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知情权分析管理论文

【摘要】转基因食品的快速发展在全球已呈现出势不可挡的趋势，而其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地位必然需要合理的制度加以规范。文章通过分析对比美国、欧盟关于转基因食品标签粘贴的立法规定，探讨其制度背后关于消费者知情权的考量，认为不同规定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在转基因食品方面的立法状况，从消费者知情权的角度为我国完善立法提出一些建议。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消费者知情权分析管理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消费者知情权分析管理论文 篇1：

论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困境及出路

摘要：消费者知情权是消费者的一项基本权利，该权利对于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发挥市场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政府部门、消费者组织和媒体因为利益考虑和体制约束，对应当向消费者公开的信息而未进行公开。为了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应当对政府的行为进行规制，同时发挥媒体、消费者组织等民间力量在保护消费者知情权方面的作用。

关键词：消费者知情权；信息；困境；出路

前言

消费者知情权是消费者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有关信息的权利。它是消费者所拥有的基础性的权利，是消费者维护其人身和财产安全、实现公平交易的前提。消费者只有在保障知情权的情况下，才能妥善选择商品、服务以及交易对象，实现消费者的权利，同时也只有在此条件下市场才能实现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知情权是因消费者问题成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和消费者运动的蓬勃发展，由美国总统提出来的。1962年3月25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向国会提交的的“消费者权利咨文”中明确提出消费者应具有4种权利，其中包括获得正确信息的权利。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该条规定在法律上明确确定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然而，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和保障并非一帆风顺的事情，许多情况下消费者处于“无知”的状态下，其财产甚至人身皆因该项权利得不到保护而受损。因此消费者知情权保护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1.经营者利用其天然的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对消费者隐瞒有关信息

对于很多商品或服务，消费者在购买之前并不了解其质量，甚至在使用之后也未必清楚其质量。消费者基于自身知识和能力的限制，对于消费品只能检验其外观和数量，对其内在质量并不清楚，事实上也不可能对其检测。因此即使消费品存在质量问题，消费者也未必能知晓。而对于生产经营者来说，生产过程由其控制，因此生产者掌握的信息要比消费者多的多，这是工业生产带来的必然现象。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消费者消费知识愈加贫乏。消费者信息获取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基本上有赖于生产经营者的披露，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这种天然的信息不对称，使消费者的知情权保护成为了一道难题，生产经营者垄断了信息而导致欺诈消费者的可能性。消费者，尤其是落后地区的消费者，在信息上天然的处于弱势地位。生产经营者在信息的传播和拥有上占有主动地位，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很难做到客观公正适当的向消费者披露信息，反而可能故意隐瞒对其不利的信息，误导消费者。

2.媒体对生产经营者的监督存在障碍，致使消费者无法了解商品存在的问题

若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在三鹿奶粉出现问题后的八个多月里，几乎所有的媒体都陷于失语的状态。三鹿奶粉事件的媒体议程呈现了报道时间滞后，峰值迟线的特点这不仅使媒体错失了为社会危机议程设置的最佳时间，为三鹿奶粉事件从企业危机上升到社会危机埋下了伏笔。同时也让人们因知情权被亵渎而积累的民愤日益加深。知情权和信息公开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媒体的信息公开，消费者的就不会理解到产品和服务是否出现了问题及存在怎样的问题。知情权是美国人民的贡献。在20世纪40年代起由新闻界推动的信息公开立法运动中，一位叫肯特·库柏的新闻工作者在 1945年的一次演讲中首次使用知情权一词，库柏在演讲中提到政府在二战中实施新闻控制而造成民众了解信息的失真和政府间的无端猜疑，主张用知情权这一新型民权取代宪法中的新闻自由规定。知情权一词逐渐由新闻界流传到法律界。实际上，离开了媒体和信息公开，消费者的知情权是无法得到保障的。媒体具备监督主体、信息加工者、宣传者三种角色。在三鹿奶粉事件的报道中，绝大部分媒体都是扮演了信息加工者、宣传者的角色。我国媒体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着眼点在于宣传上，而非在于监督上。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媒体要受同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并对此负责。因此媒体在进行监督的时候也要受这一体制的制约。当媒体监督涉及到政府部门的利益的时候，媒体就会失声，或者会选择报道视角。媒体的话语在形成霸权的同时，也形成监督渠道的单一化。一旦这些大众媒体的陷入失语的状态，就形成了监督的真空。造成社会信息沟通不畅，受众的知情权得不到实现。象这次的三鹿事件中，在事件曝光前的半年多时间内，就有很多肾结石患儿的家长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来呼吁对三鹿奶粉的质量进行彻底检查，但是没有引起广泛影响。主流媒体失声，而消费者反映三鹿奶粉的问题又没有畅通的渠道予以披露，因此三鹿奶粉问题只能局限为为少数知情者了解，而未能被广大消费者知悉。

媒体进行监督，也可能遭遇侵权诉讼。因为媒体在发现问题时，往往是问题初露苗头的时候，其原因和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而新闻又具有及时性的特点。如果媒体贸然监督，可能会引起法律纠纷，面临各方面的压力。因此媒体在事情未明朗之前，会选择沉默。媒体监督对于媒体而言也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

3.政府规制失灵，限制了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

政府的监管能力有限，在政府监管上，存在多部门管理的格局，但是个部门也有自身的利益，部门争利，错位和缺位并存。同时，政府作为市场规制者，也具有自己的利益。在我国，大的企业和政府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企业对于地方的GDP，对于地方官员的政绩，都有重要的影响。如果企业出现的严重的问题，则影响地方政府和领导人的业绩，大型企业的危机很可能转化为地方政府和地方领导人的危机。因此，对于企业出现问题产品以后，地方政府可能采取捂的策略。这样一捂，就致使消费者的知情权受到了损害，消费者不能及时了解到消费品存在的问题。政府也在追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具有经济人的特点。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会利用自己对媒体的影响力，或者对信息的垄断，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在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出现政府规制失灵的局面。一些政府部门受到利益的驱动，在实施法律和政策时以自身的利益为中心，或争权夺利或放弃职责。在三鹿奶粉事件中就存在官员因接受了问题奶站工作人员的吃请、贿赂而对问题装聋作哑的现象。根据规制捕获论，该理论从规制的受益主体和规制效果来分析政府规制，力求剥去政府规制代表公共利益、规制中立的虚假面纱。认为政府规制仅仅保护主宰了规制机关的一个或几个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对整个社会并无益处。政府规制表面上市为了公共利益，实际上成为默写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这样的政府是为特殊利益集团所俘虏的政府，这样的规制是特殊利益集团寻租的结果。捕获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一些损害消费者的事件中，政府部门担心发生社会问题，传统上习惯于外松内紧，就是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的传统，也在无形之中压制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4.消费者协会的社会监督职能和提供消费信息的职能难以发挥，影响了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

依照法律规定，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织是依法成立的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其职能包括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和咨询服务。从规范意义上来讲，消费者协会应当是一个民间性的组织但是，从当前来看，我国对于社会团体控制的比较严。消费者协会作为一个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社会团体，政府不可能让消费者协会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纯民间的社会团体，失去对消费者协会的控制。消费者协会必然在国家权力的触角之下。

二、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出路

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不仅需要生产经营者履行告知的义务，而且还有赖于媒体履行社会监督的义务，政府保证人民群众知情权的义务，以及消费者协会等消费者组织公布消费信息等义务。消费者的知情权是一项社会性的权利。不仅是生产经销商，而且政府、媒体、消费者协会都有义务予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并非仅是民法上的权利，而是经济法上的一项权利。

对于消费者和经营者天然的信息不对称，此局面无法改变。中国消费者群体获取信息的能力，也无法在一夜之间提高。那么，关于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其出路何在呢？正如邓正来教授指出的那样，在中国保护消费者权利方面，一个核心的维度是中国地方政府的执法质量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针对性：这里不仅涉及到地方政府部门监管力度的问题，更需要的是如何对地方政府部门的权力本身进行制约，以及如何对地方政府部门滥用权力的做法进行追究和制裁的问题。具体而言，政府应当加强自身的行政能力建设、实行政企分开，还应当依法执行信息公开条例，及时向公众（包括消费者）公布行政执法中发现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国目前信息发布的主渠道控制在政府手中。社会团体和媒体作为民间力量，其发布信息的权利并不被政府认同，政府对社会团体和媒体抱有不信任的态度。消费者知情权作为经济法上的一个问题，仅凭法律、政府和市场并不能解决，还必须依靠社会力量进行解决。为了媒体和消费者协会能在发布消费信息，维护消费者知情权方面发挥作用，应当对媒体和消费者协会的特点进行实事求是、客观的认识。由于信息发布应具有及时的特点，只要媒体和消费者组织客观描述了事实，没有扭曲真相，就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政府应当承认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培育民间力量，将对生产经营者监督的一部分职权转移给社会力量，自身集中精力于宏观事务。只有理顺消费信息传播中的不科学的环节，充分发动社会力量，才能维护好消费者的知情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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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定琴.试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知情权——三鹿事件引发的知情权的深思[J].科技促进发展,2008,(11).

[3]王芙蓉.由三鹿事件看我国媒体的舆论监督困[J].采写编,2009,(4).

[4]吴家庆,高翔.对我国行政不作为现象的思考——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2).

[5]吕忠梅.经济法原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6]邓正来.法学研究中“中国”的缺位——以“消费者权利”法学研究为个案的分析[J].中国改革,2005,(9).

作者：郑丽艳,孙远辉

消费者知情权分析管理论文 篇2：

转基因食品标签粘贴制度下的消费者知情权

【摘要】转基因食品的快速发展在全球已呈现出势不可挡的趋势，而其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地位必然需要合理的制度加以规范。文章通过分析对比美国、欧盟关于转基因食品标签粘贴的立法规定，探讨其制度背后关于消费者知情权的考量，认为不同规定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在转基因食品方面的立法状况，从消费者知情权的角度为我国完善立法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转基因食品；强制标签；自愿标签；消费者知情权

转基因食品是指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将一种或几种外源性基因转移到某种特定的生物体中，并使其有效地表达出相应的产物（多肽或蛋白质），在这一过程中的生物体或以其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即为转基因食品。转基因食品自产生之日起就面临着诸多争议，关于转基因食品标签粘贴制度更是形成了欧盟和美国两大阵营。在两大阵营中，他们对消费者知情权是否作为制定转基因食品标签粘贴制度的重要参考依据存在不同的看法。此外，美国众议院最新批准的《安全和准确的食品标识法案2015》禁止各州和地方政府对转基因食物进行强制标签粘贴，但民意调查显示希望转基因进行标签粘贴比例却很高，这一对比引起消费者知情权在转基因食品标签立法上的讨论，也正是本文主要分析探讨的问题。

一、转基因食品标签不同制度

世界各国针对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以及本国国情，都制定了相应的制度加以规范，旨在将这一新型食品生产纳入安全合理的体系中。目前最具代表性的是以欧盟为主导的强制标签粘贴制度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自愿标签粘贴制度。

（一）强制标签粘贴制度——欧盟

欧盟对于转基因食品有着严格的规制与管理。在对待转基因食品的问题上，欧盟采用“预防原则”，认为在科学还无法完全证明转基因食品无害的情况下，需要根据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管制。科学认识具有局限性，而且转基因技术运用于食品生产的时间较短，在短期内，难以用科技来证明转基因食品不会产生有害影响，如果对人类和环境造成严重的威胁，想要恢复将是很难完成的事情。因此，欧盟实行强制性标签粘贴制度，所有的转基因食品，只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转基因原料，无论最终产品中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也无论是提供给人食用还是用作饲料，都必须进行标签粘贴。除此之外，欧盟采取过的措施，例如确立转基因产品上市前批准的强制程序、暂停批准成员国经营新的转基因农产品、停止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和销售以及宣布禁止转基因农产品进入欧盟等，这一系列的强制性规定都体现出欧盟严格遵循“预防原则”。在管理方面，欧盟也建立起严格完善的制度。2002年成立欧洲食品安全局，加强对转基因食品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个过程的全程监控，并为欧盟委员会及各成员国的法律和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欧盟对转基因食品所进行的法律规制是为了给予消费者在转基因食品和常规食品选择时以自由的权利，充分保障消费者知情权。欧盟以消费者知情权为理论基础形成了完善的食品标签规则体系。

（二）自愿标签粘贴制度——美国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生产转基因作物的国家，并且是最大的转基因农作物的生产和出口国，在转基因产品的生产规模和商业化生产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美国对转基因食品基本持肯定态度，在转基因产品贸易政策方面一直保持积极开放的姿态，主张将转基因产品和传统农产品同等对待，在转基因食品的上市流通和监管方面较为宽松，实行转基因食品自愿标签粘贴制度。美国认为对转基因食品和常规食品应适用同样的标签要求，由于现行法律并不要求在食品标签上说明食品的制造方法，转基因食品也无需加贴特殊标签。只有当转基因技术实质性地改变了与健康有关的特性，如食品用途、营养价值等发生改变时，或以转基因材料生产的该食品的原有名称已无法描述该食品的新特性，可能影响食品的安全特性或营养质量或可能导致过敏反应时，制造商才需要通过特殊标签加以说明。

美国在最新的法案HR1599号中规定任何含有基因工程技术的有机物产品在上市前都必须向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提交通告，证明其产品与同类不含基因工程成分的食品同样安全。FDA可以允许，但不能够要求食品企业在转基因食品包装上标上“转基因”的字样，并且需要对于标有“天然”字样的食品进行管理。法案还规定，对标有“非转基因”字样的食品，需经过一定的供应链过程控制认证，这些产品在宣传时不能暗示非转基因食品比转基因食品更安全。美国认为只有在有科学证据证明消费者的安全受到损害时才采取强制标识，因此，并不认同欧盟所采用的“预防原则”，而是坚持“可靠科学原则”，不应该将转基因食品的管理建立在无根据的猜测以及消费者的担忧上，而是只有在能够通过科学证明存在危险并可能导致损害时，政府才需要加强管制。

美国并未将消费者知情权作为其转基因食品标签粘贴制度制定时的首要考虑因素，认为消费者的知情权并不能够推翻原有法律的框架以及对转基因食品应和普通食品适用同样的标签要求。

二、转基因食品标签下的消费者知情权

（一）消费者知情权的发展

知情权，又称为信息权或了解权，狭义上的知情权首先是公法领域内的概念，仅指知悉、获取官方信息的自由与权利。如今，随着知情权作为一项独立权利的发展演变，其外延在不断扩大，逐步涉及私法领域，而消费者知情权即是知情权扩展至私法领域的具体表现。

知情权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世界上首先在宪法中明确规定这一权利的是1949年实施的联邦德国基本法，该法第5条规定，人人享有语言、文字和自由发表传播其言论的权利并无阻碍的依通常途径了解的信息的权利。我国宪法目前对知情权尚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知情权涉足私法领域的态势，我国相关法律关于知情权也进行了一系列规定。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消费者知情权是指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一些学者认为，消费者知情权是实施转基因食品标签粘贴制度特别是强制标签粘贴制度的核心法理。消费者知情权在消费者权利群中处于前导性与基础性地位，只有知情权得到充分行使，消费者追求的其他权利才有可能充分实现。正如在转基因食品方面，消费者因其自身知识、技术以及资金等多种原因，无法直观获得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准确信息，因而无法行使自由选择的权利，在消费者知情权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其对于转基因食品的选择权便也无法充分行使。而政府机构以及食品生产商相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处于优势地位，有足够的能力获取关于转基因食品的一切资源，因此，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国家有义务为消费者提供获取有效信息的渠道，以此来维护与保障消费者知情权。

（二）保护消费者知情权的思考

美国在关于转基因食品立法方面对于消费者知情权持有排斥态度，其一直注重与强调科学才是食品安全管理的依靠，不应为毫无科学依据的猜测以及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担忧而对转基因食品进行强制性措施。根据美国主要的食品标签法《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中的规定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职责是保证食品安全、健康、卫生及合适的标签，以确保公众健康，并没有规定FDA需要以单纯的消费者利益作为进行强制标签粘贴的依据。因此，在美国发生的多起消费者以其知情权提起的诉讼都未获成功。

不同于美国，欧洲是全球范围内最早为转基因食品采取标签粘贴制度的地区，更重视对消费者权利的维护与尊重，也正是因为欧洲发生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使欧洲消费者对国家食品安全管理深表怀疑并希望加强管理，提供安全有保障的食品生产销售环境，正如奈杰尔·哈尔福德在《揭秘转基因》一书中回答欧洲对转基因食品的疑问时指出转基因食品在欧洲发展缓慢是由于生不逢时。由于对知情权的重视，欧盟各国主张为所有转基因食品加贴标签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可让他们作出知情的选择，避免消费者误导或误判并提供消费者选择权。因此消费者有权在购买食品时能立即明确地从产品标识上辨别出是否为转基因产品。欧盟认为，对食品的知情权是消费者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因此必须让消费者知晓市场上出售的食品是否由转基因技术制造而成，从而自主做出是否购买的决定⑧。

通过了解美国与欧盟对转基因食品的立法情况以及查阅相关资料，笔者认为强制标签粘贴制度对于不认同不喜欢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对转基因食品加贴标签使得消费者避免选择转基因食品，维护了这一群体的利益。但是对于接受不排斥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来说在无形之中承担了因强制加贴标签而产生的经济成本，有违公平原则。同时，自愿性标签粘贴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社会成本，但是对于消费者的知情权并未尽到尊重与维护的义务，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不论是自愿性标签粘贴制度抑或是强制性标签粘贴制度，由于其立法角度、考虑因素不同，因此，不应做出谁优谁劣的判断，在不同的环境下两者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对于我国而言，应结合国情，考察世界各国对转基因食品规制的立法状况，制定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律规范。

三、我国转基因食品标签制度建设

（一）转基因食品标签粘贴制度立法现状

今年10月1日刚刚开始施行的被称为“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九条明确规定：生产经营转基因食品应当按照规定显著标示。这一规定为转基因食品的生产经营设置了法定义务，提供了法律支撑，同时设置了相应的适用规范，表明我国对转基因食品生产的重视以及对消费者知情权的尊重。

我国自2001年以来已经颁布了相关法律条例来应对快速发展的转基因市场。国务院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部制定实施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审批办法》四个配套规章，国家质检总局施行了《进出境转基因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

2002年，农业部发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制定了首批标识目录，对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要求进行了细化。一是国家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实行标签粘贴制度。实施标签粘贴制度管理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由农业部商有关部门制定、调整和公布。凡是列入管理目录并用于销售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应当加贴标签：未进行标签粘贴和不按规定加贴标签的，不得进口或销售。二是转基因生物加贴标签的标注方法。转基因农产品的直接加工品，标注为“转基因XX加工品（制成品）”或者“加工原料为转基因XX”。用农业转基因生物或用含有农业转基因生物成分的产品加工制成的产品，但最终销售产品中已不再含有或检测不出转基因成分的产品，标注为“本产品为转基因）。（加工制成，但本产品中已不再含有转基因成分”或者标注为“本产品加工原料中有转基因）。（，但本产品中已不再含有转基因成分”。根据该办法，第一批实施标签粘贴制度管理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共5类17种转基因产品，包括：（1）大豆种子、大豆、大豆粉、大豆油、豆粕；（2）玉米种子、玉米、玉米油、玉米粉；（3）油菜种子、油菜籽、油菜籽油、油菜籽粕：（4）棉花种子；（5）番茄种子、鲜番茄、番茄酱。

新施行的《食品安全法》规定生产经营转基因食品应当按照规定显著标示有三层含义：一是生产经营转基因食品应当进行标签粘贴。二是按照规定加贴标签。即生产经营转基因食品应当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及其配套规定进行便签粘贴。三是应当进行显著标签粘贴。

（二）关于我国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知情权的几点思考

1.有法必依。在我国消费者市场上，关于转基因食品标签粘贴制度存在较多问题，比如标签很小，消费者难以注意或者是加贴标签不合理，以“非转基因”为噱头进行商品促销，等等。而我国在这些问题上已经进行了相关规定，但从以上现象大量存在来看，说明相关机构以及商家对于已有规定并未认真执行。因此，大多数情况下不是缺乏制度而是缺乏严格履行规范的管理体系。政府应该将管理与制度并进，只有有效的履行才能达到立法的目的。

2.多渠道普法。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我国实行转基因食品强制标签粘贴制度，但我们也会考虑到这一举措带来的社会成本，因此，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普法教育，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说：“所谓有效地生活就是拥有足够的信息来生活”。只要这一渠道具有权威性、代表性，消费者在获得足以使其做出判断的选择时不会考虑这些信息是否都来自食品标签。因此，多渠道的普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加贴转基因食品标签所带来的高成本问题。

3.规制媒体不实报道。在信息化时代，媒体宣传在消费者获取信息上占有一席之位，新媒体的出现更是推动了这一趋势的发展。媒体在报道转基因食品方面不乏有为制造话题、寻找噱头而随意渲染的行为。同时，由于我国大部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识不足，易轻信缺乏科学证明的信息，因此，政府应严格管理媒体信息宣传；而作为媒体从业人员，应遵守职业操守，为消费者提供切实合理的报道；此外，作为接受信息的被动一方，应当客观理性看待，积极了解转基因食品的真实信息。

四、结语

从转基因开始投入商品化生产至今只有二十年左右的时间，而转基因食品已经得到快速的发展。世界范围内关于转基因食品的立法主要有两大体系，相应的，对于消费者知情权是否应纳入转基因食品立法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在完善转基因食品立法方面，消费者知情权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欧盟和美国两种不同的制度为我国相关立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应将严格规制与适当宽松相结合，既有利于转基因食品制度的规范化，也为我国转基因技术留下发展空间。

作者：李春丽

消费者知情权分析管理论文 篇3：

网络交易实名制中的消费者知情权保障

[摘要]目前，在网络交易中，消费者知情权极易受到侵害。实行网络交易实名制能从根本上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保护消费者的经济财产。法律应规定身份信息披露的最低标准并完善相关配套措施，进一步优化网络交易实名制。

[关键词]消费者；知情权；网络交易；实名制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0年7月1日起《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办法》规定，个人网上开店应向提供交易平台的网站申请实名注册。《办法》还要求具备登记注册条件的，应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网络交易的实名制是该《办法》较突出的特色之一，由于其涉及到多方面的利益关系，从而引起了人们的热议。从立法宗旨来看，在《办法》中明确规定网络交易的实名制，主要是为了维护网络交易的秩序，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网络交易的实名制与消费者的知情权关系最为紧密。本文主要论述网络交易实名制在保障消费者知情权方面的问题。

二、网络交易中消费者知情权的一般界定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的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这里对消费者知情权的规定既适用于线下交易，也适用于网络交易。鉴于网络交易主体的虚拟化、交易过程的无纸化、支付手段的电子化，网络交易中消费者知情权有着不同于传统交易的特点和内容。

1.网络交易中消费者知情权强调对经营者的信用程度的知悉。由于网络交易的经营者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而且大部分未办理工商登记，因此相对于传统的交易，消费者对网络交易经营者的知悉程度更低。为了更好地保护网络交易中的消费者知情权，有必要要求提供交易平台的网站向消费者提供网络经营者的相关信用信息。

2.网络交易中消费者知情权对于经营者应当是一项主动性的义务。在传统的交易中，消费者往往能够和经营者进行而对面的交易，根据自身的情况直接口头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真实信息。然而在网络交易中，消费者不能当面向经营者咨询相关情况，这就需要经营者主动在网站上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信息，而不是像传统交易中被动地等待消费者向其咨询和了解相关信息。

3.网络交易中消费者知情权更容易受到侵害。传统的商品交易往往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消费者在支付对价前能够见到商品的实物，了解实物是否能满足自己的需求。然而，在网络商品交易中消费者通常只能通过网站上的图片及相关的介绍了解所要购买的物品，不能直接观察到实物。只能依靠经营者单方面的介绍来了解相关情况。一些网络交易的经营者经常利用网络交易的该特性侵犯消费者对商品的知悉权。

4.提供网络商品和网络服务所要保障的消费者知情权在内容上存在一定的差别。两者在知情权内容方面的区别体现在提供网络商品针对的是对实物的了解，提供网络服务针对的是对服务状况的了解。由于服务相对于实物来讲具有无形性的特点，消费者了解服务存在更大的难度。因此在知情权方面应当对接受网络服务的消费者采取更加特殊的保护，对提供网络服务的经营者规定更多的信息提供义务，并在因知情权引起的诉讼中对其规定更加严格的举证责任。

三、网络交易中消费者知情权受侵害的现状

1.经营者隐瞒真实身份。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应当标明其真实名称和标记，但是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经营者提供虚假身份的法律责任。因此在网络交易中，经营者常常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一旦发生纠纷，不法行为人就通过关闭或者转移站点的方式逃避责任。同时，法律法规也没有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在经营者隐瞒真实身份后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因此在此种情况下消费者知情权很容易受到侵害。

2.利用网络虚假广告进行宣传。利用网络虚假广告对消费者进行宣传，误导消费者做出消费决策，这也是网络经营者侵犯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外部表现形式。虽然我国多部法律均规定了经营者进行真实广告宣传的义务，但是一些经营者仍然肆无忌惮地发布虚假信息或者做夸大性宣传以诱导消费者。其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在于经营者可以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来逃避责任，处于弱势的消费者在无法得知交易对方的真实身份时难以寻求救济途径。

3.网络消费欺诈现象泛滥。网络消费欺诈是指经营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网络上实施的利用虚假的商品和服务信息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消费者财物的行为。网络消费欺诈的手段有：低价陷阱套取货款；空头承诺骗取订金；网络拍卖欺诈等。网络消费欺诈通过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使其做出错误的处分，给消费者带来财产损失。网络消费欺诈现象的泛滥仍然和经营者提供虚假身份而难以追究责任息息相关。

四、网络交易实名制在保障消费者知情权方面的利大于弊

基于前面对网络交易中消费者知情权受侵害的现状及原因分析，可以发现，经营者不提供自己的身份或者提供虚假身份往往是消费者知情权受到侵害的根本原因。因此真正要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就必须避免经营者隐瞒真实身份。

1.网络交易的实名制会将那些纯粹具有网络消费欺诈动机的经营者排除在网络交易之外，网络交易的经营者在意图通过虚假广告、网络消费欺诈等手段吸引消费者购买其商品和服务之前，往往会考虑到消费者和相关部门可以根据其提供的真实信息轻易地找到自己的风险以及由此可能承担的双倍赔偿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打消欺骗消费者的念头。

2.将审查义务赋予提供网络交易服务的经营者并规定了相关的法律责任。使得消费者对于网站上提供的关于网络交易的经营者的信息产生相信其为真实的信赖，那么在信息为虚假使得消费者受侵害的权益得不到救济的情况下，消费者便可以向提供网络交易服务的经营者主张自己的信赖利益，要求其提供网络交易的经营者的真实身份，否则提供网络交易服务的经营者就得承担法律责任。这就避免了提供网络交易服务的经营者与网络交易的经营者相互勾结，一起侵犯消费者权益的现象的产生。

3.网络实名制后对于网店是否应被征税以及如何征税目前暂无明文规定。虽然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增值税和营业税应当也适用于提供货物买卖和服务的网络交易的经营者，然而国家在关于这方面的立法和决策时必然会考虑到我国网络发展的水平以及网络交易固有的特性。同时，征税的网店主要是那些利润较大的网店，征税的目的在于限制经营者的经营收入，避免经营者获取暴利。因此，国家在制定政策时会考虑实际情况，按网店规模给予一定的免费或优惠政策；或者按不同等级将网店分类，实施不同的管理策略。从而，一般经营者的经营成本不会得到多大的提高，也不会受到多大的影响，同时，网络交易实名制能提高那些规模较大的经营者的成本，使之通过减少利润来与普通经营者竞争。

4.就整个行业来讲，对网店征税将是规范网络交易行业的必走之路，是规范行业诚信体系的必要举措。一方面，阳络交易已经逐渐成长为一个行业，它在人佃的生活消费中将发挥越来

越大的作用，因此需要相关部门采取各种措施来引导网络交易走向规范。而征税则是走向规范的必经之路，否则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对网店征税能够在整个行业中营造一种诚信的氛围，这也间接地保护了网络交易中消费者的知情权等权益。

实行网络实名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某些商品的经营成本，但是其带来了一个安全的网络交易秩序，消费者的知情权以及以知情权为基础的求偿权等权益可以得到保障，广大消费者也愿意花费稍微高一点的价格去购买更安心、放心、舒心的商品和服务。

五、完善网络交易实名制，进一步保障网络交易中消费者的知情权

网络交易的实名制能够起到很好地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作用，但是要想真正发挥网络交易实名制的作用，仍然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1.规定身份信息披露的最低标准。虽然《办法》对网络交易实名注册进行了强制要求，即强制要求网络交易经营者披露真实的身份信息，但是对于身份信息的标准只规定了两点，即真实和容易获得。这可能会造成以下问题：(1)部分网络交易的经营者只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姓名和户籍所在地，然而在实践中，其实际经营的地点往往与经营者的住址是一致的，可能并不在其户籍所在地。因此，建议将“提交其姓名和地址等真实身份信息”中的“地址”改成“住址”。这也反映了身份信息披露的第一个标准，即真实性。(2)部分网络经营者可能只提供真实的基本身份信息，使得消费者即使掌握其姓名和住址却很难联系到经营者。虽然我们难以做到像美国一样要求经营者不仅提供基本信息，还得提供通讯信息、争议解决信息和法律处理服务信息，但是为了保障消费者可以迅速、简便、有效地与商家进行联络，必须要求经营者提供通讯信息。这也反映了身份信息披露的第二个标准，即充分具体。(3)部分网络经营者虽然都提供了实质真实、充分具体、容易获得的身份信息，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此信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变化，如住址、通讯号码的改变等，使得提供的身份信息和真实生活信息不相吻合。而这些经营者也不主动及时更新相关信息，从而在一段时间后开始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这就要求《办法》明确规定身份信息披露的第三个标准，即不轻易改变，改变即更新。

2.完善网络交易实名制的配套措施。关于网络交易实名制的配套措施，《办法》规定了登记注册条件制，网络交易的经营者的商品或服务信息、交易条件信息的提供义务，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的经营者的审查义务和提供查询义务，网络交易平台的经营者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制度等。这些配套措施较好地保证了网络交易实名制的开展，但是仍然存在完善的地方，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登记注册条件制的内容是各省根据自己所辖区域对自然人进行网上经营是否具备工商登记注册条件，选择是否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注册。因此，通常各省的规定要么是需要办理注册登记，要么都不需要办理注册登记。其中，如果自然人提供的是医药、食品等关系到人们身体健康安全的物品或服务，就必须进行工商登记，使他们更重视全面保障消费者安全的义务。(2)《办法》对于网络交易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信息、交易条件信息的规定过于笼统。只是列举了其中的几项重要信息，一方面缺乏相应的披露标准；另一方面许多披露信息没有得到明确的规定。建议这些信息的披露标准也采取身份信息披露的最低标准，同时具体明确规定各种交易信息的披露内容，并且根据提供商品和服务需要的不同信息规定不同的信息披露。(3)如果由网络平台经营者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可能会造成网络平台经营者对信用权力的滥用。信用评价的主体应当具备权威性和中立性，而网络平台经营者可能为了谋取利益滥用信用权力，不在客观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评价信用。因此，需要由相关部门对部分第三方企业和组织进行授权，允许其进行相关的信用评价，这样才能保证网络交易经营者的信用的准确性，也才能进一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作者：贺葸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