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合法预期保护论文

摘要：行政承诺不作为属于行政不作为，具有天然的违法性，严重损害了行政主体的威信与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承诺不作为有诸多表现形式，其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期待，违反了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行政法合法预期保护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行政法合法预期保护论文 篇1：

论行政规范性文件变更公民合法预期利益的保护

摘 要：我国正处于法治建设的成长期，社会情况瞬息万变，作为社会管理重要手段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在情势发生变更时也要做出相应的反应。由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对不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具有拘束力、确定力以及强制执行力，其一旦发生变更，往往使行政相对人的现有利益受到损失，其合法预期利益也会受到不可预知的威胁和损害。现有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上仅局限于相对人实际发生的合法利益的损失，保护范围相对过窄，因而有必要完善现有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以解决公民因信赖行政规范性文件而产生的合法预期与行政管理者改变行政规范性文件以实现行政目的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行政规范性文件；变更；合法预期保护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公众较之以前有了更为方便、快捷、广泛、畅通的渠道来了解行政规范性文件即政府的各项行政措施、决定和命令等，并根据政府决策和意思表示来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然而行政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主体实施公共事务管理，行使行政裁量权的重要手段，由于其效力层级较低、稳定性较差等特性往往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上位法的变化，而时常发生变更。在实践中，由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运用广泛，且多适用于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生产、生活领域，所以极易对公民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影响，从而侵犯到公民的现存利益和合法预期利益，即公民因信任行政规范性文件而做出的投入或将来可得的利益。

一、行政规范性文件变更的类型

所谓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变更，是指行政机关或被授权组织依据自身职权和法律的授权，依据相应的程序性规定，制定、修改或废止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活动[1]。行政规范性文件变更实质上是行政机关或被授权组织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所以行政机关在决定变更行政规范性文件时须考虑“变更的必要性”“变更的范围和程度”“变更的时间”“如何具体的变更”。遵守一定的“变更程序”“变更方式”以及遵循比例原则衡量“变更后结果”，才能保障行政机关变更行政规范性文件这一自由裁量的行为不会侵犯到或对行政相对人的现存利益和预期利益所造成的损失最小化。

行政主体变更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这种行为主要是以制定、修改、废止为表现形式的。具体而言可以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变更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原有的规范性文件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制定新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以完全替代原有行政规范性文件。对于某一领域的事项本有行政规范性文件或者行政惯例调整，但由于社会情势发生变化，适用原规范性文件或者行政惯例已不易乃至不能达到当时行政规范性文件预期的行政目的，所以行政机关或者被授权组织通过制定新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来取缔原有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在这种情况下，新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生效将会导致原行政规范性文件或者行政惯例的全部失效，从而使得公民因信赖原行政规范性文件或者行政惯例而产生现存利益损失和合法预期利益落空。

第二，修改原行政规范性文件形成新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原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只是针对其中部分不合时宜的条文进行修改或补充，从而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但是修改后的新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实质作用力可能会影响到相对人按照原行政规范性文件已经完成或者尚在进行中的活动，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公民因信赖原行政规范性文件或者行政惯例而产生现存利益损失和合法预期利益落空。

第三，废止原行政规范性文件使其失效。原有行政规范性文件对这一领域的事项进行调整，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原有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由行政机关或者被授权组织废除了该行政规范性文件，改由市场自主调节。这种情况将原行政规范性文件从有法律效力变为无法律效力，亦会导致公民因为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信赖而产生的投入遭受损失。

二、行政规范性文件变更下公民合法预期利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合法预期的概念

关于合法预期的概念，行政法学界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余凌云教授将其分为广义的合法预期和狭义的合法预期，狭义的合法预期仅指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政策、通知以及承诺产生的对行政机关未来行为的预期。广义的合法预期包括可保护利益及权利[2]。赵大龙教授认为，合法预期是相对人基于对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对行政管理的推断，对行政主体可能做出的行为预测[3]。王锡锌教授则认为，这一原则的核心在于，相对人出于对法的安定性以及政策的连续性的信赖产生的合理期待，法律应当加以保护[4]。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合法预期做出了不同的定义，但是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在行政规范性文件变更的条件下，合法预期包括以下内涵：一是行政相对人出于对行政主体发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信任，以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方式对自身的生产或生活做出安排。二是行政相对人基于信任的前提施加投入或者对未来可得利益萌生某种期待。三是行政主体非因法定事由（公共利益）或经法定程序不应对行政相对人的已得利益、未来可得利益或者应享有的程序、权利保障等做实质性改变。四是如果行政主体违法变更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预期，行政主体应视情况撤销该行政违法行为或者给予行政相对人行政赔偿。如果行政主体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变更行政规范性文件，从而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预期，亦应给予相对人以行政补偿。

（二）信赖保护原则在公民合法预期利益保护方面的缺陷

1.信赖保护原则保护权益范围狭窄

如前文所述，合法预期是指行政相对人基于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信赖而产生的可取得的未来利益或者法律资格的期望。也就是说对公民合法预期的保护不仅应保护实际利益，还应保护预期利益。我国的《合同法》第113条的规定：预期利益是指合同履行以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如生产设备买卖合同中买方因卖方迟延交货而耽搁生产所遭受的生产利润损失；买卖合同中，买方因卖方不交货而无法转售给已签约的下家买主所遭受的转售利润损失；承包经营合同中，发包方毁约造成承包方承包经营利润损失；服务合同中，被服务方毁约造成服务方预期利润损失。从目前的行政诉讼司法实践来看，适用信赖保护原则保护的信赖利益往往等同于公民的既得利益的损失，而对公民的预期将得到的利益并不给予相应的补偿或赔偿。可见，我国现行的信赖保护原则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范围过窄，其僅能填补撤销或者改变现有行政规范性文件所造成的公民现存利益的损失。信赖保护原则仅局限于对公民的既得权的保护显然是不够的，还应适当考虑公民的期待利益，否则很难使公民的合法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

2.信赖保护原则侧重实体性保护而忽视程序性保护

本文认为对公民合法预期的保护不仅包括保护公民的既得利益以及未来可得利益，更重要的是要保障公民在行政规范性文件变更前后所应当享有的听证、申诉等相应的程序性权利。然而我国适用的信赖保护原则更側重于对公民的合法利益实际发生的损失的实体性保护，而忽视了程序性保护。信赖保护原则仅仅规定了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变更后给公民造成的实体性损害给予保护，程序性保护只是提到“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撤销、废止或改变行政规范性文件”，并未详细规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变更前后如何给予公民陈述、申辩、听证以及寻求救济的程序性保护，由于没有明确的程序性保护的规定，行政主体可以随意地适用、解释和违背其所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而公民只有在自身的实质性利益遭受损失时才可以寻求救济，且这种救济能否获得、获得的程度以及获得的方式仍然全凭行政主体自由裁量，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的合法权利难以获得具体明确的保障。

3.信赖保护原则以公民信赖作为标准缺乏可操作性

信赖保护原则以相对人的信赖作为判断是否给予保护的标准，这种对信赖表征的判断受较强的主观判断的影响，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较差。相对人的这种信赖是指公民出于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信任和依赖而对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做出一定的安排，这种信赖必须具有一定的表现形式，如果公民并未表现出对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信赖，那么其合法预期就不应受到保护。如建设部门虽发出来允许单位进行施工的通知，但该单位并未开始施工或者并未有其实质性投入，则认为该单位并未对建设部门产生信赖，所以如果建设部门变更行政规范性文件撤销该通知对该单位造成的合法预期的损害不应予以保护。那么如果单位因信赖建设部门发布的允许施工通知没有将资金投资其他行业，而是将资金放置在银行以备将来施工之用，那么是否可以表明该单位对此行政规范性文件存在信赖表征呢？怎样才能确定放置在银行的资金是为施工之用而非为等待其他投资时机？如此可见信赖保护原则片面地认为只要行政规范性文件引起了公民的信赖就可以给予保护，这是一个非客观的标准，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三、完善公民合法预期利益保护的对策

（一）扩大信赖利益保护的范围

如上文所示，目前行政赔偿或补偿对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保护的范围，往往仅限于相对方因信赖行政主体的规范性文件安定性、公信力，而实施一定的行为或活动，但由于情势发生变更，行政主体变更规范性文件而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遭受的实际损失，完全排除了相对人的预期利益损失，这有悖于公平原则，因此应适时地扩大信赖利益的保护范围，将公民的合法预期利益纳入行政赔偿和行政补偿的范围内，但由于预期利益具有未来性和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规范性文件发生变更时，应遵循公平原则，可以适当地参考《合同法》中关于预期利益的限制性规定，对相对人的预期利益损失的范围、标准做出相应的规定，从而充分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更好地维护行政机关的公信力。

（二）兼顾相对人信赖利益的程序性权利的保护

“重实体轻程序”可以说是我国目前法律实践中存在的通病，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同样重要的地位，行政目标的实现是行政程序的终点，行政程序正义才能保证行政目标的正义，因此应同时兼顾相对人信赖利益的程序性权利保护，行政规范性文件一经做出就要保持相对的安定性，在客观情势发生变更时，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变更行政规范性文件时，应当遵循规范性文件变更的过程、环节、方式、步骤、时限等程序性规定，并具体明确地规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变更前后进行相应范围的公示，并给予公民陈述、申辩、听证以及寻求救济的程序性保护，从程序上最大限度地维护公民的信赖利益。

参考文献：

[1]肖静茹.行政规范性文件变更下公民合法预期保护[D].武汉：湖北大学，2014：1-33.

[2]余凌云.行政法上合法预期之保护[J].中国社会科学，2003（3）.

[3]赵大龙.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合法预期与信赖保护原则[J].行政与法，2006（4）.

[4]王锡锌.行政法上的正当期待保护原则论述[J].东方法学，2009（1）.

作者：胡敏

行政法合法预期保护论文 篇2：

行政承诺不作为行为的理性思考

摘要：行政承诺不作为属于行政不作为，具有天然的违法性，严重损害了行政主体的威信与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承诺不作为有诸多表现形式，其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期待，违反了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行政承诺不作为行为在中国现行的立法框架下是可诉的，对行政承诺不作为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有着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行政诉讼的相关立法也为行政承诺不作为的司法判决提供了依据与支持。

关键词：行政不作为；行政承诺；司法判决；可诉性

现代行政法学的核心理念是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近年来，在行政诉讼案件中，以行政不作为为审查对象的案件占据了相当比例，行政不作为因其严重影响了执法者的形象和信誉而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行政不作为指行政主体负有法定作为的义务，在有能力、有条件履行的情况下而没有实际履行的法律状态。行政承诺是现代政府在维护社会管理秩序和建设“服务型政府”过程中经常使用的手段，行政承诺的作出及履行极大提高了政府的权威与诚信形象，而行政承诺不作为则使得政府“言而无信”。我国“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早在2004年就已提出，著名行政法学者应松年指出，根据执政党和政府的纲领性文件，建设“服务型政府”已成为我国当代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过程中，“言必行，行必果”尤为关键，因此对行政承诺不作为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意义重大。

一、行政承诺不作为的构成

(一)行政承诺不作为的内涵

要深刻理解行政承诺不作为行为，首先必须对行政承诺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充分了解。

1.行政承诺概述关于行政承诺的定义，我国现有的行政法教材很少有专门论及，德国行政法学者罗尔夫·施托贝尔(Rolf Stober)等在考察了德国的行政活动方式类型后，在其著作《行政法》中将行政承诺作为重要的行政活动方式，与行政行为、行政合同和行政计划并列为德国的行政活动方式四大类型之一。有学者认为，行政承诺指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公开向社会公众作出的待某种条件成就、某项事情发生或某个行为完成时，其在职权范围内应允、保证履行法律允许的自由裁量义务的行为。笔者赞同此种定义。对于行政承诺可从以下方面进行理解：

(1)行政承诺是一种行政行为，且在不同情形下既有可能是具体行政行为，又有可能是抽象行政行为。关于行政承诺行为是否是行政行为，在学界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承诺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设立了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具有处理性，属于行政行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行政承诺并没有在当事人之间创设权利义务关系，而只是一种答应实施处理的行为，因而不是行政行为。笔者认为行政承诺应属行政行为，因为行政承诺是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管理目的而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同时又会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产生影响其权利义务的法律效果，因此其已具有了行政行为的两个重要属性。德国行政法学鼻祖奥托·迈耶(Otto Mayer)指出：“行政行为在具体情况中决定臣民的权利义务”。如果行政主体不履行承诺内容，则按照“有权利必有救济”的规则，就应承担行政法上的相应不利后果。依据传统理论中关于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的划分，若行政承诺是针对特定对象的行为，则其为具体行政行为；若其是针对不特定对象，可以反复适用，则应为抽象行政行为。传统理论认识中的各类行政行为，如行政立法、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仅在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中居其一，而行政承诺行为则既有可能是具体行政行为，又有可能是抽象行政行为，此为行政承诺行为的特殊之处，但并不影响其作为行政行为的本质属性。

(2)行政承诺是独立的行政行为。所谓独立，指的是行政承诺本身即可创设权利义务。行政承诺行为本身应能够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产生直接的影响。反之，对于那些仅仅发生在其他行政行为的前置阶段或者作为辅助手段的承诺，从救济的角度来考虑，当行政相对人认为该行为致使其利益受到损害时，其就承诺所依附的行政行为直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即可，没有必要单独关注其中的行政承诺对自己的影响。例如，某行政相对人申请某项行政许可，行政主体承诺一定在法定期限内(20日)作出许可决定，当过了承诺的法定期限(20日)行政主体没有作出决定时，相对人可以行政许可机关程序违法为由提起救济申请，而无需对其承诺行为提起救济申请，因为此种承诺是一种辅助性的承诺，不是独立行政行为，不会在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因而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承诺。

(3)行政承诺具有公开性。关于行政承诺是否必须具有公开性这一特征，有学者认为，只要行政承诺是行政主体根据行政管理的目标作出的创设权利义务的行为即可，而不必刻意要求它的公开性，对此笔者不能苟同。因为这里对公开性的探讨是从狭义的角度分析的，指的是通过媒介宣传、文件发布的方式使得广泛的、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知悉行政承诺的内容并积极响应。若从广义的角度，所有的行政行为按照行政程序法中行政公开原则的要求都必须至少是对具体的行政相对人公开的，则此处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即无必要了。行政承诺不同于其他行政行为的特征之一，恰恰就在于它的公开性，通过必要的物质载体和发布形式向潜在的相对人发出要约，并将行政承诺置于整个社会的监督之下。

(4)正确区分行政承诺与行政指导、行政奖励、行政合同以及行政物质帮助等相关行为。依据现行立法规定，行政承诺行为中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承诺可诉(此点笔者会在后文重点论述)，而行政指导不可诉。行政奖励行为虽然也包含承诺的某些特征，但其更侧重于对模范遵纪守法或作出特殊贡献的特定相对人在物质或精神上的奖励，而行政承诺则不必要求相对人符合上述条件，即模范遵纪守法或作出特殊贡献。行政承诺是单方行为，而行政合同是双方行为。行政物质帮助和行政奖励的相对人在行政诉讼中必须承担相应的证明其符合特定条件的举证责任，而行政承诺相对人则不必承担此种举证责任等。正确区分行政承诺行为与其他相关行为，是理解行政承诺的基本要求，亦是对行政承诺其他理论问题理解的关键。

2.行政承诺不作为的含义和本质在认识行政不作为行为时，应注意其与行政明示拒绝行为的区别。行政明示拒绝行为有可能是合法的行为，亦有可能是违法的行为，其实质是一种否定性的行为。如行政主体对相对人要求颁发营业执照的申请予以拒绝，此种拒绝可能是因为相对人不符合法定许可条件，亦有可能是由于行政主体一方的违法行为造成的，比如行政主体工作人员徇私情、枉法等。实质上，当相对人不符合法定许可条件时行政主体的拒绝行为是一种合法的明示拒绝行为，其在程序方面

是积极作为的，只不过在实体内容上作出了否定性的表示，对行政相对人的申请予以了拒绝，是行政主体依法履行职责对相对人申请作出合法处置的表现之一。所以，行政不作为与行政明示拒绝行为本质的区别就在于行政不作为具有天然的违法性，是行政主体的一种对自身职责不履行的违法行为。行政不作为的发生必然是行政主体没有履行相应的职责或义务，这种职责或义务可能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如环保机关对污染严重的工厂不依照法定职权实施行政处罚，此即不履行环境保护法授予环保机关的法定职责，也可能是由行政主体的先行行政行为所引起的义务，如行政合同订立之后行政主体所承担的保证合同顺利履行，保障和尊重相对人权益的义务，再如行政承诺作出后行政主体必须履行承诺内容的义务。综上所述，行政承诺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不履行行政承诺所确定的义务，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和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行政承诺不作为应属依职权的行政不作为，其可以是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行政承诺不作为，也可以是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承诺不作为。行政承诺不作为行为具有天然的违法性，既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又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二)行政承诺不作为的产生和危害

行政承诺并不是一种新出现的行政管理手段。早在古代，封建官府经常发布的悬赏告示其实就是行政承诺的一种，除此之外还有国家之间的盟誓、官府的安民告示等形式。这种古老的行政承诺体现的是威权下的君王统治行为，是古代各个国家为了达到一定的统治目的作出的具有单方性的指令、命令或通告。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承诺是在社会契约论、公共行政范式转换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一种以民主、自由、服务为基础的行政治理手段。近年来，行政承诺已成为我国各级行政主体进行行政管理经常采用的一种手段，其表明了行政主体及时履行法定职责的决心、服务于民的态度，并极大地树立了其行政形象，提高了行政效率。而在此过程中行政主体不履行承诺的问题亦不可避免并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行政承诺不作为的产生有着各种主观、客观方面的原因：从主观方面来看，行政主体工作人员的行政法律思想水平、各种利益诱惑以及人情关系网的巨大压力都会影响行政法治的实现程度，进而导致各种行政不作为，包括行政承诺不作为。从客观方面来看，首先，行政法律规范本身的缺陷导致了对不作为行政行为在法律约束上的欠缺，目前，我国大量的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都没有对行政行为的履行期限作出明确规定，这种缺陷的存在给行政主体“不作为”大开方便之门，并对此无“法”作为；其次，长期以来，命令型政府的存在导致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对相对人的申请无故拖延，导致行政不作为。

行政承诺不作为的产生严重阻碍了“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孔子曾在《论语》中说，“信，言忠者，行笃敬”，其在《孔子家语》中亦提到，要“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法家也十分看重“信”的功用：“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当代社会，“诚信”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概念，政府诚信亦包含多方面的要求，但其基础性要求仍为“言而有信”。尽管学界认为人权的保护应成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但是控制政府行政权力的扩张仍任重而道远。行政承诺不作为危害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和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政府职能错位，公信力下降，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不利于依法行政。综上，在法治社会背景下，重视对行政承诺的规范和完善是现代政府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现代政府的诚信不应仅仅是道德要求，更需要法律的规制。

二、行政承诺不作为的一般表现形式

(一)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独立阶段的行政承诺不作为

行政主体为了达到行政管理的目标，在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过程中，如在进行招商引资、行政奖励或者行政救助等过程中，公开承诺当相对人完成了一定行为后或特定条件成就时给予相对人一定的奖励或救助，而当相对人按照行政主体的要求完成任务或者特定的条件已成就时，行政主体却不兑现诺言。如某市政府相关部门为了治理某路段占道经营行为，对在该路段经营小卖部的私营业主甲承诺，若其收集到一条占道经营的合法证据就奖励100元，然而当甲提供了证据后，该市政府相关部门却不兑现承诺；再如某民政局在对某乙进行行政救助的过程中，公开承诺在其子女上大学时一次性给予其临时资助1000元，以解决相关费用问题，然而逾期该民政局却不提供这一临时救助。在这些行政承诺不作为中，行政主体均已启动了行政程序，这种针对特定行政相对人的承诺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独立部分，在行政主体与特定相对人之间设立了权利义务，若行政主体未能履行行政承诺所赋予其的义务，此时的行政行为就是一种不完整的行政行为，属于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独立阶段的行政承诺不作为。此种情形即属于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独立阶段的行政承诺不作为。

(二)行政主体未能在承诺期限内履行义务的行政承诺不作为

行政主体给行政相对人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义务，后来未在该期限内履行义务。这种状况可以分为三种情形：

(1)行政主体在处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行为期限的行政事务时，向行政相对人承诺将在未来数日内给相对人作出答复或解决相对人提出的问题，而超过其承诺期限行政主体没有答复或解决问题的。如2009年，由于湖北省老龄办未在承诺时间20天内给年过七旬的朱某发放老年优待证和公交优待IC卡，朱某遂一纸诉状递至湖北省政府法制办，要求省老龄办尽快履行承诺。此为典型的由行政承诺不作为引发的救济申请，最后朱某通过法律途径(行政复议)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说明的是，随着我国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完善，为每一种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设定合理期限，能从根本上使行政主体摆脱此种行政承诺不作为所引发的尴尬，亦能使行政相对人不必先寄希望于行政主体的“慷慨承诺”，而后又“泥牛入海毫无音讯”，在法律有明确的行政行为的期限规定时，行政相对人可理直气壮地以程序违法为由对逾期行政行为申请救济。

(2)虽然法律有明确的行政行为的期限规定，但行政主体为了提高行政效率或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行政相对人，公开承诺了更短期限内完成特定行为，但是当其承诺的期限到来时，行政主体却没有兑现诺言。如行政许可法规定，作出许可期限一般为20天，某市政府将其缩短为15天，公开承诺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15天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此承诺在履行时限上为行政机关设定了新的程序义务，从而也在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产生了新的法律效果，当行政机关逾期不履行该种新的程序义务时，即构成了行政承诺不作为。

(3)行政主体承诺的期限与法律、法规的规定期限一致，行政主体不在该期限内履行法定义务。在行政主体进行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其为了有效进行行政管理或更好地服务于民，经常会通过承诺书

的形式向社会公开承诺一定会遵守各项法律、法规的规定，会在法定期限内履行义务。这种承诺是行政主体的一种表态，因为行政主体的法定职责已经因为法律法规等规定已产生，这类承诺只是起到一定的公示作用，并没有产生法律效果，属于行政事实行为的范畴。对于此类行政承诺不作为，相对人可以依据相应法律法规，以行政主体程序违法为由提起诉讼，不需以行政承诺不作为为由要求救济。

在上述三种情形中，前二种情形中的行政承诺不作为均属具体行政行为。

(三)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行政承诺不作为

当行政承诺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多数人，且在一定时间内可以反复适用时，这种行政承诺就是一种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行政承诺。在现代行政执法实践中，行政主体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加强行政管理或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民，经常会在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前提下，合理运用自由裁量权，主动作出针对普通大众的行政承诺行为。如某产苹果大省省政府规定，本省辖区内所有运输苹果的货运车辆免收过路、过桥费。这种规定是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抽象行政行为，即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行政承诺。当行政主体在一定期限内不履行此种针对不特定多数人的行政承诺时，即属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行政承诺不作为。根据我国现有立法规定，由于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故对此种行政承诺不作为中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尚缺乏在行政诉讼领域内进行救济的依据。

(四)侵犯公共利益的行政承诺不作为

如我们经常看到的森林被砍伐、耕地被占用、大批的垃圾被倾倒进河流等现象，肩负环境保护职责的环境执法部门虽然承诺治理却一直不开始具体工作。再如屡禁不止的违法小煤矿，当地政府监管部门在每次发生矿难后，会在新闻媒介上郑重承诺会严肃治理，但是现状却是有目共睹的，每年都会有那么多鲜活的生命因此消逝。关于侵犯公共利益的行政承诺不作为，虽然理论界一直在热议，但因为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目前尚无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法规定，故针对此种行政承诺不作为缺乏完整明晰的司法监督途径。此外，政府部门在针对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公开承诺进行治理时，一般都是在公开场合，针对不特定对象作出的，所以该行政承诺一般均属抽象行政行为。

三、三种特殊情形之辨析

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应正确认识和分析下列特殊情形，以便于进一步厘清行政承诺不作为行为之范畴。

(一)刑事悬赏不作为行为

法律中的悬赏行为可以分为民事悬赏、行政悬赏和刑事悬赏。民事悬赏属于民事法律行为，自然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行政悬赏不作为属于典型的行政承诺不作为，亦无讨论必要；刑事悬赏是一种在刑事犯罪的侦查过程中为发现重大犯罪嫌疑线索，或为了缴获涉案财物和查找犯罪嫌疑人、证据，而以通缉令、通告等形式，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介，公开承诺对提供线索者给予一定数额赏金的侦查方式。当出现刑事悬赏不作为时，即当公安机关不兑现其在刑事悬赏中所作的承诺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中均未涉及刑事悬赏中举报人权利受损的救济问题，在这种状况下，为了维护举报人的利益，应将刑事悬赏不作为认定为行政承诺不作为，举报人可以针对此种行为以公安机关为被申请人或被告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这是因为公安机关属于国家行政机关，在某种意义上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行政职能)和追诉犯罪(刑事侦查职能)的本质是统一的，或者说是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的，而且，现代社会中犯罪行为所呈现出的复杂性和隐蔽性趋势使得案件侦破难度增大，很多案件的成功侦破都离不开刑事悬赏。比如曾轰动一时的马加爵案中，公安部悬赏20万，也正是这一悬赏使得案件获得重大线索，最终成功告破。试想，假设当如此重大案件的举报人申请领取20万元奖金时，遭到拒绝或被无理由长期拖延，在刑事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均无救济规定的情况下，难道不应该将公安机关的行为认定为行政承诺不作为而为举报人的利益维护寻找行政法领域的合理出口吗?所以，将刑事悬赏不作为认定为行政承诺不作为有着理论与实践双重意义上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二)政府没有完成年度工作计划中承诺的本年度目标或任务

如某市政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年内将完成基本道路改造、重点中学的教学楼建设、特困职工生活费发放等10件大事。由于这种承诺带有宣誓性质，是一个宏观的框架和目标，没有具体内容和步骤，也没有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双方权利义务的规定，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因而不具有行政行为的本质特征。基于上述认识，当年末政府未完成其工作计划中的“美好愿望”时，不应将其认定为行政承诺不作为。

(三)行政主体参与民事法律关系时对其承诺的不作为行为

当能够成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参与民事法律关系时，也可能会出现对承诺的义务不履行的情形。如某市政府在某商场购买办公用品时，承诺在某个期限内付款，但逾期未付，此为典型的民事侵权行为，而非行政承诺不作为，相对方可通过民事法律领域内的相关方式寻求救济。

四、行政承诺不作为中相对人的权利救济

行政不作为属于典型的违法行政行为，行政主体怠于行使法定职责，必然危害社会公共利益或特定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承诺是行政主体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情况下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社会管理与服务于民的手段，与传统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管理方式相比，行政主体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对行政承诺不作为行为中相对人的权利进行救济尤为重要。应通过对以下问题的正确认识来理解这一问题：

(一)行政承诺不作为致使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期待利益受到损害

行政承诺行为使得行政相对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其在符合条件时会从行政主体处获得利益，即行政相对人期许通过行政承诺获得某种利益，而行政承诺不作为则损害了这种合法期待，使行政相对人无法获得预期利益。按照英国学者的观点，合法期待(legitimate expectations)是英国公法中不断发展出来的与公正原则有关的概念。从英国行政法的研究情况看，合法期待原则的意思与我们热议的信赖保护原则相近，但是信赖保护原则更主要的是从德国行政法的角度，特别是德国民法中有关公序良俗的角度展开讨论的，而英国公法中的合法期待则主要从合同法及普通法上有关习惯的法律理念方面进行推导。英国学者认为，英国行政法在合法期待领域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欧洲法。

针对行政承诺不作为行为，合法期待名下需要讨论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四种：(1)公共当局作出承诺将采取某种程序或政策来处理影响某甲的事项，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2)公共当局作出了一个影响某甲的决定，但后来又试图用一个新的决定替代原来的决定；(3)公共当局虽然没有作出任何承诺，但却长期以来一贯遵循一种相沿的做法，以至某甲认为这一做法没有通知要改变的情况下会延续；(4)公共当局公开声明自己将在某一事项上遵循某

一政策，但却在决定某甲的案件时改变了这一政策，使之决定与某甲所预期的相左。

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领域内已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基于信赖保护原则的合法期待利益正是行政承诺不作为所损害的利益。

(二)行政承诺不作为在中国现行立法框架内的可诉性之探讨

如前所述，行政承诺不作为行为属于一种独立的行政行为，同时，在不同情形下根据其所针对的对象是否特定，其既有可能是具体行政行为，又有可能是抽象行政行为。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由于行政承诺不作为中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的那一部分毫无疑问不具有可诉性，所以下文重点论述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承诺不作为之可诉性问题。下面提到的行政承诺不作为均指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承诺不作为。我国目前关于行政不作为救济的立法分别规定在《行政诉讼法》第11条、《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19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第27条和第56条，整体规定较为零散，不成体系。在这些规定中，均未提及行政承诺不作为，但并不能据此认为行政承诺不作为行为不可诉：首先，如前所述，行政承诺不作为行为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期待(信赖利益)，这种利益可能表现为人身权、财产权，亦可能是除此之外的其他权利。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二款的规定，“其他行政案件”指的就是除人身权、财产权案件外的侵犯行政相对人其他权利的案件。此款规定为对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各项权利进行司法保护提供了依据。其次，根据《若干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反之则可认为，只要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行为对其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的影响，而不论其是行政作为还是行政不作为，都应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所以，行政承诺不作为行为作为一种独立的行政行为，其在我国现行的立法框架下是可诉的。其实，早在1993年司法实践领域就出现过行政承诺不作为诉讼的案例。

(三)行政承诺不作为诉讼的判决类型

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对行政承诺不作为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并追究行政主体行政承诺不作为违法的法律责任，判决类型是法院依法追究行政主体法律责任的表现形式。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行政不作为诉讼制度主要包括确认诉讼、科以义务诉讼、撤销诉讼以及形成诉讼。其中，确认诉讼和科以义务诉讼在日本、葡萄牙、德国等国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对于因时过境迁无再履行的必要、仅要求赔偿的案件的有效解决以及督促行政机关履行义务，满足公民的诉讼请求意义重大。而撤销诉讼，即法院将行政不作为撤销后仍然回到原来的状态，此种诉讼形式的适用范围则非常有限。原因在于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保护不够彻底，无法满足行政相对人要求行政主体作出一定行为的积极请求。这样形成的诉讼制度，由于明显有违司法权尊重行政权的原则，规定由法院代替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因此仅在少数国家适用。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对于行政不作为行为，法院可以判决行政主体在一定期限内作出特定行为，而《若干解释》第12条则针对法院判决行政主体履行其职责已无实际意义的情形，规定了其可以作出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的判决。据此，针对行政承诺不作为的诉讼案件，法院可以作出履行判决和确认判决。履行判决能满足行政相对人的积极请求权，能够督促行政主体作出特定的行为，从而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然而确认判决则无此项功能，但在责令行政主体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的情形下，其仍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判决方式。因此，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应根据不同情形来适用这两种判决方式，做到互相补充，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除此之外，《若干解释》第56条第一项规定了当行政相对人起诉行政主体不作为理由不能成立时的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这一判决类型，根据该项规定，行政相对人起诉行政主体不作为必须要有合法的理由，如行政主体负有法定的作为义务，申请行政主体履行职责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符合法定的条件等，否则，对其请求就不应予以支持，在此情况下判决驳回行政相对人的诉讼请求就是一种较为妥当的方式。综上，根据我国现有立法规定，行政承诺不作为诉讼的判决类型有履行判决、确认判决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三种类型。

参考文献：

[1]石佑启.论对行政不作为的司法审查[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23(3)：97-99

[2]应松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推进依法行政[N].法制日报,2007-114)3

[3]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M].高家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7

[4]张基奎.行政承诺的法理学分析[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55

[5]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M].刘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97

[6]孙琬钟，江必新.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益保护[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191

[7]夏澎耘.中国古代诚信源流考[N].光明日报，2002-04-10

[8]蒋定之.政府要带头讲信用[N].现代快报，2004-11-16(A6)

[9]王安平.七旬老人投诉湖北省老龄办[EB／OL].[2010。09-20].http：∥www.cqv.p.eom／qk／93393x／200903／29558750.htm／

[10]汪燕.行政承诺不作为的司法救济研究[J].政治与法律，2009，(9)：56-63

[11]应松年.四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55

[12]应松年，熊菁华.解读行政不作为[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3，(9)：20-23

[责任编辑　霍丽]

作者：张丽丽

行政法合法预期保护论文 篇3：

市场经济发展与我国行政信赖保护之构建

[摘要] 政府信用缺失正严重制约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也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借鉴法治发达国家经验，确立信赖保护原则，进行相应的制度建设是建设诚信政府, 推动经济发展的一项有力举措。

[关键词] 市场经济 信赖保护 制度构建

一、行政信赖保护的基本内涵及其功能

行政信赖保护肇始于德国行政法院判例，后经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等的效仿、继承与发展，现已成为大陆法系行政法之一般原则和宪法原则。在英美法系国家虽没有明确提出信赖保护的概念，但却提出了与此类似的制度，如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确立的合法预期的制度，美国的不得翻供制度等。

就其涵义而言，行政信赖保护是指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基于保护人民正当权益的考虑，行政主体对其在行政过程中形成的可预期的行为、承诺、规则、惯例、状态等因素，必须遵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因重大公共利益需要变更时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补救安排。

行政信赖保护要求政府守承诺讲诚信，禁止政府出尔反尔，反复无常，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如因重大公共利益需要变更行政行为而损害人民利益时，应当予以赔偿或合理补偿。其目的是为私人对国家的信赖提供一定形式和程序的保护，即保障私人的既得权并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

行政信赖保护在行政领域的运用可以增强行政机关的责任感，通过明确的责任承担机制来约束和监督行政行为，使得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行为时不得不三思而后行，由此起到事先规范行政行为、防止行政行为随意性的效果。它适用于行政权力运作的全过程，兼具实体和程序价值，对羁束行为与裁量行为都具有规范作用，尤其对行政裁量行为有着不可替代的控制功能。因此，行政信赖保护是化解政府执政“合法性危机”的良药，也是维护政府公信力的最重要的保证，它由当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又反过来指导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说，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是专门针对政府信用问题的，是防止政府失信的有力武器。简言之，行政信赖保护的最直接功能是打造诚信政府。

二、建立行政信赖保护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有关市场经济的许多问题也慢慢变得清晰起来。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同时也是信用经济的观念正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安全性、稳定性、秩序性，否则市场经济就不能健康发展。这就进一步要求每个市场主体都必须以诚信为本，讲实话、办实事，遵守信用。俗话说，“人无信而不立”。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信任”被普遍认为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在某种意义上，信任作为市场经济的润滑剂，决定了经济实体的规模、组织方式、交易范围和交易形式。

广义的信用是指社会主体之间以诚实守信为基础的价值取向，它既是私人交往的起码准则，也当然应是政府和公民关系的准则。“无恒产者无恒心”，如果政府不能保护公民正当的信赖利益，公民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在交易中就会层层防范，交易成本就会激增，经济效率很难提高。信用可以视为一切文明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立足点和归宿。可以这样说，信用发展到什么程度，社会经济制度就贯彻到什么程度，法治就进行到什么程度，体制的效率就达到什么程度。

但是在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不讲信用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信用缺失不仅表现为市场参与者存在着失信行为，而且在政府及执法者中也存在着信用低落现象。信用缺失，尤其是政府信用缺失正严重制约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影响着我国对外开放的环境，也使广大公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障碍我国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当前我们必须整顿和规范信用秩序。而在社会信用体系中，政府信用处于基础和核心地位。所以，当前整顿和规范信用秩序，应把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构建诚信政府放在首要位置。借鉴法治发达国家经验，确立信赖保护原则，进行相应的制度建设是建设诚信政府的一项有力举措。

三、我国行政信赖保护的立法现状与问题

在学术界和实务界的推动下，体现现代实质意义的“法治”精神的信赖保护原则已经逐步在我国立法上予以体现。199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涉及信赖保护问题；2004年3月14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被理论界视为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规范上确立的宪法依据；2004年3月22日国务院颁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将“诚实守信”作为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之一明确规定下来；2004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提出了信赖保护原则。该法第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废止，或者准许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然而，拿真正的信赖保护制度进行对照，我国的行政信赖保护还有许多缺憾。

1.观念上漠视个人利益的保护

长期以来，由于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国家利益与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紧紧地捆绑在起，社会成员不存在独立于国家整体利益之外的个人利益。有意或无意间以牺牲个人利益来保全整體利益。目前，这种漠视个人利益的思想在我国政府及其官员中仍一定程度的存在。

2.立法缺失，适用范围有限

我国目前单行行政法中唯一引入信赖保护原则的是《行政许可法》。虽然该法第8条作出了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生效的行政许可，如撤销或变更应补偿等规定，但这种规定只是泛泛而谈，何为公共利益？实践中具体如何补偿，受害人应如何主张自己的权利，主张权利的时效，补偿限额等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操作困难，公民的合法权利很难得到实际保障。而其他重要的法律法规尚未规定信赖保护原则，行政程序法尚处在起草建议阶段，信赖保护的适用范围还很有限。

3.行政行为的撤销与废止制度缺失

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上主要体现为对行政行为的撤销与废止设置必要的限制，然而，我国立法并没有严格区分无效行政行为和可撤销行政行为，实践中可撤销行政行为范围极其宽泛。在机械的依法行政观念的支配下，行政行为的撤销与废止基本上采自由主义，结果是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政府的公信力无法得到提升。

4.行政补偿和国家赔偿制度不完善

有损害必有补偿或赔偿，这是法治国家对社会成员的承诺。然而，就补偿而言，目前，在立法上我国有关行政补偿的规定只是散见于各个单行法中，而且过于笼统，补偿的范围、标准、程序等缺乏统一性。在实际操作中，补偿不公、补偿不到位甚至应补不补的情况比比皆是;而现行的《国家赔偿法》更是因为赔偿范围过窄，赔偿标准过低、赔偿条件程序过于苛刻，“口惠而实不至”，甚至被人们戏称为“国家不赔法”。

5.监督救济制度缺失

一方面，立法的缺失，使得司法机关对信赖利益进行司法救济的过程中，往往存在无法可依的局面；另一方面我国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将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规章及以下的行政规范排除在复议和司法审查范围之外，不能对行政行为的随意改变形成全面有效的司法监督和制约，公民因上述行政行为的改变而使信赖利益受到损害也难以寻求法律救济。

四、建立完善我国行政信赖保护制度的构想

中国发展市场经济，最大的危害是行政权力的滥用，在公法领域引进私法的诚信原则，建立行政信赖保护保护制度，制约行政权的运行，是一个必然选择。在此，笔者对信赖保护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和完善提出一些初步的构想。

1.树立诚信政府的观念，培养“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

这里关键是要使每一个政府官员都能对政府的权力来源和行使规则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依照 “社会契约论”理论，政府的每项权力都来自人民的授予和委托，因此，政府必须在合法的范围内，诚实守信的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一切国家权力皆来源于人民，它为民所有，更要为民所用。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以人为本”，正是顺应中国社会转型的要求，执政理念从“以国家为本”向“以民为本” 的转变。

2.加快行政信赖保护的法制化建设

冷观我国现状，目前尚不具备适用信赖保护原则的条件，首先是立法缺失。“我国法官消极主义的作风和司法权孱弱的现状使得寄希望于法官造法，大胆运用原则判案恐怕还需假以时日。”因此，将信赖保护原则写入立法是关键的一步。

(1)制定我国的行政程序法：要尽快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在将来的《行政程序法》中明确确立信赖保护原则为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拓宽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领域。具体做法可以借鉴德国行政程序法和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的相关规定，就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范围、构成条件、程序等作出原则性的规定。

(2)在各单行行政法中明确信赖保护原则的具体运用和制度:要完善行政许可法中关于行政信赖保护的规定，并在其他相关单行行政法中对行政信赖保护加以具体规定。

除了行政程序法，行政法很难会有制定统一法典的机会，错过这个机会，信赖保护原则就有被搁置的危险，因此笔者强烈渴望将来的行政程序法中能接纳这一体现法治进步的重要原則。

3.建立完善行政行为的撤销与废止制度

要在未来的行政程序法中以信赖保护原则为统率，建立完善行政行为的撤销与废止制度。将无效的及轻微瑕疵的行政行为排除在可撤销行政行为之外，科学界定可撤销行政行为的范围。然后仿照大陆法系国家的通常做法，将可撤销行政行为区分为授益、负担及复效的行政行为，针对不同的行为设置不同的制度。行政行为的废止可参照撤销建立制度。

4.完善行政补偿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

为了切实保护公民对行政的信赖利益，必须完善我国的行政补偿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关键是要制定统一的行政补偿法，修改国家赔偿法。并以此为依托，扩大补偿、赔偿的范围；提高补偿、赔偿的标准；完善补偿、赔偿的程序。

5.建立完善监督救济制度

（1)完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兼具对行政的监督功能和对公民权益的救济功能。我国目前的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还不能担当这个重任，所以笔者建议适时对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做大的修改，将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规章及以下的行政规范都纳入司法审查范围，短时期内可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补充。

(2)建立行政判例制度。信赖保护原则属于比较抽象、具有弹性的法律原则，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信赖保护原则的良好适用，需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并通过司法判例加以固定化，保证国家法律适用的统一，我国应当予以借鉴。

6.推进政务公开，完善政府责任制度

没有了解，何来信赖？政务公开既是公民参政、议政、监督行政的前提，也是构建政府和公民相互信任关系的基础。因此，要积极推进政务公开，增加行政的透明度，有效监督政府行为，防止其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同时，通过公开，保障公民参政、议政，增加官民之间的了解、沟通和信任，建立现代社会官民之间相互信任的良好合作关系。

当前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关键是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该条例于2007年1月17日由国务院颁布，并已于2008年5月1日开始施行。

政府失信和政府责任制的不健全也有很大关系。因此，建立行政信赖保护，进行政府信用建设，还必须完善政府责任制度。当前特别需要强化政府的政治责任，建立和完善行政首长在政府工作中出现重大违法、失职、滥用职权等情形时罢免、引咎辞职或责令辞职的责任制度。

笔者最后还要强调，政府不能把信赖保护视为是对社会成员的恩惠，而要明确这是一项必须履行的公法义务。将信赖保护作为论题决不限于介绍该制度本身，而是诚盼借此推动整个行政法治体制的革新，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余灵灵:哈贝马斯传[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86- 107

[2]潘荣伟:政府诚信一一行政法中的诚信原则[J].法商研究，2003(3):72

[3]肖金明:法治行政的逻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47-148

[4]杨金华:论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D].郑州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2

[5]何海波:通过判决发展法律—评田永案件中行政法原则的运用.行政法学2000年会论文

作者：周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