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运行分析论文 篇1：
巧家县2017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分析
2017年，在县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县上下紧紧围绕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扎实抓好稳增长工作，积极应对经济转型压力，聚力脱贫攻坚，加快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不忘初心、务实奋进，全县经济社会呈现稳步发展的良好态势。
一、经济运行基本情况
（一）经济总量平稳增长。2017年，全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61.56亿元，增长9.1%，增速比上半年回落0.9个百分点，比1-3季度升高了0.6个百分点，增速位列全市第五位。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22.23亿元，增长5.7%；第二产业增加值完成17.02亿元，增长15.5%，其中工业增加值完成4.76亿元，增长18.1%，建筑业增加值完成12.26亿元，增长14.3%；第三产业增加值完成22.31亿元，增长8.1%。一、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4%、44%、32%，分别拉动经济增长2.4、4.0、2.9个百分点。
（二）农业农村经济稳步发展。2017年，全县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实现22.73亿元，增长5.7%，其中：农业增加值实现11.52亿元，增长3.5%；林业增加值实现0.81亿元，增长16.7%；畜牧业增加值实现9.51亿元，增长7.7%；渔业增加值实现0.39亿元，增长3.9%；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实现0.5亿元，增长5.1%。全年粮食产量26.11万吨，增长0.4%。畜牧业中：牛存栏8.13万头，同比增长0.3%；期未生猪存栏58.93万头，同比增长0.4%；出栏肉用猪87.58万头，同比增长2%；肉类总产量预计8.49万吨，同比增长3%。
（三）工业生产增速回落。2017年，完成全部工业增加值4.76亿元，同比增长18.1%，并上年同期回落1.9个百分点，对经济的贡献率为15.6%，拉动经济增长1.4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3.8亿元，增长21.6%，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5.8个百分点。从轻重工业看：重工业是拉动工业增长的主要力量，重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3.6亿元。同比增长21.5%；轻工业实现增加值0.2亿元，同比增长24.3%。从主要产品产量看：水泥84.5万吨，下降13.4%，发电量144523万千瓦时，增长26.6%，铅精矿592吨，增长121.7%，锌精矿9069吨，增长109.4%，生丝202吨，下降1.5%，商品混泥土12.4万立方米，下降9.4%。
（四）固定资产投资低速增长。2017年，县属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6.7亿元，增长3.8%。从房地产看：房地产投资完成22672万元，比上年同期翻了1.8番。全县共有500万元以上项目142个（不含房地产），其中本年新开工项目93个。
（五）城乡消费市场中位运行，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2017年，全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8亿元，增长12.2%，增速比上年同期升高0.1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上完成2.95亿元，增长12.4%，限额以下完成13.85亿元，增长12.1%。消费市场呈现平稳增长迹象，全县批发业销售额0.66亿元，增长5.8%；零售业销售额21.57亿元，增长14.5%；住宿业营业额0.31亿元，增长20.1%；餐饮业营业额3.29亿元，增长15.5%。
（六）财政持续较快增收。2017年，全县财政总收入完成6.69亿元，增长23.6%，比上年同期升高7.9个百分点。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3.8亿元，增长10.2%。从税收和非税收入看：税收收入完成3.31亿元，增长43.2%，占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87%，非税收入完成0.49亿元，同比下降56.8%。从支出看：全县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34.15亿元，同比下降14.8%。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8亿元，同比增长23.1%，教育支出8.29亿元，同比增长14.1%；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6.47亿元，增长7%%，农林水支出3.76亿元，同比下降26.1%。
（七）金融行业运行平稳。截止12月末，全县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为119.8亿元，比年初增长4.5%，其中：住户存款56.1亿元，比年初增长16.4%。全县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45.4亿元，比年初增长21.2%，其中：住户贷款23.2亿元，比年初增长19%，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22.2亿元，比年初增长23.6%。
二、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经济发展质效不高。农业产业规模小、层次低，现代农业发展缓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少、效益差，非电工业项目少，工业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现代服务业和旅游业发展滞后，经济发展新业态培育缓慢。
（二）投资持续增长后劲不足。一是亿元以上项目减少，大项目储备力量不足。2017年1-12月在库的亿元以上投资项目有34个，比上年同期减少12个，现在库的5000万元以上项目仅有12个，剩余投资只有13.2亿元。二是500万元至5000万元以下的入库项目大部分竣工，已无资金投入，若再没有新增项目入库特别是亿元以上大项目入库的情况下难以实现2018年的投资持续增长。
（三）第三产业发展不优。一是限额以上商贸流通企业数量少、规模小。由于全县没有限额以上的批发业和餐饮业，又缺乏规模较大零售业、住宿业，导致限额以上单位数量少、规模小、所占比重不高。限上单位引领作用较弱，拉动消费市场增长力度有限。二是金融业活力不强。三是三产增长过分依赖非营利性服务业（根据财政八项支出增速进行核算）。
三、下步工作建议
（一）优化结构，提升产业发展水平。一是立足资源优势，优化结构、科学布局，以发展高原特色产业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强化科技支撑，大力发展马铃薯、花椒、肉牛、生猪四大产业，巩固提升蚕桑、烤烟、核桃、甘蔗、蔬菜等传统产业，积极培育热区特色水果产业。二是加强工业经济运行分析，落实县级领导挂钩联系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制度，积极培育扶持、引导促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力争实现第二产业快速增长。三是积极发展农特产品精深加工，推进产业融合发展，重点做好巧家小碗红糖“三品一标”认证及地理商标保护，做精做特红糖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
（二）抓实投资，强化经济新支撑。深入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增强经济稳定增长支撑。一是实行固定资产奖惩制，将固定资产投资工作同单位年终考核相挂钩，改变现在固定资产投资工作被动局面，充分调动全县各部门的积极性，确保全县群策群力，共同完成我县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二是各部门共同努力，简化项目申报程序，确保项目前期工作快速推进，保证我县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支撑项目尽快落地开工建设，形成有效的固定资产投资。三是充分发挥项目稽查的作用，对重点项目进行全程跟进，一月一调度，一月一通报，将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向各乡镇、各部门反馈，层层压实责任。加快格巧高速建设进度，积极支持都香、沿金沙江二级公路建设，抓实第三水厂、第四中学、红乐水库等项目的前期工作，确保项目早日开工建设，扎实推进棚户区改造、移民安置工程、小海子、洗羊塘、老深沟、小空山等水库建设。
（三）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积极推进旅游发展，加大旅游资源整合力度，巩固提升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服务业，盘点全县商贸流通企业发展现状，积极动员、指导企業完成升限工作，力争在年内实现1户以上商贸流通企业完成升限工作，动员部分个体户纳入大个体统计。对达不到限额企业标准的及时清理退库，并制定完善社会消费品零售工作考核办法，建立年终考核奖励措施，切实做到精准发力促进经济稳增长；加快发展电子商务，以电子信息技术应用为重点，发挥电子信息技术的渗透性，推进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建设，大力推动企业上网、全民触网，提高网络营销普及率。结合移民安置、城镇、旅游发展规划，探索发展康养旅游产业，引导商贸物流、餐饮住宿、房地产、金融等服务业健康持续发展，积极培育经济发展新业态。（作者单位为巧家县地方统计调查队 ）
作者：程文美
国民经济运行分析论文 篇2：
当代西方国家金融与经济危机中的四大矛盾分析
摘要：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出发，从私有股权分散化企业中代理人局部利益与企业整体风险之间的矛盾、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生产经营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和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这四大具体矛盾，拓展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具体表现，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原理的发展和创新。分析发现，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应对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各种措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矛盾，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些矛盾。随着这些矛盾的运动与发展，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仍然不可避免地生成。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创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股权分散化；虚拟经济；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①。而这一矛盾表现为两个具体的矛盾：一是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二是生产经营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②。这一论断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客观必然性。
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既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深刻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各种具体矛盾的新变化。本文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出发，从股权分散化企业中经理人局部利益与企业整体风险之间的矛盾、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生产经营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和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这四大具体矛盾，拓展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具体表现，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原理的发展和创新。
一、私有股权分散化企业中代理人局部利益与企业整体风险之间的矛盾
私有股权分散化企业中代理人局部利益与企业整体风险之间的矛盾，是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微观领域的具体表现。
（一）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
在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大企业特别是金融大企业的股权结构以法人资本所有制为基础。一方面，这种股权结构中个人股东的股权比较分散。例如，在美国的五大投资银行中，只有摩根士丹利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而高盛集团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只有1.74%③。而另一方面，法人股东的股权高度集中，以至于形成少数法人股东掌握企业控股权的格局。
在美国，法人股东主要是机构法人股东，包括年金基金、共同基金、人寿保险公司以及运用信托资金和年金的商业银行信托部等。其中，年金基金（又称退休基金）是从雇佣劳动者工资中扣除一部分作为维持退休后生活的可支配收入，分为私人年金和公共年金两种类型；共同基金（又称投资基金）将众多分散的大众投资集中起来，根据最佳收益目标和最小风险把资金分散投资于各种证券；由于美国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禁止商业银行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商业银行的投资活动主要由自己的信托部来实施。信托部通过对不动产、年金基金和富裕家庭资产的管理，将信托基金投资于普通股票和具有固定收益的证券，从而成为其他公司的持股人。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股份比重不断上升。美国机构法人股东持有的普通股股票比例从1981年的38%上升至1990年的53.3%④。
从实质上看，以法人资本所有制为基础的个人股权分散化的股权结构，是以法人股东形式存在的金融资本控制企业的微观基础。在这种股权结构中，企业具有法人股东和经理人两个层面的代理人。其中，法人股东只不过是代表私人资本所有者从事资本经营活动的代理人，而不是资本的终极所有者。法人股东的最终所有者和最终委托者，仍然是私人资本所有者。而职业经理人则是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实际组织者和控制者。
（二）代理人局部利益与企业整体风险之间的矛盾运动与经济危机
在现代资本主义大企业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中，法人股东和经理人两个层面的代理人局部利益与企业整体风险之间，均构成了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
代理人局部利益与企业整体风险之间的统一性，主要体现在企业的长期发展中，但属于矛盾的次要方面。从长期看，在整体风险较低的条件下，企业可获得较为稳定的持续发展效益。而包括法人股东和经理人在内的代理人，也能够从企业发展中获得较为稳定的收益。但是，由于企业个人股权的高度分散性，法人股东和经理人在内的代理人无法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更加倾向于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从而忽视企业的长期利益和整体风险。
代理人局部利益与企业整体风险之间的对立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体现在企业的短期运行中。首先，法人股东追求短期局部利益的行为，导致企业整体风险的不断积累。在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下，由于股权份额很低并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精力，个人股东对企业的运行倾向于采取“理智的冷漠”态度和“搭便车”策略，从而无法形成对企业运营的有效监督。而掌握企业控股权的法人股东主要是年金基金、共同基金、人寿保险公司以及运用信托资金和年金的商业银行信托部等金融垄断资本。机构法人股东并不以企业的盈利为目标，而是要通过操纵公司上市股票以及相关的金融衍生品获取短期金融暴利⑤。其次，职业经理人的短期套利行为导致企业整体风险的不断积累。这种短期套利行为主要是由以股票期权计划为代表的薪酬体系诱发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股票期权计划在美国大多数上市公司中作为一种薪酬激励制度得到推广。在股票期权计划中，持有股票期权的企业经理人拥有在约定期限内以某一预定的执行价格购买一定数量本企业股票的权利⑥。在约定期限内，如果该企业股票价格上涨，经理人可执行股票期权，通过按预定的较低价格买进，再以市场现价卖出股票而获取股票价差收益；如果该企业股票价格下跌，经理人可放弃执行股票期权，而无需支付期权费。这种薪酬激励制度使得经理人不再注重培育企业的长期盈利能力，而是致力于运作本企业的股票，甚至不惜靠弄虚做假来抬高本企业的股票价格，从而加大了企业经营的的整体风险。同时，企业董事会知晓高风险投资经营可能给企业带来毁灭性结果，因而合谋制定高管离职费制度，即不管企业是否亏损，企业高管离职可获得一大笔离职费（如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一两千万美元）。这一制度也推动高管毫无顾忌地进行高风险的投资或投机。
代理人局部利益与企业整体风险之间的矛盾运动，使得国民经济运行的风险在微观领域不断积累，为2008年爆发的西方国家金融与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是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经济结构领域的具体表现。
（一）以金融衍生产品为主要载体的虚拟经济膨胀
2008年爆发的西方国家金融与经济危机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而以金融衍生产品为主要载体的虚拟经济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引爆器和扩散媒介。
对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金融衍生品主要有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Residential Mortgage-Backed Security，RMBS）、担保债务权证（Collateral Debt Obligation，CDO）和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CDS）等。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是住房抵押贷款金融机构以一个住房抵押贷款池为基础发行的债券。这个住房抵押贷款池是包含优质贷款、中级贷款和次级贷款等不同质量等级⑦的住房抵押贷款组合。2001—2006年，次级贷款占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总量的比例由5.6%上升至21%。而在2006年，新增的中级贷款和次级贷款分别占美国新增住房抵押贷款的25%和21%⑧。次级贷款具有非常高的违约风险。这些风险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的发行转移到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的购买者手中。按照违约风险以及相应的回报率（债券的风险越高，相应的回报率越高），评级机构将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分为优先级、中间级和股权级等质量等级。为了提高风险较高的中间级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的收益，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的发行机构又以中间级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为基础发行新的债券品种，即担保债务权证。担保债务权证又按与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相同的方式被多次高度证券化。这样，住房金融机构通过不断延长的证券化链条不仅将次级贷款的违约风险转移给证券化债券的购买者，而且能够在住房抵押贷款到期之前就收回本金，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贷款以增加盈利。而购买证券化债券的投机者为了规避债券的违约风险，往往购买所持债券的保险，即信用违约互换。这种信用违约互换是可交易的金融衍生品。如果信用违约互换的承保方无法赔付，相关金融市场就会出现一系列信用危机。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前，以金融衍生产品为主要载体的虚拟经济规模已远远超过实体经济。2007年全球商业银行资产余额、未偿债券余额和股票市值之和（230万亿美元）是全球GDP（近54万亿美元）的4.21倍⑨。2007年全球衍生金融产品市值（681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3倍，全球实体经济（10万多亿美元）的60多倍。而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值（约340万亿美元）是美国GDP （近14万亿美元）的25倍⑩。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运动与经济危机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运动客观上要求，虚拟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要与实体经济相适应。如果虚拟经济发展滞后于实体经济，就会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如果虚拟经济发展过度超前于实体经济，就会使经济运行风险不断积累，在金融监管缺位的情况下最终将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2008年爆发的西方国家金融与经济危机，就是金融自由化条件下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必然结果。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担保债务权证和信用违约互换等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只能转移次级贷款等金融资产的风险，而不能消灭风险。这些金融资产的风险通过证券化链条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甚至全球经济中不断延伸。一旦这些证券化链条中的某一环节因违约而断裂，包括实体经济在内的整个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都将受到全面冲击。为了防止通货膨胀反弹，美联储在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连续17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联邦基金利率的持续上升不仅引起住房贷款利息率的上升和房价下跌，而且引起实行浮动利率的次级住房贷款的还款成本增加，进而导致次级贷款的违约率大幅度上升。而违约率的上升不仅直接导致次级贷款及其金融衍生产品的相关金融机构出现倒闭或破产的浪潮，而且这些金融资产的信用评价等级进一步下降{11}。在这些金融创新活动没有受到金融当局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一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三、生产经营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
生产经营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是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具体表现。
（一）按比例规律：社会再生产与经济运行的普遍规律
社会再生产与国民经济运行都必须遵循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简称按比例规律）。这一规律要求，表现为人财物的社会总劳动要依据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中。在社会再生产中，各种产出与社会需要在使用价值结构上必须保持动态的综合平衡，从而实现在既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以最小的劳动消耗来取得最大的生产成果；在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中，各种产业和经济领域必须保持在结构上的平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12}。
按比例规律是社会再生产与国民经济运行的普遍规律。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主张放松国家经济调节与金融监管的新自由主义盛行，按比例规律主要通过市场调节规律（或价值规律）与私人剩余价值规律的共同作用来实现。
价值规律的内涵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生产某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所占比例必须符合社会需要，即同社会分配给这种商品的劳动时间比例相适应；商品交换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
在商品经济中，市场调节规律（或价值规律）是按比例规律的一种基本实现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13}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供求关系、竞争和价格波动均以市场价值为基础。在商品经济中，生产部门内部和生产部门之间的的竞争引发商品交换价值即价值形式的自发波动。而这种波动成为反映商品供求平衡状况的信号，将引导商品生产者的投资领域与生产数量，从而自发地调节了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在使用价值结构的动态平衡。恩格斯指出：“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得到贯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单个的商品生产者只有通过产品的跌价和涨价才亲眼看到社会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和不需要什么”{14}。
价值规律对资源配置的自发性调节作用将导致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价值规律的贯彻是通过商品价格的自发波动来实现的。商品价格的自发波动盲目地调节了商品生产者的局部利益，从而导致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在竞争中获利较多的商品生产者能够不断发展和壮大；而在竞争中获利较少甚至亏损的商品生产者就会面临生产萎缩甚至破产的困境。价值规律对资源配置的自发性调节作用表明，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已经包含了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在社会生产体系中占支配地位，这种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具有了现实基础。
私有剩余价值规律加剧了全社会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私有剩余价值规律的内涵是剩余价值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分配，都服务于占有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家的唯一目标，即赚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在剩余价值不断资本化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全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一方面，私人资本积累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从而形成相对过剩人口。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这些失业大军失去了通过劳动获取收入的机会。另一方面，私人资本积累不断加剧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趋势：占社会人口比例很低的少数私人资本所有者占有社会总财富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占有社会总财富的比例不断下降。
（二）生产经营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与经济危机
生产经营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是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根本原因。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现实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制的消费，而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却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5}。
生产经营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直接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运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投在生产上的资本的补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用。”{16}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私人剩余价值规律与市场调节规律（或价值规律）的共同作用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占社会人口少数的私人资本所有者阶层占有大部分社会财富，而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所拥有的财富只占极少部分社会财富。财富与收入分配的这种两极分化趋势，直接导致对社会产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断缩小。马克思指出：“工人为自己生产的不是他织成的绸缎，不是他从金矿里开采出的黄金，也不是他盖起的高楼大厦。他为自己生产的是工资，而绸缎、黄金、高楼大厦对于他都变成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也许是变成棉布上衣，变成铜币，变成某处地窖的住所了”{17}。
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旨在寅吃卯粮的大众消费信贷及其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不仅不能从根本上缓解生产经营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而且加大经济运行的整体风险。据世界银行估计，1991—2007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从37.58%逐渐上升至41.64%。而最低收入组（20%）的收入份额从5.41%下降至4.63%，最低收入组（10%）的收入份额从1.79%下降至1.24%；最高收入组（20%）的收入份额从43.06%上升至46.65%，最高收入组（10%）的收入份额从26.68%上升至30.55%{18}。为了缓解生产无限扩张趋势与广大劳动者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美国金融垄断资本致力于发展旨在寅吃卯粮的消费信贷及其金融衍生品，从而促进普通居民举债消费。而这种“债务经济模式”所包含的虚假需求泡沫一旦遇到利息率上升等经济事件，就会因债务违约而全面破灭。由此引发的金融支付危机与经济危机便不可避免。
四、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
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是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经济调节领域的具体表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物：每一个别生产企业中的生产作为社会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19}
（一）国家调节规律：在受国家调节的国民经济中实现按比例规律的重要方式
在受国家调节的社会化大生产与国民经济运行中，国家调节规律（或计划规律）是按比例规律的一种重要实现方式{20}。马克思认为，在以共同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中，“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21}。但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国家的存在，对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运行的总体规划和综合调节只能由国家来承担。
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或局部劳动同社会劳动之间矛盾运动客观上要求，受国家调节的社会化大生产与国民经济运行必须遵循国家调节规律（或计划规律）。这一规律的内涵是：国家运用经济、法律、行政、劝导等国家政权手段，自觉利用社会大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根据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实际运行状况和发展态势，预先制定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总体规划，并科学合理地调节社会总劳动在各生产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分配。可见，国家调节规律（或计划规律）的内涵包含如下要点：
1. 只有国家对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进行整体上的规划和调节，社会化大生产才能比较平稳地实现按比例规律。国家对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整体性规划与调节，能够矫正价值规律的盲目性自发作用，从而有效缓解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之间在使用价值结构上的不平衡状况。正如马克思所科学预言的：“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22}
2. 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化大生产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相关客观规律，是国家有效规划和调节社会生产与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前提。以经济规律系统、自然发展规律系统、社会发展规律系统、科技发展规律系统等的科学认知，对于国家规划和调节社会生产与国民经济需要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国家规划和调节社会生产与国民经济运行的过程中，相关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需要在这些科学认知的指导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紧密结合经济发展实践的实时状况做出及时、科学、有效的规划与调节，从而达到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有机统一。
3. 国家对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规划与调节是由调节目标、调节手段和调节机制等三部分构成的有机系统。国家对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规划与调节首先需要规划和制定科学的调节目标，并以合理的调节机制为依据，综合运用有效的调节手段来实现调节目标。因此，调节目标、调节手段和调节机制构成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二）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与经济危机
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是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这一矛盾是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矛盾的具体体现。在私人资本所有者的个别企业内部，商品生产具有较高程度的计划性和组织性。但是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泛滥，各行业各企业之间的商品生产缺乏有效的协作与配合。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容易导致生产相对过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它之旁并凌驾于它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家自己也由于资本的猛烈积聚而感觉到这一事实，这种积聚是在危机期间通过许多大资本家和更多的小资本家的破产实现的。”{23}
2008年爆发的西方国家金融与经济危机，是新自由主义思想流派的政策主张长期付诸实施的必然结果。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在长期，市场调节规律（或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可使一国实际就业率趋向于与由该国技术水平、文化风俗和自然资源等因素决定的自然就业率相等（即实现按比例规律），而国家对社会经济的规划和调节对于实现自然就业率是无效的{24}。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凯恩斯主义对滞胀问题的束手无策，新自由主义思想和政策主张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实施。新自由主义流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关于控制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主张在实践中的运用，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从而使经济摆脱滞胀状态，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新自由主义对市场调节规律（或价值规律）总体上的自由放任，以及对国家调节规律（或计划规律）的漠视，必然造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加突出、贫富两极分化、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等严重的消极后果{25}。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陆续通过的《存款机构放松管制与货币控制法》《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1995 年金融服务竞争法》《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金融服务管制放松法案》等一系列金融领域的法案，都放松了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与规制。由于金融监管与规制的放松甚至缺位，次级贷款及其金融衍生产品不断增加，从而导致经济运行的整体风险不断积累{26}。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巨大规模和场外交易方式通过风险链条将基础产品的风险以极低的成本和极快的速度传递给全球金融市场的所有参与者，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和复杂化。而以功能为基础的分业监管以及以主权为基础的分割监管却难以应对全球性的市场失灵和系统性风险。因此，美国金融领域的自由化与总体无政府状态，导致次贷危机爆发，并进一步引发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从商品生产以世界市场的范围来进行之后，按私人打算进行生产的单个生产者同他们为之生产、却对其需求的数量和质量或多或少是不了解的市场之间的平衡，是靠世界市场的风暴、靠商业危机来实现的”{27}。可见，在国家调节规律（或计划规律）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危机客观上成为按比例规律的实现方式。
五、结语
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深刻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矛盾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主要表现为：从微观主体分析，私有股权分散化企业中经理人局部利益与企业整体风险之间存在矛盾；从结构比例分析，各种经济结构和比例失调，尤其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矛盾；从分配消费分析，生产经营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存在矛盾；从经济调节分析，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存在矛盾，这四大具体矛盾导致市场调节失灵、政府调节失灵和道德调节失灵。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应对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各种措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矛盾，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些矛盾。随着这些矛盾的运动与发展，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仍然不可避免地周期性生成。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5-51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86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0、661页。
③王伟光、程恩富、胡乐明：《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上）》，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 年第7 期。
④程恩富、蒋道红：《法人资本所有制的发展模式与性质》，载于《上海财经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⑤张海涛：《再论美国“赌博资本主义” （上）》，载于《经济纵横》2001年第4期。
⑥刘崇仪：《股票期权计划与美国公司治理结构》，载于《世界经济》2003年第1期。
⑦美国房地产金融机构区分住房抵押贷款质量的标准主要有客户的信用记录和信用评分、借款者的债务与收入比率、抵押贷款价值与房地产价值比率等。参阅张明：《美国次级债危机的演进逻辑和风险涵义》，载于《银行家》2007年第9期。
⑧张明：《美国次级债危机的演进逻辑和风险涵义》，载于《银行家》2007年第9期。
⑨朱民，等：《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
⑩李慎明：《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及应对》，载于《红旗文稿》2009年第12期。
{11}余永定：《美国次贷危机：背景、原因与发展》，载于《当代亚太》2008年第5 期。
{12}{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210页。
{15}{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8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32页。
{18}引自国研网世界经济数据库中的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0、661页。
{20}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近年重新倡导和阐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这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需要指出的是，按比例规律与计划规律虽然密切联系，但并不相同。参见刘国光：《关于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14年第3期；刘国光：《有计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板》，载于《光明日报》，2009年3月17日，第10版。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4页。
{24}高鸿业：《20世纪西方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25}张作云：《我国改革发展两种不同思路评析》，载于《管理学刊》2014年第1期。
{26}大卫·科茨：《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体制危机》，载于《海派经济学》2009卷第25辑。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211页。
责任编辑、校对：张增强
Key words：the innova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the basic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equity decentralization； fictitious economy；economic crisis；Marxist theory of economic crisis
作者：高建昆 程恩富
国民经济运行分析论文 篇3：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摘要：从人民币汇改开始，人民币升值问题越来越受各界的关注，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到来后，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大。对于人民币是否该升值，各界观点不一，但是一国汇率的变动必须是稳健且谨慎的，因此人民币升值对于一国的影响的研究可以给各界带来借鉴作用。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 影响 国内总收入 利率
1 研究人民币升值的意义
2005年7月21日，央行宣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次性升值2.1%，此后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这个汇率制度的改革成为世界的焦点，也成为中国经济变化的转折点。人民币升值的呼声由来已久。自2003年2月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在G7财长会议上提出人民币升值提案，2003年美国企业界开始讨论以“301条约”逼迫人民币升值。2003年10月1日，美国副财长美国副财长约翰·泰勒在美国下院金融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要求人民币升值或尽早实行浮动汇率制，美国的花旗集团、德意志银行等跨国集团纷纷发表报告，预测人民币升值。研究人民币升值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1 有利于加强中国对外贸易的合作性，减少贸易摩擦所带来的损失，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从表层上看，两国的差异优势来源于比较成本的差异，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成本相对低廉，而美国的资本要素相对丰富。二者优势互补，从而产生了中国向美国出口大量价格相对低廉的产品，中国成为出口加工基地的格局，虽然这种加工基地的格局正有转移的趋势，但短时间内这种方式还是占主要。中美贸易摩擦的出现形势随着贸易的进行而层出不穷，由最初的进口限制到反倾销再到技术贸易壁垒。
1.2 有利于对于人民币升值幅度的适度性研究。具体分析，人民币升值直接涉及到进出口、外商直接投资、对外投资等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同时通过对这些部门的冲击，以及各部门之间收入流和支出流的传导，最终将影响到GDP、投资、消费等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层面。我国对人民币升值采取的是小幅、渐进的升值方法，从目前的情况看，小幅的币值调整对宏观经济没有造成大的震荡，但从中长期趋势来看，人民币的确存在升值的要求，中国贸易顺差逐渐增加，外汇储备持续上升，人民币成为强势货币是必然的趋势。2005年作为人民币升值幅度的分界点，对于不同升值幅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分析有重要的意义。
2 基于IS-LM-BP模型的理论分析
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和J.马库斯·弗莱明（J.Marcus Flemins)提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模型，简称M-F模型），即通常所说的经典M-F模型。该模型扩展了对外开放经济条件下不同政策效应的分析，说明了资本是否自由流动以及不同的汇率制度对一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其目的是要证明固定汇率制度下的“米德冲突”可以得到解决。该模型指出，在没有资本流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下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动汇率下则更为有效；在资本有限流动情况下，整个调整结构与政策效应与没有资本流动时基本一样；而在资本完全可流动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时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但在浮动汇率下，则是有效的。但是由于经济情况和市场背景的不同，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不能很好地直接地用于中国这个特殊的大国中，扩展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还是可以解释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的。
2.1 产品市场
产品市场的均衡由国民收入的均衡体现。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达到均衡国民收入的条件如下形式：
S+T+M=I+G+X
其中S代表存款，M代表进口，T表示税收，I代表投资，G代表政府支出，X代表出口。等式两边分别被称作“漏出”和“注入”，即開放条件下“漏出”和“注入”相等时，国民收如达到均衡。G是外生变量，X取决于国外的收入，S、M与本国收入水平相关，I同利率i有关。人民币升值将导致进口增加出口减少，“注入”少于“漏出”，国民收入将减少以保证“漏出”与“注入”之间的平衡，最后导致IS曲线左移。IS曲线左移后会带来三种可能的结果：第一种是国民收入减少，利率不变；第二种是利率变小，国民收入不变；第三种是汇率和国民收入都减少。
2.1.1 国民收入减少，利率不变。国民收入的减少将导致人们手中可支配货币减少了，人们储蓄的热情也将因此减少，购买进口品的数量将减少，由此进口和储蓄都减少。储蓄的减少将导致社会积累的减少，不利于生产发展；消费萎缩，市场因此而萎缩，同时购买力过剩而导致通货膨胀。进口的减少不利于科技的发展，同时可能导致贸易摩擦的增加。
2.1.2 利率变小，国民收入不变。利率变小了，国内投资的热度将上升，有利于加大生产，拉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投资的增加也加大了风险性，增加的投资中若存在太多的投机资本，可能导致经济环境的恶化，不利于经济的稳定。
2.1.3 汇率和国民收入都减少。在此种情形下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将是以上一二两点的综合。
2.2 货币市场
货币市场的均衡主要是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之间的平衡。影响LM曲线位置的因素主要有国内货币供给和汇率。人民币升值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下降会使国内整体物价水平降低，从而减少国内居民对于货币的需求，那么对于既定的利率水平，主有实际国民收入下降才能维持货币市场的均衡。实际国民收入的下降可以通过国民收入的增加和利率的上升来推动。
2.3 外汇市场
国际收支的平衡主要由经常项目收支差额和资本项目收支差额之和为零实现。表达式为：
BP=（X-M）+（AX+AM）=0即M-X=AM-AX
进口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本国实际国民收入的高低，即M是国民收入的递增函数，X取决于外国国民收入，与本国国民收入无关，资本项目主要受利率i的影响，并且同向变化。从而上式可以转化为：
M（Y）-X=AM（i）-AX（i）
等式的左边表示为商品和劳动市场的净进口，右边表示为金融资产的净流入。
人民币升值将导致进口增加、出口减少，从而引起经常项目逆差，为保持外汇市场的平衡，BP线不得不左移。由此将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国民收入减少，利率水平不变；第二种是利率变大，国民收入不变；第三种是汇率变大的同时国民收入减少。
2.3.1 国民收入减少，利率水平不变。国民收入的减少将导致净进口的萎缩，不利于技术水平的提高。技术水平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将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2.3.2 利率变大，国民收入不变。利率变大将引起金融资产净流入的增加，资产净流入的增加可能导致国际投机资本的大量涌入，导致经济泡沫的形成，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从而影响世界经济的稳定。
2.3.3 利率变大的同时国民收入减少。在此种情形下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将是以上一二两点的综合。
3 对策建议
3.1 支持人民币相对大幅升值，虽然实证结果是利率下降带来的有利影响和国民收入减少带来的不利影响使结果变得难以预测，但是观察现实数据发现，国民收入一直是上升的。现实中单独达到产品市场均衡或货币市场均衡的可能性是不大的，那么两者同时达到均衡的可能性更是微小。说明国民收入可以通过一些政策来减少受到抑制的局面。因此支持人民币相对大幅升值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3.2 由于人民币大幅升值加剧了顺差，加剧了不平衡。扩大进口，特别是增加高新技术设备的进口，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同时减少顺差。扩大进口的同时，可以改善进口的结构。
3.3 促进国民收入的增加。由于人民币相对大幅升值对国民收入带来抑制的作用。促进国民收入的增加将是至关重要的。国民收入是社会总产值（包括物质资料和生产资料）和已消耗生产资料的差值。可以从两方面增加国民收入，一方面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是节约生产资料。提高生产资料的可以通过加大人力资源经济的投入、人员的合理组织和配置、完善教育和培训机制、实行人员激励和提升企业文化来实现；节约生产资料可以通过减少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中的损失和浪费，如：JUST-IN-TIME策略，实现零库存，减少库存管理成本；优化营销渠道，减少中间环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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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云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