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公正的论文

摘要：行政公正是实行民主法治的基础，而行政回避制度则是行政公正得以实现的前提。它对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虽然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规章有关于行政回避制度的规定，但是立法的内容过于简单，尚未形成完整的行政回避制度。通过指出中国行政回避制度存在的缺陷，提出完善建议。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论行政公正的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论行政公正的论文 篇1：

论行政程序的公正价值

【摘要】行政程序公正是控制行政权无限膨胀的需要，亦是对宪法和法律赋予行政相对人的各种权益的保障。行政程序的公正价值作为行政程序价值取向中的首要选择，一如公正价值之于法的价值一样，具有基础性和至上性的重要意义。可以从明确行政程序立法目标、完善相对人程序权利、健全程序违法责任承担机制、培育公正程序理性素养等方面实现行政程序的公正价值。

【关键词】行政程序；法律价值；公正价值

一、行政程序公正价值的理论基础

（一）行政程序工具主义理论

程序工具主义认为，程序不是作为自主和独立的实体而存在，它只是实现实体法的“功利”手段，评价一种法律程序的好坏就是看它实现良好结果的有效性。或者说，如果一种行政程序或者一种行政程序规范对于形成正确或公正的裁判结果是有效的，那么它就具有正当性。长期以来，“在思想领域和行为世界中都过于强调结果，而把程序纯粹看成实现实体法的工具或手段”[1]。程序正当性或者行政程序正义的合理性只能从行政程序对其所要产生的、直接裁判结果的有利影响上得到证明[2]。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法律程序在保障实体法目标得以实现方面的工具性价值。但是，这种“为了结果可以不择手段”的绝对程序工具主义态度与法治的基本精神是根本冲突的。

（二）行政程序中心主义理论

程序中心理论强调的是行政程序独立于实体结果，程序并不仅仅只是实现某种实体目的的手段或者工具，结果有效性亦并非法律程序的唯一价值，评价法律程序的价值标准应当立足于程序本身是否具有某些独立于结果的“内在品质”，即过程价值有效性。程序中心主义将行政程序的内在价值看作是对一些诸如人的尊严和自主性等价值的保障。程序自身的公正、公平、合理参与、理性被视为与程序所产生的结果无关的独立价值。换言之，法律程序的价值在于程序本身的正义，而不是结果的有效性。

二、行政程序公正价值的内涵

（一）行政程序公正的涵义

所谓行政程序公正，是指行政主体在进行行政行为时所遵循的步骤、所采取的手段应当是适当的，合乎情理的，尤其是在影响行政相对人的自由和财产时，更应注重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公正话题可谓源远流长，自人类历史以来，公正价值就已存在。当然国家中的公正和国家产生之前的公正是有区别的。这种公正区别可以认为是道德中的公正和法律中的公正区别。公正存在于一切社会关系中，法律中的公正可以认为是最主要的公正。公正除了含有公平之意之外，还有正直的意思，公正可以说是公平和正直。柏拉图说，人除了对他人应该公正之外，还应对自己公正。这个意义用在行政程序上也很贴切，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实施行政行为要公正之外（实体结果的公正），行政程序本身也要公正。除了要求整个行政程序过程包括裁决及其执行公正之外，程序本身还应表现公正性。

（三）行政程序公正的内容

行政程序公正价值的具体内容是指什么样的行政程序是公正的，公正的行政程序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品格。从形式上来考虑，公正的行政程序应该具备以下特性：（1）程序的中立性。公正的行政程序应当能保障程序的主持人做到不偏不倚，不和当事人单方面接触。和行政程序的法律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成为案件的主持人。（2）程序的可操作性。程序存在的价值就是为法律行为提供明确的指引。行政程序要有明确、具体、有序的行为模式，以有效地限制专横、恣意的行政权力。（3）程度的透明性。行政程序应该是公开的，其要素和过程应能为公众知晓，接受公众监督，确保行政程序公正的实现。从实质上来考虑，行政程序的公正性标准至少可以从四个角度展开：行政性对人程序权利的保障；行政权力的控制；行政行为合理的效率；行政相对人实体权利的实现。

三、行政程序的公正价值的意义

（一）公正是法律的首要价值追求

法律价值自古以来都是法哲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基础问题，从而为中外法学家所重视。一般认为法律价值是法律对社会主体生存与发展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和意义。西方法学界将法律价值的内容界定为正义、秩序和自由，我国法学界在此问题上也基本形成通说，认为法律价值包括四个方面，即“秩序、正义、自由、效率”。但不管是“三位说”，还是“四位说”，各国学者都将正义（或称之公正）视为首要价值。从古希腊时代，人们就将正义当成是习俗和法律的绝对基础。“法律就是正义”更是成为古罗马时代最高的法学理念[3]。当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炼和凝聚，只要它是不真实的，就必须加以拒绝或纠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高效和有序，只要它们是不正义的，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4]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要是事物合乎正义，应当毫无偏私的权衡，法恰恰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5]若是要在行政程序中找到这样一个不偏不倚的权衡，那只能非公正价值莫属了。

（二）公正是世界各国行政程序价值定位的总趋势

行政程序价值定位之所以会有着朝向公正发展的趋势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不无关系。在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开始建立的阶段，行政程序价值不可能追求控制、规范行政权力，限制蛮横、恣意的行政行为，保护行政相对人的私权利。这是因为当时各国都是走“小政府”路线，政府对自由市场干预的越少则被认为越好，行政权很少直接触及社会生活领域，行政公权力和相对人的私权利之间的冲突问题并未凸显出来。当时的市场经济强调经济效率，因此当时行政程序的价值定位也是更重效率忽视公正。然而，社会生活及其管理日益变的更加复杂，政府不在满足于仅仅做社会的“守夜人”，开始深入干预社会生活各方面，行政权逐渐膨胀。行政权的膨胀一方面适应社会发展，提高促进了公共利益和公共福利；另一方面，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可能性也随着行政权更深入、更广泛地介入社会生活各领域而逐渐增大。这时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就需要有公正、合理的程序机制来保障，从而保证行政过程的公正性。因此，许多国家开始将行政程序价值定位由效率转向公正，以限制行政权力的扩张和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

（三）公正是我国当前行政程序价值定位的主导选择

就其内容而言，行政程序一方面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要求行政相对人服从管理的程序；另一方面是行政相对人要求行政主体遵从保障行政相对人基本权利的程序。这两种程序必须保持动态平衡。这种平衡要求按照市场经济原则，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重新配置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强调行政程序的公正性在我国的意义尤其重要[6]。长期以来，我国存在重实体、重结果而轻程序的观念，很少关注法律程序的问题，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相对人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与现代法治社会中程序本位的观念格格不入。作为现代宪政的前提，程序公正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本理念之一。因此，如果我国当前行政程序价值定位依然用效率来取代公正，那么将不符合我国行政法治的发展要求，进而对整个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产生有碍影响。

四、行政程序的公正价值的实现

（一）明确行政程序立法的公正价值目标

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是一国行政程序法因理想效果设计而确定的主要立法目的及其整合规则，以及由此呈现出来的总体风格和特征，使行政程序法价值取向或价值模式法律化”。[7]行政程序的公正价值作为行政立法制度的价值目标，是确立行政程序立法目标模式的前提。行政程序公正价值为行政程序具体制度的建立起到了指引性的作用，因此，要实现行政程序公正价值就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按照法价值冲突解决的相关原则，在行政程序价值体系中对公正价值做位优选择，明确行政程序立法的公正价值目标。

（二）完善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

完善行政相对人程序性权利对实现行政程序公正价值具有现实意义：第一，行政相对人程序性权利的完善有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权益，有利于行政目的的实现。第二，完善行政相对人程序性权利能最大限度地限制行政主体滥用权力，抑制权力腐败，维护和提升政府形象。如康德所述“一切人都应被作为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来对待。人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都有其内在的价值。国家与政府是为人民而设立的，而不是人为国家而存在。国家和政府不得以任何借口或理由把人民贬为其统治的客体和手段。”[8]因此，针对我国实际的国情，行政相对人应该被赋予更多的权利，尤其是在受到行政主体做出的行政行为损害时，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能得到切实保护，那样就会最大程度遏制行政主体违法，实现行政程序的公正价值。

（三）健全行政程序违法责任承担机制

目前，我国行政违法责任承担的制度在实体法中有相较程序法中更为明确和完整的规定。但是，若要实现行政程序的公正价值，不仅需要行政程序制度的建立，更依赖于行政程序违法责任的承担。一方面，行政程序违法责任承担与否相较实体违法责任承担与否对公众（包括行政相对人）的影响更大。公正的程序，程序违法责任的追究，更易使公众认同权力的运行机制，也更易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认可程序运行下产生的实体决定；另一方面，只有建全相应的法律责任机制保证行政机关履行程序义务，才能使得行政程序法律规范得以运行，进而才能实现行政程序公正价值。因此，法律、法规不仅要制定程序规范，规定行政主体如何行使行政权力，更要规定行政机关违反法定程序的法律责任，使得行政程序违法行为的责任承担有法可依、机制健全。这样才能保障行政程序法律得以严格执行，实现行政程序的公正价值。

（四）培育行政程序公正价值的理性素养

行政程序法律的执行和行政程序公正价值的实现归根结底要依靠人的行为。这需要一个渐进的、多角度的发展过程。行政程序公正价值的实现既要有完善的法律机制的保障，也需要良好的环境条件的支撑。其中，培养程序公正价值的意识尤为重要。在实际生活中，虽然行政程序法治的理念已在社会中普及，但是人们的程序公正价值意识仍然淡薄，行政主体执行程序法的效果依然欠佳。因此，要实现我国行政程序公正价值，就要培育公民行政程序公正价值的理性素养，进而才能营造一个按程序办事的法治环境。

参考文献：

[1]肖凤城.再论法即程序[J].行政法学研究，2001，（3）.

[2]杨海坤，黄学贤.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从比较法角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3]C.Perelman.Justice，Law and Argument [M].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4][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6]应松年.行政行为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7]皮协纯.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25，58.

[8]应松年 比较行政程序法[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1999：43.

作者：闫理

论行政公正的论文 篇2：

中国行政回避制度的法律缺陷及完善

摘　要：行政公正是实行民主法治的基础，而行政回避制度则是行政公正得以实现的前提。它对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虽然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规章有关于行政回避制度的规定，但是立法的内容过于简单，尚未形成完整的行政回避制度。通过指出中国行政回避制度存在的缺陷，提出完善建议。

关键词:行政回避；行政程序；现状；完善

引言

回避，它的本源意思是为了躲避嫌疑而将自己置身事外。官员回避制度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东汉桓帝时期，朝廷就已经制定颁布了《三互法》，这个法规可以说是中国在官员回避制度方面的开山之作。随着行政制度的规范化和程序化，行政回避进入行政程序成为了必然。现代回避制度以欧洲的自然正义规则和美国正当程序规则作为它得以存在并发挥效力的法律依据和基础。它是实现行政公正的一个重要前提，它对于行政人员能否不徇私情，不以自己的好恶来判断事物，能否站在公正的角度正确妥善地处理公共事务具有相当大的作用。

一、实施行政回避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实现行政公平

行政公平要求政府和公民之间实现“真正的公平”，这是行政制度的根本要求，使公民获得公平的权利是每一个民主国家宪法的基本准则，渴望公平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情感，维护公平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在现代社会，行政机构普遍具有广泛的权力，假设行政官员在行政过程中因为自己的个人原因而产生错误，就会使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失。因此在以法律作为解决争端第一选择的法治社会，行政公平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焦点，公平成为了各国设置法律法规的根本原则。它表现在行政官员在行政过程中要对行政当事者做到无区别对待，因此制定行政回避就成为了人们追寻行政公平的必由之路。

（二）可以提高民众对政府的认可

在现代社会，行政部门的工作基本可以说全部是由工作人员来执行，这些工作人员身为社会的一分子不可避免地身处在由不同的社会关系所组成的网络之中，社会关系千丝万缕的联系使他们在处理行政事务时总会遇到与自身利益有关的情况，尤其是对于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行政工作人员，这种情况更是屡见不鲜。而从行政公正角度来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应该与所办理的行政事务没有任何利益关联，这样才能保证事务结果的公平性，从而提高民众对政府的认可。

政府行政机构所做的行政事务在结果和过程上都要让人认同，即对于行政事务的处理不能只顾结果而不管执行程序是否合法与合理、以使公众从内心尊重并自愿服从这项事务，对于政府的行政事务持高度的认同感。要取得这样的成果，政府所执行的行政事务至少要包含下面两点要素：一方面要使公众相信法律的权威与尊严；另一方面则要使公众相信行政过程的公正与公平，而要想让公众相信程序的公正，就必须执行行政回避。

（三）可以维持良好社会秩序

回避制度可以确保行政程序的公正，而行政程序的公正可以进一步使公众相信法律，这对于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法制国家里，法院的判决之所以能够具有较高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所持的公正态度，而法官的这种态度则得益于回避制度的设立。所以说，在诉讼过程中设立执行回避制度，它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使败诉者对诉讼结果没有异议，从而尽量消除争议，形成良性循环，借以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推进民主法制社会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四）可以推进廉洁政治

权力的过于集中和缺乏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行政回避的设置，将那些与行政事件有着利益关系的行政人员隔离在旁，减少在处理事件时导向不公正结果的可能性，削弱腐败的生长空间，为国家行政人员廉洁办公、建设廉洁政治创造积极的条件。行政回避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会使具有回避情况的行政人员从中解放，对该事务的办理进行政策性回避，从而推进廉洁政治的建设。

二、中国行政回避制度的现状

行政回避是指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因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其所处理的事务有利害关系，为保证实体处理的程序进展和结果的公正性，根据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要求或当事人的申请，行政机关有权依法终止其职务的行使并由他人代理的一种法律制度。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回避的规定也不尽相同。英美法系的国家和地区主要采用的是概括规定，如美国在1946年的《联邦行政程序法》中对此只是作了简单的陈述：即要求听证人员要公正地完成工作，参与人员可以随时回避，若有确实证据证明参与人员具有不合理的工作行为，听证机关应作出相应的决定。而大陆法系则采取具体的列举式规定，对此作出的描述比较细致。如德国《行政程序法》对于不适合担任听证人员的限制作出了极为明确的陈述：凡是和当事人具有亲属关系、雇佣关系的人一律不得担任听证主持人。中国是大陆法系，因此采取的亦是具体列举式，中国在2012年2月出台的《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对于中国的公务员回避制度做了比较全面而详细的阐述，《规定》将中国的公务员回避分成了三种主要情况：任职回避、地域回避以及公务回避。

（一）任职回避

任职回避就是我们常说的亲属回避。这方面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第5条中：公务员凡有下列亲属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工作。（1）夫妻关系；（2）直系血亲关系，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3）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包括伯叔姑舅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女、甥子女；（4）近姻亲关系，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

本规定所指直接隶属，是指具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同一领导人员，包括同一级领导班子成员；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包括上一级正副职与下一级正副职之间的领导关系。

（二）地域回避

地域回避主要体现在《规定》第8条中：公务员担任县、乡党委、政府正职领导成员的，应当实行地域回避，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市（地、盟）党委、政府正职领导成员。

公务员担任县级纪检机关、组织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正职领导成员的，应当实行地域回避，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市（地、盟）纪检机关、组织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正职领导成员。

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领导干部的地域回避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并结合本地实际执行。

（三）公务回避

公务回避主要在《规定》第10条加以陈述：公务员应当回避的公务活动包括：（1）考试录用、调任、职务升降任免、考核、考察、奖惩、交流、出国审批；（2）监察、审计、仲裁、案件审理；（3）税费稽征、项目资金审批、监管；（4）其他应当回避的公务活动。

此外，还在其他的法律法规中也有一些条文对公务员回避制度作了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48条对行政机关的听证作出了回避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0条对政府的采购行为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7条规定了执法人员的回避；《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第14条对监察工作者在监察工作中的回避作了规定等等。

三、中国行政回避制度立法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缺失，阐述模糊

由于目前中国只有2012年2月颁布的《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对公务员回避作了相关规定，其他的行政回避行为并没有专门的规定行政程序的法律法规，所以分散见于多个具体的法律条文之中的有关行政回避制度的规定只有原则性的宣示，没有实质性的内容。这就导致人们错误地理解为只有在法律法规中有具体的规定时，才适用回避制度，致使多数的行政行为不能得到规范和纠正。

虽然现在中国在《复议法》与《诉讼法》中都把违规操作当做决定行政行为是否有效的根据之一，但是违反行政回避是不是属于违规行为则尚无定论，对于违反回避的惩罚措施也并未明确制定。因此，在中国很少有因行政机构没有执行回避政策而被取消行政行为的情况发生。而如果不对行政机构及行政行为违反回避政策的行为有效与否作出明确的规定，就会是这项制度失去应有的约束力，使回避制度沦为一纸空文。

另外，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用来描述行政回避的条件多用“利害关系”一词，但是如何理解“利害关系”？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标准。这种模糊的词汇极有可能被行政机关随意解释，导致权力的滥用，从而造成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侵害。

（二）主体规定范围需扩大

中国现今的行政回避制度，仅将行政机构的人员纳入了该项体系，这导致了该规定的主体涵盖范围不全面。在中国大陆，行政权力的执行主体并非仅限于行政机构的执行人员，而是具有一个相当广泛的范围，但是现行制度仅把行政机构的人员划入需执行回避法规的主体范围之中，对其余权力行使者却不做相应的规定和限制，导致行政回避体系的主体涵盖范围狭窄，无法对全部的行政权力行使者造成有效的制约。

（三）行政回避程序需完善

现行的法律法规对于行政回避制度的规定十分简单，都没有具体的程序性规定的指引。如《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中，“第14条公务员必须服从回避决定。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的，应当予以免职。公务员应当主动报告应回避的情形。有需要回避的情形不及时报告或者有意隐瞒的，应当予以批评教育；影响公正执行公务，造成不良后果的，应当给予相应处分。”处分分为六类，但是具体在何种情况下给予何种处分，仍然没有明确的规定。

（四）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中国现在对于行政回避政策的实施并没有制定对应的监督机制来保证，也并没有特定的机构来负责监督。因此，中国现行回避政策的施行，该由谁来监督，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监督，以什么法规作为监督的指导等等，这些还都尚属空白阶段。在不被监督的情况下进行的行政回避，其成效肯定会大幅消减。

四、中国行政回避制度的完善

必须完善中国的行政回避制度，才能使其起到控制行政权力，保护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作用。

（一）制定专门法规以明确条件

以2012年2月出台的《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为基础，融合其他法律法规中关于行政回避的条款，制定出专门性的行政回避法规，使国家公务人员在遇到具体情况时可以根据法规的规定作出相应的回避。

在条件明确方面，回避法规可以借鉴中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关于回避制度的规定，对“利害关系”的表现情形进行列举。除了法律规定中常见的行政人员与行政相对人是亲属关系、与行政相对人的代理人有亲属关系外，其他任何能够使行政公务人员存在利害关系或产生偏见的可能从而导致行政公务人员不能公正处理案件的，都应当列入行政回避的范围。

（二）对回避的范围进行明确

对于回避主体的范围应该进一步扩大，在现有的回避主体范围之外，那些可以导致执行行政事务的人员无法公平办理该项事务的人员，都应该划入该范围之内，因此，我们应该制定专门的条文对那些经常性的回避范围进行细化的规定，全方位的限制，对可能造成行政不公的人员关系进行一个总结。

（三）完善行政回避制度的程序性规定

完善行政回避制度必须明确设定自行回避和申请回避的程序性步骤。

1.行政人员提出请求。行政人员在行政事务处理之前、处理行政事务过程中发现存在自己应该回避的情形，应当向本机关或组织的负责人提出回避申请。提出申请，一般应该以书面形式提出，并附带说明回避的理由。

2.由机关或组织负责人审查。行政公务人员提出回避申请的，机关或组织负责人应该及时进行审查，因为涉及到政府行政行为的效率问题，我们建议审查的期限不宜过长，以3天为最佳。对行政回避申请的审查一般采用书面审查的方式，机关或组织负责人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进行调查，听取行政人员的意见，对是否存在回避的情形作出明确的判断。

3.行政回避的决定。机关或组织负责人在对行政人员的回避申请进行审查之后，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如果审查的结果表明存在法律规定的应当回避的情形，足以影响行政人员对行政事务的公正处理，那么就应该作出准许回避或决定回避的最终意见，同时应当终止该行政人员对该行政事务的处理，并任命其他不存在回避情形的行政人员继续对该行政事务进行处理。如果审查的结果表明并不存在应当回避的情形的，机关或组织的负责人应当作出不予回避的决定，并说明理由，使该行政人员能够继续依法对该行政事务进行处理。在作出是否回避决定的过程中，行政人员与行政相对人可能对法律规定的回避条件和范围等事项的理解不同，导致难以确定是否应当回避时，可以由该机关或组织的领导班子集体做出决定。

（四）建立并完善监督机制

任何权力的施行都应该有相应的监督机制来制约，否则必将走向腐败。中国行政回避的实施同样需要一个有力的监督机制来保证它的健康运行。从执行行政事务的个体行政机构来讲，其内部应该设立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来对本机构在执行行政回避方面的情况进行监察；从国家的整个行政机构来讲，这种监察也非常必要。但是在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行政监察机构只拥有对公务人员是否具有违纪行为进行监察的权力，对于行政事务的整个操作过程却不包含在内，导致监督的缺失。应当尽快地将行政事务操纵程序也纳入监察范围之中，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对行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

当然，行政回避制度要在实践中取得良好的实施效果，仅仅在法律制度的层面上完善还是远远不够的。本文只是在法律规范的角度讨论了行政回避制度，而顺利推进行政回避制度的实行，不仅有赖于这一制度本身设计的完善，更有赖于良好的法治环境和先进的社会法律意识。而法治环境和法律意识的形成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它需要社会各个层面的合力作用。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法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对此，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参考文献：

[1] [美]理查德·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 汪全胜.行政立法的回避制度构想[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8，(5).

[3] 郭相宏，赵肖筠.美国“正当程序”对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启示[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8，(8).

[4] 章剑生.从自然正义到正当法律程序——兼论中国行政程序立法中的“法律思想移植”[J].法学论坛，2006，(5).

[5] 蒋君伟.行政回避制度若干理论问题研究[J].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29).

[6] 苏庆原，钟穗青.关于行政回避制度的法律思考[J].云南大学学报，2009，(22).

[责任编辑 王晓燕]

作者：钟琦

论行政公正的论文 篇3：

改变群文理论研究“空心化”

摘 要：本文首先运用文献分析法对群众文化领域理论研究进行了总结，指出目前群文理论方面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理论的“空心化”现象。同时，笔者对这种现象的成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缺少科学化研究方法是主要原因之一，建议更多地引用科学研究方法如统计学理论，还提出了其他对策建议。

关键词：群众文化;理论研究;统计学

1 群众文化领域理论研究工作现状分析

群众文化这一概念具有双重意义。从文化的大概念看，群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相对，是由老百姓创造、参与、发展的一种文化形态。“这一古老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几乎贯串了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史，渗透于各个时代世界各地民族的生活、生产活动之中。”自1953年文化部《关于整顿和加强文化馆、站工作的指示》颁布以来，群众文化便在其基础之上，形成了行政层面的概念，并通过文化（群艺）馆这一行政机构的设立，确保了群众文化工作的有效推动。60余年间，文化（群艺）馆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着作用，以丰富公众业余生活，发挥美育作用，提升公众艺术欣赏水平与基本文化素质为目标，通过举办各类群众文化活动，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抓手。

但长久以来，群众文化领域的理论水平一直处在较低水平。一方面，相关著作还要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1]但作者当时聚焦的社会环境在近20年间发生了巨变，其指导意义在当代能发挥的作用存在疑义。也就是说，无论是高校及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抑或是群众文化工作的直接参与者，近20年来都并未产生具有指导性与全局性的群众文化理论著作，业界反映某地、某馆群众文化工作做得好，往往也是以“活动多”“活动新”为重要标准，但“活动多”与群众文化工作应起到的社会效益有多么强的联系，并未有人做过相关研究。

另外，研究方式与方法过分单调。在CNKI网站（中国知网）中，在期刊部分搜索“群众文化”这一关键词，可以发现近5年的论文发表量呈迅速增长之势，特别是自2011年起，年均论文发表量稳定在3000篇以上。

翻阅上述文献，不难发现这些文章主要由几类组成，而其中两大类文章占了全部文献的90%以上。一是结合当前国家文化政策与群众文化工作进行的分析与讨论，既包括问题分析，也包括前景讨论;二是针对某项业务工作（如合唱、广场舞等）或某一特定地区、特定人群在群众文化工作大背景下的作用分析。这两类文章在撰写过程中较易形成“三段式”的汇报风格，以表明群众文化工作的重要性。此种情况在各省市的论文中屡见不鲜。

但事实上，无论是宏观上群众文化工作的发展前景，还是从最开始的年度活动策划与方案申报，到各项工作所依附的相关预算、人员安排、宣传周期、参与人群以及后续反馈等诸多细节，相信一线文化（群艺）馆工作人员对此都会有最真切的体会。在笔者看来，抛开文章作者自身知识水平的因素，其对于基层公众的调研不够深入，特别是对各项活动、各类人群所反映的数据的运用过于简单，这也是如今论文千篇一律、理论水平低下，出现“理论空心”类论文的重要原因。例如，缺乏反例研究及数据分析，都是群众文化难以成为真正社科学科的因素。在群众文化领域的论文写作中，除了与政策结合，与社会科学相关理论相联系外，更要主动与自然科学特别是管理学、统计学等学科知识相融合，以数字的直观运用与科学分析，作为各项活动社会效益的佐证，形成较为完整、健全的科学运行体系。只有不断讨论，各抒己见，百家争鸣，才有机会迎来群众文化的春天。

2 在当前的群众文化理论界，普遍缺乏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或者说缺乏已在社科领域被其他学科广泛应用的研究方法

自说自话的理论推导只能狭隘地得出自身理论重要性的论点。在上文中的文献研究中，可以看到大多数群文理论中，得到的不过是三段式的成果，即“群众文化很重要”“政府应当加大对群众文化工作的投入”“群众文化工作者应当更加努力，发挥更大作用”。这样的结论，从研究方法到理论推导过程，都很难具有科学的说服力，正所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2.1 科学研究方法的缺失，使得群文領域的研究成果很难被其他学科引用，群文学科的理论建设陷入了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

目前的群众文化理论建设，其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按照目前较为认可的研究分类，群众文化归属于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是公共服务的研究范畴，属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分支。在当前的社科类研究中，较为主流的研究方法包括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两大类，而具体的研究方法则包括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文献研究法、访谈法、跨学科研究法、个案研究法、民族志研究法等数十个类别。通过对以往群文类论文文献的研究，可以发现群文理论研究人员较为习惯使用调查法、访谈法等相对易于操作的几类研究方法，而其他研究方法鲜有涉猎。即使这样，由于缺乏对科学研究方法的掌握，其所使用的调查法、访谈法也不具备十分的严谨性。

以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调查法为例，很多省市级群众艺术馆（文化馆）都惯于使用问卷调查这一研究方法，对公众满意度等参数进行调查研究，但使用问卷调查这一方法时，是有一定原则的：相关原则，即问卷中除了少数几个提供背景的题目外，其余题目必须与研究主题直接相关;定量准确原则，即问卷如果要收集数量信息，则应注意要求调查对象答出准确的数量而不是平均数;选项穷尽原则，即问卷中题目提供的选择答案应在逻辑上是排他的，在可能性上又是穷尽的;非导向性原则，即问卷中所提出的问题应该避免隐含某种假设或期望的结果，避免题目中体现出某种思维定式的导向。还有简洁原则、礼貌原则、方便原则、拒绝术语原则、适合身份原则等。以非导向性原则为例，在一些群艺馆（文化馆）的问卷调查中，可以看到“您对我馆工作满意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以下哪几个方面？”“吸引您到馆参与活动的主要因素是哪些？”这类具有导向性的问题，这样的调查问卷所得出的结果在严谨性上是禁不住推敲的。

2.2 没有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其所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具备科学性

以在群文领域应用较为广泛的问卷调查法为例，在选取被调查人的过程中，可以视为研究过程中的样本抽取。那么在样本的抽取过程中，是具有一定的原则性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随机原则。例如，在文化馆评估过程中，评估指标中有“公众满意度”这样的指标，要求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完成。据笔者了解，各馆在完成此项指标的过程中，均以到馆参加馆办活动的公众作为抽样样本完成问卷调查。到馆参与文化活动的人，其本身已经在享受各级群艺馆（文化馆）所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在抽样样本中，属于已获利人群。如果对这些人进行问卷调查，难以保证其公正性与中立性。

笔者认为，正确的抽样样本选择方法应当是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公众进行无差别的普遍性抽样问卷调查，如果想要达到较大的样本数量，可对辖区内多个区域进行随机问卷调查。例如，对天津市群众艺术馆的公众满意度进行调查，应对市内各区、滨海新区、郊区、远郊区、山区等各个区域进行抽样，才能保证其公正、随机。如果想要控制样本数量，降低其数据分析难度，笔者建议选择某一社区，对社区居民进行无差别化的问卷调查，也可以保证一定的随机性与公正性。

造成抽样样本不科学性，其主要原因在于上级对评估标准的制定。评估标准中“公众满意度”这一指标要求达到90%以上，如果在普遍性的问卷调查中想要达到这样高的指标，其唯一的抽样办法就是在已获利人群中进行。

为了对这一问题进行更为透彻的说明，我们选择一个相类似的指标进行对比，即电视剧的收视率调查。根据百度发布的“CSM（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52城电视剧收视率调查”，目前排名较为靠前的电视剧收视率为0.375%～1.815%，很难看到某一电视剧的收视率达到5%以上。当然，电视剧收视率调查使用的并不是问卷调查，而是以电视机接入设备的点播率为依据。比较的意义在于说明类似的普遍性调查如果不在已获利人群中进行抽样，是很难达到较高指标数的。一味追求高指标数据，是制度顶层设计中的瑕疵。

2.3 数据处理不科学、不严谨，其得出的结果往往是不准确的

在当今的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所有实验、调研所得到的数据，都应当引入统计学概念对数据进行检验。统计学是数据分析的基础，统计学可以使数据分析更加系统化。

笔者再用一个例子来说明统计学的应用对群文理论建设的重要性。

不久前，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对“天津市青年公众群体和老年公众群体对话剧的喜爱程度差异”这一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基本数据如表1所示。

在青年组中，喜爱话剧的人数占问卷总人数的65%;老年组中，喜爱话剧人数占问卷总人数的52%。如果不进行数据分析，只看数据本身，很容易得出“青年群体比老年群体更喜爱话剧”这样的结论，但是，作为更为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应当对这样的数据进行统计学检验。检验方法是广泛应用的卡方检验，卡方检验的意义在于检验统计样本的实际观测值与理论推断值之间的偏离程度。

运用SPSS（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统计分析软件对上述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下图所示结论。

可以看到，经过科学的统计计算，青年组、老年组两组数据的“精确Sig值（单侧）”即P值为0.118。根据卡方检验理论，如果两组数据P值大于0.05，则说明两组数据不具备统计学的显性差异，也就是说，青年组及老年组喜爱程度的不同，是由抽样样本个体差异累计得来的。不能简单地说青年组比老年组更喜爱话剧，这两组的喜爱程度在统计学上是没有差异的。

这也就意味着，在类似话剧类活动的策划实施中，应当认识到不能只以青年群体为主要目标群体，还要兼顾老年群体的需求，应当将两者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在统计学中，除了上例提到的卡方检验，还有T检验、费舍尔检验以及相关性检验等多种检验方法。以上各个检验方法在群文理论建设中都会有相应的应用。同时，统计学的引入还能提升调查研究中的设计方案科学性，如变量的设立、样本的正态分布、计数资料以及计量资料的收集等，这也将保证群文理论研究的科学性以及与社科其他学科的互通互用。

3 提高群文理论研究水平的几点建议对策

3.1 提高对群文理论建设的重视程度

在目前的群文领域，在各级的群众艺术馆（文化馆）中，存在重活动、轻理论的趋势。大家都热心于策划组织各项群众文化活动，而相应的理论建设、调查研究却很少得到重视。对于理论建设的漠视，致使本领域很难出现具有较高水准的研究成果。因此，建议各级文化馆的主管部门在不断开展各项惠民活动的同时，积极推出、大力扶持理论建设及调查研究工作。

3.2 加强對于理论研究人员的培训与培养

据笔者观察，在各级的群艺馆（文化馆）中，真正的社科类专业背景的理论研究人员远远少于各艺术门类的专业干部，研究人员的不足也是没有理论建设成果的重要因素。同时，目前群文领域的理论研究人员普遍对科学的研究方法不熟悉，掌握不全面，这就需要文化部、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对理论人员进行培养与培训。通过培训，让更多的研究人员掌握更多更科学的研究方法，鼓励更多的学科交叉研究，不仅仅是统计学方法的引用，其他的社科类学科都应当与群文学科互相借鉴引用，改变自说自话的尴尬地位。例如，对于群文领域的财政投入研究应当与财务、税务相关学科联合;群文政策的制定应当视为公共服务政策评估;群文活动的效能分析应当与管理学项交叉等等。正是由于以往群文领域的相对封闭，其他学科与群文学科存在隔阂，这显然与当前的研究趋势不符。因此，建议文化部、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引领多省市联合参与大型的理论调研工作，通过有分量量的课题研究，帮助理论人员提高水平。

3.3 借助高校、研究所等领域外专业机构，尽早完成群文学科建设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仅仅依靠群文领域内的研究人员，想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理论水平，难度是比较大的。应当推动各个高校与研究所的馆校（所）合作，充分利用高校、研究所的高水平研究人员较为聚集的优势，激发其对群文相应课题的研究兴趣，促使其合作完成研究项目。正如本文第一部分的文献研究中所指出的，近几年，群文领域进入越来越多社科研究人员的研究视野，引起了他们的关注和研究兴趣，因此，应当进一步推动这一趋势，借助研究机构的力量，早日完成群文学科的建设，使群文学科真正成为社科领域的重要学术分支。

参考文献：

[1] 胡守勇.建国六十年群众文化研究综述[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26（5）：22-28.

[2] 刘金兰.管理统计学[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6.

[3] 刘晓雨.论群众文化的美育功能[D].郑州大学，2014.

[4] 李明.文化的社会功能视野下新时期群众文化事业建设研究[D].广西民族大学，2015.

作者：崔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