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设和谐共生民族关系论文

摘要：以山东省泰安市的党群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广泛调研和思考，总结当前党群关系已取得的成绩和仍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解决路径如下：强化“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致力经济发展提供物質保障；强化政治民主；提升执政能力。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创设和谐共生民族关系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创设和谐共生民族关系论文 篇1：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治理效能研究

摘 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基于中国独特的历史逻辑与社会结构的伟大政治创造。新型政党制度所具有的利益代表优势、多党合作优势和民主协商优势，集中彰显了凝聚国家治理目标和道路共识、提升国家治理主体的社会整合力、保障国家治理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的国家治理效能。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优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效能，需要秉持制度内在特质发挥执政党治理核心主体的坚定领导力，激发制度活力优化参政党国家治理重要主体的凝智聚力功能，巩固长期稳定和谐党际关系凝聚国家治理效能强大合力，提升制度执行力完善多党合作治理效能运行机制。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制度优势;治理效能

文献标志码：A

基金项目：2019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委托项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效能研究”（L19WTA032）。

作者简介：魏晓文（1955-），女，吉林大安人，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政党与统一战线理论;秦雪（1993-），女，辽宁辽阳人，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党的建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设，展现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1]6中国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证明，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通过揭示新型政党制度所具有的利益代表优势、多党合作优势和民主协商优势，明确其优势转化为凝聚国家治理目标、提升国家治理主体社会整合力、保障国家治理决策科学性的治理效能，有助于提高多党合作的制度化水平，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进程。

一、中国新型政黨制度优势彰显国家治理效能

新型政党制度是对新时代中国政党制度科学内涵与特点优势的最新概括与深刻总结，它在现代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着统领全局和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这一制度不仅经历了历史的选择和社会的考验，而且形成了与国家社会结构相适应的运行模式，实现了政党、国家与社会多元主体间的良性互动，以自身所具有的利益代表优势、多党合作优势和民主协商优势彰显着国家治理效能，保持着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之间的适度张力。

（一）政党制度与治理效能的逻辑关系

政党制度作为政党参与国家权力运行以及进行国家治理的基本依循和长效机制，能否科学高效运转，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效能。政党制度与治理效能二者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内在统一关系。

其一，政党制度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枢纽，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效能。

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和成熟稳定的制度体系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保障。作为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和现代政治生活得以展开的核心要素，政党从诞生起就肩负着运用国家法律和制度统筹管理国家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职责，并将国家引入良性发展轨道以实现善治的使命。因此，政党不仅是现代国家治理的设计者、推动者、引领者，也是国家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国家治理效能致力于国家能力的建设与提升，政党参与国家治理所形成的政党关系、行为规则和运行模式，则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并对国家治理进行顶层制度设计。“一个现代化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2]在现代政治框架中，政党存续的合法性往往以制度化的形式得以确认和保证，制度化水平因而成为衡量现代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这意味着，政党制度一旦形成，便会呈现从分散性力量向整合性力量转化的发展趋势，着眼于国家治理有序化的实现。因此，政党制度同一般的制度相比，往往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与整合性的重要特质，这一特性也决定了政党制度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轴心枢纽与统领地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具有的凝聚共识、优化决策、协调关系、维护稳定等功能属性，决定了其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枢纽，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效能的实现。

其二，提升治理效能是展现政党制度生命力、影响力、凝聚力的关键。

“一项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不仅需要规范的考察，而且需要经验的检验。”[3]规范是对实践经验的高度抽象和深度凝练。对制度合理性与科学性的考察，关键在于把握制度与现实运动之间的内在契合。这就意味着任何制度是否科学合理，归根结底是由运用制度治理国家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检验的，只有建筑在对现实运动产生实质性的价值和作用也即治理效能的基础上，制度优势才能真正彰显出来。评判政党制度是否具有生命力、影响力与凝聚力的标准是多元而丰富的，包括价值维度利益代表的广泛性、社会维度矛盾整合的有效性、发展维度制度本身的自我调适性等诸多方面。而这些诸多维度的考量标准，都根本指向政党制度在运行过程中究竟能够多大程度将自身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也正是基于对制度与效能之间所具有的目标协同与实践互促内在逻辑的科学把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高度重视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这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议题。可见，制度优势能否充分彰显与发挥是衡量和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变量。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跳出二元对立与一元绝对的旧式结构，创造性地形成“领导—合作”与“执政—参政”相结合的复合模式，遵循了政党与国家、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一制度运作的普遍性规律和发展逻辑，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政党制度、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政党制度”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新型政党制度独特的结构和运行方式彰显出其制度优势，而这种独特的制度优势直接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

其一，利益代表优势凝聚国家治理目标和道路共识。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突破了旧式政党制度利益代表的局限，体现了在价值追求中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优势。“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4]在新型政党制度的框架下，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确保利益代表的广泛性;参政党则代表所联系群众的具体利益，体现了利益代表的多样性。执政党与参政党这种利益代表的一致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统一，决定了二者能够真正反映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诉求，从而为凝聚国家治理目标与道路共识创造了最为根本和基础性的条件。

从国家治理发展的内生动力来看，政党关系的合作模式直接关涉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与制度的现实执行力。新型政党制度所构建的党际关系本质上是基于利益同一性的相互支持型政党关系，这种党际关系强调参政党和执政党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因而新型政党制度本身是一种同心圆结构，确保了政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稳定。在根本利益高度一致的基础上，参政党坚决拥护执政党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主体地位，执政党高度重视参政党充分发挥对国家治理的智力支持和力量整合功能，政党之间的共同目标均聚焦于国家治理的发展。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助于政党之间围绕国家治理问题形成一系列重大思想共识，并为思想共识的落实构筑了稳固的制度框架。可见，具有最大利益代表优势的新型政党制度不仅不会产生党际关系的内耗，反而会形成基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一共同政治初心的道路共识，为实现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和国家富强这一奋斗目标， 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体现出对社会的善治。

其二，多党合作优势提升国家治理主体的社会整合力。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提升国家治理主体的社会整合力也逐渐成为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鲜明标志。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的背后，正是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在发挥重要作用，新型政党制度就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在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执政党与参政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是亲密合作与共商共治的关系，因而能够把各方面的力量广泛凝聚起来，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合力。新型政党制度所创造的“领导—合作”与“执政—参政”相结合的复合型政党制度模式，克服了西方政党制度党派纷争的顽疾，反映了在国家建设中进行多党派密切合作的优势。新型政党制度之所以具有这种合作优势，就在于执政党与参政党基于合作的共同基础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和政治认同。正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下，中国共产党紧密團结民主党派，最大限度地汇集各方面的共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国家治理朝着现代化的方向稳步前进。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加速转型期，社会结构在阶层、利益、组织、区域和观念上都发生着新的变化，旧有的社会整合方式已无法适应这种快速的社会分化。现代国家治理意味着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的转变，同时也对治理主体间利益关系与力量整合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主体，不仅将加强自身的执政能力建设植入国家治理当中，而且高度重视发挥民主党派这一国家治理重要主体的支撑作用，以价值共识作为决策的考量标准而非决策与决策者之间的利益相关性，将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融为一体，因而实现了治理力量的最大化。新型政党制度所具有的这种多党密切合作优势，不仅仅局限在党际之间，也拓展延伸到了政党与社会的关系维度上，反映了统一战线性质，高度契合和谐社会的整体利益布局，因而具有强大的政治吸纳功能和整合效能，能够显著提升国家治理主体的社会整合力。

其三，民主协商优势保障国家治理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社会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特征愈益凸显，如何更加有效地凝聚各方共识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治理过程中面临的普遍性难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打破了西方政党制度的民主迷思，彰显了在政治决策中进行民主协商的优势，能够充分发挥党对国家治理的领导，体现了共同协商的现代民主发展趋势，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将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

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统筹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与运用民主协商的能力有效衔接。新型政党制度以团结、和谐、合作、参与等民主价值为基本属性，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发挥了民主党派各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制度化与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依靠相互协商反映共同意愿、解决彼此分歧，形成政治共识，强化政治认同，从而能够有效提升国家治理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新型政党制度所倡导的民主协商是全方位、多领域和深层次的。协商主体既有中国共产党，也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协商内容涉及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等方方面面，协商层次涵盖中央、地方、基层等多个层面，不仅集聚了协商的核心优势、界别优势和智力优势，而且形成了程序合理、环节完整且运转高效的民主协商体系。既坚持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又有效克服了各项政策和工作共识不高、难以落实的弊端，最大限度地提供了国家治理所需要的稳定性与创造性，真正实现了将民主协商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从而为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稳固的基础。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治理效能分析

治理效能反映着制度构成要素关系及其质量的变化，是制度优势发挥程度的关键变量。领导核心、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分别构成了新型政党制度发挥治理效能的核心要素、关键要素和动力要素。三个要素协同发挥功能作用所带来的结果便是形成了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所产生的凝聚治理目标共识、提升治理主体社会整合力与保障治理决策有效性的治理效能。

（一）“共产党领导”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核心要素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准确把握了我国国家制度及国家治理体系演进的方向和规律，在其所总结的关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显著优势中，最根本的优势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政治特色，也是宪法赋予党治国理政的重大职责和使命。

其一，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政党制度中发挥政治领导作用，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主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5]回溯历史，中国共产党自建立起便同国家的命运走向和发展前途紧密相连。立足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正处于关键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正面临多重考验。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每一时期对国家治理的前瞻回应和有效分析，都使得党的领导同国家治理的发展兴衰紧密相关。要确保中国的国家治理前进方向正确坚定、政治保障坚强有力，就必须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党的领导。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之路，其形成经历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其发展是在破解诸多难题和重重挑战的过程中不断推进完善的。因此，中国共产党既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核心推动者和政策实施者，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主体，发挥着统领全局和引领方向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直接决定着国家治理能力的高低。

其二，参政党始终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坚定的政治要求，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体。“各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6]参政党与执政党之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无论在政治传统上，还是在制度安排上，参政党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协商、社会整合与民主监督优势。以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参政议政基本职能，充分反映了参政党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体这一事实。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将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凸显了党的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这一思想也为参政党在新时代加强自身建设指明了方向，参政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必须把政治建设作为新时代自身建设的首要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参政党始终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自身建设的重要政治要求，并将加强“四个建设”、提高“五种能力”作为自身建设的重要抓手，时刻不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使命担当，主动向执政党这一国家治理的核心主体靠拢，充分发挥党外知识分子的智力优势，形成了对执政党的聚合与支持效应，彰显出参政党作为当代国家治理重要主体的支撑作用。

（二）“多党合作”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要素

国家治理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其作用的发挥需要依靠多种有效力量以及诸要素间的良性互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强调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多元共治，这一制度既广泛吸纳了社会利益代表多元主体参政，同时又有效规避了不同利益主体间因争夺权力而互相倾轧的风险，因而是既符合现代社会运行模式的治理属性又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

其一，多党合作制度的民主功能与优势在国家治理中日益彰显，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保证。中国政党制度强调多党合作，通过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商国是、实行互相监督，使党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衔接、相统一，有效发挥了多党合作制度的民主监督功能。多党合作的原理就是整合力量，新型政党制度设计的初衷便是实现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在国家治理体系上，新型政党制度表现为多元一体：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相互包容，和谐共生，合作共进。这种合作共事型政党模式能够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与政治吸纳功能，有效地整合了中国的政治资源，凝聚了国家治理所需要的内嵌在广泛社会基础中的价值共识和智慧力量。多党合作制度遵循着执政党执政而不专制、决策而不独断、领导但重合作，参政党参政但不行政、建言但不决策、监督但不强制的运行逻辑，这种政党制度运行逻辑，既彰显了多党合作制度的民主价值在国家治理中集聚的同心效能，又保证了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延续性和长久性。

其二，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结构和治理体系中长期稳定地发挥重要作用，构建和谐党际关系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必要条件。治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主体的多元性，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注重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更强调党际关系之间的和谐性，最大程度上提升政党之间的合作效能。民主党派通过“一个参加三个参与”，在国家政治结构和治理体系中长期稳定地发挥作用，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方面具有人才密集的智力优势、联动融合的资源优势、协调整合的功能优势、博专结合的界别优势、参政议政的渠道优势。和谐的党际关系有助于把社会各种力量凝聚到国家各项建设当中，多元力量共同助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因此，多党合作要素功能的发挥，能够为国家建设和民主成长提供新的资源与新的空间，所带来的效能便是为国家治理凝心聚力集智。在和谐的党际关系下，执政党与参政党在国家治理中的角色功能都能得到了充分释放，有效地提升了治理效能。

（三）“政治协商”是发挥国家治理效能的动力要素

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在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7] 。国家治理内在地蕴含着民主这一价值诉求，政治协商本质上体现了多元主体对国家治理的包容共进与合作共治，不仅适应社会主义中国更好发挥上层建筑反作用的需求，而且契合合力助推现代化发展的诉求，因而是发挥国家治理效能的动力要素。

其一，協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形态，实现了社会关系的合范有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倡导协商合作理念，主张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对国家治理的合作共治，即通过协商共识、政策纠偏等政治实践来推动和优化国家治理，形成了多党合作政党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配套的政治制度架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是一种协商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选举民主，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国家治理的两个民主机制。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两种重要形式，拓展了人民民主的形式，通过在人民内部各方面、各个层次进行广泛协商、平等协商和有序协商，在整个社会营造了理性合范而又和谐有序的良好协商氛围。因此，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二者之间有益补充和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两个民主机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形态，实现了社会关系的有序发展，不但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而且间接地推动了社会的平等和参与，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正向功能。

其二，政治协商与国家治理目标内在契合致力于实现对整个社会的善治，保证了国家治理的高效运转。政治协商的本质在于体现更加真实、更加广泛、更加有效能的民主，与国家治理在目标上存在着高度的互补性。执政党与参政党在不断寻求一致性目标的政治协商实践过程中，通过发挥政治协商的协同功能，将国家治理逐步纳入理性、有序、协商式的制度化轨道，从制度的定型与成熟上谋求社会协同，进而将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协商优势充分转化为治理效能，并为政党协商实践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构建的“政治协商”和国家治理均面向公共利益的实现，二者之间的内在契合和相互支撑最大限度地将平等、法治、效率、责任等价值纳入到具体的国家治理运行过程中，直接面对问题并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案，致力于实现对整个社会的善治。一方面，国家治理延伸了政治协商所代表民主的主体范围，予以协商民主更为深刻的实践意义。另一方面，政治协商所内蕴的民主平等价值，规避了国家治理在突出效率时可能发生的冲突和矛盾，从而充分保证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三、进一步优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治理效能的对策思考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随着新时代改革开放持续向纵深推进，国家治理面临风险挑战的复杂性也前所未有，这些都对国家治理体系的成熟稳定与治理能力的强化提升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此，必须把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立足我国当前实际积极探寻优化新型政党制度治理效能的有效路径。

（一）秉持制度内在特质发挥执政党国家治理核心主体的坚定领导力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秉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具有的治理主体多元性的前提性要求，也是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规定安排。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鲜明的党性与人民性、科学性与实践性、开放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内在特质。其中，党性是新型政党制度的根本属性，以其最大利益代表优势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治理效能的核心领导力和内聚力。

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效能，首要前提在于始终秉持制度的内在特质，核心是确保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原则、政治方向上的领导。一方面，各级党组织应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执政党的领导在增强国家治理效能中的重大意义，在国家治理中要不断强化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需要不断完善党领导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制度，确保党在各级各类治理中都能发挥领导作用，真正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1]11。只有明确了执政党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定位和功能，才能抓住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核心，筑牢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目标的根本保障。另一方面，在发挥执政党坚强领导力的基础上也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党的领导解决国家治理现实问题的实际效能。一是要通过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不断改进优化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增强党在治理工作中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二是在广泛调研与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党的领导中尚存问题的性质和症结，通过建立起同改进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总体战略相协同的地方治理实践性的配套机制，确保党的领导在治理层级上的分层对接与有效贯通，进而实现党的坚强领导与国家治理的高效有序。

（二）激发制度活力优化参政党国家治理重要主体的凝智聚力功能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合作型政党制度，具有减少国家治理中的相互掣肘、确保国家治理高效的制度优势。但这种制度优势只有转化为治理效能、释放出制度在应用于治理实践中的强大活力，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执政党这一核心治理主体的坚强领导，也需要充分发挥参政党这一治理重要主体的凝智聚力功能，探寻多党合作治理的有效路径。

在新形势下，有效应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化解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不仅要求执政党更好地发挥治理核心主体优势，也对参政党这一国家治理重要主体发挥凝智聚力功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参政党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主体构成中的重要一翼，具有广集民智和广纳良策的强大制度整合功能。这种整合功能吸纳了国家治理对秩序与合力两个要素的需求，理顺了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领导与合作、执政与参政的关系，在确保政权稳定与社会安定的同时充分发挥合作与协商的巨大优势。但也要看到，由于大多数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主要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其履行职能的治理优势和专业优势更为突出，部分成员由于参政议政的实践经验比较匮乏，未能很好地将专业优势同参政议政职能有效贯通，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其凝智聚力功能的发挥。因此，只有在治理实践中不断激发制度活力，为参政党凝智聚力功能发挥创造良好的现实条件，才能真正优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效能。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要以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承担起应有的政治责任，在制度层面进一步理顺政党、政府、市场、社会等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在把握制度创新逻辑基础上形成集“治理目标协同—治理决策协商—治理要素协作—治理路徑协力”于一体的制度体系，从而为参政党参与国家治理提供强大的政策支持、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队伍建设，形成系统灵活的人才选拔、推荐、培养和使用机制。通过鼓励参政党发挥自身界别特色、智力优势，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职能，携手中国共产党共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三）巩固长期稳定和谐党际关系凝聚国家治理效能强大合力

执政党是国家治理的核心主体，参政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二者互为支撑，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政党关系中的一体两翼。巩固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长期稳定的和谐政党关系，目的就是要通过合理配置和优化二者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权力、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和谐的政党关系带动党群关系的良性发展，从而实现政党与国家、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要求。

提升治理效能，关键在于通过巩固和谐的党际关系实现执政党与参政党在国家治理中的有效配合与良性互动，从而形成凝聚国家治理效能的强大合力。着眼于这一目标的实现，一方面，需要明确执政党和参政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特殊功能，形成“在合作中体现领导，在领导中增进合作，并把由此形成的良好的政党关系发展成为一种良好的政党治理结构”[8] ，进而实现由党际关系到治理主体关系的有效转化。另一方面，要强化运用制度思维科学处理政党关系的能力，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以和谐的政党关系带动党群关系良性发展的示范效应和长效机制。一是要从制度层面进一步完善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围绕和谐党际关系建设完善配套体系。在综合考虑执政党和参政党在治理体系中的自身特殊性、结构合理性与实践操作性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政党关系建设，提升多党合作效能。二是要构建党际关系带动党群关系良性发展的长效机制。既要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保障，形成政党与人民之间集协商、监督、参与、合作于一体的制度体系，也要构建确保公民能够广泛参与到政党进行国家治理中的意见表达机制，实现不同利益诉求的合法、有序表达，使国家决策能够更加科学与公正。

（四）提升制度执行力完善多党合作治理效能运行机制

多党合作是确保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大局中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和协调各方作用、民主党派各展其长的重要途径和基本制度安排。提升制度的执行力，能够保证治理系统按照既定目标开展治理，并且根据外部条件的变化对原定措施进行一定的调整。

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治理效能的关键是完善多党合作治理效能运行机制，使多党合作有机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中。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应自觉把提高多党合作治国的能力作为国家治理的战略要求，不仅要有核心意识，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同时也要强化合作意识，“支持民主党派参与到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和基层治理，参与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参与治理决策的协商、治理过程的监督和治理绩效的评估”[9] ，并通过在国家治理实践中不断深化政治协商提升多党合作的治理能力，增强多党合作综合治理和集成治理的现实针对性，实现多党合作治理的均衡发展。另一方面，要着力解决好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治理的动力、能力和效力不足的问题，使多党合作在国家治理体系运行中建立起有效的机制联结，不断优化制度设计，提升制度执行力，真正实现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国家治理决策、执行和评估中要充分发挥多党合作的参与、合作、协商、监督功能，特别是要发挥好民主党派对制度执行的监督功能。“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坚决杜绝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的现象。”[1]45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构建起民主党派发挥民主监督职能的長效化权力监督运行机制，通过强化对领导干部权力运用的监督和制约，实现制度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规范与科学运转的重要作用，从而为国家治理制度化的实现提供坚实的监督保障。

参考文献：

[1]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2]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396.

[3]林尚立.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国家——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反思[J].复旦政治学评论，2009（1）.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0.

[5]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9.

[6]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N].人民日报，2013-02-08（01）.

[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草案）（摘要）[N].人民日报，2018-03-09（02）.

[8]王彩玲.政党关系与政治生态的系统重构[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5）.

[9]任世红.国家治理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优化[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5）.

【责任编辑：雨 蕙】

作者：魏晓文 秦雪

创设和谐共生民族关系论文 篇2：

新时期构建和谐党群关系研究

摘 要：以山东省泰安市的党群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广泛调研和思考，总结当前党群关系已取得的成绩和仍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解决路径如下：强化“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致力经济发展提供物質保障；强化政治民主；提升执政能力。

关键词：泰安市；和谐；党群关系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和依靠人民群众，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丰硕成果。但在当前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及社会信息化大趋势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环境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前党群关系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这些变化，要求我们必须以新的视角来看待党群关系问题。

一、和谐党群关系的内涵

有关和谐党群关系的理论界定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题之一。有学者指出，“和谐党群关系是指党群关系处于和睦、协调的良好状态，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党群实现和谐的最重要的政治基础”[1]。也有学者认为：“和谐的党群关系可以从两个角度衡量：一是人民信任和拥护党的领导，把党作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二是执政党时刻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不断改善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使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不断巩固。”[2]上述探讨，对本文的研究有积极作用。具体说来，和谐的党群关系是指执政党和人民群众形成和善协调、彼此相亲的良好互动关系。它既表现在党的执政理念契合于广大人民群众对政治民主、经济富足、精神需求的充实满足从而不断得到民众的拥戴和支持，也体现在党的执政功绩、成果与人民共享从而使其执政地位日益巩固。这样必然会出现党群同利同享、党群互通互信、党群合力合为的良好局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提供强大的人力保障。

二、构建和谐党群关系的重要意义

1.构建和谐党群关系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党群关系是执政党最重要的关系，如果脱离群众，政党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曾拥有两千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始终岿然不动，但却在执政七十多年，取得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之后政权坍塌。究其原因，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瓦·博尔金所说的一席话发人深省：“党的一些高级官员已经蜕化变质，在公众心目中丧失了威信。”[3]这一惨痛教训再一次证明了孟子所言：“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4]如果一个政党长期脱离群众，就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和爱戴，党的事业最终会遭受失败。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力加强民生建设，注重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和谐的党群关系就更显得尤为重要。

2.构建和谐党群关系有利于社会良性发展

为人民创设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使人类、自然、社会共赢共生，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这是一项“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的神圣事业，必须有和谐的党群关系作为其实现的根本保证。构建和谐党群关系，应该以党的各项政策制定和落实都为了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盼望实现的利益问题为基本出发点，力求让广大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核心利益与要求，巩固和谐党群关系的建设性成果，使社会始终处于良性健康发展轨道。

3.构建和谐党群关系有利于解决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

当前社会出现的诸如贫富差距悬殊、政治建设不完善、人民利益诉求难满足等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党群关系的不和谐，这将不利于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发挥，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造成不良后果。因此，直面应对这些现实矛盾，不回避，不妥协，加强和谐党群关系建设，是我们党当前需要解决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三、泰安市在构建和谐党群关系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

1.泰安市构建和谐党群关系取得的成绩

近期我们在泰安市的各级党员干部群众中，就现阶段党群、干群关系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一次专题调研。结果表明，从总体上分析，广大市民群众对党群关系状况比较肯定，选择当前党群关系“好”和“较好”的比例占到全部受访人员的49.57%，选择“一般”的占到37.84%。在调研中，大家普遍反映，泰安市委市政府在解决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群众较为关心的问题方面，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所以，党群关系基础牢固，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群众对党委政府通过执政业绩来实现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满意的。泰安市党委政府紧跟中央精神，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头等大事，上下紧密围绕“推进富民强市、建设幸福泰安”的奋斗目标，群策群力，开拓创新，踏实苦干，联系群众，使全市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项事业协调推进。通过很多惠民政策，让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物质成果和精神享受。这一切为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党的领导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次，群众对党委政府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保持党群血肉联系是满意的。泰安市党委政府以为民清廉务实为主题，突出抓好直接联系服务群众的执法监管部门，以严标准、严纪律、严措施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将群众信访反映、督导组约谈、民主评议等方面汇集的意见形成反馈机制，推动了作风建设的常态化。同时在基层一线进行联系服务群众“直通车”项目并印发“十要十不十严禁”规范和纪律，从而使党群关系进一步得到密切。

再次，群众对党委政府深入查摆问题并着力解决腐败的工作作风是满意的。泰安党委政府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成立专项清理整顿工作小组，扎实推进一批专项整治任务落实。强化政风、严肃纪律，针对“四风”问题先后组织开展集中明察暗访活动，查处曝光了一大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慵懒散”典型问题。这一做法，警示了党员干部，党风政风明显改善，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2.泰安市构建和谐党群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正处于改革攻坚的关键阶段，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这势必会给当前党群关系带来新的变化和挑战，主要表現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群众对党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有些问题不理解而怀疑政策制定初衷，影响了党组织的领导力。例如，在经济领域，随着改革开放竞争规则机制的引入和调整，使得完全平等现象被打破，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导致有些群众对“让一部分人，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经济发展政策无法正确认识；在政治领域，制定的“两推一选”政策，意在以更民主的方式选拔基层干部，但在具体实施中，可能会遇到“暗箱操作”而流于形式，也会引起普通群众的质疑；在意识形态领域，有些群众可能会以“全面开放”为原因来解释人们思想的“西化”现象。如此种种，令群众的意愿和党的工作指导思想之间存在不对接现象。

其次，存在党群之间矛盾冲突现象，影响了党组织的凝聚力。例如，在农村地区，这种冲突主要集中在农民负担过于繁重无力承担、干部作风过于官僚脱离群众、土地征用过于普遍导致失地、财务账目过于混乱不清、留守儿童境遇过于悲凉、计划生育政策过于跟风等等各项问题上，很容易引起广大村民不满；在城镇地区，这种冲突主要集中在某些企业恶意拖欠工资却无人过问索要无门、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及待就业人员的岗位安置问题得不到合理解决、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及病残老人的社会养老问题还不尽完善，其他群众的医疗、住房、教育等问题也都涉及自身的切身利益，如果这些合理诉求得不到实现，也容易使他们把这种不满转化为对党和政府的对立情绪。

再次，存在个别群众对党的信任危机现象，影响了党组织的向心力。当前，由于市场经济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未得到有效根除，“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谁有权钱就为谁服务”等不健康思想腐蚀了党内一批为官意识不正确的党员干部头脑。这些人“四风”问题表现严重，贪图功名利禄、享受奢靡生活、工作作风懈怠、贪污腐化成风，严重影响了群众对党的认同程度。一些人提出入党申请，也存有入党动机不纯洁的现实状况，或为“找工作、易提拔”等满足自己特殊利益入党，或迫于外部舆论入党。

四、泰安市构建和谐党群关系的路径选择

1.强化“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是构建和谐党群关系的前提基础

第一，坚持“情为民所系”。即应有亲民之情怀、忧民之使命、积极为民办事之行动；第二，坚持“权为民所用”。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党员干部为民执好政，掌好权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要监督和规范权力的使用，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第三，坚持“利为民所谋”，要深谙为民谋利的价值内涵、把握群众利益的主要内容、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以求真务实的作风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紧迫问题。

2.致力经济发展是构建和谐党群关系的物质保障

第一，不断提高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坚持科学发展这一要务，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断提高经济建设的质量；第二，不断改善民生状况。努力缩小城乡差距，一方面，实现他们“小康生活”的当前利益，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他们“全面发展”的长远利益，使人民群众能够充分共享改革发展的伟大成果。第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要把发挥政府的主导引导作用及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作用结合起来，既要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就业竞争机制，也要不断加大政府对居民教育、养老、医疗、失业等关系民生幸福的财政投入。

3.强化政治民主是构建和谐党群关系的重要方式

第一，不断拓宽群众利益表达渠道。地方政府应该着力建立有利于广大群众可以理性、有序地表达自己意愿的制度平台，加强人大的政治信用和政治权威，让政协委员的阶层分布更加合理化，使他们的利益诉求得到制度化的表达；第二，不断完善党群密切联系机制。既要体现“以民为本”，强化人文关怀，又要及时保持对群众的回应，让群众可以获知自己的投入结果是否符合预期，提高群众对执政党的信任度；第三，积极探索易于广泛吸纳人民群众参与考评党群和谐程度的途径。可以通过发动群众，制定一个民众认可的党群关系和谐程度的指标综合评价体系，如包括调研群众对热点难点问题的关注度、对政府政策出台的可知度、对干部官员的认可度、对人员信访数量的信服度、对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评判度等等在内的信息，以此真实考量群众的满意程度。

4.提升执政能力是构建和谐党群关系的关键所在

第一，党员干部俯下身子，深入群众，创新党建机制。政府要经常组织党员干部走进街道田间，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策于民，树立“解决问题的方案要从群众中来，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到实践中找”的工作方针；第二，进一步走访基层，把党的温暖带给群众。各级党委政府应该经常性地开展下基层解民意的走访慰问活动，深入农村、企业、社区、工地等基层一线，尤其是要到群众意见密集、困难矛盾突出的地方去，倾听民众心声，了解民众心意；第三，以群众需求入手，提升服务能力和质量。针对群众盼“富”，提高引领发展能力。针对群众盼“和”，提高矛盾化解能力。针对群众盼“美”，提高环境管理能力。针对群众盼“公”，提高依法办事能力。针对群众盼“便利”，提高高效行为能力。

新时期面对和谐党群关系问题，积极深入进行理论阐述和现实分析，切实做好改善党的领导、关注群众疾苦的工作，才是社会和谐发展、民族复兴、实现中国梦的硬道理。相信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构建起党群的互通互信，实现党群的同利同享，形成党群的合力合为，无论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多少荆棘，最终都一定可以战胜。泰安市党委政府也一定会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在全市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努力下，构建更和谐的党群关系，谱写泰安发展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姚桓，张彦玲.党群和谐论[M].北京：同心出版社，2011：9.

[2]于昆.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党群关系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5.

[3]瓦·博尔金.震撼世界的十年[M].北京：昆仑出版社，1998：285.

[4]庞朴，刘泽华.经典常读：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三十本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8.

作者：郭慰慰

创设和谐共生民族关系论文 篇3：

先秦艺术精神之“和谐”及启示

摘要：运用文献分析方法，挖掘先秦艺术精神的“和谐”价值。认为先秦艺术在天人关系的框架下，立足以人为本，通过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促成人的内心和谐，进而所形成天人和谐、为政和谐、为人和谐等“和谐”思想。它对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先秦时期；艺术精神；和谐；和谐社会

“和谐”是中华民族对人、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深刻体悟，更是对中华文化内涵的精辟诠释。从一定意义来说，中国文化是“艺术的文化”，其拥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和谐”是始终贯穿于其中的艺术精神。追本逐源，先秦艺术是中国艺术的源头，许多学者从人性、审美、社会价值等方面发掘出大量的艺术火花。本文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和谐”这个当代社会主题出发，挖掘先秦艺术精神的“和谐”价值，试圖为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要的艺术文化精神找到原生的土壤。

一、先秦艺术精神素描

原始社会，先民们已经通过艺术反映生产、生活情况，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甚至将艺术视为自身与天地自然相通的方式。据《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记载：“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当时，先民试图利用舞蹈艺术驱散湿气，舒展筋骨，战胜人类的疾病痛苦。这是中国艺术的萌芽和中国艺术精神的胚胎。原始艺术在社会生产方面也有着重要价值。当时先民借助“乐器”求雨，试图与自然交流，赋予音乐以巫术的功能；通过歌、舞、乐来向天地自然神灵祷告，其中所体现出的精神价值也正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基础。

从夏朝开始打破了民主推选的“禅让”制度，经夏商两代的积累，在周统治时期宗法制度建立起来，随之而来的是“礼仪”以及与之相配合的“乐”的制度在社会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史称“制礼作乐”。但是，在上古社会“乐”先于“礼”而出现。在夏朝，就有用乐舞《大夏》来歌颂大禹治水故事。商代以乐舞《桑林》为代表作，歌颂商汤伐桀的功德；并以其祭祀先王和上天，用于“桑林”之祭。通过这种对于先王功德的颂扬与上天的祭祀活动，使得艺术成为了人们进献、事奉、娱乐并进行人神交流的重要方式。西周时期，乐与礼相结合，作为管理国家秩序的规范。周礼规定，不同等级之人在相应的政治和生活场合所享用的礼节和音乐是不同的，不能随意改变。当时的乐舞行列用“佾”来表示，“佾”解释为八人的行列，《左传·隐公五年》有载：“九月，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种。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由此可见，周天子把艺术视为政治统治的一种基本策略。同时，艺术的审美价值也在这一时代得到了发展，夏、商、周时期的人们重视和谐的美感，强调“律和声”、“神人以和”。考古学家发现，在夏、商、周大量的青铜器上，可以看到各种对立统一的图案，用自然生灵与人之间的复合象征来表现“和谐”的内涵。各种象征图案，将自然与人、天地与君王相联系，以禽兽为象征用于护佑天下，使中国文化中艺术精神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礼崩乐坏”。随着礼乐制度的崩溃，“雅乐”在制度化和教化宣导方面的功能过分强调下，失去了生机，从而使得一些生动的民间音乐形式受到重视。这就是《诗经》形成的社会基础与历史必然性。早在周朝，每年周天子都要定时派专人前往各诸侯国查看民众的生活。《汉书·食货志》中记载：“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出牖户而知天下。’”从歌谣中了解百姓的生活和思想状况，也正是周朝统治者从艺术中得到的治国智慧。之后，孔子整理和编纂《诗经》，形成了风、雅、颂三种类型的音乐，在他“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无以言”的倡导之下，艺术不断以其人文精神体现出塑造和谐人格的巨大力量。先秦时期，道家也对艺术精神作了积极的探索。《庄子》一书所向往的人生境界中蕴含着深刻的艺术精神。《庄子·天地》有载：“夫道，渊乎其居也，渗乎其清也。金石不得无以鸣。……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体现出道家对自然和谐之美的艺术精神之崇尚。庄子还将技术与人的生存直接联系起来，赋予技术以艺术审美意义，同时用艺术精神统领技术的发展，提倡技术的最高境界是由技人道的审美生存。

二、先秦艺术精神中的“和谐”思想

从先秦时期的艺术文化中可以挖掘出丰富的艺术精神精华与“和谐”思想：

第一，天人和谐。原始先民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开始思考自然，认为人与天地自然是一体的，他们敬畏、崇拜自然，视自然为保护神，通过声音、动作、图画试图与天地自然交流，原始艺术便由此产生和发展；他们通过艺术的形式祭祀天地自然并与自然斗争。这一时期，人们艺术创作的灵感来自于对天地自然现象的反映，可以说是与自然同生的。到夏、商、周三代更是如此，认为艺术是人与天地自然对话的通道。例如，夏代歌功颂德的舞，无不模仿自然天地；商代的巫舞，以艺术来占卜和祷告；周代不仅对于天地自然模仿和敬畏，并且意识到人也应与天地自然一样运行有序，从而建立起完备的礼乐制度。这种艺术精神反映了古人已经认识到，人与天地自然是一种同存、融洽、和谐的关系，正如道家之言“道法自然”。

第二，为政和谐。先秦民谣和民歌反映了民众的生活情形，有助于国家决策大政方针时参考，所以周天子采诗于民间以知民生和民意，开启了艺术与国家政治相联系的先例。在儒家思想中，“仁”表征道德。“乐”表征艺术，孔子把艺术和道德并列于一起，使艺术的尽美(“乐”)与道德的尽善(“仁”)融和在一起，认为“乐”的本质与“仁”的本质是相通的。他们都将社会、道德与“乐”相融合，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和谐”。周代的礼乐制度正是如此：周朝用“礼”来规范人的行为，用“乐”来规范人的心灵；礼乐之教，是社会道德和国家兴盛的保证；周朝后来衰落也是由于“礼”、“乐”崩溃，乐崩则人心不正，礼坏则社会人伦尽失。由此看来，艺术精神的力量是古人治国安邦的良方。正如《礼记·乐记》中记载：“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这些思想就是中华先圣治国安邦的独特智慧，而“和谐”则是其智慧的闪光火花。

第三，为人和谐。先秦时期，艺术精神所体现的是立足以人为本，通过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促成人的内心和谐，从而以此为基础达到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及社会政治和谐。尤其对于人的本质的思考，先秦诸子

有许多论述：孔子之言性近，孟子之言性善，荀子之言性恶，老庄之言性从自然。这些思想观点皆通过先秦艺术精神反映出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从孔子将《乐》、《诗》列入六经开始，艺术就成为塑造人格品质的重要环节。汉代《淮南子》一书，总结了先秦各家艺术思想。其中，将艺术与人的内心相联系，提出了艺术在于促进人内心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揭示出这一精神已经成为文化艺术的核心内容，推动先秦艺术通向天地人合一的至大境界。后世文人多以艺术来形容人格之“和谐”，主张画如其人、乐如其人，提倡“文以载道，文艺以明道”的精神，并在他们的处世行事与人生境界的追求中也极富于艺术的精神。所以，融哲理与艺术于—体，发展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加强艺术人文教育，不仅有历史渊源，更有现实意义。

三、先秦艺术精神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当前，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实质就是不断达到人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和谐相处；而先秦艺术精神中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对于建设这样的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养成健康心理，形成和谐人格。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主体和关键都在人，即首先在于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个人，对社会和自然全面、完整、协调、和谐、科学地认识与把握。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的物质需要得到一定的满足之后，精神需要和心理问题就会越来越突出，社会就会相应表现出愈发严重、愈发普遍的精神危机，而大量的社会弱势群体中的心理或精神危机尤为严重。这既是一种个体的心理问题，又是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从内及外构建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系统尤其重要。因为，个体的心理健康与和谐社会有着内在的本质联系，社会和谐包括很多方面，其中“人的和谐”是核心；只有每一个身心健康的个体不断激发自身的创造力，才能保持整个社会发展的活力；“和谐”不仅是物质层次的，更是精神层次的；人的本质是内心，而内心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根本。先秦艺术精神追求通过乐存养心性以达成人内心和谐的现实意义，就在于让人们透过真正的艺术来感受和谐，追寻心理之健康，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态，正确处理理与欲的关系，维系身心与社会的和谐。

第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真正实现“天地人合一”。当前大规模的全球生态危机，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严重障碍。产生于工业时代的“征服自然”的“文明”价值观，使人类本质在对象化过程中发生异化，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消减了人们竭力追求美好社会的理想，使得人类在文明发展进程中饱尝恶果。所以，真正的和谐社会，是人的自然主义与自然界的人道主义的和谐的统一，而且社会和谐应寓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之中。因此，面对严峻的生态危机，我们应弘扬先秦的艺术精神，恢复人与自然的友好关系，创建新时代的生态文明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让人们在大自然的艺术中回归自我。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天地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强调人类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反对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片面地利用自然与征服自然。

第三，创设和谐的人文生态環境。精湛绝伦的艺术，往往通过快感，能影响受众心灵，使大众获得认识上的启迪和道德灵魂的净化，求得人自身与外界自然和社会的和谐，进而由快感升华为美感。这正是“美是和谐”命题中的应有之义。因此，当今社会的艺术创造、鉴赏、批评活动，都理应遵循先进文化生长的规律，以艺术精神的最高境界与艺术审美的方式，为夯实中华民族共同的思想基础、营造和谐的人文生态环境、培育文明道德风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提倡宽和处世，协调人际关系，创造“人和”的人际环境，追求以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主题的大同社会。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主张和谐共处，协和万邦。通过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的艺术文化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育肥沃的土壤和优良的人文生态环境。

[责任编辑　赵　琴]

作者：王维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