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制度完善分析论文

摘要：近些年我国国内刑法犯罪主体年龄呈现下降趋势，且未成年人犯罪数量逐年上升。每年新闻媒体报道的未成年人犯罪事件触目惊心，其中不乏有犯罪记录的年轻人，因此我国未成年犯刑罚执行相关制度的完善问题引起各方的注意，本文就是经过对我国未成年犯刑罚执行相关制度的分析后，提出几点完善相关制度的意见和建议。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逮捕制度完善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逮捕制度完善分析论文 篇1：

附条件逮捕制度的价值分析

摘 要：最高人民检察院朱孝清副检察长在2005年全国检察机关第二次侦查监督工作会议中提出了审查批捕新制度，即附条件逮捕制度。该制度经过近几年来的探索与实践，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工作模式。但该制度在学界和实务界中仍存在一定的争议

关键词：侦查监督;附条件;逮捕价值

附条件逮捕，又称有条件逮捕、相对批捕，是司法实践中在《刑事诉讼法》第60条之规定的基础上，根据多年实践经验反思、总结、探索出来的，针对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和批捕办案的工作实际提出的一项工作措施。该项措施对打击犯罪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得到了各级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的普遍认同，但该做法同时也引起了法学界和实务界的较大争论：该制度有没有法律基礎等正当性依据？是法治的进步还是倒退是单向的追求惩罚犯罪还是兼有人权保障的价值？本文试从附条件逮捕制度的产生背景、现状及司法实践等角度探析附条件逮捕制度价值及制度完善。

一、附条件逮捕制度的产生背景

“附条件逮捕”最早见于2003年1月6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联合签发的《关于绝对不捕、相对不捕、存疑不捕和有条件批捕的使用条件的规定》。这一措施是针对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实际需要且在总结多年工作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对进一步加大打击合力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1]。

2005年5月11日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第二次侦查监督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朱孝清副检察长提出：对逮捕条件要正确把握，其中“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这一条件，要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构成犯罪”为原则，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基本构成犯罪”为例外[2]7。学界认为，朱孝清副检察长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这一条件的定位，实际上为后来探索附条件逮捕制度提供了方向。

2006年8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总结各地检察机关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其中明确规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一般是指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已构成犯罪，对于证据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构成犯罪，认为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到定罪所必须的证据，确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经过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批准逮捕并应当采取以下措施：1）向侦查机关发出补充侦查提纲，列明需要查明的事实和需要补充收集、核实的证据，并及时了解补充取证情况；2）批准逮捕后三日内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3）侦查机关在侦查羁押期限届满时，仍未能取到定罪所必需的充足证据的，应当及时撤销批准逮捕决定。笔者认为，该“标准”的确立，事实上确立了一项新的审查逮捕工作措施，即本文要探讨的附条件逮捕制度。

二、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实践价值分析

（一）之前有多个司法解释作出了何谓“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解释，定义模糊，附条件逮捕制度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六机关联合制定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规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下列三个条件，一是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二是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三是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1998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86条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解释与此规定相同。199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关于检察机关贯彻<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一件》中规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是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行为；二是有证据证明该犯罪行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的；三是证据必须确实。1998年公安部修订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16条规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下列情形，一是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二是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三是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经查证属实。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同时存在多种解释，一方面源于不同的司法机关在实践中的工作视觉与侧重点有所差异；另一方面，也存在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所规定的“有证据”和“犯罪事实”两个要件定义相对模糊的问题，“有证据”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标准；“犯罪事实”则没有清晰的界定范围，这就造成在司法实践中，不同的办案部门、不同的承办人容易产生不同的理解甚至分歧。附条件逮捕制度对此作出了比较明确的定义，为侦查监督部门在审查批准逮捕时提供了相对清晰和统一的标准。

（二）附条件逮捕实际上是《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的逮捕条件价值回归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已经对逮捕的条件作出了重大的修改，将原来比较严格的要求逮捕必须是“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放宽至“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有利于打击犯罪[3]129。

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明显降低了逮捕的证据要求，笔者认为，这只是在法律层面上降低了批准逮捕的标准，即批准逮捕的“法定标准”是降低了。实际上，司法实践中，批准逮捕“法定标准”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实践标准”，而该“实践标准”不仅丝毫没有降低，甚至是沿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起诉标准，远远高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发生”这一法定标准。

为什么在逮捕的“法定标准”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实践标准呢？究其原因，是因为虽然“法定标准”降低了批准逮捕的门槛，固然有利于开展侦查活动，从而有力打击犯罪，但是却由此换来了高羁押率的问题。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数据显示，全国检察机关的刑事案件批捕率始终在90%左右，相对于保障侦查活动而言，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高羁押率，似乎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因此，各级检察机关均严格把关批捕条件，并将“错捕率”作为考核基层检察工作的重要标准，在目前刑事赔偿和错案追究制度的双层压力下，办案人为了降低错案的风险，“自觉”地沿袭着旧刑事诉讼法的批捕观念，人为地将批准逮捕的标准“升格”到等同于起诉标准。不同的诉讼阶段，有不同的证明标准和要求，诉讼的推进本来就是一个层层过滤的过程[4]102。这种以“能捕、能诉、能判”的工作要求掌握批捕标准的做法，以及过于严格的证明标准不仅有悖于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而且不符合刑事诉讼的进展规律[5]32。同时，也影响了逮捕功能的正常发挥，导致犯罪嫌疑人被释放或者逃跑、串供、毁灭、隐匿证据，一些有补充侦查余地的案件被消化掉，使犯罪嫌疑人逃脱法律追究，被害人的合法权利无法得以保障[6]。逮捕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种强制手段，以通过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从而实现保障刑事侦查乃至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至于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逮捕后，后面提起的刑事诉讼对其行为是否作出有罪评价，不存在必然性，即并非要求被逮捕的对象都必然构成犯罪。因此，批准逮捕，必须要以“有证据证明的事实构成犯罪为原则，证据所证明的实施基本构成犯罪为例外”，“基本构成犯罪就是八九不离十”为指导[7]113。从这个意义上讲，附条件逮捕制度的设立，可以把批准逮捕实践中从奉行的过于严苛的“实践标准”往较宽松的“法定标准”方向上过渡，达到“法定标准”与“实践标准”的相对平衡，从而实现逮捕制度设计的立法价值回归。

（三）实行附条件逮捕制度，有利于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其核心含义就是要针对犯罪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

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意味着在刑事法律适用中更注重“个别”，即根据不同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规定和适用相应的刑罚，以期有效地教育改造罪犯，预防犯罪的再次发生[8]274，其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核心都是通过针对不同案件、不同情形的区别对待，实现刑事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以促进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这两个目标之间的有机协调与恰当平衡。在实践中，按照一般的标准适用法律，包括适用程序法律时，会导致个别案件的处置丧失公众所能够认同的公正性，就是所谓的“法律的普遍性则是以牺牲个案正义为代价的，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只能通过刑事政策的法律化得以消解”[9]。检察机关对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已构成犯罪，对于证据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构成犯罪、认为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到定罪所必须的证据、确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可予以附条件逮捕，并在逮捕后对侦查机关继续侦查取证情况和羁押情况的必要性进行审查，而对于一般的刑事案件则坚持更为严格的逮捕条件，由此可见，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实施体现了刑事诉讼对人权保障和正义价值的追求，既有利于对少数大案要案、加强了打击力度，又有效地避免了刑事强制措施被肆意扩大适用，是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批捕环节的具体体现，实现了分化、改造、教育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效果。

三、关于附条件逮捕制度实施的几点思考

（一）附条件逮捕制度应严格限制适用范围

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适用，应当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并与罪行的严重程度、嫌疑程度、案情的紧急性和必要性相适应[10]6。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存在是为了对最高法益的保护，因而决定了该制度不能一概而论的适用任何案件，必须对该制度划定严格的适用范围。笔者认为，附条件逮捕制度应当只适用于案情重大或者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如：1）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案件；2）在全国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内产生重大影响的案件；3）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督办的案件；4）特殊时期专项打击案件；5）涉案金额大、损害面广、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容易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的案件。

（二）附条件逮捕制度的适用必须遵照严格的审批程序

1.进一步强化适用附条件逮捕必须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由检察长决定，重大案件应当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另外，根据《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规定，附条件逮捕应当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笔者认为，本文所讨论的附条件逮捕案件不仅属于重大案件，而且在证据上还有所欠缺，因此审查批准逮捕程序必须比普通案件更加严格，而且审批权限的层级只能加强不能放松，这体现了慎用逮捕权，保障人权的司法理念。

2.对证据补充过程要进行跟踪。检察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实施附条件逮捕后，由侦查监督部门列出《补充侦查提纲》，指导侦查机关取证。补充取证过程中，侦查监督部门要对侦查机关证据补充情况进行跟踪，加强与侦查机关的联系和互动，及时把握证据补充情况动态，监督并督促侦查机关按照检察机关的要求搜集证据。对侦查机关怠于补充或者证据不符合补充要求的，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要及时提出书面纠正意见。

3.实行撤销逮捕决定程序。作出附条件逮捕决定后，侦查监督部门应该与公诉部门联动，形成合力，对需要补充的证据进行联合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如果经过补充，证据仍然达不到移送审查起诉要求的，侦查监督部门应当及时与侦查机关沟通，建议予以变更逮捕强制措施。必要时，经过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对原批准逮捕决定予以撤销。

4.严格履行备案审查制度，加强法律监督。作出附条件逮捕审查决定的检察机关，要在批准逮捕后三日内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上级检察机关对上报备案的案件要作专项登记，并就逮捕对象、逮捕程序及相关手续要进行严格审查。经过审查，发现错误的要及时通知下级检察院予以纠正；即使程序合法、适用对象准确，逮捕程序无误，上级检察院也要对下级检察院对该案件的办理情况实行回访程序，将该附条件逮捕案件纳入案件质量考核范围。通过严格的备案审查制度，可以加强上级监督力度，防止附条件逮捕权力被滥用。

结语

附条件逮捕制度从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际需要出发，可以较好地同步实现加强对严重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体现了“控制犯罪”与“人权保障”的统一，符合公民权利与社会公益之间达到平衡的比例原则精神。司法实践中，进一步完善附条件逮捕制度的适用范圍及程序，将有力地推进逮捕制度在发挥维护公平正义方面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余啸波副检察长在侦查监督工作会议上的讲话[R].上海：市检察院通报，2004，（34）.

[2]朱孝清.强化侦查监督维护公平正义[J].人民检察，2005，（12）.

[3]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

[4]张兆松.刑事检察理论研究新视野[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

[5]李昌盛.从宽严相济看逮捕条件的完善[J].政法学刊，2007，（8）.

[6]林柳凡.逮捕条件的若干思考，载http://www.chinaue.com/html/

2005-12-270014019621.htm。

[7]朱孝清.关于逮捕的几个问题[J].法学研究，1998，（2）.

[8]曲新久.刑法的精神与范畴[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9]封利强.完善我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基本思路——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觉[J].法治研究，2007，（9）.

[10]宋英辉.完善刑事强制措施的理念与总体构想[J].人民检察，2007，（14）.

作者：张方迪

逮捕制度完善分析论文 篇2：

我国未成年犯刑罚执行相关制度的完善

摘 要：近些年我国国内刑法犯罪主体年龄呈现下降趋势，且未成年人犯罪数量逐年上升。每年新闻媒体报道的未成年人犯罪事件触目惊心，其中不乏有犯罪记录的年轻人，因此我国未成年犯刑罚执行相关制度的完善问题引起各方的注意，本文就是经过对我国未成年犯刑罚执行相关制度的分析后，提出几点完善相关制度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未成年犯 刑罚 制度

近年来，犯罪的高发期年龄在18岁左右，其中以14-16岁少年犯罪更为突出，并呈现越来越低龄化的趋势。以山西省未成年管教所为例，该所目前在押未成年犯728名，其中14-16岁的少年犯467名，占未成年人犯罪的64.2%。可见，完善我国未成年犯刑罚执行相关制度迫在眉睫。

一、未成年犯减刑制度的完善

针对我国未成年犯罪中，大部分罪犯年龄较小，其在生理和心理都没有发育完全，可以认定主观犯罪意识很小，可塑性强，教育改造后可以减刑，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发展。因此，世界范围内对未成年人犯罪都是实行一定的减刑政策，是世界范围内的常见方式，也是对未成年罪犯提供一个改过自新的重要手段。

通过对我国现阶段采用的未成年人犯罪减刑制度的分析，笔者认为，在现行的未成年减刑制度中，还存在很大的空间，集中体现在以下几点：1.适用程序操作上没有针对未成年的明确规定；2.未成年犯具体的减刑幅度没有具体的规定；3.针对未成年的定义没有一个明确的范畴；4.减刑条件的规定不够规范，我国各地都有自己的减刑制度，没有进行相应的统一。

笔者通过阅读大量的相关资料和对实际工作的总结，认为应该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改进：

（一）在立法上进行完善。减刑制度对青少年罪犯教改后走向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只有在立法上形成完善的制度支持，才能够使得减刑有法可依，从而为未成年犯罪减刑提供相应的制度支持。立法的完善，同样是对减刑制度的一种肯定，从法律层面上看，减刑的法律制度建设，对整体减刑制度更为重要。

（二）适用程序具体操作的完善。通过对相应减刑程序的完善，为未成年人的减刑做出具体的操作方式。从而在我国刑罚范围内形成较为完善的未成年人减刑制度。通过实际操作，区别于成年人的判刑要求，提供一个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量刑方式。

（三）适用对象的完善。针对未满18岁而在服刑期间达到18岁的青年犯罪，应该根据我国最高法院提供的要求做出有效的刑罚解释。

（四）对未成年犯减刑中适用条件及减刑幅度、减刑间隔方面的完善。通过出台的，如《刑罚执行法》法规，对未成年犯减刑的适用条件及减刑幅度、减刑间隔方面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二、未成年犯狱政管理制度的完善

我国刑事司法活动内容繁多，在监狱处理方式中，进行有效管理，是我国司法管理工作的核心内容。

笔者通过我国的未成年犯罪狱政管理制度的分析，发现我国现阶段的未成年犯罪减刑制度中，主要存在以下几种问题：首先是针对罪犯的知情权的把握没有一个相对清晰的态度；其次，对未成年犯生活卫生环境的规定，没有形成明显的规定；最后是计分考核制度“重狱内稳定、轻社会效果”。

我国刑法工作中，基于传统的量刑处理办法，将其融入当今的时代特征当中，制定出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我国宪法要求的未成年人减刑制度，是我国现阶段狱政工作的重点内容；如何通过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点进行狱政制度的改革，是我国狱政管理工作者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笔者针对我国狱政管理现状，提出以下几点意见和建议。

（一）执法依据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需要重点对我国现行监狱法的主体内容进行丰富，对量刑环节、教育改造内容等方面进行完善。与此同时，需要对监狱中管理方法进行改进。把对未成年罪犯在监狱内的生活环境和卫生条件作为基本绩效考核指标，同时也要对未成年罪犯进行分级处理，形成较为规范的制度措施来保证未成年罪犯在监狱内的合法权益。

（二）分类管理制度的体系化建设。针对我国的实际狱政管理现状，对监狱法作出必要的补充和修改，对不同的犯罪性质做出明确的划分。根据不同的监狱法，对不同的犯罪性质做出要求，提出明确的规定。这种分类方式的选择，对我国整体的狱政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三）建立适合未成年身心特点的生活卫生制度体系。认真落实“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同时对未成年罪犯在监狱内的实际情况做出不同程度的处理。当然，需要对相应管理机关的管理意识做出明确的规定，同时对管理程序做出规范化处理。

三、未成年犯教育改造制度完善

对未成年犯教育矫正工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各方面都需要给予重点的关注，尤其是在法律方面。形成健全的法律保护制度与规则，是完善青少年罪犯监狱工作的重点内容。根据我国法律对未成年犯的收押规定：“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未成年犯在被执行刑罚期间，执行机关应当加强对未成年犯的法制教育，对未成年犯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对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犯，执行机关应当保证其继续接受义务教育。”

对于上述不足，我国对未成年犯教育改造制度的完善提出如下构想:

（一）需要建立健全一套能够符合未成年特点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整体技能培养制度，帮助走出监狱、走向社会的少年，能够有充足的技术在社会上立足。尤其是未完成9年基础义务教育的罪犯，更应该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加强其文化德育方面的教育。

（二）建立符合未成年人特点、形式多样的思想教育体系和心理矫正体系。通过对未成年罪犯心理的研究，可以发现，只有充分了解他们的内心，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到犯下的错误，才能够为以后的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建立开放的社会帮教体系。通过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努力，为未成年犯日后在社会上的发展提供广泛的支持和帮助。对社会资源的利用，要和教管所的工作相结合，从而对社会资源进行整合，帮助青少年罪犯重新走向社会。

（四）注重环境对未成年犯的积极影响，建立特色监区文化体系。根据青少年的犯罪心理等因素，重点考虑到青少年时期的思维特点，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和宣传，来帮助他们走出犯罪的阴影，帮助他们在出狱后形成一个良好的人格。

（五）做好未成年犯的入监、出监教育工作。要针对青少年罪犯出狱后的情况进行跟踪调查，确保社会上的不良影响不会进一步诱发他们的犯罪思想。同时，全社会要对出狱后的青少年给予必要的宽容，帮助他们完成未完成的学业等。

总之，针对未成年犯罪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只有通过社会各界和司法部门等组织的紧密配合，才能为我国的未成年犯刑罚犯罪处理提出更好的意见和建议。只有在管理过程中，形成一套涉及面广、内容丰富、科学规范的教育改造体系，才能使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工作得到充分发挥，促进未成年犯教育改造质量的全面提升。

参考文献:

[1] 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604.

[2] 张传伟．我国假释制度的趋向：由恩惠到权力——以假释制度的应然性为视角[J].中国监狱学刊[J].2006，（5）．

[3] 陈志新．关于借鉴外国经验改革完善我国家是制度和社区矫正的思考[EB/OL]监狱信息网，2005，（11）．

[4] 张利兆主编．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

作者：李罡

逮捕制度完善分析论文 篇3：

检察实践视角下附条件逮捕制度分析与展望

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朱孝清副检察长在全国第二次侦查监督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正确掌握逮捕条件。其中“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这一条件，要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构成犯罪”为原则，“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基本构成犯罪”为例外。第一次提出了附条件逮捕制度的构想。

2006年8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以下简称《标准》)的第4条规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一般是指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已构成犯罪，对于证据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构成犯罪，认为经过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到定罪所必需的证据，确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经过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批准逮捕，并应当采取以下措施：(一)向侦查机关发出补充侦查提纲。列明需要查明的事实和需要补充收集、核实的证据，并及时了解补充取证情况；(二)批准逮捕后三日内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三)侦查机关在侦查羁押期限届满时，仍未能取到定罪所必需的充足证据的，应当及时撤销批准逮捕决定。这一规定。确立了检察机关审查逮捕中把握逮捕标准可以考量两种证据标准：一是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已构成犯罪；二是证据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构成犯罪。

一、附条件逮捕制度的现实合理性分析

自2005年以来，附条件逮捕制度在检察实践中从试点到普遍适用。尽管伴随着学界、司法界的不同看法甚至质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通过附条件逮捕引导侦查。检察机关更加有效地加强了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监督。充分诠释了刑事诉讼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诉讼原则。该项制度对于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权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的意义。笔者认为，该项制度的产生是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从法律层面上看，附条件逮捕的产生是基于当前特定的法律背景

1、逮捕证据标准缺乏可操作性。《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的审查逮捕的证据标准“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但是该标准过于模糊，使得检察实践中无法明确适用，尽管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将该标准解释为“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但是该解释仍然存在证据获取到什么程度为逮捕标准的操作层面的欠缺。特别是对一些重大的、复杂的、团伙性的犯罪案件，虽然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然而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证据是模糊的。似是而非的：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的证据还需要进一步的查证属实。处于这种状态的案件。往往使侦查部门和批捕部门进退两难。如果决定批准逮捕则不能保证案件按照逮捕时可期待的方向发展；如果决定不予批准逮捕，又担心错过侦查的最佳条件乃至放纵犯罪，最后就出现了附条件逮捕这一带有折中性质的制度。

2、除逮捕之外的其他强制措施的弱化。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逮捕、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多种强制措施。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第65条明确规定：“对需要逮捕而证据还不充足的，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由此可见，立法对证据不足的案件已经预见并给出解决的措施。但是实践中。执法机关在案件侦查阶段却极少使用这两种强制措施。主要原因是使用这两种强制措施的配套法律不够完善，在执行取保候审过程中，由于嫌疑人的守法意识不强，不遵守取保候审的相关规定，而其所付出的违法成本很低，甚至没有，使得取保候审这种强制措施几乎没有约束力。在执行监视居住这一强制措施方面，由于公安机关的警力不足，又与社区缺乏衔接，更是不被侦查机关乐于使用。因此，几乎可以说，这两种强制措施没有发挥立法本意所预想的作用，从而使逮捕成为刑事案件中最普遍、最常用的一种强制措施，附条件逮捕正是对刑诉法所规定的逮捕制度的扩展和延伸，并且在司法机关内部的执法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从实践层面上看，附条件逮捕的产生是基于当前特定的执法环境

1、逮捕质量考评制度的非科学性使然。为保障案件诉讼质量，根据检察工作管理机制的要求。一直以来实行批捕工作质量考核。对批捕案件的考核以捕后侦查机关撤案率、捕后不诉率(包括相对不起诉)和捕后无罪判决率作为衡量标准，特别是要求捕后无罪率低于1％。但是这种考核标准是否具有科学性、是否符合客观规律，一直以来被检察实务的执行者所质疑。审查批捕是检察机关介入刑事案件的最初阶段，审查起诉则是检察机关介入案件的结论性阶段。而批捕案件质量考评却以不诉率和无罪判决率作为评价标准，要求批捕标准等同或者约等于起诉标准，显然是违背立法本意和客观规律的。

因此。现行的批捕工作质量考核标准势必造成人为的提高逮捕条件。将逮捕、起诉甚至审判标准等同起来。以至那些在刑事拘留、审查逮捕期限内无法充分收集证据的部分重大复杂案件不能够符合实践中过高的逮捕标准而无法被批准逮捕，从而导致出现打击不力、放纵犯罪的现实问题。为了弥补这种实务标准与现行“法定”标准的落差才形成了所谓的附条件逮捕。既可捕后不诉，亦不影响捕后不诉率。笔者认为，逮捕作为一种强制措施的审查，无法也不应当以如此低而严格的捕后无罪比率来评价批捕案件质量。

2、侦查机关“以捕代侦”的意识严重。逮捕作为一种强制措施，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应当达到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条件。但是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往往更主要、更常见的一种心理状态是把它作为一种侦查手段。期望通过羁押犯罪嫌疑人获取口供来得到案件的侦查线索。这种以捕代侦、不捕不侦的错误意识，弱化了侦查机关不捕条件下的侦查能力。客观上使侦查机关的侦查能力徘徊在一个依赖在押人员口供开展侦查工作的低水平，也反映了我们的侦查人员缺乏自信心。附条件逮捕制度的产生不可否认也多少有迎合“以捕代侦”的错误意识的问题。

二、附条件逮捕制度存在的现实问题分析

附条件逮捕制度适应了检察实践的需求，受到检察机关、侦查机关的肯定，但是，从理性逻辑角度分析，该制度的设计存在悖论，可能涉及违法的后果。

1、检察机关办理审查逮捕案件时如何掌握逮捕证据标准。检察实践中掌握的逮捕标准已经几乎等同于起诉标准。按照立法本意及客观实际来讲，二者应当是有区别的，逮捕的证据标准要低于起诉证据标准的要求。如果附条件逮捕案件的证据能够达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证据标准“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司法实践中按照刑事诉讼法要求的证据标准批准逮捕，则属于正常适用法律。不存在附条件的问题，对于该类案件的证据补强，可以在捕后的较长侦查期间进行，也可以在审查起诉阶段补充侦查。因此，附条件逮捕制度暗示了检察实践中违反刑事诉讼法过高限制适用法律的情况。

2、附条件逮捕制度要求侦查机关在一定时间内补

强证据。如果侦查机关没有按照补充侦查提纲补充到证据，检察机关即做出撤销逮捕决定，撤销逮捕意味着检察机关原逮捕决定是错捕，可能引起国家赔偿。假若侦查机关未补充证据，检察机关仍不撤销逮捕，那么附条件逮捕就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只要侦查机关在捕后没有作为，必定使检察机关陷入形式逻辑中的“二难”，无论怎样做都是错误的。

只有当逮捕证据标准等同于审查起诉证据标准时，附条件逮捕制度才有存在的意义。如果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捕诉的证据标准不一致时，相对复杂的案件如果满足了较低的证据标准时。则可以直接做出批准逮捕决定。笔者认为，附条件逮捕制度执行了检察实践中逮捕证据标准与审查起诉标准一致的做法，违背了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原意。

三、附条件逮捕制度的设想与展望

附条件逮捕制度在检察实践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一个时期内得到了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等部门的肯定。但是在法学界和一些执法部门对于该制度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方面却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学界几乎全部对这一制度持否定意见。而作为实践这一制度的检察机关。无论怎样对这一制度加以褒奖，也觉得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如果要使这一制度存续下去，使之成为符合国家法律，既保障刑事诉讼，又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一项积极有效的制度，必须换一个思路、换一个角度进行设计。

(一)附条件逮捕所附条件应为排除影响定罪的辩护证据

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案件在立案侦查阶段都会出现控诉证据和辩护证据同时存在的现象，侦查的目的就是要不断地收集大量确认犯罪嫌疑人有罪的控诉证据，而最大限度地排除影响定罪的辩护证据，使犯罪嫌疑人在被交付法庭审判时，能够作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排除所有的合理怀疑。但是这个标准在检察机关是公诉标准，在审判机关是审判标准，而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的审查逮捕标准仅限于：“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基于这种既符合法律又符合侦查规律的原因，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侦查机关，在提请批准逮捕阶段所提供的案件证据材料的证明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具体地说就是侦查机关从立案到提请逮捕的短暂时间内，很多重大复杂案件不可能将案件证据收集到足以排除一切影响定罪的辩护证据的起诉标准。因此，也就是说检察机关对于存在影响定罪的辩护证据的案件，没有理由在侦查机关提请逮捕阶段即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但是，检察机关对于存在辩护证据的案件在作出批准逮捕决定之后，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在限定的时间内进行必要的侦查取证工作，排除影响定罪的辩护证据，并接受检察机关的审查。如果侦查机关在规定的期间内没有排除影响定罪的辩护证据，检察机关应当作出撤销逮捕的决定。这是对现行的附条件逮捕制度的一种附条件逮捕限制说。

(二)构建附条件不予逮捕制度。

附条件不予逮捕制度是指，检察机关对于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经过审查后认为没有达到法律所规定的逮捕证据标准，应当严格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以证据不足为由做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同时附条件要求侦查机关继续调取确定嫌疑人犯罪的必要证据。并要求侦查机关在一定时间内对案件的侦破工作进展予以说明的制度。

1、附条件不予逮捕制度对检察机关的要求。第一。对于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经审查认为确有犯罪事实发生，但是证明犯罪事实是嫌疑人所为的证据还有较大瑕疵。对于这类案件应当做出不予逮捕的决定。

第二，做出不予逮捕决定的同时，应当做以下工作。(1)检察机关有责任向侦查机关提供该案符合逮捕条件所必须完善的相关证据的案件补充侦查提纲。(2)在有些案件中可以向侦查机关提出侦查方向方面的建议和意见。(3)案情重大复杂的案件，应当和侦查机关当面交换意见。

第三，做出决定之后的法定期限内(现在法律还没有规定)要求侦查机关说明该不予逮捕案件的侦查进展情况。而且这种要求的次数是不受限制的，只要检察机关认为案件还有继续工作的条件，就可以定期要求侦查机关对案件侦查工作进展进行说明。

第四。检察机关认为补充的证据材料已达到逮捕条件，可以建议侦查机关重新提请批准逮捕，并在侦查机关提请后做出批准逮捕的决定。

2、附条件不予逮捕制度对于侦查机关的要求。第一，当检察机关做出不予逮捕决定时，侦查机关应当对该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根据案件侦查需要释放或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

第二，侦查机关根据检察机关提供的补充侦查提纲内容，重新制定该案的补充侦查计划，并依据计划继续侦查，以达到足以批准逮捕的条件。

第三，侦查机关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向检察机关书面说明该附条件不予逮捕案件的侦查进展状态。对于重大案件应当与检察机关会商。

第四，侦查机关经过一定时期的补充侦查工作，认为所收集的证据已具备逮捕的证据标准。可以重新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

笔者认为，这一制度对于侦查监督工作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首先，它加大了对侦查机关案件侦查工作的监督力度，使多年来不予逮捕案件消极侦查的工作死角得到有效的监督。第二，客观上强化和提高了侦查机关对侦查能力的自信。摒弃了长期以来的“以捕代侦”，“重口供，轻证据”的错误侦查意识。第三，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四，这一制度是在现行法律的框架内。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但是在现今条件下。要形成这一制度还必须具备几个条件：

第一，需要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对这一制度的建立有充分的积极性，达成共识。

第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相关法规、制度上还需要具体化。如向检察机关说明侦查状态的时间等；对于逮捕以外的其他强制措施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完善。西方法律制度中的保释制度也是可以借鉴的。

总之，上述两项在批准逮捕环节中的附条件制度，才是在侦查监督过程中行之有效的、在司法实践中不违背法律的、在社会效果上又保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制度。

作者：宋　蕾　王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