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法律援助论文

摘要：农民工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从法理基础上说，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责任是人民主权原则的要求，是社会契约的要求，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实质平等的基本前提，是“看得见的正义”的内在要求。从法律依据上说，我国宪法、法律法规等从不同方面规定和体现了对农民工进行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农民工法律援助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农民工法律援助论文 篇1：

我国农民工法律援助问题与对策研究

[摘 要]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是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也是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內在要求。在认识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意义的基础上，深刻分析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建立健全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的若干构想，从而确保法律援助机制的有效运行。

[关键词]农民工；法律援助；问题；对策

[作者简介]陈昊，中共漯河市委党校讲师，河南漯河462000

农民工，特指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从农村来到城市并在一定时期内被雇佣从事非农劳动，仍然保留农村户籍和农民身份的人。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推进，由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规模逐年扩大。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切实加强对农民工的法律保护，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广大农民工的迫切愿望。

一、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的意义

(一)维护平等的要求。公平和正义原则要求我们必须强调公民应真正享有平等权。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每个人享有毫无差别的平等是全人类对平等的最高追求，然而就实质公正而言，对处境不同的人和事给予不同的待遇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一个社会不可能做到完全相同地对待每一个人。平等保护所要禁止的不是分类行为本身，而是要制止不合理的分类。因此，需要对某一群体的人比另一群体的人给予或多或少的优惠，以维护实质上的平等。

(二)人权保障的需要。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的基本价值就是要求对所有人予以普遍的尊重和保障，对弱势群体加以特别的关注、尊重和保护。人权保障要求通过相应的措施最大限度地缩小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差距。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对他们的人权要给于例外对待和特别保护。在我国人权保障机制中，立法通过民主的参与来对各种利益进行分配和确定，行政通过执行法律来实现立法所分配的利益，司法通过裁判来保证利益的公正实现。只有这样弱势群体才不会被排斥在人权保障的范围之外，宪法所确立的原则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三)权利救济的必然。有权利必然有救济，没有救济机制加以维护的权利容易被虚置。如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长期得不到救济，其利益遭受严重损害，既违背了平等权和人权保障的要求，也有可能使矛盾激化，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将难以维持。由于经济收入和自身能力的原因，在现实中弱势群体的利益极易受到侵犯，在这种情况下，更加需要运用具有强制性手段给予其有效保护。通过制定和实施法律、法规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保护，是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当前农民工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常识缺乏成为农民工寻求法律援助的知识障碍。首先，农民工缺乏法律常识。农民工的文化素质较低、维权意识和能力较弱。据有关调查显示，当权益被侵害时，因为农民工无法掌握有利证据，特别是证明劳动关系的最重要的证据一劳动合同，许多农民工不愿选用法律程序加以维护。其次，法律援助人员缺乏法律常识。在我国，许多地区还未真正实现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职业化、专业化，法律援助人员对涉及农民工案件的法律不太熟悉。办案水平不高，导致农民工对法律援助的质量不够信任，不愿寻求法律援助。

(二)机构不健全成为农民工寻求法律援助的机构障碍。首先，法律援助机构数量少，分布不均匀。法律援助工作人员中职业律师偏少，且兼职多，不能适应目前法律援助发展的需要。其次，基层法律援助机构经费短缺，对实际办案人员的补贴少，一些法律援助服务人员办案非但拿不到相应的补贴，有时还要倒贴钱，势必影响办案积极性，难以保证办案质量。

(三)宣传力度不够成为农民工寻求法律援助的信息障碍。首先，我国法律对法律援助行政不作为没有具体的问责制度，导致很多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人员的责任心不强，除了应付上级有关部门的检查外，不太愿意主动去宣传法律援助。其次，由于经费不足，农民工对法律援助的需求量非常庞大，导致有些地方不敢向农民工宣传法律援助制度，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仅限于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案件和经济特别困难的当事人寻求法律帮助的案件，对许多依法可以获得法律援助的事项无法向农民工提供帮助。

(四)维权成本高成为农民工寻求法律援助的经济障碍。首先，农民工在申请劳动仲裁或提出诉讼时必须先交纳仲裁费、诉讼费；涉及致残或医疗事故的还要交纳伤残等级鉴定费或医疗鉴定费等；急需医疗费要求申请法院先予执行的，还必须提供财产担保，农民工大都是外地人，一般无法提供财产担保。其次，现行劳动法、工伤保险条列等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程序复杂，缺乏可操作性，也增加了农民工的维权成本。如现行的60天仲裁时效和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及一裁二审制度。

(五)审查程序繁琐成为农民工寻求法律援助的程序障碍。按照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法律援助要提供经济困难的证明，虽然有些地方放宽了要求，只要是农民工可以不提供经济困难的证明，但也要求提供相应的身份证明，如暂住证、工作证明等材料，很多农民工除了身份证，根本提供不了其他证明，需到有关部门如居委会、工会去开具证明，在实践中这些单位也往往以不熟悉情况为由而拒绝。

三、改革完善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的对策

(一)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农民工法律援助宣传。首先，注重宣传对象的普遍性。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宣传要深入基层，应当选择农民工老家的贫困农村，城市中的改制国有企业、建筑工地、大中型矿山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火车站、汽车站等农民工群体聚集的地方。宣传工作要依据各用人单位、农民工集聚地、居住地的基层组织有针对性地进行。其次，要注重宣传内容的广泛性。宣传的内容应当包括普法和法律援助以及与其相关的维权知识，对于国务院出台的针对农民工的有关法规、规定和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也要及时地宣传。最后，要注重宣传方式的多样性。利用广播、报纸、电视、网站等公共媒介进行宣传。此外，还要让社会各界，包括有能力的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热心奉献、积极捐助，使他们在支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方面发挥有效作用。

(二)为农民工法律援助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首先，增加财政投入。《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明确指出：“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此，各级政府，尤其是劳务输入地政府应当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安排专项法律援

助预算，为农民工获得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其次，鼓励和争取社会支持。法律援助不仅仅依靠政府拨款，也不能光靠律师免费服务，社会也需承担一些责任。让社会各界，包括有能力的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热心奉献、积极捐助，充分发挥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吸纳社会救助的功能，广泛募集社会资金和其他资源支持法律援助，最后，对有些恶性案件，由用人单位承担法律援助费用。对恶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群体性农民工权益被侵害等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和影响恶劣的案件，由用人单位承担法律援助费用。

(三)完善农民工法律援助相关法律法规。首先，出台法律援助专门法。法律援助立法，在层次上主要包括宪法和基本法、行政法规等专门立法。在以宪法原则肯定的同时，以专门立法的形式具体规范法律援助工作。其次，通过相关立法解决法律援助中存在的一些关键问题。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应统一采用“属地原则”和“属人原则”，由受援人从住所地和事件发生地的援助机构中自行选择其一；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实行“普惠制”与“特惠制”相结合的援助机制。即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对农民工的法律服务收费和诉讼费统一采取低标准，以使该地区全体农民工普遍受惠，在此基础上，再对特别贫困的农民工减、免法律服务费用。关于授助范围，应包括刑事、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只要农民工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都可以寻求法律援助，最后，规定简易程序。在法律援助中，简易程序的采用将是我国扩大法律援助对象、面向广泛的法律援助需求的一个有效措施。

(四)加大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建设力度。首先，机构分布要合理。由于大量农村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弱势人口呈分散化分布且多数为文盲半文盲，法律援助的机构设置应当面向农村。其次，机构规模大小要合理，以援助对象的多少为依据。在机构分布的密度上，应当便于受援对象的申请，不能过稀、过少、过远，否则，广大农民工只能放弃请求权。再次，统一管理法律援助机构。管理权应该由国家立法授权并由各级法律援助中心行使管理、实施、监督、考核等权力，并统一调拨经费、统一管理专职人员，确立中国法律援助中心的权威性、统一性、稳定性。最后，加强乡镇司法所建设，规范法律援助运行。乡村司法所覆盖面广，扎根农村，熟悉农民经常面临的法律问题，而且可以作出较快地反应，能够避免矛盾的激化，最适合作为农民工法律援助机构。

(五)构建和完善农民工法律援助协作机制。加强法律援助中心与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建立起以市法律援助中心为主导，由法院、公安、法制、信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参与的农民工法律援助联动机制，共同协调解决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中的具体问题，确保农民工投诉案件及时、依法、有效办理。其次，加强法律援助中心与社会群团组织之间的协作。与工会、团委、妇联、残联等社会群团组织联合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维权岗，协调开展农民工中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工作。再次，加强法律援助中心与新闻媒体的协作。在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媒体开设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题栏目，营造良好的农民工法律援助氛围。最后，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司法行政部门、人民法院等单位中抽取劳动监察员、劳动仲裁员、援助律师、法官各数名，组建农民工维权协调机构，形成合力，专门负责农民工维权事务的处理，使农民工从劳动争议投诉始至判决执行整个过程，能够畅通无阻通向“绿色通道”，做到快、简、便；

(六)加强农民工法律援助队伍建设。首先，司法行政机关应经常组织律师和法律工作者进行政治业务学习，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履行好自己的义务，要尽职尽责，维护受援方的合法权益。其次，鼓励执业律师设立专门为农民工维权的律师事务所和法律咨询机构，并对此类机构予以必要的税收优惠。对律师实施法律援助进行倾斜，并加大对律师的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水平。再次，建立志愿者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可从社会上招募法律援助的志愿者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救济的有关意见咨询或帮助等。最后，完善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补贴制度，提高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补贴标准，对办案费用支出，由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单独列支，向办案人员实报实销。

(七)健全农民工法律援助质量监督机制。各级法律服务机构应制定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监督办法或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体系，将法律援助办案质量考核标准量化，以增强办案质量监督的科学性。可以建立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相结合的质量监控体系。首先，事前监督重在告知受援农民工所享有的权利义务，尽量挑选业务能力和工作责任心强的人员办理案件。其次，事中监督主要体现在对办案过程的跟踪检查上，主动介入办案过程，强化每个工作阶段的信息反馈，使下阶段的质量管理工作能根据上阶段的办案情况及时作出调整，再次，事后监督的最主要方式是将补贴的发放与案卷归档挂钩，以经济手段促使办案人员及时地保质保量地办结案件。最后，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开展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质量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予以通报。

[参考文献]

[1]张寒，经济潮中农民工的法律援助问题[J]，经济师。 2010，(3)，

[2]冯哲，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困境：分析与解决[J]，农业 经济，2009，(8)，

[3]姜澜涛，农民工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及其机制的建构 [J]，夭府新论。2008，(12)，

[责任编辑：荷 叶]

作者：陈昊

农民工法律援助论文 篇2：

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责任的法理基础和法律依据探析

摘要：农民工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从法理基础上说，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责任是人民主权原则的要求，是社会契约的要求，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实质平等的基本前提，是“看得见的正义”的内在要求。从法律依据上说，我国宪法、法律法规等从不同方面规定和体现了对农民工进行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

关键词：农民工；法律援助；政府的责任

近年来，弱势群体的上访问题已成为党中央国务院重点关心的问题之一，其实引起这些上访的问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法律问题，可以通过司法途径予以解决。然而由于现代法律制度的专业性，当人们权益遭受侵害时，必须得到法律专业人士的帮助。可是农民工群体由于经济困难等原因，无法得到法律专业人士的帮助。司法公正作为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这时就形同虚设，这就需要政府提供法律援助，使任何人不会因为经济困难等问题而不能享受司法的公正。

一、法律援助制度政府责任的涵义

政府责任所指的责任是指政府对公民所应承担的责任，以及政府及其官员在公共管理中所履行的与其职位和权力相对应的职责与义务，包括维护国家宪政制度、确保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倡导良好社会风尚、发展公共事业、维护公民生命和财产不受侵犯等方面的责任。

政府责任有政治责任、行政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四个层面，在法律援助制度中应承担的政府责任，主要体现为行政责任，行政责任是指行政法律规范要求政府及其官员在其行政活动中履行和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构建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是社会对政府以宪法和法律为原则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必然要求，是政府的基本责任。

具体来说，法律援助制度政府责任是指国家对经济困难且需要帮助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以保证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责任，就是指政府对于农民工法律援助需要承担的责任。农民工就是政府所承担责任相对应的权利主体。也就是说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是国家，法律援助是公民(农民工)所享有的权利，而非政府或是某个政党给予的赏赐。

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为法律援助制度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因此，在我国，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就已经明确了我国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

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应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负有保证公民(农民工)平等实现其合法权益的责任。这是制度上的保证，也是公民选择让渡其自身权益而建立政府并赋予其管理权力的前提；二是政府对其做出的承诺，不论是对外还是对内都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这是政府作为一个特殊的主体，所需要承担的法律上的和道德上的责任。

二、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责任的法理基础

农民工作为我国弱势群体中相当庞大的一族，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上都处于绝对劣势，政府对其承担法律援助责任就显得更为重要。

1.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责任是人民主权原则的要求。

人民主权是民主政治的核心理念和基本价值，人民主权学说也是近代国家政权理论的重要基石。

按照人民主权原则，政府的权力属于人民，政府责任是政府行使政治、经济、社会等管理权力的对应条件，政府作为国家权力执行机构，应该也必须承担国家对公民尤其是处于社会贫弱境地人民利益的保护责任。政府在法律援助制度中承担责任表明现代法制政府既是权力政府，更主要的是责任政府，其享有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一切权力，同时也负有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责任和义务。

2.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责任是社会契约的要求。

按照社会契约论者的理解，政府的产生是公民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而建立起来的。公民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权益而将部分权益让渡给国家形成权力，由宪法赋予政府。因此，在公民因为经济困难等原因没有能力维护其权益时，政府就应该有责任、有义务去为需要的公民提供援助。农民工作为公民中的一个特定群体，而且是在社会中处于绝对弱势的群体，要求政府为他们承担法律援助的责任是理所应当的，符合社会契约的要求。

3.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责任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实质平等的基本前提。

作为法律援助制度基础的理念，国际上公认的有法治、公正和平等这三项基本价值。政府责任体现政府对法律平等的承诺，既然各国宪法都以“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基本原则，当公民合法权益遭到侵害同时又不能靠自身力量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时，政府就有义务制定相应的具体制度，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因此，法律援助势必成为政府责任。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但是，由于法律的应用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活动，一般公民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是不能够很好掌握的。当其权益遭受侵害时，他们需要得到法律专业人员的帮助，维护其合法权益。

而农民工这样一个群体，其经济能力比较弱，加上没有社会福利等保障，当其权益遭遇侵害时，没有经济能力请求(购买)法律专业人员的帮助，其权益也就不能够得到很好的维护。如此一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这就需要政府提供法律援助，承担法律援助的责任，使得农民工这些弱势群体不会因为经济困难而无法获得法律专业人员的帮助，无法维护其合法权益。只有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4.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责任是“看得见的正义”的内在要求。

正义是法律援助的理论根基。“正义可以划分为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同时正义也可以分为“实体的正义和程序的正义，实体正义是法律实体权力和义务分配的正义，包括着法对社会生活权益与责任的分享和分担，程序的正义是指解决社会冲突上的正义。实体正义是基本的正义，程序正义是必要的正义”。其中，形式正义和程序性正义都是看得见的正义，也是“一种高成本的正义”，它一般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如起诉时需交纳一定的诉讼费、请律师帮助时需支付一定的律师费等。正是这样，农民工在不能够支付高昂的法律服务费的情况下，也就无法得到这种“高成本的正义”，无法得到一个“看得见的正义”。而如果正义是看不见的话，正义本身就不能够使人信服，其本身的“正义”也会受到质疑。

5.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责任有利于社会纠纷解决的效益最大化。

当一起纠纷产生后，在进行解决的过程中，需要付出很多成本，有社会成本也有经济成本。如果说一个农民工当其权益遭受侵害后没有能够得到法律专业人员的帮助，其权益最终往往就不能够得到很好保护。这与政府为其提供的法律援助相比，经济上或许政府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失，甚至是少花费了几百到数千元，但在社会成本上，政府将失去这个农民工以及周围了解这起纠纷缘由的人对政府的信任。应该说仅仅失去对政府的信任并不可怕，但由此导致这些人失去对法律的

信任，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失去对法律的信任，那就相当可怕、相当严重。到时政府再去采取补救措施恢复公民对法律的信任，那将需要更长的时间，付出更大的社会成本，还要因此付出更多的经济成本，那时就不只是简单的几百元数千元。

因此，政府承担农民工的法律援助责任能够使得农民工信任法律，为最终解决社会纠纷降低成本，有利于社会纠纷解决的效益最大化。

三、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责任的法律依据

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除了道义上的和政治上的需要外，也是政府依法行政构建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的要求。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责任有着以下法律上的依据：

1.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责任的宪法依据。

我国宪法序言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对于政府而言，宪法更是其权力的来源，是其最高的法律依据。

我国《宪法》第23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对于公民而言是一项权利即平等权，但对于政府而言则是一种义务，即政府负有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义务。如果说当农民工需要法律专业人员帮助却因为经济原因不能够得到时，这个法律面前的平等就不可能实现，因为农民工不懂法律，又怎么能够去实现平等?因此，该条也就赋予了政府对需要法律帮助的却没有经济能力的农民工承担提供法律援助的责任。

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形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也就是说如果农民工涉嫌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时，政府有义务保证其获得辩护，承担对其法律援助的责任。

2.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责任的法律、法规依据。

在一般法律法规中，法律援助制度政府责任也有相应的依据。与法律援助联系较为密切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法律援助条例》等，与之相配套的还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为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真正确立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在2003年7月国务院通过并公布的我国第一部《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明确将法律援助的性质定位为政府责任。《条例》第3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4条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全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第5条规定：“直辖市、设区的市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根据需要确定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机构。”《条例》第7条规定：“国家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第8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第9条规定：“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有关的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第10条规定：“公民对下列需要代理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这就将“以农民工为主要援助对象的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的两类农民工维权案件纳入了法律援助范围”。可见，《条例》表明在涉及法律援助的众多主体间的法律关系中，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处于基础性、决定性的地位，这也标志着中国法律援助工作已逐步摆脱过去单纯的道义色彩，从传统的社会个人慈善行为发展成为国家对公民的一项司法救济义务。

在该条例颁布之前，全国各地已经有很多地方的省级人大或是市級人大以地方法规的形式规定了本地区政府的法律援助责任。在国务院的《法律援助条例》实施后，各地又开始结合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对地方法律援助条例进行修改或是制定颁布地方法律援助条例。至今，全国大陆所有省级单位包括新疆建设兵团都已经设立了法律援助中心，指导并管理本地区的法律援助事项，甚至有些地方还兼职部分法律援助事务的处理。

这些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几乎都明确了政府对法律援助的责任，尤其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更是就与农民工利益相关的事项进行了列举，明确了政府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所负有的责任。

参考文献：

[1]官晓冰，中国法律援助立法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20-22.

[2](4]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322，332.

[3]卓泽渊，法的价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514.

[5]贺春云，关于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的调查报告[A]，中国法律援助年鉴2005[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06.

(责任编辑　王勇)

作者：关朝斯

农民工法律援助论文 篇3：

完善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对策探索

对农民工进行法律援助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对农民工实施法律援助，体现了党对“三农”问题的重视，有利于提高和扩大党的公信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建立和完善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能够使广大农民工群体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由于大部分农民工在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行业的一线岗位工作，农民工群体文化程度不高、技能培训较少，各项权益保障相对薄弱。当前，农民工法律援助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对法律援助的对象和范围没有作出明确扩大的法律规定；农民工法律援助的标准偏重于经济方面，对援助对象的规定要求过于严格，要求受援人同时具备经济和案情标准，导致各地农民工法律援助运行起来很难做到全覆盖；农民工法律援助保障措施不得力，影响法律援助效果，等等。为此，人民论坛编辑部特邀有关法律专家就农民工法律援助问题展开讨论，为农民工解困，为政府分忧。

【摘要】农民工法律援助是一个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也是一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政治任务。改进和做好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需加强立法保障，推进法律实施，完善运行机制，强化宣传培训，让受援人对社会公平正义更有获得感和幸福感。

【关键词】法律援助 农民工 权益保障

法律援助是国家建立的保障经济困难公民和特殊案件当事人获得必要的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加强法律援助制度建设，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内容，是深化人权法治保障、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途径，是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形成的特殊群体，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入城市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劳动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截至2017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28652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本地农民工11467万人。农民工已成为我国最庞大的就业群体之一。

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新起点上，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正在迈向新时代、形成新格局、获得新发展，广大农民工通过法律援助制度和政策的具体落实，越来越多地体验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越来越实在地感受到法治的阳光和温暖。但在农民工法律援助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破解。
农民工法律援助尚未纳入国家法律集中统一调整的法律体系，需加强立法保障

立法不完善。现有农民工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多是位阶层级较低的行政法规（如《法律援助条例》），或是散見于一般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性指导意见中，没有纳入国家法律集中统一调整的法律体系。具体来说，农民工法律援助的一些立法存在指导思想不明晰，对援助对象和范围没有作出明确扩大的法律规定，尚未完全将农民工群体纳入法律援助范围；法律援助的主体、条件、义务、经费等规定过于笼统，仅明确规定政府作为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未对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责任作出相关规定；法律援助申请标准仍以“经济困难+案件类型标准”作为基本的准入，未将农民工群体的身份、户籍、家庭情况、身体状况和社会地位等综合因素及其特殊性纳入考量，准入门槛过高，限制了扩大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全覆盖”，等等。例如，在实践过程中，由于《法律援助条例》对“经济困难”标准缺乏具体规定和解释，往往使得某些大城市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作为经济困难标准，农民工因此被这个标准卡在了法律援助之外。

加强立法保障。良法是农民工法律援助之前提。应当制定专门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法律，在国家立法层面建立保护农民工权益、调整农民工关系的法律制度。应当制定《法律援助法》，其中专章规定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制度。通过国家立法形式，把农民工法律援助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经验提升为国家意志；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最大限度覆盖农民工合法权益容易受损的领域；简化农民工法律援助的程序，例如，对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实行简易程序，明确举证责任由雇主承担，把农民工因通过法律程序维权产生的误工费、旅差费、调查取证费等列入赔偿范围；从国家立法上将农民工法律援助的经费固定下来，中央和地方财政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的专项经费，单独纳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此外，目前全国法律援助律师仅有7400多人，占全国律师总数的 1.75%，远远不能满足近3亿农民工法律援助的需要。应当大幅度提高法律援助律师办案补贴标准，扩大农民工法律援助律师队伍，以适应新时代法援工作的新需求。
农民工法律援助缺乏长效机制，且申请、协调、联动存在运行障碍，需完善法律援助运行机制

机制欠缺，运行不顺畅。第一，农民工法律援助存在缺乏长效机制的问题，主要表现：一是组织推进阻障。农民工维权具有特殊性，如法律的程序性与援助目标的实体性之间有矛盾；诉讼、仲裁等法律专业化与农民工普遍文化低致使维权时机延误等，往往导致启动农民工法律援助的被动性和偶发性。加之某些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作祟，法律援助涉及本地利益的企业责任时不作为，甚至推诿打压。二是经费保障不力。政府是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律师是开展维权的主力，履行援助法定义务。国家（政府）拨付充足的专项经费，才能为农民工法律援助提供必要的经济保障。但在一些地方，尤其是经济不发达或欠发达的地方，农民工法律援助的经费得不到应有保障。第二，农民工法律援助的申请、协调、联动等机制在实践中存在运行障碍。这里以农民工异地申请法律援助为例，涉及法律援助申请机制、地区地域协调、部门协作联动等至少三个部分。农民工法律援助的申请是首要环节，由于法律援助规范上的某种粗化和意见实施的滞后性，农民工法律援助申请往往存在审查标准过严、审查未考虑农民工实际状态（如务工地与户籍地不一致时导致不愿花费成本开具贫困证明）等问题，即使是开通了“法律援助绿色通道”，问题仍然难以得到根本解决。此外，农民工法律援助还存在地区与地区、部门与部门之间未形成一体化的协调与联动，跨界协作与异地工作机制尤为不足等问题。这些因素，导致把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纳入政府责任、降低维权成本等目标难以实现。

完善运行机制。持续深化法律援助便民服务，按照《司法部关于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的意见》要求，为农民工提供标准化、精准化、便捷化的法律援助服务。进一步拓宽申请渠道，在农民工集中的单位、社区设立流动工作站巡回受案，利用信息化手段，逐步实行网上受理申请；建立完善法律援助异地协作机制，在农民工转交申请、核实信息、调查取证、文书送交等方面实现无缝对接，方便农民工异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帮助农民工降低维权成本；发挥“百度法律援助地图”作用，引导农民工就近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加强与人民法院的协调配合，完善法律援助与诉讼费用减免缓制度的衔接机制，合力推动判决执行，确保农民工及时获得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加强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住房城乡建设、信访、公安、仲裁、工会、妇联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形成合力共同解决农民工欠薪等权益保障问题。应当推动律师广泛参与法律援助工作，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组建农民工法律援助专业团队，不断提高办案专业化水平，提高农民工法律援助服务质量。
农民工维权中存在“欠薪欠保”和法律援助未实现“全覆盖”的问题，需积极推进法律实施

重点不突出。农民工法律援助，涵盖就业创业、劳动保障、公共服务等诸多方面，其中以劳动保障（如劳动报酬、工伤保险待遇、经济补偿）的法律援助为最多，重点是“欠薪”问题。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农民工欠薪问题几乎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其数量多、范围广、影响大、法律关系复杂，超出了农民工法律援助的所有其他类型。以建筑业领域欠薪为例，除了部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确实存在困难，或是劳动用工管理不规范等原因外，绝大多数是与实践中“算总账”等项目运作方式相关。劳务、建筑公司“垫款揽活”，一开始便将薪资风险转嫁给农民工。一旦盲目施工资金链断裂后，开发商拖欠工程款，施工企业无力支付农民工薪金，施工企业与开发商互相推诿，受损害的是农民工。若是遇上违法分包，情况更为复杂：有包工头与建筑商结算不清的，也有开发商、施工方、供应商形成三方债务的，更有包工头携款而逃的，最终都损害到农民工的利益。这些情况显示，农民工维权中的“欠薪欠保”问题，是法律援助的重中之重。这些关于农民工法律援助的重点问题与顽疾，既是法援工作的现实困境，同时，也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覆盖面偏窄。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另一个突出问题，是未能实现农民工维权保障的法律援助“全覆盖”。就现有的制度与政策看，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虽然从经济困难和案件标准两个方面放宽条件，覆盖就业各行业、维权各环节，努力实现“应援尽援”，但“全覆盖”不是法定的，并未获得《法律援助条例》等法规的确认和细化，仍存在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变数。同时，农民工法律援助的信息不通畅，农民工知晓程度低等客观因素，也使“全覆盖”难以实现。

推进法律实施。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实施得“硬不硬”，是能不能让农民工通过法律援助制度感受到法治温暖的关键环节。各相关主体应当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工伤保险条例》《法律援助条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从根本上为农民工维护合法权益提供法治保障。重视防治并举、源头防范，加大监管力度、完善监管举措，推进劳动合同格式标准及备案出台，切实贯彻落实农民工“治欠保支”工作的法规政策，主动提前介入农民工案件维权；简化农民工法律援助的申请条件和程序，确保“一简三优”落实，开辟立案新窗口，做到“应援尽援，应援速援”；加强法律援助与人民调解等救济形式的有机衔接，建立与人民法院对接机制，弥补维权成本高、周期长、取证执行难等缺陷，畅通法援实现机制，提高纠纷解决效率。

在针对劳动争议处理模式的低效问题方面，建议赋予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一定程度的强制执行权，将劳动监察变为劳动警察进一步增强劳动保障监察力度。国务院2004年11月发布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赋予了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调查、检查和作出行政处罚的权力，但却没有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权力，导致许多处理决定无法执行。比如，针对用人单位的欠薪行为，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可以作出责令其限期支付的劳动监察指令书，但仅凭劳动监察指令书却无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旦用人单位拒绝履行，农民工只能再去申请劳动仲裁。因此，建议赋予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查封、扣押等强制执行权，变劳动监察为劳动警察，提升用人单位违法行为的查处效率，从而将用人单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导致的劳动争议案件终结在劳动监察阶段，同时，简化进入司法程序的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流程。发动广大律师积极参与农民工法律援助，推行“点援制”，指派或由农民工挑选业务能力强、服务态度好、法律援助经验丰富的律师办理相关案件；切实贯彻落实《关于完善法律援助补贴标准的指导意见》，进一步调动社会律师等法律援助事项承办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积极性，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农民工）法律援助的需求。
法律援助制度的宣傳普及和培训教育不力，致使部分农民工不理解法律援助，需强化宣传培训

宣传培训不力。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对象是农民工，但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而有些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普及和培训教育不力，致使部分农民工不理解法律援助，进而无法通过法律援助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强化宣传培训。农民工遇到合法权益受损的情况时，往往还存在“不懂依法维权”“不会依法维权”“不能依法维权”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农民工对国家法律援助等依法维权的制度还不了解。因此，应当加强对农民工的法治宣传教育，尤其是要提高他们依法维权、运用法律援助制度维权的法治意识，在农民工维权方面努力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应当针对农民工的需求和现实问题，开展法律援助普法宣传、劳动法律知识等专项培训；依托“两微一端”、中国法律服务网、主要网络及平面媒体等，开展全方位多形式的法治宣传与法律知识推广；针对农民工维权的事前、事中宣传培训，同时，加大农民工组织培训力度，特别在每年岁末年初返乡高潮、亦即欠薪高发期开展专项整治活动，逐步建立常态化的培训机制，配合“法律九进”与“七五普法”，真正提升农民工法治观念与维权意识。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原所长；四川省律师协会监事长、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主任）

【参考文献】

①《刘振宇：近五年来全国法援机构共组织办理案件633.6万件》，司法部政府网，2018年11月29日。
延伸阅读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民工法律援助成绩显著

加强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事关广大农民工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民工权益保障和法律援助工作，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创新方式方法，不断加大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力度，取得了显著成就。

在国家层面，农民工法律援助持续加强。据司法部公布的数据，从2014年至2018年的五年，全国法援机构共组织办理了法援案件633.6万件，受援人达695.7万人次，提供法律咨询超过了3652万人次。其中，法律援助服务农民工246.7万人次。2017年，全国共办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44万余件，农民工受援人达49万余人次，为农民工讨薪83亿余元，有效维护了农民工合法权益。2018年，全国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81.3万多件，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法律服务108.1万多件，其中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和免费法律服务居多。从农民工角度来统计，2018年司法部在全国开展“法援惠民生·助力农民工”品牌建设活动，指导各地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办理农民工案件41.3万件，其中办理农民工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案件35.3万件，51.5万人次农民工获得法律援助，131.8万人次农民工享受到便捷的法律咨询服务。

在地方层面，各地深入推进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例如，四川是农民工输出大省，该省成立的四川·成都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专门从事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工作，自2006年至今，无偿接待法律咨询46231件，涉及58296人次，涉及金额4.5亿余元。受理案件7820件，涉及金额19586.8万元，办结案件7489件，涉及人数8185人，涉及金额15909.8万元，帮助受援群体挽回经济损失13154.71万元。又如，安徽健全法律援助便民服務网络，推动网络平台与实体平台相结合，为农民工维权讨薪提供更加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2017年全省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共为农民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8万件，为农民工讨薪3.6亿元；解答劳动纠纷、社会保险待遇纠纷等涉及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法律咨询5.3万人次。再如，北京市高度重视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2018年各级法律援助机构为在京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17167件，涉及18000余人，帮助农民工获益2.48亿元。

（延伸阅读由专家李林、王宗旗撰写）

作者：李林 王宗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