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合法性原则

2022-07-23

第一篇：行政法合法性原则

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

第一条为保证重大行政决策符合法律规定，防止决策的随意性、减少决策失误率，根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要求，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凡需进行合法性审查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在作出重大行政决定之前，必需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作出集体决定。

第三条局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的日常工作由局政策法规股负责。

第四条需进行合法性审查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在提请审查前，主管科室应对其合法性、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研究，并对所要解决的问题、制度、措施进行调研、论证后，形成决策草案。

第五条要将形成的重大行政决策草案送交政策法规股进行合法性审查，同时附送下列材料：

(一)决策草案说明;

(二)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国家和省、市的相关政策，以及上级部门的有关规定;

(三)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施行方案、可行性说明以及外地经验;

(四)论证结论和反映各方意见的相关材料;

(五)进行合法性审查需要的其他资料。

第六条决策草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政策法规股可以将其退回起草科室，或要求起草科室修改和补充材料后再申报：

(一)提请事项的基本条件尚未成熟的;

(二)无法定依据或超越法定权限的;

(三)有组织、公民对草案的主要内容有较大分歧意见，且理由充分的。

第七条合法性审查内容主要有：

(一)是否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政策规定;

(二)是否超越本局的法定职权;

(三)是否违反法定程序;

(四)是否与国家方针政策相抵触;

(五)是否与上级规范性文件相抵触;

(六)是否与本局原有的决策、规范性文件相协调、相衔接;

(七)其它合法性审查事项。

第八条合法性审查结束后，政策法规股要形成书面审查意见返给办公室，明确说明合法、修改、反对的理由和依据。

第九条政策法规股根据审查意见修改方案。

第十条政策法规股将修改后的方案交局重大行政决策集体会议讨论决定。

第十一条本制度所涉及的内容，凡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二条本制度从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二篇：论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合法性标准——从宪法司法化的视角

摘要现代宪政运动的发展和我国改革深化的国情实践，已经尖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宪法能否司法运用。即法院能否根据宪法的规定来处理案件，这就必然涉及到宪法的司法适用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虽然确立了我国行政诉讼的一项特有原则——合法性审查原则，即人民法院原则上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但是人民法院能否对行政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并没有明确规定。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原因，法院对“合法性”均作狭义理解，司法领域中“虚置”宪法。本文以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依据作为切入点，建议应明确将“依据宪法”作为合法性审查原则的标准之一。

一、我国合法性审查原则与宪法适用的现状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我国行政诉讼立法首次使用“审查”一词明显借鉴了国外对“司法审查”的规定。我国有的学者将司法审查定义为“是国家通过司法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进行审查，对违法活动通过司法活动予以纠正，并对由此给公民、法人权益造成的损害给与相应补救的法律制度。”我国现行的司法审查制度是通过行政诉讼活动来实施的，把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用司法审查制度来表达，更能体现人民法院在监督行政权方面的主动性和权威性。我国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标准，是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借鉴国外司法审查标准基础上形成的，并以成文法的形式规定在《行政诉讼法》中。人们普遍认为，该54条规定确立了我国行政诉讼的一项特有原则——合法性审查原则，即人民法院原则上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但是这里，人民法院能否对行政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并没有明确规定。

合法性审查前提下的审查标准：权限、程序正当和适法正确标准。关于适法正确，它强调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或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必须符合法律优位、法律保留和法律冲突解决的一系列原则。应该承认，由于立法的日益增多，加之立法主体的多元化，导致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抵触、不一致、不协调的现象比较严重，从而影响着国家法治的统一，动摇着法律在人们心中的权威地位。相对应地，这三个标准对法院的审查依据也有一定的要求。和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参照适用规章”的规定相比，这个标准排除了“宪法适用”的效力。这与我国进行的宪政体制改革和加入WTO后国际惯例的需要是相冲突的。

二、西方国家宪法的司法适用情况

1、英美法系：在当代西方国家，宪法具有直接效力即直接作为司法判断的依据是一种普遍现象，在英美法系国家，它们的宪法是具有直接效力的。英国没有宪法典，可以由法院直接适用的宪法性法律，包括1215年大宪章、1628年权利请愿书、1676年人身保护律、1689年权利法案等均为宪法的核心内容;宪法性判例本身是司法判决的产物并作为先例拘束下级法院。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成文宪法的国家。在制宪之初，美国人就继承了普通法传统，赋予宪法以直接效力。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来看，许多为对宪法的直接适用。1801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更确立了法院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的先例。这一先例所确立的司法审查制度，现在已被世界上近40个国家所仿效。美国的联邦法院体系实际上构成了捍卫公民“宪法权利”的司法体系;任何公民都可以违反宪法为由，起诉相关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美国法院成了捍卫宪法原则，解决宪法层次冲突的司法实体。这不能不是美国社会相对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2、大陆法系：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3款明确规定：“下列基本权利作为可直接实施的法律，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承担义务”。该法第18条规定基本权利丧失和丧失的程度由联邦宪法法院宣告。第19条第4款规定任何人的权利如果遭到公共机关的侵犯，可向法院提出诉讼。这些宪法条文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宪法的基本权利具有直接效力，具有可诉性。这开创了德国宪政和法治国的历史时代。

法国1791年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原则，法院无权对立法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作出裁断。后来法国一是扩充行政系统内行政法院的权力，以行政法院直接适用宪法规范行政行为;二是建立宪法委员会，以宪法委员会直接实施宪法。法国现行宪法(第五共和国宪法)第62条规定宪法委员会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

三、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性问题

1.我国司法领域中“虚置”宪法的原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多年的宪法史上，始终存在着在任何一个实行法治的国家所没有的怪异现象：一方面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于根本大法的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它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被长期“虚置”，没有产生实际的法律效力。导致人们都觉得“宪法好是好，就是用不上”，这就是我国宪法在法律适用过程中面临的尴尬处境。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认识上的原因，人们通常认为宪法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原则性和政治性。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对国家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宪法是各种政治力量实际对比关系的表现，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基于这种认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将依据宪法制定的普通法律法规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而不将宪法直接引入诉讼程序。二是与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对此问题所作的司法解释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1955年和1986年所作的司法批复，通常被理解为我国宪法不可以进入法院的具体适用之中。1955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用宪法作为论罪科刑的依据复函》和1986年10月28日《关于人民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

我国法院长期以来在法律文书中拒绝直接引用宪法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就是因为对相关司法解释存在着僵化的理解。其实，1955年的《批复》只是规定“不宜”引用宪法，并没有彻底否定对宪法的直接援引;同时，该《批复》仅针对刑事案件，没有规定在民事和行政案件的裁判文书中不能引用宪法。1986年的《批复》只是指明了法院可以直接援引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对人民法院是否可以引用宪法规定判案，该《批复》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采取了回避态度。

宪法作为最高法，与其他部门法一样，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如规范性、强制性、可操作性、可诉性等。“既然宪法的法律程序是合法的，其结构又是完整的，那么，同任何其他完整的法律一样，宪法也理所当然地具有直接法律效力。”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实现公民基本权利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宪法通过司法活动予以适用，是当代宪法发展的趋势划一。”实现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世界各国宪政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和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公民因在宪法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纠纷大量涌现。这些涉及宪法问题的纠纷在普通法律规范中一般缺乏具体适用的根据。这样，审判机关在诉讼过程中将宪法引入司法程序，使之直接成为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被誉为“宪法第一案”的齐玉苓案终审判决基于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该批复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对公民因宪法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的司法解释。它的出台，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存在的“宪法好是好，就是用不上”的观念。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全国首例以司法手段保护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案件，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通过诉讼激活了宪法文本”，为我国落实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提供了模式。这意味着宪法规定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获得司法救济，宪法可以作为法院判案的直接法律依据。

当然，就理论上而言，既然受教育权被侵犯的案件，可以援引宪法，通过民法方法进行救济，也就意味着，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基本权利还可以通过采取行政法以及其他法律的方法进行救济，这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开辟了新的途径。该批复可以说开创了宪法直接作为中国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的先河。

2、适用宪法的理论依据

法院为什么应以宪法为审查标准呢?这是基于权力所有者——人民对法院的角色期待。首先，法院适用宪法是实现人民主权的民主政治义务。宪法是以人民主权为逻辑预设的，通常被称为人权保障书。诚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许多内容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具体化，人民法院只要直接适用这些法律法规就能解决纠纷。但不可否认，宪法中也有不少内容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落实。据姜明安教授统计，我国宪法共规定了18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中有9项尚无法律法规加以具体化。当公民这部分宪法权利遭到侵害诉至法院时，由于法院负有裁判纠纷的宪法义务，法院既不能将这些案件拒之门外，也不能以尚无具体的法律规定为由拒绝裁判，法院就只能直接适用宪法的有关规定来裁判此类案件。否则，“基本权利就不仅不是基本权利，甚至不是权利。”在行政法领域，当国家权力的行使脱离宪法的规范侵犯人民的权利时，作为人民主权派生物的司法审查权，就必须按照宪法的要求去制约国家权力、保护人民权利。从公民的角度而言，提起行政诉讼是人民行使主人对公仆进行监督的权利。这既是人民主权的要求，也是制宪的使然。否则，国家权力就得不到制约，人民权利就得不到保障。

其次，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诉权，使法院产生适用宪法以伸张正义的义务。宪法除了记载各种各样的人权之外，还将公民的救济申请权记载为公民的诉权。我国宪法第41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它是一种保障性权利，公民的诉权必然派生出一项保障公民人权的国家义务。我国宪法第123条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表明此义务通过宪法加于司法机关。所以当公民宪法上的权利受到侵犯，公民行使诉权请求公正解决纠纷时，无论这种权利有无具体的法律加以落实，法院都有责任打开宪法，启动宪法赋予的审判权，并依据宪法对纠纷作出公正的裁判。因为法院保障公民权利的义务并不依赖于具体法律的赋予，而是公民诉权的伴生物。只要公民行使诉权，就启动了法院的适用宪法的义务。否则，公民的诉权就得不到实现或得不到完全实现，宪法记载的各种各样的人权就部分成为或全部成为美丽的谎言。宪法规范堪称人权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既然司法被誉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适用宪法进行司法审查就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

最后，宪法适用是世界主要国家的普遍做法，由法院适用宪法审理宪法权利案件，不仅符合国际惯例和社会进步，而且也符合中国国家体制。人民法院审理宪法权利案件，既可将宪法规范与其他法律条文一并引用，也可适用宪法精神和原理及其他法律条文。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法院在判决理由中指出：“﹍﹍按退学处理，涉及到被处理者的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做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应当将该决定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宣布、送达，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照此办理，忽视当事人的申辩权利，这样的行政管理不具有合法性”。人民法院在对北京科技大学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所依据的不是某一部制定法，而是“从充分保护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

四、将“依据宪法”作为审查依据，确立宪法的司法适用性的意义

建国以来，我国一方面制定和修改出一部又一部根本大法，另—方面又好像全国上下都不存在违宪行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是因为宪法缺乏具体的适用性导致对违宪行为不能及时进行纠正。现在，我国已明确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对法制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最终又有赖于宪法的有效实施。但是，如果在此过程中，宪法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诸方面不能发挥应有的调整和规范作用，不能建立有效正常的宪法秩序，不能树立起宪法的权威，则法治社会不过是可想而不可及的理想而已。确立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强化宪法实施的基础，是宪法的生命所在。

第一，宪法司法化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因为宪法规定的内容涉及的是对国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如果宪法不能进入司法程序，直接成为法院审理案件的法律根据，那么一旦在这些对国家至关重大的问题上产生争议，就必然会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这不仅不能保障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基本权利的实现，而且会丧失宪法的应有权威和尊严。依法治国最起码的要求就是依宪治国，如果宪法规定的内容不能在司法领域得到贯彻落实，那么就不能实现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也不可能真正进人法治社会。

第二，宪法司法化是强化宪法法律效力的需要。宪法作为其他法律规范的“母法”，其法律效力除部分通过其他法律规范而间接实施外，还有很多内容没有在普通法律规范中体现出来，如果不将宪法引入司法程序，那么这些内容将无法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实现。我国自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了大量的法律规范来调节社会关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然而，宪法中规定的一些内容仍然没有在普通法律法规中得以具体化，这使得普通法律法规的内容不具有宪法本身所具有的涵盖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宪法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必然会弱化宪法的法律效力。

第三，宪法司法化是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内在要求。在我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不断出现大量的新型社会关系。在此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司法机关作为纠纷的最终处理机构，应当对这些新型的矛盾和冲突进行解决。但是，由于普通法律规范的内容一般比较具体，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范围比较狭小，往往无法为这些新型法律关系的处理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能够适应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这样，如果将宪法引入诉讼程序，把它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直接法律依据，就可以弥补普通法律规范的缺陷和漏洞，对各种法律关系进行全方位的调节。

从我国司法实践的走向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就公民因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所作的批复无疑是中国宪法司法化的一个起点，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宪法司法化的进程。宪法应该同普通法律一样，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具体法律依据之一。尤其是由于宪法条文具有最高的权威性、高度的。原则性和内容的广泛性，具有普通法律所不具有的概括性和抽象性的优点，能够解决普通法律所保护的公民权利相对固定和现实生活中公民权利不断扩张之间的矛盾。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周萍

第三篇：加强行政执法力度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王彧

摘要：作为一个烟草稽查队员，如何加强行政执法力度，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我认为就是要有无私的奉献精神、过硬的业务素质、铁面无私的执法手段，只有这样，才能规范市场烟草销售行为，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关键词：烟草执法奉献素质

我是一名中国烟草的稽查队员，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内，我感受到了一个烟草稽查队员身上所担负的职责，领略到了烟草稽查的酸甜苦辣。我们的所作所为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加强行政执法力度，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首先，要有无私的奉献精神

我永远也忘不了五年前的一个冬天的傍晚，那时，从西伯利亚来的寒流刚刚影响我市。北风呼呼地刮着，干瘦的枯枝发出凄惨的“呜呜”声。我们已经下班了，不到六点，天已经暗下来了。这时，队长打来了电话：“今晚犯罪分子利用恶劣的天气，将大批的假烟要运入本地区!我们作为烟草市场秩序的维护者，要和公安部门一起联合行动，让犯罪分子插翅难飞!”接到任务后，我二话不说，顶着寒风，开着摩托车，路上早已不见了一个人影，陪伴我的只有那呼呼的北风。我花了二十分钟时间来到烟草局。下了车，手和脚都已经冻麻木了，我进入汽车车库，发动了汽车，汇合好几个同事后，我们就直奔这次行动的关口——海门港而去。到了那里，我们就开始了伏击行动：只知道这次犯罪分子的运输工具是卡车，共有三个人，运输大约有30箱的假烟。根据队长制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分成两个小组，一前一后，两组间隔300米，警车在后面那一组，以防犯罪分子狗急跳墙。

所有的人员分好工后，我们就开始各负自责。夜幕像一张大网，牢牢地盖住了这个大地。只有天上的几颗或明或暗的星星在陪伴着我们。偶然传来几声汽笛声和几道耀眼的灯光。我们几个人是在第一组的。见到汽车来了，我们就举牌示意对方停车，然后，登车检查。

上半夜还好，车来车往，我们也没有多少空闲，再加上身上裹着厚厚的衣服，披着大衣，还不觉得怎样。可到了后半夜，车辆渐渐地少了，北风越来越猛烈了，刮在脸上似乎刀割一样，在空荡荡的马路上，又没有什么挡风的地方。再加上肚子又有点儿饿了，眼皮开始打架了，手冷得都没有感觉了。这个时候，大家就一个劲儿地开始抽烟，驱除身上的寒冷、饥饿和孤独，有时，打火机怎么也点不到香烟，可大家都默默地、毫无怨言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即将到黎明的时候，才慢吞吞地开来了一辆车。登车检查，扒开厚厚的伪装后，在电筒光的照耀下，赫然是几箱香烟，人赃俱获，此次伏击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我想，只要我身披烟草稽查队员的队服，维持烟草市场秩序，确保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我们应尽的职责。

其次，要有过硬的业务素质

作为一名稽查队员，要像孙悟空一样具有“火眼金睛”，就是要有过硬的业务素质，对于假烟要一看一个准!为此，我积极参加局里组织的各种培训，听专卖科的领导介绍假烟的特征。与同事交流，吸取他们的经验，提升自己的业务素养。

通过自己的努力，我形成了一套有效的鉴别手段：

一望，就是看烟盒的外表。只要是假的，它就肯定有破绽，而且破绽肯定不是一个，色泽、图案、包装等肯定和真的有细微的差别，这就需要我们从细节入手，进行自己的鉴别。

二闻，就是用自己的鼻子闻。每一种香烟，都是有独特的配方，使用不同的原料，特别是香精，我们的鼻子要像“电子狗”一样地灵敏。

三问，就是问香烟的来历，凡是假的东西，它肯定有着不法的渠道。因此，鉴别香烟，这也是必须要了解香烟的来历和流通渠道。

四品，就是对香烟进行品尝，凡是假的，它的口感肯定是和真的有区别的。通过这样的四个步骤，我想，假烟就一定能鉴别出来。有时消费者对香烟有一点儿怀疑，我们就通过这些方法和手段进行鉴别，达到了很好的效果，让消费者满意而归。

在我做稽查队员的这几年中，鉴别的香烟有了千千万万，可以说从来没有出过差错，这和我们的平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通过我们的火眼金睛，我们正确地辨别香烟的真假，有效地维护了市场秩序，让假烟再也不能露头，确保了消费者的正当权益。

最后，要有无私的执法过程

作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执法机构，我们总是尽心尽力地为消费者服务。在前几年的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也就是在我们烟草稽查大队刚刚成立的时候，市场的假烟一度是呈泛滥之灾的。因为假烟具有低风险、高收益的特点。这个时候，我们对于销售假烟的窝点是发现一处，处理一处，不徇私情，铁面无私，坚决予以打击。

那一年，我在三厂稽查中队任职。根据群众的举报，我们对镇上的一家销售假烟的商店进行了查处，共发现假烟三十多条，涉及到多个品牌，涉案价值达三千多元，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烟草法》，我们对假烟进行了扣留，吊销了烟草销售许可证，并做好了相应的笔录，准备按照规定对这家商店和有关责任人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这家商店的负责人开展了一些公关活动，请与我们部门有关的机构来说情：“是初犯，脑子发热了，稍微拉拉耳朵就算了。”“都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做事情，别搞得这么僵!”„„接着呢，请有关人士出面，以私人名义邀请我们去喝酒、吃饭、唱歌，要求与我们联络联络感情。但是我们都坚守一个烟草执法人员的底线，牢记领导的嘱咐：“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我们坚持自己的做法，坚持依法办事，最终，这家商店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现在的烟草市场干净了许多，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烟草的制假售假并没有彻底地消失，只不过是隐蔽了许多，犯罪人员也狡猾了许多，但是我们相信，凭着我们的努力，凭着我们的尽职，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一定能得到保障的!

第四篇：行政法保留原则（最终版）

法律保留原则是指行政行为只能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作出，法律没规定的就不得作出。

也就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不能任意作出，只有在立法机关对该事项作出了规范的情况下，行政主体才能按照法律的规范作出相应的行政行为。该项原则的实质在于要求行政权的行使必须在代议机关的监控之中，没有代议机关(民意)的同意行政权就不得行使。它既体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也体现了行政权的民意基础。

为了进一步理解该项原则，我们还有必要搞清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法律保留原则不同于我们平常所说的法律优先原则。法律优先原则是指一切行政行为都要与法律规范相一致，不得与之相违背。相比之下，法律优先原则只要求行政行为不得违背法律，至于法律没规定的情况下，行政行为能不能作出，法律优先原则并不过问;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法不禁止皆自由”。而法律保留原则则相反，它要求行政行为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作出，法律没规定的就不得作出;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法无明文规定者不得为之”。所以，法律保留原则要比法律优先原则的要求更高，如果说法律优先原则是对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消极要求的话，那么法律保留原则则是对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积极要求。

而且虽然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都是行政主体必须遵循的，但更能体现行政法基本精神的是法律保留原则。因为法律优先原则仅要求任何行为不得与法律相违背，其实这不仅是对行政主体的要求，而且也是对法治社会中任何一个主体的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说它是行政法的一个基本原则话，那么它也应是民法、刑法等任何其它一个部门法的基本原则。所以与其称其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还不如称其为法治的基本原则更准确。但法律保留原则就不同了，它针对行政主体，且只在行政法领域具有普遍指导性，而在民法、刑法等其他部门法领域它就不具有普遍指导性。它这种只钟情于行政法的特殊性，决定了它才真正称得上是行政法的一个基本原则。

其次，法律保留原则中的“法律”并不仅限于代议立法所定之规则，而且还包括行政立法所定之规则。法律保留原则的实质是使行政权在立法权的监控之中，以实现“为民行政”的目的。照此法律保留中的“法律”应仅指代议立法所定之规则。但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时期，奉行“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观念，政府职能较少，因而代议立法完全能适应政府行政管理的需要。但20世纪初开始，尤其是二战结束后，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空前扩大，复杂多变的管理对象、日益专业化的行政技术以及行政效率的内在要求，都使得代议立法再也无法适应行政管理的需要。为此它不得不把一些原本属于自身的立法权授予行政主体来行使，一旦行政主体获得这种授权后，它们也就成了立法主体，而它们按照授权所定之规则也成了法律。由此法律保留中的“法律”就不仅仅指代议立法所定之规则，而且还包括行政立法所定之规则。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行政立法所定之规则也纳入法律保留原则中的“法律”，不免使行政主体既是立法主体，又是执法主体，这不就违背了法律保留原则所追求的以立法权(民意)监控制约行政权的基本精神吗?其实不然，虽然行政立法使行政主体也有了立法权，一定程度上确实削弱了代议机关对它的监控和制约。但我们必须看到行政立法的产生和存在并不是为了取代代议立法，而仅仅是为了代议立法的补充和完善。再则，行政立法本身并不具有独立性，它必须事先得到代议机关的授权，并在其授权的范围内进行。这些都使得行政立法还是始终处在代议机关(民意)的监控制约之中，并无任何摆脱。所以，把行政立法纳入到法律保留中的“法律”并没有违背法律保留原则的所追求的基本精神，而仅仅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为了更好地贯彻它的基本精神，我们所采取的方式有所改变而已。

第五篇：浅论行政处罚中应当保护的当事人合法权益

强凤彬

《行政处罚法》作为一部程序法，明确了当事人在行政处罚过程中享有的合法权益。随着执法实践的不断深入，工商行政处罚过程中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越来越引起了大家的重视。那么，《行政处罚法》到底明确了当事人哪些合法权益?执法实践中，这些权益有没有新的变化?我们的行政执法存在哪些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我们又该做些什么?本文就以上问题进行了粗浅探讨，希望能对我们的行政执法工作有所裨益。

一、行政处罚中当事人享有的合法权益

(一)知情权

当事人有了解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罚的违法事实、证据以及法律依据等情况的权利，即知情权。知情权是当事人参与行政执法，行使陈述申辩等其他权利的基础。从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程序来看，当事人的知情权(被告知权)贯穿于行政处罚的全过程。

《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和违法事实，是指执法人员必须告诉当事人什么行为是违法的，违反了

- 1的规定。

(三)申请回避权

回避权源自诉讼法学“任何人都不得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法理。行政处罚中，行政机关代表国家追究当事人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兼有审判者的角色，因而行政处罚中同样适用回避，以保证实体结果和程序进行的公正性。

《行政处罚法》规定，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明确，首次向案件当事人收集、调取证据的，应当告知其有申请办案人员回避的权利。回避的提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执法人员认为自己与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主动提出回避;二是当事人认为执法人员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而要求其回避。

(四)陈述申辩权

任何权力必须公正行使，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这是现代法制的一个重要原则。当事人有对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提出自己的主张的权利，有权对自己的行为作出陈述、说明、解释和辩解。确保当事人陈述申辩权的行使，能通过充分、平等的发言机会，疏导不满和矛盾，避免当事人采取过激行为，保障当事人的人格尊严，实现其法律主体和道德主体的地位。

《行政处罚法》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

- 3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但如果当事人履行协助行为却使其陷于不利境地，则与现代法上基本人权理念相悖。

如果完全否认行政处罚中当事人协助的义务，那么行政处罚的公益性将会受到损害，个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参与权利也可能成为没有义务约束的“特权”;但如果承认行政处罚中当事人有协助之义务，那么行政处罚当事人可能因履行协助之义务而使自己深陷“法网”。因此当事人因协助可能招致不利后果时，协助义务的范围应当收缩，一条不可跌破的底线是当事人应当免于不利陈述。

(七)申请听证权

行政处罚当事人的听证权是行政处罚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赋予当事人进行申辩和提出意见的机会，目的在于弄清事实、发现真相。听证制度，能够通过程序公正促进实体公正，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

《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随着民主法治的不断发展进步，适用范围逐步扩大是发展趋势。根据省局规定，对公民(含个体工商户)实施罚款、没收财物(含违法所得，包括钱款和物品)数额达到3000元以上(含本数)或者两项合计数额达到3000元以上(含本数)的、

- 5行当场处罚时，不出具法定罚款收据而收缴罚款。三是行政机关违反法定方式实施行政处罚。如行政机关不依照民事诉讼法有关送达的方式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机关因违法行政处罚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因行政处罚致使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依法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

(十)申诉检举权

申诉权是指当事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向其上级机关提出请求，要求重新处理的权利。检举权是指当事人对行政机关执法人员违法实职行为向有关机关进行揭发和举报的权利。

《行政处罚法》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有权申诉或者检举;行政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发现行政处罚错误的，应当主动改正。当事人享有申诉检举权，有助于督促执法人员依法行政，规范执法行为，并保持清正廉洁。

二、工商行政执法中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主要表现从实体方面来看，主要有：

(一)适用法律不当，利用当事人对工商法律法规的不熟悉，对其违法行为适用处罚较重的法律法规，没有最大程度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二)处罚标准不一，对不同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处以不同种类、不同幅度的行政处罚，滥用自由裁量权，有失处罚的公允。

从程序方面来看，主要有：

(一)未能主动收集证据，部

- 7在特定的情况下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所以，执法人员应当牢固树立举证责任倒臵意识，客观、公正地开展调查，主动、全面地收集与当事人违法行为有关的证据。

(二)进一步树立程序正当的理念

没有程序的合法性，就没有结果的正当性。行政处罚应在坚持实体正义的同时，更加注重追求程序正义，体现程序公平公正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