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逆差管理论文

2022-04-22

在马哈巴利普拉姆举行的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上，两国领导人决定巩固两国的精神、历史、文化及生态纽带，这与习近平主席倡导通过‘一带一路’增强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是相通的。中印非正式峰会为两国领导人更好地调整双边关系提供了空间与灵活度。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文化交流逆差管理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文化交流逆差管理论文篇1：

中国对外版权贸易：问题与对策

当前，文化贸易在国际经济贸易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而版权贸易作为文化贸易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日益受到重视。作为文化大国，通过加强版权贸易，推动中国文化产品融入全球版权市场，对扩大对外文化输出、拓展文化发展空间、提升国家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全面分析我国版权贸易发展的特征及问题，并就推进版权贸易发展进行对策研究。

一、中国版权贸易发展的特征

（一）贸易增长迅速，逆差逐步缩小

总体来看，我国版权贸易总量除个别年份外基本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2013年，中国版权贸易总数为12834项，较2002年增长123%，2002-2012年间年均增长率达到8%。输出版权10401项，较2002年增长了近7倍；引进版权数为18167项，比2002年增长57%（见图1）。

在贸易平衡方面，版权贸易总体虽一直呈现逆差，但逆差额呈逐步缩小的趋势。2002-2013年引进输出比除个别年份（2003、2008年）外不断下降，由2002年的8.7：1逐步下降到2013年的1.7：1。各类版权贸易除图书版权贸易外逆差数均有所降低，其中电视节目以及电子出版物两项版权贸易已经实现持续顺差，特别是电视节目版权贸易，2009至2013年已实现1556项顺差，而其他各项版权逆差基本维持在500项以内。

（二）版权贸易种类多样化，但仍以图书版权为主

在版权引进方面，图书版权是引进的主体，占引进总数的90%左右；其次是音像制品，引进比重小幅上升，占引进总数的3%；排在第三位的是电视节目，2013年所占比重为2.1%；排名第四位的是录音制品，2013年引进378项，占比2.1%（见表1）。但值得注意的是，除图书及电视节目版权引进呈现增量外，其他种类版权引进量均呈大幅减少，其中电影版权引进数从2003年的132项减少到了2013年的0项。

在版权输出方面，2013年输出种类从4类增加到了6类，其中录像制品、软件两项输出都实现了零的突破，其它各类版权除录音制品外，输出量都实现了较大增长。但总体而言，图书仍是中国版权输出的主要部分，占比始终保持在70%以上；其次，电视节目版权输出数从2009年开始迅速增长，至2013年占比达到18.6%，成为版权输出的重要增长点；排名第三的是“电子出版物”。

（三）版权贸易市场呈多元化趋势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我国版权“走出去”战略成效初显，贸易市场逐渐呈现出多元化态势。2003至2013年，中国对欧美地区输出版权数占比由2%增加到了29%，欧美地区份额上升显著；对亚洲地区版权输出占比虽由94%下降到45%，但亚洲地区仍是中国对外版权输出的最大市场，其他地区所占份额则从3%增长到26%。

从输出国别（地区）分析，版权贸易市场多元化趋势更为明显。2003年我国对韩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版权输出占输出总量的90%，到2013年上述三地占比之和仅为35%，而其余各国占比均有所增加。其中以对美版权输出增长最快，2013年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版权输出市场（见图2）。

（四）版权贸易网络化步伐加快

随着数字技术及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版权贸易数字化及网络化步伐正逐渐加快，表现为：作品形态的数字化、管理过程的数字化以及传播渠道的网络化等。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在线版权交易，可大幅降低交易成本、节省物流成本，扩大版权输出范围，快速实现实现版权交易的广域化和全球化，加快我国文化产品“走出去”的步伐，因此越来越多的出版机构以及版权代理机构已经开始构建集产品营销、服务及交易于一体的版权贸易电子商务平台，并通过其来开展对外版权贸易。例如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在其官方网站上便设有“版权贸易”窗口，可直接实现在线版权贸易。此外，各类国际版权展览活动也逐渐开始利用互联网进行对外版权交易，2015年的广州纪录片节创新地建立了网上交易平台，并推出互联网运营平台“纪录·中国”，可实现在线版权交易、在线提案预售、在线课程等功能。

二、中国版权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持续贸易逆差

持续的贸易逆差一直困扰着我国版权贸易的发展，虽然近年来逆差规模比之于贸易规模有所减小，但绝对数值仍维持在较高的水平，2013年逆差数仍高达7766项。从引进输出比来看，2013年引进输出比为1.7：1，但若分国别分析，除少数亚洲邻国以外，欧美各国与我国版权贸易的引进输出比仍然较大，其中以与日本和美国的引进输出比最大，达到了4.9：1，表明我国目前的版权输出能力仍难以与发达国家抗衡。从贸易种类来看，图书版权逆差问题尤甚，在其他各类版权贸易逆差逐渐缩小甚至出现顺差的同时，图书版权的贸易逆差仍一直维持在9000项左右，由于图书版权是我国版权贸易的主要部分，因此版权贸易总体逆差数量也一直居高不下。

此外，国内出版企业为扩大版权交易，往往采取低价输出、高额引入，致使版权贸易额也呈现巨大逆差。2013年中国版权贸易进口2.8亿，出口0.6亿，逆差金额达2.2亿人民币。持续的巨额贸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国内出版机构的生存空间，导致产业利润流失，发展能力减弱。

（二）部分版权贸易市场仍较为集中

目前，我国部分版权贸易市场仍存在集中度过高、依赖性过强的问题。输出方面，录音制品对香港地区和韩国的输出占比近80%，录像制品输出市场的90%以上集中于香港地区，而软件版权的输出则全部集中在了英国。市场的过分集中势必导致版权输出对部分市场的过度依赖和被动风险，提高版权贸易市场多元化水平仍是版权贸易面临的重要课题。

引进方面同样存在来源市场高度集中的现象，图书版权按引进量排前三位的地区依次为美国、英国和日本，三者占比之和达到59%；录音制品引进排名前三位的地区依次为美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占比之和为65%；电视节目引进排名前四位的地区依次为韩国、美国、英国和香港地区，占比则达到了81%；录像制品引进几乎全部来自美国，占比达到了88%。上述现象固然与部分地区发达的科技文化水平有关，但长此以往势必加重对该地区版权引进的弱势依赖，进而制约自身版权产业的发展。

（三）对非图书版权的重视不足

在版权贸易各种类中，由于视听元素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能够比语言元素传达更加丰富的信息量，因此音像制品、影视作品相较于其他版权来说文化传播折扣较小，具有更大的文化影响力。以电视节目版权为例，电视节目覆盖面较广，渗透性强，内容资源丰富，在传播文化价值方面的优势明显，贸易空间潜力巨大。虽然近年来我国非图书版权贸易所占比重有所提高，但仍不足20%。其中电影版权的贸易量甚至呈现直线下降趋势，2010-2013年贸易量分别为284项、39项、12项、0项。这充分反映出我国对非图书版权贸易重视程度的不足。非图书版权在版权贸易格局中的比重不高，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文化传播力和竞争力的低下。

（四）稳定的版权贸易渠道尚未形成

目前我国出版企业参与国际版权贸易的方式除了依靠版权代理机构，就是参加各类国际展览，尚未形成稳定的版权交易渠道。相对于巨大的贸易空间，贸易平台的搭建亟待完成。

专业的版权代理机构能够凭借其专业优势，在作者与国内外出版机构之间构建起渠道丰富、权益明晰、交易顺畅的互通平台。与欧美国家发达的版权贸易产业以及相伴而生的版权代理机构相比，我国版权贸易机构的差距仍十分明显，无论是交易代理、使用费收转等低端服务，还是诉讼代理、版权投资以及版权战略规划等高端服务，均处于起步阶段。加之审批机制僵化、同业间无序竞争等不利因素，都严重制约了版权代理机构的发展。

通过参加国际展览活动是国内出版机构开展版权贸易的重要渠道。目前，我国已举办或参加了包括北京国际图书展览会、伦敦书展、上海电影节等多项国际版权展览活动。2015年5月的美国书展上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输出版权1328项，引进462项，2014年第21届北京国际图书展览会上，共有2162家中外出版单位参展，达成版权贸易协议4346项，其中引进1752项，输出2594项。但表面的繁荣现象背后隐藏的却是交易渠道的不稳定性，正是版权贸易代理机构的功能缺失导致了出版机构对于参加国际版权展览活动的依赖性，导致我国版权引进和输出难以对国际版权交易市场形成持续影响。

（五）版权市场中盗版问题仍然存在

中国版权市场的盗版现象由来已久。2013年，中国未授权 PC 软件的安装率为74%，这一数字虽呈下降的趋势，但仍大大高于全球43%、亚太62%及金砖国家67%的平均水平，未授权软件的商业价值达87.7亿美元。此外，国际知识产权联盟（IIPA）连续十一年把中国列为《特别301报告》的“重点观察名单”之一。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法律体系的不完善。目前我国虽已大体上形成了以著作权法、合同法和对外贸易法为基础的版权法律体系，但完整性、规范性和系统性还不够，许多问题如著作权转让等缺少明确的规定。另一方面，在版权执法的过程各部门之间存在职能交叉，虽然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及商务部对盗版行为都有管理职责，但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导致版权市场管理混乱。

盗版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版权引进，挤压了正版作品的市场空间，同时对版权保护的力度不足也阻碍了文化创意的提出，对国际形象造成负面影响，进而影响了我国的版权输出。

三、促进版权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大扶持力度，助推版权贸易

鉴于版权贸易在扩大国家文化影响力，提高国家软实力方面的巨大作用，政策扶持是世界各国促进版权贸易的普遍做法。“十一五”以来，我国政府先后实施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丝路书香工程等八大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自开展以来已对2827种外向型图书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资助。国家层面上的引导和扶持系统完善的扶持机制，对版权贸易发展将产生强大的推动。

（二）建立行业协会，实现共赢共享

除了政府方面的措施外，还应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及行业协会在整合行业资源、构建信息平台、促进企业合作等方面的作用。可借鉴美国的国际知识产权联盟（IIPA）的做法，IIPA是美国版权产业的一个民间组织，旗下包括美国出版商协会、商用软件联盟等七个协会成员，涵盖了美国版权产业的绝大部分，IIPA在美国版权贸易的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十分重要。通过建立行业协会不仅可实现资源共享，而且可避免同业倾轧，实现合作共赢，促进版权贸易健康发展。

（三）发展代理机构，拓宽贸易渠道

版权代理机构在欧美国家早已成为版权贸易的主力军。借鉴于此，我国应逐步放宽对于版权代理机构的审批限制，引导版权代理市场化发展，依托版权代理机构构建长期稳定的版权贸易渠道，促进版权贸易的良性发展。逐步稳固夯实国内外版权营销渠道，在作者与出版社、经销商及消费者之间搭建互通平台，在引进和输出两个方面共促版权贸易繁荣。

（四）转变经营理念，创新发展模式

出版机构应以市场为导向、以营销为核心，悉心探究国际化、外向型的优质选题，积极开发特色化、差异性的优秀产品，大力提升版权引进的本土适应性以及输出版权的市场命中率，通过国际合作的新理念、新模式和新路径，促进中国版权作品走向世界。同时，利用互联网在内的新媒体进行对外版权交易是国外出版机构的常用手段，许多在线版权贸易机构，如国际版权在线，基于其丰富的版权数据库为对外版权贸易双方提供了快捷高效的交易平台。因此国内出版机构应将“互联网+”理念充分应用于版权贸易经营模式创新，构建版权贸易电子商务平台，完善版权贸易产业链，提高版权贸易贸易便利化程度。

（五）完善人才机制，强化智力支撑

正规化、常态化的版权贸易人才培养机制是关系版权贸易的长期之需。版权企业应进一步密切与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合作，通过企业固有资本与专业智力资源的共有互享，不断培养和补充高素质版权贸易专业人才。在这方面，中国版权协会与北京印刷学院已进行了成功尝试。2015年4月，双方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将在版权人才培养、版权保护研究、版权宣传教育方面开展深度合作。随着越来越多的“校企合作”版权人才培养基地的建立，相信版权贸易人才匮乏的问题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

（六）加大版权保护力度，增强版权社会保护意识

首先须建立健全版权法律保障体系，为版权执法提供明确依据，确保版权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其次应制订出台针对版权贸易的专项法律法规，促进版权贸易有序运行；再次应明确管理机制，建立政府引导、市场主体、企业主营的版权贸易格局；最后应加强版权执法力度，坚持不懈地进行打击盗版行为。此外，还应通过各种教育宣传活动，增强全社会版权意识，为版权贸易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基础。在涉外维权方面，应重点引导版权贸易企业加强国际版权贸易规则的学习，支持企业开展应诉工作，鼓励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积极参与国际版权贸易规则的制定，引导建立有利于我国版权贸易新规则。

作者：石颖达周升起

文化交流逆差管理论文篇2：

再析金奈“习莫会”

在马哈巴利普拉姆举行的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上，两国领导人决定巩固两国的精神、历史、文化及生态纽带，这与习近平主席倡导通过‘一带一路’增强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是相通的。

中印非正式峰会为两国领导人更好地调整双边关系提供了空间与灵活度。

第二次中印非正式峰会的热度尚未完全退去，11月14日，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的第十一次金砖峰会上再次会面。

值得注意的是，中印非正式峰会既不受固定议程的限制，也不追求具体的成果，因此，通常在峰会过后的几个月专家们才开始解读：双方领导人可能已经在这场不拘泥于形式的会谈中达成共识，为彼此的政策和联合倡议提供战略指引。

在武汉非正式会晤结束数月之后，两项重要的决定才逐渐显现成效：一是为两国军队提供战略指引，以确保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二是建立共同与第三国对话时‘2+1”合作机制。“武汉精神”重置了中印关系。如今，金奈会晤也已结束两个月，是时候来回顾从“武汉精神”到“金奈愿景”的意义，也是时候阐明这次非正式峰会的独特风格及其在应对新挑战方面的成效。

在马哈巴利普拉姆古镇举行的这场峰会有一大亮点，就是决定建立高级别经贸对话机制，这被认为是两国现有的中印战略经济对话的升级版。在许多人看来，这一举措试图从政治视角应对印度方面对持续巨额贸易赤字的担忧。在这场峰会之后，两场活动为中印两国应对贸易逆差注入了动力。

首先是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印度参展商在这届进博会上收获不小，签署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合同，这将有望促进印度对中国的出口，缓解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其中，印度的农业企业成绩最为突出，成功签订了包括海娜粉、辣椒、茶叶以及辣木粉等产品在内的出口合同。这些出口合同不仅有助于缓解贸易逆差，也能帮助印度应对其农业危机。事实上，今年上半财年（4月-9月）印度已向中国出口价值2亿美元上述类别的商品。另外，在巴西利亚举行的金砖峰会上，中印双方也讨论了如何尽早解决贸易、投资和服务问题等相关议题。

不仅如此，在马哈巴利普拉姆举行的第二次中印非正式峰会上，两国领导人还决定巩固两国的精神、历史、文化及生态纽带，这与习近平主席倡导通过“一带一路”增强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是相通的。有考古证据显示，马哈巴利普拉姆与中国的联系可以追溯至2000年前，贸易往来十分古老。鉴于此，双方决定福建省与泰米尔纳德邦建立友好省邦关系。

中印双方还计划建立研究机构，开展历史交往研究，促进当代的海上交往。除了两国立法机构的交流，双方还将开展一系列活动促进两国文明互鉴，如中国将举办国际玄奘论坛，推动中国学者研究这位公元7世纪到访印度的高僧。

两国领导人在马哈巴利普拉姆一致同意，为庆祝中印建交70周年，将于2020年至2021年举办70项庆祝活动。双方同意举行旨在增强两国互信与理解的活动，包括在中印边防会晤点举行联合文藝表演、印度海军军舰访华，以及印度三军中级军官代表团访华等。

由此可见，非正式峰会成为了两国领导人阐释各自意图、提出建议、调整总体方向的有效途径。虽然印度没有加入“一带一路”，但“武汉精神”创造了中印经济伙伴关系新的“2+1”模式，而“金奈愿景”则在印度没有加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情况下为两国的海上合作打开了大门。应该说，非正式峰会为两位领导人更好地调整双边关系提供了空间与灵活度。

当然，这种日益增长的实用主义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例如，印度放弃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解释称这是为了保护国内工业.同时暗指印度与大部分RCEP参与国存在巨大贸易逆差。此后不久，由于中国代表团没能及时获得印度签证，中印商业论坛活动被迫取消。

毫无疑问，中印双方已经学会了如何在管控分歧时止损。创立非正式峰会这一新形式是本着建立磋商机制与构建信任的精神，绝不只是为了提供一个吸引眼球的新闻标题，也不只是为了凸显两国领导人的管理能力和亲切友好关系。非正式峰会的影响已经超越了两国的边界。习近平主席与莫迪总理已经举行了两次非正式会晤，明年还将举行第三次。这体现了非正式会晤正在成为中印两国领导人频繁接触的新常态，并为这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提供战略指引。

本文作者斯瓦兰·辛格是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爱为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读博士生。

作者：斯瓦兰·辛格钟爱

文化交流逆差管理论文篇3：

我国图书对外贸易的特殊性及其发展前景

【摘要】　图书对外贸易是我国与其他国家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在经济高速全球化的今天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可以说图书对外贸易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渠道，通过图书的对外贸易，能够帮助其他国家的民众更快捷更全面的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人文和风俗，吸引更多人到中国投资和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一个良性的促动。所以，国家加强图书对外贸易势在必行，然而，我国的图书对外贸易现状还面临着某些特殊性问题，本文将重点分析图书对外贸易的特殊性并且分析其未来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　贸易逆差政策扶持营销方式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与国外图书贸易交流的不断加深，我国图书对外贸易呈现出以下几个特殊性的特征：

第一，图书版权输入和输出内容项目的不对称。根据2001至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版权向境外输出中，版权输出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比如，中医、武术和古典文学等等，我国输出的大部分图书版权主要面向港台、东南亚等华人市场，市场比较狭小。而引进书籍则大部分来自于欧美国家，我国输入的书籍种类主要包括经济管理、科学技术和文学等多个领域，这种贸易内容的长期不对等使我国的图书对外贸易长期处于被动的状态。

第二，图书对外贸易逆差问题。我国图书进出口贸易的长期处于逆差的状态越来越引起国人的关注，　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大国，在图书对外贸易中版权长期处于弱势的状态，导致贸易的逆差，造成“文化的亏损”，对于这个现象的产生原因十分复杂，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短期之内能够实现的，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现今为止，我国没有专门的版权贸易机构，多由出版社自己组织。可以说我国版权贸易的现状是势单力薄，物力和财力的支持上都十分有限。这种现状就造成我国版权贸易在国际版权市场上很难站住一席之地，大大影响了版权交易的成功率。由此可见，版权代理机构对我国版权交易的成功进行十分关键。只有通过比较成熟的版权代理机构，才能使我国的图书版权交易步入正轨，通过这个“中介”机构把窗口打开让海外出版业了解中国市场，从而向他们宣传我们国内的产品。据统计，目前我国国内只有　27家左右的版权代理机构，经营范围大多比较狭窄，大多数图书代理机构处于亏损的境地，有的甚至己经名存实亡，版权代理业的状况无法满足我国版权贸易的需求。（2）营销手段对图书贸易推广十分关键，它是出版流程的一个十分重要环节，营销手段的高明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贸易的经济效益。选题策划、编辑、印刷、营销和销售构成了一个图书出版的流程系统，任何一环都不可缺少。在我国，出版社的编辑人员人数要远远超过从事市场工作人员的人数。（3）我国政府对文化企业的发展的政策和资金投入不够，在图书对外贸易的过程中，中国国内对国家本身的文化的保护力度不够，造成外来文化对本国文化的排挤，比如，最近几年兴起的“日流”和“韩流”，青年人对这些外来文化的追捧更加造成了这种贸易逆差现象的加剧。（4）与国外的图书出版行业相比，我国图书发行行业整体的水平相对十分薄弱。近十年间中国图书发行行业产值仅占国外产值的十分之一，这种资源外流现象十分严重。（5）我国出台的一些政策不利于国内出版行业的发展。我国曾出台过这样一个政策，即出版社不能进入发行领域，　同时发行企业也不能进入出版领域，　尽管现在政策有所松动，　但是长久以来形成的思维惯性仍然制约着我国出版发行行业的发展。

第三，中國图书出口面临着语言等输出渠道及文化差异等造成的瓶颈。中国图书出口遭遇瓶颈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据了解，中国的图书出口分为中文图书和中国版的外文图书。由于语言障碍，中文版图书的海外发行主要靠中文书店和东亚图书馆。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现状与版权贸易逆差有直接关系。与具有百年经验的欧美出版集团不同，我国　1992年才颁布《著作权法》，并正式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开始真正参与国际版权贸易。目前，出版界的市场运作规则还不成熟，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出版集团尚未形成，出版社和版权代理机构间的信任机制还不牢固。

第四，国外在高端科技的迅速发展下，很快占领了国际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本身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出版行业更加被边缘化了。在国外，除了传统的纸介媒体，比较高端的领域比如电子出版物市场，开始大量涌入，这或许是由于以传统纸媒介进入中国市场已经相对困难，而电子出版业尚在培育之中，因此更容易打开中国的大门。

第五，从某种角度来讲，国内出版社不重视国际市场的开发也是造成我国处于图书出版贸易的弱势地位的原因。据了解，目前国内的出版社生产力不足，长期以来都没有很仔细研究过国际市场的需求，对海外市场的需求没有做详细的调查。各出版集团都忙于开发国内市场，抢占市场份额，而很少考虑国际市场的研究和开发。

面对我国国内市场图书对外贸易的发展的特殊性，必须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扭转局势，开拓我国的市场发展前景。

面临国际市场的困境，我国图书对外贸易必须时刻坚守“走出去”的原则，加强对国外市场的调研，对于图书的编纂在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必须适当融入国际化的因素，比如英文注说、外国文化式的幽默图片，适当加入一些国外文化群体感兴趣的内容。同时，不断向国外图书市场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自身的发展。

扩大我国科技、幼儿类图书的编纂和宣传，采取有效的营销方式尽快打开国际市场，扭转贸易逆差。

国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保护国内市场，建立健全有效的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保证我国图书对外贸易的有序进行，同时加大资金和政策扶持，推动我国图书对外贸易的平稳有序进行。

小结

图书对外贸易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目前图书出版行业面临的困境，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突破这种困境，扭转贸易逆差，抵制这种国外市场的涌入，保证我国图书出版行业平稳有序的发展，相信在有利的政策扶植下，我国图书对外贸易的发展一定会进入一个崭新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1]　秦洪晶.我国图书版权输出贸易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科技信息，2008.

[2]　乔·马科尼（JoeMareoni）.营销宣传最大化地为你的产品、服务、组织造势力.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3]孙先红.张治国.蒙牛内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