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健康保险制度管理论文

2022-04-27

[摘要]智利经过40年的改革与发展,成功实现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南美地区率先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智利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和参考。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智利健康保险制度管理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智利健康保险制度管理论文 篇1:

智利医保:革新之旅

20世纪20年代,智利建立了早期医疗保险制度,以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形式,为不同阶层的工人提供不同级别的医疗基金。

1942年,智利成立了为白领工人提供预防免疫用药服务的国家卫生服务体系(SERMENA)。1952年,雇员国家医疗服务体系(SNS)成立,负责解决蓝领工人的医疗保障问题。1968年, SERMENA添加了愈后治疗及用药服务。

此时,智利医疗保险的政策由国家制定,具体业务也主要由政府部门经办。国家免费提供大部分医疗服务,公共部门承担医疗费用的90%,承担患者治疗费用的85%以上。

20世纪70年代末,智利医疗保险制度出现效率危机。医疗保险支出持续增加、国家财政负担过重等问题,使医疗保险制度不仅成为了经济发展的瓶颈,而且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20世纪80年代 引入私有部门

20世纪80年代初,智利政权更替,为医疗保险制度的根本转型提供了契机。

当时智利在医疗保险制度方面的改革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改革医疗管理制度,下放部分卫生事业权力,将初级医疗保险交由市级管理。另外,智利实行医疗保险机构的部分私有化,成立私营医疗保险公司,为中上收入的社会阶层提供新的医疗保险选择。

1981年,SERMENA和SNS重组成为国家卫生基金会(FONASA)和国家健康保险服务局(SNSS),作为公共部门履行政府对医疗保险事业的责任。FONASA负责收集、整理和分配国家医疗保险资源。同年还建立了健康保险机构(Isapres),标志着私有机构将在整个医疗保险体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在下放权力方面,智利将全国医疗服务系统分割成27个遍布全国的地区性医疗服务中心,目前已增加至29个。通过由不同等级的医院、城市和乡村门诊部以及乡村医疗救护站组成的网络,他们可以提供各种医疗计划,并按照医疗水平和设施先进程度的不同,将原有的医疗体系划分为不同的级别。

在此次改革之后,智利医疗保险系统呈现出公共部门和私有机构并存的双重结构。虽然两者机构设置形态各异、宗旨不同,但投保人可以自由选择投保于两者中的任意一个(见表1、表2)。而且公布部门和私有部门均需履行社会保险、为居民提供医疗保险产品的职能。

如果投保人将强制医疗保险金缴纳进FONASA,投保人及其受益人便被编入公共卫生保障体系;如果投保人选择Isapres,投保人及其受益人就会被编入私有医疗保险体系。

FONASA在智利的医疗保险体系中扮演双重角色,除了负责收集、管理和分配公共资源,同时也是代表投保人及其受益人利益的公共卫生保险机构。当它作为公共卫生保险机构时,就像一个传统的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体系,投保人的收益并不直接与其保费投入挂钩。从这个意义上讲,FONASA具有了在富人和穷人之间进行转移支付的再分配功能。与此同时,它也提供了一种健康保险制度,将为健康人和患者服务的模式结合起来。

投保人及其受益人可以在FONASA提供的各种形式中,自由选择在公共部门或者私有部门接受保障服务。在某些情况下,为了享受医疗保险服务,投保人必须自己负担一定的费用。根据规定,贫困人口(A类人)和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水平的人(B类人)不需要自己负担费用;但收入超过最低工资水平但幅度小于40%(C类人)需要自己负担10%的费用,高收入人群(D类人)需要负担20%。

私有医疗保障系统Isapres运作如同保险公司,提供基于合同的医疗保障。合同会规定保障的覆盖程度和个人投保者或其家庭的受益方式。合同的条款中,投保人支付保费的多少与其收益水平挂钩,同时也与其个人的医疗风险水平相关。因此,支付相同保费但是年龄不同的两个人,得到的保障覆盖程度和保费金额是不相同的。Isapres根据不同人群的保障程度和医疗费风险水平,调整不同保险计划的价格。多重性保险计划价格对投保人选择恰当保险计划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削弱了资源分布的效率。

20世纪90年代 HSR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将原有的医疗保险体系转变为复合管理体系,将SNSS拆分为27个SS,将原本由社会保障机构承担的部分职能下放到医院,同时建立起了Isapres,引入了私有医疗保险部门,最终确立了智利公共健康保险和私营健康保险同时并存的二元健康保险体制。

但与此同时,医疗卫生支出的减少也导致了一些问题。由于财务羁绊导致进入医疗保障体系的人数减少;由于技术落后、在职业病救治领域表现不佳,医院受到批评;而在环保问题上,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均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没有将医疗重点放在疾病预防上,而放在了药物途径上。

1 9 9 0年,医疗机构改革计划(HSR)被列入智利政府现代化规划的远景目标,政府负责为HSR筹集资金,而MINSAL被指定为改革的领导机构,分三步完成改革。

1990~1994年是改革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为了改善人民的医疗保险水平、预防疾病、增加讨论环境问题的机会和对HSR本身进行研究。政府以修复公共卫生体系为主要任务,建立了很多MINSAL以外的机构,并将其并入MINSAL的正式机构。

第二阶段经过了1994~2000年六年时间,为实现公共卫生系统和私有卫生系统之间的互补和透明化竞争,强化了MINSAL的监管角色、分离不相关的职能、调整保障模式、进行财务改革和系统更新,力争使公共卫生体系更加现代化。其中,1998年1月提交的法律草案将FONASA转变成独立的、公有的、非歧视性的公共保险机构,无条件地服务其受益人。

2000~2002年,为了消除医疗保障体系的不公平现象、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增强保障效率,建立广泛的医疗保障体系和有保障的公共和私人卫生服务。智利进行了第三阶段改革,该阶段的改革内容由MINSAL的技术部门以及FONASA共同制定。

HSR的日程虽然是按照事先拟定的目标进行的,但其策略根据需要随时变化,其具体改革内容所涉及的方面比20世纪80年代有了很大程度的拓展。

尤其是保费的缴纳和支出的信息化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1993年开始,智利实行了若干项目为保费缴纳和支出信息系统装备最新型的计算机。然后在SS的管理部门和医院广泛建立了基于诊断的支付系统。通过这套系统,SS的管理部门和医院可以为患者和单一诊断建立账户,同时也可以为第三方支付出具发票。实践证明,这套系统是可信赖的,同时在不同的医疗机构之间和SS之间实现信息共享和比较。

1994年成立的管理委员会是公共卫生管理体系管理模式的最大变革。其代表系统中不同实体的利益,寻求业务部门和管理部门、保费支付部门之间更大程度上的相互配合,同时将分散的基金联合以加强各部门间的配合。

改革提高了智利公共卫生资源配置的效率和资源使用率,提高了社会成员参与医疗保障的程度。同时,改革使弱势群体的医疗状况得到改善,提升了医疗保障的公平性,但是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智利医疗保障公平性的好转可以归功于HSR。这种持续改善的趋势实际上是一个世纪以来,智利整个医疗体系改革的反映。除此之外,改革后投保人对医疗技术质量和服务质量的感受还有待加强。

作者:李曜 史丹丹

智利健康保险制度管理论文 篇2:

智利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启示

[摘要] 智利经过40年的改革与发展,成功实现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南美地区率先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智利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智利 中等收入陷阱 市场改革 现代化经验

[作者简介] 钟坚(1965 — ),江西万安人,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理论、经济特区与港澳台问题、国际经济等;杨霁帆(1977 — ),女,江西南昌人,深圳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韩晓洁(1981-),女,陕西渭南人,深圳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2010年,智利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为该组织第31个成员国。2011年,智利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为14413美元,成为率先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南美经济体之一。2013年,世界银行将智利列入高收入国家名单,人均GDP达到15791美元。智利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智利经济现代化的演进历程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智利经济现代化进程历经四个阶段:

1. 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阶段(1870~1932)。这一时期形成以初级产品出口繁荣及早期的工业发展为特点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其中1830~1879年期间,主要出口以小麦为主的农产品,1879~1932年期间,主要出口以硝石和铜银为主的矿产品。由于受以矿业和农业为主单一经济的影响,加上外国资本的掠夺,使智利无法建立起真正意义上工业化体系。

2. 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阶段(1933~1973)。自20世纪30年代起,智利开始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通过关税非关税保护(1973年平均关税为94%,最高关税达500%,2827种进口商品须向银行提供高达100%的进口预存款,并实行一系列限制进口的非关税措施)和金融抑制、价格管制来保护国内工业市场。工业主要面向国内市场,传统矿产品等初级原料主要用于出口创汇,发展对外贸易。1970年,阿连德政府上台,强行推行被称为“智利社会主义之路”的规划,造成物资短缺,货币大幅度贬值,通货膨胀严重,经济陷入衰退,社会动荡不安。1973年阿连德政府被推翻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6%,通货膨胀率为606%,经济停滞不前。

3. 市场主导的外向型发展模式阶段(1973~1989)。1973年起,智利在发展战略上进行重大调整,全盘否定国家主导的、高保护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采用“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理论,主张建立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实行全面的对外开放,由过去的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向转向出口导向外向型发展战略。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扩大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减少国家财政负担,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控制通货膨胀,收到较好的效果。改变过去以铜为主的单一出口商品结构,形成以矿业、渔业、林业和水果四大产品为支柱的出口新结构,实现出口商品的多样化。在拉美地区经济出现“失去的10年”之际(1980~1990年拉美地区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1%),智利经济增长却仍然达到3.0%,人均GDP从1974年的1514美元增长到1989年2191美元。特别是1984年后,智利经济出现持续多年的较快增长。

4. 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阶段(1990年至今)。在继承和延续过去自由市场模式的同时,相应地加强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力求达到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艾尔文政府(1990~1994)提出“增长兼顾公平”,采取在保证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稳定前提下,改善收入分配和增加社会服务支出的政策。1990~1993年,GDP年均增长7.7%,人均GDP从2393美元增至3891美元,贫困人口比重由40%减少到27%。弗雷政府(1994~2000)提出“坚持增长,消灭贫困,实现名副其实的公正”。把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教育和医疗体制,作为政府重要任务。成立全国消除贫困委员会和全国反腐败委员会,增加社会救助计划拨款。弗雷任期GDP年均增长5.6%,至2000年将贫困人口从45%减少到20%、赤贫人口从12.9%减少到5.7%。拉戈斯政府(2000~2006)提出要让智利人更加“有尊严”地生活,强调构筑社会安全网,增加公共设施的投资力度,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政府开支要向最贫困阶层倾斜。巴切莱特政府(2006~2010)提出建设更加发达、现代、宽容和有包容精神的国家,推出提高教育质量、加强社会保护和提高生活质量等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三大社会政策,致力于使经济发展惠及社会各阶层,让妇女更多地参与社会各个方面。2010年,人均GDP首次超过1万美元,为11929美元。皮涅拉政府(2010~2014),提出任期内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争取年经济增长达到6%。承诺帮助50万人摆脱贫困、推动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增加学校、医院和诊所数量,解决犯罪率高等问题。皮涅拉执政期间智利经济年均增长5.3%。

二、拉美地区经济社会成功转型的典范

到上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其增长机制弊端逐渐暴露,由于未能及时调整发展战略,这些国家的经济出现30多年的停滞徘徊,成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甚至直接称之为“拉美陷阱”。2011年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33个国家中,属于低收入经济体的只有海地1国;属于高收入经济体的有6国:巴哈马、巴巴多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安提瓜和巴布达、圣基茨和尼维斯、智利,其他26个国家都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拉美是世界上最早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地区,也是“中等收入国家”最集中的地区(80%的国家都是),同时滞留“中等收入陷阱”时间长,平均滞留38年。但在拉美国家中,智利经过不断摸索与调整,已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成功实现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转型,成为第一个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南美大陆国家,进入世界高收入国家区行列。

智利是拉美地区最发达、最开放、最繁荣和最稳定的国家之一,其综合竞争力、经济自由化程度、市场开放度、国际信用等级均为拉美地区之首,被称为拉美经济奇迹的发展样板。

1. 在拉美率先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智利人均GDP达到12712美元,在南美地区率先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智利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进入世界“富国俱乐部”。2013年,人均GDP为15778美元,居拉美第二,居世界第47,被国际货币组织评为全球六个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之一。7月,智利被世界银行确认为“高收入经济体”,成为发达国家。2014年2月普华永道发布报告认为智利是拉美各国最接近发达经济体的国家,认为智利经济增长稳定高效、医疗和教育体系完备、政治和司法环境稳定、可持续增长有保证。

2. 智利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智利有较为健全的法制及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自由度已连续多年高居拉美地区首位。智利全面推行对外开放和私有化政策,电力、电信、供水、航空、金融等服务行业对国内外私人资本全面开放。市场准入方面限制较少,取消外资保证金制度和外资审批制度。目前外资在电力、电信、水产养殖、银行、保险、证券、矿业、汽车分销等行业均已占据重要位置。智利政治经济环境稳定、贸易开放、法律透明、发展前景良好,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经商国和活跃的投资目的地之一。2014年福布斯发布《全球最适宜经商的国家和地区》,智利排名第29位,成为拉美地区的最佳投资目的地。2014年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发布《2014年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排行榜》,智利居全球第7,再次超过美国(第12),在拉美居首位。

3. 智利是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智利以经济开放而著称于世,市场准入限制较少。实行统一的低关税率的自由贸易政策。2010年智利进口商品的实际关税平均税率为1.2%。同世界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关系。伊基克自由贸易区是南美洲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是南美洲最大的进出口商品贸易和集散中心。智利是世界上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和建立经济伙伴关系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与6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23个贸易协议(包括自由贸易协定、部分产品优惠协定,经济合作协定)。进出口总额占GDP达60%左右。2014年,智利外贸总额1489.95亿美元,其中出口766.48亿美元,进口额723.47亿美元。智利是拉美地区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最重要国家之一。目前有60个国家在智利投资4000多家企业,2012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303.23亿美元,在拉美地区仅次于巴西(652.72亿美元),位居世界第10位。

4. 智利是全球最健康的经济体之一。一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的经济呈现出剧烈动荡和增长乏力的局面。然而智利经济却表现不俗,增长势头强劲。2004~2014年,智利经济年均增长11.44%。二是有比较健全的经济结构。工矿业、林业、渔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四大支柱。2013年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经济结构最健康的国家之一。2012年11月,三次产业比重为3.6:35.5:60.9。三是保持较低的失业率。2013年失业率为5.9%,是2008年来经合组织中失业率最低的四个国家之一。四是通胀维持在合理区间,2013年通货膨胀率为3.0%。五是连续多年保持财政盈余。2005~2013年智利政府一直保持财政盈余,是世界财政赤字最少的国家之一。六是比较低的债务水平。截至2013年12月底,智利外债余额1309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6.7%。2013年,穆迪将智利主权信用评级维持在AA3,成为全球第8、拉美第1安全国家。七是对国内环境保护最为严格的国家之一,政府不断完善环保制度,确保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 人类发展指数超过经合组织发达国家标准。1990~2013年,智利贫困人口比例从38.5%下降到10.0%,赤贫人口从12.9%减少到3.2%,贫困人口比例在拉美地区最低。智利成为拉美国家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提前完成联合国《千年宣言》确定的2015年之前“将赤贫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智利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包括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社会救济和住房政策等在内的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之一,通过改革把部分社会保障事业转归私营,建立政府和私人共同管理社会保障的智利模式,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有力保障,曾被联合国推荐为世界各国学习和借鉴的范例。2012年医疗卫生总支出为GDP的8.2%,建立起公私互补、相对完善的医保体系。2013年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投入约占全年预算的5.6%。政府向中低收入人群提供住房贷款补贴,70%的智利人有自己的住房。2014年人均预期寿命79岁。2012年在校学生人数465.52万,其中大学生112.71万。成人识字率97.77%,文盲率2.23%。2012年公共教育开支占GDP的4.5%,公共教育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21.3%。中产阶级所占比重迅速扩大,成为政治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目前智利中产阶级人口约为1100万,占全国人口69.8%,在拉美地区排名居第3。2013年,失业率5.9%,基本达到充分就业,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失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6. 政治民主清廉,具有较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拉美不少国家腐败现象根深蒂固,政府声望不高,行政效率低下,但智利却是少数几个比较廉洁的拉美国家之一。智利引进欧洲国家法律制度,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覆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法规严格,对用工比例、工作时间、养老和医疗保险、辞退等有严格的规定。2010年,两件事令世人瞩目:一是智利发生8.8级特大地震,死亡人数仅有700多人。二是智利33名矿工被困在地下长达69天之久,竟然全部被获救。智利社会完善齐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和智利人普遍的诚信风格,是其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程度超越其他拉美国家的重要原因。智利是拉美第一个走出腐败泥沼的国家。

当然,智利曾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时间也达40年之久。目前仍存在经济结构单一、对外依存度高、能源短缺等突出问题,同时存在研发投入偏低,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贫富差距还比较大(2013年基尼系数0.494)、经济社会教育发展仍不平衡等问题。

三、智利成功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连续多年为智利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尽管在人口经济规模、要素禀赋结构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智利坚持改革和发展、成功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的经验和做法,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坚持市场化改革,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为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拉美大部分国家,体制变革受到利益集团羁绊,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或者把这种变革减少到最低限度。经济财富过度集中,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造成寻租、投机和腐败现象蔓延,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扭曲。而在智利阿连德之后的历届政府,基本上多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坚持自由市场改革不变,不断推行企业私有化(国企私有化)、市场开放化、贸易自由化、削减公共开支等“三化一减”改革措施。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实行自由经济和市场化竞争,政府实行不干预政策,使本国公司和外资都可以自由决定其企业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效改善了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经济体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激发了市场和社会的活力,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智利的改革与发展证明,走计划经济,只有死路一条,只有市场经济才是实现永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坚持对外开放,发挥比较优势,适时推进发展模式转换

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不及时,导致创新乏力、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是部分中等收入国家长期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从20世纪30~40年代开始,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实施“进口替代”的工业发展模式,其核心特征是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但随着外部条件的急剧变化,许多国家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智利政府对内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创新,对外加大自贸协定谈判力度,全面拓展国际市场,取得良好效果。智利经济由此实现由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内向发展模式向出口导向型全面对外开放的外向型发展模式转变,既促进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又提升产品产业国际竞争力。

(三)循序渐进地推进金融改革,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金融改革对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拉美大多数国家缺乏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缺乏稳定性,金融货币危机频发,高通胀、高赤字困扰许多拉美国家。如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智利是发展中国家中较早开放金融业和开始实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国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智利采取渐进式推进金融改革,按照较为合理的顺序完成从管制经济到市场经济、从金融抑制到金融深化、从固定汇率到浮动汇率、从资本账户管制到资本市场开放的转变。金融改革与创新是决定是否能成功地实现经济转型,是否能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绕不过的关键支点。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须稳健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开放,消除金融抑制。智利发展表明,政府在国家治理中不能任凭市场“为所欲为”,也不能全凭政府意志“肆意妄为”,该放开的要放开,该管住的必须管住,政府与市场“两手”作用不可或缺,互补互促。

(四)加快社会建设,不断提升全民福利水平,确保社会公平

拉美许多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上世纪 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44~0.66之间,巴西到90年代末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智利在取得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忽视社会发展,而是提出“社会公正增长”的口号,将市场改革、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相结合,实行一系列促进均衡分配和社会公正的改革措施和政策。智利发展表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智利成功转型的基础和关键。社会保障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又是经济发展的调节器。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政府必须通过公共政策引导和促进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花大力气建立社会安全网,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

(五)推进宪政改革和政治民主化进程,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确保政局稳定和社会有序

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和政治民主是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的主题。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对拉美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智利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道路上取得突出成就,与其独立以来的政治发展道路是密不可分的。智利是一个拥有长期民主宪政传统的国家,一直保持着稳定的、鲜有中断的宪政民主统治。智利的法律制度沿袭西班牙和法国,立法相当完善,是完全法治国家。智利既是拉丁美洲民主宪政体制最完善、政治最安定的国家之一,又是拉丁美洲最民主和最廉洁的国家。正是由于智利在约束权力、打击腐败方面的成效,国家经济在市场化过程中的权力寻租现象得到有效控制,清廉高效的政府为经济改革提供保障。智利市场化经济改革对反腐败有着重要作用。政府主导经济,使官员拥有巨大权力和自行裁决权,是产生腐败、寻租的根源。智利通过市场化改革,推行市场自由化,该放开的全部放开,减少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官僚们就很难收受贿赂,从而有效堵住腐败源头。同时成立反腐败委员会,遏制腐败。智利发展表明,经济的市场化与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民主与法治,就难于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公平公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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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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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晓燕.智利改革重点的转移[J].拉丁美洲研究,2004(3):33-39.

[6] 苏振兴.智利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模式[J].拉丁美洲研究,2005(5):12-22.

[7] 韩琦.拉美发展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智利的现代化经验及借鉴意义[J].人民论坛 . 学术前沿,2013(22):13-25.

[8]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统计数据库:http://www.eclac.cl/badeinso/Consulta.asp.

[9] 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chile.

[10] 智利中央银行网站数据库:http://www.bcentral.cl/index.asp.

[11] 智利国家统计局:Http://www.ine.cl.

[12] 习近平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讲话[Z].中国新闻网:2014-11-11.

作者:钟坚 杨霁帆 韩晓洁

智利健康保险制度管理论文 篇3:

主要发达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实践与启示

【摘要】实施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已成为当今世界现代化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养老保险事业起步晚,旧的养老保险机制逐渐暴露出各种弊端,改革迫在眉睫。文章分析了当今世界主要养老保险模式的优缺点,总结了近年来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四个趋势,提出了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六点启示。

【关键词】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 启示

养老保险制度是最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之一,也是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点。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是保障老年生活、调节收入分配、维护公平正义的重大举措,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中国作为后发型国家,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涉及诸多问题,比如:城乡养老保险一体化、养老保险资金运营、养老保险法律制度建设等,而西方发达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经验和教训可以给予我们有益借鉴。

当今世界各国存在的主要养老保险模式

当今世界,每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各不相同,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多样化,以及各自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人口结构,使得世界各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模式趋于多样化。目前,世界各国主要的养老保险模式可以分为三种:

福利型。福利型养老保障模式源于英国,其理论依据源自以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这种养老保险模式倡导“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保障,凡是达到一定年龄的退休国民,都可以定期地从政府手中领取到养老金。其养老基金主要来源于国家税收或财政收入,而有的国家甚至不需要公民缴纳任何费用就可以领取养老金。养老金的水平会随物价或工资指数的提高而调整,有一个正常的增长机制。

福利型养老模式的优点在于:一是体现了社会公平性,使所有居民均能享受到较好的福利;二是实行政府统一管理养老保险事务,实现了低成本管理和高资源利用率。

但是,这种面向全民的福利型养老模式也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一是政府财政负担重;二是不利于激发和调动社会成员参与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抑制增加就业;三是企业承担了过重的养老保险费,增加了人工成本,不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

保险型。保险型养老保障模式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选择的模式。它强调社会保障是个人的事情,采用自保为主、国家资助为辅的模式。这种保障模式源于德国,1889年由俾斯麦政府创立,后来美国、日本等国在继承德国的基础上确立了“保费由雇主和雇员缴纳,国家仅给低保和老年医疗保险提供相应财政补贴”的原则,追求一种“人人为大家,大家为人人”的社会目标,使受保人的生活得到保障。

保险型养老保障模式的优点在于:一是养老保险层次性多,保障性高;二是由国家立法作后盾,保证了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三是基金筹资方式灵活多样,既可采用现收现付制,也可采用完全积累制,还可采用部分积累制。但筹资的责任主体还是企业和个人,国家只承担补贴或资助责任;四是在社会保障机构实行多层次管理。

其主要缺陷是:大部分社会保障资金来自雇员和雇主一起缴纳的保险税,导致税率问题十分敏感;保障模式的多层次性使得管理难度较大,管理成本偏高。

强制储蓄型。强制储蓄型养老保险模式以强制储蓄为核心,实际上是一种由政府强制推行的自我养老制度。因此,养老基金主要来源于雇主和雇员,国家不直接进行投资,只是给予税收和利率等方面的政策性支持。该模式强调自我保障,减轻了政府负担,增加了透明度,能很好地监督资金的使用,具有很强的社会激励作用。

但是,强制储蓄型养老保险模式模式也有其不足之处:它把国家应该承担的资金责任全部或大部分转嫁给个人,强调效率,忽视了公平,互助互济和再分配作用较弱。此外,养老金账户的管理成本较高,资金贬值的风险也较大。

主要发达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趋势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各国养老保险制度都不同程度地遇到困难和危机,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趋势:

削减福利成本和标准。特别是欧债危机之后,高福利国家在进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时,改变了过分强调社会高福利的做法,将重心逐步转移到制度本身的效率问题上。这种改革的目的是,既能有效地为参保人提供必要的养老保障,使国家承担得起相应的开支,又能有效地激发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减轻对社会保障的依赖性。如: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之后,在欧洲掀起了以提高退休年龄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欧债国家自2009年以来,政府养老金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和GDP的比重都未增加,个别国家甚至还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加快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体制及投资方式的改革。养老保险基金是一种长期的社会性基金,它不仅要完成积累,更要实现保值增值,还要应对通货膨胀的挑战以及支出的需要。而基金只有进行投资运营才可能实现保值增值,进入资本市场是世界各国公认的投资方式。从各国改革内容来看: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投资运行更加借助市场力量。

首先,基金投资管理开始从政府转向专业的投资机构。智利、美国等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管理都是由专业投资机构进行的,这种运作方式一方面可以避免政府管理过程中因管理和监管漏洞带来的资金流失,另一方面投资者对投资机构的自主选择权会使不同投资机构之间相互竞争,促使投资管理机构不断开拓新的投资方式,运用多种金融工具,最大程度地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其次,政府转变在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中的角色,政府由原来的基金投资管理和执行者转变为监督者,既使养老保险基金能够获得更专业化的投资运作,又增加了基金投资的规范性和安全性。最后,基金投资更多元化。各国都根据公共养老保险基金和补充性养老保险基金功能和特点的差别,制定了不同的投资运营方式。

大力发展私人养老金。私人养老金是养老保险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公共养老金的重要补充。它的完善不仅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养老金给付水平,而且有助于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反之,它的缺失有可能导致政府的财政危机。如:荷兰的职业年金发展非常迅速,在欧债危机爆发前其覆盖率就高达69.3%,2007年职业年金资产高达7398亿欧元,是GDP的132%,①有效地减轻了公共养老金的财政负担,因此,同样是高福利国家,荷兰没有像希腊那样陷入债务危机。

更加注重政府管理的效能。现代政府的职能、职责包括养老保险管理,许多国家都采取各种改革措施来淡化养老机构的行政色彩,吸引地方公共团体、民间团体、企业、志愿者组织等共同参与,营造良性的竞争环境,保证养老保险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如: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中分工明确,养老服务在中央由厚生省老人保健福利部负责,在地方由福利事务所负责,民生委员则协助地方行政机构贯彻落实各项福利政策。此外,地方政府还设立了保健所,专门负责指导老人的营养和卫生保健,同时,还扩大了社区居民的自主管理权和民间力量的作用范围。②

主要发达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主要发达国家养老保险事业的宝贵经验和近期的改革趋势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示:中国养老保险事业的发展应该建立在科学地分析与借鉴各国养老保险事业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基础上,既要立足于当前的基本国情,又要充分考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理念。对于养老保险制度还不太完善的中国来说,一方面要学习保险型国家的改革发展经验,学习他们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和社会功能的合理做法,同时又要避免国家在养老保险制度中所起作用不够突出的弊端。另一方面要吸取欧洲福利型国家的教训,在养老保险制度中,这些国家一味地把公平福利放在首要位置,执行过程中无法体现效率,导致养老保险制度逐渐从“卷入财政”到“裹挟财政”,并最终演变成财政包袱,直至成为债务危机的诱发因素。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更应该在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充分发挥政府的服务功能和社会的协调作用,树立以公平为核心的养老保险制度价值理念,妥善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立法先行,完善养老保险法律制度。完美的制度需要由法律来保证落实。从西方现代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来看,养老保险制度立法促成了现代养老保险制度的产生和形成,推动了现代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发展与完善。当前,如美国、日本、智利、瑞典等国对养老保险事业的管理普遍依靠法律手段,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将养老保险事业发展中涉及到的相关内容固定下来。而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至今,唯一涉及养老保险制度的法律是2011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远不能满足社会养老保障的发展需求。因此,我国应尽快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养老保险法律制度,使养老保险各项工作的开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摆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西方发达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主要趋势可以看出,要保证养老保险制度的持续发展与改革,政府、企业和个人均应适当承担责任,适度引进市场机制,促进养老保险基金市场化,以改善养老保险效率相对较低的现状。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大力发展职业年金,充分发挥养老金市场的作用,有效地减少了政府的财政压力,也为老年人提供了更高水平的晚年生活。而另一些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欧债四国,养老金制度却严重失衡,第一支柱公共养老金负担严重,第二支柱私营养老金起步较晚,发展缓慢,四国的私营养老金资产所占GDP比例微乎其微,希腊几乎为0,其余三个国家也仅仅在4.9%~7.8%之间,远低于OECD各国的加权平均值72.4%。③因此,当出现债务问题的时候,公共养老金出现缺口,而私营养老金却又无法担当独立支柱的重任,极易导致主权债务危机。

反观中国的第二支柱企业年金的发展,与希腊十分相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2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截止2012年,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人数为1847万人,相较于全国劳动适龄人口,其参与率还不到2%,基金累计结存4821亿元,④占GDP比重不到1%。企业年金规模较小,多支柱的养老保障框架还远没建立起来,因此不能担负起分散长寿风险和分担基本养老保险及其财政压力的作用。所以,我国应吸取各国的经验和教训,大力发展企业年金,重视市场的作用,将其列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在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时,也要注意避免改革过分私有化、个人承担完全责任,这将有失养老保险的公平性和互助互济性的原则。

另外,西方发达国家还鼓励民间组织积极参与养老保险,这不仅仅分散了政府的责任,减少了政府的行政开支,还有利于开发养老保险资源,满足社会成员的多元化养老需求,同时也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融洽,值得学习和借鉴。

养老保险水平要适度。养老保险制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另一方面,如果养老保险水平超过了国家财政和企业承受的适度上限,就会制约经济的健康发展。通常情况下,只有经济向前发展了,养老保障的总体水平才会得到相应地提高。而欧洲很多高福利国家在经济繁荣时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过度提高福利水平,扩大保障范围以及提高保险给付水平,等进入萧条后国家财政开始不堪重负,最终导致债务危机。我们应吸取教训,清醒地认识到养老保险水平的确定一定要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养老保险事业的发展必须根据我国的现有国情,遵循养老保险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基本原则,防止经济总量提高产生的错觉,科学合理地确定养老保险的水平。

完善基金投资运营,确保基金保值增值。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事关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成败,必须高度重视。与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主要选择银行存款和国债投资方式相比,很多发达国家都选择了进入资本市场。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不仅有利于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效益,也有助于加强其与资本市场的互动发展。我国应吸取美国、新加坡和智利的经验,首先,确定市场化的资金运营机构,把养老基金运营职能从经办机构中分离出来,由独立的、市场化的基金运营机构,按照市场化、稳妥性原则对养老保险资金进行资本营运,使其保值增值。其次,随着资本市场日益成熟,逐步放宽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限制,在基金规模日益扩大的基础上,逐步调整投资结构,加大对安全性高、回报率高的种类进行投资,最大限度地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最后,培育和完善资本市场,加快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专业机构和人才的培养。

加强对养老保险的监督。养老保险制度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和经济运行的“减震器”,它的发展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加强养老保险制度的监管,是保障民生不可缺少的一环。在智利,国家对养老基金的投资方向、投资范围、投资产品的具体交易场所等内容都有明文规定,并严禁各养老基金管理公司之间进行关联交易、保障参保者的投资选择权,养老基金管理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也必须符合明确的信息披露标准。吸取这一经验,一方面我国应加强对养老基金运行的监管,加强资金运营监督,使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机构选择权、基金保管权和投资营运权分属不同机构,使之相互制约和监督。另一方面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国外养老保险制度一般都设置了相应的监督机制,加之法制的健全和公平原则的导向,运作机制和方式的透明化处理,使国民可以随时了解自身的养老保险情况。一些发达国家还针对部分特殊群体,如公务员,设立了专门的信息发布和管理机构,制定了相关的信息发布政策,有效地保障了养老保险的透明度和公正性。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作者单位:四川音乐学院;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

一五”规划资助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C10B006)

【注释】

①郑秉文:“中国应如何深化改革养老保险制度”,《中国社会保障》,2012年第2期,第31页。

②金太顺:《日本养老保险制度借鉴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4页。

③胡继晔,潘国振:“欧洲私人养老金危机对中国的启示”,《中国经济时报》,2013年8月7日刊,第6版。

④舒奋:“欧债国家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性危机及其对中国的警示”,《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85~89页。

责编 /于岩(实习)

作者:罗晴 徐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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