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三个新概念论文

摘要：文章系统梳理了人文社会科学类术语工作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剖析了人文社科类术语的本质属性和特征，并以翻译学和叙事学为例，研究了人文社科类术语的定义方法，提出了借助语义层级分析展开术语定义的方法。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翻译学三个新概念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翻译学三个新概念论文 篇1：

翻译理论的革新：语用学的引入

摘 要：社会的需求推动了翻译理论的发展，然而翻译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如“语言和文化”的矛盾问题。我们认为，“语用翻译”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方法。本文简要介绍了翻译学中的两对矛盾，对目前翻译学中比较新的领域——“语用翻译”及其观点作了分析和说明，并指出它的优势和不足。

关键词：翻译理论  语用学  语用翻译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国际交流日趋频繁，世界各国几乎每天都在进行著各种各样的外事活动和经济文化交流。在这一过程中，语言起着重要作用，只要涉及到跨语言的交流就不可能离开翻译。

目前，国际社会对翻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对翻译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国际需求和翻译实践的积累促进了翻译理论的诞生和发展，以此为背景，翻译也由最初单纯的实践活动发展为如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我们知道，脱离了理论的实践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翻译理论的更新有助于更好地指导实践。本文将对翻译学中新的理论“语用翻译”作简要的介绍。

一、翻译学理论的碰撞

20世纪是翻译学蓬勃发展的世纪，社会需求催生出许多翻译学理论，各种翻译理论激烈地碰撞，从而形成许多翻译学派。尽管目前翻译学派的划分还没有定论，但总的来说，翻译与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符号学和文化学等学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学科中新观点的出现不断为翻译学理论注入新鲜血液。

翻译学可以粗略地分为以下几个学派：以语言为核心，认为翻译要使语言各要素“对等”的语言学派;把目光转向目标文本，解除了语言学派“对等论”束缚的功能目的学派;从文化层面审视翻译现象的文化学派;认为翻译要结合文本的时代背景及作者精神的阐释学派;否定传统翻译观，突出译者作用的解构学派;认为翻译是殖民的工具，对翻译在殖民活动中的作用进行研究，以唤醒民族意识为己任的后殖民学派。

除了强调作用和结果胜于强调过程和手段的后殖民学派以外，其他翻译学派都或多或少涉及到“原文和译文以何种方式互相连接”的问题以及“处在连接两极的两种文本及其连接过程中诸多要素之间孰轻孰重”的问题，即“直译还是意译”的问题和“语言还是文化”的问题。

对于“直译还是意译”的问题，现在翻译学界已经达成共识。有人提出“在翻译理论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直译意译论争并非都是在同一层面上的，针对同一翻译问题或翻译现象所产生的。”[1]我们在进行文本翻译的时候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必自始至终维持同样的准则。事实上，“翻译模式的多样性和不同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别，常常迫使译者跨越直译和意译的分界线……难以始终坚持单一的方法，结果往往是兼用直译和意译两种方法。”[2]这种融合的取向被更多的翻译学者接受，很好地解决了直译还是意译的矛盾。

但是，在“语言还是文化”的问题上，学界仍有较大分歧。“语言派”吸收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点，立足于语言本身，认为翻译过程就是“语码的转换”，强调语言的客观性，回避了不确定的心理因素。“文化派”否定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观，认为意义是不确定的，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存在“意义”，重视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这两种观点各有优势也各有不足，双方的支持者至今仍然各执一词。

二、翻译的语用学转向

我们认为，解决“语言还是文化”这一问题，不妨采取类似解决前一问题的方法——引入新的理论，吸收双方的优点、摒弃二者的不足，从而推动两种观点的融合。在此过程中，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在翻译学中引入语用学理论，以语用学的理论成果推动翻译理论的革新。

语用学与翻译学的结合生成了我们所说的“语用翻译”。

（一）语用翻译的主要观点

要引入语用学的观点，就要先明确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因为语用学也关心语言符号的意义，过去曾经出现了语用学和语义学互争上位学科的现象，甚至在语用学与语义学互相独立之后，有人将语用学视为“废物箱”，把不属于语义学的内容全纳入语用学的研究范畴。现在则普遍认为，语用学的研究对象是“词语之类的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3]（P11），是一种在特定的语境下呈现出来的语言意义。然而，从定义来看，语用学的研究范围非常广，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语言现象几乎都和语用有关。

同语用学一样，翻译学也是一门和语言有关而又具有一定的内部复杂性的学科。从研究对象上说，翻译学也需要研究具体语境下语言的运用及其意义;从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上说，这两门学科都要受到几乎所有与语言、心理、文化相关的学科的影响;从时间域上来说，他们研究的重点都是共时层面的“当下”的语言。如果说语用学的优点在于它在语言现象研究中的“广泛”，那么翻译所需要的也是一种“广泛”的语言知识。因此，翻译的语用学转向也是一种必然。

“语用翻译是指运用语用学理论去解决翻译操作中所涉及的理解和重构、语用和文化因素在译文中的处理方法、原作语用意义（pragmatic force）的传达及其在译作中的得失等方面的问题。”[4]受到语用学观点的影响，语用翻译理论认为：“我们在翻译理解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结合交际情景、原文的文化背景既读者的推理习惯来理解原文意义，在重构过程中要注意结合译入语的文化背景知识和读者的推理习惯来重构原作者的意图。”[5]但这并不是说语用翻译更偏向于“文化派”。恰恰相反，语用翻译在强调“建立在文化背景上的重构”的同时，也指出“语言是翻译理论体系的主干，翻译研究倘若脱离了语言，就好似空中楼阁”[6]。使翻译深深根植在原文本身，翻译过程也不失文本本意。

所以，从语用翻译的角度来看，翻译并不是如“语言派”所认为的那样是完全受制于语言事实的客观过程，也不是如“文化派”所认为的那样是完全受制于主体与文化的主观过程，而是“理性基础上的重建”，即用原有的建筑材料，依照新的蓝本，重新进行构建。翻译应当关心的既不是文本的对译，也不是文本意义、艺术感的对译或作者思想的对译，而是在相同而又具体的语境下具有相同语用效果的表达方式的对译。

（二）语用学影响下的翻译实践

语用现象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翻译的时候不考虑语用因素是不切实际的。将语用学的观点引入到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就可以避免总是以“中外习惯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这种肤浅的论断作为汉外表达方式差异的理由，使我们可以有理据地分析差异表达式的对应规律和差异产生的原因，从而更好地解决翻译中“中式外语”和“过度泛化”的问题。下面，我们举例简要说明：

汉语和英语的差别之一就是主动句和被动句使用情况的差异。有些翻译教材虽然指出了“英语使用被动语态的情况比汉语多”这一事实，却没有指明制约英语被动语态使用的因素。事实上，英语也并不是随性地使用被动语态，翻译中过度使用被动句也会让英国人觉得“不地道”。如果我们引入语用学观点，这一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刘明东分析了英语被动语态，认为“在语用上，它是由话题确立、语篇连贯、礼貌原则、句子结构、客观表达等方面的因素所致”[7]，而陈冰飞在其硕士论文中“将影响英语被动语态的语用因素分成三类，并以大量例证对这些语用动机和它们的对被动语态的制约机制以论证描述”[8]。

在非通用语领域，有学者着眼于日语中的省略现象，运用利奇的会话原则理论探讨“日语会话中句子后半部分省略现象以及它的语用条件和语用作用”[9];有学者区分了汉语“离”和日语“から”“まで”的认知模式和语用特征[10];还有学者分析了日语中制约寒暄语使用的因素[11]。

上述成果虽然大多数偏重于语用学和语言习得，但是它们都很好地解决了从语言本体和文化角度都无法解决的问题。莫爱屏的《语用与翻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对语用和翻译的关系进行了专门的论证，引用很多翻译实例，将语用学中语境、指示语、预设、言语行为等概念、理论应用到翻译实践中。如果我们能在翻译过程中将它们巧妙地运用，则可以避开“概率说”产生的不确定性，更理性地进行句型选择。

（三）语用学影响下的翻译学指导思想

上文我们讲到了语用对具体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其实它还属于语用翻译中最基础的部分。事实上，不只是翻译实践，就连翻译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语用学理论的影响。

虽然语用学被引入到翻译领域的时间并不长，但语用翻译的指导思想却经历了“由点到面”的发展过程，这种发展表现为从单纯的关联理论与翻译学的结合到广义认知语用学作为一个整体与翻译学的结合。这一过程与认知语用学的发展是同步的，因为国内的认知语用学研究也“经历了从关联理论的研究与应用到基于认知科学或认知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的‘广义认知语用学’研究。”[12]

“关联理论认为，言语交际活动是一种有目的、有意图的活动，它要传递的是说话人的意图……说话人说话时不仅表明他有某种传递信息的意图，而且表明他有传递这种信息意图的意图。”[13]以关联理论为指导，我们可以将翻译视为一个明示—推理过程，即“译者要根据交际者的意图和受体的期待进行取舍，译文的质量取决于相关因素间的趋同度（convergence）。”[14]

关联理论不仅能指导翻译过程，还能作为判断翻译成功与否的标准。“译者的首要任务是达到翻译的效度，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接受者的期待相吻合”[15]，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认为，翻译成功的标准是译文和原文的“语用等效（pragmatic equivalence）”。（何自然，1994）

然而“语用推理和认知分析是一个复杂的综合过程， 两者无法分开”[16]，翻译学与关联理论结合的加深必然导致这种联系发展到认知学领域，从而引发了语用翻译原则的一次发展，即与广义认知语用学的结合。

认知语用学认为，“为了尽可能让合作者识别自己的交际意向，行动者必须构建一个关于合作者的心智模型，并以该模型为基础寻找策略。策略模式越具体，交际效果实现的可能就越大。”[17]（P119）由于人类的认知模式有很大的相似性，认知语用学可以从心理层面解释人类认知与语言使用上的普遍联系。因此，与认知语用学的结合可以大大增强翻译的创造性，尤其是在涉及到没有现存的表达方式时。

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科学报告，特定的文本都会受到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影响，因而总是会存在一些单从认知的角度无法解决的问题。用认知语言学指导翻译实践重在审视“心理过程”，难免会忽视社会环境对译入文本的作用。王寅倡导认知、社会和语用学的结合，认为认知语用学应考虑社会因素，以此提出“新认知语用学”这一概念。[18]这一新概念的提出把社会因素纳入到认知语用学范围内，弥补了过去重“心理”而轻“社会”的不足，扩大了认知语用学的研究范围，使过去的认知语用学发展为“广义认知语用学”，也让认知语用学更契合翻译学的需求。

三、语用翻译的意义及不足

读者可以是感性的，然而翻译过程一定要以理性为指导。只有避免感性的盲动对翻译过程产生的干扰，译者才有可能将最“忠实”的译文呈现在听者、读者的面前。我们所说的“语用翻译”，恰恰可以提供这种理性的指导。但是，语用翻译发展至今，不仅有它的价值，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

（一）语用翻译的意义

我们认为，语用翻译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克服了“语言派”和“文化派”的不足。

前文已经提到过，语言派的不足在于把翻译视為简单的“符号转化”，忽略作品的主题和艺术感。文化派的不足在于过分注重译入语的习惯，过分关注主题，忽视客观规律，最终陷入相对主义。

语用翻译为这对矛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化解方式，但它对矛盾的化解并不是提出一套全新的理论，与前两种理论“三足鼎立”，而是积极促进两种理论的融合，这使得语用翻译的观点更有普适性。因此，有学者说：“这一转向使翻译学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向语言行为理论转向，也阐释了解构泛滥的怀疑主义重新回归理性，只有通过研究语言在不同语境中的使用才能明确语言背后的意向性，才能明白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19]

（二）语用翻译的不足

语用翻译并非完美无瑕。由于两种理论的交融需要两个学科共同努力，而现在语用翻译研究才刚刚起步，有许多理论有待完善。我们认为，语用翻译的不足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语用学近些年才兴盛起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提升。另外，即使语用学持续不断地发展，我们也无法做到穷尽一切语言现象背后的意义。

其次，如果使用不当，语用翻译“过度的语用适应”反而会给跨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造成困扰，让读者误以为对方的语用习惯与本民族相似。有学者指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读者在读译文之前就已经对这些差异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也许一些人读译文的目的之一正是想了解外国人与中国人的同与异究竟在什么地方”[20]。这样的观点不无道理。因此，语用翻译还涉及到“度”的考量。

最后，目前的语用学侧重于研究同一文化内部的语用现象，而翻译更关心的却是跨文化的语用对比，这导致了目前语用学的很多结论都无法直接指导翻译实践。我们认为，进行“对比语用学”或“跨文化语用学”的研究，对这个新领域的发展来说是极其必要的。

总的来说，虽然目前语用翻译领域还有很多“未解之谜”有待我们去寻找答案，但是翻译学和语用学的结合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我们相信，今后的语用翻译会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语用翻译的理论成果也会被越来越多的翻译专家所接受。并且，随着各学科的发展和学科间的交流，语用翻译的理论必将不断革新，引导一个崭新的翻译学流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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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梓嫣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100089）

作者：李梓嫣

翻译学三个新概念论文 篇2：

人文社科类术语定义方法研究

摘 要：文章系统梳理了人文社会科学类术语工作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剖析了人文社科类术语的本质属性和特征，并以翻译学和叙事学为例，研究了人文社科类术语的定义方法，提出了借助语义层级分析展开术语定义的方法。

关键词：术语;定义;方法;人文社科

引 言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统称为人文社会科学，涵盖哲学、语言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军事学、社会学等学科，与自然科学一起构成人类科学的两大分类。人文社科类术语的定义是人文社科知识传承的基础，是联结人文社科领域概念与术语的桥梁，也是名词规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翻译学和叙事学为例，探究人文社科类术语的本质属性、特征及其定义的原则和方法。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际层面，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术语工作主要由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ISSC）下设的概念与术语分析委员会（Committee on Conceptual and Terminological Analysis， COCTA）来推动。Jennifer Platt[1]在ISSC成立50周年之际撰文系统回顾了其发展历程。ISSC是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第11号决议》（1951）于1952年成立的一个非营利性的国际学术组织，总部设在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该机构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包含经济和行为科学）第一个全球性国际机构。作为一个国际机构，该委员会旨在全球范围推动社会和行为科学的研究与运用，并保证它们在国际层面上的表达。ISSC策划支持了若干个国际研究计划，意图在于借助比较和交叉学科研究团结世界各地不同研究领域的社会科学家。ISSC还定期举办“世界社会科学论坛”，讨论国际社会科学领域的前沿话题。

COCTA是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的一个常设委员会，长期以来一直开展致力于完善社会学领域的术语、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该机构于1970年首次召开研讨会。但是， COCTA也在其他学科的会议上组织分论坛。随后，该机构逐步发展成为国际标准化协会（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ssociation， ISA）的一个研究委员会。该机构的活动集中在词典制度和术语标准化建设层面，其目标在于澄清概念、在某些确切的术语上达成一致意见，以此推动社会科学家打破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界限、开展深入的交流合作。

1985年，在巴塞罗那召开的“巨型城市”（Giant Cities）主题会议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发起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中的城市未来”项目中提出了城市化问题。COCTA借此机会深入推进自己在术语领域的工作，创建了一个 “人类学”相关的三语词库，并进一步将“丰富‘贫瘠概念’术语的概念内涵”作为自己的核心任务。自此，COCTA开始脱离ISSC，自行组织研讨会议，并不断拓展自己的兴趣领域。现已拓展到与现代计算资源相关的理论和应用领域。此外，COCTA依托一些项目不断公布自己研究领域的词汇表。

近些年，COCTA的工作集中在讨论社会学领域出现的新概念（如global sociology community、modernity、individuality、crisis等），并对这些概念进行语义分析拓展已有术语的概念内涵等。2014年，在第十八届国际社会学协会（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ISA）组织的国际社会学世界大会（ISA World Congress）上，COCTA作为该机构的第35个研究委员会对国际社会学的相关词汇展开了研讨。2018年7月，第十九届国际社会学世界大会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此次大会的主题是“权力、暴力和正义：反思、回应与责任”，其主要任务是对社会科学理论与研究领域的概念进行分析。如，对“大众”（mass）和“民主”（democracy）两个传统术语伴随时代发展所产生的变化展开讨论分析;针对社会学领域出现的一些新概念展开讨论，如社会能见度（social visibility）;适应时代变化，对“权力”（power）进行新的释义，对“权力”（power）进行新的释义，对“文化表演”（cultural performance）进行概念重构等。

在国内，温昌斌[2]1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开展的人文社科術语审定工作做了较为深入系统的论述。他指出，术语审定工作包括以下几个环节：术语的收选、规范术语的确定、术语的排列、给术语下定义（或释义）。人文社科类术语下定义（释义）过程中，需要按知识体系收选术语;同时人名不宜出条;专有名词，可根据学科特点灵活处理。

关于人文社科类术语的定义方法，温昌斌[2]2将人文社科类术语分为通名类术语和专名类术语。通名类采用内涵、外延或内涵与外延相结合的方式，专名类多用描述性定义。前者多采用内涵式定义，即种差加属的形式，下位术语需囊括与同级术语的差别和上位术语两个层面;后者包括事件名、文献名、学派名、机构名等，多用描述性定义。术语下定义（或释义）应做到科学性、系统性和简明性;避免循环定义和否定定义;避免主观评价;定义（或释义）中的术语必须是已经存在的。此外，人文社科类术语常用的定义方式有“内涵式定义+外延式定义”（如“六书” 的定义）和“外延式定义”（通过列举术语所指称的对象（知识单元）来定义）。人文社科类术语定义（或释义）较难做到简短，常常为增加实用性，在内涵式定义（或外延式定义）之后补充必要的说明。

国内翻译学界对术语学的研究相对集中，相关研究主要涉及术语对于学科发展的重要性、译学术语的特点、译学词典的编纂、术语翻译方面。在术语对于翻译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性方面，孙艺风[3]讨论了规范翻译学术语的重大意义，提出译学术语应具有统一性和明确的理论概念的划界。方梦之[4-5]指出，译学的术语体系代表译学体系，语言学、各交叉学科、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等对译学的发展和新概念的产生举足轻重。关于译学术语的特点，方梦之[6]研究指出，译学术语具有单义性、科学性、系统性和簡明性等特点。魏向清[7]1撰文研究了术语翻译过程中需要注意到术语的单义性、系统性、理据性、稳定性、能产性等属性。关于译学词典的编纂，张柏然、韩江洪[8]指出，翻译学词典是一种专科词典，词典需有层次地收录翻译领域的概念、术语和专名，系统反映翻译领域的知识概要。翻译学词典的释义工作应遵循专业性、准确性、描写性等原则。刘立胜、文军[9]统计分析了国内译学词典的编纂现状，就该领域存在的不足与薄弱环节提出了具体建议，认为译学词典应该属于专科词典，其释义为逻辑定义外加翻译学知识。关于术语翻译问题，魏向清[7]2强调人文社科领域的术语翻译需要注意到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复杂性，考虑该领域术语本身的特殊性。郑述谱[10]认为，术语翻译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问题，也是术语建设的一个前沿性话题。术语翻译应首先关注术语的约定属性。对于已经标准化的术语要颁布标准，遵守已有约定，对于未经标准化的术语，可以考虑一些约定的统一措施，他进而提出了“不译法”“试译法”“定义法”“连缀法”等4种类似体例的约定。

人文社会科学所涵盖的各个学科发展不是很均衡，人文社科类术语的发掘、定义工作受到学科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影响。此外，除学科主架构内的核心概念（一般是某些流派的主要思想）外，人文社科类术语大多散落在不同的论著内，学科随着时间和时代的发展迅速更新，新的概念搜集、定义工作跟不上，翻译学和叙事学相关领域的术语工作多属此种情况。

二 人文社科类术语的本质属性和特征

人文社科类术语的本质属性和特征对于人文社科类术语的科学定义具有决定性作用。人文社科类术语大多数是在学科发展过程中沉淀形成的，相关领域学者在概念定义过程中会进行认真的选择分析、明确其所指，故其在指称上比较固定。但是，名词所涵指的概念也会随着学科和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跟踪、拓展研究也需要及时跟进。

1.关于术语及其定义

根据魁北克法语办公室的定义，术语或术语单元是由单个词（单一术语）或几个词（复合术语）构成的意义单位，代表某一特殊语义场内的一个概念，具有单一指向性。由此可见，术语的意义和它所使用的领域密切相连，当术语在某一特定的上下文中使用时具备术语的功能。

术语区别于普通词汇，它具有确切性、中立性和稳定性的特征[11]。术语相关的活动一般涉及三个层面：其一，语言层面，即符号层面，在这个层面需要用特定的符号来指代某一事物;其二，认知层面，即概念层面，这一层面需要允许人类记住与指称对象相关联的概念;其三，本体论层面，即指称层面，意即被命名的指称对象。

现实世界中，任何可以感知或传递的东西，都构成一个“事物”，概念就是这个“事物”所具备的特征的抽象概括总结，把这些特征和概念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过程就是定义。每一个“事物”所处的领域，构成此“事物”的上下文，每一个“事物”在这一领域所处的位置是相对固定的，术语定义过程中需要注意其对应的概念在概念系统中的定位。在语言和心理的层面，对事物特征的概括形成概念，对特征的文字表述构成概念的定义过程，针对定义指定所采用的术语就是某一概念的“命名”过程。

特征是人文社科类术语从概念到定义的媒介。概念是系列特征的集合，特征是联系客观事物或科学事实与概念之间的桥梁。术语学的使命在于发现某一领域内（通常指研究领域）未被定义过的与客观事物或科学事实相对应的概念及其特征，并创造与之相对应的定义和指称术语，确定它们在这一领域的单一指称关系。

保持特定领域术语的系统性是概念体系化的必然要求。概念是事物的认知表征，概念是在共同特征的基础上建立的，概念需要通过特征来限定和描写。概念在特征的基础之上相互关联起来，概念体系涵盖属于同一领域的术语，用于展示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在系统中的位置。概念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层级关系也可以是非层级关系，它们通过衍生、层级、关联关系关联在一起。概念系统所呈现的关系可以帮助定义或提升概念，概念的描述可以根据其从属概念和限定特征来描述。

2.人文社科类术语的定义原则

人文社科类术语的定义主要涉及两个层面。其一，选取已有术语，纳入概念体系，规范其指称方式和定义;其二，发掘未覆盖到的概念，确定指称方式，给出规范定义。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重点在于术语的选定、概念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在规范方式和定义上关键在于根据术语的属性，对指称方式和定义进行规范;后者的重点在于在完善概念体系的前提下，探求未覆盖的新的概念，之后确定概念的特征、定义方式并确定指称方式。

人文社科领域的主要工作限定在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涉及较少。术语的选定需要保证知识体系或该领域概念体系的完整性，指称的规范需要吻合术语本身的属性特点;定义的规范和给定需要注意人文社科类术语的特点、定义的角度、维度和依据，同时兼顾术语学中定义活动的本质。

人文社科类术语的定义需要发掘其自身的特点，做到一个术语表示一个概念，保证术语的单一指向性、确切性、中立性和稳定性。国际标准化协会ISO704规定了术语审定的标准。一是透明性，即术语需要透明，术语的创建需要有明确的限定特征;二是一致性，在同一个概念体系内需要保持术语之间的一致性;三是贴切性，避免重复;四是语言经济性，建立术语库和术语数据库，避免重复;五是可塑性和复合型;六是语言准确性;七是尽量使用母语。这个审定标准也应是术语定义过程中所遵循的准则。

人文社科类术语在定义过程中应遵循严格的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首先，定位需要定义的术语在术语体系中的位置，确定其上位词和下位词;其次，根据术语所描述的事物或科学事实的特征，确定其核心概念、外延概念以及附加概念，对这些概念进行分级处理;再次，查找贴切的表达方式，包括核心名词的选定、动词和关联词的选定，后者用于阐释前者的关联关系;最后，用文字进行科学表述。在术语定义过程中，需要注意不同层级释义之间的关系和组织方式。关联最紧密的释义优先使用，其释义按与术语语义关联的紧密程度依次展开，展开过程中需要注意到不同层级的内在逻辑和準确性。

规范、完善的定义需要遵循四个逻辑准则。其一，定义需要确切，定义概念所使用的术语与概念定义本身必须具有同等的广度，太窄、太宽泛、不完整或者否定的定义均不可取。其二，定义过程中不能使用未知概念，用于指称此概念的术语也不能在定义中出现，避免循环定义。其三，不能进行句对句的阐释。其四，不能不恰当地使用否定定义。如果定义可以在文本中替代一个术语，且不丢失或改变其意义，那么这个定义就是有效的。

多语言术语体系须满足术语的本质特征，概念体系须保持相对完整，选定的术语要具有透明性、准确性等特征，定义需要在专业性与非专业性、可读性与可懂性之间找到平衡。

三 人文社科类术语的定义方法：以翻译学和叙事学为例

关于人文社科类术语的定义方法，温昌斌[2]3指出，人文社科类术语的定义以能表达术语的基本属性为准，具体定义可以参考世界历史学科中专名类术语的定义，其具体做法是：定义和解释一般包含时间、地点、人物与特点等基本内容。翻译学和叙事学的相关研究表明，上述做法不完全适用于类似领域术语的定义。

1.翻译学和叙事学领域内术语的定义

保证概念系统的完整性是人文社科类术语择选、定义的首要特征。术语的择选要按照学科发展的时间顺序、发展脉络来梳理相关学科流派及其核心概念。以翻译学术语为例，概念搜集的起止时间涵盖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辐射学科涉及起初的对比语言学一直到后期的语篇语言学、话语分析、语用学等。在上述两条主线的基础上，翻译流派的演变是其术语搜集的另一主线。如，将翻译看作是文本的再创作;将信息理论和交际学引入翻译研究;把功能主义、文化转向、哲学转向等纳入研究范畴;将阐释学、描写性研究、笔译认知过程研究、理论与应用研究等纳入学科范围等。术语搜集过程中，还需特别注意翻译学领域具有跨学科属性的名词，尤其是与语言学、文学、哲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等学科交叉的术语。此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目前翻译学领域的术语以主流思想家和笔译为主，而口译术语则相对匮乏。

从翻译学来看，术语收录的种类需以某一学派的核心观点为依托来展开描述。所有的选词均按照字母顺序排序，选词的范围包括所有翻译活动相关的理论流派（如théorie du sens）、学科概念（如LSP， language service provider， denotive meaning）、翻译策略（如simplification）、翻译手法 （如wordforword translation technique）、翻译现象（如translatability，style，unit of translation， interdisciplinairity of translation）、研究路径（如systemetic approach， terminology management system， termbase）、研究手法（如think aloud protocol， verbal reporting， protocole research）、翻译家（如Venuti， Lawrence）以及不同的翻译形式（如subtitiling ）等。

如例1所示[12]，翻译学术语的定义过程不是简单的概念阐释，而是将概念的渊源、内涵实质、发展演化路径等合在一起，从概念的核心释义开始，逐步拓展到相关的边缘意义。作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还将主要的翻译学理论家以及每个理论家理论拓展阅读的书目和参考书目等都罗列出来。

例1Acceptability

In 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 norms as elaborated by G. Toury （1980， 1995）， acceptability is the result of the translators initial decision to subject him/herself to the norms prevailing in the target culture. A translation is thus acceptable in the sense that it subscribes to the linguistic and literary norms active in the TL and in the target literary polysystem or a certain section of it （Toury， 1980：54）. Subscrition to the norms prevailing in the SL would on the other hand， lead to an adequate translation （see also Toury， 1995：56-58）.

In a more general sense， but mainly in relation to assessment carried out in the context of specialist translation， acceptability refers to the adherence of the TT to the norms and conventions of text production prevailing in the TL （Vermeer， 1996： 78， see also Scarpa， 2008 ： 207-213）. This implies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aspects that may vary according to the particular purpose served by the translation and the expectations of readers. From a linguistictextual point of view， the conventions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may go from aspects of textual organization or register to details of spelling and punctuation.

See also： adequacy， accuracy， assessment， quality.

如例2所示，同翻译学类似，叙事学术语的定义和阐释也涵盖了定义、解释、概念发展过程与研究路径、研究脉络、进一步研究主题、书目等部分，参考书目又细分为引用书目和拓展阅读书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叙事学领域，术语定义、编纂等活动的主体是本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完成的或直接引用了提出概念的学者的定义，如叙事学中“不可信性”（Unreliability）直接由我国知名叙事学研究专家申丹教授制定。

例2Unreliability

Last modified： 27 June 2011

Dan Shen

1 Definition

2 Explication

3 History of the Concept and its Study

3.1 The Rhetorical Approach to Unreliability

3.1.1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3.1.2 Features and Causes of Unreliability

3.1.3 Estranging vs. Bonding Unreliability

3.2 The Constructivist/Cognitivist Approach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Rhetorical

3.2.1 Yacobi’s Integrating Mechanisms

3.2.2 Incompatible Yardsticks

3.2.3 Nünning’s Shifting Position

3.2.4 Cognitive Investigation with the Rhetorical Yardstick

3.3 Unreliability in Film and Autobiography

4 Topics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5 Bibliography

5.1 Works Cited

5.2 Further Reading

Source：http：//wikis.sub.unihamburg.de/lhn/index.php/Unreliability

上述兩个领域的实例表明，除定义本身外，术语条目中概念的发展演化过程、主要研究途径、学术观点等是词条的有机组成部分。

2.语义层级分析法

人文社科类术语的定义仍需遵循术语的本质，即发掘所指的特征，用贴切的语言进行科学的抽象总结和概念概括。术语的定义过程就是语义场构建过程，可以遵循如下工作方法：根据术语所指称的对象，发掘其特征;对其特征进行分级处理;选择合适的语义进行抽象概括;确定核心语义，进行分级处理，确定层级;查找贴切的关系表达方式。如例3所示：

例3Narrator

In the literal sense， the term “narrator” designates the innertextual （textually encoded） speech position from which the current narrative discourse originates and from which references to the entities， actions and events that this discourse is about are being made. Through a dual process of metonymic transfer and anthropomorphization， the term narrator is then employed to designate a presumed textually projected occupant of this position， the hypothesized producer of the current discourse， the individual agent who serves as the answer to Genette’s question qui parle？ The narrator， which is a strictly textual category， should be clearly distinguished from the author who is of course an actual person （→ Author）.

Source：http：//wikis.sub.unihamburg.de/lhn/index.php/Narrator

上述术语定义的语义层级分析如下：

核心釋义

innertextual speech position;

a presumed textually projected occupant （position）;

the hypothesized producer （discourse）;

the individual agent;

answer（serve as）.

次级释义

narrative discourse（originate from）;

references （being made from）;

discourse （be about）;

三级释义

entities， actions， events;

metonymic transfer and anthropomorphization;

Genette;

Author.

四级释义

qui parle.

由此来看，术语的定义过程，可以按照与核心概念的语义关联程度，对术语的语义进行分级分析，之后按照优先次序选择合适的语言来表述。定义给定过程中需要注意不同层级释义之间的关系和组织方式。关联最紧密的释义优先使用，释义按与术语语义关联的紧密程度依次展开，展开过程中需要注意到不同层级的内在逻辑和准确性。

术语在定义过程中需要在专业性与可读性之间找到平衡。术语的定义需要通过明示上下文语境等明确该术语所在的领域。释义的过程中，要根据术语的属性和在专业领域内概念体系的位置，来选择合适的上位词和下位词。这就要求选择合理的动词和关联词来表达术语之间所维系的关联关系。释义表达阐述过程中要保证清晰明了、易读可懂，还要具备一定的科学性和专业性。

四 结 语

人文社科类术语的定义需要充分考虑术语的本质，并结合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和人文社科类术语的特点来展开。人文社科类术语定义过程中，对于已有术语定义的规范，需要注意选词的科学性，所选术语要有代表性，起到本学科、领域提纲挈领的作用，同时是概念体系有机的组成部分，指称方式的确定需要遵循术语的基本规则，定义方式需要遵循术语的基本属性。对于新发现、待定义的概念，要按照科学的工作方法，先行建立完整的概念体系，同时遵循术语审定公布的流程来确定相关内容。定义过程中，可以采用语义层级分析来保证定义的科学性。就翻译学和叙事学术语而言，其定义要考虑读者的使用目的和意图，抽象的概况总结和定义不能满足实际需求，需要将概念的发展过程、学者观点、流派演变、相同和相近概念、参考书目等展示清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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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温昌斌.略论人文社科名词术语审定工作[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4（10）：110-116.

[3] 孙艺风.翻译学术语及相关理论意义[J].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01，1（1）：42-47.

[4] 方梦之.《中国译学大辞典》编辑出版始末[J]. 上海翻译， 2010（3）：78-80.

[5] 方梦之.译学术语的演变与创新：兼论翻译研究的走向[J].中国外语，2011，8（3）：99-104.

[6] 方梦之.略论译学术语的规范化[J].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01，1（1）：48-51.

[7] 魏向清.人文社科术语翻译中的术语属性[J].外语学刊，2010（6）：165-167.

[8] 张柏然，韩江洪.论翻译学词典的特征与释义原则[J].中国翻译， 2005（2）：41-45.

[9] 刘立胜，文军.国内译学词典编纂研究：现状与展望[J].中国科技翻译，2011，24（3）：60-63.

[10] 郑述谱.术语翻译及其对策[J].外语学刊，2012（5）：102-105.

[11] Gutiérrez R B. Problemas conceptuales y sus repercusiones terminológicas： el caso del croup en la historia de la difteria[M]//La Medicina Popular Espaola. Trabajos dedicados al Dr. D. Antonio Castillo de Lucas. 1998： 8894.

[12] Palumbo.Key Terms in Translation Studies[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作者：许明

翻译学三个新概念论文 篇3：

奈达的翻译理论浅谈

摘 要：尤金·奈达博士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和语言学家之一。五十多年的实践与翻译理论研究，使奈达博士在翻译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理论不仅对西方国家也对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被公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当代翻译理论家。奈达博士的翻译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其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描写语言学阶段、交际学阶段及符号学阶段。其翻译理论本质也从当初的描述性转变成规约性。20世纪80年代初林武书、谭载喜等人将奈达翻译理论引入中国前，人们主要关注的是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特别是严复的翻译三字准则，即信、达、雅。而自奈达翻译理论介绍入中国以来，中国翻译学者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其原因在于他的翻译理论建立在当代语言学、交际理论、信息理论、符号学和人类学发展基础之上，摆脱了先前翻译理论研究中的经验性，第一次使翻译理论研究具有了某种意义上的科学性。尤其是他提出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和“读者等同反应论”翻译标准，打破中国传统译论研究中重静态分析的研究范式，提出了开放式的翻译理论研究，为我们建立新的翻译理论模式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奈达翻译理论 ；贡献；缺陷；反应；启迪

一、奈达翻译思想理论的不同阶段

人们将奈达的翻译思想划分成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描写语言学阶段；交际理论阶段：社会符号学阶段。

在第一阶段40—50年代的著作和论文中，奈达主要从语言的词法、句法并结合翻译理论阐述语言的本质和语际翻译关系，试图找出更加科学的语言翻译转换规律。他在这一阶段所提出的语言层次理论要比乔姆斯基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要早得多。

第二阶段时间跨度为10年（1959—1969）。标志着第二阶段开始的文章是他在1959年发表的《从圣经的翻译看翻译原则》（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as Exemplified by Bible Translating），标志着第二阶段的结束著作是他与塔伯合著的《翻译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在第三阶段，奈达主要研究语义问题。其观点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际时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是语义关系问题。如果语义问题解决了，跨语义交际中的翻译问题也就不难解决了。本阶段奈达最为关注的还有一个问题，即跨文化交际问题，这在第三个研究阶段显得特别突出。”

二、奈达特有的语言学和翻译科学观念

奈达的翻译科学思想和应用语言学思想在翻译中的综合应用和相互作用形成了奈达特有的语言学和翻译科学观念，也铸就了这位硕果累累的翻译学和应用语言学理论家，使其成就大大超过了两千年来西方从古罗马的西塞罗、哲罗姆到中世纪欧洲的波伊提，到文艺复兴时期荷兰的伊拉斯莫、德国的跨德、法国的多雷、英国的查普曼，到近代的巴托、德国的施莱尔马赫、洪堡和英国的德莱顿、泰特勒、阿诺德，一直到现代的翻译理论家。“他的研究范围从翻译史、翻译原则、翻译过程和翻译方法到翻译教学的组织工作，从口译到笔译，从人工翻译到机器翻译，从语义学到人类文化学，几乎无所不全，从而丰富并拓展了西方的翻译研究领地。”为人类语言的翻译学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树立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丰碑。纵观奈达语言和翻译学理论发展轨道，结合中国翻译理论界对奈达的研究成果，兹简述如下：

第一，翻译信息论（message of translation）。

奈达首先将信息通讯引入翻译理论研究，也是近年来西方许多语言学家利用语言学和信息论研究翻译问题。如卡特福德、纽马克、雅可布逊以及前苏联的巴尔胡达罗夫、科夫萨罗夫等。奈达和塔伯1969年合著的《翻译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以及奈达本人的《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of Translation）两部著作均对翻译信息论作了详细论述。他认为译者可以“采用处理语言结构的科学途径、语义分析的途径和信息论来处理翻译问题。”翻译即交际，某种译文如果不能起到交际的作用，就是无用的译文，即严复所讲的“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因此，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然而，由于一般译文读者理解原文的信息道往往会小于原文读者的信道，原文信息难于直接被译文读者所接受。

第二，“动态对等”论（dynamic equivalence）。

奈达在60—70年代提出了“翻译的新概念”和（dynamicequivalence），80年代对此概念进行修正，改称“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他认为以前提出的“动态对等”只强调译文与原文在内容上的一致优于形式上的一致，有失偏颇，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内容和形式矛盾。他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论〈圣经〉翻译中的功能对等》中将原来的“动态对等”改成两者兼顾的“功能对等”，即译文不但要求信息内容对等，而且尽可能在形式上也要求对等”（not only the equivalent content of message， but， in so far as possible equivalent ofthe form），相比之下，“功能对等”比“动态对等”更具说服力。关于“功能对等”，他在1993年出版的《语言、文化与翻译》中又提出翻译对等二层次。他强调，所谓“对等”分为“最高层次对等”（maximal equivalence）和“最低层次对等”（minimal equivalence）。

作者：高晓川 韩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