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营销价值食品安全论文

“食品加工车间里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腐烂了的猪肉，被搓上苏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铲进香肠搅拌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工人们在肉上走来走去，随地吐痰，播下成亿的肺结核细菌……”这是100年前，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在著名的《屠场》一书中所描述的场景。据说正是该书的出版，直接促使美国当局狠下决心，断然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慈善营销价值食品安全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慈善营销价值食品安全论文 篇1：

浅析善因营销理论及实施策略

【摘要】在全球资源紧张、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社会经济问题频发的形势下，企业担负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内外期望越来越高，要战略性做出响应的压力越来越大。善因营销因其平衡企业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的优势而得到重视。本文基于对善因营销相关文献的综合回顾，结合具体农夫山泉“一分钱”公益案例的消费者响应研究，力求更加全面深刻的理解善因营销的全貌，为中国企业更有效的展开善因营销提供启示。

【关键词】善因营销；消费者态度；实施策略

一、研究背景

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社会问题愈演愈烈，公众对社会事务的关注度、参与度不断提高。消费者的关注已经超越了实用的产品性能或合理的产品利益等实际问题，甚至超越了品牌个性和形象的情感和心理特征。消费者在走向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最高层——追求“自我实现”，他们要求和感兴趣的是善行的证明。因此企业担负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内外期望越来越高，战略性做出响应的压力越来越大。于是，企业社会责任一说在西方国家兴起。随着社会舆论压力的不断增大，许多企业纷纷被迫做出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承诺。在舆论压力与经济目的双重矛盾驱动下，企业迫切寻求一种平衡企业社会责任压力与经济利益的战略。

1981年，美国运通公司与非营利组织艾丽丝基金会合作，通过将捐赠与销售额挂钩的方式，为翻修自由女神像筹建资金。这一成功案例引发了席卷全美的善因营销运动。许多企业意识到善因营销可以获得企业、非营利组织、消费者的三赢格局，善因营销在近30年得到蓬勃发展。

二、相关概念

1、善因营销定义

善因营销被称为事件关联营销。1988年，美国学者Varadarajan和Menon在《善因营销：营销战略和企业慈善的调整》一文中，将善因营销的本质界定为营销过程，而不是简单的企业慈善，他们强调这种营销方式应同时兼顾企业产品销售和向非营利组织捐赠两个方面，是借公益事业将企业认同与非营利组织联系起来的合作营销。在这一理论得到广泛认同，Varadarajan也被认为是将善因营销提升到理论高度的第一人。

后来的学者对这个概念进行延伸。Bames等人（1991）认为善因营销是一种用来增加企业盈利能力的企业慈善活动，企业慈善捐赠不一定要与企业销售活动联系起来。Andersen（1996）认为如果企业和非盈利组织所进行的营销活动对企业的销售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都可以被称作善因营销。Maignan等人（1999）提出，善因营销是公司基于各种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为利益相关者所承担的经济、法律、社会和道德的责任。这个定义将善因营销拓展出了单纯的捐赠活动。

2、善因营销运作模式

3、消费者态度

消费者态度是指消费者对某一事物或观念所持有的正面的或者反面的认识上的评价，情感上的感受和行动上的倾向。消费者在了解、接触和消费企业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的过程中，会对这些产品、服务以及提供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形成某种态度。这种态度不仅决定着消费者如何看待企业及其产品或服务，也很大程程度上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虽然态度反映的是一个人的内心状态和对事物的好恶，但它又是个体行为的先导，是预测个体行为的重要指标。

三、影响消费者对善因营销态度的因素

1、消费者个体因素

（1）性别

研究表明女性对善因营销的反应较男性更为敏感，女性更愿意购买与善因营销相关的产品或服务。此外，女性会多方面比较各种相关信息，进而最终形成一种态度，而男性貌似理性，可是很多时候会对相关信息视而不见。而且女性在决策时，更注重是否有相关经验做参考，而男性更侧重于一个典型因素作参考。

（2）年龄

①20岁以下的消费者。这一阶段的消费者基本都在上学，他们对营销方式的态度更多是出于个人偏好，容易受到同伴、舆论或广告等影响，态度不稳定。

②20-25岁的消费者。这一年龄层的消费者思想活跃，易接受新事物，是新产品的最初消费者。这部分消费者对这种新型营销战略的态度会比较积极。

③25-30岁的消费者。这一年龄层的消费者随着个性的形成，有了一定的收入，感性消费倾向明显，易冲动性购物，但是容易受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④30-40岁的消费者。这一年龄层的消费者随着社会角色的加重，理性成分占主导。研究表明有孩子的消费者对善因营销的态度更积极。

⑤40岁以上的消费者。这部分消费者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且已经形成稳定的消费意识和倾向。老品牌、老字号对他们的吸引力更大。但是对感情有着强烈的需求。他们对企业慈善以及类似的行为更为赞同与认可。

（3）家庭收入

绝大多数研究一致认为收入水平越高的消费者对善因营销的接收程度越高。

（4）教育水平

国内外的很多学者在研究消费者行为的时候将教育程度作为一个基本的变量来考察其与消费者态度之间的联系。如Mohretal（2001）研究發现，教育程度越高的消费者较其他的消费者对善因营销的态度也显示出更为积极的趋势。

2、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主要指文化差异、相关群体、情景刺激引起消费者对善因营销行为的差异。

四、善因营销策略

本文以农夫山泉“一分钱”公益活动为例，从企业自身、非营利组织和消费者三个方面探讨善因营销的实施策略。

1、企业自身

根据菲利普·科特勒提出的“大市场营销”战略理论，从以下6个方面阐述。

（1）产品

①选择销售量大的产品。农夫山泉选择其瓶装饮用水为主打产品，销售量大且稳定，企业的销售所得和捐赠额数目取决于产品的销量。农夫山泉在进行公益活动的时候，刻意将广大的消费群体拉了进来，扩大参与面，通过“买一瓶水捐一分钱”的形式，体验公益的快乐，分享慈善的感动。

②选择消费者参与度低的产品。消费者参与度是衡量消费者抉择购买和使用产品或服务时需要投入多少精力的指标，投入的精力多，则参与度高。一般而言，产品所需顾客参与度越高，则顾客所感知到的购买风险就越高。因而企业应选择参与度较低的产品。消费者选择饮用水消耗精力少，感知风险小，参与度低。

③确保所选产品的质量。消费者的信任基于所选择的产品带来的满足感，而这取决于产品的质量。农夫山泉公司通过高标准国际检测，强调其水质的纯净安全，保证产品的质量，赢得公众信任，更确保善因营销成功实施。

（2）价格

在善因营销中，产品的销售额包括产品的成本、企业的利润和对慈善组织的捐款。因此在对产品定价时，需科学分析企业所取利润和捐赠金额比例，同时从顾客需求出发，科学制定活动产品的价格。农夫山泉瓶装饮用水定价在1-2.5元间，因饮用水单位利润低，销量大，其公益方式为每购买一瓶裝水，捐赠一分钱。

（3）渠道

渠道代表企业为将产品送达目标市场（或目标顾客）所进行的各种活动。为降低消费者的参与度，企业在渠道设计和管理过程中应尽量方便目标顾客购买产品。农夫山泉产品设立在广泛看到的超市、便利店、售卖机等地方，便于购买。

（4）促销

促销代表企业为宣传介绍其产品的优点和为说服目标顾客购买其产品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在善因营销中，企业应特别注意善因活动的宣传，综合采用各种宣传渠道并确保一定的媒体宣传以发动目标受众的广泛参与。但也要注意宣传的适度，过度的宣传不仅收不到期望的效果，反而会削弱有效性。农夫山泉以“再小的力量也是一分支持”为理念，以“一分钱”公益布局，发起助力申奥、建设学校基础体育设施、支持中国体育事业、帮助水源地贫困孩子上学等活动，受到中央、省级、地方，电视、网络、报纸、杂志等上百家媒体对其进行跟踪报道。

（5）权利

政府对企业善因营销的态度会影响消费者的感知。政府对企业的善因活动的支持和赞赏能增加消费者对企业的信任。农夫山泉同中国奥委会、各地政府机关、宋庆龄基金会、学校等合作，获取了支持。

（6）公共关系

企业需协调自身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改善公共关系，从而获得支持性的外部环境和良好的企业声誉。农夫山泉抓住人们对申奥的情节，以及对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关心，通过各大媒体在活动前、中、后期的大力宣传，并坚持举办，让爱心义举得到社会更广泛的支持。

2、非营利组织

（1）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

企业在选择合作伙伴开展善因营销时，应对合作的非营利组织进行仔细的选择和评估。企业应选取和自身产品相匹配且公信力较高的非营利组织。2001年农夫山泉与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合作，直接捐款100万元及一定数量饮用水，支持北京申奥。2002年其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品材装备中心合作，以“阳光工程”为主题向贫困地区学校捐赠价值500万元的体育器材。由农夫山泉公司出资，装备中心监督第三方通过招标购买器材并由装备中心建议捐赠对象，公证处公证。2006年其与宋庆龄基金会合作，主题是“饮水思源”，宋庆龄基金会对“一分钱”公益捐助的费用使用情况及捐助名单实时公布。以实名捐赠的形式，将每一分钱的去处落实到个人，并且采取抽样回访的跟踪监督。

（2）与合作伙伴开展有效的合作

有效的合作应具有清晰的目标、统一的承诺、相互信任及有效沟通。

企业与合作的非营利组织双方都必须明确合作目标，保持高度的忠诚感和奉献精神。在合作过程中，双方应尽量保持信息的透明和公开，以可清晰理解的方式传递信息，并进行良好的信息反馈，以减少误解，能对重大问题和决策共同进行协商和谈判，培育彼此间的信任，从而实现双赢。

3、消费者

（1）明确目标消费人群

农夫山泉深知自己的目标群体是广大消费者，利用大众市场对公益的关注度，连续举办“一分钱”公益，巩固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定位，树立良好企业形象。

（2）建立牢固信任关系

在善因活动过程中，消费者较容易对企业的动机产生怀疑，因而消费者的信任决定了消费者是否支持并参与企业开展的善因营销活动。在善因营销的整个过程中，从活动宣传到最后的善款捐赠，企业都应坚持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对活动进行真实恰当的宣传，制定适当能被消费者所接受的产品价格，科学制定捐赠比例，真实公开企业所得销售收入和捐赠金额。

五、总结

策划一项善因营销活动，其步骤与传统营销计划的制定并无明显区别。

1、分析情况。明确企业营销需求。企业是希望以现有产品打入新的市场，还是在相似价格、同类产品过度竞争的情况下急需一种新的产品差异化策略？

2、设定目标。确定要支持的社会主题。哪些主题是企业已经在支持的？目标市场主要有哪些社会关注？在这些社会关注中，哪一个与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念联系最密切、哪一个与产品的联系具有最大潜力？哪种慈善机构或基金会将最适合企业及其产品定位？

3、选定目标受众，制定营销计划。当一项公益事业和一家慈善组织已经选定时，企业就可以开始制定营销计划，把目标纳入其中。

4、企业还需要签订法律协议及合同，制定促销预算及实施计划，建立追踪系统并清楚的概述追踪与报告的职责和责任。

当企业与某项公益事业或慈善机构形成一种理论上长期的、现有的联系，并且以整合的方式把这种活动加入到支持列表时，善因营销可能是最成功的。随着善因营销理论中引入中国后的发展，中国企业越来越关注社会责任，许多企业积极推行善因营销。如雅芳以“远离乳癌，健康一生”为主题，推出“粉红丝带”产品，将购买价格的50%～83%捐献给乳腺癌防治事业。总的来说，国内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发达国家的企业仍有巨大的差距等待我们在实践中缩短。

【参考文献】

[1] Varadarajan， PR. Horizontal corporative sales promotion： A framework for classification and additional perspectives，Journal of Marketing， （1986）：58-74

[2] Barnes， Nora Ganior， Fitzgibbons， Debra A. Business Charity Link s： Is Cause Related Marketing in Your Future？ Business Forum， （1991）：20- 23.

[3] And reason， AR. Profits for nonprofits： find a corporate partner，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6：47-69.

[4] 付國群. 消费者行为学[M].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117.

[5] 龚 振， 荣晓华， 刘志超. 消费者行为学[M].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2）：157-159.

[6] 朱旭红. 消费者对善因营销态度以及影响因素研究[D]. 基于杭州市的实证研究硕士论文， 2007.

【作者简介】

李玲慧（1995—），女，汉族，河南确山县人，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2013级市场营销专业本科生。

刘湖（1963—），陕西省子洲县人，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现代服务业。

吴胥（1988—），男，汉族，陕西乾县人，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2014级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服务营销。

作者：李玲慧　刘湖　吴胥

慈善营销价值食品安全论文 篇2：

食品安全之殇

“食品加工车间里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腐烂了的猪肉，被搓上苏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铲进香肠搅拌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工人们在肉上走来走去，随地吐痰，播下成亿的肺结核细菌……”

这是100年前，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在著名的《屠场》一书中所描述的场景。据说正是该书的出版，直接促使美国当局狠下决心，断然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遗憾的是，百年前美国食品车间这幕已不堪回首的场景，在今日中国却仍屡见不鲜——双汇瘦肉精的阴魂尚未散去之际，牛肉膏、染色馒头、毒豆芽、墨汁粉条的魅影，又已粉墨登场。

中国食品企业的一次次“勇敢创新”之举，使中国的食品安全领域从来不缺乏新鲜的话题，也一次次刺激着公众最敏感的那根神经。不夸张地说，国人对食品安全的信心正面临瓦解，而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已迫近道德的底线。有人甚至撰文惊呼，中国已进入了“食毒时代”；抑或戏谑般地建议：改公元2011年为“食毒元年”。

针对接二连三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严厉指出：“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当食品安全的各种底线被不断突破，当公众对食品安全失去希望和信任，中国食品企业真的“伤得起”吗？倘若说，如此愤怒的声讨和谴责，仍不能阻止一次次食品安全危机的上演，又如何才能让食品企业重拾失却的信仰和良知？

为此，本刊拜访了业内知名专家、国务院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主任卫祥云。作为中国商业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域的权威人士，多年以来，卫司长一直坚持以理性言行积极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迷失的监管

三聚氰胺奶粉、苏丹红咸鸭蛋、水银蒸虫草、硫磺蒸人参、福尔马林泡海参、大头娃娃奶粉、双氧水泡鱼翅、敌敌畏金华火腿、甲醛血旺、双汇瘦肉精、染色馒头、灌水银的长江刀鱼……眼前这个拉得长长的不完全名单，让长期关注食品安全监管及其改革的卫祥云，陷入了沉思之中。

现实当中，卫祥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系列食品安全名单的曝光，几乎没有一次是监管部门主动曝出来的，全都在媒体曝光后，相关部门才介入调查。而行政监管这一块，“监”的部分几乎失效，食品安全监督变成了媒体孤军奋战的局面。做此类报道时，媒体往往还要经受来自各方力量的干扰和影响，采访经常难以为继，舆论监督由此受到很大限制。

“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龙多不治水’。”卫祥云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就职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主任前，他先后担任国家消费品流通行政部门负责人、行业协会掌门人，对行业监管问题可谓洞若观火。

据了解，2009年6月1日颁布实施的《食品安全法》，确立了由卫生、农业、质监、工商、食品药品监管等五个部门进行分段监管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制；明确了地方政府的监管职责。2010年2月6日，国务院还专门设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进行协调和指导。

“目前，中国在监管方面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包庇。为了税收与政绩，地方政府可以不顾其他——即使是有些企业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地方政府也是能把事件压制住就尽量压制；实在压不住，再说其他的。”卫祥云直言。

诚然，监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就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需要假以时日。但企业及其经营者的行为，则是日常自律可控的。如果将环境污染辩解为影响食品质量的理由尚能瞒天过海，那么，直接往食品里添加有毒物质，则无疑逾越了社会道德和商业伦理的底线。

为了金钱利益而丧失或选择性遗忘底线，甚至百无禁忌地抛弃道德、原则和法律，在卫祥云看来，“这样的企业和企业家，难以获得公众认可和社会尊重。”

不过，要是就此给一些人扣上“无良企业家”的帽子，他们或许还要喊冤——随便翻阅一下那些食品巨头企业的资料，便可发现：社会公益、企业责任都被放在了其形象宣传的显著位置上，每年大量的公益活动和慈善资助，更是给这些企业套上了一圈又一圈的光环。

一面在疯狂逐利，一面却慷慨捐赠，这充满矛盾的现实不禁让人产生怀疑：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作为，究竟是出于长远发展考虑，还是异化成了企业竞争时的另一招营销策略？

有一点毋庸置疑：在用巨额资金堆砌起企业高大的社会责任形象的同时，某些企业不应忽略最基本、最重要、最普遍的责任，那就是无条件保证每一件食品的质量与安全。否则，就会延续人们所唾弃的情形：“在以股东利益和利润最大化的组织那里，公众健康永远不是一个首要的议题。”

责任的缺位

作为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食品的安全与否事关国计民生。相比其他企业来说，食品企业具有更特殊的责任，最需要讲道德良心。温家宝总理一语警省：“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道德往往源自信仰，只不过，随着市场经济的高歌猛进，人们对物质愈发顶礼膜拜，信仰也随之日益淡薄和丧失。这一趋势，已然在食品安全危机中得到充分反映。

实际上，真正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有良知、道德示范、无私付出、长期投入，以及一致性的行动，而非纯粹的利益交换。倘若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承诺，既无管理层价值观的有力支持，也无连贯的过程和活动来加以推进，仅作为一项花招或手段加以实施，则企业非但不能从中获得经济回报，甚至会被公众看成是伪善的举动。

“修复企业缺失的信仰，关键在于，强化企业真正的社会责任意识。”让卫祥云感到困惑的是，尽管很多企业整天把社会责任挂在嘴上，但付诸实施的时候，却往往演变成了空洞的“面子工程”。

究其症结，从企业层面来看，有不少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理解，产生了严重的偏差。对此，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方若教授表示，“如果企业所赚的钱，本身就是通过卖不安全的食品，或以污染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为代价换来的，再拿这些钱来做所谓的‘慈善’，或履行所谓的‘社会责任’，就是本末倒置了。”

他特别强调，企业搞募捐不可盲目。如果是为了出名，或是企图事后“漂白”自身的违法违规行为，这样的“慈善”或“社会责任”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站在公众的立场，认真对待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则无法真正理解和把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义和方向。惟有在确保食品安全的前提下，追求自身价值的最大化，方为企业的生存发展之道。就此，陈方若称之为“企业的本分”，卫祥云更视其为“企业的生命”。这才是企业最为基础性的社会责任，而非仅体现在捐款上——前者为本，后者为末。

从短期来看，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资源投入，从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企业成本，从而影响利润；但从长期来看，二者却是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会促进企业利润的提升；同时，企业在增加利润之后，就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社会责任体系建设之中。

日本是以食品安全为生存之本的国家。常到海外考察食品工业和调味品企业的卫祥云介绍，日本最大的食用油企业日清奥利友公司、食品业巨头味之素集团，都已传承百年以上，却从未发生过引起公众恐慌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正如日清奥利友公司环境和质量保证室质量小组负责人保坂正俊所说，“企业以社会责任为基础，公众的信任是企业生存的前提。一旦丧失公众信任，即使是百年老店，也只有破产一条路。”可见，公众对食品安全的要求和期望，绝不会“危害”到企业发展。恰恰相反，对企业真正造成危害的，正是一次次对社会责任的漠视。

在卫祥云眼中，但凡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必然日夜高悬公众利益之剑，将产品质量安全置于首位。食品企业更须如此。企业经营者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应充分考虑其他利益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惟此方能真正获得公众信任，让企业走上永续经营的健康发展轨道。

法治的力量

应当说，食品生产企业追求利润无可厚非，然而，倘若将微观经济学里关于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理论，片面地理解为不择手段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的经营思想，其实质，无疑是对企业社会责任底线的挑战。

对某些企业来说，良心的盾牌并非总是可靠，道德的血液并不总能自我生成。面对食品企业日趋坍塌的道德底线，该怎样救赎，又该由谁来救赎？

——除了信仰意识，真正能够让人“不作恶”的，还有法治。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这是马克思的经典之语。

如果把马氏所说的“资本”替换成“企业”，或许就能解释，问题食品何以屡夺人命了。近年来发生的多起食物安全事件，绝大部分是因生产经营者的不当行为造成的。由于生产经营者深知违法收入远高于违法成本，才更有恃无恐，视公众生命安全如草芥。因此，彻底斩断其利益链，引入高额的赔偿制度，已是势在必行。

令人欣喜的是，自三鹿奶粉事件后，《食品安全法》这柄“利剑”迅速出鞘，昭示着完善立法的行动提速，契合了人们呼吁已久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然而，《食品安全法》在给公众带来信心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疑惑：为什么已经有了法律，食品安全危机依然一再发生？

“不能说《食品安全法》出台了，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在卫祥云看来，立法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不过，在他看来，“《食品安全法》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在于，能够给公众的食品安全带来法律依据，使其能够更好地利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消费权益，也为执法人员尽可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提供了基本依据。”

此外，在处罚方面，过去一直被人们所认为的违法成本过低的问题，在《食品安全法》中也有了进步。此前，中国法律中只有《公众权益保护法》中关于双倍赔偿的规定属于惩罚性赔偿，该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公众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公众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显然，这些赔偿对于经营者而言，其惩罚力度过于轻微。

卫祥云认为，相比之下，《食品安全法》的亮点之一，恰恰在于加大了对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处罚力度。

他以《食品安全法》第96条为例：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公众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坚持先赔受害者的原则，如果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主体既要被处罚又要被判刑时，应该先赔偿受害者。“如果再往上罚的话，就应该追究刑事责任了。”

漫长的蜕变

尽管从法治尤其是立法基础上看，似乎已经可窥食品安全的前景。但遗憾的是，在对瘦肉精、毒馒头等一系列食品安全危机的处理中，依然发现了“大事化小”的遮丑心态、选择性执法、象征性惩罚，以及政府官员推卸责任等诸多管理痼疾。

如果将食品安全视为一个系统工程，那么，在现有的制度语境之下，这项系统工程的管理主体势必还是政府。因此，政府部门应不断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并对企业进行积极引导，一旦发现问题，必须采取坚定措施加以规范和惩戒。惟有如此，公众对食品安全的疑虑方可逐渐消除，对企业的信任和希望才可能会与日俱增。

食品安全问题非同小可，极其复杂，且涉及到食品生产、加工、流通和销售等诸多环节，即便政府加强监管，企业严以自律，也无法在一夜之间扭转食品安全危局。“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注定要经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蜕变过程。”卫祥云说。

为切实维护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2011年4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切实加强食品添加剂监管的通知》，从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规范食品添加剂生产使用、加强长效机制建设、严格落实各方责任四方面，全面细致作出了规定。此举无疑让公众看到了高层治理食品安全问题的决心与力度。

“中国的食品安全，总体而言，是一个逐渐向好的趋势。”这是卫祥云司长在结束本次专访前的重要结论。多年来，他作为国家发改委和民政部特聘专家，积极研判宏观经济走势以及国有企业改革与非营利组织发展思路，笔耕不辍，著述颇丰；针对食品安全问题，媒体历次曝光的情况他也极为关注，对相关问题的处罚力度与重视程度非常清楚。

“过去，很多食品安全问题都是内部解决，而现在，只要发现问题就一定严惩不贷，这从近几年来对三鹿、双汇的处置问题上可以看出来。”通过从更大的历史角度观察，卫祥云坚信，食品安全危机“只是一个阶段性过程中的问题，它终究会过去”。

作者：文昌

慈善营销价值食品安全论文 篇3：

食品安全视阈下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与对策

[提 要]食品安全问题的频繁发生，反映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严重缺失，给人们健康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究其原因，主要有企业内在经营观念等因素和外部的控制因素等，因而需要从企业内外两个方面的力量来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关键词]食品安全;企业社会责任;原因;对策

[作者简介]何 艳（1996—），女，南昌工程学院工商管理系本科生，研究方向为市场营销。（江西南昌 330099）

民以食为天，而作为人们生活最基本的必需品——食品，却在近些年来屡屡成为直接威胁人民生命安全的罪魁祸首，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企业和社会的深刻反思。苏丹红事件、毒奶粉事件、塑化剂事件、毒胶囊事件、瘦肉精事件等，不断挑战着企业的道德底线，同时也引得社会公众对食品生产、加工、流通领域各企业担起“社会责任”的呼声越来越大。

对以食品为主要产品的企业而言，保证食品质量安全是其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它主要体现在企业对于食品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等环节的食品安全监控。生产加工环节要求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各个层次食品安全标准进行生产;流通环节要求企业监管食品安全流通并相互监督其供应链各成员;消费环节则要求企业对食品安全事故及时反应并进行处理，提高食品安全风险意识，建立安全事故处理机制和赔偿制度等。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及其缺失的现象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企业员工、消费者以及社会等利益相关者所要承担的责任，它强调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人文关怀，强调企业对消费者、对环境以及对社会的贡献。从社会的角度看，企业社会责任是社会期望企业所要履行的义务，社会不但要求企业的发展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而且希望他们能够信守法度、看重伦理、行使公益，所以，完整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包含了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

（二）企业责任意识淡薄的表现

农业种植或养殖环节，不合理地使用农药、兽药等，形成大量有毒有害物质。据统计，全球每年在农作物上使用的农药有几千种，用量达350万吨，而我国占了近一半，其中约80%的农药量直接进入环境，使用农药的面积在2.8亿公顷以上。这无疑造成了产品中农药残留。有机氯类农药早在20多年前就被禁用，但现在仍在许多农产品中被检出;有机磷类农药在种植期频繁和超量使用，造成产品中农药残留嚴重超标。此外，部分农户为了缩短收获时间或者提升产品的某些规格，使用一些化学激素，如催熟剂、保鲜剂、膨大剂、瘦肉精等;一些农户为了提高水产品的成活率，使用违禁药物。这些有害物质代谢缓慢，在产品中大量残留，引起食物中毒等症状，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

生产加工环节，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和非食用物质。如添加氧化增白剂、着色剂、发色剂、甜味剂等。甚至一些商家使用禁用的人工合成色素和其他工业添加剂。再者，我国部分食品加工企业存在规模小、生产经营条件简陋、储存条件差现象，极易造成原料污染、灭菌不彻底，引起食源性问题。如成品马铃薯、西红柿可因储存条件问题导致龙葵碱含量超标;成品豆浆可因其中的皂素、胰蛋白酶抑制物灭活不彻底造成对人体伤害。2017年8月16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了《关于3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三只松鼠位列其中。其生产的开心果，霉菌检出值超出国家标准近两倍。

销售流通环节监督不力。在我国某些地区特别是农村偏远地区假冒伪劣食品泛滥，是因为农村消费群体信息匮乏，品牌辨识力差，同时企业在偏远农村市场监管力度比较低的缘故。国家食药监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8月底启动农村食品市场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截至10月中旬，全国查处各类食品违法案件16677件，取缔无证经营户6257户。即使一些知名度较高、实力较强的企业在食品加工、销售环节也存在部分检查、检疫漏洞，体现在检查部门职责意识淡薄;检测技术落后，更新缓慢，不能有效检测新型有害物质;监督监管机构和机制不健全，致使食品安全隐患增加等。另外，由于零售企业监管不力，导致食品过期、变质的，严重影响着食品的安全。

二、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

（一）企业经营观念落后

企业在本质上是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组合约，按照谁贡献谁受益的原则，各利益相关者均不同程度地享有企业所创造的价值，所以，企业在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必须承担起对除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如公司内部员工、消费者、社会以及环境等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企业经营观念落后，过于注重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利益，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视了顾客的真实需要，以及消费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从而引发了企业的信用危机。优秀的企业家应综合具备经营素质、文化素质等，诚实守信地经营企业、积极主动地承担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

（二）小型企业践行社会责任难度大

一般而言，现代企业社会责任包含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等。

对于小企业来说，采纳食品安全控制体系难度较大，主要因为，要采纳HACCP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需要支付高昂的成本，包括引进符合要求的设备、建设厂房、人员培训等，小企业难以承担;同时标准化生产对技术条件要求比较高，小企业也很难达到。[1]

（三）市场信息不对称

信息的不对称是指从事交易活动的两方在获得信息方面地位不平等，致使处于弱势的一方无法获得一些重要信息。在食品消费市场上，生产经营企业处于信息优势地位，掌握着产品的全面信息，可能受自身利益的驱动向消费者隐瞒不利信息或虚报真实信息，而消费者作为信息的弱势方，缺乏获得所需信息的渠道或无法辨别所获信息的真实性，因而在购买食品前难以判断食品是否安全。另外，消费者专业的辨别产品真伪、良莠的能力不强，面对市场上种类繁多、琳琅满目的食品，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致使假冒伪劣产品或是外表鲜亮而品质低下的不安全产品得以有市场和销量，最终会强化失信企业从事不道德生产和经营活动的行为。

（四）标准化体制落后

标准化体制落后，导致产品的许多特性及生产流程缺乏统一的标准，不利于预防产品质量安全问题。2006年底，农业部等九部门出台了食品国家标准的修订计划，将采用国际标准的比例由23%提高到55%，但与国际食品標准相比，我国标准化体制仍较落后。主要因为，第一，我国标准化工作体制中行政管理环节多，导致标准制定周期长。第二，我国食品安全标准缺乏统一，即使同类食品，国标、行标重复的情况也非常普遍，因此给执法部门和企业带来诸多困扰。第三，检测水平落后，以一次制样检测农药多残留技术为例，美国和欧盟可以测定的农药品种数量300多种，而我国国家标准测试的种类仅50多种。第四，标准制订后，其宣传、培训的力度不大，许多强制性食品标准执行情况缺乏有效监管。

（五）制度执行不力

有些政府职能部门未能认真履行其监管职责，有些地方政府出于税收收入的考虑，对企业生产经营不安全食品等违规行为监而不管或瞒而不报，工商、卫生、质监部门在质量监管方面存在职能交叉的现象，易发生相互推诿责任问题。

三、以食品安全为核心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

企业自觉自律地承担社会责任、安全地生产和经营食品，是推动全社会企业责任建设的基础，同时也是实现全民履行社会责任的关键。因此要把培养和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作为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一要务，把社会责任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安全风险评估作为企业的常规管理活动，树立良好的社会责任风气。除此之外，企业外部的制度保障和监管力度对提升企业社会责任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加强内部控制

首先，企业应建立健全产品质量标准体系，选择产品质量认证方式，如ISO系列标准认证、GMP认证等，不断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提高员工食品安全意识。根据食品生产流程和工艺特点，从原料入库检验到生产中每个环节的监测，再到成品最终检验，全过程监测和控制食品的安全生产，建立统一的质量追溯数据库和可追溯系统，杜绝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其次，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机制，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食品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及时妥善地对安全事故进行处理和赔偿，对在产品设计、制造、销售等环节上存在问题的产品建立及时召回制度，并按照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规定承担责任。另外，企业内部应建立高效、权威的食品安全监测部门，建设高素质的食品安全监督队伍，全面加强食品安全监督能力。[2]

（二）完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完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第一，根据当前市场上的典型食品安全事件反映的问题对标准进行更新，使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能切实反映市场监管的实际情况，实现监管工作与标准完善两者的良性互动。第二，加强标准的信息网络建设，公开、共享相关标准信息，为相关人员提供查询服务。第三，综合考虑食品行业的现实状况，借鉴利用国际标准，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为标准制定搭建技术平台，力求使标准体系符合市场需求。第四，统一管理食品安全标准，地方标准应限于地方名特优产品品质标准的制定，而食品安全标准应由且只能由国家行政相关部门制定并颁布。[3]

（三）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通过多部门法律的协调配合，全面整合法律资源，建立完整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使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以法律形式得到明确而系统的规范，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提供保障。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化可以尝试探索引入公益诉讼机制，赋予社会公众监督企业行为决策的权利，赋予社会公众对失信企业以及其控股股东诉讼权，调动社会公众维权的积极性，使食品安全监督更具社会性、公众性。通过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提高企业违法成本，迫使企业重视社会责任，这不仅符合经济法的基本理念，也弥补了传统诉讼机制的缺陷。[4]

（四）加强政府和社会的监督力度

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如食品监督管理局要切实履行其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责任并建立和健全相关的制度，完善企业社会责任评估系统和奖惩制度，引导企业转变观念，综合多方面因素对企业进行定期的评估，规范化、制度化的将企业社会责任践行到底。另一方面，电视、网络、报刊等舆论媒介和消费者协会等社团力量应加大对企业的监督力度，对无视社会责任的不道德企业进行曝光，对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不吝表彰，从而对企业的行为起到约束、监督、惩罚或激励的作用。多层次、多渠道的评估、监督体系的形成将促成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氛围，引导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五）建立规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制度

建立规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制度，有利于企业向利益相关者提供相应的信息，帮助政府、媒体及公众客观、公正地评价企业经营活动，监督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为保证企业公布的其关于社会责任信息的可靠性，应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审计制度，设计科学合理的审计方法和程序，使社会责任报告审计有理有据，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客观性与公信力;同时，国家应发布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南，从制度上规范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以避免企业报喜不报忧、定性不定量等问题，一般来说，企业应该向社会及时披露诸如企业在产品安全质量方面的投入、企业对于产品进行的风险评估，企业对产品安全方面的具体预防措施、企业在以往发生过的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具体情况以及由此而花费的企业资金等方面的信息。

[参考文献]

[1]王晓丽，李磊.基于食品安全视角的食品企业社会责任浅析[J].价值工程，2009，（11）.

[2]冯浩，吴铭.由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的对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探讨——从内控角度谈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J].中国总会计师，2011，（6）.

[3]李颖，田阿莉.食品安全与企业社会责任分析[J].价值工程，2012，（8）.

[4]吕军书，刘贺举.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我国食品安全问题[J].经济导刊，2011，（9）.

[责任编辑：朱晨光]

作者：何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