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业电子商务平台论文

摘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我国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和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力量。针对不同类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和鼓励，是推动农村电商发展与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当务之急。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新型农业电子商务平台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新型农业电子商务平台论文 篇1：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摘要〕近年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辐射带动能力不断增强、经营服务范围不断延伸、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在实践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存在要素集聚效应低、经营管理不规范、利益联结不健全、经营者素质不高及抗风险能力不足等问题。为此，要从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加强财政资金投入、创新金融信贷产品、推进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完善利益共享机制、夯实人才支撑等方面，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乡村振兴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强劲动能。

〔关键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益共享机制；乡村振兴

〔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农业农村部编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规划（2020-2022年）》，对指导各地发展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提供了重要依据。随着国家一系列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和政策体系的逐步完善，农业经营主体成为实现农业增效、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途径，成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

与传统小农户相比，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四大特征。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整体数量快速增长，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引领作用持续发挥。具体表现在：一是辐射带动能力逐步增强，在引领农民发展特色产业，实行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经营等方面显示出强劲活力。二是合作形式多样化，出现了合作社加社员、合作社加种养大户等多种合作组织模式。三是生产经营范围逐步拓宽，生产经营逐步向种植、加工一体化发展，服务范围逐步向统一提供生产资料、统一耕种施肥等田间管理；销售向产前、中、后服务延伸。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

与此同时，在实践中也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中仍存在一些短板，主要表现在要素集聚效应低、经营管理不规范、利益联结不健全、经营者素质不高及抗风险能力不足等问题，而且各类农业经营主体自身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问题：在家庭农场方面，家庭农场整体上数量少、规模小，产业分布较不平衡，农场主年龄偏大，生产经营记录不健全，家庭农场的社会服务意识和社会服务能力比较弱。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方面，指导扶持服务保障体系弱，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懂经营管理、市场拓展的新型职业农民较少，农民专业合作社特有联结农户的组织优势并未充分得到发挥。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方面，整体上规模大的龙头企业少，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和共享机制不健全。

事实证明，哪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好，哪里的农业就有活力，农村就有魅力，农民的钱袋子也更鼓。新时代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就要从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从土地流转、财政投入、金融信贷、人才支撑等方面，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一、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完善土地流转机制，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把现代生产要素、经营模式、发展理念引入农业的重要载体，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近年来，一些地方积极引导土地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初步破解了产业分散农产品商品率不高的难题，农民收入明显增加。但同时也要看到，一些地方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存在土地流转服务跟不上发展需求、土地流转程序不规范、土地流转保障机制不健全、土地“非农化”建设等问题，制约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因此，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制定土地流转激励政策，设立土地流转专项资金，鼓励和引导农民通过转包、租赁、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多种方式，加快土地流转步伐，因地制宜发展规模经营。一要引导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形式流转承包土地经营权，以及通过代耕代种、联耕联种、土地托管、股份合作等方式，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充分利用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息平台，实现农村承包地确权数据在引导农村土地流转、经营权抵押融资、集体资产管理等方面的互联互通和转化应用。建立“平台统一、资源共享、覆盖全县域”的农村集体产权信息系统，对农村集体产权实行集约化、动态化、信息化管理。二要加强土地流转的监督管理，建立土地流转日常监管制度，防止脱离实际、违背农民意愿，片面追求超大规模经营的倾向，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要及时发现、妥善调解和处理土地流转纠纷，促进土地流转规范化发展；要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开展集约化生产经营，节约用好每一寸耕地，充分挖掘土地的生产潜力；要严禁个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跑马圈地”而不进行农业生产经营，坚决防止出现“非农化”“非粮化”现象，保护粮食生产安全。三要完善并实施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探索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机制，推广生物有机肥、农药使用，激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农业绿色生产方式。

二、加大政策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力度

近年来，各地结合实际，进一步完善落实各类财政扶持政策，形成了政策集聚效应，不断激发了经营主体活力。但总体上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扶持政策还存在系统性协同性不强、配套政策不完善、部分政策落地难等问题，制约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进一步发展。

为此，适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呈现出的新特点、新趋势，财政支持要充分释放农村生产要素潜能，不断激发农业农村内生活力。一要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在积极帮助农业经营主体争取上级财政资金扶持其发展的同时，地方财政每年都要安排一部分财政资金用于支持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实施农业标准化生产、开展农产品质量标准与认证、市场营销和农业技术推广、教育培训等事项；鼓励各地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等政策措施，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以提升农业产业发展质量为目标，通过创新财政投入方式，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资金投入，放大财政资金扶持效果；积极探索支农资金整合有效形式，优化资金投向，提升发展效益。二要加大项目支撑力度。加强财政支农相关项目的整合，如土地整理、高标准农田整治、测土配方施肥等项目，使项目资金向农业经营主体倾斜，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环节中的一些困难。三要加大对农技资金研发力度。对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技术的研发、专业人才的培训等机构给予财政奖励，强化农业应用技术的普及，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水平。五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通过多渠道解读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政策内容，及时宣传各地好的做法和模式，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准确理解掌握政策内容，提升自身发展能力，提高辐射带动小农户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强化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力度

缓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难、贷款贵”是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的重点。在地方层面，近几年有不少地方，或是政府主动作为，或是市场自发合作，通过信贷担保、贷款贴息、风险补偿等多种形式，政、银、企通力合作，多管齐下，探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模式、做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这个“成长的烦恼”正在不断破题。但同时还要看到，由于农业本身投入大、见效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缺乏有效抵押物，金融机构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普遍存在惜贷现象，一些政策性担保融资公司业务选择标准较高，规模小实力弱的经营主体很难获得融资机会。同时信贷产品创新滞后与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主体信贷需求多样化不匹配，农业风险补偿机制落后、防范风险能力差等问题也制约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为此，要打破乡村振兴金融瓶颈，必须加大改革创新力度，让金融服务更多地进入农村经济领域，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提供金融支持。为做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在国家层面，央行等六部门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意见》，对激活现有金融资源，做好金融产品创新，解决好风险防控短板，进一步为乡村产业发展多渠道提供可靠充足的金融保障，提出了具体要求。一要鼓励金融机构积极推广供应链融资、物流融资等金融产品，建设“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发挥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和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的引导作用，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适度规模经营的支持力度。二要构建市县级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投融资平台，形成多渠道、多元化的资金投入保障体系，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村产业融合项目。三要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有效提高对适度规模经营的风险保障水平；鼓励地方建立针对经营主体的特色优势农产品保险制度，发展农业互助保险，探索创新保险责任广、保障水平高的农业保险品种，满足经营主体多层次、多样化风险保障需求。四要搭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以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信息档案为基础，以农村信用信息整合共享服务为平台，以完善农村信用评价体系为手段，解决农户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金融机构、政府涉农部门之间信息共享难题，促进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增强诚信意识和提高信用水平，不断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和融资环境。逐步完善农村信用体系，保障乡村金融健康发展，助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成为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重要保障。

四、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具有的优势各不相同，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过程实际也是农业产业链有机重组和优化配置并实现专业化的过程。但从目前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抱团发展谋共赢的能力还比较弱，在产业整合、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作共赢等方面的合作还不够强。

为此，要以农业新型经营联合体培育为重点，按照“龙头引领、资源共享，联合经营、抱团发展”的工作思路，通过具有创新性、可持续性的组织经营形式，寻求主体之间的联合经营，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互利共赢，在整体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同时，促进各经营主体的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一是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重点发展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从事专业化集约化农业生产的家庭农场经营模式，着力培育一批综合效益好，带动能力强的示范性家庭农场，引导家庭农场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逐步形成布局合理、错位发展、资源互补的发展格局。规范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积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组建联合社，实现优势互补，提质增效，增强带农增收能力。不断完善并提高龙头企业认定标准，壮大县域以上重点龙头企业队伍；扶持一批基础好、规模大、带动能力强、发展势头好的农业专业化龙头企业，引导其向“专、精、特、深”以及外向型发展，扩大规模，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二是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协同发展。要提升龙头企业对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的带动能力，鼓励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各自之间和相互之间加强联合合作，这是未来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和农业产业化支持政策的重要方向。鼓励和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企业+农户”“企业+基地+农户”“企业+合作社+农户”等多种形式的产业经营模式发展，加大对农副产品深加工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链一头连着市场，一头连着农民，对上游可以倒逼种养基地扩大规模提升标准，对中游可以促进生产适销对路的高品质农副加工产品，对下游可以促进流通业和服务业发展，加快了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三是实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益共享。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并预先提留一定比例利润作为奖励基金，对自主扩大产业规模、延伸产业链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正向激励，推动联合体持续壮大，确保参与农户稳定增收。四是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合会。联合会的主要职责是合理利用政府财政奖补、贷款贴息等政策，由联合会出面，与金融部门对接，探索信贷新路子。由联合会牵头，為新型经营主体提供追加担保，撬动信贷资本；由联合会进行资质审查，提供“信誉担保”，盘活新型经营主体的沉睡资产。联合会通过发挥平台、桥梁和保障作用，达到连船出海、抱团集聚的发展之效。近年来，一些地方探索形成的由一家龙头企业牵头、多个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参与、服务和收益联成一体的联合体形态，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作用凸显。这为新形势下创新完善经营主体利益联结机制、构建农户参与并分享现代农业发展成果、促进乡村振兴，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五、完善经营主体与农户利益共享机制

稳定和完善经营主体与农户利益共享机制，构建企农双赢的命运共同体，不仅是新时代农业产业化健康发展的核心动力，更是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政府对经营主体与农户利益共享机制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实践中紧密型利益联结形式越来越多，但总体进展情况仍存在利益联结方式比较松散、利益保障机制建设滞后、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等问题。

为此，要着力构建互惠共赢、风险共担的利益共享机制，使小农户紧密聚集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周围，发挥后者辐射带动作用。一要优化利益分配方案。鼓励龙头企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延伸加工、流通环节产业链，通过利润返还、股利分红等多种分配方式，使农户更多分享乡村产业发展红利。二要加强利益联结的公平性和稳定性。以经营绩效和成本补偿为基础，构建互惠共赢、风险共担的利益共享机制，使小农户紧密聚集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周围，发挥后者辐射带动作用。创新产业链，围绕股份合作、订单合同的利益联结模式，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建立与农户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通过提升农业产业价值链，完善互利合作、稳定可靠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农业产业化经营成果，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例如，2020年，山西十大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带动全省农户超过了200万户，带动农民户均增收超过4000元。同时，促进了农村的繁荣。初步统计，农产品加工大概集中了10万多名的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解决了农村空心化的問题。三要尊重农业经营主体的选择，尊重农民的意愿。采取何种联结方式要由各种主体自主选择。一方面，对农户来说，在选择参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益共享模式时，要关注当地政府扶持农业发展的风向；要保护自身在农业生产中的主体地位；要根据自身的资金实力、经验的积累、信息的获取能力等恰当地选择经营模式和规模；要注重利益共享和较强的风险意识。另一方面，对农业经营主体来说，要承担带动引领农民致富的社会责任，在带领广大农户抱团发展中，不断聚集产业要素，构建起新型经营主体和农户分工明确的体系，形成培育一个企业、壮大一个产业、致富一方农民的格局。与此同时，政府要做好中间服务，规范龙头企业在社会责任、经营期限、对农户的服务以及与农户之间的股权和红利分配等方面的制度设计，以保障农户的合法权益。实现经营主体与农户利益共享，是农业经营主体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六、着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新型职业农民是构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中坚力量。近年来，各地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建立新型职业农民相关培育机制，完善配套政策体系，逐步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职业农民，为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但目前来看，仍存在着部分职业农民素质不高、掌握的知识和实用新技术不多、经营主体经营管理型人才严重缺乏等问题。

因此，加强职业农民培训，要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要完善培训体系。积极探索构建以各级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和农民职教中心为主体、其他各类涉农教育培训资源为补充的“一主多元”新型职业教育培训体系，要明确培训对象重点是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专业技能型职业农民和社会服务型职业农民。二要优化培训内容。重点培训政策法规、创业理念、市场营销、农产品质量安全等知识，结合地方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发展，突出培训从事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农业生产经营或社会化服务应具备的基本知识。特别要强化电商技能培训，增强农民、合作社管理者的电商意识，把越来越多的农产品放到电子商务平台，丰富销售种类，提升销售实力。三要创新培训形式。根据新型职业农民特点和生产需求，实行培训与农时农事相结合的“分阶段、重实训、参与式”教育培训模式，采取理论教学、现场示范、考察交流、跟踪服务等灵活高效形式，提高教育培训效果。建立产业专家帮扶和农技人员对口联系制度，通过专业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定期定点技术培训、建立专业咨询平台，构建产业人才发展长效机制。四要进一步做好培训宣传。通过各类媒体宣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政策和培训成效，特别是培训中促进农民增收、推进农业现代化、美好乡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等方面的成效，努力营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良好氛围。五要制定新型职业农民社会保险补贴政策。完善新型职业农民认定体系，对返乡下乡从事农业创业创新人员，从人才专项、货币补贴、医疗教育等各个方面给予政策扶持。只有培养造就更多的新型职业农民，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才能把农民职业有前景、农业发展有奔头、农村生活更美好的愿景变为现实。

〔参考文献〕

〔1〕郑玉萍.浅议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农村经济发展〔J〕.山西农经，2021（09）：66-67.

〔2〕傅俊.建设美丽乡村宜居宜业家园〔J〕.环境经济，2021（08）：50-53.

〔3〕周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是什么？〔N〕.中国妇女报，2017-11-18（A3）.

〔4〕卢现祥，孙梦泽.提高中国内需的结构性改革，内在逻辑、结构失衡与改革举措〔J〕.社会科学辑刊，2021（02）：137-147.

〔5〕王克.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现代农业体系构建研究〔J〕.中国市场，2021（18）：73-74.

〔6〕张宇蕊.财政支持新型农业主体发展的几点建议〔J〕.中国财政，2016（16）：41-42.

〔7〕丁菡，夏旻辰.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现代农业体系构建〔J〕.浙江农业科学，2021（01）：210-214.

〔8〕郝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村贫困残疾人精准扶贫研究〔J〕.理论观察，2020（10）：101-104.

〔9〕吴德正.鼓励家庭农场发展的对策与思考〔J〕.农业技术与装备，2014（12）：20-23.

〔10〕王海英，林云.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当阳实践及经验借鉴〔J〕.社会科学动态，2018（04）：72-77.

责任编辑杜爱萍

作者：秦北平 吴朝阳

新型农业电子商务平台论文 篇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商认知行为差异及影响因素实证

摘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我国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和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力量。针对不同类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和鼓励，是推动农村电商发展与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当务之急。利用有序Logistic模型，基于对湖北省823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的调研，实证分析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商认知行为差异及影响因素发现，不同类别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商认知行为不同，其中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经营主体电商认知行为强于合作社、农业企业等规模较大的经营主体，且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电商认知行为受经营规模影响显著，不受产业种类影响，而合作社与农业企业则恰恰相反。外部因素对农业经营主体电商认知行为影响较小，但差异较大。因此，为更好地推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不仅要着力开办农村电商技术讲坛，提升农民电商认知水平；而且要加强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技术推广环境；还要加快构建电商人才网络，拓展农业经营主体人脉交际圈。

关键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行为差异；内部因素；外部因素

一、引言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经成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开创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核心力量。2017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特别强调，要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电商全面对接融合，推动线上线下互动发展，加快建立健全适应农产品电商发展的标准體系。这说明，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是未来我国农村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一环。当前，我国农村已经孕育出了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众多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那么，不同类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产品电商行为的认知是否存在不同？差异何在？如何针对不同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政策支持与鼓励？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目前我国政府推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与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当务之急。

目前，国内已有诸多学者围绕我国农产品电商现状与特征、[ 1-2 ]电商平台、[ 3-4 ]产品供应链、[ 5 ]运作模式与比较、[ 6-7 ]农产品物流与技术、[ 8 ]交易法律机制、[ 9 ]发展问题与对策[ 10-11 ]等方面展开研究，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和理论体系，但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相关的研究还比较少。檀学文等[ 12 ]针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模式的研究简单提及要鼓励返乡农民工开办家庭农场电子商务，但并没有就农业经营主体电商行为进行深入论述。何德华等[ 13 ]尽管研究了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中的农产品电商意愿，但仅从消费者角度进行了探讨，并未涉及农产品生产者（即农业经营主体）。总之，尽管目前我国农业经济领域的学者特别关注农产品电子商务及相关课题，但研究时间较短，认识深度不够，而农产品电子商务涉及面广，关系复杂，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目前还没有从农业经营主体（生产者）视角探析电商行为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将基于对湖北省823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的深度访谈和调研，利用有序Lo？ gistic模型，分别从家庭农场、大户、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四类不同的经营主体入手进行实证分析，以厘清其农产品电商认知行为差异，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及影响因素，为政府推动农村电商发展建言献策。

二、理论模型、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一）理论模型

新技术只有在被农业主体采用的情况下才能转化为生产力，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产品电子商务这种新型农业技术的认知是其试用、采用和推广的基础。与普通农业散户相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新技术选择与采用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与示范作用，研究他们对电子商务这种新的农业技术的采用与认知行为，对新技术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经营主体对农业新技术的采用过程通常可分为认知、说服、评价、试用、确认等五个阶段，[ 14 ]本文在此基础上融合班杜拉[ 15 ]的人类行为模型，构建农业经营主体技术认知行为模型（见图1）。

由图1可知，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电商技术采用方面的行为差异，是由不同的决策行为决定的，而这种决策行为受内外部因素综合影响，其中信息扩散是技术采用行为动机的起源。

（二）变量选择

因变量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电商的认知，自变量既包括年龄、文化程度、打工经历、产业种类、经营规模、毛收入、电商基础设施、商标注册情况等内部影响因素，也包括家人支持度、培训次数、人脉影响、政策款项扶持等外部影响因素。具体变量的选取、含义与赋值、均值、方差以及解释变量所产生影响的预期判断可参见表1。

1.内部因素

在内部因素中，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看，一般来讲，男性比女性更敢于冒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用电子商务技术行为是一种风险性活动，因此预期性别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商认知的影响为正；农业经营主体年龄越大，思想更新越困难，性格越稳重，越不利于电商技术的采用，因此预期年龄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商认知的影响为负；一般情况下，经营者受教育年限越长，文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了解新技术，因此文化程度预期影响为正；外出打工丰富了农业经营主体的社会阅历，开阔了农业经营主体的眼界，因此打工经历预期影响为正；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看，所从事产业种类的预期影响为负，因为专业化程度越高，农产品在销售环节往往越专业化和现代化，越易于采用农产品电子商务技术；农业经营的适度规模问题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 16 ]经营面积（规模）并非越大越好，其对电商认知的预期影响尚无法判别；经营者收入越高，越易于更新生产设备和采纳新技术，因此预期影响为正；电商基础设施越完善，越有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用农产品电商技术，因此预期影响为正；注册商标的农业经营主体其运营往往更加规范，品牌意识更强，对品牌的网上销售也更加看重，因此预期影响为正。

2.外部因素

在外部因素中，家人对经营者电商行为的支持力度以及经营者的人脉关系也比较重要，因此预期影响为正；政策扶持款项能够直接提高农户收入，提升经营者信心，有利于电商等新技术的推广，因此预期影响为正；近年来政府举办的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影响深远，但由于培训内容与实际需求差距甚大，并非参加培训次数越多，对电商认知的影响越大，因此其预期影响尚未可知。

那么，内外部因素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商认知行为的影响是否与预期一致？其影响程度如何？经营主体间认知行为差别如何？这些均需要后文进行严格的实证分析。

（三）数据说明

1.数据来源

2016年10月到2017年1月，课题组对参加2016年湖北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项目的五期学员进行了无记名的问卷调查。这次培训的对象主要来自荆州、潜江、孝感、宜昌、襄阳、恩施、咸宁、随州等八个区域，调查样本来自各培训班，包括种植班（182人）、水产班（175人）、养殖班（163人）、家庭农场主班（173人）、合作社理事长班（158人）。针对参加培训的各类经营主体负责人，共发放问卷851份，收回有效问卷823份，有效率96.71%。①

2.数据特征

（1）经营类型构成。农民专业合作社158家，占19.19%；家庭农场220家，占26.73%；种养大户386家，占46.90%；农业企业（公司）59家，占7.18%。产业分布：种植业182家，占22.12%；养殖业234家，占28.43%；立体农业18家，占2.18%；加工业37家，占4.50%；混合型352家，占42.77%。地理分布：山区为271人，占32.93%；平原地区为552人，占67.07%。

（2）样本主体特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性别构成：男性715人，占86.88%；女性108人，占13.12%。负责人年龄构成：30岁及以下131人，占15.92%；31～40岁329人，占39.98%；41～50岁285人，占34.63%；51岁及以上78人，占9.47%。负责人文化程度构成：小学12人，占1.46%；初中至高中及中专515人，占62.58 %；大专253人，占30.74%；本科及以上43人，占5.22%。经歷构成：有打工经历的653人，占79.34%；没有打工经历的仅为170人，占20.66%。

（3）电商行为特征。在所调查样本中，已经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的经营主体237人，占28.80%；尚未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的经营主体586人，占71.20%。在尚未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的经营主体中，愿意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的有492人，占比为83.96%；不愿意开展电子商务的有74人，占比为12.63%；完全不理解电子商务行为的20人，占比为3.41%。对于已经开展电子商务的经营主体，统计其经营规模发现，经营规模大于400亩的有211家，占比为89.03%，其中农业企业（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分别为51家、52家、82家、26家，占各自类别总数的比重分别为86.44%（51 / 59）、32.91%（52/ 158）、37.27%（82/ 220）、6.74%（26/386），差异很明显。

三、模型选择与实证结果

（一）计量方法选择

概率模型（Logistic，Probit，Extreme Value）均为排序选择模型（Ordered Choice Model）常见的估计方法，在因变量离散数值多元的情况下，一般采用多元概率模型。[ 17 ]考虑本文的因变量，即设定不了解=0，一般了解=1，了解较多=2，存在排序关系，因此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量化分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商认知行为差异及影响因素。其数学表达式如下：

1.总体样本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STATA14.0软件，首先对总体样本（总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分别给出了估计系数、标准差、Z统计量及对应的P值。

总体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商认知行为受内外部因素综合影响显著，仅毛收入和培训次数的影响不显著。具体来讲，在内部因素中，性别的估计系数为0.459 9，与预期相符，在10%的水平下显著，表明男性农业经营主体电商认知行为明显优于女性。经营者年龄对电商认知行为影响显著但为负，与预期一致，表明年轻的农业经营主体比年长者更愿意采用电商等新技术。文化程度在1%的水平下显著，且系数为正，与预期相符，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文化程度越高，越易于接受新的农业技术。打工经历的估计系数显著且为正，表明是否拥有打工经历导致农业经营主体对待农产品电商技术的态度存在较大差别，打工经历能够较好地促使其采纳农产品电商技术，这启示政府要助推农民工返乡浪潮，鼓励他们返乡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产业种类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产业种类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商认知行为产生负的影响，也就是说专业型经营模式的农业经营主体在采纳新技术方面优于混合型经营模式，因此要进一步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专业化经营，逐步摒弃与传统农业散户类似的混合型经营模式。经营土地面积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影响农业经营主体电商认知的经营规模并非越大越好，凸显了适度规模的重要性。毛收入变量不显著且系数为负，表明农业经营主体电商认知行为不受收入影响，与预期存在偏差。电商基础设施与商标注册情况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且为正，与预期一致，表明农业经营主体电商行为受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影响显著，且注册商标有利于提升对电商的认知。

在外部因素中，人脉关系、政策款项扶持等显著为正，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商技术的推广与事业的成功，往往需要拥有广泛的人脉资源、强大的经营团队和政府支持。因此，拓展农业经营主体人际圈，构建关系网，不仅有利于经营主体相互学习，提升同行对电商的认知度，而且可以逐步获取政府支持，传播电商技术信息，刺激技术采纳行为。家人的支持度對电商认知有显著影响但为负，与预期存在偏差。调查中发现，91.5%的农业经营主体在技术采纳与创业初期受到了家人不同程度的干扰，因此主要负责人应在电商采纳过程中主动回避家人和亲戚的阻碍。经营主体参与培训的次数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商认知的影响不显著，这是因为培训内容往往与实际需求脱节。调查发现，有83.96%的负责人表示愿意从事电子商务，但其实际需求与政府培训供给严重不对等，参加培训几乎无法获得实在而有用的技术。由此可见，针对农民的培训一定要创新方式，改革内容，注重实践。

2.个体样本回归结果与分析

为分析不同类别农业经营主体电商认知行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别对家庭农场（模型1）、种养大户（模型2）、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型3）、农业企业（模型4）等个体样本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为便于横向对比分析，仅给出估计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具体可参见表3。

总体来看，不同类别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电商认知行为存在差异，各自的重要影响因素亦不同。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农业经营主体电商认知行为受经营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打工经历等影响显著，而合作社与农业企业几乎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从事产业种类与经营规模对电商认知行为的影响差异明显。具体来讲，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的电商认知行为受经营规模影响显著，不受产业种类影响；而合作社与农业企业电商认知行为受产业种类影响显著，不受经营规模影响。

（2）电商基础设施与商标注册情况显著影响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电商认知行为，但不影响种养大户电商认知行为。调查中发现，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是种养大户商标注册意识普遍较差，仅有27户注册了商标，占7.0%，而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商标注册率较高，为43.1%；二是受地理位置影响，76.3%的种养大户分布在山区，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远远落后于平原地区。

（3）不同类型农业经营主体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小，但内部差异较大。具体来讲，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的电商认知行为受家人影响较为明显，这是因为这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用新技术的决策者往往是一个家庭及其成员。而合作社这种类型的经营主体受人脉关系影响最为显著，这体现了当前我国合作社运营规范性不够、可操作空间较大等现实问题。仅农业企业电商行为受政策款项扶持影响显著，而对经营者的调查显示，农业企业之所以能够拿到扶持款项，往往是因为某种知名农产品品牌，说明农业经营主体品牌知名度、农产品质量等显著影响电商行为与效果。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以湖北省823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研究样本，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产品电子商务技术认知水平的差异及影响因素，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经营主体其电商行为认知强于合作社、农业企业等规模较大的经营主体，且受政府培训影响显著。这说明，政府在推进农产品电商技术的过程中，应分类别、有重点地培训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经营主体，以提升培训效果，培育我国农村电商技术型人才。

第二，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的电商认知行为受经营规模影响显著，不受产业种类影响，而合作社与农业企业所受影响效果相反。这说明，政府在推进农产品电商技术的过程中，应注重调整和优化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种植结构，注重提升合作社、农业企业专业化水平并扩大经营规模。另外，政府在推动农产品电商发展过程中，还要特别关注山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家人支持度、人脉关系、政策款项扶持等外部影响因素对农业经营主体电商认知行为的影响较小，但影响的差异较大。这说明，要推动我国农产品电商发展，重点是依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身，而非依靠政府等外在力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下而上”开展农产品电商的效果远远优于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效果。另外，注重强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品牌意识，以利于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商发展进程。

（二）建议

基于实证结果和调查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大力开办农村电商技术讲坛，提升农民电商认知水平。提升农业经营主体电商认知水平是电商技术推广的重要内容，应通过重点丰富电商农业技术培训等理论课程，革新职业农民培训内容，提升农户电商认知；通过农技专家创办田间课堂等实践活动，创新职业农民技术培训方式，培育农村电商人才，促使文化素质较高的有志青年成为农业经营主体；通过聘请电商专业人才、开办乡村讲坛、免费指导解答疑惑，推动电商技术落地。[ 18 ]鼓励当地成功的农业电商创办赢利性技术讲坛，分享采用电商技术的经验，“自下而上”地推广电商技术，形成示范带动效应。

第二，强化农村电商信息技术设施，优化农村技术推广环境。一是加强农村网络设施规划与建设，大力开展“村村通互联网”工程建设，通过电脑下乡、宽带入户、Wi-Fi区域共享等方式连通农村网络，实现电信、移动、联通、广电等全覆盖，利用县域现有市场、信息、设施、流通、监管等资源，建立农村商务信息应用与共享机制，实现互联互通与资源共享；二是重点完善农村电商综合服务网络，主要建设营运中心、电信服务中心、物流中心、电商服务网点等，为农村消费者提供信息发布、网络购销、线下体验、质量追溯、售后服务等功能，最终建立由县域服务中心、乡镇服务站、村级服务点组成的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体系，优化农村电商发展环境。[ 19 ]

第三，拓展农业经营主体人脉交际圈，加快构建电商人才网络。人脉关系已经成为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电商认知行为的重要因素，而构建广泛的人际圈还困难重重。[ 20 ]因此，必须加大农村网络信息化投入，尽快建立官方电商人才网络，整合电商科研人员、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信息技术人员、已成功开办以及有意愿开办电商的农业经营主体等形成电商交际圈，拓展农民人脉关系。利用微信群、QQ群等建立公众交流服务平台，帮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利用互联网及现代电商信息技术，开拓农产品市场，规避并降低农业经营风险。

注釋：

①针对参加2016年湖北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项目的学员，采用随堂调查方法，以“课堂作业”形式发放并回收问卷，保证了较高的回收率。

参考文献：

[1]谢天成，施祖麟.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与对策[J].现代经济探讨，2016（11）：40-44.

[2]聂林海.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特点和趋势[J].中国流通经济，2014（6）：97-101.

[3]张胜军，路征，邓翔.我国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建设的评价及建议[J].农村经济，2011（10）：103-106.

[4]陈亮.从阿里平台看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趋势[J].中国流通经济，2015（6）：58-64.

[5]王珂，李震，周建.电子商务参与下的农产品供应链渠道分析——以“菜管家”为例[J].华东经济管理，2014（12）：157-161.

[6]胡俊波.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模式研究：一个模式构想[J].农村经济，2011（11）：111-113.

[7]孙百鸣，王春平.黑龙江省农产品电子商务模式选择[J].商业研究，2009（8）：175-176.

[8]赵志田，何永达，杨坚争.农产品电子商务物流理论构建及实证分析[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4（7）：14-21.

[9]刘渝峡.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的法律保障机制建构[J]农村经济，2015（11）：95-99.

[10]刘建鑫，王可山，张春林.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J].中国流通经济，2016（12）：57-64.

[11]李艳菊.论我国农业电子商务发展动力机制与策略[J].求索，2015（3）：84-88.

[12]檀学文，胡拥军，伍振军，等.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形式发凡[J].改革，2016（11）：85-98.

[13]何德华，韩晓宇，李优柱.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消费者购买意愿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85-91.

[14]ROGERS E M.Diffusion of innovations[M].London：The Free Press，1983：241-264.

[15]班杜拉.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M].林颖，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5-41.

[16]汤建尧，曾福生.经营主体的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绩效与启示——以湖南省为例[J].经济地理，2014（5）：134-138.

[17]林毅夫.禀赋、技术和要素市场：中国农村改革中关于诱致性制度创新假说的一个自然实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11-122.

[18]来有为，王开前.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形态、障碍性因素及其下一步[J].改革，2014（5）：68-74.

[19]武晓钊.农村电子商务与物流配送运营服务体系建设[J].中国流通经济，2016，30（8）：99-104.

[20]朱镇，赵晶.企业电子商务采纳的战略决策行为：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1（3）：151-160.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Agricultural E-commerce Behavior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bout New Type of Management Main Body

YAO Zhi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Beijing100083，China）

Key words：new type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main body；agricultural e-commerce；behavioral difference；internal fac？ tors；external factors

作者：姚志

新型农业电子商务平台论文 篇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状与对策

摘 要：凤城市作为全国百强县，辽宁省传统甲级县，在发展新型农业经营模式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问题。据此，将基于3个乡镇、8个自然村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凤城市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为推动凤城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结构优化发展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

关键词：凤城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策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6.29.009

凤城市总面积为5513平方公里，是丹东市下辖县市，辖21个乡镇（区）、201个村、2082个村民组；家庭承包经营的农户数112752户，农业人口414795人。全市共有耕地面积877588亩，其中家庭承包耕地面积830970亩。推进凤城市现代农业建设必须要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笔者对凤城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并针对其存在问题提出了建议。

1 凤城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状况

在县级财政的大力支持下，依靠国家的项目资源投入，凤城市通过资本下乡和土地流转的结合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长期以来，凤城市对土地的治理对象多是小规模农户化的农户（土地持有量不超过十亩），城镇化进程加速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工商业转移的速度，凤城市的农业发展也走上了“去过密化”和“去农业化”的趋势。1998年之前，因农民进城务工而导致大量土地出现闲置，农民开始对土地进行自发流转，这种自发性土地流转多建立在血缘关系、人情关系之上，以口头协议生效，凭借村民之间的互相信任。这接受土地的农户将分散的土地资源可以集中管理和再分配，从而催生了具备“去过密化”特征的中型农业经营主。但是村庄内部农民之间的土地自发流转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大规模经营，完成发展现代农业的目标，政府利用以资本下乡来推动土地规模化流转的方式来培育种粮大户。在凤城市各级部门的积极努力和宣传下，凤城市土地流转取得显著成效。在凤城市10万余亩土地流转面积中，流转向农户的承包地面积81566亩，占承包地流转面积的76.43%；流转向家庭农场的承包地面积10497亩，占承包地流转面积的9.84%；流转向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面积为3929亩，占承包地流转面积的3.68%；流转向农事企业的面积2541亩，占承包地流转面积的2.38%；流转入其他农业经营主体的承包地面积8188亩，占承包地流转面积的7.67%。建立在土地流转为基础上，凤城市政府出面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发展适度规模经和现代农业生产的新模式——采取租赁和合作经营模式。凤山区大梨树村就是积极实践此种模式，在6000亩土地上种植五味子、葡萄等经济作物，目前已经取得良好的收益。为了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凤城市在积极执行辽宁省各项有利于发展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的同时，又积极落实支持家庭农场发展的各项政策，凤城市财政局和凤城农业经济局在执行省里的政策的同时，又实行了对合作社进行贴息和以奖代补的补贴方式来促进合作社的发展。

2 凤城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存在的问题

凤城市各级部门在扶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等方面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

2.1 缺乏针对家庭农场发展的宏观政策

作为适度引领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有生力量，在国家层面上缺乏支持家庭发展的政策。目前，普惠制的惠农政策都是针对普通农户，而支持家庭农场的政策尚未建立，针对性不强。长期、稳定、连续政策的缺乏，不利于家庭农场的坚持发展。

2.2 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的问题

凤城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多数忽视科学的财务制度的重要性，在民主管理决策方面也落实得不好。有的合作社规模偏小，带动能力不强，社员与合作社的连接不紧密，这些致使合作社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金融部门支持合作社的力度不够，贷款难是大多数合作社发展过程中普遍的问题。同时，很多政府相关部门只注重扶持合作社，而忽略对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的指导。这些都导致合作社的距法律规定的原则、条件相去甚远。

2.3 目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法律地位的不明确

因缺乏准确的法律定位，也因此缺乏相关的法律权益的保障。如土地的所有权的归属问题，大部分农民依旧认为农村土地产权为集体所有，自己只有使用权。不清晰的土地产权降低了农民对生产和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同时对新型农业经营者主体的定位也不够准确，以家庭农场为例，工商部门将家庭农场定位为个体工商户或者股份公司，仅仅是在名称上加以区分，并没有与市场主体相适应。

2.4 金融支持力度不够

针对凤城市“三农”客户的融资互助担保基金及融资担保机构数量少、规模小，尚未建立有效的政策性与商业性互补的融资担保体系，难以满足“三农”客户融资担保需求，普遍存在贷款难风险大的问题。在乡镇设网点的金融机构比较少，到村一级的就更少，农民对金融政策了解不深，如何贷款、利率多高、程序怎样不清楚，习惯于便捷的民间借贷，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金融的发展。

2.5 凤城市农业经营主体的专业人才缺乏严重

凤城市家庭农场主、合作社社员、专业大户的参与者多为在村务农的农民或各村、组基层负责人等。因年龄大（多数在45——55岁之间）、文化水平低（大多数为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专业经验缺乏（大多数为传统农民）、管理和领导能力差（对科学管理大多不了解）、认识缺乏高度（对市场定位不准确）等一系列问题对当前新兴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和发展形成了严重的制约。

2.6 缺乏社会化服务

凤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基层力量薄弱。目前，县乡镇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机构服务手段落后，高素质的农村专业信息服务人才匮乏的制约。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的服务质量有待提高。财政投入不足，不仅对农业科技投入强度不高，使科技创新缓慢，脱离市场需求，农业技术转化率低，甚至研发成果不适应农业生产经营实际需要；而且财政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也不足。

3 凤城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发展的对策

3.1 延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空间

结合凤城市各个乡镇的实际情况，量身定裁来制定相关的政策制度为新兴农业经营主体营造农业创业就业环境。同时要为职业农民成长营造良好的政策和社会环境。凤城各级部门从多个层面来加大对农业经营过程中的基础设施、专业技术应用等的方面的资金扶持力度。建立和健全退出进入机制，保证经营者能够自由的进入或者退出，确保经营者的权益。

3.2 拓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模式

在家庭农场、合作社的原有的经营模式基础上，与凤城各级部门一起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如开展合作社“抱团”发展模式，即规范开展农民合作社资金、设备、销售渠道等业务互助，这样可以有效地利用资源。积极的鼓励发展“家庭农场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此种模式可以利用凤城市自然、资源结合科学的管理，来发展种植养殖综合性家庭农场。结合自身自然优势，积极发展种养结合家庭农场循环、绿色、可持续经营模式。

3.3 更新总体布局

对农民合作社进行规范化建设。要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扶植政策，为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提供宽松的发展环境。强化多元化、全方位财政方面的扶植，壮大合作社的经济实力。各级政府、金融机构及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建立健全体制与机制。为了提高农民合作社示范社规范化建设水平促进合作社做大做强，有针对性开展培训工作，对合作社的规范化进行指导。结合凤城本地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特点的基础上，建立农业龙头企业；同时要积极的拓展农产品深加工，延长农业生产的产业链，建立品牌化、标准化、现代化、规模化于一体的农业龙头企业。对新型农民和技术人才进行可持续布局。凤城各级政府部门要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三方面进行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积极鼓励和引导在凤城市有过农业经营管理和生产经验的大中专毕业生成为高学历、高素质、专业化的新型职业农民。

3.4 创新营销机制，充分运用“互联网+农业”模式

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借助电子商务来对农产品进行销售。政府要针对农业电商设立专门的扶持资金推出具有凤城本土特色的电子商务平台。政府要针对网站的质量进行技术上的提高，同时要对农业信息进行及时更新。除了对农业科技信息和职业技能进行培训外，还要开展与电子商务有关的培训。

总之，凤城市在发展新型农业经营模式过程中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在坚持科学的原则的基础上可以取得长足的发展，如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坚持规范合理有序推荐的原则，对各方面的资源进行整合，加强家庭农场与农民合作社之间的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此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过程中，各类人才至关重要，需要政府从政策、法规、资金、社会支持等各个方面来加强对人才的培养。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可根据农村的实际来制定适宜的发展对策，要循序渐进，不可为了追求政绩而冒进，要在稳中国求发展，促进农业经济稳健发展。

作者：任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