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证券业路分析论文

五年召开一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被誉为中国金融改革的风向标。每次都会对中国下一步一系列重大的金融改革政策和方向“定调”，今年也不例外。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于2012年1月6至7日进行。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世界贸易证券业路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世界贸易证券业路分析论文 篇1：

“三驾马车”驱动银行业变法

美国金融界种种法规的出台与改革，几乎都是某种被动式的反作用结果，即为环境变化所迫

当我们试图去理解美国金融界几十年来法规条例的重大修改与改革时，首先要从银行业开始。自从1970年代以来，一直蕴藏在银行业转型之下的巨大动力可以大概划分为三大因素：

● 技术创新；

● 国际化竞争环境；

● 宏观经济和社会大环境的动荡变迁。

技术创新

新技术革新是驱动金融市场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中心驱动力。新技术大大降低了金融数据采集、信息处理与传输的费用；同时，技术创新也有效地拓展了金融服务领域，使得一些曾经因为过于昂贵或太复杂而无从实现的服务得以实施。例如，利用金融衍生物或定量分析技术推行风险管理等。与此同时，技术革新也令政策制定者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必须尽快跟上新科技发展并及时修改与之相适应的监管政策与法规。1994年出台的《里格－尼尔州际银行与分行效率法》，1996年制定的《巴塞尔修正协议I》以及2004年即将推出的“巴塞尔协议II”，都堪称是对金融监管体制实施有效改革的例证。

技术创新不仅直接改变了银行本身的传统运营方式，更重要的是通过非银行金融业“入侵”银行传统业务领域的迂回方式，使银行及其监管体系不得不被迫改制变法。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证券市场的效率大大提高，真正开始成为可以直接为大众服务的产业。大众服务业的关键是薄利多销，而这没有技术进步带来的数据处理能力和通讯渠道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1975年，SEC在影响力日增的机构投资者的强大压力下，废除了华尔街自始以来的老规矩——固定经纪手续费。证券业本来受到的监管就比银行业少，这样一来更是如虎添翼。其实，在开发面对消费者的产品服务上，例如MMMF、个人投资等等，技术创新给银行业和非银行业都开辟了新商机。但改革在前的证券业，能更充分地利用技术创新带来的变革力量，在侵蚀传统银行业务领域方面占足了先机。由此而给银行业和银行监管带来的巨大压力，是迫使银行业和银行监管当局下决心改制变法的关键因素之一。

降低信息成本与减少制造壁垒，使得银行与非银行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很多非银行机构开始进入传统的曾经为银行独霸的领域，如银行债务活动上的收取存款，或银行资产增值活动中的发放贷款等。

在储蓄存款方面，银行开始面临来自货币市场上的共同基金、经纪人保证金存款、现金管理账户等其它金融机构日益增加的产品竞争威胁。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可以提供同样的流动性以及方便的接入，特别是它的回报率相比银行的利率更具有竞争性，对于银行的储蓄账户来说，这些新增的投资选择无疑为他们开辟了更具吸引力的投资之路。同时，证券经纪人的现金管理账户还具有支票账户的作用，可以为用户提供开写支票及其它相关业务服务。

再从银行资产角度来看，银行开始面对来自商业票据、资产证券化以及全国性信用卡吸引银行客户的强力威胁。日趋激烈的竞争，使得银行界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为了提高自身的效益，银行企业不惜花大力开展科技创新，全力拓展具有潜质的服务，包括交易、风险管理，以及投资银行活动等等。

银行与非银行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也向政府的职能部门提出了挑战。管理者与立法者必须从多种混浊的形式中辨别确切的金融体系，并且明确知道应该对谁实施何种必要的限制与监控管理。

国际竞争

促使美国银行企业加快转型的另一大重要驱动力是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

受到先进的通信与信息技术的助推以及日趋激烈的国内竞争，使得大型本土银行企业大力向外扩张延伸，以拓展新的发展空间。1990年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综合经济的进程大大加快，但是由于国际上不同地区的银行受制于不同区域或国家的法规限制，从而使美国银行感到现有的法律与条例大大地束缚了其手脚，致使本地银行无法面对并抗衡外来者的竞争威胁。

比如，当美国银行界正在受制于本地银行不得参与外州银行业务的隔离限制，同时也被禁止实施债券业务时，那些新登陆美国的外国银行企业，比如德国或日本的银行，却不受此限制，从而快速站稳了脚跟并夺取了本地银行的业务地盘。美国银行企业认为，这些限制甚至剥夺了美国本土银行加快多元化与获取竞争优势的机会。因此，业界呼吁美国政府迅速为企业松绑，并因此引发了对若干法规条例的修改与重新制定，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以辨别政策改革的优劣。

国际竞争也在召唤着国际化的金融法规，设立国际化金融领域游戏规则与标准，同时保护跨国法规的仲裁。近些年制定的巴塞尔协议，就是为建立起国际化银行交易准则而作。

宏观经济和社会大环境变迁

大多数行业对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很敏感。银行也不例外，而且更为敏感。自1970年以来，两方面因素可以说极大地影响了美国银行业的改革与转型：

● 首先是发源于不断升级的越南战争、导致美国在全球的实力下降，并在1970年代末达到顶点的那场财政与货币大危机。

当时高达20％的通货膨胀，对于一个拉丁美洲的人来说也许是温和的，但对于自从二战之后只习惯于低通胀及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的一代美国人来说，这样的高额通胀率深深伤害了此前他们对经济前景一向持有的乐观和信心。加上美国总统卡特弱势领导班子高喊与大通胀作战的口号而未能实施任何有效的治理良策，迫使美国公众终于在冷汗中警醒，不得不面对一个无情的现实，即只有依靠自己去寻找能保住他们一生储蓄的价值的避难所。

高额通胀首先是大大降低了人们到银行存款的积极性，因为美国银行的利率值受到“Ｑ条款”的封顶限制。所谓的“Ｑ条款”来自于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案》，其目的在于“限制银行间的竞争，并强化银行功能”。然而，低存款利息额的限制，让高通胀侵蚀了许多存款人的个人回报，因而迫使大量的资金持有者开始寻找其它的投资媒介，比如货币市场共同基金。

前景难以预测的高额通货膨胀的现实，也凸显了股票等资产净值投资对于长期家庭财务投资组合计划的好处。更多的人将投资眼光转向稳定的新净值控股媒介，比如养老金与共同基金等。

尽管到了1980年代初，这场恶性的通胀乃至滞胀终于在美联储严厉控制货币投放和不惜采用高达两位数的利率这两手严打之下被煞住，但它已经在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理财观念中留下了永远的烙印。正如大萧条曾在二战一代人的心理上留下了永久性的心理创伤，大通胀的恐慌则定型了婴儿潮一代人的心灵。他们转变甚至抛弃了传统的理财观念，积极主动地寻找各种投资工具，来最有效地保住并增加其所持货币与投资价值，从而也加剧了银行与其它金融机构的竞争。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弗兰克林·埃德伍德指出，1980年代对于金融市场变迁就像二战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二战及二战后的劳动力紧缺，使得妇女成了主要劳力，从而触发了一系列不可逆转的社会转型，并使得整个社会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大通胀”过去了，但是它唤醒并教育了人们，其教训与影响持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无法抹去，形成了一个自那时以来各种金融市场及其监管体制演变的新思维模式。

● 促成金融新范式的另一个更为渐进却也更为经久持续的要素是宏观人口结构的转变——人口组成日趋老龄化。

事实上，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近30年来所共同面临的最大的宏观经济社会问题。对于美国特定的国情来说，人口老龄化使1930年代“新政”时期建立的社会安全系统（Social Security System）的“边付边用”（pay as you go）体系越来越入不敷出。社会安全系统牵涉到的各种利益，使它的根本改革几乎成为不可能。于是，国会四处寻找新的解决办法，比如个人退休账户，个人养老金基金计划(比如401K)，政府实行税收激励计划，鼓励公众依靠个人能力实现自我保障未来。

政府通过税制奖励投资养老的措施非常奏效，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个人开始在退休基金与教育基金上投资，通过共同基金或其它的投资方式正在逐步取代银行的储蓄，并成为许多家庭目前的主要投资目标。

退休基金近30年来的快速增长，导致了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的份量和影响力大大增加，是推动1975年证券佣金开放等一系列改革的重要动力。改革搞活了证券市场，并对银行市场形成渗透、围攻之势，又成为银行变法的动力。

资 料:布雷顿森林体系

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有44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与联盟国家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基础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的最后决议书”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两个附件，总称为“布雷顿森林协定”。

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国际金融汇兑本位制，又称美元-黄金本位制。它使美元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美元成了黄金的“等价物”，各国货币只有通过美元才能与黄金发生关系。从此，美元就成了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

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国际货币金融关系又有了统一的标准和基础，结束了战前货币金融领域里的混乱局面，并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扩大了世界贸易。

作者：卢　菁　骆　宁

世界贸易证券业路分析论文 篇2：

金融改革蓄势待发

五年召开一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被誉为中国金融改革的风向标。每次都会对中国下一步一系列重大的金融改革政策和方向“定调”，今年也不例外。

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于2012年1月6至7日进行。为筹备此次会议，早在2010年初，包括中财办、中编办、国研室、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在内的20个部委办局“总动员”。分头领衔由国务院直接部署的“15项重大金融课题”。之前关于会议的种种猜测也有了答案。

几大悬而未决

金融国资委

此话题从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就已经引起广泛讨论。随着国有银行的改制与上市，其后境外投资者的引入与退出，金融国资委一直备受关注。但是迄今为止，关于其定位与必要性仍旧模糊尴尬，是重走国务院国资委的路，让央企、国企做大做强，让其他企业在玻璃天花板下走投无路?还是效仿汇金模式?是一行三会之外的监管者，还是单纯行使国有资产代理人角色?

很多专家并不看好“金融国资委”，他们认为无论从经济效率还是有效监管角度，金融国资委未必是—个好主意。

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是一个老话题，无论“十一五”规划还是“十二五”规划，甚至在第三届金融工作会议部署之中，都明确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至于与利率市场化配套的存款保险制度，虽然人选“十二五”规划，却在本次议程中未见提及。那究竟为什么要利率市场化?

如温家宝总理所言，中国金融业综合实力力显著提升，当前到了有条件也应该加速利率市场化的时刻。2011年11月末，中国金融业总资产达119万亿元，比2006年末增长149％；2011年前三季度，16家银行共实现营业收入1.66万亿元，实现净利润近7000亿元，净利润同比增长31.7％，平均每天赚25亿元，高于全部上市公司18.76％的平均增长率。

财经分析人士认为，在基本市场经济框架已经搭建完成的背景下，涉及关键要素的价格机制却仍旧缺失，利率就是其中之一。在价格双轨制之下，必然是体制内机构获得寻租机会，而体制外个体付出高额赎金——中国银行业高得“不好意思”说的利润中绝大部分来自存贷利差，而近些年诸多民间金融乱象不过是利率管制之下的必然结果。

几大重点部署

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

“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议上指出，做好新时期的金融工作，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

据有关专家分析，中国经济企稳依赖更多的是传统产业产能的扩大，是在原有结构基础上的简单数量扩张，而真正意义上的产品技术创新、产業升级、结构优化所带来的增长比重还不大。当经济面临结构性失衡造成的总需求下滑时，旧产能过剩矛盾尚待消化，又将产生新产能过剩的危险性，实体经济最终不堪重负。

尽管依靠以量带价，银行业业绩亮丽，但金融业利润并未逾越实体经济发展。2011年前三季度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共实现净利润5183亿元，同比增长29％。反观实体经济部门，同期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6834亿元，同比增长27％。

金融的根本意义是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在识别风险与机会的过程中，促进实体经济的更好发展。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回落速度与资本市场调整速度如此之快，从特定意义上分析，是因为还没有重新觅到像房地产业这样的增长利器。今后，中国可能步入自主性经济周期阶段。中国实体经济的要务已从“输血”转向“造血”。这就需要金融业坚决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支持重塑主导产业，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引擎。

倡导扩大社会融资

在金融改革工作部署中，温家宝总理表示，要深化金融机构改革。着力加强公司治理，形成有效的决策、制衡机制，建立规范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推进股权多元化，切实打破垄断，放宽准人，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参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改制和增资扩股。

引入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这被市场看做是实现利率市场化需要的环境基础。“现在是实施利率市场化比较好的时机，如果再拖下去，可能会给银行带来一些问题，对银行的经营有很大影响。目前的状况，实际上也倒逼银行去做市场化的利率，比如理财产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位银行分行负责人表示。

“一行三会”定调改革路线

央行：继续推行稳健政策

在随后的央行工作会议上，谈到如何推进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时，周小川表示：要实现稳中求进，需要丰富和完善货币政策工具箱，里面既要有数量型的调控工具，还要有价格型的调控工具，既要有传统的调控工具，也要开发一些宏观审慎性政策工具，要做到尽量齐全地摆在那儿，做到在“干活”的时候都能找到，随时有合适的工具可以用上。

“存款保险制度”就是工具箱中的政策工具之一。央行提出，要进一步做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准备工作。这项工作相当于设立了一个存款保险机构，由各银行按存款比例缴纳保险，当银行发生经营危机或面临破产倒闭时，存款保险机构向其支付部分或全部存款，从而保护存款人利益。

周小川介绍了该制度实施的相关背景，其实早在2007年的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国家已决定要推行存款保险制度，会议之后实施方案都已经做出来了，但正好遇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就将主要精力放在应对危机上，这一制度建设相应有所推迟。

据某银行人士称，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将有助于维护银行信用，防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监测。该制度也是降低金融机构准入门槛、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前提。

另外，与2011年相比，央行今年特别提出要按照总量适度、审慎灵活、定向支持的要求调节好货币信贷供给，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对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对企业技术改造的信贷支持。对“小型微型企业”等方面的扶植，去年的工作措施并未提及。

银监会：坚守风险底线

刚接任银监会主席的尚福林，在第一年监管会议延续前人经验，将“防风险”放在工作首位。首要监管任务为：2012年国内银行业要前瞻预判风险，坚守风险底线。这与去年银监会提出的首要监管任务——“严密防范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坚决守住风险底线”相比，潜在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更受关注。

信用风险简言之就是违约风险，不少企业从商业银行借款后，逾期不还或者长期欠债，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负债率，也加大了整个银行业的信用风险。作为比较

务实的监管者，尚福林要求，要把基础工作做扎实、把数据搞准确、把各机构的风险点搞清楚，增加对风险的前瞻性。

某银行分行负责人认为，透过金融工作会议的内容，2012年银行面对市场的复杂性、银行的风险可能会陆续体现出来，其首要任务是要采取措施化解风险，防止风险集中爆发。“根据金融工作会议的议题，银行业面临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带来的风险，以及存款流失倒逼银行转型两大课题。”该负责人表示，在拉存款越来越难，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银行的转型势在必行。

保监会：“严”字当头完善保险市场

同样在1月7日召开的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上，保监会主席项俊波首次全面对行业发展谈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未来20年仍是保险业发展的黄金期，表达了加快推进由新兴保险大国向世界保险强国转变的信心。

项俊波将保险行业的发展定调为“抓服务、严监管、防风险、促发展”，以“严”字当头。将2012年监管的第一大事定为重点解决车险理赔难和寿险销售误导问题。

与其平时温和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项俊波声色严厉，表示要出台一系列措施应对各项违规行为。在会上，项俊波还对备受市场关注的保险机构退出机制进行表态，他认为退出机制缺位，存在差而不倒、乱而不倒的现象，无法实现市场的优胜劣汰。必须把建立健全市场准入退出机制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和紧迫的工作来抓。此外，推进农业保险、巨灾保险、个人延税型养老保险发展也成为今年保险监管的重点工作之一。

证监会：推动透明高效体制改革

在上周末举行的2012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繼续深化发行体制改革，以充分、完整、准确的信息披露为中心，强化资本约束、市场约束和诚信约束。完善新股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股票承销办法，使新股定价与发行人基本面密切关联。完善预先披露和发行审核信息公开制度，落实和强化保荐机构、律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责任。

有关人士分析，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上任两个月来，提出对证券期货违法“零容忍”，遏制绩差股炒作、推行退市制度改革，推动强化上市公司分红，推动改善投资者结构、发展机构投资者……这些举措的指向用六个字加以概括便是：更透明、更高效。

对于2012年的资本市场，郭树清在提到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同时，还提到将从积极稳妥地推进证券期货领域的改革开放、努力推动资本市场的结构调整和服务能力提升、以公开透明为核心加强市场制度建设、以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风险为重点加强市场监管、加强组织领导和干部队伍建设五大方面进行改革和监管。

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当年11月，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会议重点是加强中央对全国金融系统的集中统一领导，防范和化解历史累积的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会议启动了对当时资不抵债的银行体系的清理工作，从大型银行资产负债表中抹去了数十亿美元坏账，还建立了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机构。

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情况下，2002年2月，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会议重点是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使得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最终实现海外上市。

会后成立银监会，工行、建行、中行先后获得外汇储备注资，得以补充资本金，加速了银行的改革进程。

第三次金融工作会议

2007年1月召开的金融工作会议继续深化金融业改革。

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简称：中投公司)的成立，推进了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其间中国农业银行与国家开发银行改制成为亮点。

作者：吴佳

世界贸易证券业路分析论文 篇3：

扎实推进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

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早已走出了加入世贸组织时的五年保护期。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国民经济润滑剂的金融行业，其面临的发展机遇、国内国外形势和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的要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进一步扩大开放，不仅是中国对世界做出的庄重承诺，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迫切内在需求。如何通过对内对外双向开放，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撑，在世界经济的大潮中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成为摆在所有中国金融从业者面前的首要问题。

一、承诺开放与实际开放的对比分析

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并对金融业做出了对外开放承诺，笔者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归纳了金融业的三大细分行业：银行、证券和保险的承诺开放与截至2018年年初的实际开放情况对比，进行分析。

（一）银行服务及其他金融服务

就银行服务及其他金融服务而言，包含三个范畴：银行服务、其他金融服务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汽车消费信贷。首先，先看银行服务，从加入时承诺的外汇业务、营业许可和外资准入，到加入后1年内开放广州、珠海、青岛、南京和武汉的人民币业务，再到加入后5年内开放的银行服务。我国政府已逐一兑现承诺。唯一值得强调的是，在外资持股比例、经营地区、业务范围方面，我国虽然也已兑现了承诺，但对外开放的力度还不够大。

其次，就其他金融服务而言。我国在入世时承诺的跨境交付和营业许可等已悉数兑现。

最后，再看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汽车消费信贷。我国当时在入世承诺中，不允许境外金融机构提供此类业务。但在我国政府最新给出的金融业2018年对外开放承诺中，已经解除了这一限制措施，具体为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

综合对比来看，在银行服务及其他金融服务领域，我国已基本兑现了入世承诺。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考虑到风险监管和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发展水平，我们在外资的持股比例和外资准入方面，遵循的是循序渐进的开放模式。外资持股比例等方面开放力度还有待提高。

在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领域，根据我国政府的安排，2018年，继续扩大开放的具体措施为：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对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设上限；大幅度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

（二）证券服务

在入世承诺中，我国政府对证券服务在加入时的开放度并不高，比如要求外国证券机构可以（不通过中方中介）直接从事B股交易，外国证券机构驻华代表处可以成为中国证券交易所的特别会员，允许成立合营公司，外资比例可以达到33%等一系列限制性要求。

这些限制在加入3年后，逐步放宽。比如外资比例可以达到49%，合营公司还可以从事A股承销等一系列业务。但是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综合考虑到证券服务的特殊性，我国在该领域仍然对外资进行了一定的限制。突出表现在外资的持股比例、业务范围等方面。

综合来看，在证券服务方面。我国在入世承诺中，虽然允许外资进入中国，但对外资的持股比例和业务范围给予了较为严格的限定。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攀升。中国企业“走出去”到海外市场融资，外资企业到中国市场参与经营的现象也日益普遍。因此，放宽证券服务领域的外资限制，不仅是中国企业发展的迫切需求，更是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接受世界同行挑战的应有之义。

值得欣喜的是，根据我国政府的最新计划，在证券业对外开放方面，在2018年底前，我国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 51%，并且3年后不再设限；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是证券公司；不再對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内外资一致。

（三）保险及其相关服务

在保险及其相关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方面。由于我国对保险业执行的是更为严格细分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模式。因此，在入世承诺的对外开放方面，我们分别对保险经纪、寿险、非寿险和再保险及法定分保的情况分别做了说明。

首先，从入世初期的开放承诺来看。可以看出，保险业的限制主要是在外资的占有比例方面，我国政府根据各个险种的发展阶段和内在特征，制定了差异化的开放承诺。比如保险经纪外资比例可以达到50%，而寿险的外资比例不得超过50%，非寿险外资比例可以达到51%，再保险必须向中国的公司进行20%的分保等。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这些开放承诺早已兑现。

其次，我们从纵向角度逐一展开分析。就保险经纪而言，我国对外国企业在我国境内设立公司的最低年末总资产要求逐年降低，入世后第一年为5亿美元，加入后4年内降至2亿美元，这一门槛限制在加入后5年已完全取消。但是保留了设立条件和业务范围的限制。再看寿险，在加入时我们的开放承诺中主要保留的是外资比例和营业许可方面的限制，截至目前，在寿险领域，我们保留的主要是外资比例不超过50%及设立条件的限制，其他限制均已取消。而就非寿险来说，其在入世时的外资比例就可以达到51%，其他限制条件也相对较少。在我国保险业中，是开放力度最大、进程最快的细分行业。最后，再看再保险及法定分保。在入世时，我国允许外资保险公司从事跨境再保险业务，但设立了营业许可的限制。同时，不允许外资保险公司经营法定保险业务，并有20%分保的强制性规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限制逐渐取消。在入世后4年内，我国已全面取消了强制分保的措施。

综合来看，目前保险业对外开放的限制主要是在设立条件和业务范围两个方面。根据我国政府安排，保险业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提速，2018年底之前，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与中资机构一致。全面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需开设 2 年代表处要求。

二、金融业对外开放存在的问题

一是国际竞争力与金融强国相比有待提升。和国际同行相比，我国的金融机构存在业务品种的同质化水平较高、金融机构垄断定价、资金实际利用效率低、对衍生金融产品和创新性业务发展不足能力有限等问题。而长期以来基于防范金融风险的思维定式，导致入世以来我国对金融业的实质性保护较多，开放力度以稳健为主。比如，比较典型的就是股票市场行政色彩浓厚的的通道式开放（如QFII、RQFII和QDII、RQDII）。再比如，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这种人为设置的隔离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金融业的先天发育不健全、整体竞争力不足，对国际市场变化的反应不够敏感。金融业整体较弱的国际竞争力，无法满足中资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和蓬勃发展的外向型经济对金融行业的内在要求。

二是承诺与实际开放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以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的市场份额为例，和中资机构庞大的市场规模相比，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的市场占比仍然偏低。在准入标准、持股比例、业务范围等方面还存在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限制，外资金融机构并没有享受到和中资金融机构相同的待遇。虽然从国际惯例来看，这也是不少国家的通行做法，但与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甚至是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在我国的外资金融机构所受限制仍然相对偏高。国内金融业以中资机构为主，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开放步伐相对保守。以OECD最新公布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为例，截至2016年，我国银行业的STRI指数在包括了OECD和9个新兴经济体共计44个国家中排名第41位，保险业排名42位。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当初入世承诺的开放力度，可能已经不能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金融业的需求，迫切需要我们根据新的发展需求制定新的开放路线图。

三是对内对外双向开放互动格局尚未成型。首先，从金融机构“引进来”来看，外资金融机构所享受的国民待遇并不全面，尤其是在持股比例、经营地区和业务范围方面对外资的事实上的限制较多，国内金融机构面对的国际同行的有效竞争不足，就国内金融市场而言，并没有形成内外资有序竞争的良好格局。其次，从金融机构“走出去”来看，随着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我国企业参与全球布局的步伐加快，对金融服务的境外需求与日俱增。但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步伐却严重滞后，无法满足“走出去”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综合来说，外资金融机构“引进来”和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的协调发展有待提升。以开放促改革、谋发展的局面尚未形成，中国金融市场对内对外双向开放互动的水平还比较低。

四是没有完全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监管体制。为了把控风险，更好地对金融业进行监管，我国分别于1992年、1998年和2003年成立了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和中国银监会（即已经成为历史的“一行三会”）。在随后的发展历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和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不同的分业监管模式，这主要是和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模式相匹配。但与我国金融机构不同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更多采用的是混业的发展模式。在这种监管体系下，传统的监管模式不免带来了监管机构“各扫门前雪”的隐忧。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的提速，国外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将会逐渐进入国内，如何以分业监管体制对接国外的混业经营模式，避免监管缺位、监管越位，建立统一协调切实有效并与国际监管体制接轨的国内金融监管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值得肯定的是，我国监管层已经敏锐的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近期，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一委一行两会”正式诞生。但是由于在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模式上存在的根本性区别，我国金融监管方式与西方模式的接轨还存在很长的路要走。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与入世承诺相比，我国金融业已基本履行了当初的对外开放承诺。但是在外资比例、业务范围等方面，外资金融机构在国内还没有完全实现与中资金融机构相同的待遇，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力度还可以再提速。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当前金融业的对内对外双向开放步伐可能已经不能满足全面构建开放性经济新体制的内在要求。这需要我们多措并举，继续推动中国金融业在稳健经营的同时，向着新的对外开放高地奋勇前进。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扎实提升中国金融业国际竞争力。自上世纪90年代我国启动的大规模金融业改革以来，中国金融业进入了飞速发展快车道。据wind咨询显示，截至2017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达到了245.8万亿元，当年跨境贸易结算4.36万亿元。中国金融业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球金融“巨无霸”。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总量优势并不是国际竞争力的代名词，中国金融机构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受同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利好影响。从外资金融机构的跨国经营历史来看，中国金融业还存在着国内保护较多、走出去力度不大、业务品种单一、创新产品不多等问题。随着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这些弊端势必将会逐渐显现。因此，扎实的提升內功，通过学习国外同行，在服务国内市场的同时，增强自身跨国经营能力和处理应对复杂国际金融形势的能力，以较强国际竞争力服务国家战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提升。应该是当前开放环境下对中国金融业的前提要求。

第二，坚持开放与监管并行的基本原则。金融行业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经验风险，无数的国际经验已经证明，一步到位的金融业开放最终带来的只会是混乱甚至是一国金融经济体系的崩溃，只有在监管到位的前提下，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正处于去杠杆与金融乱象并存的当前中国来说，金融业的开放并不能一蹴而就，必须在强监管的总原则下，把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与规范地方政府债务、健全PPP合作退出机制、打破刚性兑付、以市场化的基调推进债转股、大力整治互联网金融乱象等结合起来。坚持监管中性和渐进式开放的原则，做好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经营管理体制的顶层设计。此外，还要重点做好自贸区金融开放的政策试点，比如可借鉴横琴自贸片区金融业改革的经验，进行金融业开放的先行先试和试点工作，在综合把控风险的基础上，探索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第三，要把对内对外双向开放结合起来。双向开放包括两个范围，一是地理范围意义上的双向开放。对内开放的首要之义是要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给予国外金融机构国民待遇，允许他们在中国境内开展业务。但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不能只限于“引进来”，更多的是要“走出去”，即鼓励支持中资金融机构到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在当地开展业务。通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增强助力中资企业拓展全球业务的能力，为中资企业提供融资和金融服务的支持。二是业务范围上的双向开放，比如通过引入外资金融机构，丰富国内金融市场的产品，逐步打破国内市场的垄断定价，提升服务质量。同时中资金融机构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要根据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需求，合理开发贸易融资、私募股权、金融租赁、投行和金融市场业务等产品。不断提升中资金融机构在东道国的生存能力和市场空间。最终通过对内对外的双向开放，形成全球范围内有序竞争的新格局。

第四，重视金融科技在金融开放中的作用。随着数字时代的全面来临，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金融科技的兴起正在不断重构传统商业银行的商业模式。比如在中国国内，迅速崛起的微信、支付宝和各类第三方支付介质，正在不断蚕食商业银行的传统支付市场。而在普惠金融领域，以“蚂蚁金服”为代表的科技金融，通过大数据抓取和分析，也全力助推金融理财进入智能时代。金融科技的兴起，使得金融机构在用户筛选、商机洞察和风险监测方面大大提升了传统服务模式的效率。数字技术正在通过其强大的融合力改变着传统的商业逻辑和监管模式。比如“区块链”技术、比特币等。事实上，正是源于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金融业对外开放进程中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在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要高度重视金融科技的影响，既要充分利用其在大数据抓取和风险监测方面的“优点”，也要克服因为数字技术发展而形成的监管“盲区”，发挥好其“双刃剑”的作用，更好地将其服务于我国金融业扩大开放。

第五，抓住“一带一路”带来的新机遇。自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沿线国家和地区迅速响应、积极参与，这对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新的市场机遇。因为，从地理区位分布来看，横跨欧亚非大陆的“一带一路”经济圈，一头连接着经济活跃的东亚，另一头则是发达的欧洲，拥有着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的广袤的中间腹地和互补性强的产业基础。而从与沿线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优势来看，我国在制造业、商品贸易，乃至金融资源等领域，都具有一定的優势。具体来说，要重点发挥好“开发性金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在服务国家经济外交战略的基础上，更多注重市场主体的参与，重视中长期投融资，扩大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项目合作，积极支持装备制造、电信、新能源、工程承包等领域的对外投资合作，以金融支持助力中资企业“走出去”，同时通过对中资企业参股或并购国外企业、引进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提供融资支持的方式，助力我国企业不断提高全球化布局水平。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培训中心）

作者：郭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