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制度

逮捕制度（精选8篇）

篇1：逮捕制度

议我国审查逮捕制度的设置缺陷

杨煌铭

[摘要] 对侦查工作实行充分的必要的监督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也是一个法治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是对人权的重要保障。但是，当前我国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公诉机关，因其本身不可能真正成为中立的司法机构，它对公安机关逮捕权的制约在有效性方面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而且，作为对贪污、贿赂、渎职等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案件自行进行侦查的机构，检察机关在自侦案件中还有自行决定逮捕的权力，这就使其原本薄弱的司法审查更加无力。

[关键词] 审查逮捕 侦查监督 司法审查

逮捕是侦查机构对那些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而采取其他强制措施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暂时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逮捕属于我国刑事诉讼中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因为它会使犯罪嫌疑人受到较长时间的羁押。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一般逮捕程序是公安机关必须首先向检察机关提出逮捕申请书，提交有关的报告和案卷材料，以证明逮捕的必要性和合法性，然后由检察机关进行审查并发布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公安机关的逮捕证只能在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后才能发布。表面看起来，这里确实存在着司法机构——检察机关对侦察机构的司法审查。但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公诉机关，本身不可能真正成为中立的司法机构，它对公安机关逮捕权的制约在有效性方面就受到了限制。而且，作为对贪污、贿赂、渎职等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案件自行进行侦查的机构，检察机关在自侦案件中还有自行决定逮捕的权力，这就使其原本薄弱的司法审查更加无力。在后一情况下，检察机关的逮捕决定权就相当于侦查机构自行羁押公民的权力。

一．中西方审查逮捕制度的一般性差异

按照西方各国的普遍做法，逮捕属于一种类似中国拘传的行为，它的功能是保证嫌疑人、被告人及时到庭或到场，只能引起短时间的羁押。逮捕后应“毫不迟延”地将被捕者提交法官面前，由后者对是否继续羁押、是否保释以及羁押期间等问题，通过开庭的方式作出裁判。经过法官的裁判，羁押才成为一种导致嫌作者实习单位：广西省桂林市到重庆人民检察院

疑人人身自由受到较长时间剥夺的状态。这种逮捕与羁押相分离的制度。可以保证羁押具有高于逮捕的法定条件，并按照更加严格的程序进行裁判，从程序上防止嫌疑人受到不公正、不合理的强制措施。

相比之下，在中国侦察机关一旦实施逮捕，就可以将犯罪嫌疑人连续羁押两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检察机关批准或决定的逮捕行为，其后果是导致嫌疑人被剥夺人身自由一直达到两个月的时间。尽管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可以就其诉讼权利的限制或者羁押期间的延长问题提出申诉和控告，辩护律师还可以代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但是这种申诉、控告或者申请取保候审不足以引发针对羁押的司法救济程序。因为与西方各国不同，中国的各级法院都不受理这种申诉、控告或申请。即使犯罪嫌疑人遭受长时间的羁押并且明显属于错误，法院也不会专门针对羁押合法性问题进行法庭审判。

由此可见，西方各国实行的那种受羁押者直接向最高法院申诉的制度，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实践中遭受不当羁押的公民及其律师也通常不会将羁押的合法性问题向法院提出诉讼，而是直接向侦查机构的上级提出申诉，或者向诉讼程序之外的部门，如信访、人大等机构提出“上访”。

二、我国现行审查逮捕制度的实施效果

在我国有关审查逮捕制度的法律法规中，突出地暴露出如下几个问题。第一，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审查权。虽然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但却未进一步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合法性的审查权。第二，立法上没有规定明确的纠正权。没有纠正权就意味着失去了监督的意义，一直以来检察机关都没有纠正权，实际上只有建议权。第三，检察机关无对违法侦查责任人的处分权。虽然《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工作细则》第六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刑检部门对本院的侦查部门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应根据情节和后果分别处理。”但这项规定仅局限于在检察机关内部，对担负着绝大多数刑事侦查任务的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却没有涉及。况且刑检工作细则这一项规定也没有权威性。第四，法律没有规定检察机关直接介入具体的侦查活动权。现行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有提前介入权，但究竟怎样提前，提前到什么时候这很模糊。从立法本意上看，应当认为不存在什么提前问题，只要是一开展侦查活动监督就同步进行，但我国的提前介入还只限于重、特、大、要案

范围，范围是过窄的，而且还流于形式。

因此，实践中我国侦查机关存在着超期羁押、滥用强制措施等问题也就不足为奇，其侦查权缺乏监督已给国家、人民造成了很多财产和人身上的损害。而这突出地反映在错捕、滥捕的问题上，尤其是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极大侵害。一方面，一些无逮捕必要的轻微刑事案件可捕可不捕的，基本上都做了批捕，逮捕面过宽。主要表现在：捕后相对不诉案件较多，而真正因不构成犯罪作绝对不诉的很少；另外，捕后经法院判决三年以下轻缓刑的被告人约占整个判决人数的50%以上。另一方面，对一些无足够证据证实涉嫌犯罪的嫌疑人作了批捕，导致捕后因不构成犯罪而作绝对不诉的案件时有发生。由此而产生滥用逮捕权的不良后果：第一，没有严格依法办案，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法律的尊严，不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通过诉讼活动打击犯罪固然是一层意义上保护了国家、社会和被害人的权益。但在法治社会的诉讼活动中，还有很多复杂的法律关系、法律利益是需要关注和考虑的。特别是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在法律上有了明确的规定，更充分、更全面地保障各方面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成为现代法治对司法工作提出的一个鲜明要求。第二，不符合无罪推定的原则。没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尚未经法院审理、定罪处罚，从法律上讲，他还是个无罪的人，因此除非确系必要，不应当逮捕而剥夺其人身自由。此外，对不必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予以逮捕也不利于无罪推定原则的更好贯彻，不利于减轻检察环节的国家赔偿压力。第三，造成诉讼成本提高和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没有逮捕必要而逮捕，致使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办案力量严重不足，看守所经常处于超定额羁押状态，如一个只能容纳羁押八个人的监房里，却羁押了近十五人，客观上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休息权利，也不利于看守所的管理及羁押人员的卫生、健康等，从而造成诉讼成本提高和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而在这些被捕的人中确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必要逮捕的。第四，不利于对犯罪分子的改造和社会对犯罪的综合治理。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其目的除了惩罚犯罪，通过对犯罪人本人的处罚达到特殊预防并警示他人外，还有一个改造、教育的功能，这就是改造、教育当事人，使其改邪归正回归社会。而对于不必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这种严厉的强制措施，在客观上会在其心灵深处投下阴影，不利于其今后顺利地回归社会。另外也不利于社会对犯罪的综合治理，使一些初犯、偶犯以

及青少年犯在羁押过程中成为传授犯罪方法或教唆犯罪的对象。

三、审查逮捕制度的实施效果分析

在我国检察机关的审查逮捕活动中，错捕、滥捕现象屡禁不止。其发生的原因，可以从两个层面上进行分析。首先，从浅层次上主要是办案人员执法观念上还普遍存在重打击轻保护的执法观念，“够捕即捕”的思想仍占主导地位，还没有很好地执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批捕阶段要求的轻缓政策；个别办案人员业务水平不高，对证据的判断分析和对法律法规的运用理解还不够全面，也造成了错案的发生。其次，从深层次上造成滥捕、错捕案件发生的原因，同我国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权的权力的设置上自身原来存在的问题有关。检察机关本身作为犯罪的追诉机关，又同时行使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逮捕权，而在行使逮捕权时却没有处于一个相对中立的地位，造成了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权力行使不当的问题。

中国目前的审查逮捕制度在整体上的构造缺陷，应当主要表现为缺少一个中立的裁判者。在我国现今的审查逮捕制度中由中立司法机构主持的司法审查和授权机制并不存在。无论是逮捕还是对犯罪嫌疑人捕后长时间的羁押，都是由检察机关通过秘密审查来发布许可令状的，而没有类似法院这样一个中立的司法授权机构，也不经过专门的授权程序。即使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要求将羁押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也无法向不承当侦查和公诉职责的司法机构提出申请。这样，那种由司法机构主持进行的所谓“程序性审查”活动在中国侦查程序中就不会存在，那种由控辩双方同时参与的听审活动在中国侦查程序中也就无从进行。可以说，中国的审查逮捕制度还不具有“诉讼”的形态，而完全属于一种超职权主义的、行政化的单方面追诉活动。在这里，无论是专门性调查活动，还是有关限制公民基本自由和权益的决定，都是由公诉机构自行决定，而不是由中立机构进行授权。因此，这种制度设计不符合“控诉和裁判职能分离”、“司法最终裁决”等一系列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所以目前审查逮捕司法实践中出现较多的非法羁押、超期羁押等现象，主要应导源于这种由追诉机构兼负司法审查职能的审查逮捕制度所致。

篇2：逮捕制度

逮捕作为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权，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宪法性权利人身自由，一直是刑事诉讼法学界乃至宪法学界以及司法实践关注的焦点之一。从１９７９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到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从司法体制改革研究中关于强制措施制度改革的研究，到目前人们讨论的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逮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可以说始终是一个重大问题或者说是一个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这种关注和讨论一方面说明逮捕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一方面也极大推动了逮捕制度的日趋合理与完善。

一、逮捕条件的改革与完善

逮捕条件是逮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逮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中人们讨论的首要问题之一。１９９６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关于逮捕条件的规定相对于１９７９年的刑事诉讼法而言，无疑是一个大的进步。法律关于逮捕条件的规定中，犯罪事实要件、刑罚要件都非常明确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这对于惩治犯罪、保障人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后逮捕条件的区别，有人认为主要是：第一，对犯罪事实主次的要求不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不再强调是主罪、重罪，在侦查的犯罪事实中，有一个犯罪事实成立即符合该条件；第二，对犯罪事实查证的要求不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犯罪事实只要求有证据证明“有”的程度即可，不要求“主”，也不要求“全”，修改前 的刑事诉讼法则要求达到“查清”的程度；第三，对证据、证明、犯罪事实三者之间的关系要求不同。修改后与修改前相比，以条文化、法律化的形式明确了证据与犯罪事实之间是证明与被证明的关系，这样显得更加明确、完善。

但是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特别是人们对逮捕制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近几年关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讨论中，逮捕制度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中关于逮捕条件的如何修改完善也再一次成为讨论最为热烈，也最不易统一观点的一个问题。如为了进一步增强逮捕的可操作性，有人提出在逮捕条件中应当进一步明确应当逮捕和不应当逮捕的法定情形。也有人认为，法律对于应当逮捕和不应当逮捕的情形作出明确规定，的确可以增强操作性，有利于防止和纠正逮捕中裁量权的滥用，但是难免挂一漏万，造成应当逮捕而不捕或者不应当逮捕而逮捕，因此对于逮捕中的裁量权应当和量刑中的裁量权一样，既要适当限制，又要留给执法者适当的裁量空间，以便执法者在审查逮捕中更好地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分化、瓦解、教育犯罪嫌疑人。

二、审查逮捕程序构建中存在的缺陷及其完善

程序乃正义之基石。审查逮捕程序的改革和完善对于保障逮捕的正确适用具有重要意义。逮捕作为刑事诉讼中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具有强制性、诉讼性和一定时间内剥夺相对人人身自由的特点。其中诉讼性表现为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逮捕，必须提请有权批准的机关审查批准。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查逮捕程序，却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有的权利，没有规定检察机关 在审查批准逮捕或者决定逮捕，法院在决定逮捕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其本人及其聘请的律师的辩解、辩护意见，使得审查批捕程序中，缺乏辩护权对侦查权的制衡。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其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其聘请的律师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只可以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只有在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才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在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决定作出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取保候审，只能向侦查机关提出。因此，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时，就缺乏了解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否具有逮捕必要性的有效途径。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相关规定中，要求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工作中，对于犯罪嫌疑人在押的，应当提审犯罪嫌疑人。这无疑促进了逮捕程序的完善。但是从执行情况看，这一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有的即使讯问犯罪嫌疑人，其目的也主要是为了核实证据，而不是为了审查犯罪嫌疑人是否有逮捕必要。而此时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也因无权代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无法向检察机关反映其辩护意见。这不仅不符合逮捕应有的诉讼特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相当数量的犯罪嫌疑人不具有逮捕必要性而被批准逮捕。

有人认为，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提审犯罪嫌疑人，缺乏法律根据。因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法工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应当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对报请批准逮捕的案件不另行侦查。”而讯问犯罪嫌疑人属于侦查行为，因此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期间不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侦查手段的确包括讯问犯罪嫌疑人，但是讯问犯罪嫌疑人并不等于侦查，侦查与讯问犯罪嫌疑人在逻辑上并不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而是交叉关系。这和询问证人存在相同之处，询问证人属于侦查手段之一，但是并不是所有询问证人的行为都属于侦查。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审判时法官可以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我们显然不能就此认为，既然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属于侦查行为，而人民法院不能侦查案件，所以法官就不能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一是为了核实证据；二是为了听取犯罪嫌疑人的申辩意见，并进而审查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是否可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三是为了审查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诱供等违法行为。也就是说，这种讯问并不是进行侦查，而是进行必要的司法审查。

篇3：逮捕制度

一、审查逮捕听取律师意见必要性分析

审查逮捕属于司法行为, 而司法的特征决定了应当遵循抗辩和多方参与的原则, 检察机关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时应充分听取控辩双方意见才能保证所作决定的公正性。实践中侦查机关基于追诉职能往往会注重收集有罪、罪重的证据, 如果检察机关能在审查逮捕过程中充分听取律师的意见, 则律师必然会基于辩护职能而尽可能地提供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 此举能使检察人员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案件事实, 综合分析证据, 进而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或者社会危险性大小作出科学的评价, 避免出现错捕或者逮捕质量不高的案件。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部分地区已试行该制度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如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早在2008年6月份即已试行律师介入审查逮捕阶段制度。据该院统计, 2008年6月1日至2010年6月18日, 一共有54名律师对49起审查逮捕案件中的54名犯罪嫌疑人予以介入, 该部分案件不捕率高达48%, 这充分体现了律师介入对审查逮捕工作带来的重要影响。

二、刑事诉讼法律相关规定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1997年《刑事诉讼法》对审查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并无专门规定。2010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首次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2012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 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 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 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第五十条、五十一条、五十四条也作出了相关规定。应当说,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律充分体现了对律师介入审查逮捕程序的重视, 并初步构建起了相关机制。

审查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制度虽已初步建立, 但该制度主要表现为刑事诉讼法律中的原则性规定, 缺乏实施细则, 故而在实践中面临较多问题。首先是主观认识存在不足。公安机关因追诉职能的影响, 对律师介入往往抱有排斥态度, 而检察人员在以往审查逮捕工作中基本上没有接触过律师, 且受审查逮捕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的影响, 对此项制度重要性认识有待提升。其次, 信息沟通机制存在缺陷。律师如何知悉案件已进入审查逮捕程序、检察人员如何知悉案件犯罪嫌疑人已委托律师系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再次, 听取律师意见期限不明确。一般审查逮捕案件办案期限是七天, 如果律师拖延提出意见, 势必会对案件诉讼效率造成一定影响。另外听取律师意见制度的具体程序、材料审查等也需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三、审查逮捕听取律师意见制度的完善建议

针对现阶段审查逮捕听取律师意见制度存在的不足, 结合新《刑事诉讼法》及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工作实际情况,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

(一) 共同做好信息告知工作

针对现阶段检察机关无法知悉犯罪嫌疑人是否聘请律师的问题, 建议检察、公安、司法行政机关联合发文, 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接受委托的, 应及时将相关委托文书送达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应将其附卷并随案移送检察机关。另外, 检察机关要积极做好对外案件查询服务工作, 方便律师及时了解诉讼进展情况。

(二) 明确检察机关听取律师意见期限

审查逮捕时间只有7天, 加入听取律师意见环节会使工作量增加, 时间更为紧张。如设定的期间太短, 律师恐怕难以提出高质量的律师意见, 而如果期间太长, 又会影响检察机关案件的正常办理。因此, 规定一般案件律师在接到检察机关告知之日起3日内、重大疑难案件在5日内提出意见能够各方面都比较兼顾, 因为律师在该时间内完成一份较高质量的律师意见书不算难, 而检察机关也不用为等待律师提出意见而耽误办案时间, 影响后续的讨论、审批等程序。

(三) 检察机关及时履行权利告知程序

检察机关在收到提请批准逮捕案件后知悉犯罪嫌疑人已聘请律师的, 应当及时通知律师案件所处环节, 并告知律师有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律师意见的权利。律师在得知案件进入审查逮捕环节后, 有权决定是否提出律师意见, 决定提出的, 应当及时告知检察机关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 否则应视为主动放弃。

(四) 认真审核处理律师意见

对于律师提出的意见要认真听取, 并将审查情况记入审查逮捕意见书, 若律师提出了新的证据材料, 则检察机关应当转交给侦查机关, 并将获取证据的途径告知侦查机关, 由侦查机关再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收集。需要强调的是若律师提出存在刑讯逼供等侦查违法行为的, 检察机关应当告知其如实提供相关的证据或者线索, 并综合原始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出入看守所健康检查情况等证据予以审查, 必要时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

(五) 加强宣传与沟通工作

篇4：论附条件逮捕制度

关键词:附条件逮捕;合理性;制度构建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6—0142—02

附条件逮捕,是指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和自侦部门提请逮捕的重大刑事犯罪案件的证据尚有瑕疵,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和固定,而侦查机关具有积极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可行性方案,在法定时限内具备充分的条件完善证据,检察机关依法予以批捕的一种形式。作为一项产生于检察实践的新的批捕工作措施,该制度是对逮捕条件的理性解读和全新发展,在批捕实践中体现了其优越性,正确使用附条件逮捕,对于保障人权、打击犯罪,促进我国羁押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一、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合理性基础

(一)附条件逮捕制度体现了法律對最高法益的保护

任何人的人身自由不受非法的剥夺与限制,这是司法公正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我们提出了“疑罪从无”的观点,体现在审查逮捕环节,就是严格限制对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这一条件的理解与适用,对于证据、事实存在疑问的案件通常不予批准逮捕。刑事诉讼法律虽然具有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使命,但是同时肩负保护更高法益的职责,即对于社会和国家利益的保护,故而当出现极其严重的罪行需要追究时,当国家和社会的巨大利益面临危险时,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的保护可能会有限度地让位于最高法益,以牺牲部分个案公正,来维护整体公正,这同时也应当是司法公正的应有之意。

(二)附条件逮捕制度符合逮捕强制措施的设置目的

从各国的立法情况来看,采取逮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同时辅之以防卫社会目的。这种目的性一方面表现为保全证据,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同时也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现自伤、自杀行为;另一方面则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再次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附条件逮捕实际上并未广泛适用于全部刑事案件,而仅仅适用于重大案件,而案件的“重大性”也恰恰反映了行为人所涉嫌实施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之大,加之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尚未如国外一样建立起完善的监控体系。因此,无论是从保证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角度,还是从防卫社会的角度来看,附条件逮捕制度的建立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二、附条件逮捕制度的设计和完善

(一)适用范围

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适用,应当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并与罪行的严重程度、嫌疑程度、案情的紧急性和必要性相适应。因此,为防止附条件逮捕定期审查制度被滥用,对其适用范围必须加以限定。附条件逮捕定期审查制度只适用于重大案件,包括案情重大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如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犯罪、有组织犯罪、走私犯罪、毒品犯罪、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严重暴力犯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事关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的涉众型犯罪、贪污贿赂犯罪、渎职侵权犯罪。由于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涉及到宪法、司法体制等根本性问题,附条件逮捕制度应当采用一种长远目标和制度渐进相结合的完善思路,笔者认为,对于附条件逮捕适用的案件类型,应该采取列举式的规定模式加以穷尽,因为作为一项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具体规定,其适用范围应该以审慎的态度结合司法实践不断细化,不宜规定兜底条款,以免实际操作中对其做扩大解释,防止制度滥用,另外,目前该制度作为一项工作措施施行,本身也具有随着实践完善适用类型的空间和可能。

(二)适用条件

1.证据条件。附条件逮捕案件的证据情况是该制度能否正确适用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司法实践看,如果侦查机关移送的证据材料所证明的事实基本构成犯罪,但因时间所限提请批捕前未能完善和固定证据,捕后在规定的时限内能确保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即如果综合全案基本情况,结合侦查机关补侦计划和批捕人员办案经验进行分析,如果该重大案件所欠缺的证据具有补充收集的可能性,且待收集证据与现有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最终形成全案证据锁链,可以认为该案具备附条件逮捕的证据条件。

2.刑罚条件。笔者认为,适用附条件逮捕的刑罚条件应规定为“有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案件,这样既可以确保附条件逮捕定期审查制度的有限度适用,又能充分发挥其突破重大案件的作用。

3.比例条件。笔者认为,附条件逮捕在适用上还应坚持补充原则和比例原则。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项明指出:把附条件逮捕作为一项补充原则提出来,是从审查逮捕工作尚处于刑事诉讼初期,少数刑事案件确属特别严重、特别危险,侦查工作确有特殊困难等具体情况出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采取的刑事执法策略。但要注意这是特殊性,不是一般性,要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不可滥用。

(三)适用程序

1.决定程序。首先,实行附条件逮捕定期审查制度应当遵循较一般审查批捕更严格的程序。由承办人就逮捕的必要性理由和继续取证可能性相关的论证材料,提出适用附条件逮捕的意见,经层报侦查监督部门负责人、主管检察长审核,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目前的检察实践中,各地检察机关对附条件逮捕的决定程序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有的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有的直接由主管检察长决定,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审查逮捕案件量大、期限短,检察委员会不可能逐案听取汇报。笔者认为,适用附条件逮捕应严格掌握程序,采取由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方式。其次,适用附条件逮捕的案件,应当让犯罪嫌疑人有充分的机会参与到程序中来,检察机关应当对适用附条件逮捕定期审查制度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如果犯罪嫌疑人已经聘请了律师,检察机关在作出附条件逮捕决定前,还应当听取委托律师的意见。

2.备案程序。备案制度是强化监督的重要手段,可以保证附条件逮捕定期审查制度的正确适用,为了慎重适用附条件逮捕定期审查制度,对于该类案件应当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按照《人民检察院逮捕质量标准(试行)》的规定,对于适用附条件逮捕的案件,“检察机关在批准逮捕后三日内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而对于检察机关经审查后决定撤销逮捕的,虽然目前没有明文规定,笔者认为也应当将有关材料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3.引导侦查。检察机关应在《附条件逮捕继续侦查取证意见书》中详细列明需要侦查机关补充调取的证据,并针对可能影响案件质量的证据问题,积极与侦查机关研究、会商案情。同时检察机关在出具《附条件逮捕继续侦查取证意见书》也要关注侦查机关搜集的无罪证据、罪轻证据,因为对于需要进一步侦查的重大案件,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与有罪证据、罪重证据同等重要。

4.定期审查。对于适用附条件逮捕定期审查制度的案件,侦查监督部门的承办人应当及时填写《附条件逮捕案件捕后跟踪表》,并在给定的羁押期限届满时,对继续侦查取证情况进行审查,如经过进一步侦查取证,不能达到证据要求,做出撤销逮捕的决定。定期审查应坚持全面审查原则,充分听取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双方的意见。

篇5：逮捕通知书

_____ 因涉嫌 ________ 罪， 经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检察院 __________ 批准 ，于 _____ 年___ 月 ___ 日 ___时由我局执行逮捕，现羁押在 _____ 看守所。 (公安局印)

12月 20日

被逮捕人家属_____ 或单位

地址 __________

本通知书已收到

被逮捕人家属或单位 ____

篇6：逮捕的证明标准

作者：王琰

文章来源：转贴自：中国青年报

点击数：54

更新时间：2005-12-29

录入时间：2005-4-28

文章录入：野樵

——兼论我国逮捕证明标准之重建

论文摘要：

逮捕是刑事诉讼过程中为保证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而由专门的国家机关采取的强制羁押措施。由于其执行的强制性和手段的严苛性，其适用在各国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在众多的限制当中，对逮捕的证据证明标准的限制是至关重要的。本文通过对我国及国外部分国家逮捕的证明标准的分析、介绍，分析我国逮捕证明标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其重建的初步构想。

关键词：逮捕

证明标准

证据

前苏联法学家安.扬.维辛斯基说：“审判的艺术实际上只不过是利用证据的艺术罢了，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①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刑事诉讼的艺术就是运用证据的艺术。证据的运用贯穿于刑事诉讼过程始终，从立案到最后的判决，无不以证据来依托。而逮捕，作为刑事诉讼过程中最为严苛的强制羁押措施，其适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除了嫌疑人的确存在逮捕的必要外，还要求嫌疑人涉嫌犯罪的可能性达到一定的程度。而这种判断则需要以证据为基础，来确定其是否达到了逮捕的条件要求，这就是逮捕的证明标准。

一、逮捕的特征和目的影响着证明要求

逮捕是由法律指定的执法机构依照正当的法律程序，针对可能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有时限羁押、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②其性质是国家以公权力为依托，按照法律程序剥夺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使其处于被羁押状态的刑事司法活动。其最主要的特征表现在：

1、手段的强制性；

2、执行的即时性；

3、羁押的临时性和不确定性；

4、逮捕对象的确定性与终局结果的不确定性并存③；

5、适用限制的严格性。逮捕的作用主要是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具体来说就是：防止嫌疑人、被告人逃跑，保全与案件相关的各种证据；排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诉讼活动的干扰；预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继续犯罪或者可能给被害人、证人带来的威胁，保证审判的及时实现等。

基于上述逮捕的特征和目的，可以看出，逮捕的适用由于其手段的强制性和严厉性，使其在适用的时候有着严格的要求。而其要求主要表现在：

1、对涉嫌严重刑事犯罪的嫌疑人和被告人进行适用；

2、被适用逮捕的嫌疑人和被告人存在着重大的犯罪嫌疑。但由于逮捕本身是作用之一是为了保证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因此，逮捕其实又是一种保障取证的过程。因此，适用逮捕措施既要求侦查机关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嫌疑人、被告人的涉嫌犯罪的证据，又不能对该证据的标准要求过高，进而妨碍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

二、我国刑事诉讼中逮捕的证明标准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逮捕的证明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这一规定反映出我国法律对逮捕的证明要求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那么，如何理解这一规定的准确含义，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的表述是：

（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

（二）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犯罪事实可以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数个犯罪行为中的一个。该规定体现出两个方面的要求：

第一，证据是查证属实的。这是由证据的采信要求所决定的，其反映的是诉讼过程对证据真实性的要求。对此，绝大多数学者持赞同态度，并且在司法实践当中也得到了认同。第二、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已经发生并且是作为逮捕对象的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的。这里面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有证据证明”，是只要有证据证明就可以逮捕而不论证据的证明程度呢，还是指该证据可以证实并能够认定是该嫌疑人实施了该犯罪。这实际上是对逮捕证明程度的可操作性的追问。对此问题，在96年《刑事诉讼法》的颁布之初，很多人认为这里所谓的有证据就是只要有证据即可，有

一、两个证据就算是有证据。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摸索，该观点已逐渐被摒弃，并形成了一些新的观点，对这些观点可以总结为：（1）相当证明说。这种观点认为，“从证明标准来讲，其证据只要求有相当的确实证据证明即可。”④（2）充分说。这种观点认为，刑诉法中的“有证据”，是指“所获取的证据必须对犯罪事实有足够的证明力，能够确认系嫌疑人、被告作案。”⑤（3）证明说。这种观点认为，“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只要求能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犯罪事实即可，不要求达到‘查清’的程度。⑥笔者认为，“相当说”的观点所表述的“相当”的标准阐述不清晰，证据证明到何种程度算是相当，何种程度是不相当，难以界定清楚。对“相当”一词的把握，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要么失之于宽，要么失之于窄，因此，不具有可操作性。充分说的观点虽然表述清晰，也具有可操作性，但对逮捕阶段的证明标准要求过高，不利于打击犯罪。证明说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是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得到认可的观点。

（二）我国逮捕证明标准存在的问题

1、法律规定与现实脱节。在司法实践当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是犯罪嫌疑人涉嫌的只是一宗犯罪，其存在着很大的作案嫌疑，但尚不能达到确认其所为的程度需要进一步调查取证，而嫌疑人一旦不被羁押则具有很大的逃跑或者犯罪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我国的逮捕证明标准，由于能够证明是嫌疑人实施犯罪的证据尚不充足，因此是不能被批准逮捕的。但由于受我国侦查机关的技术手段等条件的限制及捕前期限的限制，不逮捕嫌疑人往往意味着放纵犯罪。比如，在强奸案件中大多情况是，只有嫌疑人和被害人一对一的陈述，而定案的关键在于对从被害人身上提取的精液进行的DNA鉴定。而DNA鉴定往往要三个月左右才能得出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如果不逮捕嫌疑人可能会造成嫌疑人逃跑或者对被害人实施报复的结果，而逮捕嫌疑人又要面临着可能会造成错案的问题，从而陷入两难境界。

2、忽视证明标准的主观性。由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是从“自由心证”的角度去设计，而是从证据的客观性和强调案件事实的真实情况来规制证据制度，因此，忽略了司法人员在诉讼过程中对证据运用的主观性。从我国立法上来看，不论是判决的证据标准，还是逮捕的证据标准，都无不从证明的客观状态上进行规定。但问题在于，运用证据的司法人员毕竟是有主观意识的，因此，在实践当中不可能不在证据运用中融入主观意识。但由于我国法律规定已排除了对证据运用司法者主观性的可能，因此实践中的这种主观意识的运用实际上是无标准、无规范的，因此容易在证据运用的时候出现混乱，进而产生要么放纵犯罪，要么无视人权的结果。

3、证明标准层次性的缺乏。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规定对证据标准的规定缺乏层次性，和规定本身对现实的忽视，使得司法者在证据适用上对法定的证据标准难以把握，并且缺乏诉讼证明阶段性层次标准的意识。从而使得，司法机关在实务中往往将逮捕、起诉和判决的证据标准等同起来。⑦这就使得司法机关在适用逮捕措施的时候陷入，一边要面临着不切实际的证据要求，一边又要实现对犯罪的追究的无奈境地。

三、国外的逮捕证明标准介析

（一）美国的逮捕证明标准

美国大多数州把逮捕分为有证逮捕、重罪的无证逮捕和轻罪的无证逮捕，并规定了分别适用的情况和条件。一般来说，逮捕证由治安官签发或法官颁发，即有证逮捕。治安官、法官颁发逮捕证的根据是警方提供的证明材料是否构成了认定所控犯罪的“可能性原因”。重罪的无证逮捕要求实施逮捕的警员必须有“可能性原因”相信被捕者已经实施了某种重罪行为。而轻罪的无证逮捕比较复杂，各州的规定也不尽相同。有些州规定，只要有“可能性”原因，警察就可无证逮捕，无论所犯罪行是重罪还是轻罪。有些州规定对轻罪的无证逮捕不仅要求有“可能性原因”，而且要求警察在该犯罪实施时在场。还有些州规定对某些种类的轻罪只要有“可能性原因”，就可无证逮捕，而对其他轻罪还要有警察在犯罪时在场。⑧可以看出，美国逮捕的证明标准就是“可能性原因”。这一规定要求：根据已掌握的信息和资料适一个正常而理智的人相信嫌疑人有罪的可能性大于无罪的可能性。美国的刑事诉讼法具体的规定出了这一证明标准的内容：

1、犯罪行为已经发生，2、犯罪行为是被逮捕的人所实施的。

（二）英国的逮捕证明标准

在逮捕问题上，英国传统上以有证逮捕为原则，以无证逮捕为例外。即逮捕权属于治安法官，对于需要逮捕的案件一般应当先取得法官签发的逮捕令状方可实施逮捕。但随着《1967年刑事法》的实施，英国在立法上取消了传统的重罪、轻罪分类，继而划分为可捕罪和不可捕罪。根据《1967年刑事法》第二条的规定，对于正在实施某项可逮捕罪或者有合理根据怀疑其正在实施某项可逮捕犯罪的人，任何人都可以实施逮捕，警察还有权无证逮捕任何即将实施可逮捕罪的人或者合理根据怀疑其将要实施可逮捕罪的人。但英国的逮捕制度发展到《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不仅将普通法上的严重犯罪也纳入可捕罪的范围，从而间接扩大了警察的无证逮捕权；而且警察无证逮捕权还从可捕罪进一步延伸到了可捕罪以外的一般犯罪，从而将所有的刑事犯罪都纳入了其无证逮捕权内。

《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通过大幅度的扩张警察即时逮捕的权力，事实上已经排除了有证逮捕在警察调查犯罪阶段的运用。而令状主义则主要用于犯罪嫌疑人没有出庭履行传唤义务或者保释义务。⑨因此，可以说比照我国逮捕适用的阶段，英国适用无证逮捕阶段的证明标准就相当于我国逮捕适用的证明标准，也即“合理根据怀疑”。

（三）日本的逮捕证明标准

日本的刑事诉讼规则，将逮捕分为普通逮捕、紧急逮捕和现行逮捕3种，其中普通逮捕和现行逮捕是无证逮捕。普通逮捕由检察官员或者警察执行，主要针对可能被判处3年以上罪行的嫌疑人。而现行逮捕，则是逮捕对象则是现行犯或者准现行犯，对于现行犯，任何人都可以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实施逮捕，逮捕后应立即将嫌疑人扭送至司法机关。但无论是紧急逮捕还是现行逮捕，在无证逮捕后都必须向法官申请逮捕证之手续，如果法官不签发逮捕证，应立即释放被捕人。所以，这里着重介绍的应该是普通逮捕。普通逮捕的前提是有充分理由怀疑该逮捕对象已实施了犯罪行为，但是，对于那些犯有依法应判处500元以下罚金、拘留或者罚款的罪行的人，则以其无固定住所且无正当理由而不接受传唤为条件，逮捕证由检察官或者司法警察职员提出申请，由法官审批和签发。因此，可以看出日本逮捕制度中的证明标准实际上就是普通逮捕所要求的证明标准，即“有充分理由怀疑该逮捕对象已实施了犯罪行为”。

四、我国逮捕证明标准的重建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法律较完善的国家，在制定逮捕的证明标准时体现出的主要特征是，均将“自由心证”思想融入其中。而证明标准则体现出客观性和主观性相结合，在正义追求上实体性与程序性相结合的特点。而其逻辑基点，也体现出高度概然性的特征。因而有效的实现了证据标准的可操作性、现实性和逻辑合理性。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在逮捕标准的设计上应当参照国外的先进立法，并结合我国自身的司法现实，重建我国逮捕的证明标准。笔者提出的初步构想是“在优势证据条件下的合理相信”，证明的内容则是

1、犯罪行为确实发生，2、该行为是被逮捕的嫌疑人所为。

所谓“在优势证据条件下的合理相信”包括两方面的含义。首先从逮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有罪证据的掌握上，应当比无罪的证据占有优势。这一表述是从客观方面对逮捕的证明标准进行约束。当然，这里的所说的有罪证据必须具有可采纳性，审查批准逮捕机关需要对提请逮捕机关提交的证据进行关联性、客观性、合法性以及其他证据排除规则的约束进行鉴别。另外，在证据运用的过程当中也必须严格依照证据的采信标准来最后判定有罪证据是否是占有优势。

其次，逮捕机关的司法人员在进行证据审查后，从主观上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嫌疑人就是实施犯罪行为人。这里需要说明的问题是，笔者所强调的“合理相信”并非是指司法者自身的合理认定，而是指司法者将自己放入社会大众普遍思维下的理性裁量。另外，笔者所说的“有充足的理由”并不是指利用证据只能推导出是被逮捕人实施犯罪的唯一的，排他的结论。而是依据采信的证据推导出的结论是最符合逻辑和常理的结论，产生其他结论的可能性很小或者不符合逻辑及常理。可以说这里得出的证据结论是一种高度概然性。

进行这样表述的理由是，1、从客观上对逮捕执行机关证据掌控的程度进行界定兼顾司法者在运用证据时的主观裁断。这样做是程序价值理念的要求，也符合人类本身的思维逻辑。

篇7：审查逮捕意见书

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

东检捕审〔〕00号

本院2月23日收到南粤市公安局东湖分局东公刑提捕字(2013)226号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李刚、张小明、刘小严涉嫌敲诈勒索罪、张小明涉嫌故意伤害罪、刘建平涉嫌窝藏、包庇罪的文书及案卷材料、证据后，承办人助理检察员张小玲审阅了案卷，讯问了犯罪嫌疑人，核实了有关证据，现依法对本案审查完毕。

一、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 (一)犯罪嫌疑人张小明，曾用名：无，绰号：无，男，21岁，199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固定工作，住南粤市东湖区沿湖路123号。201月23日被刑事拘留，现羁押在东湖区看守所。

父亲，张国成，母亲李秀梅。

二、发案、立案、破案经过

犯罪嫌疑人李刚、张小明、刘小严涉嫌敲诈勒索罪、张小明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由胡广明、王大宝于2013年1月22日报案至公安机关，受理后经审查，于2013年1月23日立案侦查，后分别于2013年1月22日、1月25日、2月11日抓获犯罪嫌疑人张小明、刘小严、李刚，三人涉嫌犯罪的事实有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鉴定意见等证据证明，该案据此告破。

犯罪嫌疑人刘建平涉嫌窝藏、包庇罪一案，由侦查员再侦查李刚、张小明、刘小严等人涉嫌敲诈勒索罪、故意伤害罪一案过程中，于2013年1月25日发现，经审查，于2013年1月25日立案，犯罪嫌疑人对公安机关指控的案件事实供认不讳，且有刘小严的供述等证据佐证，该案据此告破。

三、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证据

(一)侦查机关认定的案件事实

2013年1月22日18时许，犯罪嫌疑人李刚发现其妻子张晓丽到南粤市恒丰宾馆办理入住手续后与一名男“网友”在一起，即打电话给朋友张小明，张小明叫上刘小严，一起赶到恒丰宾馆门口。三人见面经预谋后，一起闯入张晓丽入住的房间内，对王大宝进行殴打，经鉴定，王大宝的伤情为轻微伤。李刚则提出王大宝拿出十万元人民币作为补偿，后经商谈确定王大宝补偿八万元给李刚。李刚让王大宝即打电话先筹三万元现金，并强迫王大宝当场写下五万元的欠条。王大宝给朋友胡广明打电话，以自己急需用钱为由，让胡广

明送三万元到南粤市污水处理厂门口附近。经商定，由犯罪嫌疑人李刚、张小明去取钱，犯罪嫌疑人刘小严在宾馆看着王大宝。李刚、张小明到南粤市污水处理厂附近与胡广明见面后，胡广明将三万元钱交给李刚。胡广明给完钱后发现情况有异，即追上李刚、张小明并询问王大宝的情况。李刚、张小明与胡广明发生厮打，过程中张小明用刀将李刚刺伤，经鉴定为重伤。犯罪嫌疑人张小明随后逃跑，并给刘小严打电话让其快跑。

犯罪嫌疑人刘小严跑回家后将事情发生情况告诉其父亲刘建平，刘建平给了刘小严1000元现金，让其出逃躲避。公安机关向刘建平询问时，刘建平隐瞒事实真相。

(二)经审查认定的案件事实及证据

经审查，上述事实有证据证明：

1、物证

未见所扣押物证的照片，相关程序性证据有：

扣押物品、文件清单P73-74

从李刚处扣押五万元欠条一张和人民币三万元;从张小明处扣押折叠刀一把(沾有血迹);从刘建平处扣押雷管49枚、导火索45米。

2、书证

(1)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

证明案件发案、受案情况，见“发案、立案、破案经过”。

(2)立案决定书

证明案件立案情况，见“发案、立案、破案经过”。

(3)抓获经过、情况说明

2013年1月22日8时开始，我队民警根据市局统一部属在沧河桥路设卡盘查，在9时30分左右，收到市局指挥中心指令，要求抓捕故意伤害案的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特征为20岁左右，男性，身高180CM左右，着淡黄色“T”恤衫，胸前印有很在的红色“adidas”，可能带有凶器。9时40分左右，我们在一辆被盘查的出租车内发现符合上述特征的犯罪嫌疑人，民警将该男子叫下车准备继续盘问时，其主动交待自己叫张小明，有用刀伤人的犯罪事实，并将随身携带的小刀交出，同时还供出同案犯刘小严的身份和住址。在审查张小明过程中，发现被伤害人李刚及另一人刘小严还涉嫌敲诈勒索和抢劫犯罪。1月25日在本市“逍遥网吧”刘小严抓获归案，同时抓获窝藏、包庇的犯罪嫌疑人刘建平。

(4)拘留证、拘留通知书、延长拘留期限通知书

篇8：逮捕制度

一、建立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制度的现实必要性

(一) 客观中立审查, 慎用逮捕, 减少错捕的现实需要

正是出于对逮捕适用的审慎, 检察人员在办理审查批准逮捕案件过程中, 应当扮演中立的裁判者角色, 全面审查证据材料, 听取侦察机关 (部门) 和犯罪嫌疑人两方面的意见, 进而做出公平、公正的决定。但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 虽然侦察机关 (部门) 应当将在侦查过程中发现、查明的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罪重、罪轻的证据材料一并移送审查批准逮捕部门进行审查, 但事实上由于侦察机关其追诉职能使然, 往往在侦查活动中注重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罪重的证据, 而忽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的收集。所以检察人员在办理审查批准逮捕案件中仅审阅由侦察机关 (部门) 提供的案卷材料, 存在着较大的信息不平衡, 这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措施, 其适用率却一直居高不下。以2011年数据为例, 全国检察系统批捕908756人, 同比减少0.8%, 不批捕151095人, 同比增加5%, ②但是批捕率仍高达85%。

(二) 依法正确履行职责, 强化法律监督的现实需要

一些地区规定审查批准逮捕必须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 但由于被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往往正处于刑拘期间, 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无法收集辩护所需的证据材料, 并且多数犯罪嫌疑人知识水平有限, 甚至不知法、不懂法, 依靠自身能力无法进行有效的辩护, 进而导致决定批准逮捕结果的发生。而犯罪嫌疑人所聘请的辩护律师, 由于其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及其有别于公权力机关的独立身份, 使其有能力并且也有责任为其委托人进行合法有效的辩护。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 由辩护律师提出该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不适宜羁押、侦查活动有违法犯罪情形等意见以及相关证据材料, 有助于检察人员在审查批准逮捕过程中“兼听则明”, 能够有效地减少错捕, 有利于检察机关加强侦查监督, 更好地行使法律监督职责。

(三) 保证辩护权充分行使, 适应新法实施的现实需要

在立法层面上,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 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 听取律师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 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公安部颁布的《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提出不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不适宜羁押、侦查活动有违法犯罪情形等书面意见以及相关证据材料的, 检察人员应当认真审查。必要时, 可以当面听取受委托律师的意见。对律师提出的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 应当在审查逮捕意见书中说明是否采纳的情况和理由。”由此可见, 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已经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在实践中, 我省的一些地区已经展开了试点性实施,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为形成统一的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制度提供了实践经验。

二、构建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听取律师制度应当坚持的几项基本原则

(一) 合法性原则

这是任何刑事诉讼程序都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原则, 即在审查批捕阶段, 不论检察人员还是律师都要遵守《刑事诉讼法》、《检察官法》和《律师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 不得突破法律的相关禁止性规定。③如:检察人员在听取律师意见的过程中不得违反《刑事诉讼法》第29条的规定:“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请客送礼, 不得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就律师提出意见的案件是否要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 也要根据检察委员会议事规则, 由检察机关自行按照内部程序启动, 不得因对律师意见存在分歧等原因就轻易启动检察委员会议事程序, 不得随意扩大或者缩小程序的适用范围。同时, 律师提出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 应当遵照法律、依照事实, 不得伪造证据。

(二) 中立审查原则

逮捕是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性处分, 所以审查批准逮捕无疑就是在审前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进行裁决。理论上, 实体性裁决应当由法院做出, 例如:美国的有证逮捕是由侦察机关向法官申请, 经法官批准后由法官签发逮捕证, 执法官员根据这一逮捕证进行逮捕。④但是从世界各国关于逮捕的明确规定中, 逮捕仍倾向于是侦察机关的固有权限, 法官批准逮捕并不占多数, 对逮捕实施的事前审查方式, 多由检察机关对侦察机关提出的逮捕申请进行合法性和必要性的审查。

有理论认为, 审查逮捕如同侦查权的内部控制, 即检察机关对逮捕有决定权, 侦察机关具有执行权, ⑤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看, 检察机关充当着追诉犯罪的角色。但笔者认为, 这并不影响其在侦查阶段检察机关同时拥有裁决职能。裁决是否采取逮捕这一强制措施来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 以防止进一步的社会危险性发生, 并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 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无罪不捕, 直接决定着诉讼的流向和实体处理, 这实质就是检察机关在法定范围内具有裁决权的体现。听取律师意见制度的建立, 使辩方真正地参与到这一环节中, 不仅形成一种以检察官为顶点, 侦察机关与辩方为对立双方的三方诉讼模式, 同时还实现了来自于公权力机关外部的监督, 更有利于刑事司法程序的公正性。检察官作为审查批捕程序的裁决者, 只有保持中立, 而且在裁决的过程中全面听取争议双方的意见, 才能保证双方都得到公平的对待, 进而做出公正的裁决。

(三) 尊重律师自愿原则

根据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 第二款的规定, 在律师未主动要求提出意见的情况下, 检察院可以主动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但在此情况下听取律师意见仍非刑事诉讼活动的必经程序。而在律师提出要求的情况下, 听取辩护律师提出的意见便成为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的法定义务。由此可见, 审查批捕听取律师意见是检察机关为律师增设权利, 为自己设定义务的一项制度。因此, 是否向检察机关提出法律意见应由律师根据委托人要求自主决定, 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检察机关在听取律师意见过程中则应当充分尊重律师的意愿, 不得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强令律师提供或不提供, 也不得向律师明示或者暗示提出什么样的意见可能被检察机关采用。⑥在提供意见的内容上, 只要符合规定范围, 涉及其委托人不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不适宜羁押、侦查活动有违法犯罪情形等的意见以及相关证据材料, 律师均可以提出, 还可以提供为其委托人取保候审的意见和委托人认罪悔过或与被害人达到和解的情况及相关材料。

三、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听取律师意见的程序设计

(一) 听取律师意见程序的启动

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在收到侦察机关 (部门) 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后, 应及时审阅案卷材料, 如果发现案卷材料里有律师会见函或者委托书之类的书面材料表明犯罪嫌疑人已聘请律师, 应当在受理案件的24小时内通知律师该案件已进入审查批捕环节, 并告知律师有提出律师意见的权利。按照有关规定, 犯罪嫌疑人已经聘请律师的材料公安机关在提请批捕时应该附卷。如果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在案卷材料中未发现此类材料的, 则表明犯罪嫌疑人未聘请律师, 无需再向侦察机关核实该情况。

在启动该程序时, 检察机关侦监部门应明确告知律师应在接到通知后的三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检察机关提出意见,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提出的证据材料, 应当具有事实、法律依据, 不得伪造证据, 不得提出与案件无关的意见和证据材料。提供证据材料需注明来源、收集方式, 并提供相关人员、单位的联系方式, 提出侦查活动有违法犯罪情形的, 需提供必要线索, 以便检察机关核实。

(二) 律师意见的提出

律师在得知案件进入审查批捕环节后, 有权决定是否提出律师意见。决定提出的, 应当及时告知检察机关并在规定的时间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律师意见。对于辩护律师通过公安机关或者案件承办人员等途径了解到案件将向检察机关提请批捕, 而在检察机关收到案件之前提出了律师意见,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应当统一予以备案, 并告知律师案件尚未移送报捕, 待受理该案件后再将案卷材料及律师意见交予案件承办人。而对于在检察机关收到案件但还未通知律师之前, 律师主动向检察机关提出了律师意见的, 应当接受。因为该制度作为律师的一项权利, 只要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以规定的方式进行都不违反程序, 应当允许其主动行使。律师所提出的意见范围应为:其委托人不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不适宜羁押、侦查活动有违法犯罪情形, 以及为其委托人取保候审的意见和委托人认罪悔过或与被害人达到和解的情况及证据材料。

律师要求会见案件承办人的, 应当在审查期限届满前五日内提出。保证检察机关按照规定程序安排会见, 律师也有一定时间准备提出意见, 并且案件承办人在收到律师的意见之后也仍有一定的时间充分考虑律师意见, 对案件进行全面的审查, 不至影响后续的审批和讨论程序。要求会见的律师如在会见时尚未提供书面意见, 应当同时提供与会见时所提供内容一致的书面律师意见。如果律师未在规定期限内将书面意见送交检察机关, 则视为不提出意见, 过期送达的不予接受。

(三) 对律师意见的审查

律师意见由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统一签收, 签收后交案件承办人员。案件承办人就律师意见与案件一并审查, 并将律师意见内容详细记录在审查批捕意见书中, 结合侦查机关 (部门) 提供的证据材料对律师提出的意见进行分析、判断, 无论是否采纳, 都应阐明理由并记入审查批捕意见书。对于律师提出的关于犯罪嫌疑人逮捕必要性的材料证据, 检察机关可以自行或通过侦查机关 (部门) 进行核实。承办人对案件和律师意见提出处理意见和理由后, 再按照工作程序, 逐级审批。

(四) 对律师提出的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的采纳与处理

对于律师意见, 检察机关经充分地审查、分析、考量, 最终做出是否采纳的决定, 并在案件审结之日将意见的采纳情况反馈给律师。但仅向律师反馈采纳与否的结论, 无需向律师阐明理由。因为说明理由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对案件事实、证据情况等的分析, 而案件尚处于侦查阶段前期, 存在大量的待查事实, 如果向律师主动透露案件事实与证据, 可能影响侦查工作的正常开展, 更有违《刑事诉讼法》及《检察官法》的相关规定。

对于律师提出犯罪嫌疑人无逮捕必要的意见及证据材料的, 经过检察机关自行核实或通过侦查机关 (部门) 核实后, 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采纳, 如以无逮捕必要作出不予逮捕决定的, 应当将律师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与侦查案卷一并发回侦查机关 (部门) , 以供其参考, 选择适用其他强制措施。

对于律师提供的新证据材料, 由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97条规定:“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部门办理审查批捕案件, 不另行侦查, 如果认为报请批准逮捕的证据存有疑问的, 可以复核有关证据, 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过程中只核实原有证据, 对于律师提供的新证据, 检察机关应转交侦察机关 (部门) , 并将证据来源告知侦察机关 (部门) , 由侦察机关 (部门) 按照法定程序调取。在审查批准逮捕期限内能够调取核实的新证据材料, 应及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做出逮捕或不捕决定。对于期限内无法查明的, 在做出逮捕或不捕决定的同时, 将律师提供的新证据材料及线索附卷, 要求侦察机关 (部门) 继续侦查并跟踪调查取证情况。

对于律师提供的侦察机关违法侦查的意见和材料, 根据律师提供的线索, 侦查监督部门应当进行必要的调查, 进而决定是否启动侦查监督程序。

(五) 违规违纪的处理

如律师在审查批捕阶段提出意见的过程中, 有故意提供虚假材料、隐瞒重要事实或采取其它手段弄虚作假, 对案件承办人行贿、利诱, 或进行威胁、人身攻击等干扰或误导检察机关依法办案的行为, 检察机关应在审查报告中如实反映, 如有证据证明律师涉嫌上述行为, 依法向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发出检察建议书, 情节严重, 构成犯罪的, 依法移送有关部门处理。同时, 律师如认为案件承办人在听取意见过程中存在违规违纪行为的, 也可向检察机关投诉, 检察机关监察部门应按有关程序规定进行调查并及时答复。

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听取律师制度从构建到落实, 在实务中还需要解决一些问题, 如多数犯罪嫌疑人在审查批捕阶段尚未聘请律师。究其原因, 一方面一些犯罪嫌疑人怀有侥幸心理, 被逮捕后才认识到事态严重, 萌生聘请辩护律师的想法。同时, 律师代理刑事诉讼业务按阶段收费, 也有不少犯罪嫌疑人由于经济原因, 认为在侦查阶段前期就聘请律师性价比不高, 更愿意等到审查起诉阶段再聘请律师。另一方面,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相对局限, 导致其往往不重视在审查批捕阶段为当事人行使辩护权, 忽略了在审前羁押问题上保障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但刑诉法修改后,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得到扩充, 其发挥作用的空间更大, 针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不仅需要构建起现实可行的制度, 搭建起律师提出意见的平台, 规范相关程序, 还需要对该项制度进行有效的宣传, 使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了解该项制度的价值与现实意义, 让犯罪嫌疑人认识到在侦查前期律师就能够对其进行实质性帮助, 从而积极聘请律师为其辩护, 保障律师充分行使权利, 真正参与到审查批准逮捕环节中, 共同推动制度的运行与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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