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行政管理论文

2022-04-17

贪污腐败是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的重大阻碍。担任公职、掌握公共资源的人员,为了金钱、美色、权力等私利,不惜利用所处的优势地位与手中的权力,滥用公共资源,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公益。特别在经济发展落后、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和地区,政府的贪污腐败通常是经济恶化、社会动荡、基本人权无法保障的重要原因,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司法行政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司法行政管理论文篇1：

论律师协会自治管理制度的重构

摘要在1996？年我国《律师法》颁布之初，我国律师管理制度尚处于单一司法行政管理的摸索阶段，后经“司法行政机关主导、律师协会从属”的过渡，最终实现了现行的“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相结合”的“两结合”管理体制。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律师管理制度基于律师的职业属性和律师工作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在各方面都有较大飞跃，但是仍然存在若干问题。诸如，行政管理和行业管理职能的混淆，管理队伍现状不适应发展需要，缺乏科学的管理工作运行机制等。本文从律师协会自治的角度出发，论述完善我国律师协会自治管理制度的若干举措，以实现民主法治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律师管理制度律师协会自治

一、律师协会自治职能概述

律师协会自治，是指律师协会在律师行业的自治工作中的职责和任务。具体体现为自主行使自治权力和实现自治利益，加强律师行业的自治特性，逐步脱离具体的行政管理，完善律师行业自治的内部管理机制、健全监督机制，强化实质意义上的自治豍。

目前我国各级律师协会主要有以下自治职能：第一，拟定行业规范和惩戒规范，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进行奖励和惩戒。与《律师法》等法规、规章相比，律师行业规范是律师内部的“规则”，一般通过鼓励和限制禁止两种手段来实施；第二，律师执业程序的管理，根据行业特点，对律师实习、考核、年度执业情况进行考核等，属于律师管理的程序性事项；第三，调解执业纠纷，受理对律师的举报和投诉，对律师执业过程中的纠纷进行调解，受理律师申诉等无需启动法律程序的内部轻微纠纷；第四，服务会员、维护会员权利，主要通过组织交流活动及业务培训，促进律师行业的整体健康发展。

可以看出，“两结合”的律师管理体制，与先前的“行政独享”和“行政主导”模式相比，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行业共同管理，而律师行政管理和行业管理实现了分离：律师协会则更注重具体细化的管理工作，目标是实现相对独立的自主管理。

二、律师协会自治存在的问题

西方国家律师制度的发展得益于自治，也因此促进了社会和法治的进步，可见律师自治的意义重大豎。然而中国特色的律师协会自治制度尚在摸索时期，目前律师协会仍有较大的非独立性。自治性与独立性相互依存，律师协会的非独立性会导致其无法发挥自治功能。目前，我国律师协会自主管理工作仍需依附于司法行政机关，从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律师行业的独立自治。

（一）行政管理“抓权”、“越权”

司法行政机关深受行政管理思维惯性的影响，在“两结合”管理体制下难以迅速实现角色转换，将宏观管理者身份转换为直接管理者的角色。一些地级市司法行政机关，越权履行律师协会的管理职责，甚至插手律师事务所的具体事务，或对个别案件提出主导意见等现象屡见不鲜。在权力的下放方面，有些司法行政机关仍不愿意“放权”。与其他政法机关相比，司法行政机自身职能较弱，不愿移交管理律师的权限，而是通过控制律师协会的人事任免权和财务管理权，在实际上架空律师协会。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协会的职权或职能停留在形式上，带有虚化性质，可以说职权发挥毫无空间，难以真正发挥律师行业自治的实质性作用。总之，不明晰的职能权限分工，司法行政机关抓权不放，越权行事，是导致律师协会自治过程中不得不受到行政机关干预的原因之一。在这种牵制下，律师协会往往不能自主作出决定，而必须听从行政指示命令，形成一种司法行政管理为主，律师协会自治为辅的非正常现状。

（二）律师协会内部管理机制疏漏

内部管理机制的科学运转是良好地进行自治的重要因素。科学的运转状态应当是依据权力、功能的不同，设立严密的组织架构及制约机制。目前我国律师协会的组织构架简单，律师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之间的职责分工常常混淆，时而会有代行其事的状况出现。再者，各机构之间的协作配合不足、议事规则的细化也有所欠缺，民主决策与监督不完善、专门委员会作用不强等问题亦仍存在。可见，我国律师协会的法人治理结构尚未形成，自我运作有缺失。

（三）律师事务所未能发挥作用

律师事务所是律师执业的单元，承载了律师执业的法律职责，在律师执业过程中对律师有着最直接的影响。但由于律师职业本身较为独立，律师事务所很少干预律师的执业活动，因此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关系比较松散，对律师执业活动的监督和管理难以有效发挥。且对经济效益的关注往往多于对律师管理制度的关注，吸引人才主要通过提高分成等物质上的满足，对于已有的律师事务所内部制度的执行尚缺力度，疏于管理，亦未能在律师管理制度上起到应有的作用。

三、律师协会自治制度的重构

在律师协会自治职能的实现过程中，如果抛开司法行政机关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司法行政机关作“靠山”，单靠律师协会与有关部门协商，显然很不理智。就我国律师管理制度的发展现状来看，律师协会仍有赖于司法行政机关的鼎力扶持。但必须厘清，司法行政机关在律师管理体制上，更宜作为行使公共权力的主体，运用法律赋予的权限来对律师行业进行管理以及与其他公权力机关的工作协调和衔接。而律师协会，才是真正能够代表律师根本利益并确保律师队伍专业化的主体。律师协会承担了律师行业发展的重任，并在律师自治管理活动中发挥关键作用。如果说，司法行政机关的权限在于“解决律师执业的合法性问题”，那么律师协会的行业内自治则是解决律师队伍的内部秩序问题，律师协会与律师事务所共同关注律师执业的效益，通过有效治理，实现律师队伍（下转第149页）（上接第57页）最优化。

笔者提出一下建议，试图使律师协会回归到初始面貌，强化律师协会自治职能，彰显律师协会自治的价值。

（一）行政管理权限的宏观定位

国家设立律师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司法行政机关在律师管理制度中的工作也应遵循这一基本原则。在律师管理制度中，司法行政机关在律师管理中的作用有两个重点：第一，推进律师行业的发展；第二，规范整个律师队伍，规制行业中的个体偏离制度设计目标的行为豏。按照《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宏观监督、宏观指导是司法行政机关在未来律师协会自治制度下的科学定位。在未来律师协会自治的框架下，司法行政机关的权力范围可限于律师执业的准入退出、律师事务所的设立注销以及律师、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等方面，对律师执业的影响应该是宏观的豐。如果律师执业不涉及违反《律师法》的问题，那么司法行政机关就没有干预的必要。

（二）律师协会自治在律师管理体制中处于核心地位

首先，律师协会是一个互益组织，律师协会的成员通过相互监督和支持来实现成员自身的利益。当有外来侵害或者内部矛盾，如来自权力机关的侵害，业内的不正当竞争等，律师协会负责维护其成员的合法权益。

其次，律师协会是独立的自治性组织，独立于司法机关，律师协会的权力来源于成员律师的让渡，因而，在具体业务上，应当不受到司法行政机关的指导。但其行为合法性受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同时，律师协会与司法行政机关既相互独立，又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二者平等的协作与配合，在制度层面便于律师协会自由地管理其自身的事务，避免外部干扰，从而确保律师独立地决定行业事项，巩固律师协会的独立自治地位。

再次，律师协会的自治功能体现在其对律师行业的约束和发展。一方面，律师协会从律师执业纪律的角度对律师进行必要的约束以防止不正当竞争等不当行为的发生：行使行业惩戒权，这种行业惩戒权不同于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违法执业的行政处罚权，后者将对律师的执业权利进行限制或者剥夺，如责令停止执业或吊销执业证书，对律师执业具有实质性影响豑。另一方面，律师协会组织培训、制定发展计划，判断法律服务市场的发展方向，对律师的知识结构、执业能力等进行针对性的培训优化，引导律师逐步适应法律服务市场的需求，不断提高其专业化水准，提高整个行业为社会所提供法律服务的层级。

（三）律师事务所在律师管理制度中的定位

关于律师事务所管理的理论研究较少，或许是因为业内人士繁忙，业外人士又不甚了解。笔者在此浅谈几条建议。

律师事务所虽然是提供法律服务的机构，但同时也在追求利润与效益的最大化，因此，律师事务所管理的思路应该与行政管理或行业管理有所不同，其更符合企业化管理的思维。对律师事务所的利益分配机制进行探讨，寻求适应我国律师事务所发展的内部管理模式，以更好地应对经济和法律服务全球一体化的挑战。但管理模式的转型升级，最关键的环节仍在律师事务所本身，而观念的转变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完成。

一、律师协会自治职能概述

二、律师协会自治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管理“抓权”、“越权”

（二）律师协会内部管理机制疏漏

（三）律师事务所未能发挥作用

三、律师协会自治制度的重构

笔者提出一下建议，试图使律师协会回归到初始面貌，强化律师协会自治职能，彰显律师协会自治的价值。

（一）行政管理权限的宏观定位

（二）律师协会自治在律师管理体制中处于核心地位

（三）律师事务所在律师管理制度中的定位

关于律师事务所管理的理论研究较少，或许是因为业内人士繁忙，业外人士又不甚了解。笔者在此浅谈几条建议。

注释：

董春江.对深化“两结合”律师管理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J].中国司法，2005（7）.

谢佑平，闫自明.律师角色的理论定位与实证分析[J].中国司法，2005（1）.

朱伟.行政法视野中的律师协会[D].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7.

胡婧.我国律师管理体制的反思与重构[D].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11.

李小军.我国律师行业自治法律问题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13.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

作者：龚莹莹

司法行政管理论文篇2：

反贪污治腐败,倡廉政求发展

在现代社会,无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文化传统如何,保持公职人员的清正廉洁都是维持社会秩序稳定、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手段。各国也都有反贪污腐败的司法行政管理体制。国际社会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关注以国际合作方式治理贪污腐败的方式和方法,并通过制定规定全面、内容完善的国际公约来促进各国反贪污腐败的国内立法和司法实践。2005年12月14日正式生效的《联合国反腐败国际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简称“UNCAC”),标志着各国合作打击国际腐败犯罪进入了新的阶段。

被弹劾的美国“卖官”州长

美国是当代民主政治的发源地之一,实行的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在这种制度下,行政长官执行行政权力的时候,需要受司法机关、立法机构的监督和限制。为了能够竞选成功,候选人常常要在大选进行之前对选民进行大量的游说和宣传。这中间当然需要雄厚的竞选资金支持,于是政治人物需要与强有力的经济实体和企业财阀进行一种符合程序的利益交换。这通常也为公职人员埋下了“结党营私”、“内幕交易”、“徇私舞弊”的隐患。

美国伊利诺伊州前州长罗德·布拉戈耶维奇(Rod Blagojevich)在2008年12月就因为“出售”奥巴马当选总统后空缺的伊利诺伊州联邦参议员的席位而遭逮捕。2009年1月,伊利诺伊州众议院以114票对1票的投票结果,弹劾了他,使他成为美国20多年来首位遭弹劾下台的州长。2009年4月,布拉格耶维奇受到了联邦检察官16项的重罪指控,包括合谋敲诈、参与舞弊等罪名。同时,五名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幕僚,包括他的兄弟、竞选的主要赞助者和两位主要前任职员都受到了刑事指控。联邦检察官发现有多项证据表明布拉格耶维奇存在有严重的贪污腐败行为,在他执政期间,几乎每一项工作都为自己谋得了利益。

事实上,布拉格耶维奇出身贫寒,父亲是在黑人生活区开洗衣店的老板,后来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攻读了法学学士学位,并在毕业后不久与当地参议员的女儿结为夫妇,从此凭借裙带关系,开始在仕途上飞黄腾达。2002年布拉格耶维奇被选为伊利诺伊州的州长,2006年获得连任。但在补缺伊利诺伊州联邦参议员席位的过程中,他以标价50万美元的形式向有关人士索取贿赂,最终被检举下台。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中,尚未作出最终判决。

不难发现,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制度比较完善的发达国家,公民自己选举出的公职人员,也很难保证是尽善尽美、清廉如一的。在第一个任期中,布拉格耶维奇确实凭借自己的能力得到了选民的认可,获得了连任。但行政首脑对公共资源利用的行政权力却始终是一种诱惑,最终他还是因为“卖官鬻爵”而成了阶下囚。

流亡海外的泰国前总理他信

1949年他信出生在泰国北部的普通商人家庭。他从小学习成绩优异,1973年在政府奖学金资助下,去美国攻读了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82年他信创办了西那瓦电脑服务与投资公司,并在1986年成为泰国最先取得营业执照的私营电信公司之一。到90年代中期,他信已成为四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并被称为泰国乃至东南亚的“电信巨子”。

1994年,他信开始从政,先后担任过泰国外交部长、泰国正义力量党领导人、副总理等职务。2001年,他信出任泰国第23任总理,2005年获得连任。2006年1月底,他信家族将西那瓦集团的近50%的股份出售给了新加坡国有的巨鳄淡马锡公司,引发了反对他的群众游行和集会。2月,泰国三大反对党和27个组织成立的“人民民主联盟”的联合起来,以反对腐败和滥用职权为名要求他信下台。后来,他信解散了国会,成立了正式大选之前的看守内阁。9月,泰国军队借他出席联合国大会之机,发动了军事政变,解散了看守政府内阁。从此,他信被迫流亡海外。

2007年8月14日,泰国大理院(即泰国最高法院)首次开庭审理了他信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的案子,发现他信在任职期间,涉嫌滥用职权使他妻子朴乍曼以低价成功中标曼谷市区的一处国有地产。9月3日,泰国法院宣布,由于他信夫妇两次故意忽视传唤、拒绝接受有关其家族隐瞒资产指控的调查,法院批准对他信和朴乍曼予以逮捕。

2008年2月28日,他信乘坐泰国航空公司的班机从香港返回曼谷,结束其军事政变后一直流亡海外的生活。4月29日,泰国大理院正式开庭审理他信及其妻子朴乍曼2003年涉嫌参与的购地案。朴乍曼代表他信出庭,当庭否认了最高检察院的所有指控。但是,7月31日,泰国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以逃税罪判处朴乍曼三年监禁。8月11日,他信从英国向泰国国家电视台发送了一份文件,宣布在英国寻求政治避难。10月21日,泰国大理院就他信及其妻子朴乍曼涉嫌非法购地案进行宣判,判处他信有期徒刑两年,朴乍曼无罪。2009年4月14日,泰国对他信发出逮捕令。15日,泰国外交部取消了流亡海外的前总理他信的普通护照。11月4日,柬埔寨官方宣布,柬埔寨国王正式任命他信为柬埔寨首相洪森和王国政府的顾问。11月10日,柬埔寨政府正式拒绝了泰国提出的引渡泰国前总理他信的要求。

2010年2月26日,泰国最高法院根据他信在担任总理期间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损害国家和公共利益的犯罪事实,判决没收他信及其家族760亿泰铢(约23亿美元)被冻结财产中的违法所得部分,总计463.73亿泰铢(约14亿美元)。3月16日至17日,支持他信和泰国反独裁民主联盟的“红衫军”在曼谷以“洒血”的方式进行反政府示威,要求现任总理阿披实解散国会下议院。但阿披实总理拒绝了这一要求,提出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发展,愿意与“红衫军”领导人以对话形式解决问题;并呼吁示威群众不要听信谣言,避免被其他势力所利用。日前,整个泰国政局又进入了一片混像,以旅游业为重要支撑的经济活动受到了严重影响。

这实际上是多数国家在追查贪污腐败分子时,遇到的常见问题。涉嫌贪污的公职人员很早就为自己的“东窗事发”做了准备,包括将家人迁居到与本国没有建交或没有签订引渡协议的国家,将有关贪污贿赂取得的现金和资产转移到海外账户中。尽管贪污分子的本国政府和司法机关后来可以查明其贪污腐败的犯罪事实,并以法院开庭审判的方式确定其相应的刑罚,但对远在海外、不能引渡的贪污分子只能望洋兴叹,本国的司法管辖权此时更是“鞭长莫及”。通常情况下,不是守株待兔静等该罪犯自己回到境内,就是通过其他方式劝说其回来伏法,抑或是那一纸判决只能沦为空文。这显然与司法效率和公正的原则相背离。

我国反腐司法进程的发展

根据商务部的调查报告,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外逃官员约有4000多人,卷走的国有资金就有500多亿美元。

大多数贪污腐败分子,在徇私舞弊、侵吞国有资产的过程中,就很早利用职务之便,安排好了海外的生活。一边把家眷迁到国外,一边把窃取的国有资产和贪污受贿的款项转移到海外,自己则伺机逃到境外。

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的成克杰和情妇受贿4109万元,也是通过香港空壳公司“洗钱”,曲线存入个人帐户中。

2001年,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三任前行长许超凡、许国俊、余振东就把挪用的4.85亿美元,通过“洗钱”的方式存入了在香港和加拿大的个人帐户。最终导致国有资产遭受了重大损失,也成为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监守自盗案件。

为加大对外逃贪官的追捕力度,我国政府积极参与制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于2003年12月签署该公约,努力通过国际合作、遣返外逃的腐败分子、追缴被非法转移到国外的国有资产。200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开始实施,对预防和监控外逃贪官的“洗钱”活动起到了很大作用。

目前,我国追捕外逃贪官的过程中,主要依据的还是双方签订的引渡条约。大多数我国的周边国家都与我国签订了双边引渡条约,如果贪污腐败的犯罪分子逃亡到这些国家,我们可以通过引渡的方式,使其在中国境内接受刑罚。但对于外逃贪官避难天堂的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的一些国家,我们还没有与他们签订正式的引渡协议。所以,通过引渡、惩处缉拿外逃贪官、追缴被盗取的国有资产,还存在相当的障碍。

但是2009年5月美国法院的一宗审判,却让我们看到了国际合作打击贪污腐败犯罪的新希望。2009年5月,美国拉斯维加斯联邦法院对上文提到的许超凡和许国俊监守自盗的案件进行了判决。美国联邦法院以洗钱和共谋转移赃款等罪名判处潜逃到美国的许超凡和许国俊25年和22年监禁,他们的妻子也因协助他们藏匿赃款被判处三到五年的监禁。

尽管目前只有这样一项异地审判惩处中国贪官的实际案例,但却给所有意图外逃的贪官敲响了警钟:以往的天堂此时也许只是另一个地狱。在中国逃离了司法管辖和刑事处罚,在国外也一样要接受惩处,有时后果可能更严重。“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国际社会对打击贪污腐败犯罪取得共识的情况下,腐败分子将难以藏身,被盗取的国有资产也将被及时加以追还。这既有利于维护贪污腐败分子本国政府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稳定,也有利于他们逃亡的所在国在司法方面彰显公正与效率。

合作反腐,共倡廉政

2005年12月14日生效的《联合国反腐败国际公约》,是各国合作打击国际腐败犯罪的重要文件。截至2010年3月,《公约》共有143个缔约国。我国在2003年10月签署了该公约,2005年10月正式批准加入。

具体内容上,《公约》包括序言、总则、预防措施、定罪、制裁、救济及执法、国际合作、资产的追回、技术援助、信息交流、实施机制与最后条款等8个章节、71项条款。主要规定了“腐败”和“公职人员”的概念、挪用与转用的犯罪、财产非法增加罪、贿赂外国官员和国际组织官员行为的定罪、“双重犯罪原则”、在引渡合作中不将腐败犯罪视为“政治犯罪”、被非法转移国外资产的追回机制、被追缴资产的返还或处置,以及被追缴资产的“分享”等制度。特别是在腐败资金的返还问题上,确立了“被贪污的公款必须返还”的原则,这对很多资产被腐败分子盗取的国家而言,无疑是一个福音。

诚然,《联合国反腐败国际公约》启动了国际合作反贪污腐败的新篇章,表达了各缔约国政府齐心协力反腐倡廉的决心和意志。尽管在具体实施时,还需要各国之间加强对话和沟通,强化本国法律制度的内部建设,才能使公约的精神和宗旨落实到最终的实践。

总之,强化本国预防和打击贪污腐败犯罪的立法司法体系,是反贪污腐败的根本;联合其他国家与国际组织,依照国际公约和双边多边协定,共同合作打击贪污腐败犯罪是治理腐败的重要方面。二者在反贪污腐败、求廉政发展的道路上,是相辅相承、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司法行政管理论文篇3：

和谐语境下律师制度价值目标之分析

摘要：在和谐语境下，律师制度的价值既有现实层面的价值目标，也有理想层面的价值目标。现实层面的律师制度价值是人们对律师制度现实需要的满足，具体体现为权利保障价值和经济效益价值。理想层面的律师制度价值是人们对律师制度价值更高一级的理想追求，即律师应当济弱扶贫、匡扶正义的价值目标，这种理想追求反过来又在指导和影响着律师制度的发展和律师职业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和谐社会；律师价值；基础；目标

修订后的《律师法》除首次明确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外，还特别强调“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将原来的“两个维护”从第一条中调整过来，同时在职能上又加上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样“三个维护”，不但全面概括了律师的职能定位，而且更加凸显国家立法对律师制度的价值认同。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充分发挥律师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是社会各界的共识。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律师应当扮演什么样的社会角色以及律师制度的价值目标取向，不仅是事关我国律师业健康发展的问题，而且是事关我国社会是否能够真正达到和谐的全局战略问题。

一、律师制度与和谐社会之价值基础

律师制度的价值，是指作为客体的律师制度对于价值主体的社会服务对象所具有的意义，包括律师制度对于社会主体的法律服务需要的满足和社会主体关于律师制度的绝对超越指向。

律师制度价值主体是指与律师制度发生关系、对律师制度进行评价的所有人，包括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当事人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包括律师制度规则的制定者即立法机关以及司法行政管理机关，还包括与律师执业活动密切相关的执法机关以及对律师制度进行评价的其他人。律师制度的价值客体是规范律师执业的所有法律制度体系。作为律师制度价值客体的法律制度是广义的法律制度，首先是指律师制度，包括律师资格和执业、律师业务范围及权利义务、律师法律责任以及律师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其次是指与律师制度相配套的侦查、起诉、审判等制度；再次是指以观念形态存在的制度，包括人权保障、司法独立、控辩平等、控审分离等法律意识。

律师制度的价值内容是作为价值客体的律师制度对社会主体的意义。律师制度对社会主体的意义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律师制度对于社会主体的需要的满足。价值都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都是主体需要的满足。没有主体的需要，就无所谓价值。律师以其专业知识通过法律服务的形式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其服务的宗旨和目的就是为了满足社会大众对法律服务的需要，这也是国家设立律师制度的宗旨和目的。二是社会主体关于律师制度的绝对超越指向。律师制度具有绝对超越指向的性质，而使其具有永恒的指导意义，成为律师职业的永远追求和律师制度不断完善的动力。在律师制度对于社会主体的意义中，律师制度对社会主体的需要的满足，与社会主体关于律师制度的绝对超越指向的两个方面呈现出层级递进关系。律师制度对社会主体需要的满足是律师制度作为价值客体所必须具有的，也是国家创设律师制度的最基本目的和根本宗旨。同时，制度又是人的创造物，人们在创制它的时候就赋予和确定了它的价值，其内容包含着人们关于律师制度的永恒的终极理想，是人们关于律师制度的崇高希望、精神支柱和信念依托。虽然在司法实践中，律师制度价值实现的状况与人们赋予律师制度的价值理想之间总有或多或少的距离，有时甚至相距甚远，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律师制度的价值所具有的绝对超越指向。因此，律师制度的价值表现着作为客体的律师制度与社会主体的关系的应然状况，包含着社会主体对律师制度的希望与理想。

律师的职业使命及职业活动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具有很高的契合度，律师在排解社会纠纷、消弭社会冲突，为困难群体提供法律服务、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社会成员相互沟通、恰当反映各阶层要求，为各级党委和政府提供咨询服务、提高执政能力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律师制度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律师制度创设的前提与基础。律师职业的出现，不仅是基于社会生活对其专业技能的需要，更是国家政治建构中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从世界范围看，各国都把律师制度建设作为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律师业的发展状况往往被当做国家民主与法治总体水准的一种标志。20世纪50年代中期创立的新中国律师制度，对于保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巩固人民民主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民主与法治的进程重新开启，律师制度也得以恢复，对我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对民主法治的追求，没有对公平正义的尊崇，就不可能有律师职业的出现；离开了律师这一职业，民主法治的实现和公平正义的维护就会付出更大的成本。

律师的职业特征决定了其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独特价值。一般而言，律师职业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执业活动的广泛性，二是在执业过程中的相对独立性。律师执业活动的广泛性，是指律师既可从事诉讼活动，又可从事非诉讼活动，既可为平等主体之间的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提供各种法律服务，又可为国家机关的重大行为和决策提供法律建议。因此律师的业务活动可以在权利与权利、权利与权力之间形成一种协调和平衡。律师业务活动的相对独立性，是指律师在执业过程中既独立于国家机关而存在，同时又独立于当事人。正是这种独立性的存在，决定了律师的活动可以有效地排除国家权力的滥用，维护法律秩序的正常运行。同时，正是由于律师的独立性，才能使律师的执业活动取得冲突主体的信任。因为诉讼活动是颇为复杂的，要通过诉讼维护社会正义，首先必须消除人们对法院的感情上的隔阂，使人们不惧怕诉讼、不厌恶诉讼，这就要通过律师的活动使当事人与法院进行制度上的沟通，使当事人不觉诉讼繁琐、陌生或可怕。在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来儒家文化的“息讼”、“无讼”思想影响深重的国家，消除民众对诉讼的恐惧心理十分重要。这些职业特征，使律师在社会成员中具有较强的公信力和亲和力。有效运用律师的公信力和亲和力，有助于整合各种社会关系，协调和处理各种利益冲突，减少社会摩擦，促进人们相互尊重，实现各种社会力量的良性互动。

律师的职能活动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和消除社会矛盾与冲突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而律师正是直面社会矛盾与冲突的职业。律师代理当事人参与诉讼、仲裁、调解等活动，是在解决已经形成的矛盾与纠纷；律师受当事人委托参与各种民事及行政活动，是在防范和避免矛盾与纠纷的发生。在一些尚未酿成纠纷的利益冲突中，律师对当事人的引导和建议、对当事人决策与判断的影响，不仅直接关系

各种社会矛盾与纠纷能否得到妥善解决，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社会的社会纠纷总量以及社会纠纷发生的概率。如今。遇到纠纷找律师已成为政府、群众、企事业单位的习惯性选择，在国际经贸领域及重要民商事交往和行政活动中聘请律师参与的情况则更为普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种利益关系日趋复杂，诱发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因素不断增多。在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方面，律师可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二、律师制度和谐价值之目标体现

和谐社会语境下，律师制度的价值既有现实层面的价值目标，也有理想层面的价值目标。现实层面的律师制度价值是人们对律师制度现实需要的满足，具体体现为权利保障价值和经济效益价值。理想层面的律师制度价值是人们对律师制度价值更高一级的理想追求，即律师应当济弱扶贫、匡扶正义的价值目标，这种理想追求反过来又在指导和影响着律师制度的发展和律师职业的价值取向。

律师制度的追求具有公正价值与秩序价值的双重目标。两种价值都至关重要，但应有主次之分一现代法治精神要求公正取得先于秩序的优越地位。在司法过程中当二者有所冲突时，理性的选择应当是司法公正。司法目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权利保护，其二是社会控制。在两者的价值取向上，理想的状态应当是权利保护优先于社会控制。因此，律师制度的价值取向应当是：权利保护、效益安全、公平正义、社会和谐。权利保护和效益安全是律师制度价值的现实目标，公平正义、社会和谐是律师制度理想层面的价值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律师参与了大量的公益事务和公益活动。许多律师无偿地向困难群体及其他需要援助的人们提供了各类法律援助，并利用自己的职业条件和专业特长，延伸公益活动的范围。困难群体能否有效、及时地实现自己的正当利益，直接关系社会公平与正义能否得到维护，关系社会的稳定与安宁。在对困难群体的援助与扶持方面，我国律师这几年做了许多工作。一是健全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加大法律援助力度。二是发挥律师在解决群体性纠纷中的特殊作用。企业改制、土地征用、房屋拆迁、非法集资以及拖欠农民工工资等，常常会引发群体性纠纷。在这些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律师应当帮助相关主体整合、梳理并恰当调整利益诉求，用理性、合法的方式寻求纠纷的解决。三是强化律师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功能。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引导律师将服务重点逐步移向收入较低的人群。四是发挥律师维权热线、网站的作用，加大律师承接社会公众咨询要求的能力，并不断创新为公众服务的方式方法。所有这些活动，对于提高政府的行政能力、增强社会的凝聚力都能产生积极影响。

社会成员之间充分沟通，各阶层的要求得以顺畅表达，是和谐社会的应有状态。在我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律师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管理资源，应充分发挥其在促进社会成员相互沟通、反映各阶层要求方面的媒介与传导作用。首先，律师通过广泛的执业活动，可以传导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把党和政府对社会管理的要求传达给社会公众。其次，律师运用特有的执业方式，可以正确、合理地表达社会公众的诉求。对于涉及多数人利益、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问题，律师通过出具法律意见书等方式，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在重要政策的听证、论证或讨论过程中，律师可以通过收集、反映并表达人民群众的意见；在必要的情况下，律师还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运用司法程序，矫正在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损害群众利益的某些偏失。再次，律师通过公益行为，可以加强社会各阶层间的相互交往与理解。

减少错案发生，防止错误成本和道德成本增大，是律师和谐价值的又一表现。由于种种原因，司法中错案的发生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律师通过其活动，对错误案件的发生、错误成本的增加能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各种错误的存在具有普遍性。表现在立案错误、侦查错误、起诉错误、裁判错误、执行错误等方面，每一种错误的发生，总会使直接成本的投入增加，并事实上使已有的投入变成无效投入。因此，防止错误裁判的发生，对司法公正实行有效监督，也应当成为律师业务活动的内容之一。

三、律师制度和谐价值之公正目标

律师制度的公正价值，是指每个人在律师制度中可以得到他应当得到的，或同等情况下的人们都可以得到同等对待。律师制度既要反映实体法内容，又要反映程序法内容。律师制度的公正价值既包括实体公正价值，又包括程序公正价值。

(一)律师制度的实体公正价值

实体公正是指人们在对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进行确定时所要遵循的价值标准，它强调结果的正当合理性与道德性。律师制度的实体公正价值，是指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严格按照实体法规范，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帮助或监督裁判者查明事实真相、正确适用法律、作出公正裁决，维护社会正义。律师的业务活动表现为在诉讼中担任辩护人或代理人，其宗旨是严格执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然而，律师的活动不限于诉讼活动，还包括参与仲裁、起草合同、提供法律意见等大量非诉讼业务，随着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律师在这方面的作用要更为突出。即使就律师参与诉讼而言，律师的作用也并非仅限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律师在保障司法公正中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1，律师在案件事实之真实发现方面具有潜在价值。从实体的正义来看，要确保实体正义，就必须做到以事实为根据。以事实为根据，就是说要通过审判发现真实。我国近年进行审判方式改革，推行“谁主张，谁举证”，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当事人，由当事人负责举证。这样当事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会委托律师进行代理，律师为了证明自己这一方的主张和请求成立，就会最大限度地去收集、提供有利于自己这一方的有关案件事实的证据。律师收集证据，必然增加了证据的数量，这是法官所做不到的。法官收集提供证据的动力绝对不会超过当事人。尽管证据可能与事实不符，但通过双方的质证、辩论，能够逐渐暴露证据的真伪及价值。最后，法官根据双方所提出证据的分量和说服力来翔实判定“事实”，这个被判定的“事实”只不过是与诉讼有关的客观事实的一部分，而远非全部，而对它的发现，律师的参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对抗制度下，律师的介入，使得对“真实”的发现有了充足的动力和更大的可能。也就是说法官在裁量中对事实的完整把握需要寻求律师的辅助。

2，律师在法律规范适用方面为裁判者提供参考价值。从实体的正义来看，要确保实体正义，还必须做到以法律为准绳。以法律为准绳，就是要严格依据现行法。成文法的价值在于它通过确定明确、统一的规范而使法官的裁量有所依据，同时也为这种裁量活动作出了规范，法官的全部裁判行为都要依据法律，这就是司法的本来含义。由于目前法律不完备，在许多方面均存在着法律漏洞和缺陷，一些法律条文的含义也

不十分明确，并且存在着法律规则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现象，在此情况下，应如何适用法律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笔者认为，在适用法律方面律师可以弥补法官法律知识之不足。一方面律师从有利于其当事人的利益考虑，必然会寻找、收集对其有利的法律规定，甚至会聘请有关法律专家提供法律适用的意见和建议，双方的律师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提供法律适用意见，这对法官来说便是重要的参考。另一方面，律师本身是法律职业者，律师的财富在于其拥有法律专业知识，如果律师根本不懂法律，恐怕当事人不会愿意花钱聘请律师。律师懂法律知识是其固有的特点，更何况，我国律师都要经过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经过了较为严格的筛选程序，因此在法律专业方面具有一定的能力和素质。就某一个案我们很难说一方律师或双方的律师必然会比主审法官的法律专业知识更强，但至少律师熟悉和懂得法律，因此提供法律意见都是专业方面的意见，对法官来说，他们应当认真听取双方律师的意见，仔细比较、思考，最后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看法。

我们说律师在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方面为法官裁判提供参考意见，并不是说律师的意见都必须被法官所采纳。法官是裁判者，是否采纳律师的意见应由法官决定，律师可以在法庭上说服法官采纳其意见，但不得对法官施加任何不正当影响。

(二)律师制度的程序公正价值

程序公正是指执法程序的设置和诉讼过程的运作符合公正的基本要求，能够有效地保障参与人的权利和防止司法权力的滥用，为司法结果的公正奠定可靠的基础。

从程序上公正来看，裁判的正确只有通过公正的程序才能得以保障，现代程序法所贯彻的诉讼地位平等，对诉讼权利的尊重，处分自由、充分对话、诉讼权利的充分救济、诉讼中人权的保护和诉讼参与等，都要通过律师的中介活动传递到当事人，或需要律师的参与。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开始建立和完善现代化的诉讼程序制度，尤其是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修改，审判方式的改革，都为建立公正诉讼程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各种程序，如庭审方式的对抗制、强调诉讼当事人的平等、当庭质证、注重辩论、切实保障当事人的诉权、审判公开等都离不开律师的参与。换言之，在设计这些制度时，就必须考虑到律师的作用，如果律师不能参与诉讼活动或者不能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很难设想这些程序的适用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尤其是在审判方式改革中需要引入对抗制。而采用对抗制的前提是具有一套完备的律师制度和高素质的律师队伍，律师能够在诉讼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律师参与诉讼，则在我国现阶段当事人的法律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难以实现诉讼的程序公正，也不可能实现对抗制。因此，笔者认为，律师是程序公正的传递者，律师的业务活动，使人们能够以看得见的方式来接受程序正义，从而保障实体正义的最终实现。

程序的公正意味着当事人双方都有追求自身利益满足的机会。为实现这一追求，基于平等参与的权利，多数人则必然在平等武装的前提下，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而要实现武装的平等，选择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律师来协助自己实现诉讼权利成为最好的选择。律师职业特点决定了律师在为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时具有更多的便利，同时，公正的程序强调各方诉讼参与人的功能自治，保障当事人的理性和平等对话，使争执焦点更加集中、明确、完整，可促使法官在裁判时对争执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具有更为准确的了解，从而更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笔者认为，律师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者。

律师以当事人代理人的身份出现，是维护委托人利益的自由职业者，因此他们与法官不同，他们不过是一般公民。但律师又与法官一样，具有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职责。由此，当律师以民间的立场，用法律专家的眼光来审视法律时，他们就具有了对法律的特殊的审视和批判能力，这一方面表现为为了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律师可以抵制来自政府、社会舆论的各种压力，另一方面还表现为律师对司法权行使本身的监督。因此律师制度设立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防止法官专擅专断，监督裁判公正。律师的监督集中表现在律师依法担任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本身就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一种制约。

四、律师制度和谐价值之人权保障目标

在法治社会中，权利的实现需要相应的保护机制，受损的权利呼唤正当补偿，发生权益冲突时迫切需要及时救济，而律师就是帮助当事人救济法律权利的重要角色。律师执业和人权保障紧密相连。仅用“发现真实”的理论是没有办法完全解释现代律师制度的，尤其是刑事辩护制度。实际上律师在现代社会还承担着一种更加重要的功能，就是保障人权——不仅是保障无辜者的人权，也同时保障有罪者的人权，也许在这个过程中会使有罪者逃脱惩罚，但这体现了刑事诉讼所要追求的更大、更高的价值，就是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律师及律师制度存在的核心价值与高尚追求在于保障人权。

从法理上讲，律师与委托人之间是一种民事代理关系。在这种代理关系中，律师依法接受委托后，依照当事人的授权行使代理权，以委托人的名义为意思表示或者受领意思表示f其效果归属于委托人，其价值一方面在于扩张委托人的行为能力，使之能够突破自身知识、能力、经验的缺陷，更加深入地参与诉讼或非诉讼活动，另一方面在于补足委托人的行为能力，因为委托人多数缺乏法律知识，更不具备律师那样的实践经验，从而不能正确运用法律维护合法权益，而律师恰恰具有这方面的优势。因此，依据法律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是律师最基本的责任和义务，律师应当以一切适当的方式帮助当事人，并采取合法有效的法律行为维护他们的合法利益。律师应努力地维护受到法律承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并在任何时候都依据法律以及律师的职业道德，自由和勤奋地采取行动，尽一切可能避免当事人的合法利益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必须注意，律师在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利的过程中，在真诚地尊重当事人利益的同时，应保持其作为律师的荣誉和尊严，不能仅仅为了获取物质利益就丧失律师的独立品性及人格尊严。

律师为维护、实现当事人的权利，也必须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不但人们观念里对律师作用的理解存在偏差，而且立法及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不利于律师执业的因素。如对刑事案件的代理，由于存在相对较大的法律风险，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时有很大的顾虑。改善这种局面，就需要律师为争取自身的权利而奋斗。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律师地位的提高以及权利的取得都与律师自身奋斗息息相关，律师的这种努力也必然会对我国的立法、司法的改善起到推进作用。在此意义上，律师只有为自身权益而奋斗才可能更好地为当事人争取权利。

依据法律对抗权力机关的不合法干预是律师的人权保障功能最集中的体现。对人权最大的侵害应当是权力的滥用、无序及不可预期，当权力无所节制时，人权将受到极大侵害。依法行使权力是权利在公共权力存续社会得到有效保障的必备条件。律师如果不能在实践中依法对权力机关任意行使权力的情况加以抵制，实际上就无法真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因此，律师不但应具备扎实的法律知识，同时还应当具有抵抗权力的勇气。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律师应以法律为依据，据理力争，不能屈服于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及行政机关等权力、权威部门的任何不正当处理、干预行为。当然，现代社会对权力行使的有效制约并非依靠任何人的品质和胆量，而是基于制度。完善的律师制度和健全的法治体系是律师敢于挑战权力滥用的重要保障，这更是律师立身处世、维护人权的寄托。

天道酬勤，常善待怀揣理想的人。掩卷深思，律师本身已有太多的光环，他(她)不但富有，而且崇高。社会赋予律师众多使命，其中法治和民主最让律师陶醉。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律师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阶层、一个群体、一个组成部分，不仅应当承担特定的社会责任，同时在执业活动中也应当把社会利益放在应有的位置上。要克服律师业中已经有所显露的过度商业化倾向，避免和防止利益驱动对律师职业社会功能的扭曲，强化律师对社会责任的认知，引导律师自觉地把自己的执业活动融入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事业中。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共同的社会理想，律师应以普世的情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正确的职业观。精良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乔金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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