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机应急管理论文

2022-04-18

[摘要]NGO作为参与应急管理的重要主体，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该并且能够发挥作用。该文以我国NGO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采取的行动为例，发现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能发挥动员社会资源、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应急保障服务、关爱弱势群体、搭建协作平台的作用，但也面临着应对经验不足、政社协同失效、自身地区发展不均衡的挑战。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呼吸机应急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呼吸机应急管理论文篇1：

上海某二级综合性医院应急管理现状及对策

【关键词】应急管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策；现状

随着社会的发展，影响公共安全的因素增多，各类突发公共事件时有发生，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对二级综合性医院的应急处置能力要求也相应提高。本文通过收集上海某二级综合性医院2012年上半年应急管理资料，对应急管理工作开展情况和现状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对存在的问题、困难及对策也进行了探讨。

1 一般资料

1.1 门急诊工作量攀升，工作压力增大

2012年1月至2012年6月30日我院门急诊总人次296088人次，去年同期250010人次，增加18.43%；其中门诊243011人次，去年同期224703人次，增加8.15%；急诊53077人次，去年同期25307人次，增加109.73%；急诊中又分为急诊内科20880人次，急诊外科7988人次，急诊骨科9893人次，急诊妇科771人次，急诊产科753人次，急诊儿科11923人次等。抢救病人1115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26%，死亡32人，抢救成功率97.1%；补液病人 86108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12%。抢救重大交通伤一次，7例。在医护人员人数无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医院总体工作量尤其是门急诊工作量的持续攀升，给医护人员带来很大的压力。

1.2 急诊科规模扩大，抗风险能力增强

急诊抢救室设床位4张，ICU设床位6张，留观病房设床位7张，急诊病房设床位4张，实现了急诊抢救—ICU—急诊病房一体化危重病管理模式，可以为急救病人提供“一站式”服务，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转科风险及扯皮现象发生，抗风险能力增强。

1.3 制度保障，操作流程规范

严格执行医疗制度，操作流程按规范执行。抢救设施设备正常状态率 100%，急诊抢救会诊5分钟到位率 100%，重危转诊告知规范率 100%，留观病历甲级病案率 100%，门急诊甲级病案率>90%。

1.4 人才梯队建设基本完善，团队凝聚力不断提升

急诊科设副主任医师2人，主治医师2人，住院医师6人，人才梯队基本合理，住院医师均工作三年以上，团队虽偏年轻，但有工作热情，科室凝聚力不断提升，急救能力不断提高。

1.5 急救设备基本到位，急救技术娴熟

急诊科常用抢救设备有：心电监护仪5台，中央监护站一套（6台），吊塔6架，呼吸机5台，除颤仪3台，心电图机2台，冰帽冰毯1套，洗胃机1台，输液泵10台，微量泵10台，转运呼吸机1台，心肺复苏机1台等。每位上岗的医护人员均经过专门培训，熟悉各种急救设备操作流程，急救技术娴熟。

2 应急管理现状

2.1强化领导，建立应急处理机制

为了更好的加强对应急工作的领导，我院在2009年即下发了《南翔医院应急管理办法》，成立了领导小组，对应急工作进行常态化管理，明确了应急人员职责、任务，始终做到统一组织、统一指挥、统一标准，为紧急救援和预防、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初步形成了“反应迅速、信息通畅、指挥有力、处置有效”的应急处理体系。

2.2 加强学习，全面提高应急意识

加强应急管理，是医疗机构履行自己保障职能的重要体现。为了加强我院应急管理工作，我院组织学习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增强了医护人员的卫生应急意识，使卫生应急人员建立依法、科学应对突发事件的观念。

2.3 锤炼队伍，积极开展应急培训

我院积极参加嘉定区卫生局和疾控中心组织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桌面推演”，熟悉了工作流程，增强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能力。2012年上半年在全院范围内组织了各种急救培训5次，提高了全院医护人员的急救技能、急救意识和医护人员的应急反应能力。

2.4 模拟实战，认真组织应急演练

为充分应对各种突如其来的紧急救援任务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切实提高应急队伍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2012年上半年我院组织了“迎春应急演练”、“危重孕产妇急救演练”、“批量病人综合性应急演练”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等实战演练，如批量病人应急演练科目包括院内批量伤员应急救治工作的启动、展开、接收、分流、处置、信息收集和报告等，演练贴近实战，务求实效，演练结束后参加演练的临床医师还进行了书面考试。

2.5 常备不懈，应急值班一丝不苟

为确保应急工作的及时、高效，我院严格落实应急值班、备班制度，始终做到时时有人值班、天天有领导听班。不论正常工作、双休日和节假日，要求各科主任和应急队员24小时随时保持通讯畅通，遇有情况，随时处理。在必要的时候，应急装备一刻不离人，随时准备接受任务。同时认真落实重大事件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制度，确保无漏报、无迟报的现象。

2.6 做好应急设备、物资管理及储备

搬入新院后，我院急诊科实现了急诊抢救—ICU—留观病房一体化危重病管理模式。急诊科抢救设施设备正常状态率100%，急诊抢救会诊5分钟到位率100%，重危转诊告知规范率100%。其它科室抢救设备齐全，抢救药品齐备，随时可以协助进行紧急救援。药剂科专门疏理了抢救药品目录，随用随补。各相关职能科室定期对应急设备、物资和药品进行检查，做到应急管理常态化。

2.7 求真务实，应急管理取得实效

2.7.1 有效应对重大车祸事件 2012年4月24日南翔附近发生一起重大车祸事件，有7位病人先后被送入我院急诊科，医院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预案，各科急救人员均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经积极救治，所有病人均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充分体现了我院的急救保障能力。

2.7.2 积极应对台风“海葵” 2012年8月，强台风“海葵”来袭，我院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进入临战状态。2012年8月7日晚，台风“海葵”登陆象山后，带来了大风和降雨，当地政府要求对部分居民进行疏散安置，我院积极响应上级要求，迅速派出8名医护人员，赶往指定社区负责老年居民转运的医疗保障服务，同时派出6名医护人员到安置点进行24小时值班，为安置点的群众提供全天候医疗保障服务，台风过后又安排医护人员配合120将安置人员平安送回原地，圆满地完成了此次保障任务。

2.8 做好应急宣传及应急报告工作

在日常工作中，我院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应急宣传，同时加强对周边群众的宣传，依靠群众对卫生安全的关心、关注，做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早发现、早处理、早预防。黄典剑等认为[1]，在应急管理领域，由于政府在资源掌握、人员结构、组织体系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因此不管是在应急预警、应急准备阶段，还是在危机发生后的灾难救助阶段，都应当积极吸纳和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提高应急处理效率。同时，要认真落实应急报告制度，不能忙于处理应急事件而疏于报告，要求严格根据应急事件严重程度按时间节点进行上报。

3 应急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3.1 各种突发医疗卫生、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任务艰巨

有专家认为[2]，当前我国已进入“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社会矛盾多发的“非稳定状态”、突发事件高发频发的特殊历史时期，安全形势严峻，对全民的应急意识、应急知识和应急素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院是嘉定南部地区最大的二级综合性医院，承担本地区及周边20-30万人口的医疗、急救及公共卫生等服务，自2011年9月搬入新院后，由于医院规模扩大、“硬件”设施大幅改善，医院的门急诊量、住院病人数及手术数等均大幅上升，2012年门急诊量已达到60万人次以上，远远超出去年同期的49万人次，各种医疗保障任务也不断增加，突发卫生事件防控任务艰巨。

3.2 公共卫生经费投入不够充足

由于公共卫生工作是一项公益性事业，很多情况下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现有财政投入难以满足日趋扩大的人力、设备及物资的投入。作为政府主办的医疗机构虽有力不从心之感但还是尽其所能担负起本地区的医疗保障任务，尤其是“三无”病人，120送入我院后，我院按常规开通绿色通道，对病人进行救治，但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的欠费，不仅会给医院的发展带来经济负担，而且由于很难联系到家属也增添了病人后续处理的难度。

3.3 人才资源相对不足，队伍素质有待提高

面对着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工作要求，我院也存在着专业卫生技术人员不足、人员结构不合理、高级人才短缺等困难，这些已成为卫生应急工作新的“瓶颈”。由于上海市实行住院医师三年规范化培养，新的应届生招不进来，外地的应届生因没有参加上海市三年规范化培养也不能招，所以卫生技术人员短缺现象短时间内难以改善。另外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人员结构问题也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问题；此外，高级人才因属于稀缺资源追求者众，同样面临着双向选择的问题，也很难一下子把合适的人才纳入囊中；而总体队伍素质的提升也是一个长远的目标，需要持续不懈的努力。

4 应急管理对策探讨

4.1 加强卫生应急组织体系建设，完善和落实应急预案

为了提高医院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我院由应急管理办公室牵头，制定了各种应急预案，积极做好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援、技术和物资等各项准备工作。当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时，要求信息快捷畅通、指挥高效有力、处置积极有效、监测及时灵敏、动员收放自如。此外，还对应急预案实行动态管理，及时修订应急预案，解决新问题，提高医院整体应急管理和救治水平。

4.2加强卫生应急技术人员队伍建设

促进卫生应急管理事业的发展，人才是关键，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要建立有利于发掘、吸纳、培训和使用应急医学人才的有效机制，创造良好的用人机制和发展环境，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应急管理、医疗急救技术人才队伍。汪洁认为[3]，应急管理人员的素质和技能与应急管理的绩效休戚相关。所以应急人才队伍建设也不能忽视应急管理人员的专业化培训。除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外，我院积极通过内部挖潜，制定了南翔医院后备人才管理办法，经过全面考核选拔了21位首批优秀医学后备人才，希望经过三年的培养，使医学人才在临床医学知识、技能和管理等各方面都得到全面的锻炼和提升，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激励人才、发挥人才的潜能和作用等迈出了有益的一步。

4.3争取公共卫生经费投入，做好卫生应急储备

应急管理是医疗机构行使其社会职能，也应是社会公益的一部分，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同时也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投入。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把支持应急管理当成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对卫生应急工作积极提供财政支持，把卫生应急管理工作不断推向深入。同时医院内部也应狠抓内涵建设，深挖潜、少花钱、多办事，不断提高应急管理效率。为了提高医院的急救水平，2012年上半年我院急诊抢救室新增了心肺复苏机一台、转运呼吸机一台、注射泵一台、心电监护仪一台，全体医护人员进行了仪器使用培训，要求每位医护人员熟悉各抢救仪器的性能、注意事项，熟练掌握各种仪器的操作流程，以有效发挥各种抢救设备的作用。

4.4加强卫生应急培训及演练

为充分应对各种突如其来的紧急救援任务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切实提高应急队伍的应急意识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规范化、制度化的应急培训和演练必不可少。我院除做好院内应急培训外，积极鼓励医护人员参加全国、省（市）、区各种培训和应急演练，以期通过各种培训和演练，提高医护人员的急救意识和急救技能，磨练队伍。有学者认为“抢救原则：要用有限的资源，最小化的损害拯救最大数量的伤员，最大限度的降低死亡率。[4]”而普及全民急救知识，提高最初目击者的反应能力和初级CPR、缩短现场急救黄金时间是非常重要的[5]。贴近实战的培训和演练在提高应急管理效率、减少损失和树立医院救死扶伤的正面形象等方面都会产生积极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黄典剑，李传贵. 国外应急管理法制若干问题初探[J]. 职业卫生与应急救援，2008，26（1）：3～6.

[2] 卢文刚. 广东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科技支撑体系建设对策建议[J]. 科技管理研究，2010，12：32～36.

[3] 汪洁. 海南省突发公共事件的现状及政府应对措施[J]. 决策咨询通讯，2010，4：52～54、63.

[4] 李继良. 澳大利亚突发事件应急管理[J]. 中国急救复苏与灾害杂志，2007，2（2）：97～100.

[5] 周海龙. 上海嘉定南翔地区院前死亡病例回顾性分析[J].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医学版），2012，7（3）：58～60.

作者：周海龙

呼吸机应急管理论文篇2：

我国NGO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的作用

[摘要]NGO作为参与应急管理的重要主体，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该并且能够发挥作用。该文以我国NGO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采取的行动为例，发现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能发挥动员社会资源、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应急保障服务、关爱弱势群体、搭建协作平台的作用，但也面临着应对经验不足、政社协同失效、自身地区发展不均衡的挑战。针对这次抗疫中暴露出的问题，今后還需进一步推进政社合作，提高共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实现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关键词]NGO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新冠肺炎疫情

一、问题的提出

21世纪以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从SARS、甲型H1N1流感、H7N9型禽流感，到埃博拉病毒，再到新型冠状病毒，这些疫情无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在应对这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无疑扮演着宏观调控及协调组织等主导性角色，但是政府并非全知全能，其存在诸如反应滞后、信息不完全等固有缺陷，仅靠政府的参与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其他多主体的共同参与。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赢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对社会力量参与疫情防控，要加强组织引导、畅通渠道、鼓励支持”[1]。非政府组织（NGO）是人民群众的组织化呈现，是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动员和汇聚社会资源，并能在政府失灵的领域发挥作用，有效弥补政府行动缺陷。因此，NGO应当积极参与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中，利用自己的优势发挥作用。

据民政部统计，截至2019年底，我国共有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86.658万个，反观经历了SARS疫情的2003年，当时的统计数据仅为26.6万个。可见，NGO在这16年间得到了飞速发展和壮大，同时也在不断成长和完善。尽管我国NGO运作模式的成熟度与国际NGO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但是其也已成为我国一股不可替代的力量活跃在应急管理的一线。那么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我国NGO会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能发挥出什么样的作用？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以我国NGO在2020年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采取的行动为切入点，探寻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所起的作用，以宏观把握NGO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策略。

二、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依据

非政府组织常见的类似用语还有非营利组织、民间组织、社会组织、第三部门等，“NGO”与上述词汇并无本质差异，只是侧重角度不同，可互换使用。对于NGO的界定，国际上通常采用萨拉蒙教授的五特征法，即将具有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特征的组织界定为NGO[2]。学者根据不同国家、地区的具体情况对这些特征提出了修正，但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被公认为基本特征。我国学者将NGO定义为：不以营利为目的，且具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属于非政府体系的社会组织，它们具有一定的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或互益性[3]。本文重点关注的是活跃在社会救助领域的公益性NGO。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而应急管理，则是指政府及其他公共组织在突发事件的事前预防、事中处理和事后恢复总结过程中，通过建立一定的体制机制，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公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活动。可见，作为公共组织的NGO是应急管理中的重要主体，应当在突发事件中采取行动并发挥作用。

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理论、治理理论等为NGO参与应急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1）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理论。市场与政府失灵致使在应急管理中仅依靠市场和政府手段无法实现应急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有效利用。而NGO作为独立于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具有志愿性、非营利性和民间性的特征，能够从事政府部门与营利性部门无力、无法或无意作为的领域，能有效弥补政府与市场配置资源的不足，提高应急管理的效率。（2）治理理论。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即公共机构、私人机构和非营利组织的共同治理，认为除政府外，私人机构和非营利组织也能参与社会管理，成为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并且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关系与合作伙伴关系[4]。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作为一个复杂的工程，不仅需要充足的财力、物力，更需要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参与，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吸纳社会力量，促进应急管理的灵活性和高效性。以上这些理论都说明了NGO的存在及参与应急管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国内外实践也证明，NGO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与政府形成合力，能更好地实现社会的有效治理。

三、NGO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的作用

2008年汶川大地震，NGO在抗震救灾中表现突出，发挥出了巨大作用，有学者将这一年称为“中国NGO元年”[5]。如今十多年过去，NGO在不断发展中逐渐完善，其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在应急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不容忽视的作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不少NGO迅速响应，将资源和力量投入到疫情防控行动中，从收集的资料来看，其主要发挥了以下作用：

（一）动员社会资源

NGO具有非政府性，大多扎根于基层，与公众的空间距离较小，与社会有更广泛的接触和联系。NGO具有志愿性，组织成员一般具有较高的志愿精神，工作中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公众利益和需求，并能为其表达诉求。NGO具有非营利性，能更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力量。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类NGO积极采取行动广泛汇集社会资源，其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动员和汇聚社会的慈善捐赠资源，即通过各种慈善性、公益性的募款活动筹集善款和吸纳各种社会捐赠，为疫情防控提供资金和物资支持;二是动员社会的志愿服务资源，发动社会各界志愿者参与到各种慈善公益活动或互助共益活动中，为疫情防控提供人力支援。在疫情发生初期，许多NGO都开始募集善款，并对口罩、防护服、护目镜以及呼吸机等医疗物资进行采购和运输，有针对性地对疫情重点地区进行点对点的款物支援，充分体现了其灵活性的特点。在这个过程中，不同NGO都发挥自己所长来募集物资，竭尽全力为抗疫一线提供全方位的物资保障。例如，因信息公开透明及时、运作高效而备受公众信任的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仅在1月31日和2月1日两天便募得善款2.48亿元，并利用募得的善款大量采购医疗物资驰援武汉及周边城市，缓解了医院物资紧缺的局面。由银杏公益基金会联合多位银杏伙伴发起的“武汉银杏在行动”在抗击疫情中募集2321台制氧机，为居家得不到及时治疗的重症患者提供生命支撑，也为湖北省的医疗机构提供紧急医疗救助。而壹基金1月22日就启动了响应机制，第一时间通过轻松公益、腾讯公益、水滴公益等多个公益平台打通爱心捐款通道，并将筹集来的善款为疫情重点地区提供口罩、防护服、测温仪等医疗物资，同时也为社区提供疫情排查、防疫消杀、心理关怀等支持工作。此外，各大NGO还积极动员和组织志愿者加入抗击疫情的队伍中，协助物资的装载、卸货、运输派发等，这一社会志愿服务资源的调动，极大地缓解了抗疫一线人手不足的局面。

（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般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大、应对任务复杂且艰巨、需要充足的物资保障和人力支援，因此在应对过程中需要发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开展整体协作。在此次疫情中，不少NGO发挥支持和服务于其他社会力量的作用，这种形式的参与激活了更多的力量，进而发挥了更大的效用。其中，正荣公益基金会开通支援“抗击新型肺炎疫情”绿色通道，以小额资助的方式支持更多专业社会组织参与到疫情防控行动。此外，正荣公益基金会还联合物业、居委会等社区力量，发起“社区抗疫正荣志愿行动”，以提供专业指导的方式支持正荣公益行动小组关爱社区弱势群体、一线防疫重点群体以及存在困境的小区。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联合上海心苹公益基金会，以提供小额资金的形式支持全国各地的社会组织、志愿服务团体、社工服务机构等组织在社区层面开展以 “消除疫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疫情中的相关弱势群体帮扶”“心理支持安抚疏导”等为主题的抗疫行动。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充分发挥社区基金会的优势，链接本地资源，为珠三角区域内各社区参与抗灾互助的个人或公益组织、志愿团体提供小额资金支持，让每个关心社区的人都能奉献自己的力量。以上这些行动，不仅在社区层面提供了重要的服务保障，还激活了更多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为战胜这场疫情注入了有生力量。

（三）提供应急保障服务

我国的NGO数量大、服务领域广泛，能够在服从政府统一安排的基础上为社会提供更多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服务，补充政府无法顾及或是不能满足的领域，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因此，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NGO能够为社会提供更加弹性、多样化的应急保障服务。在武汉封城、各省纷纷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后，作为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重要主体的NGO开始提供大量应急保障服务，包括提供医疗防护物资、生产生活物资的运输保障、医护人员的后勤保障等。招商局“灾急送”由招商局基金会提供运费支持，依托招商局集团旗下物流板块广泛的物流网点、专业的应急物流配送和精锐的灾害应急物流志愿者大队，为社会提供专业、高效、安全的公益应急物流援助。湖畔魔豆公益基金会捐赠1000万元设立“抗疫项目专项资金”，用于应急阶段保障定点医院相关医务人员和特殊医务人员家属的饮食和生活，不仅联合饿了么为医护人员配送餐饮，还为特殊医护人员家中缺乏照料的孩子、老人提供支持，解决其饮食及生活物资等方面的紧急需求。东润公益基金会设立“东润抗击疫情医护保障及子女教育专项基金”，用于资助因参与疫情救治工作殉职和因参与疫情救治感染新冠肺炎的一线医务工作者，同时还为这两类有突出贡献的医护人员子女提供教育保障金。

（四）关爱弱势群体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主体，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往往出于全局性和整体性考虑，顾及多方利益，权衡各方面利弊，关注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而NGO以社会公共利益需求为导向，能将触角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有不少NGO以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为服务对象，因此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能更好地兼顾弱势群体的利益，从而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维护社会公平。疫情爆发后，政府将大量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无暇顾及疫情中的弱势群体。疫情下的弱势群体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老人、儿童、长期病患者、残疾人、孕妇，还应包括经济基础薄弱并有失业风险的劳动者群体，其中除了以农民工群体为代表的弱势群体，以及受疫情影响严重而面临企业倒闭风险的企业主群体，还有以餐饮、旅游、酒店等服务类的小微企业主。疫情之下，这些群体受影响较大，也更加需要帮助。NGO能基于自身定位去关注特定人群，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支持，缓解其面临的生活困境，弥补政府的功能缺陷。在这次疫情应对中，以促进心智障碍者群体及家庭福祉为目标的晓更助残，建立了“特殊需求困难家庭疫情期间紧急救助网络响应机制”，并提供特困个案支持，根据需求为其提供保障产品和服务。还开发了心智障碍者“家庭抗疫”线上赋能资源包，为心智障碍家庭开展在线互动活动、在线培训课程等。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启动“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依托自身的服务网络，通过需求监测、紧急救援、教育倡导等多元方式，为农民工及其子女提供抗击疫情的紧急救援与能力建设服务。和的慈善基金会联合顺德区创新创业公益基金会推出针對顺德区小微企业的纾困项目——“和衷共济”小微企业2亿元应急支援计划，用于支持顺德区内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可见，疫情防控中NGO不仅能够关注社会多元对象，尤其是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还能有效弥补政府在一些公共服务领域的缺位或不足。

（五）搭建协作平台，共抗疫情

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其复杂性和综合性决定了NGO不能各自为战，而应该搭建协作平台，开展协同行动，形成合作“网络”，发挥合力作用。在互联网时代，以互联网为载体，搭建协作平台，能快速通过信息发布、资源对接、组织联合行动来实现应急资源的优化配置，将社会力量和资源更高效有序地投入到应急管理中。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爱德基金会、南都基金会以及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理创新研究中心、国际志愿机构理事会等社会资源丰富和慈善资金募集能力较强的机构共同发起成立“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该协作网络面向全国募集、链接和整合资源，同时根据地方疫情需要合理地将资源进行投放、管理和评估，在这个过程中由网络中的专家资源提供智力支持，确保网络运转的有序性、规范性和专业性。此外，千禾社区基金会为集合多方力量，给社区提供更专业、高效的防疫支持，与22家本地公益组织和媒体联动，形成“珠三角社区防疫公益行动网络”，搭建珠三角地区社会资源和社区需求的对接平台，通过发布社区防疫需求、对接慈善捐赠资源、分享社区工作经验，助力珠三角地区社区防疫工作。

四、NGO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面临的挑战

实践证明，NGO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参与而发挥重要作用，但目前而言，我国的NGO发展得还不够成熟，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参与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挑战。

（一）缺乏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经验

我国NGO曾多次参与抗灾救灾，在应急救援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但过去的救灾经验并不适用于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且绝大部分NGO在此前也未曾经历过此类事件，因此缺乏有效应对疫情的策略。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只能在摸索中前进。正是因为缺乏经验，在此次应对过程中NGO对自身在抗击疫情中的角色定位还缺乏整体把握和清晰认识。

（二）政社协同失效

政社协同是应对公共危机时关键的一环，却也是一直亟待解决的问题。过去这些年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协同工作一直在不断推进，社会组织与负责自然灾害捐赠管理的民政部救灾救濟司之间也建立起了沟通和互动，推动了政社合作的尝试。后来机构改革，这一部分职能从民政部划归到了应急管理部，由应急管理部与社会组织保持联系，但应急管理部门事实上只承担了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两类突发事件应急职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没有被纳入其中，而是由卫健委负责。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职能都集中于卫生部门，前期的风险评估、风险监测依托于疾控中心，后期救治又依托医院，由此卫生部门与NGO的沟通还是缺乏的，协同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在此次疫情中，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没有很好地进行协作。政社协作机制的不畅通，造成社会力量缺乏制度化的参与渠道，致使NGO在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作用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三）NGO发展不均衡

在捐赠抗疫物资过程中，发现物资运输派发中存在“最后一公里”难题，这个现象折射出NGO空间发展的不均衡。像北京、上海、广东这些发达地区，公益发展相对成熟，公益性NGO也多一些，其他很多地区公益力量就比较薄弱。此次疫情的重灾区——湖北，就属于公益力量较为薄弱的地区，因此难以找到能够对接全国各地社会组织资源的中枢机构，当物资都运往湖北时，寻找志愿者或社会组织对接落地就变得不顺畅。此外，湖北地区直接服务于社区的NGO也很少，而病毒的传染性又使得湖北以外的NGO很难进入疫区开展行动，这一尴尬局面暴露出NGO整体发展方面的欠缺。

五、结束语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社会，各种突发事件频繁发生，同时其也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和危害性。传统的以政府为单一危机治理主体的应急管理模式显然已不足以应对其复杂性，也无法满足应急管理中的资源供给需求，只有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应对、相互协调和配合，才能将危机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NGO作为社会力量在应急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必须给予其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同时加大支持力度，探索与其的协同合作。针对这次抗疫中暴露出的问题，今后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应急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共同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从政府来讲，需要建立健全危机应对中的社会力量协同机制，促进信息共享和资源对接，有效引导NGO利用自身优势发挥作用，避免因政社协同失效而影响抗疫救灾的有效进行。从NGO来讲，则需要积累危机应对经验，不断加强能力建设，提升应急志愿服务能力和专业化水平，为公共危机应对提供切实有力的帮助。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EB/OL].（2020-02-23）[2020-03-10].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2/23/c_11256160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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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春艳

呼吸机应急管理论文篇3：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疫情防控治理的历史经验与模式创新

【摘要】我国疫情防控治理“总体战”主要经历了几个阶段。新模式，都贯彻着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路线，彰显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

【关键词】共产党;百年;疫情防控治理;模式

Key words：the Communist Party;a hundred years;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pattern

一、“总体战”模式的深化与应急管理体系的更新：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疫情防控治理体系的新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我国发展的转折点，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中国从此走上了新的发展轨道，我国的卫生疫情防控也随之进入了新时期。也就是这一年，实行了全国免疫，将原先的工作承袭下来并发扬光大。经历了社会的发展，我国已经消灭了包括白喉等疫病，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环境的改变，新的疫情依旧层出不穷，严重威胁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危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对外交往[1]。为此，党中央和政府作出了新的努力，党中央并没有固步自封专注于本国的疫病，而是作出了与世界接轨的决策，参与到了世界疫病的预防和治疗中，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具有前瞻性意义。

环境的变化使得不断有新的疫情出现，近些年出现的疫情从小区域性逐渐演变为具有国际性质的国际流行疫情。1995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要求各国加强疫情的检测和控制，以便于各种及时作出应对。我国将传染病划分甲乙丙种类，作为常见乙类传染病，之所以我国对病毒性肝炎较为熟悉，除了其五中分类来源广泛，流行甚广，其中重要的是1988年发生在上海的甲肝疫情让国人认识到病毒性肝炎的严重性。1988年1月，不断有市民就诊出现了发热、呕吐等症状，但与普通感冒并不一致，经过诊断，均为甲型肝炎。到了19日，已经上报了134例，并持续出现上涨趋势，“截至3月18日，上海累计有292301人患甲型肝炎，死亡11例”[2]，这说明，甲肝已经在上海地区形成了爆发之势。上海各级党委、政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迅速成立了防治甲肝领导小组，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对甲肝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家庭成员等进行了疫苗注射。对于患者的居住地，由疫情防控部门上门派送漂白粉及时进行消杀，防止病毒的再传播。同时，在医院、卫生所等地方，增设病床，或者改造体育场馆，装配医疗设施，更多的收治病人。疫情的严峻之势使得上海退休医生、医学院学生等近4000人也加入了抗疫一线。在信息手段没有普及之前，每日播报病患人数会增加市民恐慌，当一户有一个人感染，其他住户会担心是否容易被传染，从而孤立患病人家。甚至，由于甲肝在上海爆发，周围省市的人对上海人也忌讳莫深。为此，上海市委为了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和减轻民众恐慌，选择了在高峰期过后将患病人数发布，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朱镕基表示：“現在宣布这个数字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因为肝炎已经下去了，再没有高潮，不会引起恐慌”[3]。在尊重群众知情权的同时人性化处理社会矛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安全事件发生时的担当，有利的维护了社会稳定。而同属于乙类传染病的SARS，传染源也是通过食用动物，果子狸。错误的饮食观念以及追求新奇的猎奇心理使得人们接触了许多带有病原体的致病动物。而非典病程及症状与甲肝则不能相提并论，非典对于人呼吸系统的攻击远比病毒性肝炎来的凶猛，

非典爆发时已经迈入了21世纪，彼时中国已经与80年代更加充分发展，社会经济状况也有了新变化。因此两者之间的卫生疫情防控治理也不可同日而语。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使得原本单位制社会发生了变化，兴起了“下海”潮，原本医疗体系中的工作人员也不例外。市场经济带来的冲击使得人才分散，当非典来袭，做到像建国初群众联合的场面已经越来越难看到。应急机制的脆弱、信息统一化的困难、不同主体间交流的代沟都使得中国在非典来临时会发生公共卫生危机。由于前期工作的不到位，信息滞后，使得广东在出现SARS三个月之后大众才知道了如此烈性疫情的爆发。当时广东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大量外来人口在年关回乡过年之时将病毒散播的更为难以控制。如果当时及时发现并上报疫情，可以充分的将疫情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减少人员流动，减轻卫生疫情防控体系压力，直接导致了最后非典在全国的大流行。在SARS抗疫过程中，出现了上海智慧模式，对抗疫代价进行了探讨，科学的抗疫治理离不开运动式的前提。上海模式使得疫情不再是公共卫生意义上的流调，而是人民群众的流调。

通过对比上海甲肝爆发与SARS的异同，我们可以发现，两起疫情都是由于动物源头引起，对于上海甲肝疫情，上海市决定禁止销售毛蚶并对市场上流通的毛蚶进行无害化处理。其次，充分利用新媒体作为普及健康生活观念的媒介，向大众科普正确的防治办法，及时消除对于病毒性肝炎的恐慌。两者的不同主要在于病毒性肝炎主要发生在上海地区，而SARS波及范围更广，病情更加严重。SARS作为第一个被公众熟知的公共卫生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非典影响的不仅是个人的健康，而且从国家层面都有了深刻的影响。非典的到来使得党中央和政府重新审视原有国家医疗卫生体系与市场的关系。原有医疗体系并没有形成链条式、网络化管理，相反的属于条块状分割，各级医院信息并不流通，致使疫情信息滞后，对疫情防控工作造成了负面影响。在突发安全突发事件面前，事前预警机制不够完善，在感染出现三个月后才公布，导致非典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其次，相关部门瞒报疫情也是非典传播的重要因素，广东省卫生厅在表明已控制立场后再次出现传染高峰期。同时，我国在非典疫情期间，与国际组织间的合作并不够紧密，导致了我国国际形象受损。经过非典的洗礼，我们意识到“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不健全，处理和管理危机能力不强”[4]，未来发展的路径也逐渐清晰：公共卫生发展应该由政府主导，建立健全预防机制，加强卫生网络化治理。政府主导下的公共卫生系统在疫情爆发时可以充分调动一切有生力量，集中统筹，促进资源合理分配，为此，卫健委的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对于信息分散的局面，建立健全卫生系统信息网络化，将疫情的预防、汇报、统计、检测进行集约化治理，形成一案三治，即应急预案、应急管理机制、应急运行机制、应急法制建设[5]。在制度层面，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从法律侧面上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立广泛的国际合作，对国际间提出的建议进行合理采纳。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在面对突发重大安全事件之前起到了总揽全局、凝聚力量的作用。在疫情面前，党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临危不乱，及时防治，建立起科学的疫情防控机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及时切断传染源头，同时调集一切有生力量尽力收治病人，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疫情发生后，及时普及卫生疫情防控知识，查漏补缺，让民众培养科学的生活习惯，面对疫情也能做到自我防护。其次，发动群众主动进行病患排查，居委会、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排查，构筑起强有力的抗疫战线。非典后在以坚持“以人为本”的治理逻辑下，我国卫生应急体制经过不断磨合，整体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SARS构建的上海模式，不再沉浸在表面的严防死守，而是探索出了一种新的道路。这一时期，关键在于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在新发展模式下的迷茫与复归，经历过非典，重新审视了我国卫生系统的漏洞，构建起更符合时代精神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应急管理体系。

二、从“总体战”模式到“精准战”模式：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疫情防控治理的传承与创新

进入新时期，党的十九界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特点。2019年末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再次挑战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同时，也检验了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状况。“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6]，分析并总结我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的社会治理，有利于改进后新冠时代的治理策略。

2019年底在湖北武汉的新型冠状肺炎是继SARS之后再一次全国范围内爆发的由冠状病毒引起的呼吸道疾病。新冠的爆发使得人们将记忆瞬间拉回2003年的冬天，都是冠状病毒、都是在冬天爆发，都是高传染性、都在全国爆发，种种相似性都提醒人们这次疫情不可小觑。习近平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和治理能力对一次大考”[7]，在疫情暴发后，党中央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以及民众间的通力合作，将精准治理充分运用到疫情防控中。2020年1月7日，党中央对新冠疫情的相关工作提出了要求，22日，对湖北武汉实行出入管控，23日，宣布武汉封城。同时，广东等疫情严峻地区启动重大突发事件一級响应。到了25日，党中央成立应对新冠疫情领导小组，同时包括各地医疗队、部队医疗队抵达疫情中心。派驻医疗队、各地医疗志愿队在除夕之夜就奔赴武汉，同时调度紧缺医疗资源发往武汉。面对病床紧缺，经中央批准，建设雷神山、火神山医院，专门收治新冠患者，动用7500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工作方式，仅用10天建成拥有1000张病床的火神山医院，用13天建成1600张病床的雷神山医院。通过前线精准数据传输，为武汉外疫情防控提供了精准治理的新路径。同时，各地也开展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必要地区实行封城、封村，乃至封小区，各级党委、政府放弃了新年休假，投入到战斗的一线，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先，为居家民众提供服务。医院等医疗部门迅速成立新冠专门通道，增设隔离病房，研究新冠的治疗办法。政府、市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在此时也发挥了效用，政府起到了资源配置的作用，而市场起到了满足社会需求的作用，政府、市场协同运作是疫情成功的保证。医疗制品公司加班加点生产紧需的呼吸机、口罩、防护服、酒精等医疗用品，缓解医疗用品紧张。各方面都发挥了自己领域的最大能力，为新冠疫情的胜利添砖加瓦。3月6日，新冠疫情拐点出现，这象征着我们经过两个月不眠不休的抗争，终于看见了胜利的曙光。5月2日，我国所有省市接触一级响应，这说明我国新冠疫情进入了后期。全国有3900多万名党员干部战斗在抗疫一线，1300多万名党员参加了志愿服务，近400名党员干部为保卫人民生命安全献出了宝贵的生命[8]。这种高层次的、高质量等、高效率的精准应急治理办法体现了中央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在我国进行新冠疫情抗争的同时，国外许多国家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由于其高传染性，全球国家都面对着新型冠状病毒的侵袭。相较于我国由中央统一精准调度的疫情防控机制，国外更多的是“单打独斗”式的抗争。医疗用品紧缺，甚至连最前线的医护也没办法彻底使自己处于安全的保护措施内，医护感染病例屡见不鲜。我国在此情况下，依旧选择援助世界抗疫，率先向世界公布了病毒的基因序列，并开始新冠疫苗的研究，陈薇院士获得首个新冠疫苗专利。截至2月25日，中国已经上市的新冠疫苗已经达到四种。提供医疗帮助，体现了我国在危难时刻也不忘救援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大国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重大疫情面前，我们一开始就鲜明提出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9]。在此次疫情中，党中央领导各级人民政府、党组织发挥出了卓越影响力与领导力。疫情伊始，迅速筹建了疫情专家组，制定疫情防控机制，各级也积极响应，涌现出了各行各业抗疫英雄，主动进行居家隔离，比如南京就使用了无人机巡航，将在外逗留的人进行劝返。事实证明，民众居家隔离对于阻止疫情传播是有所助益的。对于居民区、村镇，实行网格化管理，将防控力量向基层下沉，将重点人员进行重点管理，运用大数据对所在辖区做到精确管理，将数据再次进行分析和反馈，这种基层组织体系与民众的双向通道是党中央坚持群众路线深入人心的表现，所表现出的合作意识令人动容。社会组织和群众对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协调配合，是我国的成功经验，国外各国都给予了高度肯定。日本、西班牙等国家开始号召民众在家工作，减少出门，严重地区施行宵禁等手段，这是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抗疫。其次，合理的处理疫情中的主次矛盾。疫情的最初爆发地在湖北，对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的精确打击是成功的第一步。“湖北和武汉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胜之地。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10]，调集大规模的医疗力量前往疫情中心点，短时间调集如此规模的医疗力量也显示出了我国面对重大卫生突发事件的反应力与决心，在湖北疫情稳定后，全国疫情压力也随之减轻。再者，对于疫情时期特殊的社会状况，党中央注重社会民生，将治理做到更加精准，保持社会在特殊时期依旧有序运转，在疫情减轻后能最快的让社会正常运转，最大程度的减少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推动各行各业复工复产。在抗击疫情中，我国付出了全国封锁的代价，也是一个对于突发卫生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反思时刻，即“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11]。

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面的恢复离不开党中央、政府、各行各业、人民群众的通力合作。疫情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检验，也是完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机遇。在全球疫情依旧不能放松的今天，我国人民群众能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后，要做到居安思危，总结经验，做好充分准备迎接第二波疫情的反扑。针对此次疫情，我国卫生疫情防控体统的漏洞再次暴露出来。疫情信息披露不及时、应急响应机制不完善、应急资源储存不足等问题依然需要改进。因此，再次查漏补缺迫在眉睫。首先，增强国家安全观的建设，加强卫生疫情防控理论的建设，坚持预防为主的疫情防控理念。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完善疫病预防和防控机制，增强人才储备。对于科研方面，构建高水平科学家团队，对于疫情进行深层次研究，追本溯源，从源头上减少疫情发生的可能同时加快配套疫苗和药品研究，让我国民众生命安全得到充分保障。其次，培育应急疫情防控方面专业人才，增加应急疫情防控方面投入，增强应急基础设施建设。在法律层面上，增补关于卫生应急响应机制的具体发条，从法律框架上给予支持。对于可能造成疫病的要素进行规范，强化法律执行力。法律作为最低道德要求，应该规范对象的行为，维护道德底线，坚持依法治国。最重要的是，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建立集中统一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做到指令清晰、系统有序、条块畅达、执行有力，精准解决疫情第一线问题。”[12]要将现有的应急管理系统再次细化，将各个要素分级，最终形成一张紧密结合的大网，网罗所有疫情分子，让疫情无处可逃。

在后疫情时期，我们秉持着为人民负责的初心，与国际社会团结合作，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出发点，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13]。中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定负责任的大国立场，为国内外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加强全球间卫生合作，完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是全社会、全世界应尽的义务，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的鲜明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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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强调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N].新华网，2020年2月1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2/14/c__1125575616.htm.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N].人民日报，2020-06-08.

[9]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不断造福人民，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N].人民日报，2020-05-23.

[10]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57.

[11]习近平.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J].求是，2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