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主义研究论文

[摘要]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深入研究社会民主主义，批判指出了社会民主主义在阶级立场、理论基础、革命道路和国际问题方面存在的局限性，为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出了积极贡献，产生了重要影响。[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民主主义批判社会民主主义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社会改良主义。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社会民主主义研究论文 篇1：

论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民主主义思潮

摘 要:社会民主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会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 盲目推崇或者藐视这种思潮都是有害的。因此, 科学理性地认识社会民主主义,并通过对这一思潮的批判吸收来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本身,最终实现以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民主主义思潮,这些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引领; 社会民主主义思潮

文献标识码:A

On how Marxism guides social democratic thought

ZHOU Ling-ling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hui University, Hefei230039, China)

Key words: Marxism; guidance, social democratic thought

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是西方政治思潮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思潮之一,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广泛的社会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如今,在对待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科学认识社会民主主义,吸收其积极成果,加强我们自身建设。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演变

“社会民主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为了团结欧洲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共同参加民主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即使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仍称自己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后来的德、法等国的一些激进民主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常用“社会民主主义”的空话来掩盖自己的特殊利益,欺骗工人。因此,革命失败后,马、恩就改称共产主义者。而一些改良的工人政党仍袭用“社会民主主义”一词。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容忍了这一称呼,社会民主主义成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然而,1853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同盟书》中,多次提到“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主义”,但却是把它当做矛盾的一方,用以揭示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小资产者同共产党在思想纲领方面的原则区别的,他们并没有赋予它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含意。马克思、恩格斯说,这些民主主义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他们希望用虚假的小恩小惠来收买工人,用暂时改善工人条件的方法来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他们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现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十分明显,在这里存在着民主主义小资产者的革命半途停顿论和无产阶级的不断革命论的根本对立。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者和这些民主主义小资产者的原则界限在于:“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斗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1]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个名称所采取的这种态度,用列宁的话来说,是一种暂时“容忍”的态度。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上,列宁说:“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是不恰当的,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这一点。他们只是“容忍了”这个名称,那是因为革命还没有提上日程,必须慢慢地训练人们群众。

1871年巴黎公社的成立对作为社会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一个沉重打击,它检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性。因此,巴黎公社后一段时期内,改良主义性质的社会民主主义名声扫地。马克思、恩格斯也不再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为“共产主义者”。恩格斯讲:他在1871-1875年写的所遇有关国际问题的文章中“处处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作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2]489。但是到80年代后,情况又有所变化,一批社会主义政党在欧美各国纷纷建立,它们都称为“社会民主党”。而且它们都已逐渐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纲领,把社会民主主义理解为科学社会主义。1894年,恩格斯重新论述了对“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的看法,他说:“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还过得去,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然而,对真正的政党来说,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2]490

在恩格斯逝世以后,随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二国际堕落成为在国际范围内替民族沙文主义辩护的联合会,社会民主主义所包含的内容完成了这次再变化:变成社会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在1914年12月5日发表的《一个德国人关于战争的呼声》一文中,提出了“抛弃被(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他们玷污和败坏了的‘社会民主党人’这个称号而恢复这个原先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的称号”[3]的主张。‘社会民主党’没有反映出无产阶级政党对人类社会发展前途的看法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同时,列宁还强调说,“民主这个词用于共产党,不仅仅在科学上不正确。这个词在目前,在1917年3月以后,已成为遮住革命人民眼睛的眼罩,妨碍他们自由、大胆、自动地建设新的东西——工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即‘国家’的唯一政权,一切国家‘消亡’的前驱。”[4]65最后,列宁认为,应当考虑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客观形势。1917年,资本主义已变成帝国主义,因此,在客观上必然产生帝国主义战争。这种战争使全人类临近深渊,使全部文化濒于毁灭,使千千万万的人粗野和死亡。在这种情况下,除无产阶级革命外,没有别的出路。然而,当这个革命开始的时候,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领袖、议员、报纸却背叛、出卖了社会主义,而跑到“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方面去了。群众被他们弄得惶惑不安,糊里糊涂地受了他们的欺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仍旧沿用这个同第二国际一样腐朽了的陈旧名称,就是鼓励这种欺骗,助长这种欺骗”[4]67,因为“我们党的旧名称便于人们欺骗群众,阻碍运动前进,因为群众在每种报纸上,在每个议会党团中处处见到那些言论最响亮、行动最引人注目的领袖,而这些人‘也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都‘主张’同社会主义的叛徒,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一致’,他们都拿着‘社会民主党’所开的旧期票要求兑换……”[4]67列宁强调说,“现在已经是丢掉肮脏的衬衫,穿起整洁的衣服的时候了”[5]。自从列宁领导首先是俄国党,接着是第二国际国际所属各国左派党把“社会民主党”改称为“共产党”以后,共产主义就同社会民主主义划清了界限,社会民主主义成了第二国际中右派、中派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思潮的专用名词。

二、以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民主主义思潮

如何认识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这个问题自从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以来就一直存在。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个问题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现在,面对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当代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既要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有辩证的认识,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其无情的批判。

(一)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科学认识

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产物,是争取自由权利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延伸,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要求改变自己处境的工人运动的反映。 它主要包括两个要点:首先,资产阶级最初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但当它掌权之后,这种人权之光却照耀不到工人阶级身上。将自由、平等、博爱原则推广到全社会的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这是社会民主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其次,在本质上,社会民主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要求革命或改良资本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作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它所采取的改良政策改良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和其他方面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工人阶级及中下层群众的利益。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及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对于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它的社会福利政策等主张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公平、正义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下层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使中下层群众得到了实惠,成为在战后相当长时间内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策走向的重要力量。

同时,社会民主主义有其难以克服的根本局限性,这是由其自身存在的理论缺陷所决定的。第一,在指导思想上,他们虽然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和方法,但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思想来源之一,并没有把它作为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二,在变革现实的途径上,社会民主主义认为,和平民主的手段是唯一的途径。它认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公民社会是尊重个人价值平等基础上的全体人民的共同体,没有必要通过暴力革命予以打碎,而应当加以利用和不断完善。第三,在奋斗目标上,社会民主主义者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否定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规律可循,也不存在终极目标。第四,他们虽然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批判,但这种批判更多地停留在伦理道德层面,没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中把握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因此,从根本上说,社会民主主义不可能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也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

总之,社会民主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重要政治思潮,既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因为它继承了社会主义的一些价值目标,代表了资本主义国家中下层群众的利益;也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承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不讲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

(二)批判借鉴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来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

当代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虽然与马克思主义思潮有着共同的渊源和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社会民主主义在指导思想、变革现实的途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主张、奋斗目标这几个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有本质的不同,这是不容抹杀和混淆的。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明确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以上几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认识以“民主、自由、社会公正”为价值观念的当代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及其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批判。

社会民主主义虽有难以克服的根本局限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继承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因此,马克思主义要借鉴、吸收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中所包含的文明成果,批判其不合理成分,从而实现自身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我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必须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这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在各种社会思潮不断出现的当今,批判借鉴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以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如何引领”则是需要我们研究与探索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在思想理论上,虽然我国社会思想客观存在着多样性,并不断地发展变化着,但决不能像社会民主主义那样提倡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而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针对社会思想多样化的情况,进一步提高用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思想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想的能力。在政治上,我们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决不能像社会民主主义那样提倡搞多党轮流执政,或者把党变成“全民党”,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在经济上,我们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在文化上,我们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弘扬民族精神。在社会建设上,我们建设的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立足于国情,也面向世界;既着眼现实,也考虑未来,是强国富民的道路,是和平发展的道路。社会民主主义在有些方面如在推进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平、促进人与自然和协调发展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这绝不是说我们所走的道路是社会民主主义所走过的道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吸取历史上对待社会民主主义采取关门主义错误政策的教训,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和理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 最终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385.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3] 列宁.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97.

[4] 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列宁.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82.

[责任编辑:范 君]

作者：周玲玲

社会民主主义研究论文 篇2：

社会民主主义的批判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摘 要]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深入研究社会民主主义，批判指出了社会民主主义在阶级立场、理论基础、革命道路和国际问题方面存在的局限性，为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出了积极贡献，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社会民主主义 批判

社会民主主义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社会改良主义。它于20世纪初期传入中国，一方面，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模糊了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探究中国共产党及其早期领导人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认知和批判，分析社会民主主义没有对中共的建立产生影响的原因，当前对党的建设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20世纪初期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初，经历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外各种社会政治学说“饥不择食，兼容并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涌入中国，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社会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学说的一种开始在中国传播。这一时期，社会民主主义主要是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陈独秀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变为国家社会主义……也叫做社会民主主义，因为它主张利用有产阶级的议会来行社会主义，所以也叫议会派；无论是柯祖基底正统派或是伯伦斯泰因底修正派，都不过是大同小异罢了。”[1]社会民主主义一度成为当时中国强势的意识形态，这表现在：

一是在知识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例如自由主义者胡适，其鼓吹的新自由主义其实是“社会化”的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异曲同工，并不互相排斥。张君劢、张东荪、罗隆基、彭文应、王造时、潘光旦等一批知识分子表现出明显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倾向。当时西方著名学者杜威、罗素来华讲学，都向中国人推荐社会民主主义，受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罗素等人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圣人，实践的榜样”[2]P10。

二是出版和翻译了大量介绍社会民主主义的刊物和书籍。张君劢主编的《解放和改造》、王造时主编的《主张与时评》、罗隆基主编的《自由言论》以及《新潮》《再生》《人道周报》等都是宣传社会民主主义的重要刊物。张君劢等人写作的《德国革命论》《第三种文明》《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等文章系统介绍了社会民主主义，在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行》《社会主义发达史》等带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著作也被译介到中国。

三是成立了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1911年，江亢虎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社会党。该党宣称1911年底在全国建立支部“四百九十余起”，拥有党员“五十二万三千余人”。这个数字虽然夸大，但是在全国确实建立起不少社会党支部，如李大钊曾是天津支部一名干事，又如叶圣陶、顾颉刚等人是苏州支部的成员。该党的人员构成包括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农民、工人等不同社会阶层。

四是社会民主主义得到了当时不少政治人物的好感。“孙中山、陈炯明、胡汉民、戴季陶等国民党人，或多或少地受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甚至连吴佩孚等军阀也曾对它发生某种兴趣。”[2]P10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第一天，就将他从欧洲带回的4本社会民主主义书籍寄给中国社会党总部，并寄语该党多译此种著作。当时的孙中山对社会民主主义颇有好感，极力鼓吹，所以时人将刚刚传入国内的社会民主主义称为“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

二、创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认知与批判

因为当时没有厘清社会民主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和联系，所以，这一思潮在一些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中造成了混乱。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中表示：修正主义学说“是我大不赞成的”。蔡和森对待社会民主主义采取“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的态度。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对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并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1.在阶级立场上，社会民主主义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科学社会主义则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陈独秀指出：社会民主主义不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反而想通过和平地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实现社会主义，“结果不但主义不能施行，而且和资产阶级同化了，还要施行压迫劳动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政策”。李大钊指出：在阶级立场上，“社会党人的运动是中流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的运动是劳工阶级的运动”[3]。李达在《马克思还原》一文中揭露社会民主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修正，指出社会民主主义者放弃暴力革命改走议会道路，放弃阶级斗争，鼓吹阶级调和，这些源于其站在了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

2.在理论基础上，社会民主主义以庸俗进化论和人道主义为理论依据，科学社会主义则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为理论基石。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组成，“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斗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个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3]。社会形态的更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但这不是自然而然的，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企图以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谴责阶级斗争是违背人道主义原则的反伦理运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金线”，错误地把历史唯物主义降低到宿命论的层次。李大钊说：他们“因为信了这个定命说，除去等着集产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议也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3]。

3.在革命道路上，社会民主主义是主张议会式的改良主义道路，科学社会主义则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毛泽东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4]P2，而且，中国“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4]P3。所以，“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结果的，故最宜采用”[5]P548。李达认为社会党主张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议会中的议员属于资本阶级的必然占多数，议会中通过法案是用多数表决的；劳动阶级没有金钱运动，得几名议员已不容易了”，“要想在议会中成立一种除去自己阶级痛苦的法案，是断然办不到的”。[6]P52即便通过“非驴非马”的法案也不可能完全保障工人阶级的利益。

4.在国际问题上，社会民主主义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则主张国际主义。李大钊揭示出社会党人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同态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奥等国社会党人放弃发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大好时机，转而支持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实际上成为维护本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然而，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利用俄国是帝国主义国家链条中薄弱环节，成功发动十月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胜利。革命胜利后，俄国坚决退出帝国主义战争。李大钊称赞道，“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士（Marx）为宗主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7]。

三、社会民主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未产生影响的原因探析

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传入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没有受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超越。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社会民主主义的攻击和诘难，可以说，它是在同社会民主主义斗争中发展起来的。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主要是同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的修正主义的斗争。修正主义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进行立论，因而，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超越也自此展开：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信奉新康德主义和庸俗进化论。新康德主义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以唯心主义为主的哲学体系。庸俗进化论将社会看作是没有矛盾、没有飞跃的平静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反对新康德主义的二元论，揭露了修正主义哲学的神道主义本质。用矛盾的辩证法批判庸俗的进化论，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修正主义信奉边际效用论。边际效用论的核心是商品价值是由该商品的最小效用决定的，最小效用又是由人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边际效用论完全是唯心主义的，它没有像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那样说明价值的真正来源，也没有像剩余价值学说那样揭示出剩余价值的秘密，而是罔顾事实，否认剥削，完全是为资产阶级作辩护。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修正主义主张与资产阶级妥协，寻求“超阶级”的议会实现纯粹的民主，并明确说目的不算什么，运动才是一切。马克思主义站在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立场上，完全超越了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和自私性，摒弃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空想”，找到了通过阶级斗争达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并将实现共产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第二，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共产国际对中共建党的帮助。这一时期，《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等列宁主义著作被翻译到中国，促进了列宁主义的传播。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将资本主义的本质暴露无遗，给那些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一记重重的耳光。具有共产主义初步思想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俄国，主张“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此时，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也将目光注视到中国。在1920年初，陈独秀、李大钊与俄共（布）远东局维经斯基共同商讨建党事宜。1921年共产国际派马林到中国，他建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并出席了中共一大，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刘少奇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政党。所以，“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没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影响”[8]P58。

第三，近代中国不存在社会改良主义土壤。社会民主主义虽然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有很大影响，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9]P644。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通过逼迫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在政治上操纵反动政府，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通过经济特权，大量倾销商品，严重冲击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受到本国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力量十分弱小，中国在经济上仍然是封建的小农经济占主体。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有革命性的一面，但是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具有妥协性。这表明，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国不可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所以，社会民主主义虽一度传入中国，但它从一开始就因为缺乏改良主义的土壤而注定成为一种政治空谈。

第四，社会民主主义不符合近代中国的国情。社会民主主义主张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法制，鼓吹改良主义的议会道路，这与封建主义相比，有其特定的历史进步性。它的传播客观上有利于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但是，社会民主主义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阶级调和，这有利于维护本国反动阶级的统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议会早已变成封建军阀践踏“民主共和”的一块遮羞布，北洋军阀统治后期，形式上的议会制度也被取消。国民党奉行的“一个党、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独裁统治，后期召开的“一党国大”，也遭到了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唾弃和坚决反对。曾经有过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人士在现实面前纷纷抛弃幻想，坚定地站在共产党的一边，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J].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7）.

[2]王思睿，何家栋.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J].博览群书，2004（04）.

[3]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J].新青年，第6卷第3、6号，1919（5）.

[4]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6]李达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J].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10）.

[8]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冷 波

作者：仲帅

社会民主主义研究论文 篇3：

浅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与变革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苏东剧变的发生，西欧社会民主党对其理论政策进行了调整与革新。本文通过介绍社会民主主义变革的背景及主要理论，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这次变革做出评析，并指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评析

社会民主主义经历了一个复杂多变的演变历程，它最早出现于1848年革命时期。19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独立的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发展起来后，沿用了“社会民主主义”一词。1951年，在《法兰克福声明》中，社会党用“民主社会主义”取代了“社会民主主义”，并更新了理论内容。20世纪90年代，面对苏东剧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社会党为走出困境，决定由“民主社会主义”再次回归到“社会民主主义”，并对其思想体系作了一次大的变动。90年代中后期，提出别具特色的“第三条道路”，更是在世界上掀起热潮。

一、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背景

首先，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给世界各个国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资源地大规模流动和合理配置，使各国的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全球化趋势也给人类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和负担。生态恶化、资源短缺、就业困难、恐怖主义、贫富差距扩大，个人主义盛行等问题日益突出，给社会党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此外，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这就要求社会党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其次，新自由主义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新自由主义极为兴盛。新自由主义所推行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受到西欧、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关注。其经济方面的理论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发挥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新自由主义给予私人企业制度极大的肯定，认为他们有很大的优越性，应给私人经济活动充分的自由。新自由主义者反对垄断，认为垄断阻碍了经济自由，应该创造一种自由竞争的环境。

最后，蘇东剧变与社会主义低潮。1991年，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宣布解体。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也纷纷倒台，社会主义进入低潮时期。尽管社会党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不同于共产主义，但还是因为苏东剧变的冲击，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东欧的变化被西欧人看成是民主对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在西欧，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左翼政党却成了这场社会变动的牺牲品。”[1]为了在新形势下明确社会民主党今后的发展方向，减少苏东剧变带来的政治混乱和消极影响，一些社会党人认为“社会主义”一词不能再用，决定重新启用“社会民主主义”。

二、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革新

为应对上述挑战，摆脱政治困境，社会党对自身的理论、政策及活动进行了革新、修正和调整。以“第三条道路”为标志，社会民主主义经历了转型与变革。

第一，淡化意识形态，告别作为替代制度的“社会主义”。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次转型主要特点是告别作为替代制度的“社会主义”，在其主要理论中逐渐淡化和回避“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西欧社会党认为，抛弃社会主义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其政治目标着重建立社会民主制，而不是作为替代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左翼确实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现在社会主义——至少，作为一种经济管理体制的社会主义——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2]

第二，建立既强调市场功能又强调政府作用的“新的混合经济”。 社会民主主义在经济方面主张放弃公有制，实行混合的私有制经济。所谓的混合经济是将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与政府的计划管理、宏观调控有机地结合起来，避免了二者的缺陷，是一种理想的经济模式。在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同时，将公共利益考虑在内。新型的混合经济在市场与国家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力求通过两种机制的相互制约，减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不公平现象，减少国家垄断带来的集权和僵化倾向。可见，社会民主主义已经由过去强调所有制形式转变为注重经济管理，竞争与规则并存，既保证经济效益，又不失社会公正。

第三，调整经济政策，改革“福利国家”制度。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实行国家干预和再分配式的福利制度。福利国家的确立，使国家经济负载过重，同时也削弱了市场的自我调节力和公民的自我能动力。因此，社会党把福利政策由“保障收入的福利国家”调整为“创造就业的福利国家”，由“消极的福利观”转变为“积极的福利观”。新的福利国家制度更注重培养公民的责任意识，改变公民过多依赖国家救济的心理。“改革了的福利国家将是一种社会投资国家，在风险与安全、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保险原则、对风险的预防仍然会是社会投资国家的核心。”[3]

第四，面对全球化挑战，主张全球治理。全球治理是当代社会民主主义在国际政策方面的主张，以“新国际主义”“世界性国家”“世界性政府”为理论依据。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国际性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解决这些问题是需要各国，乃至各国的公民个人的共同参与。全球治理旨在通过合作与协商、建立伙伴关系、确立共同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物的管理，建立一个“积极的社会共同体”。“首先在全球范围内就民主、人权、安全及发展达成共识，继而民族国家在国家层面形成对多元化的共识并且执行相应的政策，然后在区域内就国家利益的观念、国家利益的分配形成共识，最终通过国家、区域组织、国际组织的相互协调和积极行动来达到进步治理。”[4]

三、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变革的评析与借鉴

社会民主主义理论革新，为社会民主主义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复兴。此次变革也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未来社会民主主义如何发展仍然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虽然社会民主主义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有原则区别，但我们可以吸取和借鉴有益部分，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对社会民主主义变革的评价。

一方面，变革内容充满了浓厚的中庸实用主义色彩。其内容不过是左翼势力和右翼势力主张的拼凑与结合，具有明显的中庸色彩。“社会民主党人不惜把实用主义运用到极致，将各种各样的政治主题黏合在一起，尤其是与自由主义黏合在一起。”[5]只要是有效的理论，就可以为其所用。此外，理论内容过于繁琐复杂，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从其基本主张来看，缺乏明确的经济理论作支撑，存在模糊不清和自相矛盾的地方，降低了措施的可行性。

另一方面，社会党人创新性的想法和对美好未来的承诺，能够博得许多选民的眼球，赢得选举的胜利。但是，在其上台执政之后，理论设计和政策实践却不一致，使不少选民感到失望。就拿福利制度改革来说，改革最初的目标是将市场机制和社会公正结合起来，可是在实践过程中却缺乏相应的条件和政策保障作支持，因而并没有真正实现二者的结合。这次变革的成效不大，违背了中低阶层的利益，使社会党丧失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反而面临更大的困境和挑战。与此同时，社会民主主义的很多理论都打上了新自由主义的烙印，社会民主主义究竟代表谁的利益变得飘忽不定。

（二）社会民主主义变革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第一，根据时代发展要求，积极作自我调整和改革。社会党能够敏锐地观察到时代的变化、社会的需求，积极调整自己的政策主张，以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我国是共产党执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更不能固守傳统的意识形态，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凝固化。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相应的行动纲领。此外，在改革过程中要加强理论创新，建设创新型政党，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带领人民探索社会主义新模式。

第二，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发扬党内民主。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西欧社会党具有丰富的经验可供我国借鉴。自社会民主主义诞生起，社会党就打着“民主”的旗号，宣传其理论主张，取得了公认的成就。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加强民主政治建设，首先需要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处于执政地位的党成了沟通国家与社会的主渠道，这样一来，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就与社会民主非常直接地联系起来了，没有党内民主，就没有民意的充分表达，也就造成了社会民主的缺乏。”[6]通过党内民主，逐步推动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区别于西方政党的民主体制。

第三，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处理好社会公平问题。在社会民主主义发展历程中，福利制度改革始终是社会党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西欧福利制度的改革由过去依靠政府的力量转向强调个人的责任。同样，我国的福利制度也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给予，而应发挥个人的能动性，并尽可能发挥社会各界的力量，处理好政府与个人的关系，以实现社会公正。同时，我们还应吸取社会党在福利改革方面的教训：避免超过国家经济承受能力；避免提供的福利太过积极，使人们产生依赖心理。

参考文献：

[1] 徐崇温：《怎样认识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2] [英]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3] 杨雪东、薛晓源：《“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4] 裘援平，柴尚金，林德山：《当代社会民主主义与“第三条道路”》，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页。

[5] 林建华，李华锋：《冷战后新“第三条道路”的兴衰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3页。

[6] 焦凤梅：《挑战与应对——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变革论析》，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作者简介：柳淑姣（1988.12-），女，山西晋中人，南京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作者：柳淑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