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的合法性原则

第一篇：行政法的合法性原则

论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合法性标准——从宪法司法化的视角

摘要现代宪政运动的发展和我国改革深化的国情实践，已经尖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宪法能否司法运用。即法院能否根据宪法的规定来处理案件，这就必然涉及到宪法的司法适用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虽然确立了我国行政诉讼的一项特有原则——合法性审查原则，即人民法院原则上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但是人民法院能否对行政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并没有明确规定。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原因，法院对“合法性”均作狭义理解，司法领域中“虚置”宪法。本文以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依据作为切入点，建议应明确将“依据宪法”作为合法性审查原则的标准之一。

一、我国合法性审查原则与宪法适用的现状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我国行政诉讼立法首次使用“审查”一词明显借鉴了国外对“司法审查”的规定。我国有的学者将司法审查定义为“是国家通过司法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进行审查，对违法活动通过司法活动予以纠正，并对由此给公民、法人权益造成的损害给与相应补救的法律制度。”我国现行的司法审查制度是通过行政诉讼活动来实施的，把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用司法审查制度来表达，更能体现人民法院在监督行政权方面的主动性和权威性。我国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标准，是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借鉴国外司法审查标准基础上形成的，并以成文法的形式规定在《行政诉讼法》中。人们普遍认为，该54条规定确立了我国行政诉讼的一项特有原则——合法性审查原则，即人民法院原则上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但是这里，人民法院能否对行政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并没有明确规定。

合法性审查前提下的审查标准：权限、程序正当和适法正确标准。关于适法正确，它强调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或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必须符合法律优位、法律保留和法律冲突解决的一系列原则。应该承认，由于立法的日益增多，加之立法主体的多元化，导致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抵触、不一致、不协调的现象比较严重，从而影响着国家法治的统一，动摇着法律在人们心中的权威地位。相对应地，这三个标准对法院的审查依据也有一定的要求。和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参照适用规章”的规定相比，这个标准排除了“宪法适用”的效力。这与我国进行的宪政体制改革和加入WTO后国际惯例的需要是相冲突的。

二、西方国家宪法的司法适用情况

1、英美法系：在当代西方国家，宪法具有直接效力即直接作为司法判断的依据是一种普遍现象，在英美法系国家，它们的宪法是具有直接效力的。英国没有宪法典，可以由法院直接适用的宪法性法律，包括1215年大宪章、1628年权利请愿书、1676年人身保护律、1689年权利法案等均为宪法的核心内容;宪法性判例本身是司法判决的产物并作为先例拘束下级法院。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成文宪法的国家。在制宪之初，美国人就继承了普通法传统，赋予宪法以直接效力。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来看，许多为对宪法的直接适用。1801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更确立了法院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的先例。这一先例所确立的司法审查制度，现在已被世界上近40个国家所仿效。美国的联邦法院体系实际上构成了捍卫公民“宪法权利”的司法体系;任何公民都可以违反宪法为由，起诉相关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美国法院成了捍卫宪法原则，解决宪法层次冲突的司法实体。这不能不是美国社会相对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2、大陆法系：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3款明确规定：“下列基本权利作为可直接实施的法律，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承担义务”。该法第18条规定基本权利丧失和丧失的程度由联邦宪法法院宣告。第19条第4款规定任何人的权利如果遭到公共机关的侵犯，可向法院提出诉讼。这些宪法条文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宪法的基本权利具有直接效力，具有可诉性。这开创了德国宪政和法治国的历史时代。

法国1791年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原则，法院无权对立法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作出裁断。后来法国一是扩充行政系统内行政法院的权力，以行政法院直接适用宪法规范行政行为;二是建立宪法委员会，以宪法委员会直接实施宪法。法国现行宪法(第五共和国宪法)第62条规定宪法委员会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

三、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性问题

1.我国司法领域中“虚置”宪法的原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多年的宪法史上，始终存在着在任何一个实行法治的国家所没有的怪异现象：一方面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于根本大法的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它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被长期“虚置”，没有产生实际的法律效力。导致人们都觉得“宪法好是好，就是用不上”，这就是我国宪法在法律适用过程中面临的尴尬处境。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认识上的原因，人们通常认为宪法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原则性和政治性。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对国家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宪法是各种政治力量实际对比关系的表现，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基于这种认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将依据宪法制定的普通法律法规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而不将宪法直接引入诉讼程序。二是与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对此问题所作的司法解释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1955年和1986年所作的司法批复，通常被理解为我国宪法不可以进入法院的具体适用之中。1955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用宪法作为论罪科刑的依据复函》和1986年10月28日《关于人民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

我国法院长期以来在法律文书中拒绝直接引用宪法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就是因为对相关司法解释存在着僵化的理解。其实，1955年的《批复》只是规定“不宜”引用宪法，并没有彻底否定对宪法的直接援引;同时，该《批复》仅针对刑事案件，没有规定在民事和行政案件的裁判文书中不能引用宪法。1986年的《批复》只是指明了法院可以直接援引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对人民法院是否可以引用宪法规定判案，该《批复》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采取了回避态度。

宪法作为最高法，与其他部门法一样，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如规范性、强制性、可操作性、可诉性等。“既然宪法的法律程序是合法的，其结构又是完整的，那么，同任何其他完整的法律一样，宪法也理所当然地具有直接法律效力。”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实现公民基本权利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宪法通过司法活动予以适用，是当代宪法发展的趋势划一。”实现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世界各国宪政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和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公民因在宪法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纠纷大量涌现。这些涉及宪法问题的纠纷在普通法律规范中一般缺乏具体适用的根据。这样，审判机关在诉讼过程中将宪法引入司法程序，使之直接成为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被誉为“宪法第一案”的齐玉苓案终审判决基于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该批复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对公民因宪法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的司法解释。它的出台，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存在的“宪法好是好，就是用不上”的观念。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全国首例以司法手段保护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案件，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通过诉讼激活了宪法文本”，为我国落实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提供了模式。这意味着宪法规定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获得司法救济，宪法可以作为法院判案的直接法律依据。

当然，就理论上而言，既然受教育权被侵犯的案件，可以援引宪法，通过民法方法进行救济，也就意味着，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基本权利还可以通过采取行政法以及其他法律的方法进行救济，这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开辟了新的途径。该批复可以说开创了宪法直接作为中国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的先河。

2、适用宪法的理论依据

法院为什么应以宪法为审查标准呢?这是基于权力所有者——人民对法院的角色期待。首先，法院适用宪法是实现人民主权的民主政治义务。宪法是以人民主权为逻辑预设的，通常被称为人权保障书。诚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许多内容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具体化，人民法院只要直接适用这些法律法规就能解决纠纷。但不可否认，宪法中也有不少内容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落实。据姜明安教授统计，我国宪法共规定了18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中有9项尚无法律法规加以具体化。当公民这部分宪法权利遭到侵害诉至法院时，由于法院负有裁判纠纷的宪法义务，法院既不能将这些案件拒之门外，也不能以尚无具体的法律规定为由拒绝裁判，法院就只能直接适用宪法的有关规定来裁判此类案件。否则，“基本权利就不仅不是基本权利，甚至不是权利。”在行政法领域，当国家权力的行使脱离宪法的规范侵犯人民的权利时，作为人民主权派生物的司法审查权，就必须按照宪法的要求去制约国家权力、保护人民权利。从公民的角度而言，提起行政诉讼是人民行使主人对公仆进行监督的权利。这既是人民主权的要求，也是制宪的使然。否则，国家权力就得不到制约，人民权利就得不到保障。

其次，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诉权，使法院产生适用宪法以伸张正义的义务。宪法除了记载各种各样的人权之外，还将公民的救济申请权记载为公民的诉权。我国宪法第41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它是一种保障性权利，公民的诉权必然派生出一项保障公民人权的国家义务。我国宪法第123条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表明此义务通过宪法加于司法机关。所以当公民宪法上的权利受到侵犯，公民行使诉权请求公正解决纠纷时，无论这种权利有无具体的法律加以落实，法院都有责任打开宪法，启动宪法赋予的审判权，并依据宪法对纠纷作出公正的裁判。因为法院保障公民权利的义务并不依赖于具体法律的赋予，而是公民诉权的伴生物。只要公民行使诉权，就启动了法院的适用宪法的义务。否则，公民的诉权就得不到实现或得不到完全实现，宪法记载的各种各样的人权就部分成为或全部成为美丽的谎言。宪法规范堪称人权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既然司法被誉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适用宪法进行司法审查就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

最后，宪法适用是世界主要国家的普遍做法，由法院适用宪法审理宪法权利案件，不仅符合国际惯例和社会进步，而且也符合中国国家体制。人民法院审理宪法权利案件，既可将宪法规范与其他法律条文一并引用，也可适用宪法精神和原理及其他法律条文。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法院在判决理由中指出：“﹍﹍按退学处理，涉及到被处理者的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做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应当将该决定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宣布、送达，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照此办理，忽视当事人的申辩权利，这样的行政管理不具有合法性”。人民法院在对北京科技大学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所依据的不是某一部制定法，而是“从充分保护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

四、将“依据宪法”作为审查依据，确立宪法的司法适用性的意义

建国以来，我国一方面制定和修改出一部又一部根本大法，另—方面又好像全国上下都不存在违宪行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是因为宪法缺乏具体的适用性导致对违宪行为不能及时进行纠正。现在，我国已明确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对法制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最终又有赖于宪法的有效实施。但是，如果在此过程中，宪法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诸方面不能发挥应有的调整和规范作用，不能建立有效正常的宪法秩序，不能树立起宪法的权威，则法治社会不过是可想而不可及的理想而已。确立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强化宪法实施的基础，是宪法的生命所在。

第一，宪法司法化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因为宪法规定的内容涉及的是对国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如果宪法不能进入司法程序，直接成为法院审理案件的法律根据，那么一旦在这些对国家至关重大的问题上产生争议，就必然会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这不仅不能保障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基本权利的实现，而且会丧失宪法的应有权威和尊严。依法治国最起码的要求就是依宪治国，如果宪法规定的内容不能在司法领域得到贯彻落实，那么就不能实现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也不可能真正进人法治社会。

第二，宪法司法化是强化宪法法律效力的需要。宪法作为其他法律规范的“母法”，其法律效力除部分通过其他法律规范而间接实施外，还有很多内容没有在普通法律规范中体现出来，如果不将宪法引入司法程序，那么这些内容将无法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实现。我国自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了大量的法律规范来调节社会关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然而，宪法中规定的一些内容仍然没有在普通法律法规中得以具体化，这使得普通法律法规的内容不具有宪法本身所具有的涵盖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宪法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必然会弱化宪法的法律效力。

第三，宪法司法化是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内在要求。在我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不断出现大量的新型社会关系。在此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司法机关作为纠纷的最终处理机构，应当对这些新型的矛盾和冲突进行解决。但是，由于普通法律规范的内容一般比较具体，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范围比较狭小，往往无法为这些新型法律关系的处理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能够适应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这样，如果将宪法引入诉讼程序，把它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直接法律依据，就可以弥补普通法律规范的缺陷和漏洞，对各种法律关系进行全方位的调节。

从我国司法实践的走向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就公民因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所作的批复无疑是中国宪法司法化的一个起点，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宪法司法化的进程。宪法应该同普通法律一样，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具体法律依据之一。尤其是由于宪法条文具有最高的权威性、高度的。原则性和内容的广泛性，具有普通法律所不具有的概括性和抽象性的优点，能够解决普通法律所保护的公民权利相对固定和现实生活中公民权利不断扩张之间的矛盾。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周萍

第二篇：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摘 要：对行政法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从法学的角度来看，行政法不过是一个部门法，是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从宪制的角度来看，行政法所调整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是更大的国家与公民关系的一个侧面;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来看待行政法，则主要强调行政法的实然性，强调行政法要与现实切合。从对行政法的本质的把握来理解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可以发现，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应然与实然两个方面：行政法治原则、适度性原则、互动性原则、程序性原则、责任行政原则。

关键词：行政法;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管理

一、要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有比较正确的深入的把握，必须先知道行政法是什么，或者说行政法意味着什么。这是贯穿行政法理论体系的最基本、最重要但又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

人们通常从三个角度来理解行政法。一是从法学的角度来理解行政法，认为行政法不过是一个部门法，是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单从法学的角度来理解行政法过于微观，可能会过于追求技术上的细节问题，而不能对行政法有一个正确的定位。二是从宪制的角度来看待行政法，认为行政法所调整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是更大的国家与公民关系的一个侧面。从宪制角度来看待行政法，能够对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有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能够对行政法有比较准确的定位，但这种视角又过于宏观，在具体的立法活动中指导性并不一定很大。三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待行政法，这主要是强调行政法的实然性，强调行政法要与现实切合。同时，行政管理的视角又能够弥补法学视角的过于微观、宪制视角的过于宏观之不足。因而，单从这三种视角的任何一种出发，都难以对行政法有比较全面深刻的理解，而需要把这三种视角结合起来进行。

相比于其他的部门法而言，行政法是最具时代精神的部门法，因为它调整的是行政机关与公民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问题是行政法的现实起点，也是行政法理论的基本起点，对这种社会关系的研究是明确行政法性质与功能的关键。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行政管理范式的变化往往带来的是政府的社会角色及政府与公民关系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即便不是行政管理范式的变化，而只是在一种现实的行政管理范式内所进行的局部改变，也可能带来政府的社会角色和政府与公民关系方面的改变。由于社会的发展、新情况的出现，政府原有管理方式的局限性和不和时宜常常发生，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随之而来的事情就是要求行政法的调整以及行政法对这种改变的确认和维护。这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

如果说行政法能够被称为“动态宪法”，那也只是从行政法的应然状态来说的。但行政法最重要的也许在于其实然状态，也就是法律与现实的切合程度。行政法是调整与规范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法律，但行政法首先得尊重政府在现实社会中应该扮演的角色。社会的现实状况和政府自身的能力决定了政府现实的角色问题，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也自然就是公民以及由公民组成的社会团体的现实角色问题。对于符合社会实际情况的政府管理方式，行政法应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巩固和维持，而对于不符合社会现实、阻碍社会发展甚至导致严重社会问题的政府管理方式，行政法就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改变，这也是法律的实然向应然趋近所必须采取的行动。

近代行政法的发展演变是伴随着政府行政权的扩张和收缩而演变的。政府行政权的扩张和收缩导致了行政法对行政权的确认、对行政权的控制、对公民权的确认和保护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民个体的权利及其权利的集合也成为制约行政权的重要力量，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以社会控制权力”。控制并不是目的，控制也只不过是使行政权处于一个合适的位置，同时也使公民权处于一个合适的位置。完善的行政法律制度应当促使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的态势。这里“平衡”的意思是行政权与公民权一种“完美的分工”和随之而来的“专业化”，它们能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平衡涉及行政权和公民权各自的“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行政机关与公民关系的度既包括行政机关与公民在实体权利分配上的度，也包括行政程序关系上的度。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把行政法定义为“调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使之达到平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彻于行政法之中，指导行政法的制定和实现的基本准则。它可以是成文的，也可以是不成文的，在法律规范空白和出现漏洞的时候，作为共同理念可以弥补法律的不足;任何行政法律规范及其实施都不得与其相抵触[1].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既要体现行政法的应然状态，又要体现行政法的实然状态，而行政法的应然和实然不过是政府与公民关系或者说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的理想和现实的反映，同时行政法又要承担规范和改造现实以一步步向理想趋近的责任。当我们有了理想之后，重要的就在于认清现实和找到通向理想之路的最佳途径。因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既包括行政法的实然状态的原则，又包括行政法的应然状态的原则。它应包括以下原则：

1.行政法治原则。首先它强调的是在行政法律规范中要贯彻法治的精神;其次它主要是从实体角度出发，强调行政主体的所有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行政法治原则是行政法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在其现实性上则起到规范行政主体的行为、改造其不符合法治原则和精神的行为习惯和办事作风的作用，它是法治原则和法治规律在行政法上的具体体现。法治的道路是艰难和漫长的，法治规律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使法治的普遍性准则为全体人民所理解、接受、信仰和维护。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法治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行政机关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经为历史和现实所不断证明，行政机关的主体本来就是人，行政机关又是与公民关系最直接最紧密的国家机关。行政法治原则或者说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原则对于培养公民的法治意识显然具有很重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而法治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行政法治。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能够认清自身在国家法治的道路上所应承担的责任，同时在行政法律规范中体现出这个原则来。合法性原则和越权无效原则可被认为是行政法治原则的具体运用和贯彻。

2.适度性原则。为了能使社会健康平稳地发展，政府和公民都需要享有适当的权利和承担适当的义务，双方的权利义务既不能过宽也不能过窄，应该保持适度。这种对现实的尊重是实现理想的必要条件。适度性原则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即平衡论在行政法基本原则上的一个必然反映。合理性原则可被认为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适度性原则的具体体现。

3.互动性原则。不能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或者说行政权和公民权总是相互敌对的。在国家和社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的情况下，他们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因而也能够协调起来。从宏观的角度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本身就是一种互动，目的在于使双方都遵守法律所设定的权力界限，不越权;但同时又能发现行政法规的滞后，有利于行政法的不断完善。互动性原则以适度性原则为基础，但又是适度性原则的必要的补充。

4.程序正当原则。英美法系国家都非常重视程序正当原则，在我国这样一个行政人员的主观随意性很强的国家，历来“重实体、轻程序”，因而更有必要借鉴先进的发达法治国家的程序原则，将程序正当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以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特别是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由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需要，行政主体的裁量范围越来越大，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的自由领域，法律规范无法从实体上予以明确规定，因而程序的规范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程序正当原则中，重要的是落实各项程序制度的建设。如果没有必要的制度，程序正当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5.责任行政原则。传统的公共行政的典型特征被认为是“服从指令和服务”;而新公共管理的典型特征被认为是“对结果的重视和对管理者个人责任的强调”[2].但这并不是说在传统的公共行政中不存在责任的概念。服务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责任和义务。问题在于在服从指令和服务之间存在着矛盾。服从指令是服从上级的指示和命令，服务指服务于公民和社会。上级的指令经常是在不了解实际情况的条件下做出的，如果按照上级的指令办事，可能与服务的宗旨相违背。但官僚制下的行政官员通常都会选择服从指令，因为这是他的“最优策略”。这样，服从指令就常常以服务为代价和牺牲。这当然是传统的公共行政的官僚制模式中的人员晋升制度和缺乏有效的绩效考评制度等行政体制的弊端所造成的恶果，但行政体制的弊端所造成的更长久的影响则是责任意识的严重缺乏。责任主要是对公民对社会的责任，因而这种责任意识的缺乏就会造成政府形象的败坏和政府信用的降低，也就必然造成对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损害。所以作为调整政府与公民关系或者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关系的行政法，必然会考虑到这种责任意识缺乏所带来的后果，将责任行政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就是逻辑的必然了;同时这种责任意识的培养对适当时候的政府管理范式的转换也必然具有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朱维究，吴华。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兼论21世纪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发展趋势[A].政法评论[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 休斯欧E.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6。

胡 宇

第三篇：试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内容摘要：在行政执法中，不少执法人员往往只重视具体法律规范的适用，而较为忽视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正确理解和适用，其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导致了行政执法上的不适当和偏差，影响了行政管理目的的真正实现。因此，研讨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并以此指导行政执法实践具有现实意义。

在行政执法中，不少执法人员往往只重视具体法律规范的适用，而较为忽视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正确理解和适用，其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导致了行政执法上的不适当和偏差，影响了行政管理目的的真正实现。因此，研讨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并以此指导行政执法实践具有现实意义。

一、法律原则的概念及其意义

研究法律原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适用范围广。法律规范由于内容具体明确，它们只适用于某一类型的行为，而法律原则的每一个原则都是在广泛的、现实的或设定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的某一类行为、某一法律部门甚至全部法律体系均通用的价值标准，其适用范围比法律规范广泛得多。第二，宏观上的指导性。即在较大的范围和较长的过程中对人们的行为有方向性的指导作用。第三，稳定性强。我们知道，现实社会是千姿百态的，千变万化的，任何法律不能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否则会导致法律的朝令夕改。在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了海量的法律法规，据统计，中国的法律法规已达到6亿多字，显然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全部掌握的。但是，相对法律规范而言，法律原则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有助于维护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相对稳定，这种稳定性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大的变化，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原则是学习法律的方法论，在个案的处理上，我们可能找不到现成的法律规范，但却可以从法律原则中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起到以不变应万变的作用。“即使在行政法比较健全的西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依然是解决行政争议，弥补行政法律规范漏洞的重要方式”。[2]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逻辑起点

在论及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前，我们不能回避基本原则的概念。所谓基本原则，是指“整个法律体系或某一法律部门所适用的，体现法的基本价值的原则，如宪法所规定的各项原则”。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法最基本的法律准则。这就是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基本”属性。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用来指导行政法规范实施的准则，是一种比较宏观和抽象的指导性准则。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不是某一行政法领域的具体原则，如行政处罚法中的处罚法定原则、处罚公正公开原则、过罚相当原则、一事不再罚原则、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等。它是一国行政法中第一层次的、最基本的原则，与某一行政法领域的具体原则相比，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属于上位原则，某一行政法领域如行政处罚的原则属于下位原则，在行政处罚上，我们除了要遵循行政处罚的原则外，还应当遵循处在上位的行政法基本原则。

行政法基本原则是指导和规范行政法的立法、执法以及指导规范行政行为的实施和行政争议的处理的基础性法则，是贯穿于行政法具体规范之中，同时又高于行政法具体规范体现行政法基本价值观念的准则。那么，行政法的的基本原则应包括哪些呢?有学者认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应当包括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有学者认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行政合法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监督行政原则;有学者认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应为合法性原则、民主性原则、及时救济原则和统一原则;有学者认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应当包括行政法治原则、适度性原则、互动性原则、程序性原则、责任行政原则。可见，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尚存在诸多不同观点，在内涵上既有交叉重叠又有所区别。笔者认为，这种不同是正常的，因为，学者们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作的是一种理论上的选择，会因思维路径的不同而不同。当然，在不同观点中也会存在一个相对最佳的问题，由此，就必然涉及到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逻辑起点问题，即从什么角度和视角去发掘行政法的基本原则问题。

行政法作为一国宪法之下的部门法进入人们的视野，仅仅是近代以来的一个法律现象。从早期西方的行政法治发展历程来看，最初行政机关只是被动、消极地遵从议会制定的法律，充当的是“守夜人”的角色，但随着科学的进步，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各种矛盾逐步加深，经济、环境、社会问题不断出现，市场出现失灵，需要政府制定各种管理措施、实施积极的管制政策来加强对社会生活的干预程度，消极行政开始转向积极行政。于是，行政机关的行政权获得了空前的扩张，与公民权利零距离的接触面越来越大，将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基本上纳入行政权的控制之下。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政府干预经济的负面后果出现，过度规制又影响了经济自由，束缚了社会发展，而且政府管得过多导致政府什么都在管什么都没管理好的尴尬局面。70年代后政府开始重新定位，变无限行政为有限行政，开始分权于社会，还权于老百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行政法治的历史正是一部政府不断放松规制，还权于民的历史。因此，有限且必须是有效的行政权是现代行政法所关注的最基本的问题，它成为构建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逻辑起点。

基于以上认识，现代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应当体现以下要求：第一，权力制约;第二，权利保障;第三，富有效率;第四，繁简适当。行政法被称为“动态的宪法”，因此，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是行政法治的必有内涵，是有限行政的不同方面，权力制约针对的是政府公权力，权利保障针对的是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私权利。富有效率是有效行政的同义表述。繁简适当是针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的数量和用语而言，只有繁简适当才能言简意赅地表示基本原则的内涵。从上述四个要求出发，笔者认为，将“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定位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较为妥当。其中，合法行政原则、权责统一原则属于权力制约的范畴，合理行政、程序正当、诚实守信原则属于权利保障的范畴，高效便民属于富有效率的范畴。此外，这六项原则比起其他学术观点，文字表述更加精妙，内涵更加明晰。

三、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一)合法行政原则

“合法行政”是行政法的首要原则，其他原则可以理解为这一原则的延伸。合法行政原则主要由三层意思构成：第一，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要严格依法进行。换句话说，行政机关实施的管理行为是由法律事先设定好了的，行政机关只能按法律的规定去办事，而不能随意超越法律规定，否则就构成行政违法。我们知道，在民事活动中，当事人享有较多的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合法行政原则是行政行为区别于民事行为的主要标志;第二，合法行政中的“法”法律渊源表现为法律、法规和规章。即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进行。此外，在处理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关系时还应当坚持法律优位和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优位是指上位阶的法律规范的效力高于下位阶法律规范的效力，各层级的法律规范之间必须保持统一与和谐，例如，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不得与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相抵触，税务总局制定的部门规章不得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相抵触;法律保留是指凡属于宪法、法律规定只能由法律规定的事项，或者只能由法律作出规定，或者在法律有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才有权在其所制定的行政规范中作出规定。例如，税收征管法是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由于征管法有授权规定，实施细则由国务院制定，因而国务院可以制定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这样的行政法规。假如征管法没有授权规定，则国务院就不能制定实施细则;第三，行政机关必须遵守“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即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从这一角度来看，合法行政原则实际上是公民权利本位观、政府义务本位观在行政法上的具体展现。我们知道，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例如，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人民通过选举人民代表来组成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立法，通过立法来授权政府在何种范围内以何种方式来进行公共管理。如果在立法上某项权力并未授权给政府行使，那么该项权力依然在人民手中。打个比喻，假如人民的所有权力共有100项，通过立法授权给政府行使60项，余下的40项权力仍然属于人民而不属于政府。所以，当法律、法规和规章没有明文规定时，行政机关不得作出侵益行政或者实施干涉行政来影响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由此，行政诉讼中，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规范性文件对人民法院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拘束力，只能作为审理案件的“参考”。

(二)合理行政原则

在行政执法中，我们要正确处理好合法行政与合理行政的关系，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合法行政是前提，是基础，只有在合法行政的前提下，才能谈合理行政;另一方面，我们在坚持合法行政时，也不能忽视合理行政的重要性。那种只顾合法行政不顾合理行政或者只顾合理行政不顾合法行政的观念和做法都是错误的，我们要在执法中做到合法又合理，避免“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现象发生，切实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第四篇：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司法适用

【内容摘要】行政法基本原则是指导和规范行政法的立法、执法以及指导规范行政行为的实施和行政争议的处理的基础性法则，其不但在行政立法的过程中具有指导作用，在行政审判中也具有重要地位。然而从我国行政司法实践的发展来看，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直接运用并不像民法基本原则运用那样清晰明了并广泛适用，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学理上的不统一性和适用时缺少法律依据性使得地方法官难以正大光明的适用，但可喜的是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法官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开始运用行政法基本原则来审判案件，法官们在适用基本原则时也从遮遮掩掩的“犹抱琵琶全遮面”开始变得坦坦荡荡、游刃有余。本文从近十几年来的行政司法案例入手，分析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的现状，并对我国目前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适用提出以及给出解决方案。 关键词 行政法基本原则 司法适用 行政诉讼 案例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的正当性

新《行政诉讼法》自2015年5月1日实施至今已经将近两年多了，但若从1990年10月1日的《行政诉讼法》算起，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这二十多年来我国的行政诉讼理论不断的深入研究，行政诉讼制度和司法实践不断的发展才在今年孕育出新的《行政诉讼法》，新行政诉讼法虽然仍是毛病多多问题多多，但其对之前行政诉讼制度的改进，对我国行政制度的完善具有很重大的进步意义，这些都是十几年来行政司法不断实践的结果，其中行政法基本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和关注点，且不断加强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司法中的直接运用也是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既然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适用在行政诉讼制度中不可或缺，那就必须对行政诉讼法中行政法基本原则适用的正当性进行分析，这也是本文探讨的理论前提，只有明确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司法适用中具有正当性，其适用的建构才有意义。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之法理正当性

从法理的视角看，任何一个法都有三要素，即原则，规则和概念。法律原则是指可以作为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和准则，是法律在个别化过程中所存在的一般性指示或者说一般性法律思想。这说明原则应该是一种标准和规范，具有指导作用，其下位的规则必须以该准则作为制定的依据，由此可见法律原则在法律中的地位。因此，行政法基本原则也应该是行政法体系中最高层次的、具有统领全局的基础性准则，应是整个行政法的精神和灵魂。因而，作为具有最高地位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其在司法中的适用就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其次，法律原则要借助司法活动而具体化。基本原则作为纲领性原则具有较大的弹性和兼容性，在以成文法为主的国家，以规范性文字固定下来的具体法律无法解决所有的司法实践的问题，其具有的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和模糊性与滞后性是成文法不可忽视的局限，因而运用基本原则克服成文法的局限性也显得尤为必要。这一理论在所有部门法中的将基本原则适用于司法实践当中具有普适性，如民法基本原则中“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

1 [4]

[3][2]

[1]

的例外情况之一就是为了克服具体法条所带来的缺陷。

(二)行政法本身的特殊要求基本原则在司法中适用

作为隶属于大陆法系的中国，成文法在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司法判例数年来一直不属于中国正式的法律渊源，相比起中国，德国和法国的大陆法系特征更为明显，但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是作为典型的成文法国家，德国和法国在行政法领域都是以判例法为主，甚至在法国现今主要的行政法原则和规则都是过去几十年几百年在司法实践沉淀下来的经验，判例在行政法律领域已成为法国的主要法律渊源，其正是靠着法院的行政判例来构建其行政法大厦的。这些都表明行政法适用成文法本身比其他法律更具有局限性，因为行政法相对于其他法律部门而言最大的特点就是无统一的行政法典，这是由于行政事项复杂多变决定，而其法律关系复杂多变，价值利益选择冲突远非刑民法之所及，因而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更应该学会用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去解决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在行政诉讼制度中适用基本原则也是由行政法本身的特殊性决定。

(三)行政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的功能

1.作为弥补行政法漏洞的依据。所谓网密则僵，网疏则漏，由于行政诉讼的复杂性和行政事项的不确定性，再完善的行政法规都无法囊括行政诉讼的方方面面，而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行政法的精神和灵魂，直接体现了行政规则的价值取向和立法目的，填补了行政法规的不足甚至空白，既指导行政执法，又在较大程度上规范司法实践。所以允许法官在行政诉讼中根据既有的法律精神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进行裁判来补充立法，填补空白是完善行政诉讼的必要措施。

作为解释和推理的依据，同时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行政诉讼中，即使某些行政案件可以运用具体条文进行裁判，但是由于立法技术以及立法语言文字本身的表意功能，成文法规则也经常出现模糊和不确定，这时法官运用该条文时必须对该条文进行解释，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三段论的逻辑推理，法官在一份裁判文书中必须详细说明一个案件为何适用以及如何适用该条文，这里面就当然包含对法律条文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应该以基本原则为基点进行合乎立法本意的解释，这样的解释路径不仅能够使法律推理结果与法律目的相一致，还能够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必须在基本原则的框架内对法条进行理解和推理，这样才使得法官的判决合乎正义，合乎理性。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一)从理论高阁走向司法审判前台

1.正当程序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在具体条文中主要体现在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处罚法中。《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都对行政处罚决定进行了程序上的规制。虽然目前在其他行政领域没有正当程序原则的直接体现，但是显然正当程序原则应渗透于整个行政法领域，并成为法院直接进行判案的依据。1999年兰州市常德物资开发部不服兰州市人民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批复案——在无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从正当程序理念推导出被告有程序上告知厉害关系人的义务;1999年刘文燕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毕业学位证书案——

[6][5] 2

作为高校在授予学位时属于行政行为，该行为必须符合正当程序的原则，高校作为行政主体应当履行告知，并听取相对人陈述和申辩的义务;2001年冯某诉常熟市房地产管理局注销产权证案——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涉及相对人权利义务重大变更的，应当在之前适用告知程序;2004年张成银诉徐州市人民政府房屋登记行政复议决定案——在判决中明确指出若行政机关要作出对相对人不利的行政决定时，应通知并听取相对人的意见;2006年陆佐延诉上海市闸北区房屋土地管理局房屋拆迁行政裁决纠纷案——为保护被拆迁人和承租人的利益，房屋拆迁决定书应送到相关厉害关系人。事实上正当程序原则在过去十多年中有五个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典型案例中被直接或间接适用，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已逐渐成为常态。

2.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是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运用，其是指当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形成值得保护的信赖时，行政主体不得随意撤销或者废止该行为，否则必须合理补偿行政相对人信赖该行为有效存续而获得的利益。信赖保护原则作为维护行政相对人的重要原则之一在司法实践中也有迹可循：1992年吴希碧诉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政府侵犯其经营自主权——行政相对人基于行政许可所获得的信赖利益不得随意被撤销;1999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学位证书案——学校虽对相对人作出退学处理，但在其后的两年一直允许相对人继续在学校以学生身份学习生活并进行注册、补助金、完成实习和毕业设计，相对人因此取得的信赖利益不可在毕业时被拒绝颁布学位证。

3.比例原则。比例原则又称相称性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干预不得超过所追求的行政目的的价值，两者之间必须合比例或相称。比例原则一直是衡量行政行为必要性的重要标准，也是一个行政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的根本来源，而比例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也越来越广泛：1996年汇丰公司诉哈尔滨规划局行政处罚纠纷案——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所要求的手段超出了行政行为所追求的目的和价值，两者之间不合比例因而其处罚决定被撤销;2001年凤凰公司诉武汉市规划局行政处罚纠纷案——行政机关的处罚与其目的不相称;2002年陈宁诉庄河市公安局行政赔偿纠纷案——行政机关在处理事故时充分考虑到了现实状况，其所实施的行为在方式和目的上具有合理性因而被诉讼请求被驳回。比例原则作为均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关系的准则，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空间越来越大，用该原则衡量行政行为能够最大限度的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的变迁

1.从上面各个原则的司法案例可以发现我们的法院一次次地将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了审判的依据，从而使一直被视为理论研究成果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从后台走向了司法实践的前台。通过这十几年间的案例可以发现若说一开始法院在刘燕文案中对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显得比较“羞涩”，接下里的冯某案也是一种间接适用，但在张成银和陆佐延案中法院对于正当程序原则的运用已经驾轻就熟，已直接在判决书中引用正当程序原则对该案进行判决。正当程序原则通过这些个案并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正名已经不断向行政法的其他领域扩张，其已成为一种法条式的原则在司法实践领域中被人们所接收，成为行政法基本原则里

[7] 3

的“领头羊”。

2.信赖保护原则从著名的田永案开始到后面的一系列其他行政领域的运用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的新的思路：一是当高校授予学位时其是作为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该行为具有可诉性，属于行政诉讼的范畴;二是相对人基于行政行为所获得的信赖利益具有法律的保障性，不可被随意撤销和更改，行政机关对之前行为的否认和撤销若损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即使该撤销是合法的也必须补偿相对人。事实上在1992年吴希碧诉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政府的判决文书中虽然最后的结果是通过认定行政主体违反信赖保护原则判决撤销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法院并没有在判决中明确写出来，而是通过一种逻辑推理的论证方式来判断，那个时候我国的行政法体系不完善，理论研究也不成熟，但是法官在司法判决的时候已经有了萌芽意思，到1999年田永案时最高人民法院在公报中明确说明了信赖保护原则，从而奠定了信赖保护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地位。

3.比例原则最开始是在行政执法领域的一项原则，其要求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尤其是行政决定时选择用对相对人侵害最小的方式进行。比例原则具有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含义，程序合比例是实体合比例的保障，实体合比例是程序合比例的最终体现。近年来比例原则这种思想逐渐被运用到行政诉讼中，其实质其实是对行政行为的二次检验，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应遵循比例原则，但当其未遵循时法院将运用司法的力量来对该行为进行比例原则的审查。从上述几个案例可以看出，比例原则最初较多在房屋拆迁或处罚中适用，后来逐渐在其他类型的案例中适用，其维护的权益主体也从通过比例原则维护相对人的利益到通过认定行政行为符合比例原则认定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陈宁诉庄河市公安局行政赔偿纠纷案)，这说明法院在运用比例原则上越来越游刃有余。

三、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问题

我国作为典型的成文法国家在司法实践中一直都擅长和习惯于运用具体条文裁判案件，对于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一般原则的适用一直慎之又慎，尤其是在行政法这样的公法领域让法院脱离成文法的框架运用基本原则自由裁量在现实中一直有很大的困难。可喜的是多年来各地方法院不断探索行政法基本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直接运用，最高人民法院还不断以典型案例的形式对部分案件进行公示和承认，这样的做法不仅抚平了作出判决的法官惴惴不安的心理，更是告知社会大众和行政机关这样一种新的判决方式已被我国的最高司法机关所承认。然而，虽然十多年来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司法领域的适用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相比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现状还有很大差距，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价值并没有完全显现出来。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的不统一性

虽然法院在判决中会运用“正当程序原则”、“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来裁断案件，但这些原则在法律上一直都没有被正名，行政法基本原则不像民法基本原则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其在学理上至今都未像民法基本原则那样达成一致意见，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涵及构成仍然没有形成统一，这就导致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司法适用时无法像民法基本

[8] 4

原则那样正大光明坦坦荡荡。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具体明确是其在司法领域适用的前提，没有统一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理论和条文会使得法官在判决时适用它产生很大的阻力。因此在我国的行政诉讼中产生这样一种困境：当成文法在某一领域出现空白尚不足以规范行政行为的全部内容时，人民法院究竟依据什么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若法官在判决时适用行政法基本原则常常会被人认为该判决没有法律依据而无法信服，因而我国后来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适用往往是由于先前有相同或相似的案例可以援用法官才敢于在后来的判决中适用。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适用仅局限于部分领域

纵观过去十几年的案件可以发现对于基本原则的司法适用大部分都是相同和类似的案子，当然根本原因是因为前述所说的没有统一明确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然而主要还是因为对于之前没有案例的案件法官“不敢判”。如“正当程序原则”仍然适用于对相对人不利的行政决定案中;“信赖保护原则”还是局限于行政处罚中;“比例原则”却也是在房屋拆迁案中比较多。如田永案虽然开启了学生诉高校的模式但目前也仅限于这种模式，类似于这种模式的如公务员和行政机关的纠纷、无行政主体资格实施行政行为时的可诉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国法官至今仍习惯于“遵循前例”而缺乏创造，事实上我国法官总是缺乏一种安全感，这种状态只有在裁判时紧紧抱住具体条文的“大腿”才会消失。但是在我国缺少成文法固定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背景下，若法官没有“创新意识”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来扩大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领域适用，那我国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司法适用很有可能会停滞不前。

(三)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适用不够全面

前述已说我国现今在行政诉讼中运用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大部分案件还是在“正当程序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和“比例原则”。事实上这三个原则在行政法基本原则中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则，实质只是根本原则的子原则。而至少在学界达成一致的作为“帝王”原则的“合法行政原则”和“合理行政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运用几乎无迹可寻，但是只有真正将合法行政和合理行政原则运用到行政诉讼中才算是真正将行政法基本原则纳入了司法适用的领域，而这样的纳入也可以从根本上改善行政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局限于部分领域和部分类型案件的现象，因为该两大原则作为根本原则涵盖行政法的各个领域，任何一个行政诉讼的案件都可以运用该两大原则进行裁判，任何一个行政诉讼行为都可以运用该两大原则进行审查。例如合理行政原则，我国行政诉讼法已明确规定在行政处罚中法院可以审查其行政行为的合理性，但是法院却很少直接在判决中直接引用该原则进行裁决。

四、行政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问题之解决

(一)在形式上和学理上统一行政法理论

我国行政法没有一部成文的行政法典，行政法的法律体系是各个分散的单行法规，如《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国家赔偿法》等，其对于基本原则的规定也散落在各单行法中，但即使这样也不是每个单行法里面都有关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规定，也不是每个基本原则都能再单行法中找到具体的法条体现。因此应当制定一部统一的行

[9] 5

政法典，或者至少也如《民法通则》一样制定一部“行政法通则”这样的一般规定，如此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可以在该法典中被明确认可，其他单行法应当在通则的指导下制定，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以及法院的行政诉讼也应当以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为准则。这样我们就在法律上确定了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从而避免其在司法领域适用的尴尬。

(二)建立统一的判例制度

虽说制定一部统一完善的行政法典或行政法通则至关重要，但法的制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我国现今的状况要走到这一步还有很长的时间，因而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立法的情况下我们应该统一判例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判例制度一直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正式法的渊源，我国并没有判例制度，但在行政法领域建立判例制度比其他部门法更为迫切。法国和德国的行政法就是通过行政判例来构建其行政法体系的，前述的论证已充分说明在行政法领域建立统一的判例制度有多么重要。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典型案例已经有了判例的萌芽，但这么多年的“典型案例”并没有形成正式判例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也始终没有将案例改为判例，使得这些案例的地位颇为尴尬。事实上最高院的典型案例已经起到了一定的补充法律漏洞，使法律规范具体明确，对各级法院的裁判和导向作用，这些案例被认为具有司法权威性。可以说过去十多年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司法领域的进步这些典型案例功不可没。但是我们应该从制度建设的角度采取措施，使我们的“典型案例”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朦胧状态中进一步走向名正言顺的“判例”。

五、结语

行政法基本原则不仅仅是我国行政立法的指导原则，还应当是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的精神准则，更应该成为行政诉讼的法律依据。将行政法基本原则从理论高阁走向司法审判的前台应是我国行政司法审判努力的方向。近十几年来一系列案例的出现说明我国行政诉讼正朝这个方向迈进，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司法适用领域越来越广泛，适用频率越来越多，在裁判文书中有越来越明确运用基本原则判决的裁判词。但如此也更加暴露了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的问题，法院无法全面准确适用基本原则，不敢对其他基本原则有其他创新运用，社会大众和行政机关对法院直接运用基本原则裁判案件的接受程度还不够高，这些种种都意味着必须要在行政司法领域建立一种新的机制来保障和规范行政法基本原则在司法领域的援引，那就是建立统一完善的行政法典并通过建立统一的行政判例制度才能够使整个司法系统确立基本原则适用的准则。 [10]

参考文献：

[1]陈金钊. 法理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74页. [2]杨彦华. 论行政法基本原则[J]. 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 2007(3). [3]卡尔·拉伦茨,陈爱娥译. 法学方法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48页. [4]沈福俊、林茗. 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司法适用问题探究[J]. 法学论坛, 2006(3). [5]刘善春、刘德敏. 行政判例的理念、功能与制度分析[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01(4). [6]陈清亮. 行政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的发展——以正当程序原则在我国的发展为例[J]. 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08(3). [7] 周佑勇. 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反思和重构[J]. 中国法学, 2007(4). [8]黄学贤. 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简论[J]. 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1(1). [9]沈福俊. 行政法基本原的司法适用：困境与选择[C]. 华东政法学院学术文集(2003)，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10]赵正群. 行政判例研究[J]. 法学研究, 2003(1).

第五篇：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

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了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这些实施行政处罚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包括实体性原则和程序性原则两个方面，可以概括为：

(一)处罚法定原则

这项原则的法律依据是《行政处罚法》的第三条规定，其具体要求有四：第一，对公民和组织实施行政处罚必须有法定依据，法无明文规定不得处罚。第二，行政处罚必须由有权设定行政处罚的国家机关在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设定，并以法定的程序制定、公布;无权的，不得设定;有权的，也不得越权设定;不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第三，实施行政处罚应当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案例《经两级审判维持的行政处罚错在哪里?》);其他机关或者组织必须经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明确的授权或者经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委托才有权实施行政处罚。第四，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严格依法定程序进行。

【案例《经两级审判维持的行政处罚错在哪里?》】

基本案情：

1997年10月17日(赶场天)罗某乘坐公交车运两筐仔鸡170只到某地销售。刚下车，工商行政管理所的市场管理人员即要罗某缴付市场管理费，罗称出行时带的钱除购买人乘车的车票外，又没有料到鸡筐占地方也被要求购票，所以身上无钱，待卖鸡后缴付，工商所人员不信，发生争执，"当即责令当事人到工商所接受调查"，工商人员都关门走了，让当事人单独坐等数小时(没有吃中饭)其后作了询问笔录，要罗取钱来接受处罚，"最迟不能超过15点半"，并将鸡暂扣，罗拒绝在询问笔录及暂扣通知上签字。

罗一去不回。当日下午四点工商所动笔写报告，送往约十公里的县城，经局长审查同意将鸡变卖。下午五点四十分在暂扣清单上注明，"下午五点半处理结束。"

10月20日经办人报请立案，21日批准立案，10月25日呈报处罚意见，26日领导批准同意处罚。10月27日给当事人处罚告知，当事人拒绝签收，10月28日通过邮寄发出行政处罚告知书。11月11日核审机构核审同意处罚，当日打印处罚决定书，于11月13日下午三时送达当事人。(应先审核，再报局长批，再告知)

处罚决定书陈述"两箩筐小鸡未按行规(归)市要求摆放在„„菜市内出售"，认定"出售的小鸡没有畜禽检疫证明，其行为属于《贵州省集贸市场违法违章处罚暂行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属违章行为"，并根据该条"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1、责令停止出售未经检疫的家禽。(已变价处理，"责令停止出售"无实际意义)

2、处以罚款450元"。

当事人对处罚不服，向县工商局申请复议。12月15日，县工商局复议决定维持工商所原处罚决定。当事人仍然不服，以工商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一审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当事人又上访，二审人民法院再次裁定驳回。两审人民法院驳回的理由都是不应将工商局作为被告。当事人改以工商所为被告起诉，98年元月5日一审判决维持工商所行政处罚。98年10月15日，当事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并提出申诉，同日，最高人民法院致函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请认真接谈，依法处理。1998年12月17日，经县工商局申请县人民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扣押黑白电视机、电吹风机、洗发液、铁火炉等各种物资，可折价合贰仟余元。存放于工商局，并认为当事人态度不好，给予拘留10天。1998年12月18日，当事人亲属到省政法委反映，政法委致函省工商局，将原印函的"请酌情处理"专门改为"请妥善处理"。随即，反映人持函来到省工商局。听了陈述，看了交来的材料，省工商局立即电话通知：

1、立即通知县局撤销处罚决定;

2、由县工商局与法院联系，请其立即放人(因与工商处罚、申请执行有关);

3、其他问题以后再议，(调卷复查)。 经几次催督，方才与法院联系，当事人实际被拘押七天。

本案的主要问题

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是查处畜禽检疫问题的执法主体。《贵州省集贸市违法违章处罚暂行规定》第六条规定："出售未经检疫的畜、禽及其产品的，责令停止出售补检补验，视情节可并处三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但没有明确由哪个部门进行处罚，而该规定的第五条则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集贸市场的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规定，对集贸市场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查处违法、违章行为。

其它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定职责对集贸市场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共同维护市场秩序。"

这条规定说明，虽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集贸市场的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查处集贸市场中发生的违法违章经营行为，即法规规定由工商部门查处的有权查处。但集贸市场的违法违章经营行为并不是都由工商部门查处，否则就没有必要作第二款规定。法规规定由其它部门查处的工商部门就不能查处，这才叫依法行政。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集贸市场的行政主管部门"为理由，错误地认为可以查处集贸市场的一切违法违章经营行为，是断章取义，不符合规定的本意。

当事人提出，江泽民主席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是1998年1月1日起施行，案发时该法尚未施行，凭什么对其处罚。其实，既不能用后来施行的动物防疫法衡量当事人当时的行为，也不能用该法衡量工商所当时的处罚行为，而应该适用当时的有效法规。1985年2月14日国务颁发的《家畜家禽防疫条例》明确，农牧渔业部门是畜禽防疫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对违反条例规定的应处以罚款，但没有具体处罚规定。该条例的实施细则明确农牧部门的职权之一是负责"处理"防疫检疫违章案件，"处理"包括"给予行政处分或处以罚款"，1986年贵阳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畜禽和畜禽产品检验(疫)实施办法》则明确规定，农牧部门的兽医卫生检验(疫)人员和兽医监督人员的任务之一是对违反条例和办法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情节"，有权给予批评、制止、直至罚款，或报请有关部门处理。"这些规定充分说明，农牧部门才是畜禽检疫违章行为的执行主体，工商部门不能对此行使处罚权。

二、未经当事人同意，将鸡变价处理，违反行政处罚程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二十九条明确，在办案过程中，"对容易腐烂、变质的物品，在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可以先行处理。"活鸡不属于容易腐烂、变质的物品，即使看成类同于容易腐烂、变质的物品，也应征得当事人的同意才能先行处理。否则违反行政处罚程序，有人提出问题：如果当事人不同意先行处理，结果鸡死亡造成损失由谁负责?当然，这要根据过错责任来确定，当事人确实违法，应由工商部门对其行使处罚，不先行处理物品造成的损失由当事人自己负责;当事人不违法，或者其违法行为不该由工商部门行使处罚，不先行处理物品造成的损失由查处该案的工商行政机关负责赔偿。

三、弄虚作假，编造材料。阅卷发现，很明显，有些材料是事后采取的补救措施，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如为应付行政诉讼)，也不论材料内容是否如实，没有原始文字材料而补编原始材料，补编行为就是弄虚作假，编造材料的内容不实，就更为严重，轻言之，为职业道德所不容，重言之是执法违法。

何以见得有些材料是编造的?

1、经详细反复询问案件审理过程，当事人陈述只有案发当天有一次询问笔录，而案卷中有两份询问笔录。第二份笔录注明当事人"拒绝签字"，记录格式不规范，通篇不是了解案情，而是回忆和"协商"解决办法，意在为工商所的行为作解释、美言，如工商所长说"我没吓你，没有吼你，是不是?""今天我在这里是不是私设监狱?"当事人答"今天我们是协商解决问题，不叫私设监狱。"用语也有漏洞，如：有一次"当事人未到，是她家交亲来的"，直接面对当事人谈话，怎么用"她"来表示?有一份"情况经过"，陈述10月17日案发到11月13日送达处罚决定书的全过程，其中并未提到10月28日的谈话。案卷装订编号作了涂改，证明此材料是后收编进去的。

2、关于变卖鸡的问题，有多份材料，其中必有伪证。下午四点开始写报告，送往十公里的县城找局长审批同意变卖，然后请物价局派员去估价，出具估价结论书，加盖物价局印章，日期仍为10月17日，其中"7"字明显涂改，不仅有擦痕，而且笔迹颜色与其他字迹颜色不一。再找畜牧站给158只鸡补检(注明死亡12只)，出具"准予出售"证明，也加盖了公章，再请法律事务所到现场，出具"见证书"(未盖章，复印件)，证明卖给三人，又分别与其中两名买鸡人谈话，作两份"见证笔录"，内容涉及工商所变卖鸡的起因，经过，包括当事人不交管理费，超过限定时间不回去接受处理等等，这就隐含着，先将情况告诉买鸡人，再由买鸡人说出来制作笔录(也是复印件)，到"下午五点半处理完毕"，前后只一个半小时，来不及完成这么多工作量，有人辩解说，用汽车接送人。断言用汽车也来不及，则辩解说，通过电话联系行不行?真是不打自招。尤其两份"见证笔录"，询问人相同，记录人相同，时间完全相同，一分钟不差，可见是弄假见拙。

诸多联想

此案引发诸多联想，现择要讲述几点浅见。

一、需要理顺审核、审批、复议三者的关系。案件审核是法制机构对本单位办案机构所办案件的一种监督制度，称之为同级审核制度。案件审批是上级单位对下级单位所办案件在正式处理前的监督制度。案件复议是上级单位对下级单位所办案件在处理后的监督制度。如果是工商所具体经办，而以县级工商局名义行使处罚的案件，工商所处于办案机构地位，由县级工商局法制机构审核，仍属同级审核。而本案是以工商所名义作出的处罚，也经过县局法制机构审核，已超出同级审核的范畴，又不是代表县局审批，复议的具体工作也由该法制机构办理，决定维持原处理。当然，对审核同意处罚的，复议中思维模式与审核时一样，就不易发现存在的问题，即使发现了，没有极大的勇气和正确的态度，也就不能正视、承认和纠正存在的问题，复议就成了走过场，起不到监督、纠错的作用，因此，工商所办理的案件不宜由县局法制机构审核，而由工商所法制人员审核，需要报批的，由县局业务对口机构签署意见或代县局审批为好。

二、经人民法院审判维持的行政处罚，如果确有错误，能否撤销?如何撤销?回答是肯定的，应予撤销，也能撤销，当然，行政机关无权撤销人民法院的判决，只能撤销行政机关作出的错误行政处罚(然后，人民法院据此撤销其判决)。

有错必纠，这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一贯原则，对错误的行政处罚，在行政复议期间内当事人申请复议的，可按行政复议程序办理。当事人未申请复议，或超过复议期限的，可按行政处罚监督程序办理。《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发现行政处罚有错误的，应主动改正。"《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第四十六条规定："上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下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当或者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有权予以撤销、变更或者责令改正。"《工商行政管理暂行规定》第六章"执法监督"，其中第五十条规定："上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发现下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具体行政行为有错误的，应当责令其纠正，或者直接予以撤销。"

三、执法者更应懂法、守法。要懂法就得学法，而且要学懂，切不可望文生义，更不可断章取义，而应该字斟名酌，才能了解法规的真正含意，应用时才会得心应手。

依法治国，首先要要求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按法办事，然后才是百姓依法行事。如果执法者自己不懂法，不守法，却抡起处罚是大棒治别人，难道不感到脸红，心跳吗?

四、严明政纪，才能真正树立工商形象。案件并不复杂，从强制执行到现在，经过两次春节，跨越三个年头。为什么纠错那么难?怎样才能做到令行禁止?主要靠纪律。对执法违法，知错不改的，给予一定的纪律处分，能促使更多的人严于律己，依法行政，取得群众好评。如果有错不改，听之任之，日积月累，势必影响工商形象。

五、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在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中，要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不能只想到一个"罚"字;要文明执法，公正执法，一切多为老百姓想一想。

(二)公正、公开原则

《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一款是此项原则的法律依据。

公正原则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具体表现在：行政机关的处罚行为要前后一致;作出的处罚决定应与相对人应受的处罚成比例;符合行政惯例等。程序公正是指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处罚时，在程序上平等地对待各方当事人，排除各种可能造成不平等或偏见的因素，这一原则是通过回避制度、调查制度、听证制度(案例《处罚程序不合法 质监局被判败诉》)等一系列客观的制度实现的。

【案例《处罚程序不合法 质监局被判败诉》】

据中国法院网报道：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曾经审理了一起企业不服质量技术监督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案，质监局由于执法程序违法而被判败诉。

2002年9月30日，河南省孟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人员对河南省孟州市电业乐万家有限责任公司经销的商品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该公司销售的“五粮液”酒防伪标签无暗记标记，涉嫌假冒，遂当场对该公司的177瓶“五粮液”酒进行了封存，并在公证人员的现场公证下提取酒样品，经中国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鉴定为假冒五粮液产品。之后，孟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对剩余的176瓶“五粮液”酒予以登记扣押。由于此案涉及货值金额和社会影响较大，孟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依法将此案移交给该局上级单位焦作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同年11月26日，焦作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向孟州市电业乐万家有限责任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确认该公司经销的“五粮液”酒系以假充真产品，已违反了我国《产品质量法》第39条的规定，将依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第50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要求该公司在11月28日前将陈述意见送到焦作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逾期视为放弃权利;并说明如要求公开听证，应于收到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权利。孟州市电业乐万家有限责任公司在收到焦作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送达告知书的当天就用邮政快件邮送了陈述意见，同时提出公开听证的申请。可是次日，即11月29日，焦作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就向该公司送达了(豫焦)质技监罚字[2002]第0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1、责令停止销售以假充真的“五粮液”酒。

2、没收176瓶以假充真的“五粮液”酒。

3、并处该公司以假充真“五粮液”酒货值金额二倍罚款94560元。孟州市电业乐万家有限责任公司对此处罚决定不服，以焦作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没有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的监督权，处罚决定无任何依据，程序违法，剥夺公开听证权，处罚决定内容违法为由，向焦作市解放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焦作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于2002年11月26日给孟州市乐业乐万家有限责任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同年11月29日就对该公司作出了行政处罚，没有给该公司3日的时间提出公开听证，其行为违反了我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程序违法。遂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的规定，判决撤销焦作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对孟州市电业乐万家有限责任公司作出的(豫焦)质技监罚字[2002]第0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公开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过程中，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和途径让相对一方当事人了解有关的情况。公开原则是通过表明身份制度、告知制度、说明理由制度等体现的。

(三)相对人参与原则

其法律依据是《行政处罚法》第六条第一款和第三十二条关于相对人享有陈述权、申辩权的规定。申辩是行政处罚程序中相对人参与原则的集中体现。在当场处罚程序、普通程序和听证程序中，相对人享有申辩的权利(案例：《行政机关妨碍举证行政处罚被判撤销》)，有利于行政机关客观公正地裁决和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行政机关妨碍举证行政处罚被判撤销》】

据2003年10月15日《法制日报》报道：

在行政诉讼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被告收集了大量的证据，其中有一部分是对原告极有利的，被告为掩盖其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中的违法问题，只出示对其有利的证据，拒绝向法院提供其他相关证据。例如，广东省高级法院在审理何希光诉汕尾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上诉案中，被告以原告何希光随身携带38736元美金和15800元港币和原告供述这些美金和港元是用于倒卖的证据，认定何希光随身携带38736元美金和15800元港币进行倒卖。但何希光在一审、二审中多次向法庭陈述，其收容审查期间，被告先后提讯其21次，只有最后一次他承认其携带的美金和港币是用于倒卖的，前20次均未承认是用于倒卖的，而是说，这笔外汇是其父从新加坡托人带回家乡建房用的，或说其母从香港多次带入境内，准备在深圳购房用的。法庭到其收容审查地查到提讯记录登记表上明确记载了被告提讯原告21次。被告只提供最后一次提讯笔录，拒绝提供前20次提讯笔录，并且未说明任何理由。法庭以此推定原告前20次提讯中均未承认其随身携带的美金和港币是用于倒卖，并由此认定行政处罚决定主要证据不足，判决予以撤销。

在该案的处理中，广东高院是以被告汕尾市工商局妨碍举证，适用事实推定规则，判决被告败诉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9条规定：“原告确有证据证明被告持有的证据对原告有利，被告无正当事由拒不提供的，可以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其基本含义是：原告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一方有对原告有利的证据，如果被告不向法庭提供，又没有正当理由，在此情况下，法庭可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不利后果由被告承担。该条规定，是基于诉讼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以及在诉讼中当事人之间相互负有真实义务所作出的。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被告处于管理者的优势地位，可以利用行政管理的权力收集证据，而原告处于被管理者的弱势地位，在很多情况下，难以收集证据。从该案来看，如果要原告提供其作过未承认随身携带的美金和港币是用于倒卖的陈述证据，是根本无法提供的，这种情况下，法庭采取妨碍推定的规则，才能有效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告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性。

本条规定属于因待证事实无直接证明，从而适用推定的一种形式。其适用的前提条件：一是原告提出被告拥有对原告有利的证据;二是被告拒绝提供，且不能说明正当理由。这里的“拒绝提供”，是指依法负有举证责任，应该举证而不举证的情形;“正当理由”是指法律规定的可以不提供的理由。具备上述两个事实条件，法庭便可以依职权适用推定，认定原告所主张的事实成立。

【由上述案例启示，要注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02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24次会议通过 法释[2002]21号)》对实施行政处罚的制约】

(四)处罚与违法行为相适应原则

该原则是依据《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这一原则要求行政处罚的轻重程度表现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性的大小相对称，重者重罚，轻者轻罚，处罚不能过轻也不能过重，过轻则不能有效地阻止违法行为的发生，过重则会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违背公正原则。

(五)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

《行政处罚法》第五条规定的这项原则，体现了我国行政处罚的特色。处罚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通过处罚教育违法者和广大公民，从而预防和制止违法行为。教育是处罚的基础和目的，处罚是教育的手段和保证，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六)一事不再罚原则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这是一事不再罚原则的法律依据。在行政处罚法中，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含义是：

1、对同一违法行为，一个机关已经给予罚款处罚的，其他机关不得再次给予罚款处罚。

2、如果一个机关已经给予罚款以外的其他种类处罚，如暂扣许可证或者暂扣执照等，其他机关是否可以再次给予相同的处罚，行政处罚法没有明确规定。但根据过罚相当原则，对同一违法行为，一个机关已经给予处罚的，其他机关不应再次给予相同的处罚，否则，就违背了过罚相当原则。

3、至于是否可以给予其他种类的行政处罚，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一般来说，一个机关给予的处罚已经足以纠正违法行为的，其他机关不应再给予其他处罚。如果一个机关给予的处罚还不足以纠正违法行为，则其他机关可以再给予其他处罚。因此，其他机关决定给予的处罚应当是前一个机关无权给予的处罚，如果前一个机关有权给予的处罚而没有给予，说明该违法行为不必给予该种处罚，则其他机关不应给予此种处罚。

【案例《究竟是不是“一案两处”》】

案情：

当事人田××，男，38岁，个体粮油经营户。

当事人于1999年8月27日从河南华光制粉有限公司购进"云燕"牌高筋面粉60吨，9月5日，在运往兴义途经顶效火车站时，顶效开发区工商局以"无合法手续贩运粮食"为由将当事人的面粉12.4吨暂扣。9月6日，兴义市工商局又对当事人已运往兴义库存的32.55吨面粉，以其行为违反国务院第244号令及市府[1999]52号文件规定为由，实施暂扣。

后经兴义和顶效工商局查明，当事人田××持有粮食部门颁发的"粮食经营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从河南华光制粉有限公司购进的该批面粉有全国统一的随货同行单据和发票。但是当事人田××购进面粉的发票上使用的名称为"兴义市粮贸公司田××"，经查明兴义市粮贸公司无田××此人，兴义市粮贸公司也未委托田××办理面粉购进业务。田××是未经他人允许擅自使用他人已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进行面粉交易活动。于是兴义市工商局和顶效开发区工商局分别于1999年12月20日和1999年12月29日依据《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给予当事人2万元和1.5万元罚款。当事人田××不服顶效开发区工商局所作出的处罚决定，认为兴义市工商局已给予了2万元罚款，顶效工商局再给予1.5万元罚款，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一案不两处"的原则，于2000年元月5日向黔西南州工商局申请复议。

是不是"一案两处"：

在复议过程中，针对当事人复议申请中提出的"一案两处"的问题，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究竟是不是"同一违法行为"。

第一种意见认为不是"同一违法行为"。理由是：

一、兴义市对当事人田××的处罚是根据当事人擅自冒用"兴义市粮贸公司"名称购进面粉32.55吨在兴义的违法事实进行的处罚，而顶效工商局的处罚是根据当事人冒用"兴义市粮贸公司"的名义购进面粉12.4吨在顶效的违法事实进行的处罚，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是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两个违法行为。

二、作出处罚的行政机关不同。兴义市工商局和顶效工商局是各自具有独立行使行政处罚权的两个行政执法主体，不是同一机关给予同一当事人的两次处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是"同一违法行为"。理由是：

一、通常所说的"一案两处"即是同一违法行为给予两次以上的处罚。本案中，两个工商局所查扣的面粉从表面形式上看是不同地点和不同时间不同机关查扣的，但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的实质来看，它都是以"兴义市粮贸公司田××"的名义购进的同一批运抵兴义火车站的货物，只不过是在货物从兴义火车站运往兴义的过程中，一部分已运达光义，另一部分还在途中，事实上是同一违法行为的物体运动形式。

二、两个工商局处罚认定的主要依据都是当事人提供的同一张购货单位为"兴义市粮贸公司田××的河南省粮食销售统一发票随货同行联"，这就说明两个工商所认定的当事人违法行为的证据是同一个。因此，应是同一违法行为。

三、兴义市工商局与顶效工商局虽然不是同一机关，但是同是行使工商行政管理这一职权，两个局都以同一个违法主体的同一违法事实及同一证据各自给予当事人处罚，实质上就是给予两次以上的处罚。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因为，同一违法行为的认定，不应该单从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数量这些表象概念来认定，应该从是否是同一违法事实，同一违法证据等实质问题来认定。

处理结果：

经复议查明，两个工商局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凿。但是两工商局所办的案件因当事人相同，原查扣的是同一批进货的面粉，处罚的证据是同一个，因此，两案撤销后合为一案办理。具体调查办理由兴义市工商局负责。顶效工商局将案件档案移送兴义市工商局，由兴义市工商局以黔西南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名义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编后：

现实工作中，类似案例大量发生，我们在把握是一违法行为还是二个违法行为时，一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一是违法行为实施过程中，违法行为人主观上是一个故意?还是二个故意?二是行为侵害的是一个客体还是二个客体?及社会主义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三是违法结果造成了一个法律结果还是两个结果?四是实施一个违法行为，还是两个违法行为，只有综合四方面的违法行为构成要件，才能正确判断违法行为的性质。本案显而易见的是同一违法行为只侵害了一个客体，即他人的企业名称专用权。复议结论正确。

此外，《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是"一事不二罚"原则，即同一违法行为不能给予二次以上罚款的处罚。一些案件，同一违法行为很有可能受到二次以上的处罚。如即受到一个机关的罚款，还可受到另一机关吊销许可证的处罚，还可受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注意法言法语的使用，切记法律的周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