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动力研讨论文

摘要：政府经济行为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一直发挥着关键作用。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时空差异演化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化进程与政府经济行为密切相关。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城市化进程动力研讨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城市化进程动力研讨论文 篇1：

我国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综述

摘 要：经济发展关系研究在我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本文的综述中，主要介绍了这两者之间的作用过程、作用机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我国的情况、新因素以及研究难点等方面的情况。

关键词：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综述

一、前言

“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是两个频繁出现在各种研究文献和官方文件的热门词汇，广为各国学界和政府机构的关注。经济发展能够为社会和个人带来更多的财富和资源，从而增加增加了人们作出更为的自由的选择，是谓之“幸福”的概念。城市化还是与人类近代的工业革命相伴而来的，并且在人类历史上呈现出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规模越来越大、影响力日趋扩大的发展趋势。在新兴经济体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身上，这一点表现的尤为明显。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过程表现为先慢后快，改革开放后加速推进的主要特征。城市化进程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复杂的局面，这在中国城市化或称城镇化的独特性的研究上有着丰富的诠释。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也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因此，及时梳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具有理论及现实意义。

二、关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作用过程的研究

关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关系，学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发展对于城市化具有单向性的传导作用。这一派的学者坚持经济发展是最根本的牵动力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持续得到了提高，社会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第二、三产业部门的份额有了显著的增加。伴随着城市中经济机会的增多，农村劳动力逐步地向城市地区集聚。由此，经济发展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由此观之，城市化是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土地和产业资源要素集聚的体现。第二种观点认为，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之间具有双向性，即不是简单地认定为经济发展对于城市化具有因果关系，而是更为复杂的相互作用。从学界的主流观点上看，认为城市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的第二种观点更具普遍性。从长期趋势而言，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关系是一种确定的趋势，但是，这两者相互作用过程的一些具体问题仍有待于深入探讨，比如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匹配性问题、城市化对经济发展反作用的发生条件与影响程度问题。此外，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中规范的定量化研究方法不足。

三、关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作用机理的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是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作用过程研究的深化。经济发展对于城市化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以技术进步为推动力的经济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化发展。通过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工艺创新、产品创新等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提供了更多的丰富产品，从而把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从简单繁琐的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第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业发展中的资源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大多集中于各类城市之中。因此，城市化成为了一种明显的趋势，经济发展中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三，工业化正在逐步走向现代化和专业化的过程中，城市化获得了强大的支持力量。

利用数学模型开展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作用机理的定量分析和模型构建也是研究的活络领域。安德森以道格拉斯函数为研究起点，提出了发挥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城市集聚水平拐点的观点。伯特耐力等以城市集聚水平与经济增长的U形曲线关系作证了安德森的观点。此外，还有克鲁格曼等基于地理经济学对于空间集聚趋势与效应的分析，以及艾莱克斯等人对于地理经济学派观点的反驳。

相互作用的机理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平衡性，经济发展对于城市化的机理研究较多，但城市化对于经济发展的机理作用则仍有待深化，比如城市化的负面现象和人为因素。

四、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差异性的研究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已进入了成熟阶段，许多学者把研究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他们认为，城市化过程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共性特点，并以发达国际的生发模型来考察发展中国家。但是，也有学者对此发出了质疑之声，坚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差异性。他们认为：第一，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歷程比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绩效呈现收敛趋势。第二，城市贫困现象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表现明显并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这已经成为了政策制定者的重要挑战，城市扶贫工作需要在认识其发生规律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予以解决。第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呈现出差异性的人口统计学特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是由于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造成的，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是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主要原因。但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城乡人口再分配才是经济发展之基。第四，城市化之于经济发展的效果，在发展中国家以内也是迥异的，亚洲城市人口的人均收入大幅高于非洲国家。因此，城市化未必一定对经济发展起到正面的推动作用，而且推动的效果也并非平衡。由此，出现了城市化道路的重演与新路的学术争论。前者强调发展道路的普适性，后者则强调发展道路的差异性。总之，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城市化与经济发展额相关性与相关程度问题。

五、关于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

1.整体判断

在目前阶段，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处于动态演变的过程中。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城市化程度严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水平。由此形成了影响巨大的城市化滞后论。该理论对于制约我国城市化的诸多因素进行了分析。对于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市化情况，这一派的学者分化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滞后情况有了逐步改善的趋势，另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化滞后现象更为严重。

但是，随着中国城市化在近几年的快速变化，城市化速度越来越快，关于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一些学者认为，近十几年的超常规发展出现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仍处于之后状态，并把一些城乡发展矛盾归结为城市化发展滞后的原因。有人认为，我国的快速城市化仍然面临着巨大挑战，而且还出现了半城市化现象，即表现为地域差异、城乡差异、不同社会群体的差异，各种风险因素也在增大。

2.区域差异

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之间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区域差异研究因而具有了重要的研究价值。以省域单元为标准，我国的城市化城乡明显的区域差异。

六、关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新因素

1.知识经济因素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与以往的经济模式噎着很大的区别。知识经济对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均产生了重点影响，经济发展从人才、智慧与创新中获得更多的动力。

2.信息经济因素

信息经济最早由美国学者提出，它表示信息社会时代信息与知识跨越时空的重要性。信息经济对于区域、经社和企业的空间组织和结构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此基础上，信息经济参与了对于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

3.生产性服务业因素

学者对于西方生产性服务业有着较多的研究。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与中国的经济结构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具有明显的产业关联效应。

4.旅游型城市化因素

旅游型城市化成为了一些城市推动自身城市化的重要动力，比如黄山、丽江等。旅游城市化与城市旅游化互相促进，互相制约，在地域空间上表现出了集聚效应。

5.城市化、房地产与经济发展之互动

国家住房自购政策的推行，房地产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增添了新的经济面貌。在这当中存在着房地产的作用、高房价、土地利用以及住房制度等的问题。

七、关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之难点

在理论上，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原理与规律之研究的主要焦点在于发达国家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问题。这对于理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互动互促关系具有认识意义。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存在着对于数據、标尺与定量化的应用以及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协调性的判断上。在实践上，我国城市化的模式选择与差异化路径的选择上仍有待于认识的深化。

八、结语

总之，国内外的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开展了多样化的研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参考文献：

[1]陈明星.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综述[J].城市发展研究，2013，（08）：16-23.

[2]顾朝林，吴莉娅.中国城市化研究主要成果综述[J].城市问题，2008，（12）：2-12.

[3]吕武蔚.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J].新经济，2016，（14）：34.

作者简介：栾绍东（1976.09- ），男，满族，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人，大学本科，主要研究方向：经营管理

作者：栾绍东

城市化进程动力研讨论文 篇2：

基于政府经济行为视角的中国城市化水平时空演化研究

摘要：政府经济行为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一直发挥着关键作用。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时空差异演化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化进程与政府经济行为密切相关。时间轴上，政府经济行为由强制控制到市场与政府协调控制的转化带来了城市化进程由缓慢停滞向加速推进的转变；空间上，政府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导致了区域城市化由南北差异转向东西差异，东中西等不同地带间城市化水平分化严重，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加速发展，区域差异开始趋于缓和。

关键词：城市化；政府经济行为；时空演化；中国

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1]。当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这引起国外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2-4]。国内相关研究兴起于改革开放之后，并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体系[5]，研究领域涉及城市化的形成历程[6]、速度和质量辨析[7][8]、现状特征[9]、空间差异[10，11]、驱动机理[12-14]、路径选择[15]等方面，研究方法也由过去的定性描述为主转变到当前的空间分析、数理模型模拟等多种分析方法的综合应用[16-18]。这些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城市化理论，指导和推动全国的城市化进程。而中国城市化的时空演化一直是城市化的重要研究课题。顾朝林[19]、陈洋[20]和薛俊菲[21]等分别以建国以来、改革开放以来和2000年以来为时间轴研究了我国城市化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马晓东[22]和刘辉[23]则分别以湖北省和兰州—西宁地区为实证区域研究了其城市化空间演化规律。这些成果都不乏对城市化驱动机制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政府经济行为主导城市化进程是我国特殊国情下异于西方国家的特色，自然也得到了更多关注。宁越敏[24]、崔功豪[25]、谷荣[26]等学者深入研究了政府经济行为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关键性作用。周加来、朱芬华借助定量模型分析了政府经济行为和市场行为的博弈关系[27]，景春梅[28]、黄小晶[29]则是系统研究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经济行为并作了阶段性解读。基于以上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政府经济行为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站在政府经济行为的视角研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时空差异，对于判断过去政府经济行为的效果和制定新时期城市发展政策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1 政府经济行为的作用机理

政府经济行为主要指政府宏观调控行为和相关制度、政策安排。政府经济行为和市场调节机制作为驱动城市化进程的两大引擎，二者辩证统一，博弈推进。市场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没有集中的决策，不能解决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问题，无力阻止垄断行为，更无法解决经济波动问题，而且市场调节还存在短期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缺陷。政府作为城市战略的规划者、城市绩效的考核者和制度方针的提供者，可以通过强制性政策、指导性政策和颁布法规等方式来设计、引导和规范城市化进程。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经济行为仍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其能够及时纠正市场机制的偏差，维系城市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政府经济行为主要是通过制度和政策两个维度来推动城市化进程和调控区域空间差异（图1）。在城市化进程方面，政府通过创新改革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财税制度等规范和设计城市化的环境和方向，通过制定实施产业政策、开放政策和转移支付等诱导和刺激城市化的发展和加速。在城市化区域差异方面，政府可以根据城市化区域差异情况通过制定有针对性的制度和政策调控区域发展：当政府注重效率优先时，将会刺激条件优越的地区快速发展，但也导致区域差异的持续扩大；当政府注重公平优先时，将推动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追赶，促进区域间平衡发展，但又会浪费部分地区的优势条件，抑制其城市化进程。

2 中国城市化的时间演变特征

2.1 总体阶段划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949年的10.6%提升至2011年的51.3%，城市化进程先后经历了恢复发展、动荡停滞、稳定发展和快速发展四个阶段[30]。从图2看，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实质性稳定发展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1978～2011年间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长1.01个百分点，是1949-1978年的四倍多，尤其是1996年至今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长高达1.39个百分点，仅用15年时间就完成了城市化中期的前半阶段进程（30%～50%）。一直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都受到政府经济行为的深刻影响和控制，城市化进程的不同阶段显著体现着不同时期政府的行为特征，本文把我国政府经济行为的作用划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表1）。

2.2 改革开放之前的政府经济行为与城市化

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发展完全是受政府强制控制和包办，是国家和政府意识形态的体现。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城市化进程比较曲折缓慢，近 30年时间城市化水平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这一时期政府的作用又分为有效控制和不合理控制两个阶段。1949-1957年我国政府先后完成了“三大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政府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重工业得到催化发展，在工业化推动下城市化进程发展明显。但是这一时期出台的人民公社制度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此后很长时间内抑制着城市化的健康发展。1957-1978年政府先后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城市化进程的停滞甚至倒退。期间出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农村和“三线建设”等政策让本就落后的城市建设雪上加霜。

2.3 改革开发之后的政府经济行为与城市化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城市化进程也步入正轨，经过三十余年的磨合和探索，逐步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政府引导和“自下而上”的市场诱导协调控制城市化进程的驱动机制。1978-1992年城市化水平年均提高0.68个百分点，实现平稳而高效发展，这主要归功于该时期政府功能的有效发挥，制定了正确有效的城乡改革和发展政策，保障了城市化的恢复和稳定增长。首先，通过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有力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其次，通过推行城市规划法等，促动了城市数量的快速增长，我国设市城市由 1980 年的 223个迅速增加到 1992 年底的517个；再次，通过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等区域差别发展政策，实现东南沿海快速城市化。自1992年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在城市发展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被激发出来，加上政府有效地引导和调控，造就了近二十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飞跃式发展。政府引导下实施的以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为目标的开发区建设是该时期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推助力和闪光点。目前，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指导下制定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和东北振兴规划正深刻影响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使得区域城市化水平趋于平衡。

3 中国城市化的空间演化特征

考虑到城市化数据的可得性和人口普查数据的科学性，本文选取1982、1990、2000和2010四个特征年份的面板数据，借助ArcGIS软件绘制了全国31个省区与直辖市（不含港、澳、台）城市化水平空间分布图（图3），并据此剖析我国城市化空间演化特征。虽然城市化区域差异及演化是自然、区位、政治、经济、历史等多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我国城市化区域差异带有显著的政府导向性，本文主要从政府经济行为角度分析其差异演化原因。

3.1 总体上由南北差异转变为东西差异

从图3可以看出，我国城市化水平区域差异总体上由过去的南北差异转变为现在的东西差异。受改革开放前平衡发展战略和文革期间的破坏影响，到1982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为20.83%，空间格局上表现出明显的北高南低，由东北向西南方向递减。这主要是由于我国长期重视东北重工业发展和“三线建设”政策，使得黄河以北的东三省、内蒙古和新疆等省份城市化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政府先后设立深圳、厦门、珠海、汕头四个经济特区，并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东南沿海的城市化进程，尤其是广东省的城市化率由1982年的18.49%增长到1990年的41.81%，但到1990年时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并没有改变。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我国先后开辟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沿海经济开放区，设立海南经济特区、浦东经济区，并制定了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这些政策的实施有力推动了东部沿海的城市化进程，其中浙江、江苏和山东三个省份在1990-2000年间城市水平分别提高了17.09%、16.02%和15.46%，是这一时期全国城市化进程最快的省份，并以京津唐、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密集区为核心形成了东部沿海经济隆起带，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逐步形成。新世纪以来，虽然国家先后出台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也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并形成一个以重庆为中心的中西部的城市化高地，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西部差距的继续扩大，但东部沿海地区仍保持城市化迅猛势头，东强西弱、弱中有强的空间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

3.2 各省区城市化道路类型不同

1990-2011年是我国城市化进程最快的二十年，城市化水平由26.41%增加到51.3%，但具体到每个省份，其城市化所处阶段和发展进程差别巨大，根据这期间各省区城市化水平增速可划分为两大类型：快速增长型和缓慢增长型。

① 快速增长型。江苏和重庆是近二十年城市化进程最快速的两个地区，这期间两地城市化水平分别增长了35.13%和34.59%，年均增长接近1.8个百分点。两地区虽然城市化进程相似，但其地域类型、发展条件和驱动因素不尽相同：江苏是东部沿海快速城市化地区的典型代表，对外开放政策对其拉动作用明显，加上靠近区域中心上海，大城市带动作用强；重庆市为长江中上游港口城市，其快速城市化主要得益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被设立为直辖市，国家政策扶持力度骤增。

② 缓慢增长型。根据城市化水平又可以把缓慢增长型细分为高级、中级和低级三个层次。高级缓慢增长的有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它们均进入了城市化成熟阶段，城市化进程放慢是其自然规律。中级缓慢增长的主要包括以吉林为代表的东三省和以新疆为代表的西、西南边疆地区，主要特点是城市化水平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城市化进程却很缓慢，比如吉林近二十年城市化水平由43.62%增长到53.36%，提高不到十个百分点，新疆更是只提高了8.2个百分点，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低级缓慢增长的典型代表是西藏，目前西藏的城市化水平仍不到30%，年均增长不足0.4个百分点，是我国唯一尚处在城市化初级阶段的地区，城市化发展任重道远。

3.3 东中西地带性差异显著

1986年我国政府根据区域特点提出东中西三地带划分，并据此制定了差别发展政策，造成中国城市化带有显著的地带性差异。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三大地带城市化水平都取得较快发展（表2）。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由1982年25.11%提高到2010年59.97%，28年间增长34.86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也分别提高了25.22和24.23个百分点，2010年分别达到45.87%和40.28%。但不平衡发展是东中西三地带城市化进程的最重要特征，即东部区域城市化的速度快于中、西部地区。针对这一问题国家早在上世纪末就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但直到“十一五”计划末期区域差异才趋于缓解。从图5看，三地带城市化水平差异趋势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两阶段特征。第一阶段（1982-2005年）：区域城市化差距不断扩大时期。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这一时期提高了28.22%，明显高于中部地区的18.88%和西部地区的16.64%。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差异由1982年的9.06%扩大到2005年的20.64%，年均扩大约0.5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差距由4.46%增加到13.8%，分化现象也较显著。第二阶段（2005-2010年）：区域城市化趋于平衡时期。2005年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为53.33%，已过城市化速度拐点，转向稳速发展，再加上国家宏观政策调节作用，这一时期东中西部差距呈缩小趋势。五年间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提高了6.64%，落后于西部地区的7.59%，东西部差距由2005年的20.64%转而降为19.69%。三大区域城市化差值的总和从1982年的18.12%增长到2005年的41.28%，到2010年下降为39.38%，近一步印证了中国区域城市化发展阶段性特征。

4 结论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一直受到政府经济行为的强力干预和调控。建国以来我国政府经济行为对城市化进程的调控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改革开放前是政府的强制控制时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进程。改革开放后是政府和市场共同驱动时期，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城市化驱动机制由市场配合下的政府主导阶段转变成目前的政府引导下的市场主导阶段。

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政策经历了“平衡增长-不平衡增长-平衡增长”三个阶段变化。在建国初期，全国城市化水平整体较低，空间差异上表现出明显的北高南低，由东北向西南方向递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区域城市化差异由过去的南北差异转变为现在的东西差异，沿东中西三大地带递减，地带间呈现不平衡增长、差异显著。近年来，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战略部署作用下，地带间区域城市化差异趋于缓和，并有缩小趋势。在全国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各省份城市化所处阶段和发展进程差别巨大，各省市的城市化进程和政府经济行为的干预显著相关，根据这期间各省区城市化水平增速可划分为快速增长型和缓慢增长型两大类型。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伴随我国市场体制的逐步成熟完善，城市化进程的市场驱动力必然会继续增强，但这绝不意味着政府作用的失灵和退出，相反更需要政府合理地规划、诱导和调控。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应是此消彼长、互不相容，而应该是取长补短、双赢共进，共同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 吴一洲，王琳.我国城镇化的空间绩效：分析框架、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规划师，2012，28（9）：65-70.

[2] 姜斌，李雪铭.世界城市化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世界地理研究，2006，11（1）：40-44.

[3] George Lin. Peri-urbanism in globalizing China： A study of new urbanism in Dongguan[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6， 47（1）： 28-53.

[4] Heikkila E J. Three questions regarding urbaniza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07， 27（1）： 65-81.

[5] 顾朝林，于涛方，李王鸣，等.中国城市化格局·过程·机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9-12.

[6] 宁越敏.新城市化进程—90年代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和特点探讨[J].地理学报，1998（9）：470-477.

[7] 吴建楠，姚士谋，朱天明.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界定的初步探索[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0，19（50）：487-492.

[8] 方创琳，王德利.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综合测度与提升路径[J].地理研究，2011，30（11）：1031-1046.

[9] 顾朝林，吴莉娅.中国城市化研究历程、现状与展望[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2008：33-60.

[10] 管卫华，林振山，陆玉麒，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水平发展的区域差异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8（9）：74-83.

[11] 韩增林，刘天宝.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城市化发展质量特征及空间差异[J].地理研究，2009，28（6）：1508-1515.

[12] 李诚固，高相铎，李如生，等.区域复兴城市化响应的理论与实践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2008，17（4）：26-34.

[13] 陈波翀，郝寿义，杨兴宪.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动力机制[J].地理学报，2004，59（6）：1068-1075.

[14] 陈明星，陆大道，张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及其动力因子分析[J].地理学报，2009，64（4）：387-398.

[15] 王理.中国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路径选择[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6）：94-100.

[16] 许学强，叶嘉安.中国城市化的省际差异[J].地理学报，1986（1）：8-22.

[17] 刘艳军，李诚固.城市化综合水平测度初探—以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为例[J].世界地理研究，2005，14（2）：38-43.

[18] 黄木易，程志光. 区域城市化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的时空特征分析[J]. 经济地理，2012，32（2）：77-81.

[19] 顾朝林，庞海峰. 建国以来国家城市化空间过程研究[J]. 地理科学，2009，29（1）：10-14.

[20] 陈洋，李郇，许学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地理科学，2007，27（2）：142-148.

[21] 薛俊菲，陈雯，曹有挥.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格局及其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0，21（1）：1-7.

[22] 马晓冬，徐建刚.江苏省城市化发展的区域差异分析[J].世界地理研究，2006，15（3）：68-74.

[23] 刘辉，段汉明，谢元礼，等.区域城市化空间格局研究—兰州-西宁为例[J].经济地理，2009，29（12）：1995-2000.

[24] 宁越敏.新城市化进程—90年代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特点探讨[J].地理学报，1998（9）：470-477.

[25] 崔功豪，马润潮.中国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发展及其机制[J].地理学报，1999（2）：106-115.

[26] 谷荣.中国城市化的政府主导因素分析[J].现代城市研究，2006（3）：51-55.

[27] 周加来，朱芬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与市场行为的博弈分析[J].安徽大学学报，2008，32（1）：142-146.

[28] 景春梅.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研究[J].中国市场，2010（20）：64-70.

[29] 黄小晶.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30] 王成新，郝兆印，孙雪，等.基于科学发展观的中国城市化新模式与路径选择[J].城市发展研究，2013，20（1）：9-14

作者：孙雪　郝兆印　王成新　刘凯

城市化进程动力研讨论文 篇3：

中国城市化的特色、问题与对策析论

摘要：中国的城市化由于建立在独特国情上，因而呈现出进程不均衡、政府主导、城镇化及多使命等特色。同时城市化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如户籍制度制约、一些举措违背民意、政府作用过大及政策僵硬等问题。为此，党和政府应通过制度创新、尊重民意、遵从“自发秩序”及增强城市化进程“弹性”等举措，解决城市化中出现的问题，使我国城市化健康推进。

关键词：城市化；中国特色；户籍制度

基金项目：2013年安阳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ASKG1316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方运战（1973-），男，河南安阳人，安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与研究。

城市化是指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结构的改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等。城市化的基本特征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张。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国家发展道路各异，作为社会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化道路差别也很大，从实践来看，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有着自己的特色，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中国城市化的特色

中国城市化从起步到快速发展，这个过程中有着许多独特之处，这些独特之处是国情使然，因而也是独一无二的。

1.在进程上，呈现不均衡性。比较世界已城市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可以发现中国城市化的速度有前慢后快、突然加速的特点。美国的城市化持续100多年才逐渐完成，而中国的城市化仅在改革开放后30几年就取得了巨大成就，从花费时间上看显然要短得多。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爆发式发展模式：从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在起伏不定中徘徊，国内动荡加之外国侵略，经济发展一直难以持续，少有起色。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独立，社会安定了，有了良好环境，经济虽然有快速的发展，但其间出现的“左”倾错误也使经济发展受到压制，到改革开放前中国80%的人口仍然为农村居民，城市化程度之低可见一斑。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发展，30年平均下来每年有近10%的经济增长率，到201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居于世界第二位。从世界经验看，经济的发展是城市化的原始推动力，而城市化又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在迅猛的经济发展推动下中国城市化跃进式前进，城市化水平从1980年的194%上升到了2012年5127%。中国城市化率，只用30年时间就赶上了西方200年的城市化历程。[1]改革后30年的速度几乎是改革前30年的4倍，其速度惊人。

2.在动力上，呈现政府主导性。在各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政府都是所作为的，只是政府具体担当的角色有较大差异。西方城市化的演进根源在于市场经济。西方的市场经济是“自发”形成的，有一种自然发展的机制。这使得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能够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日趋完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在磨合中协调，最终确立了“市场为核心”的经济模式。因此，西方国家城市规模、城市布局、城市产业分工均是市场选择和市场作用的结果，这就使西方城市化得以循着“自然演进”的方向前行，同时也确定了西方国家政府在城市化中的辅助地位：政府的角色是宏观管理，具体细节市场调节，政府顺其自然，不过多干涉。因此，我们看到的现实就是这些国家的城市化的进程持续了上百年。在我国，政府在城市化中的角色不仅是宏观管理而且涉及到了细节。比如如何征地、如何补偿、如何移民等等，这些细节的东西在西方城市化进程中都是企业做的，政府不参与其中，即使出了一些征地拆迁纠纷，那也有法院作为裁决者，没有政府的干预。之所以出现这样大的中西差别主要在于中国的政治制度、行政体制的特殊性，使得城市化的推进没有政府的深度介入市场很难有所作为。

3.在形式上，呈现城镇化性。西方的城市化是以发展大中城市为标志的，即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主要流向第二三产业发达的大中城市，这是名副其实的“城市化”。但中国的城市化通常称为“城镇化”，即重点发展贴近农村的小城市及市镇。就实质内容来说它和城市化是一致的，也要使农村人口脱离农业从事工商业，但流向是有差别的。“城镇化”是200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的，此前城市化一直是指以大中城市为主的集聚性发展。党和政府把“城市化”称为“城镇化”是要让农村劳动力尽量不要向大中城市转移就业和安居，而是要使他们重点流向小城市（城镇），就近实现城市化。这样的城市化符合既定的中国城市发展战略：限制大城市，适度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这种城市化战略缘起自中国农村人口众多的具体国情，如果中国也一味地走其他国家城市化的老路，着重于发展大中城市，让农民集中流向这些城市，其后果很可能是这些城市人口“爆炸”，甚至会像巴西圣保罗那样出现众多的贫民窟，城市品质、居民的生活品質难以提升。中国城镇化型的城市化既可以避免国外出现的这些问题，同时还有利于农民就近转移入城，降低迁移成本，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这符合中国国情也独具中国特色。

4.在功能上，呈现多使命性。城市化本身具有多种功能，在西方城市化中经济功能最为突出，同时兼有社会功能，但这些功能的实现，同样是本着“自发秩序”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它们是城市化的结果，而不是城市化的最初目的，不是人为预定好而设计出来的。中国作为城市化后进国家，前人的经验自然要汲取，但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赶超态势成为中国的特殊国情，这就使中国的城市化与经济的赶超相适应，并赋予了更多的使命，而这些使命是预置的，有中国特色的。李克强总理就认为“推进城镇化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要实现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融合。要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提供市场，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2]使命之多清晰可见。

二、独特的难题使城市化遇到诸多障碍

在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特殊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1.旧有户籍制度，使农民市民化进程受阻。城市化意味着要有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生活成为市民，这是城市化的必然，也是城市化的内涵。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的过程各个国家大不相同。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较为独特的户籍制度大大影响了这一过程。自1958年我国实行分割城乡的户籍制度之后，城乡之间就有了巨大鸿沟，鸿沟两边不仅是地域上的差异，更主要的在于人们的身份差异，在于附着于身份上的各种待遇的差异。不管是生活品还是公共产品，城乡之间的供给差异都是巨大的。而城市化过程中农民进城要成为市民就要有身份转换，农民身份变成市民身份，在其他国家仅仅是户籍资料的简单更改，但中国不行，更改户籍意味着待遇改变，城市人的附着待遇就要给予。这对于政府这个城市管理者来说不是简单的事情，大量增加城市户籍人口，就要有与之配套的各种公共设施（学校、医院等）、福利开支，这样做财政负担就会大幅增加，这是城市管理者不愿意面对的。而如果不能使农民工这些新城市人口，从名义到实质都成为城市人，城市化就缺少了稳定的市民群体，这样的城市化显然不是真正的城市化。这样的户籍制度导致的障碍世界上不多见，它已成为中国城市化的巨大阻碍。

2.具体举措复杂多样，使城市化难以获得民众支持。城市化本身从经验角度都是有利于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提高的，在城市化较早的西方国家这些作用都有清晰而明确的体现。普通民众对城市化也多乐见其成，因为他们从城市化进程中得到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好处。但这些国外经验放在我国就有些不适用了。十几年的快速城市化，不是民众越来越支持城市化，而是有较多的人包括学者、农民对城市化或多或少的心存疑虑，担心城市化不能实现应有的作用。农民的担心是怕在城市化的推进过程中出现一些伤害自身利益的事情，如一些地方政府为追求城市化的速度，强迫农民搬入市镇，住进楼房放弃平房，这样做似乎农民居住条件好了，但农民没有身份和非农就业的转变，他们从事的工作还是种地、养殖，而从事这样的生产劳动居住在楼房反倒不利于生产活动开展。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农民认为政府这样做不是出于改善他们的生活，而是为了骗取他们的宅基地，这种情况下自然会对城市化有抵触，表现出来的就是不愿成为市民，而这也是学者们在城市化中所担心的——城市规模扩张与城市人口增长不相匹配，形成没有人口城市化的城市化。而有关数据也证明了这种担心，据统计2012年全国城镇化率已达5257%，而户籍城镇化率只有3529%，[1]反映出人口城市化的紧迫性。而没有人口相应增长的城市化不是真正的城市化。

3.政府强力介入，使土地与住房问题十分严重。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有着强大的社会管理权力，同时官员又普遍存在政绩急需，这就导致在城镇化问题上政府的“有形之手”发挥了过多作用，反倒使城市化进程出现了严重问题。首先是耕地保护问题严重。中国是个人多地少的国家，耕地更是稀缺。但城市化就意味着城市规模扩大，其土地的扩张成为必然，世界各国莫不如此，而中国的城镇化型城市化出现许多乱占耕地、浪费耕地的现象却是其他国家少有的。数据显示，“十五”期间，新增建设用地中就有50%取自耕地。[3]很多地方政府为了获得城市投资不讲规划，忽视法律，乱批地乱卖地，这其中许多都是耕地，前几年的大学城、商贸城等城市工程大跃进就是乱批地乱占地的结果。而为了让城市更漂亮更能容纳人口，政府能够更多地获得财政收入，乱卖土地扩大城市的现象，非常普遍。[4]这样粗放式的发展城市一个重要代价就是宝贵的土地资源的浪费，耕地资源的侵蚀，其后果是粮食安全难以保证。其次是住房问题严重。自国家把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后的近10年间，房地产业得以大跃进式发展，但由于土地国有（集体所有）的特殊国情，导致政府垄断了房地产业的土地供应，卖地成为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的大头，这种情况使房地产的土地成本居高难下，由此也使房屋价格持续高涨。而高涨的房价直接制约了进城务工人员购买房屋获得户籍成为真正城市人的步伐。尽管国家已经意识到了房地产业膨胀过度，房价高企对社会稳定及国家发展的影响，也相应出台了一些调控房价的举措，但因没能从房价居高不下的土地供应这一根本症结问题入手进行解决，所以调控效果并不理想。过高的房屋价格已成为阻碍中国城市化步伐的重要因素。

4.单向、僵硬的政策导向，使社会稳定成为问题。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也突飞猛进地推进。而进入新世纪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发展速度受到了影响，在政府看来高增长的经济可以提供就业机会给新增人口，以避免因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导致社会稳定出现问题。在以往促经济增长举措效果衰减的情况下，城市化被认为是当下最能够保持经济高增的“灵丹妙药”，从中央到地方加快城市化的呼声与强力举措不断出台，这就使得城市化成了“只许前进，不许后退”的单向、死硬的冲锋号令，不允许有任何回旋余地。然而，我國的实践已经证明城市化是一个过程，影响这个过程因素很多，一些因素甚至会使这个过程出现倒退。新中国的城市化历史中就出现过这样的倒退，如1959到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其间就有约1千多万城市人口离开城市到农村成为了农民，[5]其后还有大量城里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到农村去扎根。这样的城市化倒退在今天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比如，农民工群体之所以到城市来，是因为城市的工业生产发展需要大批劳动力，而我国吸纳劳动力的主要工业是轻工业——服装鞋帽、电子装配等，它们的主要市场在国外，是出口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劳动力就业，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被称为外向型经济。但是外向型经济一大弱点是对外依存度高，受外界影响大，而国外的经济、社会状况是我们难以掌控的，一旦出口市场萎缩，订单减少，国内工厂倒闭必然增加，失业人口也必然伴随增长，进城务工农民的出路就成了问题，解决不好，社会稳定就会受到影响。

三、迎难而上，积极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

1.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使农民顺利市民化。对于城市化来说，其制度创新主要在于消除一些阻碍城市化进程，特别是妨碍农民工群体成为真正市民的制度，以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制度创新涉及到的具体制度很多，主要是户籍制度及附着于户籍制度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等。制度创新的目标是要让进入城市的农民能够不仅进得来，还能留得下，有活干，心安定。这样才会使他们真正成为稳定的市民。在户籍制度创新上，一方面可以继续保留户籍制度，另一方面必须改进户籍制度，继承与革新结合，最终达到让愿意成为城里人又有能力成为城里人的农民都可以实现愿望，增加城市人口比重。这就需要政府在教育、社保、就业等方面增加投入，使其能够承载户籍制度变革、人口增加所致的教育、社保、就业等需求的增长。目前各地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都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实行蓝印户籍制度，实行学历落户制度等，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户籍阻碍城市化的问题，但总体来看，国家层面的户籍制度体系的改革和创新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

2.尊重农民意愿，使民众积极支持城市化。城市化是农民变成市民的过程，而农民是否愿意成为市民，这个问题农民更应该有发言权和决定权，那些强迫农民成为市民的做法显然是违背农民意愿，也不利于城市稳定发展的。尊重农民意愿不是要停止城市化，而是要给农民创造愿意成为市民的条件。如为了能让农民在城里更容易就业，政府可以对农民进行各种技能培训，让他们有一技之长，增强城市就业的自信，相信自己能够在城市立足；尊重农民意愿还要给农民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让他们无后顾之忧，让他们感受到舍弃农村生活对他们来说是好的选择；尊重农民意愿还要给他们放弃的土地进行合理补偿，让他们拿着土地补偿，无忧于未来城市的生活。尊重农民意愿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减少城市化进程中的无谓阻力，不要让农民的不愿意阻碍必然的城市化进程，要尽量让农民能够按自己的意愿选择生活地域与方式，同时政府可以从促进城市化的需要出发，采取适当措施，影响农民的进城的意愿，而不是一味靠着行政权力不顾一切地强行推进。

3.遵从“自发秩序”，使城市化有序推进。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可以有较大的作为，以促进城市化。但城市化毕竟是一个应该自然演进的过程，就犹如最初城市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工商业繁荣后的自然产物一样，城市化也是各方面条件具备后水到渠成的结果。政府的作用是在其进程中消除阻碍，使自然進程更顺利，而不应该是预先设定好城市化的每一步，甚至每一个细节，更不应从自己的“理性经济人”需要而去生硬推进。[6]纵观西方已城市化国家的经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城市化的最大推动力，而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市场经济主体在其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对城市化产生了需求，那么城市化适应这种需求就会自然而然地推进，这样一来，耕地保护以及高房价问题都可以从容应对，这样形成的城市化成果也是最牢固的。因此，汲取前人经验，中国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也要从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得到动力，城市化的进程也要适应经济发展需要，顺其自然，减少人为的斧凿痕迹，这样才是稳固和有益于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城市化。

4.增强进程的“弹性”，使城市化进退自如。管理学中有个“弹性”原理，它强调管理工作会受到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为避免失败，要在管理工作设计中“留有余地”，以防不测事件导致管理工作失败，这就是“弹性”。我国的城市化在高歌猛进的情况下也要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倒退”而留有余地，使这一过程富有弹性，以避免因“倒退”出现社会稳定问题。当前看主要有利于“弹性”的举措有两方面：其一，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利尽量给外出务工人员保留，不要轻易剥夺他们在农村的土地，以便他们不能在城市就业时有重新回到农村务农的机会。目前政府在农村推行的“规模化经营”中涉及到农民土地权益的内容时应该特别关注这一点，不要使农民陷入务工无门务农无地的窘境；其二，农民成为市民的社会保障要落实。社会保障的落实，可以使农民成为市民后即使失业也有依靠，没必要一定回到农村，也不会因失业而生活无着，政府的救济举措可以使他们在城市顺利生活下去。这样的“弹性”可以使城市化进程更顺利，成果更稳固有价值。

参考文献：

[1]全国城镇化会议一再推迟[N].第一财经日报，2013-5-12.

[2]李克强.2012年9月7日在中组部、国家行政学院和国家发改委联合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12，（8）.

[3]王立彬.城市新增建设用地50%以上为违法占用农地[N].上海证券报，2007-10-12.

[4]陈冬生，贺雪瑞，徐黎明.农民对党的土地政策认同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J].探索，2013，（6）.

[5]张超.新中国城市化：历程、问题与展望[J].西部论坛，2010，（7）.

[6][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闫生金】

作者：方运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