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速成长持续论文

【摘要】企业高速成长的过程中，资本力量和组织力量会爆发地成长，就会出现人才和企业发展不匹配的问题，这是高成长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经济高速成长持续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经济高速成长持续论文 篇1：

创业板上市公司IPO前后成长持续性实证分析

【摘 要】 文章以2009年我国创业板首批上市的28家公司为样本，对创业板上市公司IPO前后的成长持续性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成长持续性在整体上不存在明显的IPO效应，但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上市公司在IPO之后，有些实现了持续性高成长，有些则出现了明显的成长性衰退。进一步对成长持续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上市公司成长持续性与IPO前的盈余管理水平呈负相关，与IPO前后的主营业务利润比例的变动情况呈正相关；而公司规模、是否存在风险投资以及公司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变化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并无显著影响。

【关键词】 创业板； 上市公司； IPO效应； 成长性

一、引言

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首次上市发行股票简称为“IPO”，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完善，现在许多公司都将能否IPO作为公司经营成功的标志。2009年10月30日，我国创业板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板，创业板作为二板证券市场，上市门槛低于主板和中小板，在监管制度、信息披露、交易者条件、投资风险等方面和主板市场也有较大区别，这为许多中小创业型公司带来了走向IPO的机遇。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多数都属于具有高成长性和创新性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但这些公司成立时间较短、规模相对较小、发展底子薄弱，尤其是发展资金的缺乏是制约其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创业板主要目的就是通过为中小新创企业提供融资平台，扶持企业快速成长，为风险投资建立正常的退出机制，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因而，一般分析认为能够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司经过上市融资后，可以有效解决公司发展融资瓶颈，使公司迎来一个新的高速成长期，投资者也往往看重创业板公司未来的投资价值。然而，创业板市场经过五年的发展，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如何？创业板上市公司是否通过IPO就迎来了新的高速成长期？哪些因素会影响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持续成长？对创业板上市公司上市前后成长性差异进行实证研究，有助于揭示创业板对上市公司成长性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在帮助上市公司经营决策者利用证券市场促进公司持续成长，以及证券市场管理者强化市场监管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上IPO前后业绩的对比研究始于美国并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研究结论。Jain，B.A and Kini，O.（1994）对1976—1988年间在美国上市的682家公司上市后的经营业绩变化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样本公司在上市后经营业绩均显著且持续下滑并呈现出“倒V字型”，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IPO效应”。随后Goer-gen，M. and Rermeboog，L.（2003），Trautena and Schulz（2006），James and Mar-sha Pearce（2008），Scott Latham and Michael Rraun（2010）等一些学者通过对国外其他相关国家股票市场样本公司的研究发现，大部分上市公司上市后均存在明显的IPO效应。国内学者关于上市公司IPO效应的研究伴随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起步较晚，也相对较少，更多是对我国主板和中小企业板市场相关上市公司样本是否存在IPO效应的验证研究（朱武祥、张帆，2001；陈奇山，2001；江永沛，2005；林略、邓作强，2009；周孝华、吴宏亮，2010；祝锡萍、严轶斐，2011）。虽然学者们研究的方法、视角和样本选取不同，但都基本证实了我国证券市场IPO效应的存在性。

基于上市公司存在IPO效应的研究结论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上市公司IPO效应的产生？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国外学者Shiller（2003）提出了伪市场时机假设，即公司往往选择在公司业绩最好的时机进行IPO，这样带来公司股价上升和较高交易量，会使出售的股份获得更高的收益，募集更多资金。而Jain，B.A and Kini，O.（1994）提出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也被认为是形成IPO后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上市公司为了符合上市发行股票的资格，往往对其财务报表进行业绩粉饰，形成短期盈利水平增加的假象，但在其上市后很快就出现经营绩效的下降。国内学者李常青和刘清昌（2005）在对我国沪市上市公司的研究中认为企业上市后，分散的外部投资者的股权比例会上升，而原有的大股东或管理者的股权比例会下降，这样，外部投资者和管理者的利益冲突和代理成本就会相应增加，出现不利于股东价值最大化的投资行为，导致企业经营业绩下降。林略和邓作强（2009）针对我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研究得出，位于中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整体绩效表现优于位于东部地区的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持股比例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其上市后业绩的下滑更明显。喻凯、罗阳（2012）探讨了募资规模高低对创业板上市公司IPO前后一年业绩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募资规模与创业板业绩呈正相关关系。

归纳以上研究结论，对于我国上市公司IPO前后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板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方面。由于我国创业板发展时间较短，单独对创业板公司IPO前后成长性对比研究相对较少，更缺少针对创业板上市公司高成长性特点的成长持续性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对创业板上市公司IPO前后出现成长持续性个体差异的内在原因探究不够。虽然创业板上市公司上市前普遍具有较高的成长性，按照一般分析其通过上市解决了融资困境后应该会迎来更快的成长，但与主板上市公司上市后遇到的成长性问题类似，创业板上市公司如果缺乏具有战略性和策略性的产业投资规划，再加之其成立时间相对较短、内部管理的不规范性和风险控制能力弱等特点，尽管成立之初会受到投资者的追捧，但是难以保持持续的成长性。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成长持续性是否存在IPO效应进行检验，并对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三、创业板上市公司IPO前后的成长持续性分析

（一）样本与指标选择

本文以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择2009年在创业板首批上市的28家公司作为成长持续性差异分析的实证样本，并基于2007—2012年的财务数据，数据来源于同花顺数据库，辅以上市公司提供的招股说明书及各年的财务报表，运用SPSS 19.0统计软件和Excel 2013软件对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行输入整理。

从以往研究来看，不同学者对上市公司成长性的评价经常会选择不同指标，而评价指标的选择往往会影响研究的结论。由于我国处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阶段，上市公司的成长面临着复杂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影响因素很多也很复杂，要想清晰界定一些非财务因素非常困难。综合考虑到目前我国股市特点和上市公司高成长性的实际情况，本文主要基于财务因素的角度选取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净利率、净利润增长率和营业收入增长率四项财务指标来综合反映上市公司的成长性。

由于研究是针对上市公司IPO前后的成长持续性进行比较，所以本文在具体研究中，先通过同花顺数据库提取四项财务指标在IPO前后各年的原始指标值，再分别计算IPO后三年（2010—2012年）的年度平均值和IPO前两年及上市当年（2007—2009年）的年度平均值，最后计算样本公司四项财务指标在IPO前后年度平均值的差值作为分析因子。具体指标选取及分析因子见表1。

（二）成长性差异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表1中的四项反映公司成长性的财务指标在IPO前后的差值项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使用SPSS 19.0统计分析软件，按照特征根大于1的选取原则，选取两个对总体方差有较大影响的公共因子。在数据处理中，本文运用方差最大法进行了因子旋转，根据旋转成分矩阵得出：公共因子F1在净资产收益率差值和总资产净利率差值上均具有较高的载荷，而这两个因子对应的财务指标反映了创业板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强弱，因此将公共因子F1命名为盈利能力差异因子；公共因子F2在营业收入增长率差值和净利润增长率差值上具有较高的载荷，而这两个因子对应财务指标反映了公司的发展潜力，是创业板上市公司维持其持续成长的基础，因此将公共因子F2命名为发展潜力差异因子。然后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和两个主成分公因子可以构造因子得分函数：

根据以上函数计算各样本公司IPO前后的成长持续性综合得分，并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判断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28家公司成长持续性在IPO前后整体上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各个公司之间成长持续性的差异。样本公司成长持续性的特征统计如表2。

对比样本公司IPO前后的成长持续性综合得分（表2）可以看出，创业板首批公开发行的28家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在IPO前后有升有降各占14家。通过对样本公司的盈利能力差异、发展潜力差异和成长性差异三项得分值分别进行单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3，三项得分值的样本t值均为0，显著值均大于0.05，样本与检验值0没有差别，可以判定样本公司无论是盈利能力、发展潜力还是总体的成长性在IPO前后没有明显差异，表现平稳。

但就样本公司个体而言，分析发现在IPO前后的成长持续性上具有明显的两极分化，其中有14家上市公司在IPO之后表现出持续上升的成长趋势，特别是机器人、亿纬锂能、安科生物3家公司IPO前后的成长持续性得分值大于或非常接近1，说明这些公司通过IPO实现了高速成长；而另外14家上市公司在IPO之后却出现了明显的成长性下降趋势，尤其是排名最后的上海佳豪、神州泰岳、特锐德、吉峰农机、宝德股份、中元华电6家公司IPO前后的成长性差异比较显著，得分值小于或非常接近-1，说明这些公司在IPO之后的成长性出现了严重的下降趋势。28家样本公司IPO前后成长持续性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综上所述，由创业板首批上市的28家上市公司的数据统计分析来看，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成长性整体上在IPO前后并没有出现明显下降趋势，不存在IPO效应。但基于上市公司个体之间的比较来看，这些通过我国创业板发行审核首批挂牌交易的高成长公司，在IPO之后却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有些公司保持了持续的高成长性，通过IPO实现了更快速的成长；而有些公司则没有保持高成长性，在IPO之后出现了明显的成长性下滑趋势。对于这种不同公司间的成长持续性差异，需要进一步探究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不同上市公司之间在IPO前后出现了明显的成长持续性差异。

四、创业板公司IPO前后成长持续性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影响因素的研究假设

本文主要使用多元回归模型来分析上市公司在IPO前后成长持续性差异的影响因素。回归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样本公司IPO前后的综合成长持续性得分值。结合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特色以及其他学者如陈良华等（2005）、彦轶裴（2011）、张光宇（2012）的研究成果，主要选取公司的风险投资背景、公司的资产规模、公司上市前的盈余管理、公司股权集中度、公司主营业务利润比例变动五个因素作为影响创业板上市公司成长持续性差异的解释变量，针对这些影响因素的研究假设和变量设定如下。

作为创业板市场中的上市公司，一直是VC/PE这些风险投资者追逐的对象，他们正是看中了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的高成长机会和投资价值，风险投资在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成长与发展中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在首批上市的28家创业板公司中，有23家曾获得VC/PE投资，占总数的82.14%。一般而言，由于风险投资的资金注入会增加上市公司的资金实力，有利于优化股权结构和市场扩张，可以有效增强其未来的成长性。在回归模型中引入虚拟变量X1来表示，如果有风险投资背景取值1，其他为0。

H1：风险投资背景与上市公司的成长持续性正相关。

创业板各个上市公司的规模分布并不平均，存在规模差异。一般而言，当公司规模较小时，通过短期的业绩突击和盈余管理行为可以快速增强公司的成长性；而随着公司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则公司的成长空间会变小，成长速度下降，所以假设公司规模与上市公司的成长持续性呈负相关关系。公司规模对公司成长持续性的影响可以使用总资产的对数来反映，具体衡量指标值采用上市当年公司总资产的对数值，在回归模型中用X2表示。

H2：公司规模与上市公司的成长持续性负相关。

有些上市公司为了吸引投资者，通过上市前运用股权转让、固定资产处置等非日常经营活动项目，从而调高财务数据中的短期利润，美化和粉饰报表，具有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这种非日常经营活动的盈余管理行为不具备长期的获利能力，会影响公司成长的持续性，所以假设上市公司在上市前的盈余管理与其成长持续性呈负相关关系。本文使用上市公司上市前两年和上市当年的非经常性损益比率的平均值来衡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对上市公司成长持续性的影响，在回归模型中用X3表示。

H3：上市前的盈余管理与上市公司的成长持续性负相关。

股权集中度主要体现为所有股东持股比例的集中化程度，它代表着公司股权分布的结构和状态，也是衡量公司稳定性的标志。一些学者认为股权集中度过高，会造成大股东缺乏约束，出现资金占用、关联交易等违规行为，影响公司成长持续性；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股权集中反倒会增强大股东的企业经营责任，并可有效降低代理成本等。本文假设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的成长持续性有正面影响，采用公司上市当年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来反映股权集中度，在回归模型中用X4表示。

H4：股权集中度与上市公司的成长持续性正相关。

对于创业板的高科技公司而言，在成长初期，经营的专业化水平越高经营的风险相对较低，也越容易集中资源获得快速成长。对于公司的经营专业化程度可以使用主营业务利润占比的变动来衡量。主营业务利润是公司最核心的利润，也是公司保持成长持续性的基础，主营业务利润比例变动会影响公司成长持续性，比例越大且不断上升，将带来公司成长性持续走强。本文采用主营业务利润与利润总额的比例表示主营业务对利润总额的贡献程度。具体指标值采用上市后三年的主营业务利润比例的平均数减去上市前两年及当年的平均数，在回归模型中用X5表示。

H5：经营专业化与上市公司的成长持续性正相关。

根据以上分析，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二）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使用SPSS 19.0对以上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和验证，得到第一次回归的结果，见表4。整体上，虽然模型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其中F值为18.165，模型拟合的效果较好，但从每一个自变量的T检验来看，自变量X1、X2、X4没有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这也就说明了上市公司的风险投资背景、公司规模和股权集中度与创业板公司上市后成长的持续性不相关或者相关性不明显，研究设计中的假设1、假设2和假设4无法得到验证。

针对模型的上述问题，重新进行回归，剔除未通过检验的变量，得到如下新的回归模型：

该模型R方值为25.4%，拟合较好。X3和X5的P值分别为0.004与0.012，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可以看出利用这个回归模型可以有效解释创业板上市公司IPO前后成长持续性差异现象。公司IPO前两年的盈余管理水平即非经常性损益比率前面的系数为-5.532，说明IPO前非经常性损益比率高，存在盈余管理嫌疑，这类公司在IPO后的成长性往往会下降，这也验证了假设3，即盈余管理与公司IPO前后的成长持续性呈负相关关系。而作为反映公司经营专业化程度的变量主营业务利润比例的变动额前面的系数为0.641，表明创业板上市公司IPO后成长持续性与主营业务利润比例的变动情况呈正相关，验证了假设5，说明公司主营业务的盈利质量越好，公司成长的持续性越好。

就具体公司的实际情况分析，通过前面对主成分因子分析计算结果的描述统计得出，我国创业板发行审核首批挂牌交易的28家高成长公司，在IPO之后公司的成长性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尤其是机器人、亿纬锂能、安科生物3家公司通过IPO实现了持续的高速成长；而上海佳豪、神州泰岳、特锐德、吉峰农机、宝德股份、中元华电6家公司在成长性方面却出现了成长性衰退。通过查阅这9家公司的上市公报和年度财务报表，对他们IPO前的盈余管理水平（主要反映为非经常性损益比率指标）和公司经营专业化程度的变量主营业务利润比例的变动额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如表5。由表5可以发现，实现持续高成长的3家公司IPO前的盈余管理水平即非经常性损益比率指标都远低于存在IPO效应的6家成长性衰退公司；同时，3家公司的经营专业化程度指标主营业务利润比例的变动额却都远高于6家成长性衰退公司。这些数据也进一步验证了回归分析得出的结论，即上市公司成长持续性与IPO前的盈余管理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上市公司成长持续性与IPO前后的主营业务利润比例的变动情况呈正相关关系。

五、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创业板首批挂牌上市的28家公司在IPO前后持续6年的实证检验表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在整体上并不存在明显的IPO效应，即上市公司整体上在IPO前后的成长性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差异。但就28家公司的具体分析而言，他们在IPO之后公司的成长性却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其中有3家公司通过IPO实现了持续的高速成长；而有6家公司在成长性方面具有明显的IPO效应，出现成长性衰退。进一步对成长持续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上市公司成长持续性与IPO前的盈余管理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上市公司成长持续性与IPO前后的主营业务利润比例的变动情况呈正相关关系；而公司规模、是否存在风险投资以及公司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变化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成长性并无显著影响。

以上研究结论无论对上市公司的决策管理者还是普通投资者以及证券市场投资者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对于上市公司决策管理者而言，一定要尽量避免上市公司出现严重的IPO效应。需要从根本上加大公司内部治理，有效控制公司在IPO之前的盈余管理水平，不断加大公司主营业务投入并提升其利润占比，保持公司的规范运作和诚信经营，提高公司的成长质量，避免短视效应。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公司有效利用创业板这个融资平台，吸引投资者长期投资，促进公司长远发展和持续健康成长。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在选择创业板投资对象时，要给予上市公司成长性足够的关注，尤其是上市公司在IPO前后成长持续性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投资那些保持较高成长持续性的公司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对于证券市场的管理者而言，首先要继续扩大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推进创业板上市政策由现有的核准制向市场注册制转变，让投资者通过市场化机制决定证券的投资价值，并严格执行退出机制，让市场进行优胜劣汰。其次，加大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监管。在上市之初就严格规范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信息披露，预防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加大盈余管理操作行为惩罚力度，规范上市公司的管理运作，提高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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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辉

经济高速成长持续论文 篇2：

高成长企业的人才匹配问题及对策探析

【摘 要】企业高速成长的过程中，资本力量和组织力量会爆发地成长，就会出现人才和企业发展不匹配的问题，这是高成长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研究高成长企业的人才匹配性问题，找出高成长企业人才匹配性培养和发展的对策，对于高成长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可以帮助企业合理的选人、育人、留人，可以人尽其才，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从而提高企业的收益和市场占有率，使企业能够继续保持高增长。高成长企业竞争的背后，实质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是创新与市场的源泉，也是管理系统的中枢。因此，高成长企业一定要重视人才，以人才为中心。一般说来，高成长企业都具有合理的人力资源结构。一是企业要有热心于创目前国内关于高成长企业的人才的匹配性问题的研究相对比较少，本文主要是在前者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一个补充和完善。通过分析高成长企业的人才匹配问题，找到相应的对策，从而促进高成长企业能够更加快速稳健的的向前发展。

【关键词】高成长企业；人才匹配；快速发展；持续增长

一、概述

高成长企业即处于成长阶段的中小企业。简单地说，高成长企业就是指那些发展速度快，能带来高效益，具有高增值作用，能引起当代生产领域的变革并处于当代经济前沿的企业。高速成长型企业一般有三大特点：一是业务形态复杂，由于要完成公司三个层面战略布局来整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势必就会形成多种业务群组并举发展的态势包括成熟业务群（核心业务）、发展业务群和新兴业务群；二是企业的业务发展速度远远快于人才的配备速度，特别是高端人才的配备。这样必然导致为了迎合业务的快速发展，而忽略人才的匹配和管理；三是业务发展速度快于管理的速度，包括流程建立、制度建立以及信息化管理等。

随着“超竞争”时代的来临，市场机会稍纵即逝，企业成长速度的高低快慢便成为衡量经营成败的重要指标。因此，尽管实现和保持高成长性颇为不易，但是成为高成长企业依然是众多企业的期盼。由于高成长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和对企业的巨大吸引力，国外学术界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关注这类企业的成长，至今方兴未艾。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的经济大国，已经和正在孕育着为数不少的高成长企业，很多省市的中小企业主管部门也正在大力推进高成长型中小企业的评定与培育工作。但是，目前我国高成长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本文是针对目前我国高成长企业中存在的人才匹配问题进行探究，并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二、目前我国高成长企业的人才匹配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大力支持和市场的推进，很多企业都步入了高速成长的时期。伴随着企业的高速成长，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量的快速增长，使得人才的匹配出现了问题，阻碍了企业的快速发展。

（一）人才激励机制不健全

处于高成长期的企业往往看重自身的发展，对员工往往外用物质激励而很少会注重精神激励。比如有些企业在调动员工积极性时，往往采用以货币的形式来激励，而较少采用非货币的方式，如职业发展激励、榜样激励、培训激励、自我实现激励等。另外，这些企业还会忽视培养企业良好的组织环境，使得企业缺乏凝聚力，员工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

（二）人才招聘不规范

人员招聘应该具有很明显的计划性和科学性。而多数高成长企业在招聘时没有做详细周密的计划，往往是为了满足企业短时间对人才的需求而毫无计划的进行招聘，只重视数量而忽略质量问题。在面试的时候，没有一套科学的程序，一般采用简单、直观、节省时间的方法，对于应聘者不能很好的考量。

（三）缺乏科学有效的培养机制

处于高速成长的企业普遍存在着不重视员工的培训、忽略对人才的投入的现象，对员工的培训存在短视行为。比如，目前由于企业的快速发展，企业人员的培训跟不上企业的发展节奏。随着企业的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所需的员工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由于对员工的量的需求比较大，在短时间内就会导致人才的不匹配问题。很多高成长企业为了能够使所招聘的员工满足业务的需要，对人员进行了培训。但是现在企业里多采用教练式辅导的培训方法，给员工配一个导师，让员工和导师有一对一的交流，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对实际的业务问题、管理问题得到实操性的帮助，但是这会出现一个问题：需要培训的员工的数量很多，但是导师数量不够，或者说合格的导师的数量不够。这样，还是会导致人才的不匹配问题的出现。

三、高成长企业人才匹配的对策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在我国的高成长企业中，关于人才的匹配机制还不够成熟。人力资源管理开发水平对企业价值的贡献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要改进这种状况，完善企业的人才的培养机制，我认为需要从公司层面和人力资源部门两个层面进行改进：

（一）加强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人才的竞争。因此如何引导和积极地推进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做到企业人力资源的匹配，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一环。对于企业来说，人才是企业发展的第一优先资源，所以，企业要想快速发展，就必须要优先对人才进行投资。对人才的培养要注重人才的职业生涯发展，个人的职工发展过程是自我认识的形成和完善过程，也是主客观折中调和的过程。人职匹配就是要为人才提供能够发挥其能力，又能使其在工作过程中提高自身的能力，为适应新的、更高要求的岗位做积累。企业要尊重人才，尽可能为其提供适合的岗位要懂得使用人力的过程也是“造就”人才的过程，人才的能力增长了，就要提供新的岗位。要做到人职匹配，应遵守的原则是因事择人，就是按工作的需求数量安排人员重德选贤，应按能级原则将人才安排到不同岗位群体效应，指不同人员组合在一起工作是具有协同增效效应动态平衡，要求随着人才能力增长变化，为其提供新的发展环境，促进人才流动。企业不仅要加强高管的领导力建设，所以我们在每个企业都是每个月再忙都要抽出一到两天时间，研讨、行动、学习、培训，围绕企业的问题，比如行动学习、群体决策能力等，这点尤其对领导人才培养非常重要。所以还是要加速人才的培养体系。

（二）建立相应的标准和准则。

由于企业快速发展的业务的需要，员工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接受培训，他们在没有完全认清自己的岗位职责的情况下就直接上岗工作，从而也直接导致了对于未来的职业发展的认识不清，这就必然会导致员工工作的盲目性以及短暂性。所以企业要尽快的建立相应的标准，不管业务发展的多快，对人才的需求多么强烈，企业都必须让员工明白他现在所具有的能力和知识与现有的岗位是不匹配的，员工如果想要在企业里面长久的发展，就要自我提升，是自己成长为企业需要的核心的人才。这对于企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企业必须要建立相应的标准和准则。

（三）企业在加大引进人才的同时要进行文化理念的培养。

由于企业的快速发展，企业内部的员工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那么，企业就必须从外部招聘人才。由于外部招聘的人才对企业本身的组织文化不太了解，就会造成内外部的员工由于文化理念的不同，在工作当中存在分歧和矛盾，影响团队的协作能力。所以，企业必须要对外部招聘的人才进行企业文化的培训，使他们能够充分的理解本企业的文化理念，把企业的文化理念根植于员工的思想里面，使老员工和新员工能够统一理念，共同为企业的快速发展做贡献。

（四）明确组织领导者和管理者人力资源管理的责任

提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首先需要企业的领导人和管理者的高度关注，将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作为企业的一项日常的重要工作来抓，明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责任划分，特别是要强调它的系统性和对企业经营目标的贡献。在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下，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是人力资源管理开发的第一责任人，企业各级管理人员特别是各业务部门负责人的首要任务就是对不同绩效水平的员工进行识别，并根据其创造价值的能力大小制定不同的激励政策。明确责任划分不仅有助于企业上下增强了解和沟通，统一认识，更重要的是能够在此基础上建立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竞争优势。为了将这一责任落实，有必要在管理者的绩效指标体系中建立相应的模块，并和企业的人事决策相联系。

（五）分层整合人力资源

随特业务的大幅提升，有一部分员工不习惯高强度工作；还有一部分人，尤其是元老级人物，觉得旧鞋子更好穿，对新的营销模式、新的管理理念不接受，知识和技能跟不上市场更新的步伐，这都会给公司的发展进程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对此，公司必须对人力资源进行分层整合，通过多种手段提升人力资源的应用价值。

第一是分析特质。人力资源部门通过观察分析掌握员工特质，针对评估结果，使用分层整合策略，使其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发挥积极作用。如上进心强，愿意接受更科学（往往也更辛苦）的工作方法，具备一定管理能力者，作为培养和重用对象；受不良习惯的影响，不注重个人能力的提升，没有团队合作意识的人，应该作为淘汰对象；观念陈旧，但对企业忠心，愿意接受新观念的人，应该采取工作岗位调整；位高权重，对新生派持怀疑态度，但仍对企业忠诚者，争取统一战线。

第二是进行管理培训。特别针对中上层与刚提拔的年轻管理者，与专业培训机构长期合作，尤其重视关于领导力、态度建设、沟通艺术、创造力、执行力、绩效管理、职业生涯、团队拓展等方面的内训必修课程。

第三是思想工作。推行新观念，先要统一员工观念和思想，才能深入人心。领导层要定期深入基层，通过与员工多方面的沟通，改造团队的观念、风气和技能水平，激发员工接受新观念、努力提高专业技能的意愿，营造积极进取的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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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趁华

经济高速成长持续论文 篇3：

新双轨制人口红利土地红利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公权力为背景，大量攫取农村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性要素以获得巨大利益的新动向。这种新动向正逐渐演变成制约中国城乡关系协调和导致城乡二元社会重新分化的重要根源。2004年开始的民工荒标志着中国劳动力市场进入了深层调整期。人口红利在为中国30年经济成长提供持续动力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同时，单纯依靠“士地财政”发展地方经济的模式不可持续，作为特定时期权宜之计的土地创收绝不能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常态。

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双轨制；土地红利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采取了城乡分割，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通过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以及工业产品与农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形式，实现工业对农业过度抽取。长期的城乡对立和工农业对立，导致了中国独特的城乡经济和社会的“双二元结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市场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公权力为背景，大量攫取农村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性要素以获得巨大利益的新动向。这种新动向正逐渐演变成制约中国城乡关系协调和导致城乡二元社会重新分化的重要根源。另一方面，“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为中国30年经济成长提供了绵延不断的动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土地和劳动在农业和其他领域的作用尤其显著。在新的背景下，随着“民工荒”的出现，曾经对中国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口红利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与此同时，人们对土地红利的疯狂追逐正在以土地财政、高房价和过度城市化等形式愈演愈烈。可以说，(新)双轨制、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是现阶段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面临的重大问题，三方面问题紧密相连。需要重新认识和考察。

一、城乡二元结构下双轨制的演变及其影响

1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和变化趋势

1978年以前的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主要是由于政府行政千预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城乡二元分制政策使然。最早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初期，形成了大多数人受益的“旧双轨制”。当时，政府针对一般商品和服务的管制价格体系，采取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价格体制，逐步放任体制外价格机制的发育、壮大，并最终使体制内价格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城乡推行促进私营企业发展的渐进宽松的经济政策，给予乡镇企业和个体户经济成长空间，壮大了非公经济的增量。农村打破大锅饭，推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放开粮食批发价格，新旧土地收益分配制度有效衔接——正是由于这一系列让大多数人受益的经济政策使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乡差距在一段时期内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人民消费结构开始发生深刻变革，逐步升级到耐用消费品时代，引发了城乡经济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和社会资源配置从扩散转向重新积聚。此时，主要由自由市场引发的更为深刻的城乡间断裂激化了城乡矛盾，城乡关系进一步尖锐起来。

孙立平、林风等(2002)把1978年前后因政府行政干预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政策导致的城乡二元结构称之为“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把由于消费品升级和社会资源重新积聚所带来的城乡断裂称为“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他们认为，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将从以农村为主转变为以城市为主。如果不能顺利地实现这种转变，则会形成一个断裂的社会——城乡二元社会。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作用下，社会生产要素重新向城市和政府部门集中。刚刚缓解的中国城乡矛盾又重新激化，刚刚缩小的城乡差距又继续扩大。并且，“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为深远，更耐人寻味。尤其是最近几年，二元性特征不断强化，城乡结构的失衡引发了经济结构、分配结构、投资结构失衡等一系列内部失衡。经济发展在质量方面受到严重损失。

2　新双轨制及其主要表现

钟伟(2005)的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不同于“旧双轨制”的“新双轨制”，即在公共权力背景下，自下而上地寻找和套取，已经市场化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体系与远未市场化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体系这两大体系之间的巨额租金。在经济领域出现了资金价格管制和资金配置失衡，用地制度扭曲的市场化和征地制度明显的权力寻租化，以资方利益为导向的劳动力价格的恶性竞争，国有企业的产权垄断定价和无序转让等问题。武力指出，农业为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出口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了数量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农村通过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为城市发展、经济开发区以及大量基础设施工程提供廉价土地资源。乡镇企业将大量的农村资金直接注入到城镇发展和城市的发展。方松海，白瑜洁(2009)对改革开放以后劳动力增长情况的研究表明：1978年到1989年，劳动力在两个部门的增长指数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1990年到2002年，非农就业增长指数与农业就业增长指数之比同样先升后降，到2002年农业就业人数与非农就业人数第一次相等；2003年至今，经过30年改革，市场参与主体的自主权约束基本解除，全国性劳动力要素市场进一步推进，非农就业人数继续大幅增长。这一时期，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中国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能够在相当长时间内为城镇发展提供充足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由农民工所带来了巨额人口红利成为城镇与发达地区攫取利润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新双轨制的出现导致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愈演愈烈，企业肆无忌惮榨取农民工廉价劳动力和农村资金大量被城镇所攫取等严重现象，大大加剧了本已缩小的城乡差距。

二、城乡二元结构下人口红利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主要源于劳动要素的不断投入，尤其是农村“短期相对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不断投入，对中国的快速发展起着及其重要的作用。

1　中国人口红利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在中国城乡二元分制的条件下，农村剩余人口转移对“人口红利”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被解放，进入闲置阶段；第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阶段；第三，农村劳动力城市化阶段。

第二阶段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抑制了劳动工资上涨，使得前两个阶段农村劳动力收入水平一直比较低，造成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不足。与此同时，住房、教育、养老和医疗等市场化改革强化了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倾向。这一时期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利益主要为资本所有者获取，资本所有者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被进一步扩大，社会边际?肖费倾向

由此呈现出显著下降趋势。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短期相对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要素的工资水平将会有所提高，并将带动城镇劳动工资上涨和市场消费支出能力整体提高。来自农村的简单劳动要素的知识和技能等不断增强，进而带动中国的劳动迁移过程进入第三阶段。由“民工荒”引起的劳动工资上涨迹象表明，第三阶段的劳动迁移正在进行当中，并推动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第三阶段，以及城市化加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中国的消费率和消费结构将会出现显著变化。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加到3000美元时，消费率和消费结构将出现较大调整。生存型消费(包括食品和衣着类)比重逐步下降，发展型和享受型(包括居住类、交通通讯类、文教、娱乐用品、医疗保健类、旅游)消费比重不断上升。

中国的劳动力供需结构从劳动力供给过剩向供需平衡乃至劳动力供给短缺的转变过程开始于2004年。自2004年以来，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出现了较为普遍的“民工荒”，并波及到了江苏、上海及渤海湾地区，且有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的趋势。从2004年全国范围内相继出现“民工荒”开始，国内劳动力市场进入了深刻调整期。我国劳动力供求形势将面临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的双重矛盾。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7)研究认为，由于劳动供给中“水平效应”具有收益递减特性，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可能长期依赖“人口红利”，必须走以知识、技能等人力素质提高来推动经济内生增长的道路。

2　中国人口红利消失所带来的影响

在中国持续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劳动力的贡献率高达69％，说明廉价劳动力一直是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根据中科院2005年的报告显示，2004年中国劳动力供给增长率首次出现下降，预计到2011年，劳动力供给量不再增加，2021年劳动力总量开始减少。这说明我国的劳动力已开始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也就是经济学上的“刘易斯拐点”，它是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人口红利消失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

一是实际工资将不断上调。农民工人数的减少将推动工资上涨压力增加。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将会悄然发生改变。考虑印度等一些出口竞争国家目前正处在人口红利爆发期，“中国制造”必须要深入挖掘潜力，变革生产方式，实现技术创新来应对。这或将提振高新科技与高等教育产业的发展速度。二是中国经济增长将向消费主导过度。人口结构的转变将终结中国高储蓄率的现状，日益强大的老龄化人口队伍将成为消费市场生力军。未来若政府针对日益明显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全社会消费能力将被进一步激发，这将有助于中国消费持续增长。三是短期资产泡沫或将形成。2010年施行的货币刺激政策导致了流动性过剩，而货币的增发如果没有对应相同数量的商品产出，普遍的物价上涨将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劳动力人口的下降趋势是否会影响最终经济增长的速度，从而带动物价出现上涨，这将是今后两年需要关注的重点。四是产业升级和结构转换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劳动力素质水平的提高，新一代就业群体以技校、中专、大专学历的毕业生为求职群体的大多数。过去那种依靠对人力的大规模简单使用的生产模式难以为继，这也是市场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应有之意。

另外，随着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和劳动素质的提高，他们在进一步融入城市方面有了更高的希望和要求。奚建武(2008)指出，随着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城市周围，尤其是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包容性广、开放度大，辐射性强的特大型城市，在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基础上嵌入了新的一元，产生了原住民(主要是当地农民)与外来移民(主要是流动民工)之间的新二元差别，从而形成了当代中国城乡关系中特有的复合型二元结构。

当前，进城农民工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中国城镇化进程表现出“半城镇化”的特点。但是，随着新生代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和劳动素质的提高，这种状况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他们完全融入城市的愿望。因此，我国的城镇化需要尽快实现农村劳动力在进入城市以后的地域转移、职业转换，身份变换的“三维转换”。农民向城镇迁移不是简单的人口在空间上的移动，更主要的是农村人口在这种城市化迁移中享受到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权益。

三、城乡二元结构下土地红利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

“土地红利”是中国经济低成本扩张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本应归土地要素所有者所得的收入转化成了其他经济利益集团的收入或再投资的资本，从而大大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成本。

1　中国城乡土地资源利用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

所谓土地红利，是指土地资本化所得到的红利。有学者乐观的认为，“人口红利”造就了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辉煌，未来经济的发展要转向充分利用土地资本化红利。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新一轮土地革命和土地资本化红利的开启必将释放出巨大的改革势能。

党国英根据长期的研究指出，长期以来“土地红利”对中国经济低成本扩张起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土地红利是中国30年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奧秘。1979年至2008年间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局面，GDP平均增长率为9.8％，在2006年和2007年甚至达到了12％。200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主导型特点更加突出。中国经济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包括土地)大量投入为特征的“粗放式”增长模式明显。据统计，1978年城市化率仅为18％，2007年已经上升到45％。1978年至2004年间，全国约有497.78万公顷的耕地转变为非农利用，平均每年占用耕地18.44万公顷。

在过去30年，中国的土地资本化由政府主导，即政府垄断土地转让权。这种形式在经济起飞阶段，为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投资协调、启动成本和外部性等问题，为区域经济的起飞提供了固定投入基金，催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但是也滋生了很多弊端，尤其随着我国东部沿海某些地区(比如江苏、浙江、广东)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土地资源的日益短缺，各种因土地收益分配而导致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目前，我国各地正积极探索土地管理制度创新，为今后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重要的体制机制保障。各地纷纷围绕土地开展一系列尝试和试验，主要集中在加强土地的宏观管理和统一规划，建立完善科学的土地收益分配机制，增强土地供应调控能力，建立和完善土地价格形成机制和土地市场交易机制，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征地补偿制度等领域。但是，从长远来看，把开发利用土地红利

作为中国未来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过度依赖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大规模投入来发展经济，实际上走的是一条老路。如果今后中国不能有效摆脱依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包括土地)大量投入为特征的“粗放式”增长模式的束缚，走出一条集约型的新路子，顺利实现经济转轨，中国很可能会陷入“后发优势”陷阱而不能自拔。

2　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高房价等现象愈演愈烈是土地红利在中国表现最为突出的问题，其中土地财政尤其值得我们关注。所谓“土地财政”是指中国现有的体制造成的地方财政过度依赖土地所带来的相关税费和融资收入的非正常现象，即一方面通过划拨和协议出让土地等方式招商引资，促进制造业、房地产业和建筑业超常规发展，以带来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地方税的大丰收，另一方面通过招、拍、挂等方式收取土地出让金，并以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获得土地融资，以此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土地财政的现实源自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一方面，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降低，同时其职责却在不断扩大一一财政收入不断向中央集中，地方政府要做的事却越来越多，导致了地方政府收支不平衡。虽然，中央政府财政重点转移支付了一定的资金，但是资金只能用于被指定的地方实际上起到了制约地方政府财权的效果。另一方面，“土地出让金”作为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全部划归地方所有，使地方政府成为高地价的直接受益者。

土地财政在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资金来源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李季平(2010)研究认为，我国的国情是人多地少，单纯依靠“土地财政”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是不可持续的。虽然“土地财政”在城市建设初期，政府主导的土地经营模式可以形成房地产市场和土地市场互相带动的双赢局面，很多城市凭借收取的土地出让金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但“土地财政”绝不应该成为我国财政的常规模式。这种模式已经造成了我国许多城市税收超常规增长，产业结构畸形，各地对房地产行业依赖严重。另外，土地财政产生的“驱赶效应”容易导致地方政府将收入的重点由依靠企业的预算内收入转到依靠农民和土地的预算外和非预算收入，由侧重工业化转到侧重城市化。由此进一步影响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和经济转轨的顺利实现，危害性不言而喻。

四、余论

综上所述，无论是土地红利还是人口红利都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两者具有共性，归根结底都是在旧的依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包括土地)大量投入为特征的“粗放式”增长模式的束缚和“新双轨制”制约下，简单套取已经市场化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体系与远未市场化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体系间的租金。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经历告诉我们，过度依赖资源型(土地、劳动力、环境等)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样一方面会对当前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也为中国今后经济转轨和产业升级设置重重障碍。

第一，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加耐人寻味。根据国际一般经验，中国正处于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加到3000美元这一阶段，人民消费结构开始深刻变化，生存型消费比重逐步下降，房产类、交通通讯类、文教、娱乐用品、医疗保健类、旅游等发展享受型和耐用品消费比重上升。消费品升级和社会资源重新积聚会带来城乡间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并且解决起来也更为困难。这一隋况尤其值得我们认真考虑和加以警觉。

第二，“民工荒”开始出现的2004年以及随后几年，正是我国经济融人世界经济最好的几个年头，传统的通过依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包括土地)大量投入为特征的“粗放式”增长模式达到了巅峰。此后国内劳动力市场进入了深刻调整期，中国经济也进入了转型的关键时期。目前，我国劳动力供求形势将面临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的双重矛盾，中国的经济发展由此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十字路口。中国目前所遇到的人口红利减少问题，关系到中国能不能有效摆脱依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包括土地)大量投入为特征的“粗放式”增长模式的束缚。因此我们要正确看待这个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可能长期依赖“人口红利”，中国不可能长期停留在对人力资本的简单开发利用的水平而止步不前，必须走依靠知识、技能和劳动力素质提高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新路子，顺利实现产业结构转换和经济转型。

第三，曾经为我国30年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的土地红利目前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要不要将之作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而过度依赖需要我们冷静应对。我国的国情是人多地少，单纯依靠“土地财政”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是不可持续的。虽然在城市建设初期，很多城市凭借收取的土地出让金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但作为特定时期权宜之计的土地创收绝不应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常态。一方面，过度依赖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大规模投入来发展经济，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依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包括土地)大量投入为特征的“粗放式”增长模式的老路。另一方面，过度依赖土地红利容易造成产业结构畸形发展，土地财富的“驱赶效应”导致经济发展的重点由侧重工业化转到侧重城市化。

第四，单纯依靠生产要素简单投入获取剩余价值的低成本经济增长方式最终会因高代价付出而退出历史舞台。中国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将重点放在依靠提高技术水平提高生产效率上来，把粗放型、资源消耗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资源节约型转变。积极引导劳动密集型企业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变，以技术、人才、资金和较低的资源投入换取高附加值的经济成果。

责任编辑：晓 立

作者：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