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知情权分析论文

我国1993年的《劳动法》没有对用人单位知情权进行规定,但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第8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从而第一次在劳动法领域明确了用人单位知情权。由于用人单位知情权涉及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因此,如何保障商业银行的知情权和劳动者的隐私权,则成为商业银行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劳动者知情权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劳动者知情权分析论文 篇1：

论劳务派遣中单位告知义务的履行

摘 要：劳务派遣法律关系中存在着特殊的三方关系，劳动者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而劳动者实际从事生产劳动的单位是用工单位。在这种特殊的雇佣与使用分离的状态下，三方关系的特殊性導致劳动者的知情权更容易受到侵害。在建立劳务派遣关系时，单位应充分履行法定的告知义务，否则单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此外，法律应提供劳动者以行使知情权的救济途径。

关键词：告知义务；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

在劳务派遣法律关系中，劳动者与劳务派遣单位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是劳动者实际上会被派遣到与其没有劳动合同关系的用工单位从事生产劳动，而对劳动者的派遣则是基于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双方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因此，在劳务派遣法律关系下，劳动力的雇佣与劳动力的使用是分离的。在这种雇佣与使用分离的状态下，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时除了要了解劳务派遣单位的基本情况以外，更为重要的是了解其实际从事生产劳动的劳动报酬以及用工单位的实际情况，在此过程中，劳动者知情权的保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单位告知义务的履行。

我国《劳动合同法》对单位的告知义务的立法并没有准确地考虑到劳务派遣法律关系的自身特性，导致实践中存在劳动者的知情权难以保障的困境。本文将就劳务派遣中单位（包括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的告知义务的履行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就完善劳务派遣中单位的告知义务的履行提出几点建议。

一、劳务派遣中的单位及其告知义务

劳务派遣单位是专门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社会化就业服务机构或专门派遣机构，而用工单位是劳动人事管理社会化的单位。劳动派遣单位对劳动者进行专业性的人事管理，然后向用工单位提供人力资源专业服务，以获取赚取利润；而用工单位接受派遣服务是为了避免处理各种资源管理的成本支出和繁琐的人事管理事务，以达到节约劳动成本的目的，在这过程中，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之间结成了的是一种类似于合作企业的关系，因此，劳务派遣中形成的是一重劳动关系的观点的，即劳动者在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共同的支配控制下从事生产劳动，三方主体之间形成的是一重劳动关系。

劳务派遣法律关系中的一重劳动关系就要求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共同履行单位对劳动者的告知义务。劳务派遣法律关系涉及了三方主体，单位的告知义务的履行具有其特殊性，劳动者的知情权容易受到侵害。虽然《劳动合同法》第60、62条对劳务派遣中单位的告知义务也做出了特别要求，但是，劳动者在被派遣前只能通过劳动合同、劳务派遣协议或者是劳务派遣单位等途径对用工单位有初步的了解，但是对用工单位的具体情况仍需要用工单位的告知。而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是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他们实际上是互相独立的，双方只存在一种类似合作企业的关系。由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共同履行对劳动者的法定告知义务在实践上是否会存在困境？

二、劳务派遣中单位告知义务的履行的实践困境

《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务派遣单位需要将劳务派遣的内容告知劳动者，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劳务派遣单位克扣用工单位按照劳务派遣协议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然而由于目前立法的规定尚未完善，导致出现下列实践中的问题时，无法保障劳动者的知情权。

（一）劳动合同与劳务派遣协议的签订时间不同

实践中大部分情况都不是同时签订的，劳动合同与劳务派遣协议的签订时间是有先后的。劳务派遣单位一般情况下是派遣单位先招用人员，然后再与用工单位谈判并签订劳务派遣协议。这种情况下，劳动合同签订在先，劳务派遣协议签订在后。劳动者的同工同酬的权利极易受到侵害，在先签订的劳动合同已经载明了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若劳务派遣单位没有告知在后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劳动者只能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报酬要求单位支付工资，存在劳务派遣单位克扣工资或者劳动者无法享受用工单位的同等待遇的可能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会遭受侵害。

（二）单位不履行法定的告知义务

在实践中可以发现，单位不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况普遍存在。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单位不履行告知义务的违法成本低。《劳动合同法》第60、62条分别对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的告知义务做出了规定，但是对于单位不履行该两条规定中的告知义务的后果，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因此，笔者认为该两条规定仅仅表明了《劳动合同法》保护被派遣劳动者的知情权的立场，而难以真正实现保障劳动者的知情权。

第二，单位基于利益的考量不履行告知义务。劳务派遣单位是营利性的机构，其赚取利润的途径就是将劳动者派遣到用工单位中从事生产劳动。劳务派遣协议能反映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谈判的结果，是双方根据各自利益协商一致的结果，若告知劳动者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劳动者可能会借此要求提高工资待遇，不利于劳务派遣单位对劳动者的控制和管理。

基于以上存在的困境，为了进一步使劳务派遣制度中单位的告知义务得以履行，保障劳动者知情权以及同工同酬的权利，需要对目前的劳务派遣中单位告知义务的履行的立法规定进行修改和完善，笔者以下提出几点建议。

三、劳务派遣中单位告知义务的履行的完善建议

（一）规定单位不履行法定告知义务之法律责任

对于不履行告知劳动者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的义务的劳务派遣单位，可以对其进行警告或者处以一定数额的罚金处罚，此外，对多次不履行告知义务的劳务派遣单位可以采取限制其进行劳务派遣的处罚方式。对于不履行告知劳动者的工作要求和劳务报酬的义务的用工单位，劳动者可以按照《劳动合同法》第63条的规定享有同工同酬的权利，同时，可以对用工单位进行警告或者处以一定数额的罚金处罚。

（二）单位不履行法定告知义务之救济途径

在劳务派遣中，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共同控制和管理被派遣劳动者，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劳动者需要有法律规定的相应的救济途径才能保障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笔者认为以下救济途径可以在我国实施：

1、劳动者有权申请查阅劳务派遣协议。立法除了要规定单位需要主动告知劳动者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以外，需要赋予劳动者申请查阅劳务派遣协议的权利，即单位不主动履行告知劳务派遣协议内容的义务时，劳动者可以书面要求单位查阅，若单位仍不履行，劳动者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或者法院申请查阅，此时，劳务派遣单位必须提供劳务派遣协议。笔者认为通过这种途径能更好地保障劳动者了解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的权利，从而保障劳动者的知情权。

2、劳动者有权拒绝被派遣。在劳务派遣单位不履行告知劳务派遣协议的内容的义务以及用工单位不告知工作要求和劳动报酬的义务的情况下，应当赋予劳动者拒绝被派遣的权利，这是基于劳动者的劳动自由以及劳动选择权的考虑。在传统的劳动法律关系中，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单位就需要履行告知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仍可以自由选择是否签订劳动合同。而在劳务派遣中，由于单位告知义务并不是在签订劳动合同前就已经完全履行的，因此，笔者认为应当赋予劳动者拒绝被派遣的权利，以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刘焱白.劳务派遣劳动关系的法律界定[J].南华大学学报，2007，8（6）：62-65.

[2] 刘焱白.劳务派遣法律规制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3] 周宝妹.劳务派遣法律关系研究[J].法学杂志，2010（2）：71-74.

[4] 王全兴.劳动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作者：谢瑞君

劳动者知情权分析论文 篇2：

劳动法视野下的商业银行知情权

我国1993年的《劳动法》没有对用人单位知情权进行规定,但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第8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从而第一次在劳动法领域明确了用人单位知情权。由于用人单位知情权涉及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因此,如何保障商业银行的知情权和劳动者的隐私权,则成为商业银行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下面的案例有助于对上述问题的理解。

案件背景

何某,系北京某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应届硕士研究生。由于幼时曾患小儿麻痹症,经多年的积极治疗和矫正,右腿微跛,但走路已与常人无特别明显差异。2007年底,她在甲银行的网站看到招聘启事,遂投了一份简历,所投岗位是“产品研发岗”。接到复试通知后,她先后参加了甲银行组织的第一轮笔试、第二轮面试和第三轮面试,其表现获得了面试专家和甲银行领导的好评,最终被甲银行录用,双方签订了就业协议,职位为“产品研发”。碰巧的是,由于之前摔跤致使腿部受伤,何某是拄着拐杖前来参加面试的。当时被面试官问及,何某并未主动说明其幼时曾患小儿麻痹症的情况,而是仅解释了因摔跤致使腿部受伤的事实。

2008年7月18日,何某在硕士毕业后如期来到甲银行正式报到上班。由于走路有些微跛,引起甲银行人力资源部门领导的重视。2008年7月20日,甲银行要求何某提供所有病历资料。2008年7月21日,甲银行以何某没有如实说明身体残疾为由,告知何某解除就业协议,并强调何某所在岗位不适合残疾人工作。何某认为自己受到了歧视和不公正对待,遂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争议的法律焦点问题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甲银行能否解除就业协议

按照我国目前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制度,就业协议是指依照“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订立的协议,该协议由毕业生、用人单位和学校三方签署,用来明确三者在毕业生就业中的权利义务。所以,又被简称为“三方协议”。其中,“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是根据原国家教育委员会1997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的要求制作和签署的,现在一般是由国家教育部或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就业主管部门统一印制。“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列入学校派遣计划,一般由学校发放给毕业生,毕业生签字,用人单位盖章,毕业生本人保存一份作为办理报到、接转行政和户口关系的依据。

由于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的签署时间接近,因此二者容易混淆。但是二者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

第一,当事人不同。就业协议属于三方协议,涉及劳动者、用人单位和学校。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毕业生就业协议书作为制订就业计划和派遣的依据;而劳动合同是两方协议,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为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义务而达成的书面协议。

第二,适用范围不同。就业协议适用范围广泛,既可以是国家机关,也可以是企业、事业单位;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合同的适应范围要狭窄一些。公务员和比照公务员管理的组织和社会团体基本上不适用劳动合同。

第三,性质和内容不同。作为制订就业计划和派遣的依据,就业协议是三方当事人关于就业意向的约定,毕业生如实介绍自身情况,并表示愿意到用人单位就业,用人单位表示愿意接收毕业生,学校同意推荐毕业生并列入就业计划进行派遣;而劳动合同作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关于双方劳动关系的一种约定,是双方意定的结果,劳动合同的内容涉及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工作内容、劳动纪律等方方面面,比就业协议更为具体,劳动权利义务更为明确。

第四,订立时间存在差别。一般而言,普通高校毕业生在毕业之前就签订了就业协议,而劳动合同则是毕业生到用人单位后才签订的。二者以劳动者到用人单位报到为区分点。一旦毕业生到用人单位报到,就业协议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就应视为履行完毕,此时开始的是劳动关系。学生毕业时,必须在签订就业协议之后才能拿着“派遣报到证”到用人单位报到,从而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第五,法律责任不同。一般而言,就业协议既包括了学校对学生的就业过程进行行政管理的内容,例如移转学生档案、发放派遣证等,也包括用人单位和学生平等自愿协商的内容。违反这些内容应当按照《合同法》承担违约责任。而劳动合同发生的纠纷则依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律法规来解决。

从上述分析来看,甲银行主张解除就业协议的行为存在明显问题。因为就业协议仅仅是一个三方的意向协议,是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关于将来就业意向的约定,而非正式的劳动合同,就业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及其法律关系在何某到甲银行报到时应该被认为履行完毕,何某和甲银行产生了劳动合同关系。也即,何某于2008年7月18日到甲银行报到后就业协议就履行完毕,而受正常的劳动关系的约束和限制。对于一个履行完毕的就业协议不存在解除的问题。所以,本案例中,甲银行解除就业协议的做法是没有相应法律依据的,是站不住脚的。

甲银行能否以身体残疾为由辞退何某

由于何某到甲银行报到同甲银行产生了劳动合同关系,那么解除劳动合同就应当遵循《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注意到,甲银行聘用何某的岗位是“产品研发”,这个工作岗位应该是脑力劳动岗位,而非体力劳动岗位。该岗位对何某的脑力有要求,但并不对何某的体力有相应要求。甲银行强调何某所在岗位不适合残疾人工作,但是甲银行拒绝录用何某的理由必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而不能自我拟订相应规则,剥夺或者限制宪法赋予何某的就业权。甲银行如若行使单方解除权,其亦应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和第四十一条关于用人单位单方解除权的规定。但是事实上,甲银行并未遵循上述法律规定,甲银行强调何某所在岗位不适合残疾人工作的理由并不充分,其辞退何某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笔者认为,何某虽然残疾,但是作为劳动者,她的合法权益同样受到法律的保障,甲银行不能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我国《残疾人就业条例》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和岗位,同时还规定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5%。我国《残疾人保障法》在第四章也专门对残疾人就业进行了相应规定。从这些规定来看,甲银行的行为具有明显的违法性。

甲银行是否侵犯何某的隐私权

一般认为,劳动者隐私权是劳动者的一项基本人格权,是特殊主体(劳动者)在特殊领域(工作场所)中所享有的隐私权。劳动者的隐私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私人信息。有关个人的一切情报资料,诸如身高、体重、收入、生活经历、家庭电话号码、病患经历等等。个人信息的内容大多属于非公共或非公开的性质,与公共利益或公共事务无关,甚至是个人不欲人知的信息。除了用人单位知情权所知悉的基本信息,例如姓名、年龄、学历、工作经历等维持正常的劳动关系必须的信息,此外均属于劳动者隐私的范畴。二是私人活动。一切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活动。如日常生活、社会交往、接听私人电话、发送私人邮件或者与同事之间进行私人谈话以及一切私人不愿意公开的活动和事实。三是私人空间。个人的隐秘范围。例如工作场所。

从权利角度而言,劳动者隐私权是一种消极的、静态的权利,而用人单位知情权是一种积极的、动态的权利。劳动者隐私权是阻碍用人单位获取某种信息的权利,劳动者要尽力维护自己的隐私不被用人单位非法知悉、侵扰,使之维持在一种稳定的消极状态。而用人单位知情权则是获取某种信息的权利,在本质上要求尽可能多地了解劳动者的信息(包括隐私)。前者的被动性与后者的主动性形成鲜明对比。

我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对于劳动者在同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时规定了劳动者的如实告知义务,也即用人单位知情权。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但是,对于基本情况范畴以外的其他情况,尤其是属于劳动者的个人隐私范畴的情况,劳动者可以自主进行选择,可以告知也可以不告知,这均不应成为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一般而言,用人单位所知悉的劳动者的个人信息数据可以包括姓名、年龄、性别、学历、工作经验、健康状况、工作技能及职称等。至于劳动者的种族、肤色、血型、身高、家庭状况、婚姻状况、社会关系、财产状况、嗜好、信仰、心理特征、生活经历等方面的资料,通常被认为与劳动合同无直接关系。除非用人单位能证明所聘职位确实需要这些方面的资料,否则用人单位知悉劳动者个人资料的范围一旦超越了劳动合同的需要,就有可能构成对劳动者隐私权的侵犯。

具体到本案例,何某应聘的是“产品研发”岗位,该岗位对何某的脑力有要求,甲银行通过入职前的体检已经对何某的健康状态有了深入了解,可见该职位要求与何某是否存在腿部残疾并无直接关系,何某因为幼时曾患小儿麻痹症导致右腿微跛并不影响她在甲银行“产品研发”岗位的工作。所以,甲银行主张何某在面试时候没有如实说明她的身体残疾情况是不正确的,据上述分析,何某在面试时候应该如实告知的与其工作相关的信息并不包括其之前患过小儿麻痹症的病历情况。换个角度来讲,何某之前患病的情况属于个人隐私,没有必须告知甲银行的义务。因此,甲银行在行使知情权的同时,要求何某提供所有病历资料明显侵害了何某的隐私权。

甲银行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我国《残疾人保障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害人或者其代理人有权要求有关主管部门处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五十一条还规定,侵害残疾人的合法权益,造成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赔偿或者承担其他民事责任。同时,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甲银行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对于甲银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按照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和第八十七条规定,如果何某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甲银行应当继续履行;如果何某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甲银行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何某支付赔偿金。也即,按何某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两个月工资的标准向何某支付经济补偿。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两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何某支付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如果何某月工资高于甲银行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

启示

本案虽然属于普通的劳动合同纠纷,但是在《劳动合同法》和《残疾人就业条例》实施后可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容易使商业银行面临诉讼风险和声誉风险,商业银行应注意依法合规进行操作,归纳总结处理该类问题的经验,从以下几方面来防控相关风险:

第一,依法合规做好劳动合同管理工作。商业银行作为用人单位,在劳动用工过程中,从人员招聘环节的招聘广告发布、应聘人员劳动关系的审查、劳动合同的签订、变更、续签、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管理、单位规章制度的制定、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劳务派遣等诸多环节,要严格按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来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通过完善用工制度和规范程序来加强劳动合同管理,有效防范和规避劳动合同纠纷和用工风险,避免造成不利影响,积极维护商业银行的合法权益。

第二,严格区分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由于高校毕业生在就业时涉及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因此,商业银行作为用人单位应该注重对二者进行区分。可以通过从当事人、适用范围、性质和内容、订立时间差别和法律责任等方面来加深对二者的认识,从而避免本案例中出现的将二者混为一谈的情形。

第三,应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内部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虽然我国通过立法形式将劳动争议处理的机构、原则、程序、受理范围等确定下来,但是商业银行作为用人单位,其内部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仍需要加强。商业银行拥有完善和发达的内部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不仅有利于化解商业银行与劳动者的劳动争议,也有利于商业银行规范化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使得商业银行在碰到类似纠纷时,能够及时掌握风险动态,了解劳动者的诉求,在内部解决劳动争议。从而可以有效避免第三方机构仲裁或者诉讼可能带来的声誉风险和诉讼风险。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法律事务部

湖南大学法学院)

作者：周德洋 陈志君

劳动者知情权分析论文 篇3：

从经济法角度看消费者知情权

【摘 要】本文以经济法角度阐述了消费者知情权的起源、产生和发展，并分析了其经济法属性。消费者知情权与传统民法上的知情利益不同：消费者知情权属于经济法权利的范畴；它们的主体不同；保护方式不同。因此，消费者知情权也应具有与民商法不同的保护路径，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给予处在弱势地位的消费者更多的倾斜性保护。

【关键词】消费者知情权；经济法属性；保护意义；保护措施

一、经济法上知情权

经济法上知情权是指在社会大生产过程中参与创造、实现和分享财富的自然人、组织和国家享有的获取各类与生产劳动和消费有关的信息的权利。经济法上知情权是在社会化大生产时期生成的，在当今的信息时代更加凸显其重要价值。工业革命之后，社会分工开始细化，机器大生产促进了劳动的社会化。在微观经济中，人们首先共同参与到企业这个法律拟制实体中进行分工合作，担任投资决者、经营管理者和直接生产者，共同劳动，创造财富。在这一生产过程中，信息成为一种可以生产创造财富的物质。其作用和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信息作为决策依据的基础作用贯穿始终，并担当着与财富创造密切相关的角色，各个参与者都应当享有对这些信息的知情权。经济法上知情权可以概括为：投资者知情权、直接劳动者知情权、消费者知情权、国家经济信息知情权。在立法实践中，由于信息对经济的基础作用，经济法上的知情权的产生和发展几乎是与协作劳动和社会化大生产是同步进行的。英国是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对经济法上知情权最早的立法保护也源于英国。如1702年英国法院在Grey v.Hopkins判决中认为，根据议会制度的法令，以公司股份购买者的名义保存下来的公众公司的涉及公众利益的交易文件记录，股东公司可以获取这些文件资料。随着公司法理论的进步，1745年的另一判例——Rex v.Fraterni

ty of Hostman，该案例判决认为，作为法律所承认的集合体的共有财产，其账簿对集合体成员来说也是一种利益，因此，公司的每一成员有权来查阅公司的账簿。伴随着工业革命在世界各国的展开，股东对公司信息的知情权也在各国公司法中得到普遍确立，人类社会进入到20世纪后，经济领域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状况进一步加剧，企业取得了绝对的强势地位，信息不对称现象日益严重，这一变化催生了消费者知情权的产生。

二、经济法上消费者知情权

（1）消费者知情权的产生。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后，社会经济生活发生诸多变化，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分工专业化程度的加深，产品和服务呈现出专业化、复杂化、多样化，不同行业之间的信息差别愈来愈大，不同交易主体在不同的信息领域和不同时期，由于信息资源、技术水平等差别，是交易信息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等性，产生了信息优势和信息劣势的分歧。在消费领域，消费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状况是不可避免的。从客观上来说，由于技术条件、经济实力以及消费环境的不公，尤其对于科技含量高的商品买卖，以及专业性较强的服务，消费者对相关信息的了解几乎完全依赖生产经营者来提供。这样，消费者主要通过生产经营者提供的资料去获取信息，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从主观上讲，企业和消费者都是信息主体，有着各自的信息权利和信息义务。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由于信息中隐藏着巨大商机，掌握信息的生产经营者在逐利意识的驱动下，不向消费者披露充分、真实、有效的消费信息。另外，生产经营者采用过多、过滥的促销来宣传自己的产品，使得某些商品的信息过滥，造成信息污染，以致消费者无法选择，得不到有效实用的信息，而生产经营者对其产品或服务的了解远远优于消费者。这种信息不对称现象破坏了交易双方的平等地位，因此需要一种规则或制度去激励规制信息占有方充分、真实的提供信息，而消费者有权获取真实信息，确保交易公平和效率。而消费者知情权的设定，正是以权利义务规则来确保信息配置的公平和效率的。一般认为，消费者知情权最早是由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962年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特别咨文》中提出的。该咨文首次提出消费者的四大权利，即获得消费安全的权利、取得消费咨询的权利、自由选择商品的权利和合法申诉的权利。随后美国在《马克·尤逊——摩西保证法》、《消费者信贷保护法》等法规中对消费者知情权又作了相关规定。此后，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泰国等国家都纷纷确立了对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相关立法。而198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消费者保护指南》规定，使消费者获得足够的资讯，得依其希望和需要为消费所选择。此举把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上升到了国际法的层面。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做出真实、明确的答复。商店提供商品应当明码标价。（2）消费者知情权的经济法属性。消费者的知情权是一种经济法领域的权利，与传统民法的知情利益具有以下不同：首先，消费者知情权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消费者享有的权利，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属于学界公认的经济法的范畴；其次，主体不同。享有知情权的主体是特定的对象——消费者。在传统的民法中不用强调某一交易方的知情权，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依靠诚实信用原则下的告知附随义务，来保护当事人的知情利益。消费者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单靠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下的司法自治不足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因此消费者知情权是在克服了传统的民法的不足，依靠国家的依法干预来实现实质正义和公平；最后，保护的方式不同。消费者知情权是消费者权利的一种，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的依法干预，在对消费者和经营者权利和义务的设置上是不对等的，对出于强势地位的经营者设置了更多的义务，而对于消费者仅给予权利而不承担义务，进行倾斜性保护。而民法上的知情权是在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上建立的，在买卖合同中是一种附随义务，交易双方处于平等保护。因此对于民法的知情权主要在于事后补救，而消费者知情权主要体现在事前干预。消费者知情权属于经济法权利的范畴，必须更多地体现国家和社会的依法干预。

众所周知，各国一般都确立了对消费者权益的请求增加赔偿权，如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价款的一倍。”这表明了，在经营者的一个欺诈行为同时侵犯消费者在民法上知情权和其在经济法上的知情权时，两种责任同时存在。在消费者获得民法上补偿性损害赔偿之后，还可以取得经济法上的增加的双倍补偿。这是因为经营者的这种欺诈行为，损害了消费者劳动力的维持和再生长，而消费者的劳动能力没有得到恢复和发展，就无法再进行财富创造，最终会损害社会整体的生产力和消费者的消费力，因此需要对经营者进行惩罚性赔偿。

三、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意义

信息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信息需求的快速增长，信息资源成为决定企业创造财富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在消费领域，经营者是商业信息的持有者，消费者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弱势地位，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可以切实保护消费者劳动能力维持和再生长，从而促进社会整体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实现。从宏观经济方面来看，经济信息反映了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是国家进行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决策依据。此外，保护消费者知情权有助于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在经济生活中，消费者对商品信息和服务的知情权，没有得到切实的保护，对经济法上消费者知情权的侵害实际上是对社会个体劳动力权的侵害。而且消费者知情权是消费者权利保护体系中的基础性权利，消费者安全权、自由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监督权等权利的实现都以知情权的实现为前提，保护消费者知情权对于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意义重大。

四、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措施

1.现行制度的缺陷。我国法定权利体系不完备，现实权利也会残缺不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向纵深发展，我国的消费者知情权立法越发显出滞后和缺失的境地。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条、《民法通则》第4条、《合同法》第16条都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法律规范，只是概括性条款，是调和道德与法律的媒介，强调的是自律性，只有当自律性无法规制当事人的行为时，才将其上升至法律的层面。在消费领域，交易频繁，种类众多，若用法律来规制诚实信用是不现实的。对于生产经营者违反其信息披露义务，应承担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广告法》及《刑法》都有相关规定。除了《产品质量法》第54条对生产经营者违反强制性义务应承担行政责任作出了规定之外，其他法律都只是设置了虚假宣传的法律责任。作为消费者知情权的权利之一的咨询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9条规定只是义务性规范，并没有相应的法律责任。由于法律对生产经营者未履行强制性披露义务只设了行政责任，没有规定相应的民事责任，使消费者知情权成了不可诉权利。因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实有时是很难界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只对“欺诈行为”做了惩罚性赔偿规定，但对由于生产经营者因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尚未构成“欺诈”的，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比比皆是，现行法律法规并不能很好的维护消费者知情权。

2.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措施。消费者与生产者、经营者之间实质上的不平等导致消费者知情权在传统的民事权利框架下得不到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也属于经济法性质，因此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也应具有与民商法不同的保护路径，基于消费者知情权的经济法属性，应建立健全消费者知情权的社会保护体系，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和配套措施，多管齐下。第一，政府和行政机关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健全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措施，完善信息披露义务，加强产品或服务的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第二，在消费权纠纷解决机制方面进行改革与创新，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0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采取措施，方便消费者提起诉讼”。降低司法救济成本，提高司法诉讼效益。第三，消费者组织（如消费者协会）主动为消费者公开具有权威性、全面性的信息，而且提供消费者难以获得的信息。第四，大众传播媒众充分利用现代通信，及时快速向消费者传递真实、充分的消费知识和消费信息，同时也通过新闻舆论监督来净化信息环境。第五，构建生产经营者信息披露的激励机制，生产经营者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减少信息不对称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侵害。第六，消费者应不断提高自身的消费知识和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参 考 文 献

[1]郑婷婷.论经济法上知情权[J].经济研究导刊.2008（2）

[2]王雅琴，高萍.消费者知情权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4）：104～107

[3]李丽昕.经济法意义上的消费者知情权[J].经济与法.2009（7）

[4]董成慧.从信息不对称看消费者知情权[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62～63

[5]闫瑞波.论我国消费者知情权保护之不足及其完善[J].法制与经济.2007（12）：62～63

作者：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