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论文

[编者按]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共十六大以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当前和今后国史研究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论文 篇1：

和谐共赢：中国政党制度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研究综述

[摘要]中国政党制度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是理论界新近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其研究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政党制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政治保障、发挥独特优势、整合价值功能等三个层面。今后，中国政党制度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需要在党际关系、执政党自身建设、参政党自身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层面不断完善和发展。

[关键词]中国政党制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共赢

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发展表明：一个国家的政党关系是否和谐，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具有重大意义，没有稳定和谐的政党关系，就没有稳定和谐的社会政治关系。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架构蕴涵了和谐的政党关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本文借助最近几年来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政党制度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做一粗浅的总结，以凸显该领域未来研究的发展趋势。

一、中国政党制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保障

中国政党制度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它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结合在一起，构成我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规定了党和国家组织与活动的基本原则，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领导力量、领导能力、资源保证和制度保障等层面的政治保障。

(一)领导力量

陈建中认为，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处于社会的政治轴心地位，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各自担负着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执政党建立健全以利益调节为核心的公正的社会整合机制，建立健全规范的社会协商和对话机制，引导各个社会利益群体理性、合法、有序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利益矛盾。

(二)领导能力

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政党政治是在国家、社会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在国家层面，执政党可以依据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提出有关社会发展总方向或基本的政策主张，确保政权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下巩固与发展；在社会层面，政党可以集聚和表达民众利益，处理好各种政治关系，争取各方面利益的满足和政局稳定。此外，政党还可以通过政治社会化与政治动员，规范人们的政治行为和社会政治秩序，以有组织的方式传播和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要求和政治意愿。

(三)资源保证

中国政党制度作为一种政党民主的形式创新，本身就具有和谐的性质，并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国政党制度构建了和而不同、资源兼容的政治资源体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源保证。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和而不同”，中国政党制度则集中体现了这一特征。所谓“和”，就是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之上，各民主党派自觉接受共产党领导，与共产党通力合作；所谓“不同”，即各政党都是独立的政党。共产党代表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具有先进性特点，各民主党派代表各自所联系的不同利益群体，具有进步性和广泛性特点。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一个强大的政治资源体系，各种政治资源的兼容、互动，贯穿于这一制度运作的全过程。各政党结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彼此“分工合作”、“统一运行”，从整体上达到一致和和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强大的力量支持。

(四)制度保障

中国政党制度规范了政党行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治运行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国家宪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政党的行为规则，明确了各政党的地位、职能、权利和义务，以及政党合作的原则、方针、内容和程序，从而能使各政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认清责任，找准位置，履行职能，保证了社会政治主体行为的规范有序。王彩玲指出，中国政党制度本身具备的民主化功能也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制度保障。

二、中国政党制度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独特优势

中国政党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着政治环境稳定、政党运行机制、利益整合和和谐共赢等独特优势。

(一)政治环境稳定优势

廖继红认为，中国政党制度促进了国家政治运筹得当，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广泛的代表性，在民众和政府之间建立起“民主通道”，使各方面的政治诉求、利益诉求都能得到充分表达、释放，实现了最广泛的政治参与；执政党与参政党经常性的政治协商，使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在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之中，实现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政党之间的互相监督，特别是通过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民主监督，帮助执政党和政府提高治理社会的能力，有效地执行和实现人民的意愿，实现了国家政治的民主化。刘雪岩等学者认为，中国政党制度之所以能带来政局稳定，是因为这一制度具有良好的稳定机制，即它是一党领导而不是轮流执政，是多党合作而不是互为对手，是政治协商而不是分庭抗礼。在这种制度下，不会因为政党权力之争、政权更迭交替而出现政局动荡、国家失控、社会分裂和政治动乱。

(二)政党运行机制优势

覃好君等学者认为，中国的政党政治是以多党合作的机制来运作的，这种机制本身就体现出和谐的内涵。作为制度，这种合作方式的主要机制功能就是减少资源浪费和提高政治效率，这两者的协调统一就是政党政治的和谐状态。所以，多党合作不仅以和谐作为一种目标，更重要的是通过本身就具有和谐功能的方式来达到和谐社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以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黨派参政为特征的合作机制是政党体系内部的分工；这种内部分工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依不同界别划分各参政党，并要求它们能够代表其所属界别的利益和智慧；分工与合作的统一就是一种方法上的和谐机制。

(三)利益整合优势

中国政党制度本身的制度设计就具有强大的利益整合功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巨大的包容性，有利于广泛集中民智，准确体现民意，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齐卫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采取的是以政治协商为特点的政党关系模式，为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搭建了宽阔的平台，政党和谐可以为社会利益的公平和合理整合提供可靠的保证。刘严认为，中国政党制度能最大限度地扩大政治体系对政治参与的容量，为各利益主体政治参与提供有效途径；有利于利益主体多元化和政治参与扩大化时的社会稳定；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四)和谐共赢优势

曹绪飞认为，中国政党制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强调共存，具有组织的包容性；强调合作，具有目标的一致性；强调民主，具有代表的广泛性；它强调监督，具有地位的平等性；强调协商，具有决策的科学性。这些政治优势的总体特征就是和谐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政党制度总体上必然是一种和谐共赢的政治制度，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一個共生、共存、共荣的制度基础。

三、中国政党制度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价值功能

一定的政治结构必然产生一定的政治功能。中国政党制度本身蕴涵着合作、和谐、协商的理念和功能架构，由这种政党制度衍生出来的运行机制和范式，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了政治稳定、社会整合、政治民主化和组织协调的独特功能。

(一)政治稳定功能

中国政党制度具有核心一元性和结构多元性的结构特征。这种结构特点不论是从它本身的组织结构还是它对现代社会的适应性来说，都发挥着强大的政治稳定的功能。梁丽萍认为，中国政党制度具有趋向社会稳定的价值品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党制度的容纳性。中国多元化的政党合作制度与社会结构多元、利益多元相符合，具有开放性和团结吸纳新兴社会力量的功能。另一方面是多层次的利益表达和综合。中国多元化的政党结构——多党合作制度较好地发挥了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功能，使社会处于良性的稳定状态中。林红认为，中国政党制度的结构特点保证了它一方面能不断扩大政治参与以适应现代化对于强化政治结构的要求，充分考虑并保证各阶层、群体和政党的利益诉求和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另一方面又能有效地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地位、政治威望和对国家的有效治理，从而使得政党制度产生了较强的向心力和聚合力，形成统一的意志。

(二)社会整合功能

大多数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整合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意识形态整合、政治资源整合和利益关系整合。中国政党制度在意识形态整合方面的功能主要是能够促进政治意识的整合，强化一元意识形态，提高全社会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思想基础。中国政党制度在政治资源整合方面的功能主要是它具有开发、整合和有效利用社会政治资源方面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和八个参政的民主党派具有完备的政党机制和功能，不仅它们的组织结构是动员政治资源实现其利益与意志的体制，就其政党本身来说也是巨大的政治资源。与此同时，执政的共产党经历过民族解放战争和民主革命的长期考验，对国家政权的基石——军队行使着领导权，牢牢地控制着这支宝贵的政治资源。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纲领和意识形态为动员尽可能多的政治资源提供了合法性的观念基础。中国政党制度在利益关系整合方面的功能主要是它能够协调各个社会利益集团和阶层的利益，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党际关系的和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多党合作的格局中，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了社会的大多数，而一部分群体的特殊利益，则可以通过民主党派的渠道来表达，并使之参与政策制定。另外，金勇兴认为，政党制度创新在功能上具有应对社会结构转型的独特的社会整合功能，即有别于政府干预的社会整合功能。主要表现在：达成共识的认同整合功能；共同向往的目标整合功能；共事机构的组织整合功能；共享资源的优势整合功能；互守规则的约定整合功能；协商运行的机制整合功能。

(三)政治民主化功能

中国政党制度结构特点所蕴涵和体现出来的政治民主化的功能是多方面的。萧超然、梁丽萍认为中国政党制度的政治民主化功能主要体现在权力制衡、民主监督、民主决策这三个方面，即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局面，从权力制约角度有利于政治民主化；党派之间的互相监督，从权力监督的角度来说有利于政治民主化；党派之间的政治协商，从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角度，有利于政治民主化。丁俊萍认为，中国政党制度一方面为实现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化提供了政党制度的框架；另一方面，在其政治运行过程中所展现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协商性方式和功能，不仅构成我国政治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我国政治生活其他方面的民主建设起着积极的推进作用，使执政党、人大、政府、其他社会团体内部和相互关系进一步民主化。

(四)组织和协调功能

丁俊萍认为，中国政党制度的组织和协调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我国的政党制度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从而在政党这个层面组织和扩大了政治参与；我国政党制度实际运行的主要组织形式因其党派、组织、团体等构成的广泛性又在多层面、多角度组织和扩大了政治参与；由于我国政党制度内在的协调功能和机制，使它在我国的党际关系、中国共产党与人大、政协、政府的关系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起着不同程度的协调作用。萧超然认为，中国的政党制度是稳固和比较成熟的，因而保证了其组织与动员工作是在政治稳定的框架内进行的。中国政党制度本身所具有的这一重要特征，使其能最大限度地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而共同努力奋斗。

四、中国政党制度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完善发展

目前，中国政党制度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巨大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要充分发挥它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功能，必须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政党制度，构建和谐党际关系，加强执政党和参政党自身建设，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一)和谐党际关系

甄小英认为在建立和谐的政党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应处于主动地位，同时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即要处理好一致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局部和全部的关系、创造和继承的关系。张卫江认为，和谐的政党关系需要进一步强化和谐的政治理念；和谐的政党关系需要创造更加和谐的政治环境；和谐的政党关系需要坚持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互相促进的原则。王海兵提出优化党际关系模式以促进党际关系的和谐，可从三个方面着手：扩大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包容性是优化党际关系的制度性前提；在我国政党制度的框架内保持执政党和参政党之间适度的张力，实现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性之间的平衡；发挥人民政协的重要作用，切实地实现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与民主监督功能，加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友好合作，使人民政协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一个重要形式。王树臣提出，构建政党和谐关系，前提是处理好领导与合作的关系，保障是提高政党能力，基础是加强政党自身建设，途径是建立良好的政党互动渠道。贺东航提出透过政治协商的互动和政策性协商互动是建立良好的党际互动的途径。

(二)执政党自身建设

发挥我国政党制度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的优势，关键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保证我国多党合作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前提与關键所在。坚持党的领导，就要提高党的政治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增强全国各地、各级领导干部多党合作的意识，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挥民主党派参政党的作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要增强执政的忧患意识，密切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正确处理党与政权的关系，坚持依法治党。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就要进行执政理念的创新，从执政合法性和科学性的角度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加强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制度化。

(三)参政党自身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是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参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民主党派要不断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提高参政议政的水平，包括：合作共事的能力；理论建设的能力；谋政议事能力；民主监督能力；思想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参政党的自身建设，就是要发挥参政党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功能，优化政党关系，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广纳群言，畅通利益表达渠道；紧跟时代，创新利益表达方式。同时要增强参政党监督意识，强化民主监督职能，充分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齐春雷认为可从四个方面加强民主监督建设：执政党的领导干部要加强对民主监督的认识；要优化党际合作的模式，在执政党和参政党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要不断健全、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民主党派要加强自身建设，提升作为政党的整体素质，提升作为政党的话语权的份量。

(四)制度建设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要全面加强政党制度建设，进一步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刘红凛认为，推进政党制度建设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政党制度建设进一步明确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明确各政党在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的角色与功能，特别是要进一步明确民主党派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地位、作用、政治目标与政治责任；另一方面完善我国政党之问的作用机制作用方式，科学规范政党执掌、参与政权与影响社会的具体制度、程序、方式与方法。刘菊香认为，加强多党合作的制度化建设，要完善政治协商机制和健全民主监督机制。丁俊萍提出要适时推进我国政党制度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法制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法制化是最高一级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中国政党制度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研究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学者们对此作了大量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于如何推进该领域的研究，笔者认为可以进一步从中国政党制度整体性、党际关系、参政党建设理论、国际交流、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等层面着手加强研究，运用和整合多种研究方法，发掘和整理多种研究资料，如此，中国政党制度与和谐社会关系的研究水平将会有一个大的提高。

责任编辑：周志华

作者：周胜欣　李德元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论文 篇2：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国史研究”专题研讨会发言摘登（之一）

[编者按]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共十六大以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当前和今后国史研究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国史研究可以通过总结其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反过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也为国史学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新的契机。有鉴于此，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社和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三研究室于1月25～27日在京联合举办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国史研究”专题研讨会。现将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们的部分发言及提交的论文分两期摘登，以飨读者，并以此纪念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50周年。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建设和谐文化，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们要贯彻六中全会精神，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需要哲学、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的支撑，同时也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以下简称国史研究)的支撑。

国史研究的对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历史，是当代中国史或中国当代史。如果把中国现代史定义的上限由1919年改为1949年，也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因此，国史是中国历史的自然延伸，国史研究是中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史学是中国史学的分支学科。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要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主要的任务之一是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培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这些都决定国史研究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起支撑作用，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任何一个社会占主流地位的历史观，以及用这种历史观对历史的叙述、解释和评价，都是那个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阶级社会里是一条普遍的社会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需要用符合本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观来叙述、解释、评价历史；反之，被统治阶级为了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也要用符合本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观来叙述、解释和评价历史。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与以往历史上少数剥削阶级对大多数劳动人民实行统治的国家具有本质的不同。在我们国家，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占据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既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又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世界观。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它最根本的理论特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说到底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具体到史学研究特别是国史研究，就是以历史唯物论或曰唯物史观为指导。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人类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又是按照一定规律发展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这一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用这一历史观叙述、解释和评价建国以来的历史，就会得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发展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取得胜利，中华民族才能得到复兴的结论；就会培育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相反，离开唯物史观的指导，用唯心史观的观点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叙述、解释和评价这段历史，必然会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或者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对建国后的历史事件一件件泼上脏水，抹黑搞臭，最终把这段历史描绘成一连串错误的集合。试想，这样看待和宣传国史，怎么可能增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呢?又怎么可能培育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建设起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呢?所以，是不是以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国史研究，对于建设和谐文化，从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我们国家，在国史研究领域，多数人都是赞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真正落到实处。为此，我认为当前需要着重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

首先，国史研究者要实实在在地读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著作，弄懂弄通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是要结合时代特征和各国国情不断发展的，不发展，总是老一套，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生命力了。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行动，否则就会落后于时代，就解决不了当前的实际问题。但同时应当看到，这种学习绝不能代替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唯物史观的创立者，而且，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系统阐述主要集中在他们的著作中。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卷第一章、《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和导言、《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和跋、《法兰西内战》、《卡尔·马克思》、《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一些有关唯物史观的书信等等。不看他们的书，怎么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怎么阐述的，又怎么可能了解唯物史观都有哪些基本原理呢?如果连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什么都不清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怎么可能落到实处呢?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人总是强调“老祖宗不能丢”，“要读一点马列的书”。就在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还特别提到要加强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学习。这些都说明，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另外，对经典著作仅仅翻阅浏览是不够的，必须结合自己的实践一字一句地精读；仅仅读一遍也是不够的，必须随着自己实践的积累反复地读。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真正领会并掌握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使唯物史观在自己的思想中扎下根来。

其次，国史研究者要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具体地分析国史研究中的难点、重点、热点问题，力求给予合乎历史真实、反映客观规律的回答

现在，国史研究中的问题不少，例如，国史的主线、主流是什么，国史应当如何分期；还有，建国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应不应当否定，“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对不对，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一化三改”是不是多此一举，对计划经济、统购统销应当如何评价，制定“三五”计划的指导方针为什么会由解决吃、穿、用改为备战，中苏关

系破裂的主要责任在谁，毛泽东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为什么要批判陈伯达，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为什么会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为什么会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等等。这些问题有的还不十分清楚，有的原来清楚后来又被搞得不清楚了。无论哪种情况，都需要我们去研究解决。如果只知道马克思、恩格斯说了些什么，却不能详细占有史料，不能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解决这些问题，不能拿出符合历史本来面貌和学术规范的令人信服的答案，不能为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供历史经验上的支持，那就会如同毛泽东过去批评的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的“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称赞“好箭”，却总是放不出去。这仍然不能算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落到了实处。

我们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曾对建国以后的历史的本质和主流作过许多精辟论述。例如，邓小平在1979年说：“建国三十一年来，我们确实犯过不少错误，包括严重的错误，其间几经折腾，使人民受到了不少损失，也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但是，经过三十一年的努力，我们的全部工交企业单位已经发展到近四十万个，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比解放初期增长近二十倍，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和上千万专业人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同一些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比它们大，建设的速度也比它们快。”(《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6～357页)江泽民在1989年说：“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如果新中国建立以后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不可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不可能逐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愿望。如果今后不坚持社会主义，而是像有人主张的那样退回去走资本主义道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去重新培植和养肥一个资产阶级，在我国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只能使大多数人重新陷入极其贫困的状态。”(《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说，我们党成立后的85年里干了三件大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人民日报》2006年7月1日)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根本原因在于牢固掌握了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并且把它运用到了对建国后历史的观察、分析和评价上。他们虽然不是在具体地解决国史研究中的问题，但却为我们在国史研究中落实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树立了光辉典范。

再次，国史研究者要密切注意国史研究领域中唯心史观的动向和表现，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精神，批驳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建国后历史的种种攻击与诬蔑

近几年来，唯物史观在社会科学等领域的指导地位，一方面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为广大史学工作者所坚持和维护，另一方面也受到来自唯心史观的空前挑战。例如，有人咒骂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研究是什么“帝国史学”、“官方史学”、“马屁史学”、“垃圾史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教育“训练出来的不是人，而是狼”。有人歪曲、丑化建国后的历史，说什么建国后的历史是“血雨腥风”的历史；土改是“红色恐怖”，“反民主、反法治、反人道、反科学，是新中国历史倒退的第一步”；“抗美援朝不合法”；“镇压反革命运动错杀了成千上万的人，弄得全国从此鸦雀无声”；“‘肃反’和‘三反五反’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三大改造是照搬苏联模式，破坏了生产力”；“统购统销是按照计划经济的原则实行的，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超过了‘文化大革命’”；“计划经济造成了普遍贫穷”；“反右斗争是预谋，完全没有必要性”，“搞战备是错误估计形势，三线建设多此一举”；“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出于个人恩怨”等等。总之，在他们眼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头30年几乎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即使改革开放后，政治上也是“专制独裁”的。我们要落实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能不拿起唯物史观的武器，同这些错误观点进行斗争。

在斗争中，我们当然要严格区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以及政治问题中的立场问题与认识问题。对于学术性的问题，必须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心平气和的讨论。甚至对政治问题中属于认识性质的问题，也需要通过充分占有材料，遵守学术规范，摆事实讲道理，用真理说服对方，最大限度地扩大唯物史观的团结面。即使是政治问题中属于立场性质的问题，只要它以学术面貌出现，我们也不妨把它权当成学术问题，以学术对学术，先从收集、核实史料做起，然后通过充分说理的方法，戳穿其在论据上歪曲史实、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手法的伪科学性；批驳其在论证中偷换概念，脱离研究对象的特定历史条件，混淆历史的本质与现象、主流与支流等手法的荒谬性，指出其在论点上的欺骗性、复旧性、危害性，力求从学术上战而胜之。

马克思说过：“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毛泽东也说过：“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页)他还说：“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是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学会同它作斗争。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9～281页)他还指出：“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

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1～232页)可见，敢不敢同唯心史观作斗争，能不能批驳攻击唯物史观和建国后历史的言论，不仅考验着我们是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落到了实处，同时也关系到我们是不是发挥了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战斗性，能不能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辨别谬误的能力。

有人可能会问，现在倡导和谐，要求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如果强调同唯心史观进行斗争，批驳攻击唯物史观和建国后历史的错误言论，岂不是同倡导和谐的精神背道而驰吗?这是对我们党倡导和谐的一种误解。我们党过去有过过分强调斗争性的偏颇，犯过错误，受过损失，这个教训必须记取。但今天倡导和谐，绝不等于否定斗争性。试想，不同诚信缺失、道德失范、贪污腐败和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等等现象进行斗争，和谐社会能建立起来吗?攻击唯物史观和歪曲、丑化建国后历史的言论，本质上属于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反映的是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诉求，目的是为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提供论据的。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来说，这种言论只能是噪音、杂音、不和谐之音，只能是对社会主义的社会和谐与文化和谐的破坏。我们批驳这种言论，正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社会和谐与文化和谐。它同倡导和谐的精神不仅不矛盾，相反是完全一致的。事实反复说明，历史虚无主义必然导致民族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必然导致国家分裂衰亡。前苏联所以亡党亡国，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丑化和否定了自己的历史。他们的覆辙，我们绝不能重蹈。

邓小平曾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江泽民也曾指出：“对于反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和攻击，必须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不能听之任之。如果面对错误的思想政治观点，不闻不问，不批评，不斗争，听任它们去搞乱人们的思想、搞乱我们的意识形态，那是极其危险的，势必危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今天，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然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但这种差异和多样必须以不损害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为前提。只要是攻击唯物史观、歪曲丑化建国后历史的言论，不管它来自哪里，出自何人之口，我们都有责任据理批驳。这是落实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必然要求和重要途径，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朱佳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论文 篇3：

社会组织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研究

摘要:社会组织又称“第三部门”,在当今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间,它的产生对于解决人们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与政府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有着深刻的意义和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上海市闵行区的社会组织在规模数量、服务理念和创新改革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突破,诞生了闵行区乘客协会、绿庭园等优秀的社会组织,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以上海市闵行区社会组织发展情况为例,分析其在现阶段作用、特点和发展瓶颈,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社会组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闵行区

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管理,一系列文件和报告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对社会组织发展和管理提出了许多方针、政策。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把社会组织放到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高度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论述。

近年,上海市闵行区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契机,积极促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搭建政社合作平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社会转型的加快和改革的稳步推进,社会组织迅速成长并日益壮大,其作用也日益彰显。

一、上海市闵行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全区经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有487家,其中社会团体130家,民办非企业单位357家。130家社会团体中,专业性68家、学术性22家、联合性40家;357家民办非企业单位中,教育事业222家、民政事业66家、劳动事业37家、卫生事业15家、体育事业11家、文化事业3家、法律服务业1家、其他2家。在2008年上海市民政局、市社团局关于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第一批试点单位等级评估中,闵行区有一家社会组织被评为5A级社会组织,三家社会组织被评为4A级社会组织。可见,社会组织在闵行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已成为构建和谐闵行的重要力量。

二、上海市闵行区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情况

截至目前,闵行区在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上共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闵行区社会事业发展与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促进闵行区社会事业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事业人才激励》、《加强社会事业设施资源开放、整合和监管》、《鼓励社会组织和专业服务机构参与社会事业建设和管理》四个“若干意见”,即“1+4”。

其中,《关于加快推进闵行区社会事业发展与改革的指导意见》于2008年7月发布,提出了加快进行闵行区社会事业发展与改革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等,并重点就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和统筹力度、改革社会事业投融资体制机制、建立社会资源整合联动机制、构建适应社会事业发展的人才激励机制等进行了详尽和有规划的部署。“1+4”文件目标非常明确,即力争用3～5年时间,使闵行各项社会事业整体水平有新的提高,人民群众的多元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社会事业发展活力得到有效激发,初步形成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具有闵行特点和特色的区域社会事业新局面。为此,闵行区委区政府还设立了闵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社会事业搭建起投融资平台。

三、社会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公共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社会组织以其非营利性、民间性、公益性、自愿性与组织性为特征,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方面与政府及企业相比有其独特优势。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的要求,对民间社会组织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寄予厚望。

1.社会组织将承担起政府改革后的部分职能,成为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在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国政府正在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逐步把一些社会管理职能交给社会组织,发挥这些机构的作用。社会组织成了连接企业、个人和政府的桥梁,承担很多政府所不应承担、所无能承担的职能。另外,發展民间社会组织,就在国家与分散的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了一个中介力量。一方面,社会组织能够代表所属群体的利益下情上达;另一方面也能以桥梁纽带身份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上情下达,还能进行不同群体的利益协调和对话。例如:闵行区人民调解协会充分发挥社会调解员的作用,近几年来有效地调解了5000多例婚姻家庭纠纷、5900多例邻里纠纷、1400多例房屋宅基地纠纷、400多例损害赔偿纠纷和100多例合同纠纷。社会组织起到了政府和社会成员矛盾缓冲带的作用,为人民的利益表达提供了多种渠道与合法的表达方式,这样就减少了社会成员的失范行为和对抗性的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2.帮助政府建立起民主的管理机制,实现社会成员有序的政治参与。民主的管理机制是一个政府政治文明的价值取向,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实践,逐步把微观利益主体独立出来,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当中,都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诉求。民间组织在日常工作中,能够深入基层,了解社会各阶层的不同需求,一方面,它可以有组织、有目的地进行社会动员,整合和影响组织成员的价值观及利益表达方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另一方面,为组织成员的利益表达提供了形式与渠道的多样性,保障公民利益表达的畅通。民间社会组织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制度化功能,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民主文化,从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3.社会组织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促进政府形象的改善。发展公益事业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某些公益事业由政府直接出面组织实施可能达不到最好的效果,在这方面社会组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闵行区江川路街道公交线路少但乘客多,公交公司因为担心线路开出以后客流跟不上,迟迟下不了决心;政府部门虽然着急,但却很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作相关调研。“闵行区乘客管理协会”就是抓住了这份“企业不愿做、政府不能做”的事情,经过长期的调查和研究,起草了一份调查报告,力促了四条公交线路的开通,解决了江川路街道居民出行难的问题。

4.社会组织的自治机制和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地实现社会整合,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谐社会的底线是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我国的社会转型已进入了剧烈快速转型时期,也是中国改革最为关键的历史时期。民间社会组织的特点决定了其可以发挥自我管理、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例如:闵行区吴泾镇的“绿庭园”成立于2001年9月,以绿色家庭、园林为主体,组织地区爱好绿化的志愿者举办家庭绿化知识培训班,参与各类便民利民咨询活动,开办“科技兴绿”指导课,并义务成为绿化保护的宣传者。社会组织为和谐社区的建设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闵行区社会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发展瓶颈

目前,闵行区的社会组织仍处于起步阶段,在与政府的关系、内部管理等方面尚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1.社会组织总体数量不足

社会组织作为政府和市场的第三方伙伴,其总体规模和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民社会的发达水平,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国或该地区市民所能享受到的教育或其他的服务水平。目前发达国家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的数量一般超过50个,如德国120个,美国52个;发展中国家一般超过10个,如新加坡14.5个,巴西13个,印度10.2个。而我国目前万人拥有的社会组织数量仅为2.7个,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总体数量偏少。闵行区现有社会组织448个,按户籍人口计,平均每万人5.6个。这个数量虽高于我国的总体水平,但明显低于上述的几个发展中国家,更不要说是发达国家。

2.政府介入导致行政色彩浓厚

社会组织应该由民间力量组成,政府履行管理和监督职能。目前,政府对社会组织实行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体制,强化了社会组织的准入条件,带来了多头管理、监管职责难以落实等问题。同时,双重管理抬高了准入“门槛”,大量社会需要的社会组织因找不到“婆婆”而无法进行登记。能够成立登记的多数是业务主管部门直接或间接发起,许多是业务主管部门的内设机构,行政色彩浓厚,被社会上称为“二政府”。这不仅影响了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也削弱了社会组织作为独立法人应有的自主性和活力。

3.政府扶持力度不足

过去,社会习惯了政府的“大包大揽”,为了发展经济,解放和发挥市场的作用,今天,面对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和社会问题,我们开始逐渐意识到社会组织的作用和不可替代性。但是我们在观念上可能还是过多地习惯性依靠政府的力量,没有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政府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仍有待加强。

4.社会组织运行不够规范,发展能力不足

近些年,闵行区社会组织发展较快,一大批民办非企业组织成立的动力来自于市场和社会的需求。由市场催生出来的民办非企业组织或多或少都带有一定的非理性、先天不足的特性。主要表现在管理和运作不规范、自我发展能力不强、服务水平不高等方面。同时,一些政府推动的社会组织由于政府的大包大揽导致科层体制严重,官僚风气重,对政府机关的依赖性强烈,表现出自主办会意识、民主意识淡化等现象,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社团组织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失去了社会组织应有的“社会”特性。

五、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建议

1.加大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

政府支持是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保障。民政、税务等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努力为社会组织的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一是适当降低准入门槛。放宽对社会组织规模、资金、场地等限制条件,努力为它们创设适宜发展的环境,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二是给予一定经费补贴。在登记费用、运作扶持、购房租房、代记账经费、引入领军人才等方面予以必要的补贴。三是在税收上予以减免。对公益慈善组织的捐赠税收优惠实行普惠制,简化税收减免程序,鼓励個人对公益组织的捐赠;扩大社会组织税收优惠种类和范围等。

2.加大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力度

加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力度,要划定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重点领域,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建立规范的程序和制度。具体做法有:1)建立政府购买社会团体服务机制。将原来由政府部门承担的一批事务性、服务性工作2)规范政府购买社会团体服务操作程序。政府部门通过项目化运作方式提出年度购买服务项目,并编制相应的预算,经登记管理机关和区财政部门审定后,列为该年度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并在政府公共信息平台公布,以公开招标或定向委托的方式确定服务供应方。3)提高政府购买服务效益。政府部门根据项目预算进行绩效评估,以进一步提高政府购买服务效益。在服务事项评估结束后,根据评估结果按合同约定支付资金。4)加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管理。各政府部门要加强对本系统范围内购买服务项目的管理,避免服务协议签订、履行的风险,对服务过程进行跟踪监督,确保服务质量,推动社会组织服务信用整体水平的提升。

3.建立完善社会组织的法律体系

完善法律法规,是党和政府对社会组织更高层面的支持和培育。只有把社会组织全面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政府的支持政策才有法可依,加强监管才有章可循。

目前社会组织只有行政法规层面的管理条例,有必要启动社会组织法的论证工作,规定社会组织的基本权利义务、财产问题、治理结构、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等。推进行业协会条例等单项规定的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税收、社会保险、劳动用工、人事工资等政策,为社会组织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4.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规范社会组织的职能

随着政府管理体制从全能政府向“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格局转变,政府职能转移已成为共识,但是对于政府职能中哪些职能可以转移给社会组织,缺乏明确的政策和措施。一些行政管理部门向社会组织转移的职能不够。建议:

1)加大改革力度,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更多的公共事务交给社会组织承担,如:将微观层面的事务性服务职能、部分行业管理职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职能等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从而扩大公共服务供给,降低了社会管理的行政成本,使社会多样化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

2)要确定转移的职能范围。如在行业管理领域,应该将决策咨询、标准制定、行业统计与调查、资质资格的考核等职能移交给行业协会、商会。在学术研究领域,应将技术标准制定、成果鉴定、咨询服务、项目评审、研究规划等职能移交给学术性组织;在人力资源领域,应将职业道德规范、职业培训等职能转移给职业及从业者组织等。对于这些职能的转变和定位,要有长远规划,循序渐进。

5.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管

1)提高监管效力。改革双重管理,降低准入门槛,把社会需要的、无法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要加强监管力量,增加各级登记管理部门机构编制和人员经费,配备执法设备,改变监管不到位的问题。条件成熟时,改变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体制,建立统一行使登记、备案和监管的专门机构,同时对具有专业要求的社会组织辅之以资质认证和业务指导。

2)健全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实现自我管理。建立健全内部治理结构。建立和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内部管理制度,有效发挥权力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的职能作用,健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运行机制,增强独立性和自主性。丰富和完善我国社会组织自律的有效途径,让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在整个社会组织管理环节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闵行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闵行年鉴2009[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

[2]王名.中国民间组织30年:走向公民社会(1978—200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行业协会不能充当“二政府”[N].新民晚报,2010-05-25.

作者：邢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