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贸易与行政法适应论文

煌煌罗马，雄霸天下。从北非的茫茫大漠，到印度的葱葱雨林；把地中海变为内湖，让四方臣服……这个奇异的文明留给后世的不仅仅是璀璨的伟绩，她所创制的辉煌的法律一样让人着迷。令后世感到非常疑惑的是，现存罗马法公法数量要大大少于私法。本文试着对此展开分析。公法和私法是法学家对法所做的一种分类。这一分类首先是由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来的。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世界性贸易与行政法适应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世界性贸易与行政法适应论文 篇1：

培养实用型职业技术人才的有效途径

摘 要：日本的高等专门学校(简称“高专”)，是1962年创建的一 种新型高等工程职业教育制度。其办学模式上的探索和实践，有四个方面值得我们研究和借 鉴：一是以质量立校，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二是适应产业结构，调整专业布局 ， 构建校企协作式的教育机制；三是学制上延并与学位制度相联系，使高专成为开放的高等工 程教育体系；四是实行“双师制”和学生支援计划，将提高实用性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质量 落到实处。

关键词：日本高专；办学模式；职业技术人才；培养途径

一、日本高专产生的历史背景及意义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模仿欧美建立起近代高等教育制度。1947年日本政府依据《学 校教育法》将战前形成的“多层次”高等教育结构，改变为中等后教育“四年制”单一本科 结构，即所谓新制大学。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新制大学专业教育的不足引起了人们的 关注。一些社会团体开始对日本高等教育结构中职业技术教育的缺失纷纷进行责难。在这一 背景下，1958年设置新型高等教育机构——“高专”的动议作为“专科大学法案”被提交给 日本国会。显然，设置高专的动议是对战后新制大学体制的一种挑战。因此，该法案曾一度 被搁置。后来在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经联”)等社会团体的再三推动下，日本国会于1 962年通过了成立“高专”的法案，使高专作为战后日本高等教育体制中一种实施高等职业 教育的机构，从此有了法律依据。其后，高专历经改革，它所培养的毕业生因其较强的实用 性，为 日本的产业振兴和经济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此，西方学者在评价战后日本经济的成就 时 ，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对教育，尤其是对工程教育下了大功夫”(Grayson， 1983)。高专以其独特的课程设计和专业特色，成为世界高等工程教育领域中别具特色的层 次。

二、日本高专的体制特征与发展现状

高专在学制上有别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重要特征：在培养目标上，是以培养产业社会所 需的实用型职业技术人才为宗旨；在招生对象上，凡初中毕业生即可入学；在修业年限上实 行五年一贯制，其中商船等专业的修业年限是5年半；在学科设置上，由于高专的培养目标 是培养工程技术人员，所以高专最初的学科专业设置被限制在工程教育范围内；在课程设置 上，体现为“博专兼顾”的原则。高专既注重对学生的品德、智力、身体等基本素质的培养 ，又注重对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由于高专办学模式的独特性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用性 ，使高专在建立之初就受到日本产业界的普遍欢迎，曾在日本各地一度掀起了创建高专的浪 潮。高专学校数由1962年的19所，增长到2006年的63所，在校生总数约为六万人。

三、高专在办学模式上的探索与实践

1.以质量立校，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注重培养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使日本的工程教育从传统的“模仿型”向“创造型”转 变，是高专以质量立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多样化的首要目标追求。高专从创建之初就把“ 教授深厚的专门学艺，培养职业所需要的能力”作为办学的指导思想。高专从初中毕业生中 择优 录取，对学生实行五年一贯制的教育。在实践中，高专把通识教育、专业基础教育和实践技 能 教育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根据《高等专门学校设置基准》，高专的学生要在五年(或五年半) 的时间内学习普通科目2 905学时，学习专业科目3 640学时，且非常重视见习和实习等实践 性 教学环节，强化教学纪律和教学管理，以使学生具有广博的科学素养和扎实的实践技能。为 培 养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高专非常重视人文素质教育，使毕业生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劳动者 ，而且是一个能在政治、经济、法律的总体框架下思考和运用技术价值的“知识工人阶级” 。为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高专特别注重问题解决性教学。学校通过加强与企业的联合，或 让学生自主选择主题到企业或生产一线进行调查研究，以充实有深度的、来自生产实践的创 造性研究课题，使高专毕业生所学的理论知识与生产实践结合起来，使高专的专业课程与 企业的技术革新建立直接的联系，以促进高专毕业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技术成果的转化能力 。良好的办学声誉，也使高专赢得充足的办学经费和稳定的生源，从而促进了高专的健康发 展。

2.适应产业结构，调整专业布局，构建校企协作式的教育机制

日本曾经走过一条高能耗、高污染的资源依赖型经济发展道路。高专最初的专业设置基 本上局限在日本传统的工程教育领域内，日本的工业布局也表现为贸易加工型。20世纪70年 代初，由于受到第一次世界性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开始放慢。为寻求新的 经济增长方式，日本政府开始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变被动的能源依赖型经济为资源节约型 和技术开发型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日本注重优先发展电子、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 工程 等尖端技术产业。为应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高专积极调整学科专业布局。在培养目标和 专业设置上，一方面不过细划分专业，重视对学生的科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学；另一 方面，则根据技术发展的需要，不断导入新的学科，使高等工程教育适应乃至超前于产业发 展 的需要。因此高专及时增设了电气工程、电子制动工程、信息工程、城市环境工程等学科专 业。高专通过与企业的共同研究、委托研究、奖学金支付、技术支持、委托实验等方式与企 业加强合作，构建起新型的校企协作式教育机制，增强了高专服务地方的能力，形成了高专 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3.学制上延并与学位制度相联系，使高专成为开放的高等工程教育体系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政府逐渐明晰了“技术立国”发展理念。在这一背景下 ，日本文部省于1976年创办了长冈和丰桥两所技术科学大学，以培养具有实践经验和创新能 力的科技人才，积极推进技术立国的国家发展战略。这两所技术科学大学在学制上的特征 是开设四年制本科课程、二年制硕士课程，以及五年制的博士课程。为了与高专的学制相衔 接 ，这两所大学在招生制度上规定，允许高专毕业生直接进入技术科学大学的三年级学习，用 4年时间获得硕士学位，成为“有创造性的，有实践经验的高水平工程师”和“能在新兴的 工程领域中灵活地进行研究的青年科研人员”。这一规定，实际上是日本高专学制的上延， 为日本造就高水平的工程师和新兴产业所需的工程技术研究人员，打开了培养通道，是日本 高等工程教育由“技术应用型”向“技术研发型”转变的开端。

1991年2月，日本“大学审议会”提出了《关于学位制度的重新认识和研究生院的评价 》的咨询报告，对学位制度提出了改革建议。同年，日本又对《学校教育法》和《学位规则 》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在修改后的《学校教育法》中规定：除了“博士、硕士和学士”三级 学位体系之外，还增设了“准学士”学位，并于同年创立校外学位授予机构，以实行大学以 外的学位授予工作。“准学士”学位的授予对象是短期大学和高专的毕业生。通过授予“准 学士”学位，有利于调动高专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如果他们再修习一定的大学课程，并通过 了课程审查和考试，还可以授予“学士”学位。根据1998年6月修改的《学校教育法》的有 关规定，从1999年起高专毕业生可以插班进入包括东京大学在内的33所大学的三年级继续深 造。从此，包括高专在内的日本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在学制上形成了相互贯通的系 统。

4.构建高标准的师资聘任制度和学生支援计划，将人才培养质量落到实处

当前日本各类高等教育机构抢夺生源的竞争愈演愈烈，一些主要依靠学费维持的缺乏专 业特色的私立大学和短期大学更是出现了办学危机。然而，日本的高专却以其独特的办学魅 力仍然保持着较高的生源水平。日本高专取得常胜不衰办学业绩的重要秘诀，就是格外重视 师资和生源的开发。

实行“双师制”是日本高专长期办学形成的传统和特色。在基础学科和专业理论学科教 师的聘任上，注重对高职称(教授、副教授)和高学历(博士学位)获得者的优先录用；在实践 教 学科目教师的聘任上，强调实践技能和理论素养，即实践教学科目的教师要有在企业取得技 术革新及管理业绩，并由具有教学研究能力的优秀工程师和管理人才来担任。为使教师队伍 跟 上时代发展的步伐，高专还鼓励教师在国内外大学进行专题研究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以 加强教 师的国际合作能力。在学校行政管理上，实行教职人员在校企交叉或轮流任职的人事制度 ，以此推进高专内部的教育改革以及校企协作式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高专采取“体验式招生宣传”与制订生活支援计划，确保招生数量与质量。所谓体验式 招生宣传，是指高专除定期通过各种媒体进行招生宣传活动外，还召开让初中毕业生到高专 体验学习内容的入学说明会，以及改革高专的入学考试方法等措施，吸引那些对工程制造 专些比较感兴趣，并且适合其兴趣特长的学生顺利入学，使高专能够保持较好的生源数量和 质量。高专的绝大多数学生是寄宿生，高专对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学习和生活也制 订了相应的支持计划。

四、结语

从国际比较的视野看，日本的高专是世界各国高等工程教育中具有独特意义的层次。从 学制上讲，其后期二年相当于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属于专科层次。但其学制上延，可以和 普 通高等教育以及研究生院的高层次学位教育相衔接等特征，是值得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借鉴的 。从培养目标上讲，日本高专的定位是“教授精深的专门学艺，培养职业所必需之能力”。 这一定位类似于欧美等国的工程技术员(engineering technician)层次的教育。但与欧美工 程教育不同的是日本高专的课程设置灵活多样，可操作性强，其毕业生比欧美国家所培养 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技术操作水平高，工作适应性强。从高专的办学层次与学位制度的联系来 看，日本已经形成了由低到高的开放式高等工程教育体系。

总之，日本高专在办学模式上的探索与实践不仅为日本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 为解决困扰世界各国的高等专业教育的“双轨制”难题，提供了经验。

参考文献：

［1］日本文部科学省．独立行政法人高专设置基准［Z］．平成18年修改．

［2］日本世界教育史研究会．六国技术教育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 4．

［3］瞿葆奎．日本教育改革［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4］施雨丹．日本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J］．比较教育研究，2004(4)．

［5］汪云香．日本高等专门学校办学经验和启示［J］．职业技术教育，2005(35 )．

［6］日本文部科学省.第三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06—2010)［Z］．http:// www.mext.go.jp/．

［7］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8］市川昭午．熹多村和之.现代の大学院教育［M］．日本：玉川大学出版社，1 995．

［9］细井克彦．战后日本高等教育行政研究［M］．日本：风间书房，2003．

［10］天野郁夫．高等教育の日本の构造［M］．日本：玉川大学出版部，1986．〔责任编辑：东 升〕

作者：李振玉

世界性贸易与行政法适应论文 篇2：

试析现存罗马法公法少于私法之原因

煌煌罗马，雄霸天下。从北非的茫茫大漠，到印度的葱葱雨林；把地中海变为内湖，让四方臣服……这个奇异的文明留给后世的不仅仅是璀璨的伟绩，她所创制的辉煌的法律一样让人着迷。令后世感到非常疑惑的是，现存罗马法公法数量要大大少于私法。本文试着对此展开分析。

公法和私法是法学家对法所做的一种分类。这一分类首先是由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来的。他在《学说汇编》中谈到法的分类时曾说过“他们有的造福于公共利益，有的造福于私人。公法见之于宗教事务、宗教机构和国家管理之中。”《法学总论》中也谈到：“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涉及个人利益。”这就是说，公法是保护公共利益、调整政治关系以及国家应当实现的目的的，是有关罗马国家的法律，如宪法、行政法、宗教法、刑法等；私法是保护私人利益、调整公民之间关系、为个人利益确定条件和限度的，自然法、万民法和市民法都属于私法之列。

一、 发达的商品经济给私法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

首先，古罗马时期的民主自治统治和简单商品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发达的罗马私法，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在罗马帝国时代……至少对自由民来说产生了私人的平等，在这种平等的基础上罗马法发展起来了，它是我们所知道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的最完备的形式。”因此，古罗马发达的简单商品经济给罗马私法，而不是公法，提供了较好的生存土壤。

二、披着“民主政治”外衣的“贵族立法”阻碍了公法的发展

从立法层面分析现存罗马法公法少于私法的原因，就必须探讨罗马法的渊源。罗马法的渊源有：习惯法、议会制定的法律、长官的告示、元老院的决议、皇帝的敕令、法学家的解答等等。其中，议会制定的法律被认为“最为民主”。然而，事实上，它仍是披着“民主政治”外衣的贵族政治，它的存在，也是公法发展的阻碍。

在古罗马，所谓的议会主要是贵族议会、兵员议会和地方议会。它们同时并存，从而将立法权分割。当时的立法程序是这样的：首先由国家高级官吏拟定出书面决议案，向议会会议提出；然后，在高级官吏召集和主持的大会上就决议草案进行投票表决，要么全文通过，要么全盘否决，但不能进行讨论；最后，由高级官吏推荐并经议会通过的法律议案，在获得元老院赞同批准的情况下，即得名为某某申请的法律。到了共和国末期，与申请的法律相对应，又出现了所谓委任制定的法律，即由中央委托各个行省制定的法律。议会制定的法律，一般需将全文复制在表牌上，并要求陈列、展示于公共广场之上。个别法律的全文还要保存于国库中。进入帝国时期后，皇帝逐渐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议会立法权实际上不复存在，议会制定法律也就成了一句空话。由此可见，所谓议会立法，从法律的提出，到审核的关键步骤，也都是掌控在古罗马贵族官僚的手中，而这些贵族官僚作为立法主体难以突破自身局限性而设定规范自身行为法律。因此，在古罗马立法主体自身的局限性，也导致了公法数量少于私法。

三、法学家解答的中心围绕私法问题

罗马人的最大成就，无论就其本身的固有价值，还是就其对世界历史的影响而论，无疑是他们的法律，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讲，罗马法是罗马法学家的理念和思想铸就的。在创立和完善罗马法的过程中，罗马法学家最早赋予法律以权利的正式含义，把法律看成确认和捍卫权利的规则。同时，把蕴涵在自然法中的自由、平等理念转化为实在法的原则。正是罗马法学家这些朴素的法的理念的表达，揭示出了法治的核心要素，从而奠定了古罗马在西方法治思想史上的卓越地位。

法学家活动的活跃的时期则是在帝国前期，而此时的罗马已成为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世界性帝国，东西南北的经济贸易往来、航海活动等商品交易都已达鼎盛时期，罗马农业时期制定的《十二表法》以及以《十二表法》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市民法和市民法学已成为历史。此时，法学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商品经济问题。他们帮助最高裁判官和外事裁判官发展起来的裁判官法和万民法以及他们的解答、著述所要解决的，也是商品经济法律关系。这一条件．都是当时罗马社会所独具的。

乌尔比安提出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在公元3世纪，此时正处于罗马帝国向君主专制统治过渡的时期，公民对政体和国家治理问题的言论自由逐渐丧失，法学家们对公法的研究视为畏途。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罗马法提出了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但这做的目的在于撇开公法——如果真的有公法的话。换句话说，法学家们谨小慎微的避开了这个禁区。”这是古罗马法学家们划分公法与私法的直接原因。罗马法学家们将法划分为公法与私法之后，就专心研究私法去了，弃公法于不顾了，因此，浩如烟海的古罗马法学的解释都是针对的私法而非公法，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古罗马私法极其发达而公法较少的状况。

四、《国法大全》的影响

之所以把《国法大全》单列，是因为它对于“现存罗马法公法私法”数量的问题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罗马法以及罗马法学传至后世，主要是借助于查土丁尼皇帝的法典编纂，向后世展现罗马法以及罗马法学面貌并发生巨大影响的是查士丁尼的《国法大全》。没有经过《国法大全》收录的古罗马法律，大多已经逸失，而今人研究古罗马法基本也是以《国法大全》为研究对象。《国法大全》中作为法学研究成果的主要是《学说汇纂》和《法学阶梯》，而这两部法典，前者收集的法学家的著作，40名法学家中，只有3名是罗马共和国后期的人物，其余全部是帝国前期和后期的人物，而罗马共和国后期的法学家多研究公法，帝国前期和后期的法学家多研究私法。在《学说汇纂》50卷中，也只有末几卷涉及刑事法和行政法内容，其余全是私法部分。而《法学阶梯》则是一本罗马私法学教科书。这些都表明，《国法大全》所保留下来的罗马法律文化，主要是私法学。就决定了现存的研究材料大多数都是罗马私法。那么，为什么当初査士丁尼修法典时要偏重于私法呢？

这和当时的时代环境、査士丁尼的个人经历是分不开的。查士丁尼时代的罗马帝国是当时亚欧非已知的世界最伟大、最文明、最繁荣和富强的帝国。彼时的罗马，靠着南征北战，在中央聚起了强大的公权力，不存在运用法律调整公权力的需求。查士丁尼个人也是一位军事家，对于政令，习惯以命令代替法律。所以査士丁尼的法典以私法为主。

五、罗马法复兴的影响

在公元15、16世纪和18、19世纪先后两次在欧洲历史上出现接受罗马法制度的热潮。第一次是发生在日耳曼人的国家，成就是罗马普通法；第二次是发生更广泛范围内，包括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其结果是罗马日耳曼法系的形成。正像德国大文豪歌德所说的那样“罗马法是一种生命不息的法律，它如同一只潜人水下的鸥，虽然一次次将自己隐藏于波光水影之下，但却从来没有消失，而且总是又一次次抖擞精神地重新出现”。罗马法之所以能够如此，一方面取决于它固有的法律精神与生命活力，即其法律规则与制度所体现的人文性、世界性和普遍性，另一方面又依赖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公元十一世纪，西欧各国完成封建化过程伊始，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加速，商业日见活跃。作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的城市在罗马时代的城市完全沦落数百年以后，又重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由此引起生产关系的潜移默化，进一步要求出现能够适应新的社会状况的法律，罗马法最初的复兴就是以此为背景的。另外，罗马私法包含的自然法思想的基本内核，即自由、平等和理性，恰恰就是早期资本主义的精神理念和社会关系的基础。所以研究罗马私法非常符合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而复兴罗马私法，也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们从罗马私法中吸收营养，提出了一系列“民主”、“平等”等代表自己主张的政治理论，从而使得当时对于罗马私法的研究大大深入，也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古罗马私法。而存在“严刑酷法”的罗马公法，被吸收和挖掘的就比较少。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作者：平恒

世界性贸易与行政法适应论文 篇3：

变革时代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路径分析

摘 要：为维护美元霸权和自身利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资本不断制造金融市场动荡，悍然发动贸易战，客观上推高了我国所面临的金融风险。在内部，我国同样面临着高杠杆、高负债、高房价以及高流动性等风险。对此，应进一步加强制度和规则建设，加强金融监管，并继续扩大金融开放，坚定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关键词：金融风险;美元霸权;人民币国际化;贸易战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冷战后最深刻的政治、经济变革，美国一意奉行孤立主义、美国至上，肆意打破国际金融和贸易秩序，提高贸易壁垒等做法，无疑是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相违背的，同时也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动荡。受其影响，我国也面临著严峻的金融风险。对此，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货币政策，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当然，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并非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深植于当今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更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要想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并在大国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关键还在于自身的制度建设、金融稳定和经济繁荣，不断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推进国际贸易与合作的不断开展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一、金融安全与我国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客观的历史经验昭示出，货币和金融对于社会发展、制度构建而言，无疑都是巨大的推动力量，当前中国的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同样离不开强大的金融支持。一方面，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民生保障都离不开金融的保障，而这些内容显然是国家崛起的必然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国家的发展和崛起本身就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另一方面，中国已经与国际社会高度融合为一体，不同于美国的逆全球化战略，中国的开放意图更加明显，人民币国际化的稳中求进，“一带一路”的大力开拓，都是中国金融走向世界的过程，也是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过程。

当然，这一过程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在当代社会，金融与货币是左右大国关系走向的战略性力量，人民币国际化既带来了机遇，也充满风险和挑战，人民币崛起与美元霸权之间的冲突、博弈将不可避免。美国作为现存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出于维护美元霸权与金融霸权的目的，必将对中国力量的崛起采取遏制和狙击的策略，美国不遗余力地发动贸易战，通过加息、减税、制裁等手段，逼迫中国资本外逃，甚至不惜以武力相恫吓，都在极大程度上加剧了中国所面临的金融风险，并对我国的和平崛起进程造成了冲击。

对于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金融风险压力，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来分析。首先在内部，我国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杠杆率。无论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还是1929年的大萧条，其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作为风险源头的高杠杆率。虽然近两年来，我国决策层不止一次强调要去杠杆，但就目前来看，我国宏观的杠杆率依旧处在较高水平，不仅是地方政府和国企领域的杠杆率居高不下，连居民杠杆率都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如在2018年第一季度，我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竟然达到56%[1]，更是进一步助推了金融风险。

2.流动性过剩。2007—2017年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基本上都保持在10%的年增长率，远高于经济的增速。中央银行2017年12月的数据显示，我国货币超发已逾105.6万亿元。货币超发的影响目前来看还不明显，但货币超发带来流动性的膨胀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其爆发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也是我国面临的潜在的金融风险之一。

3.持续攀升的高房价。高房价可以说是我国较长一段时期内最为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之一，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房地产市场起到了庞大金融资金蓄水池的作用，但是房地产市场的承载能力终有其限度，无限制地推高房价，只会进一步推高金融风险。同时，高房价还会引起财政收入的“租税替代”效应，推高劳动力成本及企业经营的各种成本，阻碍科技创新。

4.债务规模居高不下，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的膨胀，尤其引人注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至2018年5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为16.63万亿元，虽然被认为是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之内，但这个规模已经相当庞大。最近几年来，我国加大了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控制，但潜在的债务风险仍是显而易见，其最严重也更深远的影响还是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造成的冲击。政府举债本身是事实上的融资行为，其不仅提前消费了将来的财政收入，同时也吸收了商业银行发行的信用货币。地方政府取得的这部分资金除了用于偿还旧债的本息，主要就是用于公共支出，即将更多的流动性带给金融市场，进一步推高了金融风险。

然而，中国所面临的风险和压力不仅来自内部，更多的则是来自国际层面，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博弈加剧，美国发动手中的金融和贸易工具，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其中包括投资资金外逃的风险、人民币贬值的风险等等。2018年6月13日，美联储再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启动自2015年底以来的第七次加息。美联储持续加息，不可避免地会加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将在全球范围内大幅推升美元资金成本，逼迫资金回流美国，进而引发全球金融震荡，新兴市场国家将面临资金短缺、本币贬值的巨大压力。

中国作为最主要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受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仅是股市长期动荡，资本外逃的压力增大，同时还面临着汇率上升的风险。最近一段时期，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一度逼近7.0大关，都是对中国货币和金融稳定的巨大挑战。加上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下降进一步拖累我国出口，而这些国家的政局动荡，又会危及我国的海外资产。与此同时，美国还肆无忌惮地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违反国际法制裁我国企业主体，都会在极大程度上冲击我国国际、国内的市场秩序和金融稳定。

二、金融风险的内部原因和外部根源

剖析造成我国目前面临严峻的金融风险压力的根源，同样应当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向寻找原因。在内部，缺乏严格的基础性金融货币规则和现代意义的金融监管体系是最主要的原因。

1.在规则层面上，金融、货币规则不完善，如缺乏必要的规范金融市场监管、规范利率和汇率、规范通胀税收入规模及其用途的法律规则，不利于货币金融权力的规范行使及其积极性的发挥。有些法律规则和货币政策甚至违背了市场规律，本末倒置，造成金融监管秩序混乱;或者造成监管标准不统一，监管部门无所适从，监管错位[2]。

2.在制度层面上，由于法治建设未能跟上市场的步伐，公权力缺乏必要的法律约束，财政、货币、金融权力不断扩张。政府及其官员受自利性驱使，并受“政府活动扩张法则”影响，滥用权力，过度开支，盲目举债，盲目投资，甚至在一段时期内推行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最终带来高赤字、高通胀和高风险。

3.在实践层面上，直到目前，我国仍未能建立起现代意义的金融监管体系，显然无法适应现代金融市场的发展。其具体表现是，金融监管政策未能随着监管体系的建立而得到有效的执行与落实，监管分工不明确，监管者的职责边界模糊且权责失衡，缺乏必要的问责机制等等。

虽然内因具有根本性意义，但是在当前，来自国际的或者说外部的冲击，才是造成我国所面临的金融风险的主要原因，并且随着中美博弈的不断升级，风险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还会长期存在。究其根源，并不是表面上看到的发达国家货币紧缩以及全球债务上扬那么简单，而是美元霸权下不平等的国际货币金融秩序，以及国际金融资本家利用货币金融工具掠夺世界财富的过程。

首先，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牙买加”体系确立了以石油——美元为主导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基于国际金融资本的逐利性和掠夺性，美联储以及美国政府作为国际金融资本的打手，必然会为了金融资本家的利益而大肆损害别国利益，处于美元霸权之下的多数国家根本没有足够有效的应对措施，只能被动调整经济金融政策[3]，防控风险的能力大大降低，各国的金融市场难免受到美国金融市场动荡的波及进而发生剧烈波动，美国则可以凭借美元霸权以及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攫取巨额国际铸币税。

其次，正如杰斐逊在二百年前所说，“银行将先是凭借通货膨胀，然后是通货紧缩来剥夺人民的财产。”[4]最近几十年来，国际金融资本家总是先通过长期的信贷扩张，带来强劲的投资，令市场的泡沫膨胀，而后突然采取紧缩的政策，导致市场资金链断裂，金融危机由此发生[5]，这才是周期性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的源头。而目前，世界金融市场正处于紧缩期，金融风险也被不断推高。也就是说，西方金融寡头、货币利益集团，为了追求超额利润，不惜干预国家的立法和决策，人为制造金融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不断掠夺全世界的资本和资源的行为，才是我国面临严峻外部风险的真正根源。

三、防范风险的制度性和政策性选择

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延缓了金融危机的步伐，但在短期内还无法打破美元的霸权垄断，我国金融安全仍然面临严重威胁。面对无处不在的严峻的金融风险，在内部要不断地健全我国的金融市场秩序和金融风险防范机制，更重要的还是从制度建设入手，完善立法，强化监管，将可能的风险降到最低。

1.构建完备的金融安全法律体系。完善《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以及相关金融监管立法，将金融安全法律建设纳入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在宪法的体系及法治秩序统一性原则下，整合行政法、刑法、民法等法律部门，共同构建合法、高效、科学的金融风险管理制度。

2.构建具体的制度性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包括通货膨胀目标制、金融透明与金融政策民主协商制度、严格的金本位制、货币预算制度、100%准备金制度、具体的货币存量制度、公开的外汇监管制度、严格的预算责任制度、金融危机期间的应急制度、通过立法明确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宪法地位及其职责权限等等。

3.严格规制政府财政、货币和金融权力。合理配置金融监管权，明确监管部门的职责权限，加强对监管部门的民主监督和司法监督。有效约束政府财政权，推进法治化的央地财政分权，规范政府的投资行为，削减债务规模和赤字比例。同时，要确立严格的货币金融规则，规范当局的货币权力，降低当局滥发货币的冲动。

4.加强谣言治理。谣言猛于虎，谣言传播造成市场恐慌和资本外逃，损害政府的公信力，侵蚀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应在充分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前提下，加强谣言治理，净化舆论空间，减少因谣言传播而造成的市场动荡。

5.确立公民参与的货币政策透明和金融民主機制。将金融监管权、货币立法权置于人民的民主监督之下，确保人民参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参与货币发行和金融监管的全过程。将政府的货币金融权力的行使纳入法治过程，为公民参与立法，表达诉求和主张提供开放的空间，并确保金融监管规则符合法治的基本精神。

当然，要想提高自身的风险防范能力，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还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优化经济结构，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加快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在推行上述内部举措的同时，对外我国应当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坚定地推进“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建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首先，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2018年11月5日，在第一届进博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是十九大以来中国对外政策的一贯态度。扩大金融业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其优势在于可以不断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的市场和资源，借鉴国际上已有的成熟的金融产品和技术，不断提高我国金融体系的国际竞争力，提高自身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几率及其破坏性[6]。

其次，稳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构筑人类金融共同体。在当前的国际金融秩序之下，抵御通过石油-美元霸权制造的金融动荡，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在牙买加体系之外构筑新的国际金融秩序格局，如构建各国共同参与的平等、开放、互惠的，并以人民币、欧元等为主要支撑的人类金融共同体，建立平等、开放的国际贸易结算体系，打破美元的一元霸权和单极中心体系以及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另一种途径则是朝着构筑多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迈进[7]，坚定不移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快人民币金融产品创新，加强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继续扩大人民币跨境业务，与更多的国家开展货币互换以及本币直接兑换业务，稳步开展人民币期货业务，不断扩展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范围，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既能减少美元波动带来的影响，又可减少被美国征收的国际铸币税。

最后，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的提出，旨在积极发展中国同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共同打造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的推进，使沿线国家对人民币的认可度和接受度日益提高，助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有利于构建区域性的、以人民币为中心的新的结算体系，形成闭环金融体系。当然，“一带一路”的推进也会面临一定的风险和阻力，如沿线国家的金融制度和经济水平参差不齐、金融监管水平和管理理念存在差异[8]、沿线国家内外政策的变动及政治动荡，以及美元霸权干涉和国际资本的竞争等，都会延缓“一带一路”的步伐甚至给中国投资带来风险和损失。对此，应建立完善的金融风险防控机制，充分利用国际规则和货币协议规避政治和政策风险，提高抵御国际资本冲击的能力等加以化解。

参考文献：

[1]  辜胜阻，等.金融风险特征及防控风险的战略思考[J].天津社会科学，2018，（4）：99-105.

[2]  陆岷峰，葛和平.经济新常态下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向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18，（9）：76-81.

[3]  李晓耕.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与演变分析——基于美元霸权的视角[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02-107.

[4]  H.S.Kenan.The Federal Reserve Bank[M].Los Angeles：Noontide Press，1968：247.

[5]  张维迎.理解经济危机 必须理解企业家[EB/OL].腾讯网，2017-08-10.

[6]  何德旭，苗文龙.怎样建立中国现代金融体系[J].财经智库，2018，（3）：5-16.

[7]  梁涛.美元霸权下的“中心—外围”博弈对中国的影响与对策[J].财经科学，2018，（7）：25-36.

[8]  马广奇.“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由“丝路货币”走向“世界货币”的推进策略[J].经济学家2018，（8）：60-66.

作者：毋晓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