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经济带城镇化发展论文

摘要：就目前我国区域化经济发展来说，珠江-西江经济带是当下的国家战略，该地区经济协调有序发展有助于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在珠江—西江经济带中，广西新型城镇的发展问题一直是经济学者和专家的关注焦点。在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上，广西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存在偏差，同时也存在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新型经济带城镇化发展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新型经济带城镇化发展论文 篇1：

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思路与方法

【摘要】长江经济带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形成了“顶端小、底端大”的金字塔型格局；下游地区城市职能分工互补性强，中上游地区尚未形成体系；城镇体系空间分布不均衡，空间运行成本高；对流域资源环境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建议以流域一体化为主线，构建“水轴串城”的串珠状城镇体系；以交通一体化为主轴，构建“陆轴连城”的轴辐式城镇体系；以产业布局一体化为主导，构建“产业链城”的产城融合式城镇体系；以生态环保一体化为先导，构建生态型城镇体系；以江海联动为主出口，构建江海联动的双向开放型城镇体系；形成束簇状城镇体系。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 新型城镇化 束簇状城镇体系 世界级城市群 产域融合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5.18.004

长江经济带的新型城镇化在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与作用

长江经济带的空间范围东起上海、西至云南，涵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和贵州9省2市，面积205.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1.27%。长江经济带是中国横跨东中西不同类型区域的巨型经济带，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产业规模最大、城市体系最为完整的流域经济带，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①。

长江经济带是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带。2012年长江经济带总人口5.79亿人，占全国的42.72%，其中城镇人口2.99亿人，占全国的42.11%，是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带。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的成败直接决定着国家新型城镇化的安全与成败。

长江经济带是国家经济增长的主撑带。从经济总量分析，2014年长江经济带GDP总量28.46万亿元，占全国的44.71%；第一产业增加值2.38万亿元，占全国的40.8%；第二产业增加值13.35万亿元，占全国的49.18%；第三产业增加值12.74万亿元，占全国的41.53%；固定资产投资21.04万亿元，占全国的41.0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71万亿元，占全国的40.83%；外商投资总额1.6万亿美元，占全国的48.92%。从经济增长速度分析，2014年全国经济增长速度为7.3%，其中东部地区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8%，中部地区为7.92%，西部地区为8.76%，东北地区为5.96%，而长江经济带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8.77%（见表1），是各大板块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可见，长江经济带是继中国沿海经济带之后最有活力的经济带，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支撑带，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的战略脊梁带②，是疏通黃金水道大动脉的战略通道带。长江经济带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大局。

长江经济带是国家城乡发展“H”型新格局的主轴带。在由西部丝路轴线、中部沿江轴线和东部沿海轴线三条主轴线组成的中国城乡发展“H”型空间格局③中，长江经济带作为唯一一条东西向的横轴线，成为推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由“T”字型长期主导的战略格局转变为适应新常态的“H”型战略格局的重要支撑带。

长江经济带是国家东中西合作的主纽带。长江经济带横贯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是国家发展战略重心内推的主力承载带，也是联动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扁担带。长江经济带的开放开发将有效解决我国东西部区域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等诸多问题，对于充分发挥经济带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发展与城镇体系的现状与问题

经济带城镇化水平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密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1978～2014年的35年间，长江经济带总人口由4.38亿人增加到5.84亿人，增长了33.35%。同期全国总人口由9.63亿人增加到13.68亿人，增长了42.10%。长江经济带总人口在全国的比重由45.52%下降至42.71%。从城镇人口来看，长江经济带城镇人口由6488万人增加到31715万人，增长了388.85%，占全国城镇人口比重由37.62%提升至42.33%（见表2）。从城镇化水平来看，1978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为14.8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11个百分点，之后二者的差距不断缩小，至2014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化水平达到54.28%，同期全国城镇化率为54.77%，二者之间的差距缩小至0.49个百分点（见图1）。根据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判断，长江经济带目前处于城镇化快速成长阶段。从城市密度分析，长江经济带现有247个城市（包含2个直辖市、107个地级市与138个县级市），城市密度1.2个/万平方公里，比全国城市密度（0.69个/万平方公里）高将近1倍。从城镇密度分析，长江经济带现有9071个城镇，城镇密度高达44.25个/万平方公里，超出全国城镇密度（20.96个/万平方公里）1倍多（见图2）。可见长江经济带是一个城市与城镇高度密集带，也是未来高密度城镇化集聚地区。

经济带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形成了“顶端小、底端大”的金字塔型格局。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号）中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长江经济带247个城市中，超大城市2个（上海和重庆）、特大城市4个（武汉、成都、南京与杭州）、大城市25个（其中Ⅰ型大城市包括苏州、昆明与合肥3个，Ⅱ型大城市包括长沙、无锡等22个），中等城市65个，小城市151个（其中Ⅰ型小城市119个、Ⅱ型小城市32个），城镇体系形成了“顶端小、底端大”的金字塔型合理规模等级格局，成为长江经济带串珠状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分析，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表现出不同的城市等级规模结构，其中下游地区城市等级规模结构相对完善，呈现出稳定的“金字塔”型结构，中游地区城市表现出高等级城市缺失的“断金字塔”结构，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引领作用不突出，而上游地区城市则表现出一定的“倒金字塔”型结构，县级市发育较为薄弱。

经济带下游地区城市职能分工互补性强，中上游地区尚未形成互补的职能分工体系。为探讨长江经济带城镇职能体系结构，根据2010年各城市人口普查就业结构数据（重庆市为主城区数据），借助SPSS统计软件，采用聚类分析方法探讨各城市职能结构，结果表明，目前长江经济带服务型城市仅有上海市1个，表现为服务业极为发达；制造型城市也仅有苏州市1个，表现为制造业极为发达；制造服务型城市有15个，主要集中于长三角地区，中西部地区仅有重庆市、武汉市与成都市3个城市，表现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相对突出；其余229個城市均为综合职能、分工不明确、互补性差的综合性城市，即三次产业从业比重相对均衡，尚未分化出优势行业。根据城市职能分工体系可见，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发展职能分工与互补性较强，各城市之间职能分工体系逐步形成，典型表现为上海市与苏州市之间的互补，而长江中游和上游地区产业层次较低，高附加值产业比重较小，则尚未形成相对紧密的产业职能分工和互补合作体系。

城镇体系空间分布不均衡，空间运行成本高，城镇化发展质量下游高于中上游。城镇人口过于集中于下游地区加大了下游城镇化压力，削弱了上中游的城镇化动力。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为例，下游地区三省（上海、江苏、浙江）以占整个经济带10.3%的土地承载了36.4%的城镇人口（1.01亿），中部四省（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以34.3%的土地承载了36.6%的城镇人口（1.02亿），西部四省（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以55.4%的土地仅承载了27.0%的城镇人口（0.75亿）。城镇人口过于集中于东部地区给其造成了严重的资源环境压力。中上游地区的物流有70%以上要通过长距离运输到下游地区出海，这样加大了空间运行成本。由于人才、技术外流也减弱了西部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长远来看不利于长江流域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亟需采取相应措施，扭转目前东强西弱的城镇化格局，促进城镇化在全经济带的均衡发展。

经济带城镇化发展对流域资源环境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压力。长江经济带占据全国近一半的能源消费总量，排放出超一半的废水和1/3的废气废物，城镇化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从经济带能源消费分析，2013年长江经济带能源消费总量达到了16.90亿吨标准煤，占全国的45.08%，自2000年以后年均增长9.2%；从环境污染状况分析，长江经济带废水排放量达376.54亿吨，占全国的54.14%，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粉尘的排放量分别达到了706.45万吨、717.34万吨与356.91万吨，分别占全国的34.56%、32.20%与27.92%，固体废弃物产生量达到98053.6万吨，占全国29.92%。可见，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对资源环境产生了较大压力，需采取相应措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适应，以推动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建设以流域一体化和交通一体化为主导的束簇状城镇体系

长江经济带在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和自身作为流域经济带的属性，决定了未来发展需要走以流域一体化和交通一体化为主导的束簇状城镇体系建设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之路。

以流域一体化为主线，构建“水轴串城”的串珠状城镇体系，优化经济带城镇等级规模结构体系。针对长江经济带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的“金字塔”型结构特点，以长江黄金水道为水轴，以长江流域一体化为主线，构建“水轴串城”的串珠状城镇体系。一是进一步强化“塔尖”上的两个超大城市上海、重庆分别对长江下游和长江上游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确保龙头龙尾同时崛起；二是下大力气建设“塔身”地带的特大城市武汉和大城市长沙、南昌等长江中游地区城市，目前长江中游地区整体上处在“塔腰地带”，中游地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较弱，对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具有“拖后腿效应”，亟须将武汉等中部地区特大城市培育成为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的战略支撑点；三是夯实“塔底”数量众多的中小城市，这些城市作为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卫星城市和组合城市，构成了长江经济带上“水轴串城”的串珠状城镇体系，是长江经济带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体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塔尖—塔身—塔底”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的培育和强化，优化形成长江经济带由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等不同等级规模城市构成的的新金字塔型城镇等级规模结构体系。

与此同时，把城市群作为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在长江经济带上重点建设1个世界级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2个国家级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3个地区性城市群（江淮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和黔中城市群），形成“1+2+3”梯度发展的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建设新格局。

以交通一体化为主轴，构建“陆轴连城”的轴辐式城镇体系，优化经济带城镇体系空间结构体系。针对长江经济带城镇体系空间分布不均衡，空间运行成本高，上中下游地区跨度很大的自然特点，建议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以水路、铁路、公路、民航、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协同发展的综合交通一体化为主轴，构建“陆轴连城”的轴辐式城镇体系，优化经济带城镇体系空间结构体系。伴随着长江经济带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区域城镇化发展也不断加速。2013年，长江经济带中内河航道里程8.9万公里，其中高等级航道里程0.67万公里里程；铁路营业里程2.96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里程4000公里，复线率49.8%，电化率69.7%；公路通车里程188.8万公里，国家高速公路里程3.2万公里，乡镇通沥青（水泥）路率97.9%，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率84.9%；输油（气）管道里程4.4万公里，城市轨道交通营业里程1089公里，民用运输机场74个，长江干线过江桥梁（含隧道）89座，长江经济带已经形成了基于流域一体化和交通一体化的带状城镇体系。未来发展要重点解决长江中游地区黄金水道“肠梗阻”问题和下游出海口“堵塞”问题，在现有交通一体化建设的基础上，一是加快建设沿江高速铁路通道，包括上海经南京、合肥、武汉、重庆至成都的沿江高速铁路和上海经杭州、南昌、长沙、贵阳至昆明的沪昆高速铁路，连通南北高速铁路和快速铁路；二是加快建设沿江高速公路通道，包括建设以上海至成都、上海至重庆、上海至昆明、杭州至瑞丽等国家高速公路为重点，建成连通重点区域、中心城市、主要港口和重要边境口岸的束簇状高速公路通道，提高国省干线公路技术等级，普通国道二级及以上公路比重达到80%以上；三是研究在三峡大坝地区建设三峡翻坝体系或三峡水运新船闸的可能性，目前三峡大坝过货量已经超过设计能力1亿吨，平均过船时间超过43小时，严重制约了黄金水道优势功能的发挥；四是完善油气运输管道，合理布局沿江管网设施，加强长江三角洲向内陆地区、沿江地区向腹地辐射的原油和成品油输送管道建设，完善区域性油气管网，加快互联互通，形成以沿江干线管道为主轴，连接沿江城市群的油气供应保障通道；五是建设综合交通枢纽。按照“零距离换乘、无缝化衔接”要求，加快建设上海、南京、连云港、徐州、合肥、杭州、宁波、武汉、长沙、南昌、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14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提高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运行效率，增强对产业布局的引导和城镇发展的支撑作用。通过交通一体化的发展，将长江经济带上的大中小城市、港口、城市群、产业园区、国家高新区和国家级新区等不同空间尺度的城市节点有机连成一体，形成“陆轴连城”的轴辐式城镇体系。

以产业布局一体化为主导，构建“产业链城”的产城融合式城镇体系，优化经济带城市职能分工体系。针对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城市职能分工互补性较强，而中上游地区尚未形成互补的职能分工体系、同质化竞争大于合作的现实，顺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推动沿江产业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建议推进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产业发展与布局的一体化，形成链式联动的产业升级体系、产业梯度转移体系、物流产业体系和产业通关一体化体系等。一是依靠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带产业升级转型。据统计，长江经济带R&D投入占全国的43.93%，专利申请数占全国的54.02%，高等院校数量和在校学生数均占全国的42%以上，拥有丰富的科技创新资源。因此，应充分发挥上海张江、武汉东湖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合芜蚌（合肥、芜湖、蚌埠）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的引领示范作用，推进长株潭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通过自主创新，把长江经济带建成为产业创新集聚带。

二是依托沿江国家级及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以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汽车、家电、纺织服装等世界级产业集群为主导，重点沿江布局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和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推进长江经济带成为中国迈向2025年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三是科学建设沿江国家及省级新区，把新区建成为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的新产业空间和创新空间。

四是大力发展滨江旅游业。充分发挥长江沿线各地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自然山水和民俗风情等优势，构建由精品旅游城市、精品旅游线路、精品旅游景区、精品旅游度假休闲区和生态旅游目的地构成的长江黄金旅游通道，把长江经济带建成为国际黄金旅游带。

五是推动流域上中下游的产业梯度转移与合作。在着力推动下游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依托中上游地区广阔腹地，增强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能力，引导具有成本优势的资源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具有市场需求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向中上游地区转移，建设上下联动的产业承接转移示范区和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承接地，推动产业协同合作、上下联动、江海联动、产城联动、链式联动发展，逐步构建“产业链城”的产城融合式有链有群型城镇体系，优化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的城市职能分工体系，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产业创新与经济发展的经济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以生态环保一体化为先导，构建生态型城镇体系，缓解经济带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压力。针对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面临的资源与生态环境保障压力，推进流域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与治理的一体化，构建生态环保型城镇体系。一是强化长江水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明确长江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用水效率红线，建设沿江、沿河、环湖水资源保护带、生态隔离带，增强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能力。

二是严格控制和治理长江水污染，明确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完善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制度，科学核定水域纳污容量，大幅削减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加大总磷、总氮排放等污染物控制力度。加大沿江化工、造纸、印染、有色等排污行业环境隐患排查和集中治理力度，加强三峡库区、丹江口库区、洞庭湖、鄱阳湖、长江口及长江源头等水体的水质监测和综合治理。

三是划定沿江生态保护红线，加大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和保护力度，构建中上游地区生态屏障。推进太湖、巢湖、滇池、草海等全流域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復工程，加强金沙江、乌江、嘉陵江、三峡库区、汉江、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等重点区域水土流失治理和地质灾害防治。

四是探索建立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地区生态补偿机制。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探索上中下游开发地区、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试点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依托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展生态补偿示范区建设。最终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流域生态经济带，建成生态环保共同体④。

以江海联动为主出口，构建江海联动的双向开放型城镇体系，提升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度。按照《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39号）的要求和国家全面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总体部署，加快推进长江经济带双向对外开放力度，以江海联动为主出口，构建江海联动的双向开放型城镇体系。一是继续向东开放。加快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发挥上海对沿江开放的引领带动作用，通过先行先试、经验推广和开放合作，充分发挥上海对外开放的辐射效应、枢纽功能和示范引领作用，带动长江经济带更高水平开放，增强国际竞争力。

二是打通西南出口向南开放。推进孟中印缅、中老泰等国际运输通道建设，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合作，深化参与中国—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三是打通陆路西向开放通道向西开放。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互动，把四川、重庆培育成为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纽带，增强对中亚、欧洲等地区进出口货物的吸引能力。

四是推动长江通关一体化。加强内陆海关与沿海沿边口岸海关的协作配合，加强口岸与内陆检验检疫机构的合作，全面推进“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实现长江经济带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和检验检疫一体化。

五是优化长江沿江港口功能布局，大力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加快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重庆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和南京区域性航运物流中心建设，加快发展多式联运及集疏运体系，增强沿江物流园区综合服务功能，培育壮大现代物流企业，形成若干区域性物流中心，构建形成长江江海联动的国际物流体系。

形成流域—交通—产业—生态—开放“五位一体”的束簇状城镇体系，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通过构建以流域一体化为主线的“水轴串城”的串珠状城镇体系，以交通一体化为主轴的“陆轴连城”的轴辐式城镇体系，以城市群为主体的“1+2+3”梯度发展的城市群结构体系，以产业布局一体化为主导的“产业链城”的产城融合型城镇体系，以生态环保一体化为先导的生态型城镇体系，以江海联动为主出口的双向开放型城镇体系，形成流域—交通—产业—生态—开放“五位一体”的长江经济带束簇状城镇体系，不断优化长江经济带城镇等级规模结构体系、城市职能分工体系和空间结构体系，缓解经济带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压力，提升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度，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实现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与布局一体化、流域上中下游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一体化、城乡发展与城乡统筹一体化、区域市场一体化、社会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把长江经济建设成为上下协同、江海联动、多式联运、人水和谐、经济共荣的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本文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生产要素集聚的中小城镇发展模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城市脆弱性发生的慢性沉积效应及其调控”资助，编号分别为71433008、41371177）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罗奎对此文亦有贡献）

注释

曾刚等：《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的基础与策略》，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3页。

方创琳等：《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3～25页。

方创琳：《“十三五”期间构建中國城乡发展“H”型格局的建议》，《改革内参》，2015年第8期，第25～27页。

方创琳：《中国西部生态经济走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6～48页。

责 编/杨昀赟

作者：方创琳 王振波

新型经济带城镇化发展论文 篇2：

广西在珠江—西江经济带中新型城镇的发展问题研究

摘要：就目前我国区域化经济发展来说，珠江-西江经济带是当下的国家战略，该地区经济协调有序发展有助于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在珠江—西江经济带中，广西新型城镇的发展问题一直是经济学者和专家的关注焦点。在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上，广西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存在偏差，同时也存在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文章以广西新型城镇化发展客观情况为根本，借鉴新型城市化发展理念，客观看待发展中的问题，提出广西新型城镇创新性发展策略，构建协调发展的珠江—西江经济带。

关键词：珠江-西江经济带;广西;新型城镇化发展

21世纪，我国进入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轨道。新型城市化发展对国家综合竞争力提升有着重要作用。《国务院关于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的批复》的颁布预示着珠江-西江经济带正式成为国家经济战略规划带，这对于国家区域化经济发展及当地经济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客观来说，此次规划是我国首个跨不同发展阶段、跨不同省区的东西部地区区域发展规划。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化率2000年为36.22%、2001年为37.66%、2002年为39.09%、2003年为40.53%、2004年为41.76%、2005年为42.99%、2006年为43.90%、2007年为44.94%、2008年为45.68%、2009年为46.59%、2010年为49.68%、2011年为51.27%、2012年为52.57%，2013年为53.73%。进入21世纪后，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比例不断攀升，已经超过50%。其中，2010年广东城镇化水平为66.18%，2013年为67.76%，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中排名第四。而广西2010年的城镇化水平仅为40.6%，2013年城镇化水平为44.82%，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中排名第二十五。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上，广西地区依旧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转变理念和视角，有针对性地提出新的对策，从而缩小两地差距，在《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的战略部署下，成功转型新型城镇建设，促进地区及国家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一、城镇化相关理论

从逻辑学角度来说，城镇化的理论十分广泛，其存在着若干个相关概念及其特定需求。在珠江-西江经济带中广西新型城镇发展问题上，要理清相关概念，规范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一）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及特征

城市化概念最早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我国逐渐推进城镇化发展路径，这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存在着一定的普遍性。城镇化的具体表现是人口集中、迁移，或者是城市规模与空间的扩大和变化，但是这并不是城镇化的本质。其本质在于与乡村相比，城镇化是对立于乡村的一种存在，两者在经济发展、利益分配和生活水平等方面，存在着二元属性的反差。为适应时代发展，顺应社会发展潮流，新型城镇化对城镇化概念升华，以人为本是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理念，具体表现为统筹城乡的发展步伐，以政府为引导核心、市场为主导机制，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规律，缔造城乡一体化的格局。新型城镇化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存在因时因地制宜、可持续发展、全面协调发展，以及以人为本和城乡统筹五个重点原则。进入21世纪后我国不断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构建更符合中国前进方向的生态社会环境。

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和区别，其区别主要体现在主体、动力机制、侧重点和时代背景等方面，联系在于逻辑上的连贯性，新型城镇化是城镇化的必然发展阶段。客观上新型城镇化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新型城镇化抛弃了以往以经济增长为发展本质的规划目标，更多的注重民生的发展，以提升民众生活品质为追求。第二，市场主导地位代替政府主导。传统城镇化发展更多的依托于政府的推动，然而新型城镇化发展则改变了这样的格局，以全球范围内的城镇化发展经验来看，市场为主导才是新型城镇化的主要选择。在市场机制发挥积极主导作用的同时，政府需要从职能转变做起，强化法制建设，维护社会发展，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基础保障。第三，统筹城乡发展。多维度的发展过程目标在于共生、协作、整合与互补，新型城镇化的统筹城乡发展特征可以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消除二元社会结构。第四，多元化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会顺应社会的发展潮流，从多个角度协调整体布局，从经济上确保群众共同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有效协调工农业的发展步调，确保区域化发展中合理分工、产业化发展中改革升级。

（二）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

所谓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路径，其起点在于传统城镇化的成熟形态，终点是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化城市目标。发展路径可以是前进或偏差，前进意味着越来越好，偏差则意味着出现了路径选择上的错误。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选择中，务必要选择正确的道路，才更有利于目标的实现。

包括城乡关系、动力机制、发展方针及市场和政府关系等，都是影响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的因素。根据影响和表现不同，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一般会有以下几种理论模式：第一，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的发展模式，或以市场为主导，或以政府为主导;第二，协调性发展模式，城乡之间、农业和工业化之间相互协调发展，以大局观为重，互惠互利、相互促进;第三，多元化发展模式，以多种方式构建发展路径，包括人口的转移方式、城市的具体规划、乡村的发展道路选择等;第四，高效性发展模式，以发展核心利益为主，推动经济发展或社会事业发展。针对不同的城市结构及城镇化发展路径，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也有着多种选择，但是根本上应该秉承科学发展观与以人为本的发展路径。

二、珠江-西江经济带中广西新型城镇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

（一）珠江-西江经济带中广西新型城镇发展现状

近年来，广西逐渐步入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在珠江-西江经济带区域构建成功后，有关城乡统筹及市场与政府关系协调方面广西地区取得一定成就。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消息，截至2012年年底，广西有农民工1011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1/5、全区劳动力的1/3。然而在人口不断转移、经济不断聚集、城市结构转型阶段，广西新型城镇发展还需要把握大局，从发展中窥见问题所在，并妥善改进。当前新型城镇发展的主要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显著差异的城镇化发展现状。广西十四个地级市，城镇化发展空间和水平有着显著的差异。首先，从城镇化效率来看，由于北部地区的深化政策，其环境改造和经济发展较为领先。而受到环境和自然资源的限制，包括河池市、百色市等地则无法快速推进工业化发展。其次，桂林市拥有出色的城镇发展质量，却缺乏带动力，导致城镇发展质量不均衡。

第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首先，体现在资金的分配情况，由于当地金融行业与现代化农业发展进度较慢，所以资金的分配难以跟上，更难以落实;其次，在人口和资源问题上，由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有着扩张和外延，所以资源矛盾较多;最后，由于当地城镇化发展进度较慢，所以新型城镇化发展后劲不足，缺乏更多的就业机会与地域发展特色。

第三，粗放式发展，导致基本公共服务存在较大差距。分别以2004年、2013年为时间段，广西在新型城镇建设发展的道路上采取了加快行政建设的战略布局，在行政区域划分上做出了调整。但是在有效的人口转移之后，却面临着不同步的困难。农民工无法尽快地走入城市生活，其具体表现在政策和待遇上的不平等，农民工由于没有城镇户口，所以在很多待遇上无法比肩市民。

第四，产业化发展滞后。作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结构转型标志，工业化与产业化的发展和结构调整，是能够相互协作，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然而从广西近些年的产业发展表现来看，不同地区依旧存在着工业化发展滞后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城市中存在更多的低收入和低消费人群，不利于刺激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在产业机构优化不良的情况下，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会受到一定的阻碍。此外，由于教育资源和劳动资源无法合理分配，导致其产业升级缺乏支撑。

（二）珠江-西江经济带中广西新型城镇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首先，新型城镇化发展背后还存在制度缺陷。第一，户籍制度。在人口大量转移的背景下，城乡二元分割体系存在着农村户口落户到城镇难的问题。虽然广西政府多次出台多项农村落户城镇的政策，却是以稳定住房和工作为前提，缺乏保障性住房制度。第二，保障制度。土地作为农村居民赖以生存的财富，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上，依旧是农民工的根本利益。但是随着城市化建设脚步的不断加快，商业化用地越来越多，从某种程度上侵扰了农村的土地保障。第三，承接上一项制度的不利情况，土地制度的缺失，也影响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脚步，受限于分割土地制度，广西部分乡镇现代化农业发展脚步缓慢，难以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第四，金融制度缺陷。根据目前我国的金融发展现状，小城镇的发展资金匮乏，还没有更好的融资渠道。

其次，政府新型城镇化发展观念滞后。在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上，政府需要起到规划、引导和适当干预、指导等作用。但当前政府的观念还处于滞后的状态，难以更好地促进新城镇化发展，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没有兼顾城市和农村的同步发展，在发展路径上，政府更多的注重城市扩展，而没有推动农村现代农业化的发展。在此观念下，出现了巨大的城乡金融差异。资源的不匹配也不利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第二，缺乏支撑理念。从西方国家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路径来看，工业化发展是一种必然，产业化发展是城镇发展的根本，能够更好地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然而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在人口迅速聚集城市后，当地政府并没有缔造产业化的格局，也没为产业发展做好支持。第三，模糊性观念。在政府班子人员调整中，在城镇化阶段性发展路径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政策上的摇摆不定，以及发展方向的不断调整。这些变化为新型城镇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阻碍，延缓了发展进度，尤其在发展重心不定的情况下，更是导致了以上诸多问题。

最后，在关系处理上政府和市场的共同协作、良好协调才是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重中之重。然而，在广西新型城镇发展道路中，却表现出明显的政府强市场弱的情况，两者没有良好的互动性和平衡性，导致发展出现问题。一方面，市场化的经济发展依照经济学基本理论就应该更多地强化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用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政府的作用是更好地为市场化发展打好基础，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起到引导和调节应用。政府和市场相互调节才能够更好地促进新型城镇建设。当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则市场难以更好地被推动，不仅发展成本过高，而且持续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在市场和政府互动性不强、主次地位颠倒的情况下，发展的效率和公平关系也会出现失衡的情况。一边是市场改变效率，一边是政府注意公平性，共同协作关系不平衡将导致自然公平和效率关系失衡。

三、珠江-西江经济带中广西新型城镇发展对策

（一）制度创新

珠江-西江经济带中广西新型城镇发展应该从体制机制创新开始，保障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动力。消除城乡二元发展结构才是新型城镇发展的关键问题，所以在此基础上，一定要保障待遇、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公平性。当前，包括广西地区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与劳动力就业制度等都需要做出创新和改变，应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体现公平和效率。户籍制度改革从更好地实现农民工落户开始。公共服务制度了从改善农民工生活开始，应提供基本的就业保障和社会保障政策。房价的持续走高，需由政府牵头为农民工打造更多的保障房，包括公共租赁住房、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等。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制度上采取更多的创新模式，为城乡一体化提供制度保障，促进广西新型城镇发展。

（二）理念更新

思想决定命运，广西新型城镇发展需要在理念上更新，转变发展的思维模式，为新型城镇发展提供思想保障。之所以提出发展新型城镇化，其根本在于我国经济形势和社会模式的变化，更是时代发展的需求，是改革开放后价值观的转变结果。追溯历史的发展，广西在城镇化发展路径上选择了低成本的扩张模式，单纯以土地和劳动力带动城镇化发展，而忽视了人性化的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虽然城市发展迅猛，然而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也越来越大。所以在新型城镇发展道路上，应该从更新发展理念开始，将农民工作为发展的主体，为其提供更好的保障，解决与城市居民待遇不平等;采用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尊重自然的市场发展规律，协调人口发展关系、产业发展关系。

（三）政府和市场的积极互动

政府和市场的位置不当阻碍了广西新型城镇发展的发展，改善两者的关系，优化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强调市场的积极主动性就能够更好地营造新型城镇发展良好环境。政府的职能转变，在于更好地保护弱势群体，通过法制建设道路，维护社会的正义与公平。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制定相关的行业标准，合理规划发展区域，协调整合资源，做到科学化的管理。更好地顺应市场和政府的互动关系，可以更好地改善经济发展幅度，市场监管由政府来完成，由市场带动经济增长。两者更好地互动，不仅能够为统筹城乡发展提供更多有利的因素，而且更是时代发展的主题，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为珠江-西江经济带中的一部分，广西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必须要引起社会的关注与学者的重点研究，这不仅关系着当地的经济发展，也关系着国家的综合实力发展。从当前广西新型城镇化发展情况来看，存在着一些不良的情况，也存在着客观的原因。但是相信在理念更新、制度创新、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和作用的未来，一定会呈现出更好的发展效果。

参考文献：

[1]覃升锋，蒋龙周，刘红星，等.我国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以西江经济带为研究视角[J].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2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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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经界编辑部.《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获批跨省区流域经济合作开启新模式[J].财经界，2014（08）.

[4]黄海燕，陈杏梅.产业分工视角下西江经济带产业定位与发展对策——以广西贵港为例[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3（04）.

[5]罗敏.浅谈利用新闻报道助推西江经济带建设进程[J].法制与经济（中旬刊），2013（09）.

（作者单位：中共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委员会党校）

作者：李格

新型经济带城镇化发展论文 篇3：

西部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发展协调度发展分析

摘 要：通过构建城镇化发展协调度评价体系，采用综合分析法、协调发展度分析法、变异系数分析法来对2017年西部城市群内部各个城市的城镇化发展协调度进行综合测度，来对城市群内部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城市群在人口、土地、经济、社会城镇化发展具有较为显著的差异性，城市群内部核心城市城镇化发展趋势较好，但城市群内部其他城市呈现发展较不平衡的现象。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城镇化评价值;城市群

黨的十八大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以来，城镇化是城乡发展转型的主要驱动力，在协调城乡关系中呈现引领作用的态势。《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提出要加快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2019年，国家发改委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提出不仅要实施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更要着重提高新型城镇化的质量[1]。新型城镇化立足于人民，以新型工业化为主要手段，协调推进城市的现代化发展、集群化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城乡一体化[2]，全面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因而，在国家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明显落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通过分析西部地区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存在的协调度问题，对加快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具有积极的影响。

城镇化是在工业革命期间随着第二产业快速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人口迁移现象，同时也是评价中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现如今，关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注重的是全方面的协调发展，所以在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研究时，引入协调度的分析是至关重要的[3]。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各区域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不平衡，其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要明显落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因而，西部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需要对城镇化水平与协调度状况展开较为深入的探索。

鉴于此，本研究使用K型聚类来对各城市群内部城市进行等级规模分类，从经济、社会、人口、土地四个方面共选取11个指标构建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确定权重，综合评价法测算新型城镇化水平，来对2017年西部地区在经济、社会、人口、土地四个方面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分析。

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综合评分法

通过综合分析法构建城镇化发展协调度，采用极差变换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各项指标的数值使用熵值法进行加权求和得到综合水平总分值。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其中，表示第个城市的城镇化综合水平总分值;表示第个城市的第个指标的数值;表示第个指标的权重值。

1.1.2 子系统协调系数测算

利用协调系数函数计算评价城市人口、土地 、经济和社会城镇化发展的协调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Ci表示第i个城市人口、土地、经济、社会、城镇协调系数;表示第i个城市人口城镇化水平值; 表示第i个城市土地城镇化水平值;表示第i个城市经济城镇化水平值; 表示第i个城市社会城镇化水平值。

1.1.3 变异系数测算

利用变异系数来计算城市间的差异，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其中，表示变异系数;表示各城市的城镇化综合水平值;表示各城市城镇化综合水平的平均数;表示城市数量。

1.2 数据来源与研究对象

本文城市群的划分主要根据赵娜等[4]的研究，结合数据的可得性，选取中国西部地区8个城市群及内部5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西部地区分别有成渝、关中平原、北部湾、呼包鄂榆、兰西、黔中、滇中、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9市群，其中天山北坡城市群内部城市数量较少，无法计算其权重、综合水平值、协调度等，因而未研究该城市群）。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7）》所提供的数据，借助Excel、SPSS22.0等软件，来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模型计算。

2 城市群协调发展测算

2.1 城市等级规模的确定

根据式（1）算出2017年综合水平总分值，然后取其平均值，运用SPSS19软件对综合水平评分值进行K型聚类分析，并将西部地区8个城市群所包含的地级市进行等级分类，其中分类的结果如表1和表2。

由表1和表2可知，成渝城市群的核心城市重庆，关中平原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为西安，北部湾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为海口，呼包鄂榆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为呼和浩特，兰西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为兰州，黔中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为贵阳，滇中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为昆明，宁夏沿黄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为银川。各城市群中的一级城市，在城市规模等级中处于核心位置，其经济发展、城市实体要素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群中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对促进城市群的建设和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2.2 城市群城镇化发展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根据新型城镇化的内涵，遵循科学性、目标性、独立性、可量化性等原则，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方面选取选取11个因子来建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如表3所示）。

2.3 各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市域差异分析

通过式（2）测算出2017年西部地区各城市群人口、土地、经济、社会四个方面的城镇化水平值，结果如图1至图4所示。

由图1（a）可知，成渝人口城市群城镇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为成都，较低的城市为资阳和遂宁;土地城镇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为成都，较低的城市为绵阳;经济城镇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为重庆和成都，较低的城市为达州和雅安;社会城镇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为重庆和成都，较低的城市为内江和雅安。总体来看，成渝城市群中重庆和成都城镇化整体发展水平较高且城镇化发展趋势较好，而城市群内其他地区均呈现较不平衡的发展现象。

由图1（b）可知，关中平原城市群人口城镇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为西安，较低的城市为天水和庆阳;土地城镇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为西安，较低的城市为天水和平凉;经济城镇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为西安，较低的城市为商洛和平凉;社会城镇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为西安，较低的城市为铜川和商洛。

总体来看，关中平原城市群中西安城镇化整体发展水平较高且城镇化发展趋势较好，而城市群内其他地区均呈现较不平衡的发展现象。通过式（3）计算出变异系数，成渝城群的变异系数分别为1.40、0.46、1.84、1.38，说明其分类城镇化呈现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关中平原城群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97、0.65、1.70、0.75，说明分类城镇化呈现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

由图2（a）可知，北部湾城市群人口城镇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为南宁和海口，较低的城市为钦州;土地城镇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为崇左和海口，较低的城市为阳江和钦州;经济城镇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为湛江、南宁和崇左，较低的城市为阳江和钦州;社会城镇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为湛江、茂名、南宁，较低的城市为防城港和崇左。总体来看，北部湾城市群中各城市城镇化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且呈现出发展不均衡的状态。

由图2（b）可知，呼包鄂榆城市群人口城镇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为鄂尔多斯，较低的城市为榆林;土地城镇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为榆林，较低的城市为包头;经济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城市为榆林，较低的城市为呼和浩特;社会城镇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为榆林，较低的城市为鄂尔多斯。总体来看，呼包鄂榆城市群中各城市城镇化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且呈现出发展不均衡的状态。通过式（3）计算出变异系数，北部湾城群的变异系数分别为1.23、0.86、0.51、0.71，说明其分类城镇化呈现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呼包鄂榆城群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69、0.32、0.57、0.87，说明其分类城镇化呈现社会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

由图3（a）可知，兰西城市群人口城镇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为兰州，较低的城市为定西;土地城镇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为定西，较低的城市为白银;经济城镇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为兰州，较低的城市为定西;社会城镇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为兰州，较低的城市为白银。总体来看，兰西城市群内兰州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城镇化发展趋势较好，但其他地区的发挥呈现出较不平衡的发展状态。

由图3（b）可知，黔中城市群人口城镇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为贵阳，较低的城市为遵义;土地城镇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为遵义，较低的城市为安顺;经济城镇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为贵阳，较低的城市为安顺;社会城镇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为遵义，较低的城市为安顺。总体来看，黔中城市群中各城市城镇化水平呈现较不平衡的发展状态。通过式（3）计算出变异系数，兰西城群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92、0.56、0.91、0.86，说明其分类城镇化呈现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黔中城群的变异系数分别为1.62、0.43、1.06、1.35，说明其分类城镇化呈现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

由图4（a）可知，滇中城市群人口城镇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为昆明，较低的城市为曲靖;土地城镇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为玉溪，较低的城市为曲靖;经济城镇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为昆明，较低的城市为曲靖;社会城镇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为昆明，较低的城市为玉溪。总体来看，滇中城市群中昆明的城镇化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城镇化发展趋势良好，其他地区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状态。

由图4（b）可知，宁夏沿黄城市群人口城镇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为银川，较低的城市为中卫;土地城镇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为银川，较低的城市为石嘴山;经济城镇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为银川，较低的城市为吴忠;社会城镇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为银川，较低的城市为石嘴山。总体来看，宁夏沿黄城市群中银川城镇化整体发展水平较高且城镇化发展趋势较好，而城市群内其他地区均呈现较不平衡的发展现象。通过式（3）计算出变异系数，滇中城群的变异系数分别为1.19、0.41、1.21、0.76，说明其分类城镇化呈现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宁夏沿黄城群的变异系数分别为1.04、0.50、1.00、1.22，说明其分类城镇化呈现社会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

3 研究发现和讨论

西部地区成渝、关中平原、北部湾、呼包鄂榆、兰西、黔中、滇中、宁夏沿黄城市群的一级城市分别为重庆、西安、海口、呼和浩特、兰州、贵阳、昆明、银川，这些城市在城市群等级规模中核心位置，其经济发展、城市实体要素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群中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对促进城市群的建设和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西部地区城市群在人口、土地、经济、社会城镇化发展四个方面的差异性较为显著，其中成渝、关中平原、滇中城市群的经济城镇化水平最高，北部湾、兰西、黔中城市群的人口经济化水平最高，呼包鄂榆、宁夏沿黄城市群的社会城镇化水平最高。城市群内部核心城市城镇化发展趋势较好，但城市群内部其他城市呈现发展较不平衡的现象，且部分城市群内部城市数量较少，可以通过扩大城市规模来完善城市群体系，采取各项政策措施提升中小城镇的发展规模和城镇化水平，不断推动城市群城镇化向更高的水平发展[5]。

西部地区城市群城镇化发展还有待提高，城市群内部各地区城镇化发展较不均衡，在以后的发展中需要更加注重制定差异性的政策，要注重改善城镇化水平较高城市群的发展质量，积极地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从而进一步推动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协调与稳定[6];同时要加大对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城市群各类要素资源的投入，进而来推动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在今后的研究中，要加大优化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标的力度，深入剖析城镇化综合水平与协调发展度耦合关系，探讨新形势下城镇化进程机制及其作用机理等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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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月 胡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