和专著《近代中国银行与钱庄关系研究》（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对近代银钱关系进行了总体上的概况。

②{14}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一家典型的民族资本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简史》，1978年刊行，第7页。

③⑨ 龚榕庭：《解放前武汉地方金融业溯往》（1959年8月17日），武汉市档案馆：119—130—118。

④ 《己未年各业盈余调查录》，《银行周报》第4卷第9号，1920年3月23日。

⑤ 杨荫溥：《中国金融论》，1931年，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等编《武汉钱庄史料》，1985年（内刊），第49页。

⑥ 熊伟、薛毅：《近代汉口钱庄的变迁》，《湖北文史》2007年第2期。

⑦ 张克明：《汉口金融机关概况（下）》，《银行周报》第18卷第1号，1934年1月16日。

⑧ ［日］水野幸吉：《汉口》，上海昌明公司光绪三十四年版，第219-220页。

⑩ 张克明：《汉口金融机关概况（上）》，《银行周报》第17卷第48号，1933年12月12日。

{11} 《武汉之工商业》，《汉口商业月刊》第2卷第1期，1935年1月。

{12} 张玉涛：《最近汉口工商业一斑》，1911年，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武汉银行史料》，1987年（内刊），第26页。

{13} 杜恂诚：《中国金融通史》第3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页。

{15} 湖北官钱局呈报“光复后各私立银行调查表”，财政部卷（1050∕624），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武汉银行史料》，1987年（内刊），第18页。

{16} 《汉口之兑换券》，《银行周报》第4卷第2号，1920年1月30日。

{17} 《广告》，《银行杂志》第1卷第20号，1924年8月。

{18}{19} 《汉口金融恐慌维持记》，《银行杂志》第1卷第22号，1924年9月。

{20}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给湘处函》（1926年9月29日），武汉市档案馆：61—1—8。

{21}{22}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近代中国金融业管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188页。

{23} 金世和：《汉口银行公会创设之经过》，《银行杂志》第1卷第1号，1923年11月。

{24}{25} 《汉口市银行业钱业同业公会联席会议》（1933年11月24日），武汉市档案馆：104—1—266。

作者简介：刘俊峰，男，1981年生，湖北仙桃人，历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浙江杭州，310036。

（责任编辑 张卫东）

作者：刘俊峰

资银行合作双赢分析论文 篇2：

银行理财重新生长

自今年4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下称“资管新规”）落地以来，商业银行资管业务率先迎接挑战，银行理财也因此在新规则上重新生长。

9月28日，銀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下称“理财新规”）。作为资管新规和理财新规的配套制度，银保监会还于10月19日发布《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

这两个管理办法的基调都是投资门槛下调、投资范围放大、代销渠道扩宽等，这让前期受净值化管理压制的银行理财产品回了一口血。其中备受关注的几大关键变化包括：银行理财产品大部分将投资门槛降到1万元;而银行理财子公司的产品没有投资门槛，甚至无需面签;银行理财子公司的产品可以通过银保监会认可的其他机构代销;理财子公司发行公募理财产品可直接投资股票市场;等等。

这一系列政策将有利于推动商业银行向“大资管”战略的转型。但要真正实现转型，银行仍需解决众多痛点。

新政无疑正在改变中国资管业的格局。此前银行理财资金一直是券商资管、基金资管、信托业务等非银资管业务的上游。征求意见稿和理财新规的落地将直接影响到证券、信托、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等机构资管业务的开展。而那些依靠低门槛、巨流量抢占市场蛋糕的互联网巨头，也可能失去曾经的优势，必须审时度势地做出一些改变。
大资管变局

理财新规刚一落地，就有银行迫不及待降低公募理财产品的投资门槛。其中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招商银行反应最为迅速。

9月30日，建设银行在业内率先将“乾元惠享”（季季富）开放式净值型人民币理财产品的门槛由5万元下调至1万元;同日，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宣布下调部分理财产品销售起点。交行、浦发银行紧随其后。

按照理财新规的要求，“商业银行发行公募理财产品的，单一投资者销售起点金额不得低于1万元人民币。”而根据征求意见稿，监管层将不再强制要求个人首次购买理财产品须面签，也不再设立公募理财产品投资销售起点。银行理财产品5万元起投、首次购买需要临柜面签的高门槛和繁琐流程将成为历史。

投资起点降低、无需面签、代销渠道放宽等新政策，将缓解保本类银行理财产品的退出所带来的客户流失，由此也奠定了银行理财产品大众化的基础。

前述这一系列新规的落地，也将大资管转型调整的口子撕得更大。

首当其冲受影响的，就是公募基金。由于银行理财子公司所发起的公募基金产品未来可以直接投资股票，并且没有销售起点限制，其与公募基金的趋同会越来越明显，银行很可能会利用渠道优势首推自家产品。

基金公司多年来依赖银行渠道实现的销售规模可能因此大打折扣，未来或许不得不进一步加大与互联网渠道的合作。但即便如此，互联网巨头的流量渠道一旦有机会向银行理财产品放开，公募基金的日子可能会更加难过。

从短期来看，互联网巨头依靠“宝宝类”产品形成的财富管理吸引力会有所下降。尤其是受产品收益率下降、赎回受限等因素影响，货币基金在投资理财领域的竞争优势可能因此减弱。

但长期来看，互联网巨头介入资管理财的机会将变得更大。在资管理财市场，个人资产的管理规模为188万亿元，其中有110亿元为非银行存款，但线上化率仅为10%。

根据征求意见稿，银行理财子公司的产品既可通过银行代销，也可通过银保监会认可的其他机构代销理财产品。“尽管监管层尚未明确哪类机构有代销资格，但如果从互联网巨头拼抢各类金融牌照和基金代销资格的劲头来看，未来它们谋划代销银行理财产品的野心也会快速扩张。”一位分析人士说。互联网巨头会想尽办法将银行理财业务引入自身平台。于两者而言，双赢的状态可能会提早出现。

度小满金融副总裁张旭阳在2018年百度世界大会上透露，度小满金融将打造资管理财科技与消费信贷金融科技两大开放生态。“银行理财子公司的政策明确，则给除公募基金之外的更多理财产品上线的可能。随着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深度融合，资管理财市场将创造巨量价值。”
转型的痛点

商业银行本身也在加速转型，但其中的痛点也有目共睹。

转型首先表现在理财结构上，在理财规模下降的同时，净值型理财产品却在加速进场。以中信银行为例，其上半年净值型个人理财产品规模同比增长超过200%。据普益标准监测的数据，上半年新发行的净值型银行理财产品共1107只，其中，国有控股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发行量共接近八成。

理财产品的净值化是必然趋势。资管新规落地之后，不少银行停止发售新的预期收益型产品。但目前市场对净值型理财产品的认可度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产品的转型过程始终存在着投资者教育和非标产品如何处置的难题。
根据征求意见稿，银行理财子公司的产品既可通过银行代销，也可通过银保监会认可的其他机构代销理财产品。

“非标市场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上不可或缺。资管机构如何在非标和标准化资产之间寻找平衡、保证安全、实现转型，是非常大的考验。”一位国有银行资管业务负责人说。这也将导致在新规过渡期内，银行理财规模仍有可能继续收缩。

但这是艰难转型的一个例证。更重要的是，理财产品形式改变后，对运营模式的考验。产品净值化转型对产品的交易、估值、结算、信息披露等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银行理财在风险管理的广度和深度上能否跟得上？

银行系资管子公司的落地，更将直接考验银行的经营管理能力。截止到目前，已经有超过10家银行发起设立或拟设立资管子公司，其中仅8月29日，就有兴业银行和浦发银行宣布发起设立资管子公司。但这对内涉及投研能力建设，对外则涉及委外机构的管理。

一些资管投资能力相对较弱的银行迫切需要寻求外部合作，包括租用业务所需的系统或引入智能投顾服务，以实现资管业务的经济运营。这其中尤以城商行和农商行为主。它们在科技系统、估值体系、投研团队、营销团队等方面都与大型银行差距较大。

而大型银行也在行动。今年招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就宣布，将投入不低于上一年度营业收入的1%用于金融科技研发。对银行来说，拥抱科技或许将成为转型的核心驱动力。

作者：王丽娟

资银行合作双赢分析论文 篇3：

银行理财的主动管理转型之路

银行理财，作为近年来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最重要的金融创新，持续迅猛增长。它首先是满足了广大投资者适度参与金融市场、获得高于存款收益的基本需求，其次是通过影子银行体系为实体经济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融通资金，最后是为银行自身创造了可观的业务收入，实现了多方共赢的局面。随着投资者理念的不断成熟、大资管时代的进一步深化以及行业监管的逐渐强化，银行理财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与机遇。本文将通过对银行理财业务未来发展趋势的重点分析，尝试提出业务转型的方向及相应的策略。

银行理财面临转型压力

回顾十年来的资管行业发展史，银行理财紧紧抓住大众投资者风险偏好相对保守、对存款以外的产品形态认知度较低、以及对银行的信任根深蒂固等中国国情，通过结构相对简单、风格相对单一、基本刚性兑付的预期收益型为主的产品，从无到有，从有到壮大，取得了中国金融史上空前的成功，并一举奠定了大资管领域的核心地位。尤其是2011年至2014年，银行理财规模从3.7万亿元增长至15万亿元，年平均增速近60%，堪称爆炸式增长。

但2015年初以来，行业增速开始呈现放缓迹象。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统计，上半年银行理财规模达18.4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2%，年化增速仍在40%以上。但值得注意的是，上市银行半年报显示各机构间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等银行上半年增速超过50%，成为行业增长的主力，而四大行则除了工商银行行增长8%外普遍出现负增长。究其原因，部分股份制银行上半年抓住打新股、配资等资本市场业务，迅速扩张，激进如招商银行权益类投资已占理财规模30%，而四大行则普遍对资本市场相对谨慎，占比在10%以内。随着股市的大幅下跌、IPO暂停数月、以及各类配资业务的持续去杠杆，有理由相信下半年银行理财的增速难以超过上半年，预计年末银行理财整体规模在20万亿元左右，同比增长33%。

那么这种放缓迹象是否会形成行业趋势呢？下面从银行理财的负债与资产两端进行分析。

产品需求端的增长开始放缓

从产品需求来看，一方面银行理财基数已然较为庞大，继续要求超高速持续增长不切实际，另一方面，通过对比发现，过去几年中支撑银行理财需求放量增长的部分因素也正在发生改变。

首先，从国内外宏观形势来看，美国经济复苏预期不断得到兑现，加息在即导致美元升值预期不断增强，中国外资流出压力凸显，外汇占款大幅减少，货币供给增速趋缓。在此背景下，近三年来我国居民可投资资产14%的复合增长率将难以保持，随着国内经济增速整体下台阶，预计居民收入尤其是企业利润增长都将有所放缓，银行理财难以再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其次，此前“一招鲜”的粗放增长模式已经接近饱和。数据显示，近年来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的理财产品市场占比不断减小，而城商行等小型银行的产品占比则从2011年的18.89%增长到2014年的29.45%，已实现了三分天下。这意味着银行凭借预期收益型产品结构简单、通俗易懂、营销渠道容易铺开的优势，从一线城市到中小城市全面覆盖的过程已经基本完成，后续难以再现潜在客户需求整体开发式的规模化增长空间。

最后，银行理财迅猛发展的这几年恰恰是股市持续低迷、房地产不断加码调控的时期，國内居民可选择的投资品种十分有限。而2014年下半年以来，政策层面不断压低无风险利率，强化各领域改革，放松房地产调控，促使股市出现了一轮大牛市，一线城市房价同比涨幅陆续由负转正，各类互联网金融、P2P、私募基金等也蓬勃发展，竞争的加剧严重分流了银行理财的客户需求。

高收益资产获取难度不断增大

目前，银行理财主要的投资方面包括债券类资产、项目类资产和权益类资产等。

债券类资产方面，随着央行不断降息降准，收益率持续走低，以3年期AAA评级信用债为例，平均收益率已从2014年初的高点6.51%降至目前的3.6%，而同时期一年期银行理财平均报价仅从5.97%降至4.6%，资产端收益率的降幅远远大于负债端。

项目类资产方面，一是由于实体经济不景气，优良企业因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方向而减少融资需求，二是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和房地产企业发债的全面铺开，使得这两项过去的主要融资需求来源大量转向标准化债券市场，同样的融资，银行理财可获取资产的收益率却下降高达数百基点。

权益类资产方面，股市上行时一度成为各家银行理财奋力争夺的大类资产，两融受益权、股票质押回购、各类配资等结构化产品收益率高达6%～8%，甚至阶段性出现了打新基金这种低风险但潜在收益高达10%以上的资产。但随着6月中旬以来股市的大幅下跌、IPO暂停数月以及各类结构化产品因触及平仓线纷纷提前终止，各行权益类资产规模开始大幅缩减。未来随着市场杠杆运用的进一步降低，权益类资产的供应也将大大低于前期。

可见，与过去几年理财需求强烈、资产供应丰富的情况相比，现在、以及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期内，在总需求下降的背景下，持续低利率环境将使银行理财的增长面临尴尬，股市房市升则理财负债来源由于竞争而减少，产品规模增速下降；股市房市下滑则高收益资产供应匮乏，银行甚至需要主动收缩产品供应规模。因此，过去的银行理财是增量竞争，各家银行或多或少都会快速增长，未来则将转变为存量博弈，产品设计丰富性和资产管理能力的差别将导致行业出现分化，银行理财亟需深刻转型以应对新的形势。

银行理财转型方向探讨

如上文所述，银行理财的转型应聚焦于如何在低利率环境下进一步提升产品的潜在收益水平，以增强银行理财相对其它金融产品的竞争力，只有解决了这一看似矛盾的核心问题，才有可能在未来的行业分化中占有先机。笔者认为，一个较好的转型方向是引入交易元素的主动管理净值型产品体系。

净值型产品是转型方向

从产品风险收益的角度看，过去银行提供给投资者的产品主要是低风险、低收益的存款，即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均由银行承担，相应的投资者获得较低的存款利率收益。之后，银行开始为投资者提供中等风险、中等收益的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信用风险由投资者承担，市场风险则仍由银行承担，投资者相应的获得较存款更高的收益。当然，该类产品最终异化成为“刚性兑付”，使得银行并未实质性将信用风险转嫁出去，形成实质上低风险、中等收益的产品，这种错位的组合最终受到投资者的追捧，推动银行理财实现了超常规的快速发展。

由于低利率环境下，依靠信用风险对价形成的中等收益单凭资产获取已难以进一步提升，而标准化资产的资本利得在该条件下却往往较为可观，因此只要将这部分收益也分配给投资者，同时将资产相应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都有效转嫁，即可创造一类中高风险、中高收益的产品，有效参与大资管的竞争。

这就是监管层近两年来力推的净值型产品，其风险收益更为匹配，竞争力与资产管理能力正相关，同时对于逐渐解决“刚性兑付”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方向。

净值型产品转型的核心是资产管理模式

关于银行理财产品向净值型转型，更多的银行机构谈到的是估值核算，重点讨论的是摊余成本法、市价法以及两者的比例等。然而事实上，银行理财转型的总体任务是要做到“买者自负、卖者有责”，后半句同样重要。净值型产品并不是将原本的预期收益型产品换个外壳，将部分资产用市价估值，然后像ETF基金一样被动的守望其随波逐流这么简单。

作为“卖者有责”，银行既然向投资者转嫁了市场风险，就必须引入交易元素，承担起主动管理市场风险的责任，而净值型产品的差异化竞争就来源于各机构主动管理能力的差别。为实现这个目标，银行应将资产管理模式从过去的简单配置、买入并持有到期，逐渐向交易与配置均衡发展的模式转变，通过自身专业的资产管理能力，力争为投资者提供超额收益，同时通过大类资产配置、分散化投资以及灵活运用套保等，降低投资者承担的市值波动。

银行在主动管理领域的优势

引入交易元素的主动管理与净值型产品的结合，意味着银行资管将与基金等机构展开直接竞争。十多年来，伴随着国内经济及金融市场的高速发展，商业银行在平台搭建、人才团队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相比同业各有所长，同时在销售渠道、风险控制、流动性管理等方面保持了较大优势，完全具备实现银行理财转型的条件。

银行非权益类交易团队优势明显

国内银行，尤其是大中型银行，在除权益类以外的其他资产领域，如固定收益、外汇、大宗商品等都以独立处室的形式进行专业化的管理，相对于非银机构，具有明显的交易团队优势，有利于净值型理财产品的主动交易管理。

债券及衍生品交易方面，商业银行居于市场主导地位。银行间市场债券托管量占比超过94%，交易所市场仅不足6%，其中银行在银行间市场虽然仅占投资者比例的15%，但持有债券占比超过60%，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非法人主体类持有比例则分别仅为1%、7%和15%。银行自营户和交易户由于体量巨大，其配置和交易行为往往主导了债券市场的走势、交易信息优势、资金规模优势以及商业银行在政策把握方面的经验，使得银行的债券交易团队更有条件获得较好的业绩表现，甚至部分团队可以做到长期跑赢大市。

外汇交易方面，大中型银行多数为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做市商，亲身参与了监管推动的多轮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在把握政策导向和预判市场走势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同时交易团队每日承接大量客盘买卖需求，巨大的交易量保证了理财相关交易的可实施性，也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相比较而言，券商、保险、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刚刚被纳入銀行间外汇市场的参与者名单，多数机构截至目前仅处于组建团队阶段，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撼动银行在外币理财产品、结构性产品等方面的垄断地位。另外，银行与境外金融机构间的合作深度和广度均远远强于非银机构，在开发跨境市场投资、交易及套利产品方面潜力巨大。

大宗商品交易方面，商业银行拥有并长期服务于相关产业链上下游的各类客户，普遍构建了完整的综合服务平台体系，而其他机构通常仅仅局限于金融交易层面，类似的全面业务合作则基本未涉足。以黄金业务为例，商业银行由于拥有黄金进口权，高度参与各大交易所交易，并与大量产金、用金企业客户保持密切的业务关系，可以充分发挥业务牌照齐全，客盘交易量优势等，通过套期保值、跨品种及跨市场套利、趋势交易等多种模式，获取超额收益。

银行风控能力和经验明显好于同业

引入交易元素后，银行理财的资产管理将变得更加灵活主动，同时也意味着风险控制的难度进一步加大。经过多年的发展和严格监管，商业银行在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管理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流程，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整体风控水平明显好于非银同业应是市场共识。商业银行对于交易的风险控制，通常涵盖事前的产品准入、交易人员授权与转授权、投资对象信用风险分析及投资审批，事中的交易对手及融资人授信审核、交易价格偏离核查，事后的风险限额监控、投后管理、止损制度等，构成了完整的全流程风控体系，可以有效地防范各类风险。

同时，风险控制与主动交易管理也并非对立。一方面，银行拥有大量客户资源，通过提供综合交易服务满足其各类投资与保值等需求，可以更深入了解客户的资金流及财务运作模式，有利于更好地控制企业客户的信用风险；另一方面，银行在多年风险管理中积累下来的客户经营与财务方面的大数据，也为启发、创造新的投资、交易及保值需求提供了待发掘的宝藏。

银行销售渠道优势无法撼动

银行理财向净值型产品转型的难点，在于收益的不确定性导致的客户接受程度相对较低，这正是很多同业机构建议转型分步走的主要考虑因素。然而解决这个问题没有捷径，需要销售渠道切实地投入资源，较长时间的解释引导、跟踪宣传和进行投资者培育。强大的渠道是完成这一过渡性工作的必要条件，而银行在这方面的优势无法撼动，非银行机构的类似产品如公募基金、资管计划等，则往往力不从心，需要大量依赖银行渠道开展代理销售。

商业银行特别是大中型商业银行，营业网点基本已覆盖全国地级市及经济较发达的县市以上区域，拥有无可比拟的物理渠道优势。在互联网领域，当前银行的信息系统较其他同业机构，依然具有绝对的领先优势。商业银行依托严格的风险控制体系，通过强大的信息系统控制流程，使得互联网的金融服务更加安全，投资者也普遍更加信赖商业银行的网络渠道和品牌声誉。同时，商业银行已形成完善的总分支机构管理框架，分条线进行垂直管理。在细化客户分类的同时，商业银行也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不断为客户提供更专业、更贴近市场的金融服务。

银行理财主动管理净值型产品的优势

对于投资者而言，银行理财主动管理净值型产品相比较目前主流的预期收益型产品，至少拥有以下几点竞争优势。

更高的潜在产品收益

银行通过专业化的主动投资与交易管理，灵活运用久期错配、信用错配、流动性错配等配置策略以及骑乘策略、杠杆操作、相对价值策略、波段操作等交易策略，可以有效地提高理财产品资产运作收益，同时适时安排利率、汇率风险的动态管理方案进行成本与市值管理，尽可能规避净值大幅波动的风险，锁定收益。从大环境看，由于国内经济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将处于转型期，经济增速中等、货币政策保持宽松的局面将成为“新常态”，各类标准化金融资产价格在无风险利率不断下行的环境下有望呈现上涨趋势，有利于主动管理净值型产品将资本利得转化为投资者收益，从而较单纯依赖资产利息的预期收益型产品更具吸引力。

更灵活的差异化或分层产品设计

引入主动管理后，银行将可以根据投资者不同的风险偏好，通过杠杆率设置、套期保值方案和比例的差異，分层设计不同预期收益和预期波动率水平的产品，甚至为高端客户的特殊需求量身定制专属的交易结构和投资策略。相比较目前结构较为简单、风格较为单一的预期收益型产品，银行理财的产品体系层次将极大丰富，与客户需求的契合度将显著提升，全面覆盖低风险低收益的存款与高风险高收益的股票型基金之间的广阔投资需求空间。

更专业的跨境、跨市场类产品运作

利用外汇和大宗商品交易团队的力量，银行将得以跳出目前以固定收益团队为主的资管框架，构建一个全球化、全市场的资产管理体系。过去银行在跨境及跨市场类产品设计中，往往一味地对冲汇率等相关风险，或简单的交由合作机构代为管理，而通过主动管理转型，该类产品的运作将更为专业，原本需要花费成本进行对冲的波动性反而可能成为主动获利的市场机遇。随着国人对外币资产的认识不断加深，以及美元趋势性的走强，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希望走出去，对外币理财、跨境及跨市场类产品的需求愈发旺盛，银行有必要也有能力为这类投资者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综上所述，银行理财未来的转型方向应为引入交易元素的主动管理净值型产品。银行资产管理业务应通过与自身交易团队的结合，实现专业优势的集中整合，有效提高主动型的资产管理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改变过去结构简单、风格单一的产品体系，业务经营模式由粗放逐步走向精细，产品类型从预期收益型产品为主向更加透明规范的净值型产品为主转型，资产管理从传统的配置型向交易与配置均衡转变，大类资产配置类型从粗放单一的类固定收益向股权、债权、商品、外汇等均衡发展的方向完善。

当银行理财转型到位，投资者在逐渐接受主动管理净值型理财产品后，也将能够逐渐接受金融市场合理波动的风险，从而淡化对理财产品收益刚性兑付的要求。同时，交易能力出众、主动管理业绩优秀的银行资管将从同质化竞争中脱颖而出，投资者在享受到优质的银行资管服务的同时，也将带动优秀的银行资管平台和投资者的共同成长，实现双赢。

（作者系中信银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

作者：孙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