酉水航运社会文化论文

【摘要】清代沅水流域的木材贸易极为兴盛，商人采购的木材在湖南的托口、洪江、常德等地集散，进入长江后运销汉口、南京及江南地区，官府采办的皇木则经运河输往北京，沅水流域因木材贸易已逐渐融入了全国市场。沅水流域的木材贸易从雍正时期开始迅速增长，到乾隆中后期输出量保持平稳，在嘉庆时出现峰值，贸易额最多达80多万两。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酉水航运社会文化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酉水航运社会文化论文 篇1：

乡土人文资源在民族地区校园文化建设中的运用

一

人文资源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内涵。一般作为一个普遍概念的人文资源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现有的学者多从静态的角度定义人文资源，如费孝通先生就认为：人文资源是人工的制品。人类通过文化的创造，留下来的，可以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是人文资源。而景占魁先生则把人文资源定义为：人类历史上创造和积累的遗产，是以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的，其它任何资源都无法代替的资源。而笔者从动态定义人文资源，认为人文资源就是通过人造物或人与社会传承和发展的文化。人文资源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不同的划分。从时间纵向上人文资源可以分为历史人文资源和当代人文资源；从地域来看可以分为普遍性和乡土性的人文资源；从不同的传承群体可以分为民族的、群体的、阶层的、职业的人文资源。而民族地区乡土人文资源往往具有地域性、历史性、民族性、原生态性等特点。

民族地区中小学建设的校园文化应该是现代性和传统性相统一和谐的校园文化。一方面要积极推进新课改，积极实施研究性学习课程，形成自主、创新、民主的校园文化；另一方面，要把乡土人文资源运用到校园文化建设中去，形成有亲切感、真实感、有特色、讲实用的校园文化。这是当今教育时代要求和民族地区教育现实基础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二

民族地区有着丰富多彩的人文资源，但并不是所有的都移植到校园之中，校园文化是有选择的。校园文化建设的目的主要是塑造人，它通过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育人方式影响着每一个在校园生活和学习的人。民族地区教育的育人境界应该是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塑造既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又富有自身特色的人材。在贯彻现代教育的过程中，我们有行政上的帮助，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和考试导向都在促成学生适应社会能力的提高。但是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却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充分利用当地人文资源，把它引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去，以达到把民族地区的学生培养成富有个性的学生的目的，而这一前提是民族地区往往有大量丰富而具有教育意义的、民族的、历史的、原生态的人文资源。湖南龙山县是位于湘西北的一个土家族聚居的民族县，和其它很多民族地区一样，这里交通不便，但却保留着古老而多彩的文化。有学者称龙山所处的武陵地区为文化冰箱、文化沉积带。在龙山的众多人文资源中，以里耶为代表的历史文化、以洗车河流域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以茨岩塘为代表的红色文化最有代表性。里耶地处酉水中游，很早的时候就是武陵山区重要的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之一，也是湘西著名的四大名镇之一。代表性的里耶历史文化主要有水运贸易、里耶防卫、古建筑、古墓群、历史典故等等。从战国时甚至还可能提前，里耶是湖南与重庆、四川贸易通道中十分重要的一站，也可能是几次人口大迁移和战争的通道。从里耶的水运史可以想象筚路褴褛的古老湘西人披荆斩棘，开辟生存空间的艰难。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了湘西人团结、粗犷、真诚、洒脱的性格，这不得不给我们以美的感受。作为军事重镇的里耶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2002年里耶战国古城和秦简的发掘活生生地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古代城市防卫图，这是学生们特别感兴趣的问题。里耶的古码头、明清建筑、战国遗址、古街道无不令人惊叹。里耶的匪患和剿匪故事总是那样的惊奇。龙山洗车河流域是我国土家族民族传统文化保存最为完整、文化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洗车河流域民族文化丰富多彩，蔚为壮观。非物质文化有土家语、摆手舞、梯玛信仰、打溜子、织锦技术、各种民间体育游戏、民间故事等，物质文化有土家族吊脚楼、转角楼、杉木楼、凉桥、古码头，生活器具、生产器具、祭礼器具等等。这里的每一项文化事物都有其深厚的内容，这是土家族千百年用劳动和智慧来创造出的结晶。其中有许多的文化事物是独特的，是土家族区别于其它民族的标志。人是社会中的人，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这也就形成了人的社会个性。土家族民族文化有很大的审美和教育价值，能让学生产生民族自豪感，能促成学生形成健康人格和形成民族个性。土家族在历史上就有抗倭、抗击外国侵略者和外国传教士的爱国传统。也有数不清的土家人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反蒋、抗美援朝的战争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反压迫、反侵略，土家族以自己鲜活的事例展示着自己的红色传统。茨岩塘位于龙山县东部，原来是中共湘鄂川黔根据地总部所在地。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在国民党军的进攻下，总部从龙山兴隆街迁至茨岩塘，在现在的桑龙公路沿线，有许多关于红军、贺龙的故事、传说、遗址。这些文化对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感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

民族地区人文资源是民族地区人们生产生活长期积累的结果，熟悉当地人文资源是该民族学生应具备的素质。面对经济全球化，民族地区学校要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因为良好的校园文化有助于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人格、良好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目前经济全球化使文化的传播方式更加便捷，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也更加重视本民族的文化，强调自己特色和增强民族、国家认同。“文化是由人类反思性思维发展起来的积累性结构。实施这种思维机制是每个人的内在素质的一部分。”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素养是一个现代人应具备重要的基本素质。

民族地区是人文资源的宝库，有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资源，这些资源都是民族地区学校进行校园文化建设的有利条件。湖南龙山有着多彩的民族文化、历史文化、革命文化，这就为龙山县各中小学进行校园文化建设创造了重要条件。但是由于这些具有民族性、历史性、原生态性的人文资源丰繁芜杂，所以在利用这些人文资源进行校园文化建设时应注意其教育意义和可行性的评估。

从民族地区中小学的校园文化建设上看，众多学校和教师在利用当地人文资源建设校园文化上作了积极的探索。从湖南龙山县的实践来看，当地学校能够充分地结合当地实际建设校园文化，使学校形成了一定的独特的文化。但是民族地区利用当地人文资源建设校园文化还有很多值得深入的地方。我认为利用乡土人文资源在民族地区中小学建设校园文化应注意下面几点：一要积极推动中小学新课程改革和素质教育，这为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二是教师要加强对现代教育理论的学习，成为研究性学习和探究性学习的领跑者。要开发和利用好校本课程，关键是教师的观念要先转变；三是学校应成为当地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者，学校和教育文化部门要增强这方面的责任意识；四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加大在校园文化建设上的投入，设立专项资金，同时也要发动企业和个人捐赠。这些投入表面上看不到产出，但长远意义不可估量。我们的民族教育应该说是既现代又传统富有特色的教育，而利用乡土人文资源进行校园文化建设将大有作为。

本文是湖南龙山高级中学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规划课题《乡土人文资源与校园美育的整合研究》研究成果，课题编号：MY06056

作者：田顺江　葛政委

酉水航运社会文化论文 篇2：

清代西南民族地区的木材贸易研究

【摘 要】清代沅水流域的木材贸易极为兴盛，商人采购的木材在湖南的托口、洪江、常德等地集散，进入长江后运销汉口、南京及江南地区，官府采办的皇木则经运河输往北京，沅水流域因木材贸易已逐渐融入了全国市场。沅水流域的木材贸易从雍正时期开始迅速增长，到乾隆中后期输出量保持平稳，在嘉庆时出现峰值，贸易额最多达80多万两。咸丰以后，由于当地发生动乱，森林资源遭到破坏，太平天国运动又阻碍了正常的贸易往来，沅水流域的木材贸易逐渐衰落。

【关键词】清代；沅水流域；木材贸易；辰关

【作 者】许存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天津，300350

沅水是黔东南和湘西地区与外界交流的主要水道。沅水发源于贵州的清水江，沿途接纳渠水、洪江、■水、溆水、锦水、熊溪、酉水等支流，汇入洞庭湖，从而与长江相连通。清雍正时，在黔东南和湘西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并疏浚了清水江河道，随着这两个地区的开发，沅水流域丰富的木材资源被商人运往长江流域和华北地区销售，从此将该地区纳入到全国市场中。本文通过对沅水流域各府县木材产出情况以及木材的销售市场情况进行梳理，考察沅水流域输出的木材来源与运销。在此基础上，利用沅州中游之工关——辰关的税收数据，探讨清代沅水流域木材贸易的变化趋势，并计算出通过辰关木材的流通量和价值量，进而估测清代沅水流域木材贸易的规模。

一、沅水流域各府县木材产出情况

贩运于沅水的木材主要来源于贵州东南部和湖南西部，还有少量来自广西。贵州木材的采伐始于明代的皇木采办，明代曾多次派员前往贵州地区采木，王士性指出“楚中与川中均有采木之役，实非楚蜀产也，皆产于贵州深山大垅中耳”，[1 ]95但明代时主要限于政府采办，商业性木材贸易尚未大规模的展开。雍正七年（1729），“鄂文端与巡抚张公广泗请开濬（清水江），自都匀府起至楚之黔阳县止，凡一千二十余里，于是复有舟楫之利”。[2 ]333此后，贵州东南部的黎平府、都匀府和清江厅开始大量输出木材，外地商人前往卦治、王寨、茅坪（即“内三江”）和托口、洪江、常德采购木材，沅水流域的民间木材贸易由此兴盛起来。清政府这一时期对苗疆的征伐，也促进了清水江流域木材的输出。贵州的木材输出主要经清水江和渠水运输，清水江流域是杉木的主要产区，黎平知府俞渭称：“东北近河一带，栽种杉木，转售商贩，放运出江，藉可获利。”[3 ]16黎平府所属的锦屏县，是木材输出最多的县份之一，天柱县也是较早输出木材的地区，天柱县“山屏列如几案，余因蒐採木植”，[4 ]26清水江下游地区现在保留着大量的林业契约，形成了独特的林业经济。乾隆以后，清水江中上游地区也开始有了木材输出，位于中游的清江厅“验山多童，先年之苗不习松杉等利，山中之树听其长养，竟多不知名，今则种松栽杉者郁郁”。[5 ]173清水江上游的都匀府是开发最晚的地区，直到晚清时期木材贸易才发展起来，如都匀府八寨县“产木甚多，然业木商者，邑人甚鲜，数十年前，两湖两广商人云集，人民不知十年树木之计，任意贱售”。[6 ]363清水江的木材以杉木为主，也生产楠木、樟木、松木，随着原始林的砍伐殆尽，杉木的人工种植得到发展，到乾隆时，当地已经形成一套完备的人工林营造技术。清水江所产木材，质量较好，价格也高，行销长江中下游地区。黎平府所产的木材，也有部分经渠水输出，“黔省所出杉木，木次必经渠河，旧设牙行，以俟远省商人怀资到此，与黔民交易”。[7 ]471清代清水江的苗族和侗族，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发展出林粮间作的杉木种植技术，一直能够保持木材输出的数量，成为沅水流域木材输出的主要来源。

湖南西部属武陵山区，山多地少，森林茂密，从明代开始便已有了木材的输出，到清代时也得到延续，但由于在明代时很多原始建材林已被砍伐，清代的输出以杂木为主。如渠水流域的靖州，明代时产杉木较多，是皇木采伐地之一，但到清代数量减少，质量也较差，已经不属于皇木的采伐范围，“产材木只属薪樵之用，少中栋梁之选，……凡值委办皇木之员偶一经过，俱派人往他境采办，不与本州相涉”。[7 ]471靖州所属之会同县茶油、桐油与杉木为民生日用的主要经济来源，这说明当地的山林作物中，茶油、桐油等经济作物的地位已经高于林业。靖州绥宁县“环绥皆山，所产多枞木，杂树供城乡薪樵之资，间有杉木出境，并非木商来贸，俱系地贩采伐，扛运入河”。[8 ]432这说明绥宁县所产的木材不多，仅为当地小贩运出。潕水流域的沅州府开发较晚，清前期仍有较多的木材输出，如黔阳县的杉树“邑产最多”。[9 ]290辰州府在明代是重要的皇木供应地，明代时辰州输出木材的品种已有很多，根据长江下游芜湖关的记载，辰州出产“楠木、青柳木和茅洞杉板”。[10 ]30-36到清代，木材输出减少，“（楠木）以采伐者众，今则深山穷谷不数见，亦鲜有香者”。[11 ]300清代辰州、沅州府的木材输出，主要是当地苗民前往深山之中，“自行锯板，背运出售”，[12]448这表明当地的木材运输不便，没有形成大规模的采伐，所以只能苗民自行前去背运，而没有形成如锦屏、天柱等地运木出山的洪路。酉水流域的永顺府在雍正改土归流后才得到大规模的开发，因此在清中期仍有较多的木材输出，但到同治时，“杉，大者甚少”，[13 ]365说明到清后期永顺府的木材输出也减少了。常德府的木材以松树、柏树、枫树、槐树为主，杉树较少，雍正时期湖南巡抚王国栋奏报“自辰郡以下至武陵县河洑相距三百六十里，俱不产木”，[14 ]613这应该是王国栋的夸张之词，但也反映出常德府所产木材不多。

除了以上所提及的地区外，还有从广西转运而来的木材，广西和贵州所产的杉木由靖州过境，每年约值银10万两，过境松板每年约值银2千两。[15 ]369-370此外，洪江上游的城步县，虽属宝庆府，但其所产木材亦经洪江运送到洪江镇，城步县“外惟贩杉木，无他奇货”，[16 ]405说明杉木在该县对外输出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由上可见，到清代时，沅水流域的木材主要来自上游清水江地区，中下游湘西地区的木材输出相较于明代已经有所减少。随着明代自然林的砍伐，湘西地区没有继续发展用材林的种植，而是转为种植周期更短，收益更高的桐树和茶子树，如辰州府“本地土产惟有桐油而已”， [17 ]90所产桐油遍行各地，沅州府、永顺府也大面积种植桐树。此外，清代湘西地区逐渐发展了手工业，将竹木进行了加工，不再销售初级的原材料，也是竹木输出减少的原因，如辰州府、常德府所产竹子很多，从康熙时开始发展了造纸业。到乾隆时，湘西木材输出主要是新开辟的苗疆，“查湖南苗疆地方崇山峻岭，多产木植……，将山木卖给内地商民，砍伐可以得价获利，且空出山场可施耕鑿，以资生计”。[18 ]90从中可以看出，苗民砍伐完原始林后，将留下的空地用于耕种粮食或其他经济作物，而不是营造人工林，这说明这些树木在砍伐后便不会再生。因此，到清代时，沅水流域的木材主要来源于贵州的人工杉林，湖南所产的原始林所占的比例很小。

二、沅水流域木材的运输与销售

沅水流域木材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沿途木材市场的形成。由于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贸易实行当江制度，即由茅坪、王寨、卦治三寨的木行轮流充当木材贸易的中间商，林农只能将木材卖给山客，上河山客不能冲江出卖，下河水客不能越江购买，双方必须前往三寨交易。因此，茅坪、王寨和卦治成了最上游的木材集散市场，“山产木植，历系附近黑苗陆续采取，运至茅坪、王寨、卦治三处地方交易”。[19 ]61木材从贵州进入湖南，托口与洪江是最上游的两个木材集散市场。托口为渠水与清水江的汇合处，从广西、靖州和贵州来的木材都要经此下运，早在明代就已有商人在此购木，“明时木商皆聚于此，以兴苗市场”。[20 ]40明末清初战争中，托口被焚毁，改移到天柱县的远口司，“康熙六年（1667）春各省客民自洪江群来，受厘迁市，供洪乡诛茅，荒出之下，聚者千家”。[20 ]40康熙时外来人口的移入，促使托口又兴盛起来，到乾隆时期，托口“上通贵州苗峒，巨木异材凑集于此，官之采办与商之贸贩者，皆就此估值以售，编筏东下”，[21 ]246已是一个庞大的官、商木材集散市场。洪江位于巫水与沅水的汇流处，沅水到此后水流变大，航运条件得到改善，而且当地有宽大的木坞，可以存放木材。上游的小排木材，下放至洪江，存储待售，售卖之后扎成“洪头”下放，因此成为沅水流域规模最大的木材集散市场。清代洪江为楚南大镇，百货鳞集，洪江当地建立了很多外地商人的会馆，这些商人不仅经营木业，还有其他如桐油、盐等，庞大的商人势力，形成了洪江深厚的会馆文化。木材从洪江下运，经辰关纳税，即到达常德府的陬市、河洑和德山集散，这里属于洞庭湖区，上游木材“中路生意放至桃源之陬市出售，长水生意则在常德揪，……越洞庭而达长江，供给沿江各大商埠之需用”。[22 ]由于洞庭湖水运凶险，特别是冬季时风浪很大，因此需要在常德改扎成大排。沅水流域的木材在上游本地销售较少，到常德后，山客和部分水客便不再继续往下游，而是在此将木簰售卖给大木商，所以在常德形成了木材销售市场。河洑和陬市相邻，雍正之前，河洑即已成为木材销售的行市，雍正朝辰沅靖道王柔指出，“商木采买之所，必于河洑木市会齐，始得发卖，从无途中拆卖之事”，[23 ]49他在管理辰关时，伪装成商人前往河洑的木行，查清了当时木材的实际价格。到咸丰时，“河洑及德山一带，实辰、常各属下游总汇之区，木簰均于此停泊”，[24 ]641木材贸易颇为繁盛。此外，德山、张家湾、万家嘴也是木簰的汇集地，这些地方也有一定的木材贸易。

木材运出湖南后，进入长江流域，沿途销售。首先是武汉市场。武昌在清代为华中地区的政治中心，汉口为清代四大名镇之一，整个武汉对木材需求量很大。这些木材最主要的是用于建造房屋，“楚省素乃产竹木之乡，民间庐舍多藉此以为篱壁”。[25 ]114其次，造船业的需求也很大，清代在武昌和汉口设有官船厂，负责制造湖广所需的漕船，随着水运的发展，民船、商船也大规模建造，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木材。此外，历次火灾、兵灾后，以及一些政府工程，都需要大量木材重建，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清政府兴办运河堤工，从汉口采购杉木八万根，并要求在六个月之内运到山东，[26 ]788由此可见汉口竹木市场规模之大。汉口的鹦鹉洲和武昌的白沙洲，是长江上游木材的集散地，其竹木“自湖南、贵州来者为多，自四川来者亦不少”。[27 ]106

再往下游，则到了南京市场。长江上游的木材，需要在南京改捆后再向各地运送，南京的木材市场在上新河，这也是龙江关所在的位置，明清时期湘黔有大量的木材运送至此，明代时上新河“数里之间，木商辐辏”，[28 ]19清初龙江关的过关木簰中，有“苗簰”这一类目。据经君健考证，长江上游运来的竹木在南京分为两路，一路从仪征或瓜州转入运河，运往山东、直隶或者京师；一路向南销往江浙、苏杭等地。[29 ]

沅水流域的木材贸易，受皇木采办的影响兴盛起来，但民用市场需求的扩大，民间贸易的数量远超皇木采办。清代规定湖南每年的皇木采办量为“桅木二十根，断木三百八十根，架木一千四百根，铜皮槁木二百根，共需木价银一千九百五十二两零”，[30 ]106这些木材全部运往北京。由于皇木运输过程中会出现损毁的情况，清政府规定采办官员可以多采购木材运往北京，这些官员据此私自购买木材，躲避关税，然后运往江南发卖，因此，江南的木材中有部分为采木官员、皇商携带而去。

沅水流域繁荣的木材贸易，使得该地进入全国市场。特别是清水江地区，由于山多田少，经济成分单一，该地区依赖于将木材输出，获得白银，以购买日常之需和缴纳赋税。咸丰时期，由于太平天国运动，长江堵塞，前来收购木材的徽州、江西商人减少，“木积如山，朽烂无用，苗人穷伐”。[31 ]349由于苗民贫困，无法交纳赋税，政府又不允许减税，在这一时期爆发了张秀眉动乱，这次动乱以台拱为中心，波及整个黔东南地区。抗战时期，清水江流域木材贩卖困难，当地苗民“经济来源断绝，更乏谋生之术”，[22 ]这说明清水江地区的经济已经完全融入了长江流域的经济体系中，市场需求是清水江木材贸易发展的主要原因。

三、沅水流域的竹木流通量及其规模分析

木材是传统社会重要的生产资料，由于木材产地和需求地的不一致，木材的长距离运输十分繁荣。清代所设的工部税关专征木材流通税，有些设置于木材的产地，如四川渝关、浙江南新关；有些设置于流通枢纽，如南京龙江关。这些工关留下的税收数据、征收资料，是研究清代木材贸易的重要资料来源，但除少数研究税关的学者对这些资料有所利用外，研究木材贸易的学者对这些资料的重视还很不足。为征收沅水流域的木材流通税，康熙后期辰关成为中央税关之一，辰关的设置为研究沅水流域的木材贸易提供了资料。

清代沅水流域木材贸易十分繁荣，史籍中对其情况也有一些记载，但以文字形容和抽象描述为主，严谨的数据难得一见。光绪《黎平府志》记载“惟杉木则遍行湖广及浙江等省，远商来此购买，数十年前则每岁可卖二三百万金，今虽盗伐者多，亦可卖百余万”。[32 ]301这两个数据既模糊，样本也太少，无法作为当地木材贸易量的可信资料。沅水中游的辰关是专门征收木税和盐税的工关，留下了康熙至光绪年间具有时间序列的税收数据，通过对这些税额的研究，可以对沅水流域木材贸易的流通量、价值量进行估测，并分析其时间变化趋势。

明代时沅水中游地区便有了一定的开发，明政府在辰州设有税课司，专门征收盐、木、油税，到清康熙时，木税关从税课司中分离出来，由辰州知府负责监收。辰关位于沅水与酉水交汇处，上通贵州东南部的黎平、镇远，下可达常德、汉口。辰关作为工部税关，负责征收盐税和木税，清代前期辰关有两个木税口和一个盐税口，其中木税关征收自上游而下的木材税，一个在府城南河五里之瑶湾，征收来自沅水上游，主要是清水江流域的杉木税；另一个在府城西之北河口，征收永顺一带贩卖而来的杂木税，[33 ]1704盐税口在城外东关，征收来自下游的淮盐税。咸丰十一年（1861）增加了常德武陵县河洑作为竹木税分税口，征收辰州至武陵的竹木税。

康熙四十八年（1709）以后，辰关木税定额为1030两，盐税为1370两，木税和盐税所占的比例分别为43%和57%。雍正、乾隆、嘉庆时期，税收数额没有区分盐税和木税，但到光绪朝，两者有了明确的区分，因此可以利用光绪朝的比例估算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的木税和盐税所占的比例。根据统计，光绪时木税占税收总额的86.98%，盐税占税收总额的13.02%，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数据可能存在不小的误差。如乾隆《辰州府志》记载：“盐税较旧已三倍矣，木税较旧且十倍有余。”[11 ]171若按此估算，则盐税所占比例高达28.5%，但由于该记载没有具体的数据，且数据样本也少于光绪时期，因此只能作为修正比例的依据。据此，可以估算出辰关的木材流通情况。笔者利用木税的数据，根据辰关税则，推算出过关木材的数量和价值量，从而对辰关的木材流通进行量化分析。

对于利用工关税收数据反向分析过关竹木数量这一方法，石莹对其可行性、缺陷与问题、计算与估测的方法做了一些的说明，[34 ]给笔者很大的启发。对于这一方法具体应用于辰关的木材流通研究，笔者认为还需要做如下的解释：

1. 数据质量。一是税收数据的完整性，辰关的关税数据相对于芜湖关、九江关、临清关等重要税关而言，数据缺失较多，嘉庆、道光、同治三朝的数据仅有少数年份的记载，这三朝正是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如太平天国运动对这一地区产生很大的冲击，“自咸丰二年（1852）军兴以后，江南道路不通，徽商裹足，江西商贩来者也很少。三年、四年、五年，税务短绌尤甚。自咸丰六年（1856）以后，江路渐通，辰关木税渐有起色，但仍难征收足额”。[35 ]501但由于缺失了关税数据，这一问题在表1中并没有得到体现，因此需要在分析时结合其他文献记载进行多方面的考察。二是税关数据的真实性，税收数据只能大致反映最低的木材流通量。首先是官员贪污会导致税收额的降低，辰关贪污案的发生不在少数，关书、胥吏及其家人等对商人的苛索也不会被记录在案；其次是商人们也会利用各种机会逃税，特别是在夏季涨水时，乘夜偷逃的情况应该也有不少；再次是关税的考核体制也会带来税收数额的不准确，无论是乾隆元年（1736）开始的与上年税额比较，乾隆十四年（1749）规定的与雍正十三年（1735）定额比较，还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实行的上三年税额动态比较，都会导致辰州知府不愿如实上报税额，特别是上三年比较之例实行后，官员在奏报本年的税收时只会让数据比去年稍微增长，以减轻以后的税收压力。作为主要征收木税的工关，辰关的税收应该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在气候条件较差的年份，应该会有一些减少，但乾隆后期的税收数据却表现得十分平稳，这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在缺乏商业统计数据的清代，税额数据作为具有时间序列的商品流通数量的记录，因此其在研究中仍有重要的作用，只是应谨慎地利用其中的信息。

2. 计算方法。一是利用木税税额计算木材流通量。辰关“木排以杉木为大宗，其余杉仿、杉板及杂木税甚微”[24 ]641，这与清水江木材多为人工杉木林符合，因此这里把税额全部认为是杉木的税收，但实际情况可能要比估算的杉木数量少一些。辰关的税则规定每银一两收税三分，即3%的税收比例，这一税率一直延续到光绪时期。雍正七年（1729）制定了不同尺寸杉木的定价，利用税收额、税收比例、税则，可以分别算出杉木流通贸易额。在雍正以后，随着原始林木开发殆尽，清水江流域的杉木开始以人工林为主，大约20～30年砍伐，所产杉木应该是以围圆3尺的杉木为主，因此以此进行折算，大致算出流通杉木的数量。由于资料有限，这里只能假定所有木材的周长均为3尺，而忽略其他规格的木材数量，存在一定的误差。二是在计算时把附加税做了剔除。附加税以耗羡盈余为主，光绪年间的奏折中汇报了耗羡盈余的数额，但由于附加税并不是在税则3%里征收，为了提高数据的准确性，所以各类附加税、耗羡盈余等一律剔除。

由表1和图1可以得到以下两点认识：

1. 辰关的税收在清代前中期一直保持着增长，到咸丰以后才出现衰落。从康熙年间辰关开始设立后，由于税则和定额的原因，每年的税收额较少，雍正七年（1729）税则的修改，使得辰关税收快速增长。进入乾隆朝以后，辰关的税额先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时期，从一万二千两上升到两万两，乾隆中期以后，则趋于平稳，税收的波动主要表现为闰年与平年所收税额的不同。嘉庆时期，由于定额的修改，辰关的税额达到最高峰。咸丰以后，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长江水路受阻，徽商、江西商人都无法前来收购木材，当地爆发动乱，破坏了森林资源和当地原有的贸易体系，所以这段时间出现了税额的不足。应当指出的是，乾隆三十二年至乾隆三十四年（1767-1769）出现了一个小高峰，随后下降，这是因为税关数据只有1767年和1769年两年，这两年的关期内正好都是闰年，所以税额较多，出现了伪高峰，应予以修正。

2. 辰关的木税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清水江木材的贸易情况。从数据质量最好的乾隆朝来看，从乾隆初到乾隆二十六年（1761）是增速最快的时期，乾隆二年（1737），辰关税收12546两，乾隆二十六年（1761）辰关税收20055两，年均增长率高达19.7%，税收的快速增长与木材贸易的发展密切相关。这既是因为当地开发的加快，也是因为市场需求的扩大，无论是汉口市场，还是江南市场，在乾隆时期都快速发展，对木材的需求不断提高，从而促进税收的快速增长。

四、结 语

清代以来，沅水流域木材贸易的发展，向汉口、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北京提供了大量木材。受地理环境和经济开发水平的影响，清水江地区在清代发展了人工营林技术，杉木种植、砍伐与贩卖成为当地最重要的产业；湘西地区在原始林砍伐后，转而发展多种经营的山林经济，木材输出数量减少，因此，清代沅水流域的木材输出，主要来源于清水江地区。清水江地区的木材虽然需要经湘西外运，但由于当地经济水平不高，对木材的需求很小，因此以集散市场为主，从上游而来的木材运到汉口后，才开始沿长江售卖。清代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长距离的运输贸易调剂了各地的余缺，商业化成为促进各地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沅水流域将木材等资源输出至长江中下游、华北地区，又从江南、汉口输入棉布、食盐、日用百货等商品。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杉木种植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产业。因此，以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为特征的斯密型经济发展方式，[36 ]促使沅江流域融入国内市场。

通过对辰关税收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乾隆朝至嘉庆朝是木材贸易最兴盛的时期，咸丰以后，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逐渐衰落。木材为可再生资源，但很多地方在砍伐后，由于没有人工营林技术，木材资源逐渐枯竭，从各地工关的税收情况来看，如四川渝关、浙江南新关、山西武元城等税关，在乾隆以后都出现由于木材过关数量减少，导致税收不足额的情况。辰关直到嘉庆后期仍能保持税收的增长，说明沅江流域，特别是上游清水江地区，很好地保持了林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主要得益于当地苗族、侗族的人工营林技术，说明在经济开发的同时，也可以因地制宜地促进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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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存健

酉水航运社会文化论文 篇3：

南京明代通济门船形瓮城建筑意象赏析

摘要:南京城是我国古代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明都南京的规划设计者刘基精通堪舆术(风水术),并将其用于宫城的卜地选址及南京城池的营建,而中国古代风水理论的哲学基础就是最古老的文化典籍之一《周易》。以《周易》理论为视角,解读南京通济门船形瓮城的各种建筑意象。

关键词:通济门船形瓮城;秦淮河;《周易》; 明南京城的规划营建

Key words:boat-shaped urn city at Tongji Gate; Qinhuai River; “Book of Changes”;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Nanjing City in Ming Dynasty

作者简介:刘斌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副研究员

近三十年来,南京市政府不断投入巨资对举世闻名的南京城墙进行大规模抢险维修,使古老的城墙拂去尘埃,重现神韵。

通济门,这座在20世纪50年代不幸惨遭拆毁的明代老城门,却因一张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航空测量队拍摄的珍贵旧照片而留下了它惊鸿一瞥的身影。画面上,谯楼巍峨,城门之外宽阔的护城河——外秦淮河穿墙而过。俯视之,整个内瓮城平面呈船形,三道瓮城,四进门垣,一览无余。这条曾经存在了六百多年的神秘“大船”,让今天的人们充满着好奇。在诸多有关南京城墙的书籍中都饶有趣味地提及了通济门船形瓮城,它为什么会呈船形?它的建筑设计理念和寓意是什么?往往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中国著名的文化典籍《周易》,几千年来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尤其是对中国的古都文化,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本文尝试从《周易》理论的角度,解读南京通济门船形瓮城的建筑意象,以期能对南京城墙历史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一、《周易》哲学思想与明都南京的规划设计

在中国古代,任何一个王朝或政权都希望能够长治久安,成就万世基业。因此,对于都城的选址及规划极其慎重,对它的自然地理环境、军事战略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基础等都要做深入细致的综合分析研究,以确定其是否有利于巩固统治。易经八卦、风水理论等在其中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周易》成书于西周初叶,最初是一本占筮用书,依据卦爻卦象的变化来推断占卜人事的吉凶祸福。同时,《周易》也是一部充满深刻哲学思想的著作。《周易》这部书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经》包括卦、卦辞、爻辞等内容;《易传》包括彖辞、象辞、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等篇章。《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

《周易》一向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被尊称为“众经之首,大道之源”。它揭示了自然界及社会生活的一些基本规律,它作为一部重要的哲学典籍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审美意识、风俗习惯皆可在《周易》中找到基因。”①易学思想有形无形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人生哲学。在中国人心目中,它是天地万物无所不容,无所不能阐释的。它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它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层次和行为方式。

在中国历史上,《易经》最早论及建筑起源和基本功能,它所蕴含的象、数、义、理等思想,对中国的建筑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特别是历代都城或皇家建筑的选址、布局和形制都深受《易经》思想的影响。

在明初都城南京的规划营建中,《易经》理论虽然并没有如同在明清北京城一样得到清晰而完美的体现,但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我们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中国古都文明,认识理解各种文化现象,沿着《周易》这条脉络或许容易找到真正的答案。

元末明初,道教盛行,朱元璋对道教相当重视,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他任用了不少道教名士,如:刘伯温、张中、刘渊然、丘玄清、张三丰等。道教在发展成熟过程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作为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也成为道教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来源和依据,以《周易》为首的易学对道教教理及教义多有影响。易学从根本上决定了道教关于宇宙论、生命观等重要内容的思维模式。在道教中,法天象地、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贯穿始终。

除此之外,朱元璋本人也很讲究天象,相信风水。中国古代风水理论的哲学基础就是最古老的文化典籍之一《周易》,风水理论主要是以当时社会的哲学观念为基础,把天文、气候、地文、水文、生态环境等内容用于选择城址和居住环境,明都南京的规划设计者刘基精通堪舆术,并将其用于宫城的卜地选址及南京城池的营建。

二、明都南京最大的京城城门——通济门

明都南京13座京城城门为明初洪武年间所筑,《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九年(1386年)“十二月酉,诏中军都督府督造通济、聚宝、三山、洪武等门”。另据《上元江宁合志》记载:“明太祖肇建都城,拓宋元之旧址,惟南门、大西、水西三门不改,更名聚宝、石城、三山”。这13座京城城门中,通济门为明初新建。

通济门位居南京城南三门之中,坐北朝南。据《南都察院志》记载:“本门冲要,东至正阳门界,西至聚宝门界,长五百一十一丈七尺,垛口七百四十四座。”明代顾起元所撰《客座赘语》中有这样的描述:“南都城围九十里,高坚甲于海内。自通济门起至三山门之一段,尤为屹然。聚宝门左右皆巨石砌至顶,高数丈,吾行天下,未见有坚厚若此者也。”

明代陆容所撰《菽园杂记》中,记有通济门等四个重要城门不许出丧的内容。②清代甘熙所撰《白下琐言》也有记载:“明初建立都城凡十三门,钟阜、清凉、金川俱闭,往来通衢,三山、通济之外,以聚宝为最盛。”③《白下琐言》卷三中记载:“大城今通行者十门,而通济门第一道城阙内,左右各有瓮洞可容百余人,相传为屯军之所,盖通济与东水关近,防守较严,故其制与诸城特异”。④可见,通济门在明清南京城的交通、军事等方面地位相当重要。

据20世纪30年代朱偰所著《金陵古迹图考》记载:“十三门中,三山、通济而外,以聚宝最为崇宏。”可以理解为通济门、三山门(即水西门)规模大于今天号称“世界第一大瓮城”的聚宝门(今中华门)。另据南京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南京建置志》记载:在现存的清代实测地图上按比例尺计算,通济门内瓮城占地面积为明代南京十三座京城城门中最大的一座。

从位置和形制上来看,通济门和三山门这两座城门几乎是完全相互对应的。通济门南侧有水关一座,即东水关。东水关原为南唐金陵城的上水门,是内秦淮河入城处。东水关在明代又称通济水关。明初建造南京城,为了控制秦淮河水的水位,将通济水关精心设计为“偃月洞”,共有33券,分为3层,每层11券;下层11券通水,上、中两层22券洞为藏兵囤粮之用。

三山门,原为南唐都城至宋、元金陵城的“龙光门”,也称作“水西门”。三山门与通济门一样也是船形瓮城,三道瓮城,四进门垣。城门南侧也有水关一座,即西水关,原为南唐金陵城的下水门,明代又称三山水关,是内秦淮河出城处。

明清时期,上水门和下水门改为水关,不复为城门。东水关和西水关至今仍保存。在近年来的城建中,南京市博物馆通过对通济门城门基址及瓮城墙垣遗迹的考古发掘,基本了解了通济门三道瓮城原始位置、结构、规模以及构筑技术等情况。

三、涣涣之大河——秦淮河

南京为“十朝都城”,在城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几度成为江南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六朝、五代十国的杨吴及南唐和明初,是南京城市发展史上的三个高峰期。这其间,人类活动与河流水系的关系极为密切。

秦淮河位于南京城南及南郊一带,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30平方公里,是南京第一大河,自古就是长江下游的一条支流,原被称为“小江”,这是相对于长江这条“大江”而言的。晋至隋,通称“淮水”。秦淮河上游分别在句容和溧水两县境内,东源和南源在方山附近汇合以后,水量增大,直抵南京城下。河水在通济门外九龙桥,注入明城濠而分成两支:一支为“内秦淮”,从东水关入城,由东向西横贯市区,出西水关,注入长江;另一支为“外秦淮”,即明都南京城南的护城河,它在城外自东向西流经水西门附近与“内秦淮”汇合,流向长江。

孙吴定都建业,开创了南京作为六朝都城的历史,秦淮河与南京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东吴以水军立国,孙权对它在军事上的作用极为重视:“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⑤孙权移镇建业后不久,在秦淮河入江口的清凉山上砌筑石头城,作为戍兵屯粮的军事重地;同时“夹淮立栅”,自石头城至秦淮河下游两岸遍设栅障,称“栅塘”或“秦淮栅”。

六朝时期,特别是最初的东吴时期,第一次大规模利用和改造了南京的河道水系。东吴赤乌八年(公元245年),孙权下令疏浚和拓宽秦淮河水系,发展江南的水运,开凿破岗渎等人工水道,沟通都城内外的水上交通。使秦淮河东通江南内河,西达长江,成为建业与三吴地区重要的水路运输线。秦淮河流域的果蔬稻米、柴草山货,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丰富物产,均由此源源不断运至建业,既满足了都城日常生活之需,又促进了秦淮河两岸的迅速繁荣。

六朝时期,秦淮河下游两岸主要集中了居民区和商业区。这时期的秦淮河河面宽广,水大流急,也是建康都城南面最重要的交通线和军事防线。“大抵六朝都邑,以秦淮为固,有事则沿淮拒守。”⑥此一时期发生在建康的大小战事,几乎无一不与秦淮河有所关联。

六朝时期,秦淮河航运极为发达,西晋作家左思《吴都赋》中的诗句“水浮陆行,方舟结驷,唱棹转彀,昧旦永日”,“楼船举帆而过肆,果布辐辏而常然”,生动地描述了风光秀丽的秦淮河上百舸争流,商贾云集,高官显贵、名门望族萃聚的情形。

据《建康实录》记载:在建康的江河码头一带,经常停泊着成千上万的船只;从海路来建康进行经济文化友好往来的国家,也大为增加;南海诸国以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中部)与南朝的贸易关系最为密切。从东吴到南朝,扶南曾先后遣使来建康30多次;位于东海外的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国也与南朝有着密切的往来,到建康的各国使者络绎不绝。⑦当时秦淮河面宽阔,海船可以直接进入,风浪也很大。据《宋书·五行四·水不润下》记载:东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年)的一次“涛变”中,“贡使商旅,方舟万许,漂败流断,骸胔相望”,上万艘船只毁坏沉没。

六朝时期,从现在的通济门附近到石头城这一段的秦淮河上曾先后设有朱雀航等24座浮桥,史称“二十四航”⑧。这些浮航平时联舟为桥,用以交通;遇有警急,则撤舟通流,隔绝两岸交通。朱雀桥是其中最大、最重要的一座。据《建康实录》记载,晋咸康二年(336年)在秦淮河上建造朱雀桥,“桥长九十步,广六丈”。以此推断,此段秦淮河河道宽度约有130米⑨。另据1986年南京市对西水关疏浚的情况看,古河道两岸相距近300米,深20多米,出土了大批由战国至明清的陶瓷器皿和不少沉船,特别是出土了一艘长约30米、宽6米多、载重约60吨的杨吴以前的大型木船。由此可以看出古时“淮水”之大,与今天秦淮河20至30米宽的狭长河道有着天壤之别。

五代十国时期,杨吴、南唐相继统治金陵,金陵重新成为东南地区政治和经济中心,并在全国政局中产生重要影响。《五代史》记载:“梁贞明六年,徐温遣陈彦谦城金陵。徐知诰复广金陵城周二十六里。为八门。淮水而东者为上水门,而西者下水门。西之南曰栅寨门,又西南为龙光门。”

南唐初立,金陵数次大水,秦淮河数次满溢,东水关一带尤为被害。“天威军督虞侯、左卫使刁彦能请筑堤为斗门疏导之,水患稍息。”⑩南唐时期,金陵城中水路交通相当重要,这些城门中有四个是沿水设门。

杨吴及南唐时期的金陵城防以城墙与城濠相结合。当时对金陵水道系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主要是利用自然水道并辅之以人工河道,连接起完整的护城河系统,这就是著名的“杨吴城濠”。据明代陈沂撰《金陵古今图考》记载:“自北门桥东南于大中桥,截于通济门外,旁入秦淮。又自通济城外,与秦淮分流,绕南经长干桥,至于三山门外,于秦淮复合者,杨吴之城濠也。”杨吴城濠“阔二十五丈,周四十五里”,环绕金陵全城。宋、元两代沿用了杨吴、南唐金陵城。

明朝初期,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明代营建应天府城时,承袭了南唐金陵城的格局,并在都城周围规模空前地整修、开凿护城河,使护城河相互连通,成为世界上最长的护城河。其中,杨吴城濠的“外濠”(即外秦淮河),成为明都南京城南的护城河。秦淮河还承担着向都城运输漕粮的重要任务。

四、从《周易》理论的角度看通济门的建筑意象

1.观物取象

早在远古时代,中国的先民们对日月天地、鸟兽虫鱼、四季寒暑等自然现象就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往往是对大自然的直接模仿与再现。《周易·系辞下》:“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卦以拟象,象以存意,意以象尽,“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与天地相似,故不违”。《周易·系辞上》:“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设象、观象的目的是为了明吉凶,知变化。

现代易学专家研究认为:《周易》有形式逻辑思维,如演绎思维、类推思维、形式化思维;有辩证思维,如整体思维、变易思维、阴阳互补思维、和谐与均衡思维;有直观思维,如模拟思维、功能思维;有形象思维,如意象合一、象数合一等。《周易》演绎思维首先是观物取象,然后引申其含义,阐发其义理;凭借卦象,引发感慨和联想,推理出理性认识的结论。

中国古代哲学以天、地、人为一个宇宙大系统,追求宇宙万物的和谐合一,并以此为最高境界,“法天象地”的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周易》哲学理论为基础的风水理论不仅把人看成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把大地看做是富有灵性的有机体,各部分之间彼此关联,相互协调。风水理论强调敬畏自然,以自然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朴素的自然观既是风水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华。

中国古人在利用风水术选择和建构生活环境时,总是要把城市、村落、住宅等与天象结合起来,“法天象地”,力求“天助、人助”,“万物兼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使人与周围的生活环境、气候、天象、动植物、地形等形成协和、共进、互助的关系,从而达到“天人合一”、“天人相助”、“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境地。

2.观象制器

我国古代从西周开始就有“观象制器”的传统,《周易·系辞下》列举了《离》、《益》、《噬嗑》、《乾》、《坤》、《涣》、《随》、《豫》、《小过》、《睽》、《大壮》、《大过》、《夬》等诸卦的各种取象:

“包牺氏作为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削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于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是故《易》者,像也;象也者,像也。”

《周易》认为卦象是圣人观察模拟天地万物以及人自身的形象而创造出来的。“圣人立象以尽意”,以卦象表达“意”。

《周易·系辞上》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着尚其占”。制器尚象,指古代圣贤取象于卦而发明制造器物,并且体现其卦象。

观象制器是古代指导器物制造、建筑设计以及城市规划的一种美学思想。建筑与城市都属于“器”,易象和审美密不可分。

从地理环境和城市发展史来看,通济门、三山门这两座城门建筑周边始终被南京第一大河流——秦淮河所环绕。这两处船形瓮城建筑取象于“涣”卦。“涣涣”意为水流盛大的样子。《诗经·郑风·溱洧》有云:“溱与洧方涣涣兮。”(溱、洧,皆水名)。“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取舟形为城门之器形,“通济门”这个沿用至今的古代城门名称也正寓意于此。

五、结语

通过对通济门船形瓮城建筑意象的剖析和欣赏,我们可以充分认识到:建筑是受特定社会制度、民族习俗和思想意识等综合影响而形成的,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直观反映。中国传统建筑是东方文化的载体,它的形象及其反映的“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体现了实用与理性兼容并蓄的品格与境界。在21世纪的现代社会中,中国传统建筑仍然不失其独特的意蕴和深邃的内涵。

(责任编辑:蒋亚林)

作者：刘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