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嫌敲诈问题管理论文

一片旧房倒下去，一群“富豪”站起来，成长在这些家庭中的“拆二代”也成为一个热词。然而“一夜暴富”的降临，对于“拆二代”而言，是否就真意味着走上人间巅峰，再无烦恼忧虑可言？答案并非如此。被骗者倾家荡产28岁的江苏张家港小伙子孙志东（化名）没想到会掉入这样一个“陷阱”。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涉嫌敲诈问题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涉嫌敲诈问题管理论文 篇1：

新闻敲诈的法律责任

最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涉嫌敲诈勒索、强迫交易、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依法分别对“21世纪网”总裁刘冬、副总编周斌、《理财周报》社发行人夏日、主编罗光辉、《21世纪经济报道》社湖南负责人夏晓柏等25人批准逮捕。11月20日，21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沈颢、副总裁陈东阳、副总裁兼财务总监乐冰等人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依法批捕。21世纪网特大新闻敲诈案把今年的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推向了高潮。新闻敲诈这一现象前所未有地受到各方关注。

近日，在由《检察日报》新闻研究室和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举办的新闻敲诈的法律责任研讨会上，与会人士就新闻敲诈的法律责任展开讨论。

何为新闻敲诈

纵观新闻界的一些丑恶现象，上世纪八十年代是“软文”，即把广告当作新闻来发的一种报道形式;上世纪九十年代“有偿不闻”出现，真假记者排队领取“封口费”的奇观，成为我国新闻史上一道抹不去的耻辱;接着，新闻敲诈粉墨登场，成为当下新闻界的一个弊病。

新闻敲诈包括利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网络等多种形式的媒介，网络新闻敲诈是尤其严重的一种。新闻敲诈的主体既包括真记者、真媒体或假记者、假媒体，以曝光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公私企业、社会团体甚至部分官员的违法经营、贪污腐败等行为相威胁，进行敲诈勒索。而这些单位或其负责人为了违法行为不被暴露或被公众关注，往往被迫采用“封口费”、“公关费”、广告费、宣传费等多种名目费用，或提供其他财产性收益，以满足行为人的敲诈目的。

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范玉吉认为，“敲诈”之前之所以加上“新闻”这个词，那就是要强调这种敲诈行为与一般敲诈勒索的不同之处。在所有与新闻敲诈有关的案例中，无论是新闻从业人员，还是非新闻从业人员，其所实施敲诈勒索的过程中只不过是将新闻报道当作一种威胁或胁迫受害人的手段而已，这种手段与运用暴力或其他足以使受害人产生恐惧的恐吓行为并无本质差别。无论是新闻从业人员还是非新闻从业人员，其犯罪目的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其产生的后果一样是非法索取。

与会人员认为，在全社会对新闻敲诈人人喊打的情况下，有必要分清，那些打着媒体旗号、冒充记者实施敲诈的骗子，不是真记者，与记者队伍无关。一些网络大V利用网络，或一些骗子建立一个网络进行敲诈的行为，也与新闻这个行业无关。“防火防盜防记者”的说法里提到的“记者”，绝大多数不是真记者。绝大多数记者是好的，不要让真记者为那些实施敲诈行为的假记者背黑锅。

新闻敲诈的法律责任

新闻敲诈的法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在刑事责任方面，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依据犯罪主体的身份、犯罪手段和犯罪情节的不同，可能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诈骗罪、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强迫交易罪等罪名。

当主体是持有记者证的真记者时，可能承担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指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在新闻敲诈中，只有当新闻主体是真记者时，才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利益，这是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一个重要构成要件。而假记者不符合。如果行为主体是假记者，可能涉及诈骗罪。新闻敲诈中，假记者进行新闻敲诈，可能持有假证，那就是直接诓骗，建立在被敲诈者相信他是真记者的基础上的。这样就符合敲诈罪的构成要件。当新闻敲诈的行为主体是报社等新闻机构时，则可以适用单位受贿罪。

还有一些刑事责任，在新闻敲诈中，无论是真记者还是假记者，作为个体行为都有可能承担。在新闻敲诈中，个体行为主体一般适用敲诈勒索罪。范玉吉认为，新闻敲诈在目前刑法体系中，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应该属于敲诈勒索罪。《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敲诈勒索罪的对象为“公私财物”，也就是说，法律保护的对象包括动产、财产权和财产收益等。新闻敲诈中，不论索取的是直接财物还是赞助、广告，都属于财物的范围。

在行政责任方面。新闻从业人员从事新闻敲诈，可能承担行政责任，应受到行政处罚。作为持有记者证的正规记者，其行为受到相关行政规章和操作业务规范的限定。例如《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报刊记者站管理办法》、《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等部门规章。《报纸出版管理规定》中明确指出，报纸出版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新闻报道牟取不正当利益，不得索取、接受采访报道对象及其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新闻机构违反相关规定的，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可视情节轻重，采取通报批评、责令停止印刷、发行、吊销出版许可证和记者证等行政处罚措施。而对于伪造证件的假记者，也有相关行政法规进行规范。《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买卖或者伪造、变造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的，将被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伪造记者证当然也属于本条规定的证明文件。

在民事责任方面，新闻敲诈活动可能会导致民事侵权行为的发生，侵犯当事人的隐私权、名誉权等。行为人进行新闻敲诈所掌握的“把柄”无论是否确实，都并不影响新闻敲诈的成功与否。新闻敲诈实际上的要挟并不是“把柄”，而是报道采访权。如果新闻敲诈的“把柄”并不真实，而是捏造的，则触及侵犯隐私权、名誉权。

新闻敲诈的治理

新闻敲诈的本质是舆论监督权的异化，新闻从业人员利用手中的舆论监督权谋取私利，包括假记者打着舆论监督的幌子牟利。新闻敲诈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与媒体“事业化管理、企业化经营”的性质有关;与传统媒体受到新媒体发展、政治因素、经营因素三方夹击有关;与媒体自身的经营管理有关;与新闻从业者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也有关。复旦大学传播学博士陈阳认为，从媒介生态的角度，新闻敲诈是新闻腐败的表现形式，它折射出媒介话语权具有权力与权利叠加的特性，这一特性助长了记者对媒介话语权的滥用;从新闻生产的角度，新闻敲诈时是将信息商品化，以不报道、不曝光为手段，对新闻进行再生产，由此侵蚀了传媒话语权的公共性与公开性;从社会结构和功能的角度，新闻媒体位于政府与民众之间，这一中间人的身份为记者欺上瞒下进行新闻敲诈提供了前提，这也是新闻敲诈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

治理新闻敲诈，首先要加强自律，一是加强记者个人职业道德修养，二是提高记者职业荣誉感。其次，要强化他律，提高社会公众监督参与意识，畅通各界对新闻界监督的渠道，规范舆论监督的管理。再次，打击新闻敲诈，要加强行业自律，完善行业规范，建立操作性强的自律准则，最严厉的措施是吊销媒体经营执照、吊销新闻从业人员的记者证。《新京报》胡杰认为，新闻界要整肃不正当的行业之风，不要让向采访对象吃拿卡要成为业界的潜规则，新闻工作者要坚持发扬清正廉洁的作风，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思想的侵蚀。《浙江法制报》余春红认为，当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尊荣感淡化，职业良心便会动摇，内心防线就会失守，甚至会滑向新闻敲诈的违法犯罪。正义网仝玉娟建议，媒体机构及国家相关职能部门要定期对新闻从业者进行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其职业认同感、归属感和荣誉感。

刑事措施是对新闻敲诈打击的最严厉手段。鉴于刑法的保守性和謙抑性，有学者认为不要对新闻敲诈轻易施以刑事处罚，要分清新闻记者的权力和权利，既要约束其舆论监督的权力，也要保障其新闻自由的权利。中南财经政法夏雨认为，法律追责要考虑新闻业的特性与规律，要考虑是否有利于新闻业的成长与发展，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形成是全社会的责任。

西北政法大学符万年认为，现在新闻界存在一些不道德的行为，有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不良风气急需扭转，光是依靠法治是不够的，否则只能是治标不治本。西南政法大学陈笑春认为新闻敲诈仅依靠刑法层面的惩处是不够的，重点是从预防、监督方面着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李朝认为，新闻敲诈的刑法归责应当是一种刑罚最小化的社会控制，刑罚固然震慑新闻敲诈犯罪，但是刑罚的目的不在于适用而在于预防。新闻敲诈的整治关键应以刑罚作为最后防线，而将其他整治手段前置适用，如：扩大新闻敲诈的私法惩罚（民事侵权）之适用范围与频次，增强新闻行业协会的监督管理功能，合理适用新闻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权等。新闻敲诈的有效整治须坚持多样整治措施并举的治理项目，甚至也只有依靠刑罚最小化的社会控制才能更妥善地应对这一问题。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司新闻业务处处长农涛表示，杜绝新闻敲诈是不可能的，需要一个特别长的过程。中央开展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查办一批新闻敲诈违法案件，属于治标也要坚持下去。21世纪网特大新闻敲诈案涉及知名新闻人沈颢，让人十分痛心。但是这不意味着新闻行业一塌糊涂，大多数编辑记者是好的。

作者：程新友

涉嫌敲诈问题管理论文 篇2：

频遭围猎的“拆二代”

一片旧房倒下去，一群“富豪”站起来，成长在这些家庭中的“拆二代”也成为一个热词。然而“一夜暴富”的降临，对于“拆二代”而言，是否就真意味着走上人间巅峰，再无烦恼忧虑可言？答案并非如此。

被骗者倾家荡产

28岁的江苏张家港小伙子孙志东（化名）没想到会掉入这样一个“陷阱”。大学毕业后，他顺利结婚生子，后来老宅拆迁得了两套房子，家境一下阔绰起来，但他突然觉得生活没有动力，“总感觉缺少刺激”。

一次小学同学聚会后，同学邀请孙志东一起凑局打麻将。从那之后，这伙人聚餐聚赌成了常态。

仰仗丰厚家底，孙志东出手大方。赌博有输有赢，但他总感觉手气差，输多赢少。即便随身带的钱财全输光，他仍不想罢手，试图多赌几局赢回来。

这时，热心牌友杜勇（化名）总会及时出现，称自己有余钱，让孙志东在借款欠条上签名后继续打牌。

两个月后，孙志东才蓦然发现欠条已累计达66万元。更令他震惊的是，自己借的是高利贷。只是，杜勇从未详细说，每次孙志东牌瘾上头也未多想。

面对惊慌失措的孙志东，杜勇告诉他，“到期的赌债不用急着还，要不跟我去澳门试试运气，兴许能大赚一笔，就能还清赌债了。”

当时，孙志东因屡次夜不归宿，家人对他非常不满。如果再知道输了这么多钱，恐怕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家庭矛盾。

尽管有些后悔，但他还是决定去澳门赌一把。于是，他又高息借了42万元来到澳门。在杜勇指定的赌场“贵宾厅”内，孙志东第一天就把筹码输得精光。

这时，杜勇催促将总计100余万元债务尽快归还，并按天计算高额利息，还假造了一张生意资金周转需求的借款合同，并逼迫孙志东签字。

因无法及时筹集“债款”，孙志东想方设法躲避。然而他家人却因此频遭恐吓，甚至他的父亲被杜勇等人毆打造成轻微伤。

尽管想报警，但对方以儿子安全相威胁，孙志东只能屈服。他听从杜勇安排，将家中拆迁房，以低于市场价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杜勇，所获房款均用于抵偿赌债。

公安机关在办理其他案件过程中，牵出这个16人恶势力犯罪集团。经查，以杜勇为首的犯罪团伙，从一开始就盯准了像孙志东这样的“拆二代”。他们通过到拆迁小区游荡打听、熟人介绍等方式，找准因拆迁暴富的目标，引诱他们参与赌博，一步步诱使他们慢慢进入他们精心设计的“陷阱”中。

2019年11月，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罪名，对以杜勇为首的16人恶势力犯罪集团向法院提起公诉。

行骗者分工明确

值得关注的是，从2018年以来，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共办理类似案件16件42人，涉及赌博、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多种罪名，多起犯罪事实敲诈勒索对象指向对方房产，绝大部分即为像孙志东一样的“拆二代”。

所谓“拆二代”，是因上一代的房子被拆迁得到补偿而暴富的年轻人。年纪尚轻就坐拥上百万元财产，有的“拆二代”变得好逸恶劳、追求享乐，不再注重个人品行修养。

4月2日，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张薇告诉记者，这些“拆二代”经历拆迁、一夜暴富，心态发生变化，成为一些不怀好意之人眼中的“唐僧肉”。这些人通过设赌局等方式，引诱“拆二代”参赌欠债，进而进行敲诈勒索。

张薇介绍，“攻关”的起点就是看似平常的聚餐、酒场，先是拉拢一起吃喝玩乐套近乎，然后就是试试手气、随便“赌”几把。

事实上，这些赌局也很有门道，各种作弊诈赌手段一应俱全。犯罪呈组织出现，每人都有角色分工：有专门劝人赌的“劝客”，有专门和人赌博的“赌客”和“搭子”，有在旁观看或者偷看的“看客”等，还有针孔摄像头、隐形眼镜、遥控骰子等各式道具。

在分工明确、装备齐全的“团队”面前，绝大多数“拆二代”屡赌屡输、越输越大，也只能自认倒霉、愿赌服输。

张薇称，当被害人无法偿还赌债时，这些人假意以暂缓还债为由，主动联系他们，帮助办理证件、购买机票、安排食宿、联系赌场、出借赌资等方式提供“出境赌博”服务。这样做是为了进一步“控制”，以达到胁迫目的，同时还可以为澳门赌场提供“客源”，抽取丰厚佣金。

在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另一起林某等人涉嫌敲诈勒索案中，林某甚至在澳门开设了赌博“工作室”，以加收赌资10%服务费的名义，获取巨额“回扣”。

现实中，“澳门之旅”让很多年轻人欠下巨额赌债。这时的犯罪团伙一改往日热情，逼迫签下虚假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等。

张薇说，多数犯罪分子还和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有所“勾连”，对借贷业务如何规避法律责任十分“精通”，所有借贷关系都有形式上合法的借条、银行流水等，使非法赌债得以“洗白”，要从法律上认定“非法”也很困难。

现实中，除非被害者家人能拿出巨款摆平，否则犯罪团伙就通过打砸抢等各种手段，给被害家庭施加压力，迫使其签下房产抵押协议，以低于市场价夺走房产。

“这些案件涉嫌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犯罪行为，不仅损害了这些拆迁家庭的经济利益及人员安全，更是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张薇说。

“拆二代”应重塑人生观

据了解，近些年来，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严厉打击这类犯罪行为的同时，向相关地区和部门发出关于加强楼宇管理的检察建议，尤其针对酒店、写字楼、民房、私人厂房等新型赌博隐蔽区域，促使社区、街道等组织不定期暗访，畅通举报渠道，进行依法惩治和清理整顿。

张薇建议，拆迁户集中居住地区的基层组织和公安机关应对本地区好赌人员及时摸排，做好相关“台账”，及时发现问题。相关单位也可以借助“大数据”分析，对不正常频繁银行流水和出售房产、车辆等情况进行风险研判，发现苗头及时处置。

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政治部主任王友艳认为，加强对年轻人的思想教育应常抓不懈，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自觉与不良风气、不良嗜好保持距离。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20年4月10日

作者：李超

涉嫌敲诈问题管理论文 篇3：

记者的担当

前段时间，一篇题为《南航生死间，一个记者有话想对你们说》的文章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引发了社会对院前急救体系的激烈争议。文章作者辽宁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采访部主任张洋，2015年11月9日在乘坐南航飞机到北京期间突发腹内疝并急性肠梗阻，飞机落地后，机组人员和机场救护人员互相推诿导致无人愿意搀扶。最后，张洋只能自己忍着剧痛爬下飞机。不仅如此，张洋从首都机场医院转院时，北京999急救车以朝阳医院、协和医院挂不上号为由，将其送往与其关联的一家较低级医疗中心，张洋的治疗因此受到延误。所幸的是在微博名医阿宝的帮助下，张洋得以转送至北大人民医院顺利做了手术，最后被切掉了0 .8米长的小肠，赶在肠道穿孔前获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经受了如此的磨难，作为一名以深度报道与监督报道见长的记者，张洋完全可以通过媒体“搞臭”那些相关单位和责任人，同时可以按照他有些同事和朋友劝告的那样，理直气壮地向那些相关单位索赔。但张洋没有这样做。他忽略了对事件中具体责任人的追责，更放弃了对相关责任单位的索赔。他想到，在生命遭遇危险时，是微博上认识的朋友帮助了他，他是幸运的。但一般人不会都有这样的幸运，当他们遇到这样的问题，结果会是怎样呢？

他说：“我的这个经历其实要给我们带来一个启迪、敲响一个警钟：院前急救必须改革，让那些没有我这么幸运的人也能够获得生命的希望。”许多人对于张洋这种忽略追责、放弃赔偿的做法不理解，但张洋却说，我对南航和机场急救超出底线的宽容，换来了他们充满善意的回应。南航根据我的建议，迅速的在主要机场设立红线电话，给予空乘人员特别授权处置急病病人和突发事件。首都机场医院联系各大航空开了联席会议，明确了互相配合协作机制，对飞机上如何抬危重病人反复组织演练，并且在研讨单身旅客突发疾病的负责人制度。同时，国家卫计委已经表示要通过此事进一步完善急救相关细则流程。这一事件将加速推进各地院前急救立法的速度，张洋觉得，这是对他最大的安慰。

张洋，一位充满仁心的记者，我们都要为他点赞。

当我们正在为张洋点赞的时候，又一则关于记者的消息传开：甘肃有三家都市报驻武威市站记者，因为在武威采访报道“巧克力女孩”事件时互相打配合，涉嫌敲诈政府和个人，已被刑事拘留。

“巧克力女孩”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甘肃省永昌县一个13岁的小女孩偷了超市的巧克力，被发现后，超市找来了小女孩的家长，家长斥责打骂了女孩。20分钟后，女孩跳楼自杀。这同样是一个令人十分痛心的事件，也同样可以引发我们对社会管理、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等问题的反思，从而吸取教训，推动相关方面的政策出台，以克服我们在管理和教育方面存在的一些弊端，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媒体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正确的报道积极引导舆论，促进社会管理和教育等诸方面的改革和进步。非常遗憾的是，甘肃三家都市报的几名记者没有这样做，而是借女孩之死敲诈政府和个人，自取其辱并让整个新闻工作队伍蒙羞。

在我们国家，新闻工作享有崇高的地位，同时，新闻工作者也应该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正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要求。作为一名记者，对待自己或别人遭遇的不幸，不能仅仅停留在个人利益的层面上，而应该放开到相同利益人群甚至是整个社会利益的层面去思考问题，从解决问题、促进社会进步的角度去做好新闻报道。这正是新闻工作者高尚的职业精神所在。在这方面，张洋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而甘肃涉嫌借“巧克力女孩”事件进行敲诈的几名记者，他们是新闻工作者的败类。他们的恶劣行径和最后的结果，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放弃了责任担当，就是放弃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

作者：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