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研究论文

一、著作权权利限制与利益平衡理论简介(一)著作权权利限制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著作权权利限制包括时间限制、地域限制、权能限制和范围限制4种，它是在保护著作权的前提下，平衡作品创作者、作品使用者、作品传播者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限制。1.时间限制。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研究论文 篇1：

试论知识产权制度体现的哲学立场——财产工具论

摘要 彼得·德霍斯的著作《知识财产法哲学》，对两种对立的财产哲学理论，即财产工具论和独占论进行了论述。在知识产权制度中越来越明显的独占论倾向的背景下，德霍斯主张坚持财产工具论的立场。笔者认为，在知识产权制度中财产工具论具有种种的体现，可以称为该制度的哲学立场，这种体现主要包括知识产权的客体法定性、地域差别性和权利限制制度。对知识产权制度所体现的财产工具论的哲学立场的分析和论述，阐明了知识产权制度与财产工具论的切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为何要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坚持财产工具论的立场。

关键词 独占论 财产工具论 客体法定性 地域差别性 权利限制制度

与传统的财产权制度相比，知识产权无论权利客体还是制度特点，均堪称全新的法律制度，但知识产权毕竟属于一种财产权，古典的用于解释传统财产权制度的各种哲学观点也经常被借鉴，或者被作为相关学说的基础和来源，从而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哲学基础进行探索和阐释，包括洛克的财产权劳动学说，该学说是自然权利学说的典型代表。

当代学者彼得·德霍斯（Peter Drahos），在其代表作《知识财产法哲学》（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中论述了财产工具论和独占论的学说，并提出在知识产权制度中，相较独占论，工具论立场更具有适当性。在与独占论的对比认识中，工具论才能更好地被理解，而独占论正是以自然权利学说为基础的。

虽然彼得·德霍斯提醒我们，在商标法、专利法和版权法中都可以看到独占论信念的表现，从而强调反对独占论的任重而道远，但笔者认为，贯穿知识产权制度的财产工具论的哲学立场，是显而易见的，在知识产权制度中有着种种体现。当然，知识产权制度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独占主义倾向，也是极为值得关注的，但这并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一、财产工具论与独占论

在论述财产工具论作为知识产权制度的哲学立场的种种表现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彼得·德霍斯所述的工具论与独占论进行一定程度的解读，从而明确相关涵义和内容，并便于下文的相關论述。

（一）独占论。

作为工具论的对立物，独占论对于了解工具论的涵义和内容，及其精神主旨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因此，先来了解独占论的相关内容。

独占论，从其名称中即可获知该信条所传达出来的极具本质的信息，即财产由其权利人完全排他地、绝对地、独立地占有。虽然独占论以自然权利为基础，但德霍斯赋予了独占论更广泛的含义，将其特点解释为“赋予财产权一种基础的牢固的地位”。财产权的这种基础的牢固的地位表现为，它优先于其他的利益，包括公共利益。

虽然德霍斯没有对独占论给出一个定义，但他将独占论解释为由三个核心信念构成：财产权对其他权利和利益的道德优先权的信念；最初联系信念和存在消极共有的信念。

（二）财产工具论。

财产工具论，顾名思义，是将财产作为一种实现某种目的和价值的手段和工具。其对财产的理解停留在其所扮演的为更高价值的实现发挥作用的角色上，正如德霍斯所说“财产工具论并不鼓励探究财产的深层结构或其基本性质，对财产性质的揭示在财产被认为是一种制度性机制后就停止了”。

财产工具论与独占论最为明显的差别之一就是，前者认为财产并不是基本的价值和权利，而要服务于道德价值，从而排除了财产是自然权利的思想；而后者认为却使财产具有优先于其他权利和利益的地位，财产本身就是最基本的价值和权利。

（三）笔者对独占论与工具论的理解。

独占论对财产权的解读是从财产权的产生及其存在的合理性出发，进而赋予其相对于其他权利和利益的极高的地位。这种解读是对财产权本质的探讨，并超越了社会和制度，但笔者认为，在理解这种财产权观念时，却不能忽视其最初出现时的社会及制度环境。

独占论的早期代表是洛克，洛克的年代，正是欧洲从中世纪的黑暗愚昧向近代的民主开明转变的时期，彰显个人自由及权利，包括财产权正是那个年代最高价值之所在。财产的独占论信念，恰恰体现了“天赋人权”的最高价值，因此，笔者认为，解放人们长期受禁锢的思想，赋予人们财产权等各项权利，并赋予这些权利最高的合理性，这正是欧洲启蒙时期财产独占论所具有的一种特定的历史价值。但当那个历史时期过去，是继续发展这种信念，还是做出相应的调整，就需要新的历史时期中的人类智慧做出相应的选择。

其实，在法学领域，尤其是民法领域，类似的观念的转变并不鲜见。在财产权中，所有权是基石和核心，而对于所有权的理解经历了从绝对所有权观念到对所有权进行必要限制的发展，从而确立了“诚实信用”“公共利益”“权利禁止滥用”等原则。同样的，近代私法的另外一个基本原则——契约自由，也经历了从神圣到衰落的过程。虽然所谓的衰落表现为立法与司法对契约自由的日益增多的限制，对契约自由的合理限制并不是契约自由原则的衰落，而是对契约自由原则真实意义的恢复和匡正，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代的契约自由明显区别于近代时期其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而工具论对财产权的理解，并没有涉及其本质和存在的依据，而更多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正如德霍斯所说，财产工具论“对财产性质的揭示在财产被认为是一种制度性机制后就停止了”。这种观念关注的是财产背后的目的性价值，至于财产的本体如何，却不在其视野范围之内。

与独占论强调“天赋人权”，彰显个人自由和权利及其最高的合理性，从而排除任何妨碍不同，工具论强调的是财产背后的目的和宗旨，注重的是财产对其背后的目的和宗旨的实现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最高价值不是财产权，而是其背后的目的。当然，这并不是否认财产权本身的价值和应受保护性，但却将财产权从神圣不可侵犯的牢固的地位上拉下来，从而为出于公共利益考虑而进行的制度设计和变化提供了正当性和必要的空间。

二、财产工具论在知识产权制度中的体现

知识产权并不属于传统的财产权领域，它没有那么长的发展历史，没有在人们冲破思想禁锢，实现个人自由的时期中发挥如传统财产权那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没有如传统财产权那样被作为价值本体而被赋予至高的合理性。知识产权从其产生伊始，就与促进知识进步、思想传播、工业发展以及人类福祉等等的确实的目的和价值相联系，也正是这样的目的和价值，使以无形财产为客体的知识产权以及相关制度得以确立，而在具体的国情下，如何才能实现这些目的和价值，就决定了各个国家在设立知识产权制度中的不同选择。

因此，笔者认为，在知识产权制度中，知识财产工具论有着种种体现，可以说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哲学立场。这些表现，包括知识产权的客体法定性、地域差别性、权利限制制度等等。

（一）从知识产权的客体法定性看财产工具论。

法定性是知识产权的属性之一，法定性要求知识产权的种类、内容均由法律直接规定，当事人不得自由创立；知识产权的取得要经过专门的法律直接确认，且大多要经过一定手续。对于财产工具论这一哲学立场的体现主要在于“知识产权种类和内容均由法律直接规定”这一方面。而笔者在本文中使用“客体法定性”一词，是为了凸显法律对于知识产权客体的限定，从而阐述为实现既定的目的和价值，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权利客体的范围所做出的选择。

1、知识产权客体的法定性。

知识产权是以无形的人类智力成果为保护客体，但无论是在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还是在不同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里，并非所有的智力成果均会成为知识产权客体，得到知识产权保护，哪种智力成果能够受到知识产权保护，需法律的明确规定。

对于众多的人类智力成果，法律对可以成为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的条件有着明确的规定，并且依据受保护客体的不同，成立不同的知识产权种类和相应的制度。以两种最为传统的知识产权著作权和发明专利为例，该两种知识产权以作品和发明创造这两种无形智力成果为主要客体，法律对能够成为著作权及发明专利的客体规定了一定的条件。对于著作权来说，作品能够取得著作权的首要条件是具有独创性，即作品是作者独立创作完成的。当然，不同国家依据不同的传统对“独创性”高低的要求会有不同，但这并不影响法律对著作权客体的范围进行了一定的限制这样的事实。同样，对于发明专利来说，发明只有符合了“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的条件，才能被授予专利权。

2、知识产权客体法定性对财产工具论的体现。

上文提到的著作权和发明专利的确定，其目的就是通过设定知识产权，授予创造人以一定时期内的专有权，从而使创作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创作行为，获取一定的利益，进而鼓励文学作品及发明创造的产生，以及传播与公开，从而实现知识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使社会公众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使用和享受精彩的作品和先进的技术。也正是为了这样的目的的实现，法律对权利客体进行了限定。

这些条件的规定正是从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出发的，只有作品具有独创性、发明符合“三性”的要求，这些作品和发明创造才能称得上是好的作品和先进的技术，才能属于知识和技术的进步，对于这样的客体授予知识产权，允许其作者和发明人享有一定时期的专有权，才能真正体现对于创作的鼓励，从而实现知识产权制度所要达到的目的和价值。

这些对于客体的要求明显将一些智力成果排除在知识产权之外，较为突出的例子是专利领域中的一些不予保护的客体，比如科学发现、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等等。这些客体的发现，显然同样包含了人类的智力劳动，但却因不符合“三性”的要求而不能授予专利。这虽然是知识产权制度对权利客体进行限定的结果，但归根结底，是知识产权制度所要实现的目的决定的。上述提到的几项除外客体，相对于其他可以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首先，对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社会的存续和发展具有更为基础性、普遍性的意义，其次也并不能进行工业上的直接应用。因此，如果授予专利权，虽然如同其他专利权的授予一样，能够鼓励人们类似的智力活动，但并不能促进工业上的技术进步，而且，一定期限的专有权的存在，反倒不利于这些基础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成果的广泛推广和使用，有悖于公众福祉的实现。

因此，知识产权法律对于权利客体的种种限定，是因知识产权制度所要实现的目的和价值而做出的，对于某一对象，是否赋予知识产权，需要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于该目的和价值的实现，对于有利于该目的和价值的实现的，法律将该对象划为受保护的客体，授予知识产权，成立相关的知识产权制度，相反，对于不利于该目的和价值的实现的，法律则将其排除于保护范围，也不会成立相关的知识产权制度。从客体的法定性角度，知识产权这一无形财产权所扮演的制度性机制的角色是显而易见的，这正是财产工具论作为知识产权制度的哲学立场的体现之一。

（二）从知识产权制度的地域差别性看财产工具论。

各个国家知识产权制度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也正是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地域性成为知识产权的特征之一。知识产权制度，是对如何更好地促进知识进步、思想传播、工业发展以及人类福祉而做出的回答。各个国家经济、文化、社會发展的状况各异，如何设计知识产权制度，如何确定保护的水平，必然会因国家之间国情的不同，而出现差别。知识产权制度的地域差别性体现了根据不同的需要而对知识产权制度做出的不同选择，在这一过程中，知识产权制度均被作为实现其背后的目的和价值的制度性机制，无疑是财产工具论的体现。

1、知识产权制度的地域差别性。

地域性是知识产权的特征之一，其涵义是指“根据一国或地区法律取得的知识产权，原则上只在该国或地区范围内发生法律效力，而不能当然地延及其他国家或地区”。地域性特征的产生与作为知识产权萌芽的“封建特许权”密切相关，封建特许权由管辖一定地域范围的封建君主授予，因此只能在该君主管辖的地域范围内有效。在知识产权从封建特许权中独立出来的过程中，基于国家主权的原则，地域性的特征被继承下来。

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征暗含了这样的事实：知识产权制度是具有地域差别性的，这是因为，基于国家主权的原则，各个国家或地区设立自己的知识产权制度，并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施行，但各个国家对制度的选择并不完全相同。如果说在知识产权的种类方面，各个国家的制度趋同，一些主要的知识产权类别被大多数国家接受，但是，在保护范围和程度方面，各个国家就出现了一定的差别。

以著作权法为例，传统上，大陆法系国家大多对作品的“独创性”有较高的要求，“作品应当达到一定的创作高度方能受到保护”，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对作品“独创性”的要求就相对较低，对作品的“独立完成”是判断作品独创性的标准。当然，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两大法系对作品“独创性”的要求趋于近似，但两者的差异仍然是存在的。

再以商标法为例，对于商标权的构成条件，是否需要满足“可视性”的要求在各个国家之间就有极大的差别。我国《商标法》将“可视性”作为商标的构成条件之一，因此，同样可以帮助人们识别商品，但不能被视觉感知的“标识”，比如声音、气味等等，就不能被作为商标注册。但法国、英国、美国的商标法对可注册商标的构成要素，都是要求其有显著性，但并未限于视觉可感知。因此，这些国家并不限制声音、气味这样的“标识”作为商标注册。

知识产权在保护程度上的差别，主要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和水平普遍较高。相反，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往往较低，这就造成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方面的“南北矛盾”，尤其体现在国际条约的制定过程中的双方争论上。以专利侵权为例，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很多国家的专利制度将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均视为侵权行为，但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专利法中，仅规定了直接侵权，这就在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和程度上出现不同。

2、知识产权制度地域差别性对财产工具论的体现。

知识产权制度地域差别性的根源是各国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方面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各个国家依据本国的区别于他国的情况，对知识产权制度的设计做出选择，以建立最适宜本国发展的知识产权制度，从而在本国范围内实现促进思想、文化、工业发展的目的。

在著作权领域，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对作品“独创性”的不同要求，正是两者不同价值观的体现。在大陆法系国家，作品被看作是作者人格的延伸，其所蕴含的人格价值较经济价值更为重要，因此，这些国家在著作权保护中强调对作者精神权利的保护，在这样的价值追求中，当然会对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的“独创性”提出较高的要求。相反，英美法系国家奉行“商业著作权”学说，认为著作权的实质乃是为商业目的而复制作品的权利。因此，作品所包含的商业价值和所带来的商业利益更为人们所看重，是否蕴含经济价值是作品是否能受到保护的潜在条件。所以，这些国家对作品的“独创性”的要求就相对较低。各个国家对“独创性”的不同要求是这些国家在著作权制度背后所奉行和追求的价值的不同而造成的，在这里，知识产权制度在国家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制度性机制的作用以及其“财产工具论”的哲学立场是不言而明的。

在当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各国的知识产权制度逐渐趋同，这是不容否认的，但随着知识产权相关国际条约的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发展较早，而且其在科学技术上的先进地位，也往往使其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受益方，因此，这些国家普遍强调并推行知识产权的高水平保护。而发展中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使其面对知识产权的高水平保护时，往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因此，为了使其国民经济在较低成本的基础上快速发展，他们往往会选择知识产权的较低水平的保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方面的不同态度和选择，更为明显地体现了各个国家在制定并推行知识产权制度时，对其目的和所追求价值的关注，对具体国情的考虑。

因此，知识产权的地域差别性，蕴含着各个国家在本国具体国情下对知识产权制度的不同追求，知识产权制度被各国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用以在其具体的国情下，实现其所追求的目的和价值，这无疑是知识产权制度所具有的工具性意义，也即其“财产工具论”的哲学立场的体现。

（三）从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制度看财产工具论。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具有专有性，也就是排他性和绝对性，在这一点上，知识产权与所有权相同。知识产权为权利人独占享有，任何其他人对此承担尊重和不得侵犯的义务。但在授予权利人专有权利的同时，对专有权进行一定的限制也是各个国家共同的选择。这种限制制度是知识产权所特有的，是各国为最大程度地实现知识产权制度背后的目的和价值而做出的安排。因此，权利限制制度的存在也是知识产权制度奉行“财产工具论”的哲学立场的体现之一。

1、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制度。

对知识产权的限制主要有三种：时间上的限制、地域上的限制和权能上的限制。

首先，知识产权有一定的保护期间，在有效期间内，权利人享有专有权利，能够禁止他人的非法侵犯，但保护期限一旦经过，权利人就不再享有专有权，知识财产即进入社会公有领域，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任何人都能使用，而不会存在侵权的问题。当然，商标权可以因权利人在法定期限内的续展而延长保护期限，这可以说是知识产权中的一个例外，其余的大多数的知识产权在时间上都是有限制的。

其次，知识产权的保护在空间上是有地域限制的，任何知识产权只有在授予该权利的国家的管辖范围内有效，知识产权的地域限制也与国家主权的存在有关。因地域限制在上文中已有涉及，在此不在追叙。

再次，也是通常理解上的知识产权的限制制度，就是知识产权在权能上的限制，比如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制度和法定许可使用制度。前者是指在一定范围内使用作品而不经著作权人同意，亦不向其支付报酬，这种制度，英美国家常称为“合理使用”，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常常规定在“著作权的限制”条款下，不管称谓如何，其实质相同。后者是指根据法律的直接规定，以特定的方式使用已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但应当向著作权人支付使用费，并尊重著作权人的其他权利的制度。这两种制度虽然在适用的范围和条件方面不相同，但都是对于著作权人的专有权的限制，只是在限制的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2、知识产权限制制度对财产工具论的体现。

知识产权限制制度，对权利人独占行使其权利以及是否许可他人行使其权利的权利进行了限制，依据上述的著作权限制制度，在一定情况下，他人可以不经权利人许可而免费使用其作品或者虽支付费用，但可以不经权利人许可而使用其作品。这种对于权利人专有权的限制，一方面约束了权利人独占其权利的范围，另一方面也使非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合法地不经过权利人的许可而使用该作品，从而为社会公众接触该知识财产创造了机会。而知识产权在时间上、地域上的限制，使公众在有效期满后、在权利的空间范围外，可以自由使用该知识产品，而不存在侵权的问题。

如果说知识产权的专有性与传统的所有权相同，那么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制度就是完全区别于传统所有权的。有形财产的所有权没有时间限制，只要所有权的客体是存在的；也没有地域上的限制，只有权利人对客体的占用是有效的；当然也没有权能上的限制。知识产权制度能够对权利进行限制，从而有别于传统的所有权，当然与两者的权利客体的不同相关，即前者是无形财产，而后者是有形财产，但更为重要的是知识产权制度设立的目的和价值，

授予权利人一定期限的专有权利，是为了鼓励人们进行智力创造，从而为公众提供更多优秀的知识产品，促进整个社会知识和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但允许权利人对知识产品的完全独占，毕竟限制了该知识产品在一定期限内（也就是知识产权的有效期间）为公众接触和使用的机会，虽然他人可以通过获得权利人的许可而使用该作品，但毕竟要经过权利人的许可，而是否许可完全由权利人自由決定。这就明显不利于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的有效利用，特别是一些属于基础性，而又对知识产品有着强烈需求的行业和领域，比如义务教育等等。对于这些基础性的领域，如果完全赋予知识产权人专有权，反而会不利于知识产品的必要传播和使用，不利于知识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有违于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和价值。为了平衡权利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为了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和价值，各国均设立了知识产权的限制制度，规定在一定条件下，他人不经权利人许可而使用其知识产品并不构成侵权。同样的道理，知识产权制度为专有权设定了一定的时间范围，超出该范围，知识产品即进入了共有领域，可以为公众所自由使用。

因此，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制度是为了实现促进知识文化发展、技术进步、社会发展的目的和价值而存在的，为了这样的目的和价值，知识产权制度为知识产权这样的专有权设定了时间上、地域上、权能上的各种限制，这体现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工具性价值，是其哲学立场，即“财产工具论”的具体体现。

三、结语

正如德霍斯所指出的那样，知识产权制度在哲学立场上出现了独占论的倾向，特别是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层面上，独占主义思想的渗透是比较明显的。抵制独占主义倾向的第一步当然是了解为何要在知识产权领域拒绝独占主义而倡导工具主义，而笔者认为，探索知识产权制度本身所体现出来的财产工具论的哲学立场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之一。

正如上文的分析，知识产权客体的法定性、地域差别性以及权利限制制度，这些是各国知识产权制度均包含的内容，而这些方面均体现了知识产权制度的设立对促进知识进步、思想传播、工业发展以及人类福祉等目的和价值的追求。在这里，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并不具有“基础的牢固的地位”，并不优先于其他权利，尤其不优先于公共利益。相反，知识产权制度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是作为一种制度性机制在起作用，该制度的设立以及其所包含的特性均体现了对更高价值的关注和追求，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其对整个知识、文化、科技行业的进步和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所起到的工具性的意义是不能否认的。

知识产权制度对“财产工具论”的哲学立场的体现，在一定意义上阐明了知识产权制度与财产工具论的切合，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在知识产权领域坚持工具主义而反对独占论，“财产工具论”作为知识产权制度的哲学立场，理应得到坚持，而与“财产工具论”对立的财产独占主义并不与知识产权制度及其现实情况相符合。□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2010级知识产权法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

注释：

冯晓青教授在其《知识产权法哲学》一书中提出的劳动理论，就是以洛克的“财产权劳动学说”为基础而发展出来的，用以解释知识产权存在的正当性问题.

该书由周林翻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5月第一版.

彼得·德霍斯著，周林译，《知识财产法哲学》，商务印书馆2008年5月第一版，第212页.

笔者称独占论为“信条”，沿用了彼得·德霍斯的说法，“我们刚才指出的独占论方式并不是真正的财产理论，它更像是一个信条和立场”，彼得·德霍斯著，周林译.知识财产法哲学.商务印书馆2008年5月第一版，第210页.

彼得·德霍斯著，周林译.知识财产法哲学.商务印书馆2008年5月第一版，第209页.

这一信念即是上文提到的独占论赋予财产权的一种基础的牢固的地位的表现.

最初联系信念的涵义是“一个最初与具有经济价值的物或与产生经济价值的活动相联系的人，有权对该物或活动享有财产权”，彼得·德霍斯著，周林译.《知识财产法哲学》.商务印书馆2008年5月第一版，第210页.

消极共有信念的涵义是“事物起先处于一种消极的公有状态，它们没有被人占有，但其所有权对任何人开放”，彼得·德霍斯著，周林譯.知识财产法哲学.商务印书馆2008年5月第一版，第210页.

彼得·德霍斯著，周林译.《知识财产法哲学》.商务印书馆2008年5月第一版，第222页.

对于洛克是独占论者的判断，德霍斯认为洛克显然是“最初联系理论”（独占论的三个核心信念之一）的支持者，因而至少是某种较弱意义上的独占论者。彼得·德霍斯著，周林译.知识财产法哲学.商务印书馆2008年5月第一版，第211页.

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三版，第422页.

李永军著.合同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二版，第42页。

彼得·德霍斯著，周林译.知识财产法哲学.商务印书馆2008年5月第一版，第222页.

冯晓青主编.知识产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2月第一版，第12页.

从传统来说，大陆法系国家一般以“人格价值观”学说为著作权法的理论基础，而英美法系国家一般奉行“财产价值观”学说，因此，大陆法系国家一般更注重作品所蕴含的作者人格价值，相较英美法系国家对作品的“独创性”有更高的要求.

冯晓青主编.知识产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2月第一版，第16页.

吴汉东等著.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二版，第36页.

我国《商标法》第8条规定：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的可视性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均可以作为商标注册。该条明显将“商标”限定为“可视性标志”.

吴汉东等著.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二版，第360页.

吴汉东等著.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二版，第6页.

知识产权在权能上的限制制度有很多，除了本文提到的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使用外，有的国家还对著作权规定了强制许可制度，同样，在商标权和专利权领域，也有其他种类的限制制度.

吴汉东等著.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二版，第140页.

吴汉东等著.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二版，第151页.

当代民法中对所有权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但这种限制是在“权利人对所有权的行使不能有害于社会公众利益”这样的意义上而存在的，可以说是一种权利形式方式上的消极限制，与知识产权在权能上的限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冯晓青.独占主义抑或工具主义——<知识产权哲学>探微.载于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12月.

作者：赵建蕊

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研究论文 篇2：

利益平衡:著作权权利限制的理论基础

一、著作权权利限制与利益平衡理论简介

(一)著作权权利限制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著作权权利限制包括时间限制、地域限制、权能限制和范围限制4种，它是在保护著作权的前提下，平衡作品创作者、作品使用者、作品传播者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限制。

1.时间限制。世界上各个国家对著作权的保护都规定了一定的时间限制，作品在著作权保护期限届满后进入公有领域，社会公众可以自由使用，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限分别作了明确规定。

2.地域限制。某项著作权原则上只能在该国领域内发生法律效力，在其他国家不发生法律效力。我国著作权法对此亦有明确规定。

3.权能限制。即著作权人行使权利时所受到的法律规定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和其他限制三个方面。

合理使用主要是基于个人学习、科研、公开借阅等非盈利性活动的需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也不向其支付报酬的制度。它是各国著作权法普遍实施的一种限制方法，合理使用的具体范围由法律明确规定，只对著作财产权进行限制，著作人身权不存在合理使用问题。

法定许可主要从经济角度考虑，在法定情况下，可以使用其已经发表的作品而不经著作权人同意，但必须向其支付报酬，并指名作者姓名和作品名称，著作权人声明不得使用的除外。法定许可一般有法定许可转载或摘编、法定许可录音、法定许可播放几种形式。

其他限制是除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外，著作权还会受到来自于现行法律的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限制，具体包括强制许可、第三人权利对著作权的限制、义务教育教科书条款等。

4.范围限制。著作权所保护的客体的范围由法律所确认并加以保护。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包括：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及官方正式译文；时事新闻；历法、通用数表、通用表格和公式。

(二)益平衡理论

“平衡”可理解成均衡。所谓均衡，是指每一方都同时达到最大目标而趋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在著作权理论上，平衡涉及在作品的创作者、使用者与传播者之间达成平衡。在特定时期内，作品的容量总是有限的，在这个有限的容量内，作品的专有和公有具有彼此消长的关系。专有的成分太多，势必会给作品接近造成障碍，从而影响到公众对作品的获取以及作品的自由流动，最终将妨碍著作权制度的目的的实现；公有的成分太多，则会形成著作权的弱保护，可能导致对作品的生产的原动力严重不足，从而造成作品的稀缺，最终也不利于社会效用实现最大化。

为了实现著作权制度的宗旨、功能，确立著作权利益平衡原则具有重大意义：利益平衡原则的破坏，可能表现为因著作权权利人的权利过大而损害公众接近和利用智力产品的权利，最终出现作品无法广泛传播或成为无水之源的严重后果；也可能表现为损害著作权权利人的利益，使得著作权人缺乏创造新作品的动力，同样使著作权制度的目的不能实现。为了既能有效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又能促使作品广泛传播，且可以切实保护社会公众对作品的合理需求，立法者在进行著作权立法时会以利益平衡理论作为著作权权利限制的理论基础。不难看出，利益平衡理论围绕著作权的垄断专有性与社会公众对作品的合法需求这对矛盾，通过剖析著作权中所涉及的各种权利的配置和利益的分配，探讨利益平衡原则在著作权制度中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设置一个以利益平衡原则为基础和核心的著作权制度的理论框架和体系，以解决著作权的专有性与社会公众对作品的需求之间的矛盾。

由此可知，著作权法中利益平衡的基本内涵是以著作权个人权利保护作为前提，以利益平衡作为个人权利保护的制约机制，立法上进行权利义务的合理配置，以实现著作权制度在作品的创造者、使用者与传播者之间进行利益分配并达成适当的平衡。

二、利益平衡理论是著作权权利限制的基础

《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在公布每个人都有权保护其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与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公布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参与社会文化知识，以享受艺术和分享科学的进步与利益。它主张对著作权实施权利限制，发挥著作权促进科学文化进步的作用，确保社会公众对著作权的接触和使用，以保障人权。

在著作权法领域，著作权人的作品只有被他人使用才能体现出社会价值，以保障其精神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实现，著作权人在创造出新作品时，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即使用他人作品，可以说，著作权人与著作权使用者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转化的，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合二为一的。但是，著作权毕竟是一种法律赋予的垄断独占性的权利，未经权利人许可，他人不得使用，否则，就可能侵犯权利人的著作权。正是基于此，著作权法创设了著作权利限制制度，以保障作品的正常流通和著作权人权利的恰当实现，为兼顾各方利益，利益平衡理论此时成为著作权权利限制的基础，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著作权法对作品的创造者的权利保护和对作品的传播者的权利保护之间的平衡

著作权人通过智力上的努力创作了作品，作品进入市场传播、流转而被社会公众利用，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文化繁荣，作品在市场中的流通显示出了经济价值，该经济价值的实现取决于作品的创造成本、使用的需要以及允许其所有人控制其使用的法律权利，其中允许作品所有人控制作品使用的法律权利涉及对作品创作者的激励制度和对作品传播者的权利设置制度。

著作权作为一种私人财产权，成本与利益共存，著作权人权利的实现能有效地激励新作品的创造，要实现著作权各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仅仅对于作品的创造者激励是不够的，作品的传播和使用同样重要，同样需要激励，著作权制度设计既要最大程度地激励作品的创造者，又要对传播者创设相应的激励机制。当然，著作权存在的前提是社会公众对作品扩散和接近的需要，在建立著作权的规则时，应考虑到著作权人控制其作品的需要以及使用者使用的需要，应创设这样一种平衡，即在著作权的创造者与传播者之间的适当利益平衡。

当然，不同的著作权法律制度有着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目标，但它们都试图在为更多新作品的创作提供充分的激励，确保作品相关权利人利益的有效分配达成平衡。实际上，在当代的著作权制度中，它被建构为既保护作者的权利，同时又尽可能广泛地传播信息。从我国的几部著作权专门立法来看，对激励作品创作与激励作品的广泛传播同时被看重，较好地实现了对作品创作者与传播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如我国著作权法在鼓励作品创作者的同时，也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构建

使作品被广泛地传播使用，这些制度构建如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著作权法定许可使用制度、著作财产权有限的保护期制度等。

(二)著作权法对作品的创作者的激励与保障使用者对作品的使用之间的平衡

作品的创作者的合法利益根基于其创作作品的事实行为，使用者的合法利益根基于作品的社会性、继承性、人类自身发展对知识共有物的合法需求。作品反映的是人类的思想，是人类的精神财富，它不应当是私有的，每一个社会公众(包括作品的创作者)都需要对思想不受限制地占有和使用，对一个特定的作品来说，存在着作品创作者的利益、其他著作权人的利益与潜在使用者的利益需求。使用者的使用可能是作为公有思想的一部分，也可能是作为专有的部分，专有的部分之所以能够被作为使用的对象，是因为著作权的制度设计中已经限制了这部分专有的权利，以方便公众的接近。

著作权制度设计的基本思路是创作者对作品的垄断专有和使用者对作品合法的、正当的需求的平衡。事实上，作者创作的作品需要使用者使用，以促进作品的公开和流转，况且，试图阻止个人性地使用他人的作品可能会严重地威胁到个人主权。关键问题在于，作品的创作者、作品的使用和消费者所站的立场和出发点不相同：作品的生产者追求垄断利润的最大化，可能会忽视社会对科技和文化知识的合法的最大化的需求；作品的使用者和消费者则从著作品的公共商品的特性出发，他们追求的是怎样使其个人利益最大化，即花费最小的成本获得尽可能多的精神财富，而不大关注是否会损害作品创作者的利益。不难看出，为允许最大限度地接近作品，著作权法在实现最佳社会效用的目标中存在一个信息分配的问题：在激励作品的创作与作品的接近之间建立平衡，即对智力创造者的激励与使用者对智力创造的使用与需求间的平衡。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制度、法定许可使用制度、著作财产权的有限保护期制度即是为实现二者之间利益平衡的最好体现。

(三)著作权法对保证著作权人个人利益的实现与保障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著作权法是一种激励作品创作，繁荣并促进人类文化进步的重要法律制度。社会的发展需要丰富多样的著作品，著作权权利人个人利益表现为著作权法赋予权利人垄断专有权，并凭该法律赋予的垄断专有权获得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利益，个人利益的实现是确保对于创作人智力上的努力或者是资本投资者或者劳动者的付出能够有一个积极的激励。著作权制度的重要目的，在于保护作品所有者的著作权，各国的著作权法都对著作权人的专有权作出周全的规定。近年来，该专有权呈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势，我国新修改的《著作权法》也强化了对著作权人权利的保护，这种强化有利于更好地实现著作权人的个人利益。然而，著作权法这种产权制度的运行是有代价的，这表现为专有权的授予限制了知识和信息的自由流动。在自我利益市场可能造成著作权权利人个人利益的过度保护，著作权个人利益的膨胀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担忧：过度膨胀可能会损害公共利益，使著作权制度的公共目标无从实现。吴汉东教授指出“著作权与思想、信息、知识的表述和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保障知识创造者权益的同时，必须考虑促进知识广泛传播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公益目标。”著作权人过多地占有作品自然会导致不平衡，应受到社会公共利益的约束，以确保经济和文化的顺畅发展。

不难看出，在著作权利益平衡机制中，保障与实现著作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国外学者安图伊奈特·威克咖指出“传统上，著作权保护平衡了两类集团的利益：公众获得新的、创造性思想与发明的利益以及作者、发明者通过有限的垄断权形式提供激励或从其思想与发明中获得的收益。”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充分重视个人的经济利益和人身权益的实现，但也充分重视社会公共利益，只有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同时保护，才能实现科学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目的。日前存在着著作权保护强度不断升级和信息资源共享的呼声日高两种趋势，在平衡这两方面利益时，著作权立法虽然立足于保护作品所有人的著作权，但同时又注重保护构成这种权利的作品的充分公开和利用，以达成著作权权利人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同时最大程度的实现，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制度、作品的保护范围、著作财产权的有限保护期限的规定极大程度上足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

利益平衡理论是著作权权利限制的理论基础在以上论述中被充分证明，我国著作权法正是以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为基础，在保护作品的创作者的同时，保证其与作品传播者、作品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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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冯晓青，利益平衡论：知识产权制度的理论基础[J]，知识产权，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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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龙奕含，论知识产权制度中的利益平衡原则[EB/OL].http：//VWdlW.chinacourt.org

[6]吴汉东，YOda3d科技、经济、法律协调机制中的知识产权法[J]法学研究，2001(6)

作者：何荣华

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研究论文 篇3：

论假冒伪劣犯罪侦查的原则

内容摘要：在侦查一般原则的基础上，针对假冒伪劣犯罪的特点和趋势，首次探讨和总结了假冒伪劣犯罪侦查特有的三个原则：长期作战、强力遏制原则；精确打击、全程打击原则；控方双轨侦查原则。并对三个原则的产生背景、含义和要求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假冒伪劣；侦查；原则

刑事侦查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全部的刑事侦查程序，体现侦查程序的本质和基本规律，决定侦查程序的构造和特征，对刑事侦查程序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均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基本行为准则。目前，我国学术界认为刑事侦查基本原则主要有：迅速及时原则、客观全面原则、深入细致原则、依靠群众原则、遵守法制原则、保守秘密原则、比例适用原则、适度公开原则。

假冒伪劣犯罪侦查与其他侦查既有相似性、相通性，也有其明显的差异性、特殊性。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针对假冒伪劣犯罪的特点和趋势，经过实践和探索，形成了假冒伪劣犯罪侦查特有的三个原则，即长期作战、强力遏制原则，精确打击、全程打击原则，控方双轨侦查原则。其中，前两个原则是警方提出的，后一个原则是知识产权权利人提出的。

一、“长期作战、强力遏制”原则

（一）“长期作战、强力遏制”原则提出的背景

保护知识产权，打击假冒伪劣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任务，也是当前一个国际性的问题。早在2000年10月26日全国“打假”联合行动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打假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吴邦国指出：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2001年3月1日，吴邦国在全国打假工作协调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指出：“打假工作面临的形势仍然相当严峻”，强调：“要进一步完善法制，加大治本力度，使打假工作经常化、制度化”。

2004年8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方案》指出：保护知识产权是一项长期工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各地区和有关部门一定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努力探索建立保护知识产权的长效机制。

公安机关作为打击和防范犯罪的政府职能部门，始终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部署，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打击假冒伪劣犯罪活动的力度逐年加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13年8月，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始终保持对制假售假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按照“长期作战、强力遏制”的工作部署，全面纵深推进“打假行动”。公安机关欢迎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打假行动”，投诉、举报假冒伪劣犯罪线索，形成全社会“打假”的良好氛围。

在2014年1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政委高峰介绍：目前假冒伪劣犯罪在中国呈现出这样一个态势：一是产业化，二是职业化，三是网络化，四是国际化。因此，对我们警方来说，打击犯罪虽然取得了成效，但是我们依然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近年来，中国警方积极应对犯罪的新情况和新趋势，在打击策略上面做了调整。首先，我们在打击理念上，牢牢抓住假冒伪劣犯罪，采取强力遏制的态势。也就是说，在现阶段不可能把这类犯罪彻底根除掉，但是我们一定要采取遏制战略，用十倍、百倍的努力，使它能够控制在一定幅度之内。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中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市场经济体制和法制建设也需要不断地完善，因此，侵权和假冒伪劣现象在短期内还难以根除。因此，必须建立长效机制，始终保持打击侵权和假冒伪劣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就公安机关而言，必须坚持“长期作战、强力遏制”的理念和原则，一是始终对假冒伪劣犯罪保持高压态势，二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长效机制建设。

（二）始终对假冒伪劣犯罪保持高压态势

坚持以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重，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念，打击假冒伪劣犯罪始终是公安机关维护民生安全和社会稳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中心工作。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打击制售伪劣商品犯罪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坚持重拳打击连续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打击行动；加强制度保障，加强与行政执法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健全线索通报和联合查处长效机制，努力遏制假冒伪劣犯罪。

2012年7月，公安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工作的意见》（公通字[2012]22号）。《意见》明确，公安部“亮剑”行动领导小组转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领导小组，组织协调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侵权伪劣犯罪工作，督促各部门、各警种协同打假，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都要成立相应的协调领导机构。

2010年11月至2012年8月，公安机关连续开展“亮剑”、打击假冒伪劣犯罪领域“破案会战”等全国性集中打击行动，共破获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7.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1万名，涉案总价值400余亿元。 2012年12月底，公安部部署201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假专项行动，要求全国公安机关坚持民意主导警务，将打击矛头对准各类假冒伪劣犯罪。

在2014年1月21日新闻发布会上，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政委高峰说：公安部提出一个理念：专项行动常态化，常态打击专项化。第一句话专项行动常态化，说明我们对这一类影响到创新、影响到发展、影响到民生的犯罪绝不会放松。另外一方面，我们要不断提升我们的打击能力和打击水平，用科技的手段来弥补人力资源的不足。

（三）知识产权保护长效机制建设

从2010年10月到2011年3月，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专项行动。在2011年4月29日召开的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表示，保护知识产权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任务。要研究专项行动暴露出的深层次问题，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将专项行动转入常态化、机制化轨道。

2012年4月25日发布的《2011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指出：“专项行动结束后，中国政府站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科学发展和加强自主创新国家建设、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高度，决定建立打击侵权假冒的长效机制。公安部在创新战法的同时，加强长效机制建设，取得成效，逐步形成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信息共享、优势互补”的工作格局。

2013年6月8日，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表示，打击侵权假冒工作常态化以来，工作取得进展，专项整治成效明显，保持严打态势；刑事处罚力度加大，形成强大震慑；制度机制不断完善，提供有力保障；宣传教育形成声势，逐渐深入人心；基础工作得到加强，形成有效支撑；国际合作日益密切，有效打击跨境犯罪。总的来看，市场秩序不断改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稳步提升。

二、“精确打击、全程打击”原则

（一）“精确打击、全程打击”原则提出的背景

“2003年知识产权刑事保护论坛汕头宣言”提出：“牢固树立经营意识，精心制定侦查谋略，开展精确打击，侦办一批大要案件和跨国（境）犯罪案件。”

在“2005 商标国际保护年会”上，公安部经侦局有关人士在发言中指出：针对当前知识产权犯罪活动的趋势和特点，公安部提出，必须制定并严格执行强硬、有效的法律，实施“精确打击”和“全程打击”。

2006年1月13日《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在打击侵犯商标专用权违法犯罪工作中加强衔接配合的暂行规定》第十条、2006年3月24日发布实施的《公安部、海关总署关于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协作的暂行规定》第十条、2006年3月26日《公安部、国家版权局关于在打击侵犯著作权违法犯罪工作中加强衔接配合的暂行规定》第十二条、2008年6月16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安部关于建立协作配合机制共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通知》第五条，均规定：联合打击工作应以“精确打击”和“全程打击”为方针，采取协同作战的方式，查明涉及的生产、销售、运输、包装、进出口等各个环节的策划者、组织者、参与者，摧毁整个犯罪网络。

“2006年中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论坛上海宣言”倡导并鼓励：对跨国、跨地区犯罪活动实施精确打击和全程打击，发现并缉捕幕后组织者、策划者，摧毁生产、储运、销售等全部窝点。

2007年7月24日，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高峰在公安部在深圳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面对产业化、全球化、隐蔽化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2006年以来，我国公安机关探索制定了“精确打击”和“全程打击”的执法策略，不断拓宽情报信息渠道，实现了从“抄查”到“侦查”、从“被动等案”向“主动找案”的巨大转变。

在2011年1月11日新闻发布会上，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政委高峰对“精确打击、全程打击”进行了定义：所谓精确打击，就是依靠情报、依靠合作，对犯罪集团、犯罪活动实施“稳、准、狠”的打击。所谓全程打击，就是针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已经成为产业化犯罪的特点，从生产的原材料的提供、生产、储存、贸易、资金支付、消费等环节实行跨国的、跨区域的全程打击。

（二）集群战役：“精确打击、全程打击”原则的集中体现

在“亮剑”行动中，公安机关创新打击模式，对大案要案实施了专案集群战役，即由公安部统一组织指挥，多地区、多警种共同参与，以完整犯罪产业链条为打击目标，同时对散布在全国多个地区的制假、售假、存假窝点和犯罪嫌疑人实施精确打击。2011年11月6日，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高峰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过去，公安机关破获一个假冒犯罪案件，通常只能打掉几个窝点，却打不掉整个犯罪网络，不能斩断整个犯罪利益链条。”实施专案集群战役，就是尽可能查清处于同一犯罪产业链条的所有犯罪分子，同时予以打击，彻底摧毁假冒伪劣商品的产、运、销网络。“打击制假售假犯罪始终是公安机关肩负的一项艰巨任务，公安机关会始终把此类犯罪作为打击重点，坚持专案集群战役的主战模式，实施毁灭性打击。”

在2014年11月21日新闻发布会上，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韩浩说：“针对侵权假冒犯罪专业化、隐蔽化、跨区域化等特点，中国警方逐步发展和运用‘集群战役’的打击模式，由公安部统一指挥，各地警方同步展开打击行动，彻底铲除了一批制假售假的职业犯罪团伙，斩断了一批印刷、生产、储运、销售、出口的犯罪产业链条。也正是在这一模式的推动、引导下，中国公安机关打击知识产权犯罪正在实现从现场查抄向侦查深挖、从个案查处向全程打击的变革。”

（三）“精确打击、全程打击”原则的要求

作为一种新的现代化打击策略，精确打击、全程打击有着自己鲜明的时代特征。具体来说，精确打击、全程打击强调以信息化为主导，以高效化为目标，以协作化为前提，以科技化为支撑。信息化、高效化、协作化、科技化四项构成了精确打击、全程打击的基本特征，也成为精确打击、全程打击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的实现形式。

精确打击、全程打击原则，要求在打击假冒伪劣犯罪时，要采取信息战、合成战、整体战、立体战、科技战“五大战法”，确保打击行动顺利成功。

一是强化信息导侦，打信息战。各地公安机关要立足本地，多层次、全方位地获取案件线索，主动掌握制假售假违法犯罪活动情况，做到信息广、反应灵、动作快，同时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积极加强信息沟通交流，实行资源共享，为精确打击、全程打击提供信息支撑。当前，假冒伪劣犯罪分子大多通过网络洽谈交易，通过银行、支付宝转账、物流代收款，通过物流快递运输假冒伪劣物品，隐蔽性非常强。针对这种非接触型犯罪，要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广泛收集研判网上网下假冒伪劣违法犯罪线索，查清犯罪团伙的网络结构、制假售假事实、涉案人员以及各团伙间的关系等情况。

二是强化警种协作，打合成战。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经侦、治安等侦查部门负责牵头专案经营及统筹协调，各警种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优势，协同作战，真正打出合成战威力。同时，在上级公安机关的指挥协调下，强化地区间合作，协同打合成战。

三是强化全链条打击核查，打整体战。在专案经营过程中，对假冒伪劣犯罪案件团伙订货（提需求）——供应（生产）——运输（销售）——购买等各个环节，分别采取有针对性的侦查措施，专人负责跟进核查，逐一摸清了各个团伙涉案人员网络结构，查明了交易方式、涉案资金流向等情况。这种分环节逐一核查的工作模式规范和完善了侦查措施，避免了工作的疏漏，确保证据收集全面，实现整体打击。

四是强化同步侦查，打立体战。针对多数案件涉及地域广、多通过网络交易的特点，采取“网上、网下同时推进”的立体化侦查模式：网上，认真分析研判交易情况、收集固定相关证据；网下，组建多个小组分头负责对涉及境外及多个省（市）线索的核查工作，多地区同步推进。这种立体化侦查模式提高了线索核查、证据收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五是强化可视指挥，打科技战。在查清假冒伪劣犯罪团伙的网络结构、犯罪事实、涉案人员以及各团伙间的关系等情况后，组织制定周密的统一收网行动方案，并成立收网行动总指挥部，各参战地公安机关成立前线指挥部，对每起案件的每名嫌疑人制定具体抓捕方案并落实具体责任人。同时，实现总指挥部、各前线指挥部、各抓捕小组的实时图像通讯，实现可视化指挥，为行动决策实时提供科学依据。

三、控方双轨侦查原则

控方双轨侦查原则是指在刑事诉讼结构中，知识产权权利人和公安机关均属于控方，在侦查中应该相互配合，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协同作战，以实现追诉假冒伪劣犯罪的目的。在我国，公安机关是法定的侦查机关。从侦查实践看，由于假冒伪劣犯罪的特殊性，公安机关对假冒伪劣犯罪的侦查离不开权利人的协助、配合和支持。2011年11月6日，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高峰说，警方非常期盼权利人能够积极参与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工作。权利人了解掌握所在领域行业情况和最新商业发展情况，在市场调查、假冒产品识别鉴定等方面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其积极参与有助于公安机关实施对假冒犯罪的精确打击。

（一）控方双轨侦查的依据

一是诉讼地位相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明确提出：知识产权属私权。在刑事诉讼中，知识产权权利人无疑是受害人，在诉讼结构中与公安机关同属于控方。1997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被害人是当事人；2007年4月最高人员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确认了知识产权权利人是被害人。

二是假冒伪劣犯罪的行业性特点。假冒伪劣犯罪具有鲜明的行业性特点，受职业和活动范围限制，公安机关不可能了解、熟悉所有的知识产权和假冒伪劣产品，客观上缺乏搜集假冒伪劣犯罪线索的能力。知识产权权利人作为受害者，熟悉本行业、本领域特点，对于其知识产权、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和假冒伪劣产品等有着更多的了解，其权利和作用应当得到更多的发挥。这决定了在侦查时，公安机关必须取得权利人的密切配合和协助。

三是公安机关警力不足，尤其是基层警力不足、经费匮乏，需要权利人提供支持，尤其是在犯罪线索收集、前期调查取证方面。知识产权权利人作为受害者，有动力配合、支持公安机关打假维权，有一定的财力聘请知识产权调查机构调查假冒伪劣行为。

四是相关法律对民间调查有一些零星的原则性许可性规定。主要有：（1）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关于吸收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协助调查的规定。（2）刑事诉讼法规关于刑事自诉案件“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3）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关于“扭送”的规定，等等。

（二）控方双轨侦查的实践

在义乌，有一群特殊的“打假公司”，专职打假，行事低调，与警方或工商部门关系密切。金华警方通报了一个数据：从2010年11月19日开始，以打击侵犯知识产权、打击制造伪劣产品为目的的“亮剑行动”席卷金华，截至目前，义乌市公安局已经破案30多起，其中70%是由“打假公司”向警方提供线报。

2010年5月，某“打假公司”向警方举报，义乌有一个销售假冒惠普、三星等牌子墨粉的窝点。他们提供的线索中，包括售假人的私家车牌、住宅地址；假冒产品运货车，途经路线；仓库地址、装货人员、购货人员等图片信息，数量多达上百张。这些图片清晰度高，细节丰富，甚至包括扔掉垃圾。“这些垃圾，能判断仓库是生产点还是包装点。”民警说，这个“打假公司”的专业性，让警方都大感惊讶。警方通过“打假公司”拍下的一个集装箱编号，最终在宁波海关拦截下了价值10万元的假冒墨粉，随后顺藤摸瓜，将参与售假的4名案犯抓获，并在仓库中再度查获价值7.8万元的墨粉。

记者了解到：“打假公司”2000年前后开始在义乌出现，大约五六年前大规模兴起，

并渐渐与警方展开合作。据业内人士估计，在义乌，这样的“打假公司”不下200家。在义乌的“打假公司”，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商标权利人内部专设的机构，比如五粮液、强生等大型公司，在义乌都有打击假冒维权管理办公室或者品牌维护专员；第二种，是专门负责知识产权保护的公司，通常这种公司，会代理多个商标权利人的委托，寻找线索，为商标权利人维权。

对于他们的合法性，警方认为不需要深究。“打假公司就像民间反扒队，只不过他们给警方提供的是线索。如果太过计较，就什么事都干不成了，况且发现和拍摄一些制假线索，这是普通公民都有的权利。”公安部门最要规避的，就是“打假公司”为了取证，引诱犯罪，“比如以高利润为诱饵，诱惑别人制假售假，这样的情况肯定存在，但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和查处过。”警方并不会直接采用“打假公司”提供的素材，而是根据相关线索，重新调查取证。

（三）控方双轨侦查原则的要求

控方双轨侦查原则要求知识产权权利人和知识产权调查机构在实施民间调查时应做到以下三点：

1.调查的合法性

一是调查对象的特定性。知识产权权利人、知识产权调查机构只能针对已有假冒伪劣犯意的人员和单位或已有假冒伪劣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和单位开展调查，不能针对无辜的人员和单位，更不能引诱无辜者产生犯意或诱使无辜者犯罪。

二是调查目的的合法性或合规性。知识产权权利人和知识产权调查机构调查的动机、目的只能是维权打假，即“单一目的”原则，调查动机、目的纯正，而不能是其他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德的动机、目的。

三是调查手段的合法性。民间调查权是一种公民权利，这就决定了民间调查只能实施一些专门性的普通调查工作，而不能实施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所拥有的各项强制措施。民间调查不能使用法律禁止的手段，如使用专用间谍器材、窃听窃照专用器材调查取证；不能侵害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如使用非法拘禁、非法侵入私宅手段调查取证；不能妨碍警方的侦查。

2.警方侦查主导民间调查

控方双轨侦查中的“双轨”并不均等。一般来说，警方侦查的力量和条件都优于民间调查，因此就查明案情而言，民间调查往往只是对警方侦查的补充。此外，控方双轨侦查也可以解决知识产权调查机构不具有执法权的难题。我国的法律规定和现实，以及民间调查手段的局限性，决定了在假冒伪劣犯罪侦查中，警方侦查始终是主导性的、支配性的，是主角，民间调查始终是辅助性、协助性的，是配角；民间调查的目的是补充警方侦查的不足。

3.公安机关是取证的主体

取证主体合法是有效证据的基本特性之一。2012年3月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侦查人员是刑事侦查程序中收集证据的主体，排斥了其他主体收集证据的合法性。因此，知识产权权利人及其调查机构在调查过程中或配合警方调查过程中发现有关证据需要收集、调取的，要及时请求公安机关收集、调取证据，或以被害人、证人的身份向警方提供获取的案件信息。

作者：马海舰 张晓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