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公正制度管理论文

摘要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独立于“两审终审制”，是一种适用于死刑案件的特殊程序。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没有审理期限限制，在保障人权、维护司法正义等方面暴露出诸多弊端，研究死刑复核期限确定的问题，对完善我国死刑复核制度和整个刑事诉讼制度具有重大意义。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死刑公正制度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死刑公正制度管理论文 篇1：

论检察管理文化的构建

检察管理在本质上属于管理的一种，是伴随检察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现代社会职能进一步分化和细化的产物，是从制度上保障检察机关正确适用法律、依法开展执法活动的重要途徑和手段。检察管理主要是对检察业务、队伍、事务的科学化管理以保障检察机关各项职能依法、统一、公正、高效地行使，以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实现检察资源优化配置为目标。建立科学化的检察管理机制，对提高检察队伍整体素质、提高法律监督能力和执法公信力及推进检察工作科学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检察管理文化的概念

检察管理是伴随检察制度产生而产生的，是管理制度在检察领域的延伸和发展。从古代御史制度到现代意义上的检察制度，每个历史阶段行使检察职能的机关都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检察管理工作，但检察管理一直没有作为一项单独的课题被系统研究过。直到上世纪80年代，检察工作迅速发展，改革开放对检察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新问题迭出不穷。原有检察管理制度和方法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检察管理才真正被纳入到法学研究领域。检察管理是运用决策、计划、组织、指导和控制等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的一种活动，是检察队伍管理、业务管理、事务管理的总和。

检察管理文化是在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理论，其将检察管理从技术上升到文化层面，对原有管理理论进行总结创新。检察管理文化就是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建立中国特色检察文化出发，对传统管理理论与实践进行科学扬弃，以检察机关队伍管理、业务管理和事务管理为核心内容，以全面提升法律监督能力和水平为目标而形成的一种内在价值体系。检察管理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存在形式，既有一般文化的共性，也有自己自身的个性。

二、构建检察管理文化的三大体系

(一)检察业务管理体系

检察业务管理体系是指在检察机关内部建立的，为保证程序合法、实体正确、公正高效，进行制度化、标准化、体系化而形成的控制体系。主要内容一是明确业务标准，二是实现过程控制，三是强化监督体系。

首先，明确业务标准。业务标准是预设的目标，为质量控制体系提供了载体和坐标，因而是质量控制体系的制度基础和第一要素。一般来说，只要一个案件能够满足程序、实体和过程等质量控制标准，那么案件质量基本可以得到保证。

其一，检察业务流程——程序性控制标准。检察业务流程在业务工作中是必须遵循的程序规范。业务流程应当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建立，即检察机关要建立总的业务流程，科学配置各部门的权限：相互关联的几个部门要建立相互衔接的业务流程，使案件在检察各环节流转顺畅：每个业务部门要建立具体的业务流程，规范该环节的办案程序。

目前，我国实行的检察业务流程主要分为两种：传统的逐级审批制度和主诉检察官制度。由于传统的逐级审批制度存在各种不足，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从2000年1月起在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部门全面推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是在检察长的领导下，在审查起诉部门实行的以主诉检察官为主要责任人的检察官办案制度。主诉检察官是一种岗位名称，是指在审查起诉部门设立的，按照规定能够独立行使一定职权和承担相应责任的检察官。

其二，检察证据规则——实体性控制标准。实体性质量标准是一个案件进人下一个环节必须达到的实体上的标准，不符合该标准，案件便不能按照预定的流程流转下去。长久以来，我国并未建立完善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体系。《刑事诉讼法》只是笼统地规定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等原则性标准。中央关于司法改革的决定中，把证据规则特别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作为证据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总结了我国刑事司法的经验以及实务工作的客观所需，初步确立了运用证据的基本原则——证据裁判原则和程序法定原则：审查判断证据的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意见证据排除规则：审查判断证据的运行规则——质证规则、关联性规则、原始证据优先规则，补强证据规则，有限的直接言词证据规则。从基本原则到证据排除再到证据审查判断的运行过程已经涵盖了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全过程，反映了办案的客观规律，初步建构了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

其次，实践过程控制。从根本上说，办案质量不是事后检查出来的，而是办案、监督、反馈、调控的综合结果。因此，要通过过程控制实现结果控制，不断提高办案水平，达到质量控制标准。

其一，案件监督管理中心监督机制。案件监督管理中心的成立，建立了一种符合检察业务特点、适应现代检察工作需要的案件管理的新模式。实现了对检察机关各业务部门办案工作的集中统一管理。案件监督管理中心将原有的各业务部门内勤调整为自侦案件管理员、刑检案件管理员和综合案件管理员，建立了登记转办、查纠通报、监控预警等制度，实行集中办公、一厅式服务、柜组式作业，负责对全院各业务部门所办案件进行集中统一管理，把住了全院案件的“入口”和“出口”。开发研制案件程序监督管理软件，及时全面了解和掌握检察机关全部业务情况，运用科技手段对办案进行“全程同步监控”，便于办案的统一指挥、协调和督办。

其二，案件管理评估机制。检察业务考评标准作为量化检察工作的数据载体，是评价检察机关执法质量的客观依据和体现公平正义的制度平台。建立科学合理的检察业务考评机制，是一项系统的、长期的、严密的工程。需要围绕检察机关的本质属性，结合各级检察院的工作实际，精心设定考评标准，构建适宜基层检察院科学发展的检察业务考评机制。一是遵循科学原则。在考评指标的设定上必须从符合司法规律出发，必须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摒弃落后的数量性、比例性指标，合理设置考评项目及评分标准。二是遵循完整原则。业务考评要紧紧围绕检察业务的开展，全方位设定业务考评指标。三是统一原则。要整合各项考评指标，使不同业务部门的考评指标相互照应和协调，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避免出现前一环节立案加分，后一环节撤案纠错也加分的现象。

其三，责任追究机制。目前，检察机关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规范种类较多，如《检察官法》、《廉洁从检十项纪律》、《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等，针对检察人员在执法办案活动中故意违反法律和有关规定，或者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导致案件实体错误、程序违法以及其他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

最后，强化监督体系。其一，办案流程监督机制。很多检察院开始探索建立上下环节逆向监督制约机制，强化互相监督。强化互相监督，就是强调上一个办案部门对下一个办案部门的处理结果进行监督。以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侦查监督部门、审查起诉部门三大业务部门为例，一个职务犯罪案件。如果最终到了审查起诉部门，审查起诉部门决定诉与不诉或者对案件事实的认

定都要在文书报批主管领导审批前，告知侦查部门和侦查监督部门。如果侦查部门或侦监部门对案件有异议，可以提出异议书。异议双方在检委会上陈述各自理由，由检委会作出最终决定。在检察机关内部设立案件回流机制，增加一道反向监督程序，必将为案件错误及时被发现增加一道安全阀。

其二，检务督察制度。2007年10月高检院出台《检务督察工作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建设又探索出了一条新的有效路徑。根据《规定》，检务督察是指“检务督察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律和规定对督察对象履行职责、行使职权、遵章守纪、检风检容等方面进行的监督检查和督促落实”，并具体规定了检务督察的具体对象和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检察人员遵守和执行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重大工作部署、决议、决定、指示的情况，在执法办案活动中遵守办案程序和办案纪律、落实办案安全防范措施的情况，严明执法作风、遵守检容风纪的情况等事项。

其三，外部监督机制。检察机关的外部监督主要来自三个不同的方面，即党委监督、人大政协监督和社会监督。一是党委监督，包括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以及纪检委、政法委的监督，体现了检察权的政治属性。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从而保证检察人员正确行使检察权。二是人大政协监督，主要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体现了检察权的宪法属性。三是社会监督，是指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其特点是监督的主体和范围十分广泛。它包括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新闻舆论部门的监督，同时也包括人民群众、案件当事人及律师的监督。社会监督体现了检察机关的人民属性，同时也是保证其正确行使检察权的重要措施。

(二)检察队伍管理文化体系

第一，赋于检察机关相应的人事管理权，实行检察组织工作一体化机制。赋予检察机关相应的人事管理权，实现检察机关人事管理的一体化，这就要求取消检察官主要由地方选举任命的做法。首席大检察官和大检察官应由全国人大进行任免，高级以下检察官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其授权相应的省级人大任免，省级以下设立司法专区，各级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从相应等级的资深检察官中选出，由上级院检察长提名。层报相应的省级或者全国人大任命。检察人员的录用、任免应坚持遵循《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检察官法》规定的程序进行。要采取公开选拔、轮岗交流、实绩考核、民主评议等各种方式强化检察官的职业素质与专业技能。上级院检察官从下级院优秀检察官中产生，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检察长对本院检察官有指令监督权、惩戒处分权和人事调动权。

第二，改革检察官的产生和任免制度，实行检察官推选制度。检察官的推选。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检察官推选委员会负责。从我国实际出发，可设立二级推选制度。中央一级在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官推选委员会，负责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的推选；在地方一级，在各省级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官推选委员会，负责所属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民检察院以及市、县基层检察院检察官的推选。检察官推选委员会由所属的检察院的检察长、该院的资深检察官、检察院所在地党委组织部门的代表、当地的资深律师及当地人大代表组成，依照法定程序推选检察官候选人。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依法审核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候选人，并依法定程序任命；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务委会负责审核该地省、市、县级检察院检察官候选人，并依法定程序任命。这样，就可以相对地割断地方对司法官任命上的控制链条，实现司法官人事管理上的相对独立。

第三，积极探索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把《公务员法》与《检察官法》融合起来。两部法律之间相互配合和衔接，各自发挥作用。《公务员法》是一部人事管理法，不涉及机关职能和工作方式，但公务员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管理制度适用于检察官，《检察官法》可以根据司法职务的特点，作出一些特殊的具体规定。如，高检院的《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改革框架方案》的提出，就是根据检察实际业务所承担的不同工作职责，结合《公务员法》的基本制度，将现有检察人员划分为检察官、检察辅助官、检察行政人员三个职位类别进行分类管理，其理论基础就是现代公务员分类中的“两官分途”原则，把《公务员法》与《检察官法》相关制度规定融合起来，逐步建立起符合司法特性的管理模式。在划分类别的基础上，按照公务员“品位”和“职位”分类的基本思路，分别设计各类别的检察人员的管理模式，建立各类别的晋级、晋职机制。

(三)检察事务管理文化体系

第一，检察政务管理。检察政务管理是所有部门和全体人员共同的重要工作，主要体现在各级检察机关办公室、研究室、宣传、计财等部门的职能工作中，既要参与政务，为领导当好参谋助手。又要搞好服务，保证整个检察机关的有序运转，在抓落实的工作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推进检察政务管理文化创新。加强检察机关政务管理职能，真正实现全面、高效的优质服务，必须从思想意识、制度机制、队伍建设等方面积极稳妥地进行改革创新。一是认清形势，解放思想，积极树立创新意识，增强做好政务管理工作的紧迫感。二是完善制度，转变作风，改进工作方法是做好政务管理工作的根本保障。三是树立廉政、勤政意识，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发挥参谋助手作用，自觉接受广大干警监督。四是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努力开创政务管理新局面。

第二，检察业务保障管理。一是改革业务保障管理体制。将检察机关的业务保障行政人员从检察官系列中分离开来，建立检察系统“分类管理”下的独立的司法行政官序列，将“物质”服务保障业务从原办公室分离出来，成立独立的业务保障管理部门，建立与检察官职业化建设相辅相成的检察业务保障职业标准。二是改革业务保障服务机制。要科学规范业务保障工作管理职能，将管理职能与服务职务分开，健全完善业务保障工作机制，建立业务保障工作保障体系，以全新的服务理念、先进的服务机制、优良的服务作风，保障新时期检察业务中心的开展。三是着力维护人力资源。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不拘一格地选拔业务保障人员，要关心爱护业务保障人员，提高综合素质，培养良好的工作作风。四是形成科学制度规范。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建立健全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各项规章，强化制度落实。五是强化业务保障管理职责。正确处理“管”与“理”的关系，是提升业务保障管理能力的基础。坚决克服资产管理中“重购置轻处置、重使用轻保养、重占有轻管理”的突出问题，实现“财尽其用，物尽其用”，最大限度地满足检察机关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发展需要。

第三，检察公文管理。检察公文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之所需，是实现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工作领导的重要方式，也是推动公文规范化、促进检察工作创新发展的必然途徑。科学构建检察公文管理文化，必须深刻把握检察公文的要素特征，推进检察公文

的规范化、科学化管理，不断提升公文意识和素养。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营造生动活跃、创新发展的文化氛围，推动检察事业不断创新发展。一是加强政治学习，提高理论水平。二是加强知识储备，拓宽知识结构。三是加强调查研究，提高转化能力。四是加强作风建设，增强心理素质。

三、检察管理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徑

(一)构建检察绩效管理文化

检察绩效管理文化是绩效管理在检察文化构建领域的理论创新和应用发展。绩效管理自上世纪初提出以来，作为其核心的科学管理思想迅速扩展传播开来。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各国对公共管理的认识不断深入，那些本来在企业管理中已经比较成熟的管理理念被引入政府管理，绩效考评作为一项有效的管理工具在公共管理中受到广泛的研究和应用。各国政府和学者对绩效管理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研究，但都存在一定缺陷。检察绩效管理文化是从建立中国特色检察文化出发。对传统绩效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科学扬弃。

检察绩效管理文化以检察机关绩效管理为核心，是各文化诸要素的具有内在本质联系的统一体。检察绩效管理文化应当由本体论、组织论、运行论三大板块构成。本体论是对概念、理念、原则的认识和概括，侧重价值观念：组织论是对主体、权能机构、目标制定等的认识和概括，侧重群体认同；运行论是对各环节运行机制的认识和概括，侧重行为模式。

(二)构建检察规范化管理文化

检察工作规范化管理就是要建立一套现代的、科学的，符合法律监督职能要求、检察执法特点和检察队伍构成的机制，确保检察人员的管理、检察办案工作的开展、检察机关的运作都必须按照既定的程序、规则、制度进行，减少人为主观因素，追求规范操作。不以检察人员的意志变化而变化，不以执法对象的不同而不同：

其一，加强制度化建设。加强制度建设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抓好基层院建设提出的具体措施之一。从实践来看，一些基层院对制度化建设抓的比较早，比较完备，但总体上基层院的制度化建设还是一个薄弱环节。重在抓制度的执行，克服形式主义，改变有制度无制度一个样、执行不执行一个样的现状，强化制度意识、严明制度纪律，把制度落实到科室，落实到个人，落实到办案环节，真正做到有了制度有人抓、违反制度有人负责。

其二，大胆吸收借鉴。关于工作规范化和队伍管理规范化，一些行业和地区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有的已经探索出了成功的模式。如果有现成的，而又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基层检察院不妨大胆借鉴吸收，实行“拿来主义”，再结合实际作出适当调整和完善，形成一套新的、有自己特色的模式。

其三，加强信息化建设。规范化管理必须重点体现现代化、科学化。当前，检察机关从提高战斗力的需要，从检察工作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大力推进科技强检建设。规范化管理正好利用这一良好契机，搭上信息化的快车。如现在检察机关正在使用的案件线索电脑化管理、举报线索自动受理、案犯情况电脑检索、信息传输网络化、审批程序网络化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以科技促进规范化管理主要有三个主要方面，一是要充分利用计算机辅助办案办公，提高工作质效：二是利用信息化管理方式，实现检察资源综合分类管理：三是利用网络化建设，实行网上检务公开，提高检察工作透明度。

其四，加强指导，统一实施。基层检察院规范化管理是检察机关规范化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检察机关自上而下的规范化管理是其总体目标。在鼓励基层院探索创新的同时，为了避免各基层院各行其是，方向相左，影响上下级工作的衔接和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工作的沟通，上级院对基层院进行技术的指导和方向的引导是十分有必要的。在基层院统一实施规范化管理必须做到经过认真试行、择优推广、全面铺开三个步骤。另外，工作八小时之外的管理、职务犯罪大要案统一指挥机制、机构和人事制度改革等办案和队伍建设的规范化管理方式走的也是探索一总结一铺开一理论形成的路子。

(三)加强检察信息化管理建设

新时期、新形势下检察信息化建设是开创检察工作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有力保障和重要途徑。充分认识到信息化技术对检察管理的支撑作用，用信息化的手段践行“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全面推动各项检察业务的信息化应用，实现检察工作跨越式发展，是信息化建设的最终目标。

第一，加强领导。长远规划。信息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技术含量高，必须从实际出发，通盘考虑，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分步实施，正确把握信息化建设的方向。确保信息化的各个方面协调发展，形成整体效益和整体优势，确保整体效能。各基层院要切实把信息化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成立由检察长亲自挂帅的信息化领导小组，自觉地从思想观念、管理方式等方面适应信息技术发展的要求，把信息化建设工作摆上优先发展的位置。信息技术部门要加强工作指导，对各部门应用情况，定期进行通报，加大督察力度，要切实发挥好管理、服务和综合协调职能。加强网络管理，确保网络系统健康、高效、安全运行，充分发挥效能。

第二，加大投入，快速发展。要紧紧跟踪信息化发展潮流，按照国家、全省信息化发展战略和总体部署，立足本地检察工作实际。以超前的意识、创新的精神和务实的规划，高起点、高标准地来推进本院信息化建设，要认真研究学习外地检察院的先进经验，避免走弯路，不搞简单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信息化建设是一项高技术、高投入的现代化基础建设，需要持续发展，否则原有的优势将很快落伍，必须进一步更新观念，加大投入，加强装备更新，积极探索科技与办公、办案等工作的有机融合。

第三，突出重点，强化应用。推进信息化建设目的在于利用信息化工作手段不断提高检察工作水平，更好地服务检察工作。因此，在工作中要既全面规划，又要分清主次先后。分步实施，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应用促发展”。要把建设与应用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重点突破与整体提高结合起来，先集中力量解决关键和重点问题，不追求大而全，从实际出发，树立质量效益意识，借鉴、兼顾已有的好的应用系统，避免重复和浪费，更加有效地开展信息化建设。要大力推动信息化在办案、办公、队伍管理和检务保障中的应用，要坚持以业务工作为中心，运用信息化手段解决执法过程中存在的薄弱环节，解决执法办案中的突出问题。充分发挥网络资源优势，加大软件开发力度，实现各项工作信息化。要积极推行信息化目标管理，实现思想教育网络化、行政管理数字化、内外监督透明化，推动信息化应用工作的全面、均衡发展。

第四。综合培训、整体推进。信息化建设是科技含量很高的工程，基层检察院要把保证信息技术人才建设摆上重要位置。一方面抓引进技术人才，通过积极争取政策，筑巢引凤，把技术精、有责任心和热爱检察事业的信息技术人才充实到检察机关中来，并努力营造一个适合技术人员发展的空间，保证信息技术人才进得来、留得住、用得好、有发展。另一方面抓人才培训，在人才引进不足的情况下，要立足本院，加大全员培训力度，从实际工作出发，从实际应用出发，努力提高全员干警的信息化素质。这方面也可采取两种方法：一是请外面的计算机等信息技术人才来院授课：二是送干警接受培训，并通过他们的“传、帮、带”，使全院干警都能熟练掌握局域网操作的基本技能、应用软件等信息技术。

作者：张国臣

死刑公正制度管理论文 篇2：

我国死刑复核期限确定的问题研究

摘 要 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独立于“两审终审制”，是一种适用于死刑案件的特殊程序。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没有审理期限限制，在保障人权、维护司法正义等方面暴露出诸多弊端，研究死刑复核期限确定的问题，对完善我国死刑复核制度和整个刑事诉讼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死刑復核程序 死刑复核期限 合理性

审慎对待死刑，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是维护司法正义和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方式。我国特有的死刑复核制度从审判程序上严格了死刑的规格，在程序上严把错杀误杀，同时统一了死刑的执法尺度。但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没有确定死刑复核的期限，使得死刑复核程序的独立诉讼价值、被告人的权益保护、程序正义受到负面影响。

一、我国死刑复核程序概述

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专门适用于死刑案件的一种特别审判程序，是指“对判处死刑的判决或裁决进行审查核准的一种特殊程序。” 与外国大多数国家并没有专门针对死刑案件设立类似的救济程序相比，死刑复核程序可谓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大特色，它继承和发展了我国“明德慎罚”的优秀传统法文化。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权的刑罚，是刑罚中最残酷、最严厉的一种，称为极刑，一旦施行便不可挽回。

我国刑法保留了死刑的适用，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滥用死刑，而是要严格控制和审慎适用死刑，体现对生命权的高度重视。死刑复核程序贯彻了我国“少杀、慎杀，防止错杀”的刑事政策，其设计目的在于统一死刑适用标准、严格控制死刑数量、防止错误适用死刑。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对判处死刑的案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是否正确进行全面审查，核准正确的死刑判决和裁定，及时纠正错误的或不适当的死刑判决和裁定，从诉讼制度和程序上保证了死刑的正确适用。

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了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案件。1979年制定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时确立了由最高人民法院对所有死刑案件都应该进行复核。新中国成立后到现在，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经历了统一、下放再到统一的历程。 2007年1月1日，死刑案件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这被誉为“中国司法体制改革中迈出的最勇敢的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对死刑案件复核权的收回，对限制死刑适用、防止错杀滥杀、坚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权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死刑复核权的收回仅仅是改革和完善死刑复核程序的开始。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四章六个条文对死刑复核程序作出了立法规定，第二百三十五条明确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的前后，颁布了《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决定》、《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来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但这些规定并不十分详尽、周密，死刑复核方式仍存在着较大的缺陷与不足，司法实践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关于我国死刑复核期限问题就是其中比较突出问题之一。

二、我国死刑复核的期限问题

（一）我国死刑复核期限问题的现状。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至第二百四十条、《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三百四十四条至第三百五十八条明确规定了死刑复核程序的审理对象、审理方式、合议庭组成、报送材料、审查内容、裁判方式等一系列问题，新《刑事诉讼法》对侦查、起诉以及一审、二审、审判监督程序的期限问题也都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是，唯独对于死刑复核期限问题没有具体规定。死刑复核期限的立法空白，并非立法上的疏漏，而是立法者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基于死刑案件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死刑案件核准难度大，尤其是个别案件重大复杂，必须确保死刑案件的质量；另一方面是基于公正考虑，死刑复核程序是被告人生命权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必须严格、审慎，慎之又慎，切勿操之过急，由于目前对于复核期限的具体确定上尚未取得一个切实可行的时间段而慎重对待，因此暂不规定。

（二）我国死刑复核期限缺失的弊端。

1、侵犯被告人权益。

完全没有期限限制的死刑复核对被告人而言，侵犯了其获得及时审判的权利，被告人刑事罪责长期不能确定，被告人长期处于一个生命随时都有可能处决的状态之中，羁押时间过长将会给被告人身心上带来极大的痛苦和折磨，这种痛苦得不到及时解除就会来带濒于死亡的精神状态，情绪极易出现强烈波动，甚至因为不堪巨大的精神压力而自杀或出现其他事故，这也是对被告人生命权的忽视，是残忍的、不人道的。而对罪行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的犯罪分子，死刑复核时间过长，就会导致其所犯罪行得不到及时惩处，造成消极的社会效果。

2、降低司法正义。

1997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将被告人获得及时审判作为一项刑事司法准则，其第十四条第三款明确规定“被告人受审时间不被无故拖延。”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一审、二审、审判监督程序的作出判决的时间，体现了司法的及时性原则。死刑复核没有期限限制就不能排除人民法院基于各种诉讼外的因素而故意拖延审判时间的可能性，正义本身具有时效的内涵，西方谚语“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反驳的就是诉讼拖延的错误倾向。程序正义应当具有明确、严格的期限限制，没有期限的程序从一定程度上看会降低甚至失去程序正义的实际意义。这将严重侵犯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也使得及时实现司法正义遭到质疑，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也将大打折扣。期限的不确定性状态也将直接有损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严肃性和统一性。

3、减损程序效益。

没有期限限制的死刑复核程序如果被无故拖延，就会导致司法活动效率降低，造成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耗费的增加，不仅使个案的程序效益遭到减损，也将影响整个死刑复核制度的程序效益。效率价值是每一个诉讼程序所要求和必须考虑的价值，兼顾好效率的程序才能符合正义和程序的正当性。我国《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保证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第四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在保证办案质量的前提下，要进一步提高办理死刑复核案件的效率，公正、及时地审理死刑复核案件。”公正和效率是司法活动追求的目标，追求效率要在保证公正的前提进行，但是，不能因为片面的追求公平而放弃效率，牺牲效率换来的公正也只能算得上是表面上的公正。死刑复核期限缺失，就会降低司法效率，增加诉讼费用，浪费司法资源，使得程序效益受到损害，加重国家司法部门的负担，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不便。

4、造成超期羁押。

无期限的复核必会导致无期限的羁押。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死刑复核案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或高级人民法院后，迟迟没有回音，有的案件复核期限甚至长达数年。大量死刑案件不能及时结案，超期羁押被告人的死刑案件不断增多，造成羁押场所紧张，增加了管理工作的难度，给监管秩序带来不少负面影响。依法不应当判处死刑的案件也因无期限复核持久未判，被告人的权利得不到及时保障。

5、不利于检察院监督。

刑复核程序没有期限规定，不利于检察院对这一诉讼程序的监督。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审判和执行等程序都作出了具体期限的规定，如果超越了期限，就是超期羁押，就是违法行为。对于死刑复核程序，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款规定：“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没有对死刑复核的期限进行限制，检察院对死刑复核程序期限的监督就“无从下手”，而期限的长短则由最高人民法院说了算，这就会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由个别法官一人决定复核期限，故意拖延审判时间，严重损伤司法公信力，破坏司法公正，滋生司法腐败。

三、我国死刑复核程序期限的确定

（一）设置死刑复核期限的合理性。

1、符合程序法制原则的。

一切程序的设置都要符合和遵守国家法律，司法必须执行和遵守法律规定，公正地实施程序的规定。死刑复核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重要部分，应当与程序的期限相符合，没有实现限制的程序不能够体现程序法制原则的精神，也不符合程序正当原则的要求。 无论是被告人的人权保障还是司法机关权利的行使，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程序法制。死刑复核程序的期限与一审、二审、审判监督程序的期限一样都作出明确规定并严格遵守，才能约束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中期限拖延问题，更能符合程序法制原则。

2、尊重和保障人权。

《刑事诉讼法》是人权保障的法律之一，关系公民的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首次于部门法中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充分体现了追求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平衡的刑罚价值取向。由于期限的缺失，死刑复核程序带来的超期羁押、期限拖延等问题致使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设置死刑复核程序，在法定期限内使无罪的人及时释放获得自由，有罪之人受到应有的刑罚处罚，充分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刑罚理念。

3、兼顾司法公正和效率。

公正和效率是刑事司法活动追求的价值目标，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改革紧紧围绕着“公正与效率”这两个核心环节。一方面，死刑复核结果直接涉及到被告人生命的剥夺，社会对死刑复核程序公正的期望和要求更加严格；另一方面，结果上的满足只是正义追求的目标之一，还包括了对效率的期盼，提高在公正基础上的效率，才能对诉讼成本严格控制，避免因无端拖延而耗费司法资源，科学地设置死刑复核期限，使公正与效率的价值比例最大程度整合。

（二）我国死刑复核期限的设计。

1、期限法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侦查阶段、审查起诉、一审、二审、审判监督程序的期限，司法机关和诉讼参与人都应当严格遵守，不得随意更改。死刑复核程序的期限设置应当严格制定法定期限，约束人民法院在法定期限内对死刑复核案件进行复核，不得无故拖延，保证适用死刑标准的统一，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发挥刑罚强有力的约束力和威慑力，使犯罪行为及时受到刑罚处罚。

2、与死刑案件的有关期限相衔接。

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案件的复核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死刑的适用，对死刑案件的不同阶段的时间分配应当符合死刑审判程序本身具有的特点。比照刑事诉讼法对死刑公诉案件一审、二审规定的审理期限，死刑复核程序期限以此为基础，合理设置，期限不能过长也不能过短。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二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及有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受理上诉、抗诉案件，应当在二个月以内审结。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及有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二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既然刑事诉讼法的一审、二审程序都有具体的期限规定，死刑复核程序也应当规定有期限。因此，死刑复核程序应当在一审、二审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期限设置，并根据不同类型的死刑案件，在坚持公正和效率相结合的原则下，作出不同的期限规定。对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死刑复核案件，在法定期限内予以审结；对于情况特殊，重大、疑难、复杂的死刑案件，在法定期限内不能审结的，经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予以延长。

3、死刑复核期限长短的具体设置。

死刑复核程序的合理期限到底是多长时间，学界有着不同的认识。但可以肯定的是，死刑复核期限过长，就会破坏刑事诉讼的严肃性和时限性，久拖不决的死刑复核导致诉讼效率的降低，司法资源的浪费，不利于有效打击犯罪。不能认为复核时间越长、法官思考得越久，审判就越公正，“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对被告人而言，长期陷于待决状态，不利于其人权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造成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等不利影响，同时还会给恶意拖延时限甚至造成司法腐败提供机会。死刑复核期限过短，犯罪到受到刑罚处罚的时间越短，刑罚的威慑力看似越大，但是过度追求诉讼效率，死刑复核的质量必然受到影响，一旦错杀、误杀，被告人的生命无可挽回，造成的后果和社会影响将不堪设想，司法的公信力也将受到严重质疑。

死刑复核程序不能过于匆忙，也不能过于延缓。具体而言，人民法院受理死刑复核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组成合议庭进行，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于当事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提起抗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死刑案件，比照一审、二审的期限，在二个月以内审结，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对于被告人提出上诉、不服判决裁定或者检察院提出异议的死刑案件，合议庭按照审判式的复核方式，由被告人、检察机关、辩护律师共同参加听审程序，进行复核，这类案件的复核期限为三个月，至迟不得超过四个月。对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死刑复核期限应以六个月为限，特别重大、疑难、情况确实特殊的死刑案件经最高人民法院决定，还可以适当延长。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收回死刑案件的复核权，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我国的死刑复核制度仍然暴露出很多缺点和不足，使得死刑复核程序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死刑复核期限的确定有助于弥补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期限设置的缺漏，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基本人权，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死刑复核期限的确定与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相配套，才能推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进步。□

課题名称：贵州师范大学学生科研重点项目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09级）

注释：

陈光中、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付丽娟.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化研究.山西大学，2010.

蒋丙义、高崧浅.谈死刑复核期限的法律监督.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

董英杰.刑事诉讼第二审程序的实践问题.行政与法，2004.

宫宁.死刑复核程序期限的设置及合理性论证.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

作者：刘文俊　刘涛　杨义亮　朱成娇　冯其虎　彭兴林

死刑公正制度管理论文 篇3：

论我国死刑制度改革

摘要：我国的死刑制度，问题颇多，在具体的制度构建上，还存在不合理因素。要改革当前我国的死刑制度，既不能盲目从外，立即从立法上废除死刑或者在司法领域摒弃对死刑的适用，亦不能不顾世界范围内舆论和总体趋势的影响，一味重用死刑，强化对死刑的适用。需要做的，是加速缩减死刑罪名，并在刑法修订中禁止增设新的死刑罪名；应该限制死刑适用的对象范围，调整死刑的适用条件并对其予以严格规范；同时，还应该大幅度减少死刑的执行，运用更人道的死刑执行方式。

关键词：

缩减罪名;适用条件;适用对象

文献标识码：A

1 我国死刑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中国的死刑立法在罪名方面，死罪罪名偏多

1979年刑法虽然开始时只设置了28种死罪，但其后的补充立法又增设了49种死刑罪名，扩大了死刑涉及的社会关系范围，使刑法修订前的死刑罪名已高达77种.虽然此次刑法修正案八废除了13项死刑罪名,但给人感觉却仍是杯水车薪。有学者因此指出，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在其背后潜伏着一种危机，从而希望摒弃重刑、走出困惑、更新观念、限制死刑。虽然在刑法修订过程中存在着死刑的扩张与限制之争，但是基于“不增不减”的立法思想，刑法分则体系设置的死刑罪名虽较修订前的刑法有所减少，但与保留死刑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都位居榜首。

1.2 在死刑的适用条件方面，刑法总则与分则的设置并未完全对应

有些犯罪性质本身比较“温和”，难以达到极其严重，如传授犯罪方法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罪种，行为本身不带有暴力性，其犯罪性质使死刑对其而言显然是欠妥当之刑，而是过度之刑，其死刑设置背离了罪刑等价。有些罪种如盗窃罪，行为人采取秘密窃取，并未使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手段。对行为方式较为轻缓，尚未至极的罪种设置死刑，至少在犯罪的客观层面上难以体现与具有暴力性质的抢劫罪的区别，背离了刑法公正。将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均设置为死刑条件，不利于抑制杀人犯罪，反而可能使行为人进而杀之。正如边沁所言，当两个罪行相联系时，严重之罪应适用严厉之刑，从而使罪犯有可能在较轻阶段停止犯罪，假如一个罪犯盗窃10克郎与盗窃20克郎所受刑罚是同样的，那么只有傻瓜才会少拿而不多拿，对不同之罪的相同之刑经常促使人犯重罪。关于情节问题，如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的死刑条件是“情节严重”，而情节的递进层次由低到高是“一般”、“严重”和“特别严重”，三者之极才是“特别严重”。情节严重不属于罪之极点，自不应设置极刑。况且，对情节严重适用死刑，对情节特别严重也适用死刑，行为人索性去犯情节特别严重之罪，岂不又徒增了严重犯罪?这种死刑设置既难以预防犯罪，又背离了刑法的公正。

1.3 司法实践中死刑执行人数比较庞大

死刑适用的感性报应、报复甚至威吓色彩极浓，不少案件尤其是雇凶杀人、伤人等暴力案件中被害者仅有1人，却判处数人死刑，死刑超出了报应甚至报复的极限，死刑适用过于感性甚至冲动。此外，死刑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如下一些严重问题：一是一案杀人过多，如某一抢劫案件，起诉到法院的6人中有5人被执行死刑；江西黄涛黑社会性质一案，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就有12人。二是一次性杀人过多，如某一中级法院在元旦前即一次集中执行19人死刑；某一省会城市在某年元旦前后的三日内即执行死刑31人。三是过于强调死刑的威慑力，将死刑执行集中到“五一”、“十一”等重大节日，以获得所谓的震慑之效。四是个别司法人员存在着重刑观念甚至死刑优先的思维惯性，如抢劫罪的死刑规定方式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实践中对抢劫罪量刑的时候，只要符合分则规定的八种情形之一，即选择死刑；如果赶上严打期间，死刑立即执行则为优先之选择。五是在执行方法的选择上，重视、多用传统的公开的枪决行刑，漠视、慎用较为人道的相对秘密的注射行刑，甚至在个别地方使行刑方法的选择演绎为一种特权，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局部的司法腐败。六是对死刑犯的人权尊重不够，个别地方个别时候在死刑执行前将被执行者游街示众，甚至非法攫取死刑犯人器官，侵犯了罪犯的人权，伤害了罪犯家属的感情。

2 改革我国死刑制度的几点建议

2.1 缩减死刑罪名

罪名的缩减是死刑制度改革的首要问题。如前所述，我国刑法设置死罪罪名过多，其缩减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分阶段实施。为此，有学者提出如下设想：从现在开始到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2020年左右，需以故意杀人罪为参照标准，借助于结合犯的引入，通过如下整合，将死罪压缩到20种左右：（1）在危害国家安全罪中，保留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和投敌叛变罪的死刑，废止其它死罪；（2）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保留劫持航空器罪的死刑，废止其它死罪；（3）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保留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死刑，废止其它死罪；（4）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中，保留故意杀人罪的死刑，废止其它死罪；（5）废止侵犯财产罪和危害国防利益罪的死刑设置，新增设1种结合犯死罪即抢劫杀人罪；（6）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保留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死刑，废止其它死罪；（7）保留贪污罪和贿赂罪的死刑；（8）在军人违反职责罪中，保留投降罪和军人叛逃罪的死刑，废止其它死罪。这是在死刑罪名缩减方面需要迈出的最具关键性的一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后，如果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不发生大的变故，稳定的社会不为社会动荡和战争所冲击，再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即可顺利进入第二阶段。这样，大约在2030年前后社会经济文化都相当发达的时候，可在刑法中只保留故意杀人罪的死刑，废止其他死罪；再经过三五年甚至十年左右的艰苦不懈的努力，随着立法上死刑罪名的缩减，司法领域死刑适用的减少以及随之而引起的人们死刑观念的进化，大约到2040年前后，即可较为顺利地步入第三阶段，从立法上完全废止死刑，或者在司法上使之悬而不用。

2.2 重置死刑适用条件并对其予以严格规范

作为“罪行极其严重”的具体体现，刑法分则大体上是从犯罪性质、危害结果、犯罪情节、犯罪数额等方面规范死刑个罪标准的，这样的标准与条件无疑应当与总则规范相互应照。但如前所述，分则的规定并未实现与总则的一致，如在以危害结果为死刑适用条件的罪种中，“致人重伤”、“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等等，都难以与人的生命相提并论；在“严重后果”之上还有“特别严重后果”，其极限应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以“情节严重”为死刑标准，则忽视了作为极限之“情节特别严重”，且“情节”属概括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在笔者看来，死刑适用条件的分则设置应该以“罪行极其严重”为指导，综合犯罪性质、危害结果、行为手段等因素，全面考虑、协调控制。

2.3 限制死刑的适用对象，排除对老年人、妇女和精神障碍者的死刑适用

在死刑的适用对象上，虽然刑法明确规定了死刑不得适用于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并且刑法总则也对精神病人、聋哑人和盲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或者减免刑事责任作了原则性规定，但对此类人的死刑适用是否一概减免，却并无明确规定。为此，笔者主张，应像此次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对75周岁以上的老人不得适用死刑一样,立法需要进一步限制死刑的适用对象，并考虑在刑法总则条文中增加如下规定：死刑禁止适用于精神病人和精神障碍者（虽然刑法总则对此有所体现，但为慎重适用死刑起见，仍需要进一步明确规定）；死刑禁止适用于正在哺乳的妇女，甚至可以规定对所有女性均禁止适用死刑。（如美国自1976年恢复执行死刑以来的近30年间，仅处死2名女性）这样，死刑在其适用对象的制度层面上或许会更能体现科学与人道。

2.4 重视死缓、加速扩张死缓的适用

我们曾经主张扩大死缓的适用，对于那些罪行极其严重但尚值得宽宥之人，哪怕有一点足以让其存活下去的理由，也应该排除对其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代之以死缓。只有对那些罪行极其严重且无任何值得宽宥之人才可选择死刑立即执行。然而，在当今中国，个别地方和个别法官往往先考虑甚至只考虑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只有当无法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时，才退而求其次，考虑适用死缓，导致“严打”以来，一些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数占死刑犯总数的74.1%，个别法院甚至达到85%，平均有四分之三是死刑立即执行。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者，鲜有不被执行的。显然，这一现状与死缓制度设置的初衷极不相符，死缓制度的价值和功能在司法中无法得到切实的显现。就此而言，现阶段中国死刑执行制度改革的突破点仍是依法加速和扩大死缓的适用。

2.5 关爱生命、推进注射刑的全面实施

死刑的执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映射着一个国家的民主和人权状况。专制社会威慑至上，死刑执行残酷且剧烈。而在现代民主社会，人作为社会关系的主体价值日益受到重视。与此相应，刑事诉讼法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依此规定，注射和枪决都是法定行刑方式。但司法实践中不少人主张，死刑犯可以提出选择注射执行的申请，但最终以枪决还是注射的方式执行，应由执行机关决定。笔者认为，这种观念和做法看似是简单地行使国家权力，实则是将一个人选择接受死亡的方式的权利赋予给执行机关，这种源于国家权力优于个人权利的国家本位和国家至上的传统观念，在强调人权和民主的现代社会，无疑是与时代的发展与现代化的观念背道而驰。应当说，注射行刑体现了人类文明、社会进步和对人权的尊重，死刑犯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选择如何去接受死亡。执行机关应当根据法律的基本精神，不能随意剥夺死刑犯选择执行方式的权利。同时，注射执行死刑，既考虑了罪犯及其家属的传统的情感需要，也是一个社会把人当作人看待的进步表现。当然，司法实践中注射行刑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一些最早开展注射行刑的国家和地区至今尚未完全采用注射行刑。原因之一就是，社会大众认为以这种没有痛苦的方式执行罪大恶极的罪犯死刑，较之公开的带有暴力性的枪决而言，大有便宜罪犯之嫌。从这一角度而言，在固定场所相对秘密的注射行刑，较之公开的枪决方式，无疑会弱化死刑的震慑效应和公众对死刑的直面感受，进而淡化其残忍心理。因此，逐渐废除死刑残忍的观念，就是在潜移默化地改造着社会大众的死刑观念。就此而言，死刑执行方式的进化不仅是单纯的执行方式的改革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将促使人们越来越少地感受和体验“司法杀人”，进而厌恶死刑执行的血腥场面，重塑人们的死刑观及其对罪犯的关爱，培育民众对死刑执行的淡化及其容忍之心和善良情感，减少和弱化死刑的威慑效应，从而引领社会大众

3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死刑制度之改革，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各部门及各项制度协同进行，相辅相成，不可有所偏废。在各项改革进行的同时，立法或者司法机关亦需制定死刑适用及死刑案件审理的专门规范，以避免非法律因素的干扰。

参考文献

［1］鲍遂献.对中国死刑问题的深层思考》［J］.法律科学,1993,（1）.

［2］钊作俊.死刑限制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3］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4］胡云腾.死刑通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5］马克昌.等刑法学全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作者：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