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企业经济减排研究论文

2022-04-16

摘要：作为能源消费大国，中国的能源结构调整和温室气体减排对全球的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世界能源结构向绿色转型，中国为了实现“双碳”目标，必须控制石油消费量、改善能源结构、降低高碳化石能源占比。在交流沟通模式下，石油企业应当多了解合作企业的背景、突出石油企业引领角色、加强沟通及合作。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化工企业经济减排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化工企业经济减排研究论文篇1：

基于市场机制的环境政策浅析

摘要：随着气候问题日益突出和减排形势的持续严峻，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成为共识。本文从制度差异、政策优势和存在问题以及对经济的影响等几方面对碳交易、环境税和碳税三种市场化工具进行了对比浅析，提出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环境问题需多策并举，打好政策组合拳。

关键词：碳交易环境税碳税环境政策市场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但环境污染、生态退化、气候变化等一系列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篇集中论述，首次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生态文明”由此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近年来，从修订《环境保护法》到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从出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到开展中央环保督察、落实生态环保“党政同责”，生态文明建设已逐渐步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

2015年9月，中美两国元首联合签署《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计划2030年左右我国化石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提升到20%左右。2016年11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5年下降18%。2017年1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提出到2020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5年下降15%，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中国在治理环境污染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迈出的坚定步伐，传递出中国经济转型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信号。

在环境治理初期，我国通常采用的是行政手段。虽然传统的行政手段（如淘汰落后产能、拉闸限电、行政问责、行政处罚等）具有便于集中管理、执行力强等诸多优势，但存在执法成本过高、灵活性不足等局限，市场经济活动主体常因被动接受管制而缺乏内在减排动力，难以从根本上有效解决高污染、高排放问题。现阶段，利用市场机制解決环境问题已逐渐成为各国共识，例如排污权交易、能源合同管理、碳排放权交易、环境税环境税是20世纪末国际税收学界新兴起的概念，至今全球尚无统一定义。学界普遍认为环境税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的环境税是指一切以保护环境为目的而征收的税或者采取的税收措施；狭义的环境税指单一的污染税，即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人的污染行为作为征税对象的独立税种。、绿证交易等，都是通过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这两个杠杆，调动企业和社会相关群体的积极性，从而降低减排成本，增强企业绿色竞争力，最终达到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面对世界经济的挑战，中国要走出一条绿色发展的道路，就要制定合适的政策，采用恰当的手段，处理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2013年启动的碳排放权交易（下文简称“碳交易”）和201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下文简称“环境税”）备受瞩目，同为基于市场机制的环境政策工具，碳税的征收与否在我国一直备受争议。本文将从制度差异、政策优势和存在问题以及对经济的影响几方面对上述三者进行对比浅析。

一、碳交易、环境税和碳税的制度差异

（一）设立背景和意义不同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典型代表和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在国际减排承诺和国内资源环境双重压力之下，国务院于2011年底提出了“探索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要求。碳排放权交易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以较低成本完成节能减碳目标的重大体制创新，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的具体举措。2013年6月至2014年6月，“两省五市”（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碳交易试点陆续启动。在试点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全国碳市场计划于2017年年底启动。七试点横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在经济结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和较强的代表性。经过3年多的运行，七试点控排工作初见成效，不仅提高了全社会控制碳排放的意识，实现了在政策法规以及重大制度方面的探索，更为全国碳市场的建设积累经验、创造条件。

环境税作为协调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重要制度，体现了用税收手段来促进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思维。2016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环境保护税法》，定于2018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征。此次出台的环境税是基于实施了30多年的排污费制度，依据“税负平移”的原则以“税”代“费”，充分发挥税收激励作用，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费”改“税”有利于解决排污费制度存在的执法刚性不足、行政干预等问题，有利于提高纳税人环保意识和遵从度，强化企业治污减排的责任。（表1）

碳税是指以化石燃料中的碳含量或者燃烧化石燃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计税依据所征收的税，旨在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政策目的与碳交易异曲同工。我国从2006年开始就围绕碳税开征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一直争论未果。是否征收碳税，不仅涉及到与国内现行碳交易制度统筹的问题，也涉及到国际气候谈判和对外贸影响等复杂问题，需审时度势，慎重考虑。

（二）理论依据和实现机制不同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是将外部性内部化，体现出造成环境问题的成本。将外部性内部化有两种理论支撑——科斯定理和庇古税，前者是明晰排放的权益，后者是向排放者收税。

具体来说，碳交易遵循的是科斯定理，即在产权清晰的条件下将外部性问题内部化。碳交易是一种特殊的资源环境产权交易制度，通过设定一定范围内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凸显其环境资源稀缺性，使碳排放权具有商品价值和交易的可能。环境税和碳税则采用的是庇古手段，即政府根据排放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对排放者征税，用税收来弥补排放者生产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再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体现了“污染者付费”的原则。通过征税，既可以控制污染物或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时又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产生“双重红利”。

虽然上述三者都是市场化的环境治理手段，但实现机制有所差别。碳交易制度基于数量原则，管理当局设定控排总量目标后将碳排放权以配额形式发放给控排企业，由于不同企业二氧化碳的减排成本各异，减排成本相对较低的企业可以出售富余配额赚取利润，而减排成本相对较高的企业则需要购买配额以降低达标成本，最终实现整体减排成本最小化。碳税和环境税则基于价格原则，强调充分发挥政府调控的作用。理论上征收的税额应该等于企业排放污染物或二氧化碳的外部成本，对社会造成的成本越大则收取的税额越高，通过提高排放成本倒逼企业减排治污。同为减碳工具，碳交易是政府首先确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再由市场机制决定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价格；而碳税是由政府首先决定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价格，再由市场机制决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二、碳交易、环境税和碳税的政策优势与存在问题

（一）政策优势

碳交易的最大优势就是具有明确的温室气体总量控制目标，提高了减排效果的确定性。其次，碳交易能以更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由于碳交易在运转过程中可以形成市场化的碳价格，这样企业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进行技术革新、提高能效或是购买配额。此外，由碳交易衍生出的碳金融产品可吸引大量资本进入应对气候变化行业。同时，碳交易制度逆经济周期性可以起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经济萧条时期碳排放少，市场上的二氧化碳需求减少，价格下降，需要购买碳排放量的企业经济负担随之减轻；反之，在经济高涨时期，排放量增加、碳价上涨会对企业碳排放产生抑制效应。

环境税的政策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相比碳交易存在控排企业纳入门槛，环境税的覆盖范围更加广泛，税收的公平性原则可以遏制权力寻租的可能，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和社会氛围；其次，环境税的征收可以间接增加地方环保投入。由于污染治理责任主要由各地政府承担，为调动地方积极性，环境保护“费改税”后，由地方税务部门征收，全部税收归地方所有，同时鼓励地方上调收取标准。由此可见，各地可用于治污的资金与硬件投入将会大幅增加。

开征碳税的好处在于可以加大政府对二氧化碳减排的调控力度，同时有助于我国绿色税制的完善与优化。碳税通过市场把保护和管理环境的责任从政府转移给环境责任当事人，从而使环境管理模式更加灵活。同时，碳税作为一个独立税种或是环境税的一个税目，配合其他环境税的开征，可以弥补环境税的缺位，加大税制的绿化程度。与碳交易相比，碳税覆盖范围更加广泛，实施和操作成本低，透明度高，相对有效和公正。

（二）存在问题

尽管碳交易在试点阶段经运行基本平稳且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中国的碳市场发展仍然面临一些体制、机制、监管和激励方面的障碍，例如政府过多干预、信息透明度差、市场流动性不足、交易价格波动大、存在诸多市场风险、区域差异性较大、地方人才储备不足等等，尤其是国家层面的法律尚未出台，顶层设计悬而未决。由于碳交易的实施需要配以完善的分配、管理和监测等制度，行政成本较高且具有一定复杂性，因此采取了“抓大放小”的原则，设定了较高的纳入门槛全国碳市场纳入门槛为2013年至2015年中任意一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万吨标准煤以上（含）。Invalid_string。此外，由于煤和石油作为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其价格尚由政府调控，无法真实反映出资源成本，环境成本更是难以核算，为生成合理的碳价形成机制带来困难。

从易于操作的角度出发，目前我国已立法的环境税仅是一个窄口径的、独立的税种，仅仅是对排污费的平移。对环境税而言，最大的问题在于很难确定最合理的税率，因为税率太低不会带来实质性减排，税率太高会对整个实体经济造成影响。另外，由于地方具有一定的政策灵活性，经济落后地区有可能设置较低税率，从而导致高污染企业集中。其次，在征收环境税时，如果商品的需求弹性小，那么企业会通过提高价格将税负向后转嫁给商品的消费者，会背离“污染者付费”的原则，使得控排的初衷大打折扣。

碳税的劣势在于对二氧化碳减排量的不确定性以及碳税与其他税种的关系尚未理清。碳税通过改变相对价格体系，为减排提供经济诱因，但它对减排效果是不确定的。此外，碳税与现行的消费税、资源税、燃油税等稅种的部分功能交叉。例如，近年来我国出于环保目的不断调高成品油的消费税，这种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征收的成品油消费税，本质与碳税相同。未来中国的消费税的调整重点是向“三高”（高能耗、高污染、高档次）扩展，更多高能耗产品被征收消费税是不可避免。因此，如果单独设立碳税或环境税中增设碳税，将出现重复征税的问题，无疑将加重企业负担，加大税改阻力。建立碳税制度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对我国现行的税制结构进行优化调整，避免出现功能重叠和重复征税现象。

三、碳交易、环境税和碳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实施碳交易可以有效遏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促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可以有效降低碳强度和能源强度，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实施碳交易可以紧密地连接金融资本与基于绿色技术的实体经济，通过金融资本的力量引导实体经济的发展，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有机结合，符合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对企业而言，在碳交易制度初期，为减轻政策落地阻力，碳配额通常为免费分配，所以不会给控排企业带来成本负担。虽然实施过程中有可能会对大、中型实体企业的生产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同时也会给这些企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在绿色低碳发展的道路上挑战和机遇并存。

开征环境税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加快推进我国节能减排工作。开征环境税后，环保部门将拥有更多的资金解决环境问题，提高环保产业在国家整体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从企业角度来看，由于环保税基本上是对排污费的平移，征收对象、范围、税额标准、计税依据都没有大的调整，因此对于依法治污和规范征收排污费的企业影响不大，对于污染物排放较多的企业有一定影响，对于污染物排放浓度低于标准的企业则会享受到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尽管环保税开征后可能会导致全社会总产出下降，但会促进社会总投资增加，总体变动幅度较小。

开征碳税可以抑制化石能源消耗、抑制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增长，会对经济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由于能源价格上涨会降低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税收会增加政府收入、扩大政府投资规模，从而带动经济增长。从短期来看，碳税会影响相关产品的价格，抑制消费需求，从而抑制经济增长，但从中长期来看，碳税将有利于探索和利用可再生能源，研究和使用碳回收技术等节能减排技术，降低环境治理成本，从而利于经济健康发展。

四、碳交易、环境税和碳税的发展趋势

随着政策法规和市场交易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碳交易市场已由“试点先行”向“全面建设”推进，作为2017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之一，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在即，各项准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未来中国或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有助于驱动我国投资决策和消费习惯的绿色转型。从全球角度和长远发展来看，碳金融已成为各国抢占低碳经济制高点的关键，这一领域的竞争已相继在各金融机构展开。预计未来5—10年，中国环境改革与金融改革相结合将会产生更多的产业和投资机会，碳金融将伴随中国碳市场蓬勃发展。

环境税的开征也已进入倒计时，环保和税务两个部门如何配合征收将成为落实这部法律的关键。由于环境税的征税对象存在排污量核定的技术性和复杂性，单由税务部门很难完成，两部门之间如何做好数据审核和信息共享，一系列协调措施亟待制定。此外，在我国环境问题日趋严峻的情况下，需要环境税更好地发挥促进减排降污的作用，在费改税实现平稳过度后，应适当提高税率并适时扩大征税范围，税目的设置应在可操作基础上与规划的污染减排指标挂钩，尽可能的涵盖更多的影响环境、威胁生态平衡的因素，使环境税更好的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

目前，我国在运用市场机制促进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已经选择了碳交易制度，考虑到国民经济的实际承受能力，我国引入碳税的时机尚未成熟。碳税是以能源产品的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减排政策，所以实施碳税的前提是完善我国能源价格的形成机制。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化，在能源价格逐步放开后，需根据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和国际气候谈判的形势，统筹考虑我国碳交易的进程以及相关税收政策后，再择机开征碳税，同时应做到与主体税种减税相配合，避免增加宏观税负。

五、小结

碳交易、环境税和碳税，看似是三种不同的环境政策，但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协同效应。由于化石燃料及其加工品，在燃烧过程中会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会产生各种废气、废液及废渣，形成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物。三者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均能显著降低我国对化石能源的消耗，助推能源转型升级，从源头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抑制环境污染。同为减碳工具，建议碳税与碳交易制度并行，即对于未纳入碳交易体系的温室气体排放部门和个人，可以利用碳税控制其温室气体排放，从而调动全社会的减排积极性。

我国环境问题由来已久，具有严峻性和复杂性，构建“两型社会”需多策并举。中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任务，通过制度推动节能减排、实现社会经济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市场机制在我国经济中的决定性地位，在环境治理问题上，我们同样应该秉承市场机制的决定性地位，配置以科學的环境监测和行政手段，通过市场化机制加强环境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金融激励促进环境保护，有效引导绿色价值投资导向，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和绿色可持续发展。对各级政府来说，应紧紧围绕“十三五”减排目标，打好碳交易、碳税和环境税等环境经济政策“组合拳”，最终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和谐共赢。

参考文献：

[1]范源源.双重失灵视角下环境税与排污权交易的比较探究[J].中国经贸导刊，2017（5）.

[2]梁文涛，李娟.“环保税”来了，绿色发展足音渐行渐近[J].中国环境监测，2017（1—2）.

[3]朴英爱，杨志宇.碳交易与碳税：有效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组合[J].东北大学学报，2016（4）.

[4]齐绍州，程思.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比较研究[M].低碳发展蓝皮书，2015.

[5]刘明明.碳排放交易与碳税的比较分析——兼论中国气候变化立法的制度选择[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1）.

〔该研究受以下课题项目资助：1、清洁发展机制基金赠款项目“全国碳市场建设若干关键问题及其政策建议”；2、国家电网公司科技项目“电网企业碳资产管理关键技术研究”。〕

（孙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

作者：孙峥

化工企业经济减排研究论文篇2：

从交流沟通模式分析“双碳”目标下石油企业的生存策略

摘要：作为能源消费大国，中国的能源结构调整和温室气体减排对全球的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世界能源结构向绿色转型，中国为了实现“双碳”目标，必须控制石油消费量、改善能源结构、降低高碳化石能源占比。在交流沟通模式下，石油企业应当多了解合作企业的背景、突出石油企业引领角色、加强沟通及合作。同时还要控制信息交流过程中不利于节能减排的噪音及各种阻碍因素、培育试点示范石油企业、突出创新驱动等，通过一系列保障措施推动石油企业转型为绿色产业结构，建设低碳能源供应体系。

关键词：石油企业；“双碳”目标；交流沟通模式；策略

作者简介：张露小荷，西安石油大学博士研究生。

为了应对加剧的能源安全问题以及全球变暖压力，中国政府积极推动节能减排。2020年9月，中国宣布了“双碳”目标——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1]。中国选择加快步伐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并向低碳社会转型，不仅直接对抑制全球变暖作出巨大贡献，对中国的环境质量、产业结构升级和先进技术突破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围绕“双碳”目标，石油企业正在加快推动能源转型，打造低碳资产组合，以传统油气业务+“负”碳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2]。石油产业包括石油勘探、开发、生产、炼油、化工、销售等环节，它们形成了在资源、技术、市场、经济上紧密联系且相互依存的企业群体[3]。为实现“双碳”目标，石油企业应当多了解合作企业的背景，加强交流、沟通及协作，促进节能减排，推动石油企业转型为绿色产业结构，建设低碳能源供应体系。

一、“双碳”目标下石油企业面临的困境

随着世界能源结构向绿色转型，石油作为一种高碳排放资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会逐渐下降。中国为实现“双碳”目标，必须控制石油消费量，改善能源结构，降低高碳化石能源占比。因此，中国的石油企业在“双碳”目标下面临很大挑战。

其一，随着能源结构向绿色转型，石油能源消费量将会不断下降。与石油能源消费紧密相关的交通运输业内的新能源革命已经开始，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已经在市场上推广，大量公共交通工具已经向电气化发展，混合动力车在中国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除了交通运输业，现代社会对能源密集型工业产品的需求也在逐渐降低，如，使用更高质量的材料延长了建筑和商品的寿命，还有增加了对铝、铜和玻璃等资源的回收利用[4]，这也会减少对石油的消费。此外，其他企业的转型和技术革新也在影响着石油的市场需求，如，中石化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建设1000座氢气或油氢加油站，全力打造自己的氢能品牌[5]。因此，石油企业如果不能及时挖掘“双碳”目标下市场的新需求，就会与其他核心产业的绿色发展擦肩而过。

其二，仅仅减缓温室效应是无法实现“双碳”目标的，石油企业还需要开发新技术，以期能够捕获化石燃料开采和燃烧过程中释放的温室气体。碳捕获、使用和存储技术作为一种新的温室气体减排手段虽然受到西方国家热捧，但远未达到商业化推广阶段，其大规模实施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6]。目前，各类碳资产管理方案依然缺乏与之匹配的成熟技术，石油企业想在“双碳”目标下发展，必须攻克核心技术难关。

其三，资金投入影响石油企业的新技术开发和企业竞争力。尽管“双碳”目标下石油企业积极向绿色低碳能源产业转型，但面临研究成本高昂、天然气管道运输完善措施停滞不前等难题，石油企业急需重新规划资金投入。如，天然气管道运输工程缺乏资金保障，会导致施工质量不达标，缩短管道使用年限，不仅浪费资源，与“双碳”背道而驰，还会因为反复检修造成更多资金和资源的浪费。为此，石油企业需要思考如何统筹规划资金，有效分析构建绿色企业的工作方案和任务优先程度，既不让企业承担技术创新失败的全部后果，还要加强与其他组织合作互惠，共同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二、“双碳”背景下石油企业交流沟通模式的特点

交流沟通模式由线性沟通模式转变而成，早期的线性沟通模式认为，信息的传送者将信息通过媒介传递给接收信息的接收者。信息在传递过程中会受到一些干扰因素的阻碍（噪音），接收者根据收到的信息进行理解，并赋予新的意义，即解码[7]。而交流沟通模式在保留线性沟通模式噪音和沟通渠道概念的同时，用“沟通者”取代了“传送者”和“接收者”，而且添加了不同的沟通背景，信息不再向着同一方向传递。

在交流溝通模式下，石油企业和其接洽的各类产业、对象都成为了平等的沟通者。石油企业并非单一地传递或接收信息，而是会同时进行信息的编码、传送、接受、解码等动作。

“双碳”目标下石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与其他组织的信息沟通和合作，信息不再是单方向地以直线进行，而会彼此影响、相互制约。在“双碳”目标下，石油企业与其他组织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系统，石油企业不能仅仅着眼于自身达到“双碳”目标，而要着眼于全局。石油企业首先要做一个合格的沟通者，要树立企业组织之间“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意识，跟其他企业一同实现“双碳”目标，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三、交流沟通模式下影响石油企业制定“双碳”策略的因素

1.众多沟通者的不同背景

从政策环境来看，传统化石能源企业的深度改革迫在眉睫。为了实现“双碳”目标，传统化石能源企业必须加快转型步伐，降低能源消费量，降低生产成本，提升资源能效水平。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石油企业应积极在内部实施有效的整改措施，并寻求外部合作，以形式多样的手段强化和规范节能目标责任机制，开展节能新技术试验。

从经济环境来看，碳排放交易市场日益成为一种低成本的减排工具，通过合理买卖二氧化碳排放许可证，实现减排责任指标。2021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也充分证实了“双碳”目标下经济环境的变化，从部分二氧化碳重点排放行业入手，在全国开展碳交易，待市场稳定运行后才会逐步扩大交易品种，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在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的作用。该文件的出台可以鼓励石油企业转型发展清洁能源，不仅可为社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还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然而，与国际上的碳交易遗留问题相似，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在碳交易市场机制中可选择的出路不同。大型企业不仅有能力迅速开发减排新技术，还能通过向中小型企业出售碳排放许可证获益，并将之用于更长远的节能科技研发，而中小型企业很难同时顾及企业经济收益、碳排放量限制和节能减排技术革新。

2.交流沟通中的“噪音”

“双碳”目标下，石油企业和其他组织的交流中存在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噪音”。外部“噪音”可能来源于各行业、各区域间存在的壁垒、国家立法或政策的空白，地区性的激进措施等。这种外部“噪音”通常不是沟通者本身造成的，但依然会影响信息沟通的质量。比如，煤电油气核等各类能源各自为政，难以整合，或者能源行业和交通业互不让步，在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减排责任分工上难以达成一致。2020年12月，生态环境部颁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列举了对碳排放额分配有异议可申请复核的方式，但并没有明确核查监管体系、责任制度等。如，四川省荣县地震频发，当地群众质疑地震是由工业开采引起的，导致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在荣县的页岩气开采作业一度全面暂停。这些政策上的空白和地区间的沟通协调问题都阻碍着石油企业向绿色低碳发展。内部“噪音”是由沟通者自身因素引起的。虽然外部环境提供了转型的条件，也有明确的转型目标，但是企业自身的技术、能源结构、清洁能源的开发等因素依然能阻拦沟通者在“双碳”目标下的信息沟通。

除了外部和内部“噪音”，石油企业在“双碳”目标下和其他组织的交流中也存在企业核心决策者的心理“噪音”。企业发展策略的制定会受领导者基本归因错误、自我服务偏见和刻板印象等心理“噪音”的影响。这些少数决策者的心理“噪音”会导致企业出台激进措施、组织间沟通意愿缺乏和盲目跟风等行为。

四、“双碳”目标下石油企业制定策略的建议

1.加强不同背景企业的交流沟通及合作

在交流沟通模式下，石油企业需要准确理解政策环境和经济环境在各个沟通者身上的不同体现，精准寻求合作对象，敏锐抓住其他企业和行业在各种背景影响下的战略规划，确定具体合作领域（如在共享减排技术的前提下交易商品或服务），从政策沟通、技术交流、制造销售等多方面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分析众多沟通者的不同背景有助于石油企业信息公开、树立绿色形象，做行业的领导者、节能减排的示范者，进一步实现“双碳”目标。

2.降低交流沟通中的“噪音”

面对外部“噪音”，石油企业应当主动牵线，与金融公司、碳排放交易所和其他企业联合试点，既扩大本地市场，又能得到学习和试验的机会。积极应对外部“噪音”为石油企业提供了与利益相关者及政府对话的机会。2021年2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已经纳入了超过两千家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开展全国碳排放权集中统一交易。2020年特斯拉大力发展能源电动车，使业绩转亏为盈，其中碳排放配额的出售功不可没。所以，高能耗的石油企业应当主动在实践中探索“双碳”目标下的生存之道，用自身的实践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石油企业不能把矛盾转移到外部“噪音”上，而是要从内部彻底推进能源结构改革，比如加大对节能减排新技术的投入，逐步淘汰高耗能、能源效率低的生产加工设备，促进技术改进和生产线的升级换代。清华大学的气候建模师张希良教授已經规划了“双碳”目标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方向，太阳能发电量可能会增长16倍，风能增长9倍，为了取代燃煤发电，核电需要增加6倍，而水力发电需要翻一番。因此，石油企业要从内部“噪音”着手，依靠科技创新开发绿色产品和服务，加强科技和节能控排领域重点工程的早期结合和技术应用，从设计、采购、建设、生产、管理等方面控制“噪音”，形成绿色低碳发展体制机制。

为避免少数领导者的心理“噪音”阻碍石油企业的发展，要统一调动石油企业各环节、各部门联合采取行动，在财务、人力资源、生产经营、法律和物资等方面都应予以支持。此外，石油企业也要落实主体责任制，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明确时间节点和责任任务清单，最大限度地控制个别领导者的心理“噪音”，按照企业实际情况合理制定方案。石油企业在创建绿色企业时还要加大投入，优先支持“双碳”目标下的企业转型建设投入，让减亏增效有机结合，用经济效益鼓励企业低碳循环发展。

“双碳”目标不仅仅是国家的发展战略，也是石油企业绿色发展的必经之路。为了迅速、高效地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石油企业应当理解分析沟通者的不同背景，加强与利益相关群体在低碳发展领域的信息沟通、知识共享、技术合作和人才培训；降低信息沟通中的“噪音”，培育试点示范石油企业，并且依靠科技创新开发绿色产品和服务，通过一系列保障措施推动石油企业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习近平.继往开来，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在气候雄心峰会上的讲话[J].中国环境监察，2020（12）：9.

[2]李缙.中国油气行业表现一枝独秀“双碳”目标促加速转型[J].石油石化节能，2021，11（5）：12.

[3]吕建中.石油产业链上下游环节价值分布不均问题探讨[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6（3）：1-5.

[4]Nan Zhou，Lynn Price，Dai Yande，et al. （2019）. A roadmap for China to peak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achieve a 20% share of non-fossil fuels in primary energy by 2030 [J]. Applied Energy，2019 （239）： 793-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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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春燕

作者：张露小荷

化工企业经济减排研究论文篇3：

拍卖法对重庆市碳减排成本的影响研究

[摘要]近年来，全国各地区正在逐步推进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工作。作为国内首批试点碳市场之一，重庆是具有重化工特征的西南地区重镇，老工业基地如何通过碳市场的建设和完善来实现低碳发展的转型，对构建全国统一的碳市场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分析了重庆市碳排放市场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评估了引入有偿配额拍卖对重庆市参与控排企业所造成的成本负担：运用灰色模型预测，得出重庆市2020—2025年碳排放总体将呈迅猛上升趋势;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得出重庆市2025年碳配额影子价格。在此基础上，计算出不同拍卖比例下重庆市参与控排企业需承担的减排总成本，为重庆市由免费配额过渡到有偿拍卖配额提供了量化决策支持，以期对我国碳交易市场实施碳配额拍卖法起到借鉴和参考作用。

[关键词]碳配额拍卖;减排成本;碳市场

[DOI]10.13939/j.cnki.zgsc.2020.34.015

1 引言

为加强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和管理，推进全社会低碳化，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201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确立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东、湖北、深圳7个省市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从2013年6月开始，各个试点碳市场陆续开展上线交易。

重庆市于2014年6月19日正式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是我国西南地区重点碳市场试点。重庆市是以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等重工业为主要特征的城市，担负着为西南地区乃至全国贡献低碳转型经验的重任[1]，对于全国其他具有类似特征的地区建设碳市场，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2017年，《重慶市“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提出，到2020年重庆全市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同2015年相比要下降19. 5%，2030年之前全市碳排放总量达到峰值。按照这一减排目标，未来一段时间重庆市将面临较大的碳排放压力，需要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节能减排战略[2]。

当前，重庆市配额的分配主要采用免费发放的形式，每年重庆市的碳市场配额存在大量剩余和浪费，市场效率较低[3]。研究表明，免费配额发放法（祖父法）在碳配额分配时缺乏公平性，无法充分发挥碳市场机制在节能减排中的重要作用。而拍卖法对碳排放交易机制带来的成本效率高，且能保证碳价格完全传递[4]。从国内其他城市来看，作为试点地区之一的广东省，已经开始尝试进行碳配额的有偿拍卖。文章旨在研究引入拍卖法对重庆市全行业减排成本的影响，为重庆市由免费配额过渡到有偿拍卖配额提供量化决策支持，为今后政府制定相关减排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为我国西南地区推进碳市场交易工作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参考。

2 文献综述

碳配额的分配方式主要包括免费发放和拍卖两种，拍卖法是指市场参与者可以通过拍卖的形式，从指定拍卖商处购买初始碳排放配额[5]。目前，国际碳市场拍卖机制设计较为完善，在实际应用中效果良好，而国内各试点碳市场的拍卖机制仍处于探索阶段[6]。

相比配额免费分配机制，配额拍卖机制被认为是未来碳市场建设中的重要分配和调节机制[6]。邓茂芝认为，碳配额拍卖机制在碳市场中可以控制碳减排成本、引导碳交易市场价格变化、维持碳交易市场价格稳定、保障市场参与方积极性[7]。魏江建立了基于代理的仿真系统，研究碳配额对减排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碳配额小幅下降可以降低边际减排成本，但过度减少并不能促进减排[8]。唐玲模拟了碳交易低碳政策对碳市场的影响，证明实施碳交易政策可以有效改善能源结构，对碳减排有积极影响，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9]。吴洁的研究表明，碳配额拍卖方式更能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保护能源行业的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10]。刘新宇提出了以拍卖法分配初始碳排放权，并将拍卖收入返还企业的模式，认为利用拍卖法能发挥价格发现功能、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推动技术进步[11]。张才琴认为如果重庆地区继续免费发放碳排放权，有可能造成产业之间的财富差距和无序竞争越来越严重，其建议初期给予一定比例的免费碳排放权，随后逐渐降低免费分配比例数额，直到实行完全拍卖[12]。

总体来说，现阶段对拍卖法与控排企业的减排成本的研究多是宏观层次，着重探讨对国家层面以及各区域的影响，对重庆试点具体影响的相关研究则较为少见。文章具体研究重庆地区碳交易配额分配制度，对全行业减排成本的影响，能够为我国西南地区开展碳交易市场建设起到借鉴和参考作用。

3 重庆市碳市场现状分析

3.1 碳市场政策情况概述

重庆市是我国中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同时也是全国老牌工业基地以及长江上游经济中心[13]。2014年6月19日，重庆市正式启动碳排放权交易，是全国最后一家开市交易的试点。

重庆市政府于2014年出台了《重庆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为碳排放交易试点机制制定了政策框架，明确界定了交易主体、配额分配与管理、碳排放核算、报告和核查、碳排放权交易、监管与处罚等碳交易市场要素。随后，重庆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先后出台了《重庆市碳排放配额管理细则（试行）》《重庆市工业企业碳排放核算报告和核查细则（试行）》以及《重庆市企业碳排放核查工作规范（试行）》等管理细则和操作标准。这些相关政策的出台对重庆市开展碳交易工作提供了政策保障。

3.2 碳市场交易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3.2.1 交易现状

从整体交易情况来看，截至2020年3月6日，全国各区域碳市场现货累计成交3.80亿吨，总成交额为83.27亿元。其中，重庆碳市场的现货产品，累计成交总量为905万吨，成交总额为3348万元，成交均价为35.7元/吨。广东、湖北累计成交量与成交额最高，位于第一梯队;深圳、北京、上海成交量与成交额位于第二梯队;天津、重庆累计成交量与成交额相对较低，位于第三梯队。

3.2.2 主要问题

第一，发育程度不完善。重庆市碳交易市场开市时间，与其他试点地区相比相对较晚，因此，碳交易市场基础薄弱，发育程度较不完善。具体体现在：市场透明度很低，公示的相关数据和资料不完整，其信息披露情况仍有待改进;与其他试点碳市场相比，重庆试点在各个方面上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发育脱节现象[14]。目前重庆碳市场存在交易主体与交易形式单一、多元化参与度不足等现象[15]。仍有政策法规不健全，法律法规不完善等问题[14];市场资源配置能力发育较弱[16]。重庆市地处我国的西南地区，总体经济情况落后于其他几个碳试点地区，这也对重庆碳市场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第二，市场活跃度较低。目前重庆试点碳市场活跃度较低，碳价发现机制尚未形成，良好的价格机制也有待完善。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工作启动以来，重庆在碳市场初期的表现与其他试点市场相比稍显冷清 [17]。重庆碳市场完成的交易量与交易额均较少[17];重庆碳市场的配额分配较为宽松，实行总量控制制度，同时采取企业主动申报配额的方式，存在碳市场配额大量剩余。[16][18-19]

第三，市场有效性不足。对于重庆市企业来说，参与碳交易更多是被动应对地方政府的履约要求，而非主动寻求投资机会，碳配额的价值在企业心目中仍然很低。不仅如此，因为对未履行清缴配额义务的企业处罚力度较小[20]，导致履约情况也不理想。主要表现在总交易量在配额总量中的占比较低，交易率不到5%，每年履约期前一两个月交易量出现爆发式增长，其他月份则交易冷清[21]。相比之下，全国其他各个试点碳市场不同履约年度的履约情况均较高，上海连续4年均100%履约[22]。

综上所述，重庆碳市场亟须改进和完善，政府、碳交易所以及参与控排的企业单位需积极面对、在碳交易中有所作为。

4 基于灰色模型的重庆地区碳排放估算

目前，重庆市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能源资源消耗较高，环境压力增大，资源环境约束和经济快速增长的矛盾比较突出。重庆市碳排放的主要领域是工业行业，尤其是重化工业占排碳比重很大，重庆市的碳排放主体主要是电力、煤炭开采、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等传统工业产业，传统工业行业的碳排放总量占工业排放总量的90%以上。

依据《重庆市统计年鉴》与重庆市十三五规划，获得2001—2015年重庆市碳排放量的数据。文章以MATLAB软件为分析工具，依据2001—2007年数据，建立灰色预测GM（1，1）模型。根据模型，得到2008—2014年重庆市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估算值，经过与实际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拟合程度较好，证明模型是可实施的，计算结果具有参考性。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估算了2015—2025年重庆市碳排放总量（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到2020年，重庆市的碳排放量将达到198.77亿吨，2020—2025年，重庆市碳排放量将持续迅猛上升。到2025年，重庆市碳排放量预计高达249.9亿吨。

5 不同拍卖比例对重庆市碳减排成本影响评估

基于重庆市2000—2015年数据，分析不同碳配额拍卖比例对重庆市各行业总减排成本的影响，通过碳配额拍卖比例的研究，为政府制定减排政策提供依据。

5.1 研究方法

文章评估了引入有偿配额拍卖对重庆市全行业企业所造成的成本负担。首先，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计算不同拍卖比例下重庆市碳配额影子价格，继而根据影子价格与预测所得重庆市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进一步计算出不同拍卖比例下，重庆市全行业企业需承担的减排总成本。

由于碳交易市场上的碳价没有反映环境成本和开采成本，存在一定的价格扭曲，因此，文章并未使用现有市场上碳价作为研究分析的对象，而是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从资本存量、劳动力、二氧化碳排放量来描述碳配额影子价格的形成路径[23]。

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如式（1）所示，除自变量的对数项外，还有自变量间对数的交叉项、自变量对数项的平方项以及随机干扰项。

（3）根据边际生产理论：

可得重庆市碳配额影子价格等于碳排放的边际生产力，计算公式为：

基于重庆市十三五规划中的目标要求，重庆市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文章计算数据主要来自2001—2015年重慶市相关数据。

5.2 计算结果

在碳减排目标限制条件下，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能够计算出重庆市不同拍卖比例下的影子价格，到2025年，能够得出，1%的拍卖比例影子价格为23.92元/吨，2%的拍卖比例影子价格为47.84元/吨，3%的比例影子价格71.76元/吨，4%的影子价格为95.68元/吨，5%的拍卖比例下影子价格为119.60元/吨，重庆市碳配额的影子价格会随拍卖比例的增加而增长。

文章计算了对重庆市在不同拍卖比例下的减排总成本，当这些碳配额免费分配给各个企业时，它们不必对排放的污染物或者二氧化碳承担成本，所以环境成本为零。而当这些碳配额部分需要花钱购买时，总减排成本会相应提高。当拍卖比例为1%时，重庆市全社会碳减排总成本为59.78亿元，当拍卖比例上涨为2%时，总成本上升为119.56亿元，当拍卖比例为3%时，总成本变为179.33亿元，当拍卖比例上涨为4%时，总成本上升为239.11亿元，当拍卖比例为5%时，重庆市全社会碳减排总成本为298.89亿元。

6 结论及建议

从上述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重庆市碳减排成本较高，政府将有偿配额拍卖制度引入碳交易市场，会加重参与控排企业的压力，设置过多的有偿配额拍卖比例会大幅度增加企业成本，并且由于利润空间被削减，许多企业将会不愿意积极参与碳市场交易，难以激发碳市场活力。

基于上述内容，文章建议如下：

（1）重庆碳交易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程度与其他试点地区相比较为落后。在碳交易机制的设计过程中，应充分考虑重庆市老工业基地的产业结构特点，以及低碳转型的时代要求，在结合其他试点地区现有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开展经济发展和低碳减排二合一的模式，设计适合当地情况的、具有鲜明特点的配额分配方式[24]。

（2）重庆碳市场采用碳配额拍卖机制时，设置纳入比例不应过多，循序渐进实施从免费配额过渡为有偿配额分配方式是有必要的。目前重庆市的碳配额还是由政府统一发放，没有将碳配额拍卖机制引入到碳市场中。为落实国家对重庆市碳减排的总体要求，结合企业减排成本来看，引入1%的拍卖比例是相对恰当的尝试，其他拍卖比例的分步实施有利于碳交易市场的建设与发展，与此同时，政府应加强碳交易市场干预。

（3）重庆市是我国西南地区唯一进入国家碳交易试点的城市，因为历史原因和发展机遇，东南部分发达地区实际是采取了先污染后治理模式，在发展经济的初始阶段并没有约束温室气体的排放。而重庆现在需要边发展边减排，和其他城市相比，减排的实际压力更大。重庆市应设计低排放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发展战略，调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企业压力，科学地制定出因地制宜的碳交易体系标准，保证温室气体减排任务妥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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