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分析论文

2022-04-15

摘要：成本法作为公共支出归宿研究中的主要分析方法，具有简便、直观、应用广泛等特点。我国学者近年也运用成本法开展公共支出归宿实证研究，但受到数据来源、重视程度等因素影响，研究成果数量偏少，研究主题有所偏离，社会影响力偏弱。随着政府对公共支出政策的重视，公共支出归宿必将成为我国公共经济学领域新的研究焦点，成本法必将成为重要的政策评估工具。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分析论文篇1：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圈套

老年弗洛依德写过一篇论文，提交给一九二五年在德国汉堡召开的国际精神分析学年会，由他的女儿安娜代为宣读。弗洛依德在文中宣称自己发现了女性俄狄浦斯情结形成前的一个秘密：小女孩三至五岁时候的某一天，偶然看见了男性小伙伴凸出的生殖器官，于是大惊恐，对照自己凹陷的女性生殖器，羞惭不已，认定自己是被阉割后的男人，心理上从此感觉低男人一等。在弗洛依德看来，人只有一种性别，即男性，女人只是残缺不全的男人。女人总在梦想有朝一日能“重新”拥有阳县，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种种怪异举止，女人终其一生的追求，与所谓“生殖器妒忌”、“寻找阳具意向”密切相关。

写这篇论文时的老弗洛依德未免有些走火入魔，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老博士竟然让女儿安娜去代为宣读这样一篇论文。设想一下，若是与会者恶作剧式的要让安娜来点“现身说法”，情形将会多么难堪。有时候我会想，弗洛依德在论文中大谈被阉割的恐惧、手淫、乱伦等，与犹太文化中重视性、重视生殖器的倾向是否有关呢？老弗洛依德那么热中于分析“恋父仇母”的女性俄狄浦斯情结，反过来看，是否正因为他先有了“以女代妻”的情结？马克思在论文《关于犹太问题》中不是已早于弗洛依德涉及过俄狄浦斯对家庭和社会的作用了吗？

俄狄浦斯原来是一则古希腊神话。当代神话学者Mirrea Eliad曾经指出，神话给人们的行为定下规范，赋予生活意义和价值，在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M.Eliad，Myth andReality)由此使我联想到：古希腊神话中家族乱伦、性暴力的事件屡屡发生，道行最高的神祗宙斯对欧罗巴的强暴，对后世是否起了示范效果？联邦调查局的统计材料显示，当今美国成年妇女的三分之一曾经被强暴或几乎被强暴(见Student Heal th，一九九○年三月号)，这个情形，与西方文化的根源暨古希腊神话是否有某种内在联系？希伯莱圣经里有一则故事：罗德失去了妻子，两个女儿怜悯他，设计用酒把父亲灌醉，分别与父亲一起“躺下”，各自为父亲生下一个儿子。圣经用中性近乎赞赏的语气来叙述这个故事，故事在当代西方民间流传甚广，我购得的一本纽约Waldman出版公司以少儿为对象的圣经普及本也将其收入。这则女儿“孝敬”父亲的故事，“品格”比之于“不敢毁伤”、“四岁让梨”、“卧冰”、“哭竹”，显然要“高”出许多。问题是，古希腊神话传说和旧约圣经的某些逾越伦常的故事，是否表现为当代西方社会家庭和人际关系中的原始密码？弗洛依德下意识理论的建立，在揭露人性阴暗面的同时，是否助长了人性阴暗面的扩张？

至少，在当代西方的人文科学领域，常常可以见到一种“泛弗洛依德式”的研究方法。一九八九年全美现代语文学会(MLA)年会一个分组讨论的题目就叫作“手淫的缪斯”，论文题目则可以是“手淫与狄金荪诗中的阴蒂意象”，“简·奥斯汀与自慰姑娘”，“剥去男性崇高的伪装：麦尔维尔与巴惹笔下的自慰、肛门性欲与肉体狂暴”。与此相适应，当代海外汉学家也贡献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屈原的香草美人之比无非是同性恋者的寄托；孟母三迁、岳母刺字、孟郊的寸草春晖比喻，都在暗示俄狄浦斯式的家庭三角关系；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超出了同志之间的感情；中国古诗中的“木兰舟”因为凹陷的内部构造象征女性生殖器官，配上“骚人遥驻”，就构成一幅男女交媾图，所以富于诗意，令人陶醉。(某德裔美国汉学教授以性象征串讲了许多中国古典诗，引起轰动。此处姑隐其名，以存忠厚。)一九九三年八月在香港召开的世界亚非学术会上，某华裔学者的论文为在中国典籍里寻不出俄狄浦斯故事遗憾之余，认定中国传统道德中重视强调“孝”，与西方的标明禁忌以承阻吓，在效果上看是殊途同归的。(作者是笔者敬重的学者，此处提及，绝无贬义。)

二十世纪的西方，影响最大的三位思想家仍然是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依德。ErichFromm写《健全的社会》曾得出结论：十九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二十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十九世纪的无人性指人的残酷，二十世纪的无人性指的是精神分析和人的疏离。马克思加上弗洛依德，似乎就足以解释清楚现代人类社会的错综复杂，这种认知，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五年那段时间的欧美知识界尤其普遍。然后是意气风发、热情激烈的五年，六十年代末欧美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青年知识分子起而反叛，革命的双刃剑一面指向社会的剥削，一面刺向个体遭受的心理压抑，被压迫的利比多转换成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阶级斗争的实践，本世纪六十年代初流行于欧洲的社会乌托邦理想再次出现。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在诞生一百多年以后用来解析技术统治下的当代资本主义是否仍然适用，除了马克思加弗洛依德以外，是否还有更好的阐释世界的理论组合，这是西方的理论界在学生运动的高潮以后试图回答的问题。

由哲学家GillesDeleuze和心理学家FélitGuattari合作的《反俄狄浦斯》一书于一九七二年初版，该书可以说是欧美学生反抗运动的理论结晶，出版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后结构主义的一本经典之作，许多女权主义者、文艺理论家、社会学家、哲学家都从中汲取过营养，大名鼎鼎的福柯曾为这本书作序，称该书是“非法西斯生活方式导论”，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FredricJameson则称这本书是“当代法国最优秀的理论著作。”

Deleuze和Guattari在书中首先对俄狄浦斯作了一番“解构”工作。在他们的描述中，俄狄浦斯从原来的古希腊神话，经历了索福克勒斯的同名悲剧和弗洛依德的精心重建以后，在西方社会已经“深入人心”，演变成了当代的一个大神话，俄狄浦斯好像变成了达尔斐的神谕，可以破解人世间的所有奥秘。父亲母亲和自我的三角关系早已超越出家庭扩张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任何权威都是“父亲”的象征，都是“我”想要去谋杀和取代的对象。现代人的心灵就像是一栋荒野中破旧的百年老宅，俄狄浦斯笼罩就像一个幽灵游荡其中；在无远弗届、硕大无比的俄狄浦斯阴影笼罩下，人无法确认自己的身份，找不到自己应有的位置。举世滔滔，满眼皆是精神病人，大家都生了“俄狄浦斯病”，即使那些在社会上享有父亲般权威的人，比如警察、老板、教父、国家元首，甚至包括心理分析医生，也不过是些超级精神病人罢了。

Deleuze和Guattori认为，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不仅夸大了无意识的作用，而且割裂和曲解了无意识。所谓俄狄浦斯情结，基本上只是成年人的妄想症，说它是弗洛依德的自我解剖也未尝不可。在原来神圣的家庭父、母、子三角关系中，究竟哪一个首先心理变态，乃是一个鸡与蛋孰先孰后的问题，而说到底，最有可能的则是父亲首先开始了妒忌。俄狄浦斯在神话中犯下弑父娶母的罪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自己的身世浑然无知，而父亲按照神谕将初生的婴儿弃之于荒野，却是存心地要杀儿子；希伯莱圣经中的亚伯拉罕的的确确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犹太文化传统突出父亲的绝对权威以及对“性”的强调，可能是弗洛依德建构当代俄狄浦斯神话的主要动因，基督教长期宣传的“三位一体”的信仰观念，也为现代人俄狄浦斯式的自我角色困扰供应了养分。并不是说弗洛依德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一无是处，而是说世界的面目被这个理论越描述越昏暗模糊了，精神分析也许就像是俄国的革命，具体从哪一步开始出现差错未必说得清楚，也许要追溯到弗洛依德本人的私生活，也许要回到“情意结”被发现的那一刹那，俄狄浦斯就是精神分析学由正确走向谬误的逆转点。俄狄浦斯又像是一座迷宫，只有在其中经历了摸索和徨以后勇敢地走出来，才能踏向光明，接近真理。

Deleuze和Guattari对俄狄浦斯情意结的剖析时而冷酷严峻，时而又温情脉脉，充满了深刻的理解，他们的论析经常是妙趣横生的。二位作者对俄狄浦斯的批评，实际上是对当今世界人们内心越来越强的“自我”意识的批评，是对“俄狄浦斯化”了的精神分析学的批评，是对世人精神病式的生存状态的批评。

“反俄狄浦斯”这个概念使人想起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一书中使用过的“反基督”一词。尼采攻击基督教，说普通的基督徒通过教会的秩序，通过种种的信仰，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置于绵羊的地位，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位牧羊人。Deleuze和Guattari在对“欲望”进行分析时指出，所谓俄狄浦斯情结，不刻意去寻找，本来是不会被感觉到的，但那个情结一旦被挑明，欲望就被挑起，欲望被挑起的同时又被压抑。俄狄浦斯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一片殖民地，那里上演着压迫与反压迫，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斗争，而这压迫和反抗的主体，都是分裂的无意识的自我。人们普遍有一种愿望，即让他人来对自己生活的合法性提出证明。精神分析方法通过对自我欲望的压抑来达到与外部世界的和平共处，这和基督教的“牧羊”效果类似，二者都为集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提供了温床。

欲望被反复地煽起又被久久地压制终于使全社会都得了精神病，精神分析疗法无法治愈这个疾症，因为它本身正是病根。我们的“时代病”需要新的治疗方法，新的方法叫作“精神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它与原来的“精神分析法”(psychoanalysis)完全不同，后者着眼于追踪被压抑的欲望，回忆被阉割的恐惧、性的伤害等，前者则力图淡化俄狄浦斯阴影，消解社会上与父亲象征相关的诸如家庭、教会、学校、党团和国家的权威，同时反对自我情结的无限膨胀。新的方法也分析“欲望”，但它所关注的，是欲望从人的内心“俄狄浦斯殖民地”脱身出来以后朝什么地方流动①，以及欲望的流向与社会生产的相互关系。

研究社会生产避免不了要涉及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事实上《反俄狄浦斯》一书谈得最多的仍然是马克思和弗洛依德，但这并不是老生常谈式地要将二人的理论揉合在一起以解释世界。Deleuze和Guattari认为欲望的运动轨道与资本、利润的运动轨道是一致的，社会生产的无意识随欲望的流向而变化，资本和时间的投资本质上即是欲望的投资。

《反俄狄浦斯》不企图建立一个理论体系，二位作者也不汲汲于让读者接受自己的观点，因此在展开论析时颇能挥洒自如。他们大段引证劳伦斯，卡夫卡，贝克特，普鲁斯特，福柯，金斯堡等作家，漫不经心的形式中却又紧紧地围绕着有关疯狂、欲望、感觉错乱、政治等话题。二位作者试图在这本书中就开始实践他们提出的“精神分裂分析法”，要让“欲望”在奇异多变的论述风格中“流动”起来。

两位作者鼓励人们努力抹去神话、悲剧、存在主义、人本主义等烙在他们内心的“自我”印记，从而去把握人身上的“非人因素”，感受人的意志和力量，体察人性怎样“逆转”(mutation)和“变形”(trans－formation)。传统的人文科学告诉人们说每一个微小的社会事件背后都有一个大写的“人”，这和基督教说的万物之上都有一双天父垂注的眼睛也没有什么两样，类似的知识形式描摹出来的关于“实在性”的图案，本身就以实在性作为代价，传统人文科学大谈人物、图像、符号等，却闭口不谈“力量”和“流动”，传统人文科学过份强调人的实在，却对其它的实在视而不见，尤其是忽视了对人至关重要的“冲创实在”(realityofpower，power译为“冲创”参考了陈鼓应的见解)，结果使传统社会科学建构的主体变成了唯唯诺诺、驯服被动的主体。

所以《反俄狄浦斯》就是反自我，也是反对抽象划一的人。俄狄浦斯进入人们的无意识中，使人们产生了自我意识，但正是这个自我意识破坏了作为生命本质的原动冲创，俄狄浦斯教会了人们压抑自身欲望，俄狄浦斯造成了人们内心的苦难，俄狄浦斯使人们精神萎靡，俄狄浦斯让全社会染上了精神病。

既然全社会都染上了精神病，人们若希望他们的疾病得以治愈，还得靠他们自己。只要人们忘掉自我，从俄狄浦斯的禁锢中挣脱出来，他们就成了可以给自己疗病的医生。在一种忘掉自我的状态中，个体和集体就不再是格格不入的对立面，个人的欲望也就可以等同于集体的欲望。“精神分裂分析”主张用集体的方式去解决个体的问题，倡导一种新型的集体主义。新的集体主义与旧的极权主义不同，旧制度用集体规范和行政手段来限制个体，新方法则力主以集体的力量来反抗权势，让个体消解于集体的抗争之中，并通过多种集体斗争的方式来改变原有的人际关系。从前的人文科学中所突出的个体性主体要转变为集体性的主体。新的集体主体性中已经将俄狄浦斯连根铲除，精神病式的个人主义倾向已经被彻底消灭，即使其中仍然有利比多的活动，也很容易被疏导进入社会生产的领域，因此，新的集体主体性与法西斯主义绝缘。

Deleuze和Guattari的《反俄狄浦斯》一书出版以来，西方学术界对弗洛依德的批评一直是紧锣密鼓。FrankSul1oway的《弗洛依德，心灵生物学家》(一九七九)试图证明弗洛依德是在用达尔文式的纯生物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的内心活动，所以精神分析法还称不上真正的心理学；JeffereyMasson可能是弗洛依德最激烈的批评者，他的《谋杀真实：弗洛依德在其诱惑理论中怎样隐瞒真相》(一九八四)指责弗洛依德分析少儿性虐待病案时颠倒黑白，弗洛依德竟认为病人的精神分裂状态源于孩提时代的性想象，与父亲的恶行关系不大。Masson把自己的论点加以发挥在一九八八年写出了《反治疗》，该书声称所有“心理治疗”都是改头换面的性虐待；AddfGriinbaum则从现代哲学真理论的角度来检查精神分析疗法，他在《精神分析的基础：一个哲学的批评》(一九八四)中指出精神分析结果与病症吻合，有时行之有效能治愈疾病，但这并不能证明精神分析法掌握了科学真理，精神分析法跳跃性的思路过于玄妙，过于离谱，缺乏科学所要求的历史的、经验的、物质的基础。

也许弗洛依德已经预料到了他的学说可能遭到反弹，他在《精神分析学五讲》里强调指出：正如病人普遍持有讳疾忌病式的对医生的抗拒心理，病入膏肓的学术界也必将对他的济世良方加以攻击低毁。如此一来即形成一个怪圈：任何理性的争论已经不再可能，因为对精神分析的分析也就随之成为精神分析分析的对象，弗洛依德早已把未来的批评者当成病人对待了。

在讨论性别的研究班上听到过一首流行曲子，歌词从女权的角度对此文开篇时提到的弗洛依德的“阳具中心主义”表示嘲讽：“女性不要凸出的生殖器，她们有丰满高耸的乳房——平胸的男人你为何不自卑？女人的经血荡涤着污浊，月月更新自己的生命——男人啊——为了你生命力的萎靡——你应该羞愧！”

我怀疑这首歌曲连同自己这篇小文章也都落入了弗洛依德精神分析的圈套。

一九九三年九月于斯坦福

(Gi11esDeleuze，FélixGuattari，L’Anti—Oedipe，leEditionsdeMinuit，1972.EnglishTranslation：Anti—Oedipus，Minnesota，SixthPrinting，1992.PaulRobinson，Freud andhisCritic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3.)

作者：张　宽

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分析论文篇2：

公共支出归宿成本法：回顾与展望

关键词：成本法公共支出支出归宿收入分配

当前，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公共支出规模都在持续增长，由此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公共支出利益。那么，这些公共支出利益被哪些人获取，将事关政府支出的“公共性”和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为此，在公共经济学领域展开了公共支出归宿研究，旨在通过分析公共支出在人际问的利益分配状况，探究公共支出对人际间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而评价公共支出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公共支出归宿的具体方法有多种，如效用评价法、支付意愿估计法等。其中，以Gillespie（1965）和Bishop（1966）首先用于公共支出归宿分析的成本法历史最为悠久、运用最为广泛，至今仍有很强的生命力。本文拟在简要叙述成本法及其研究进展的基础上，评述我国学者运用成本法进行公共支出归宿研究的现状，并展望成本法在我的运用用前景。一、成本法分析框架及研究进展（一）成本法及其特点公支出归宿研究需要解决三个主要问题：一是确定公共支出利益的受益人；二是测算受益人获得多少公共支出利益，或者说如何在人际问进行公共支出利益的分配；三是评价利益归宿结果。成本法围绕上述三个问题进行公共支出归宿情况分析：

首先，成本法将受益者确定为公共支出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直接接受者。比如从政府转移支付中获得食品补贴的个体、享受免费公共教育的孩子及家庭等。这种界定从公共支出利益直接享用者角度出发，简单明了，符合人们的直观感受。这完全不同于一种基于一般均衡观点的考虑，即公共支出会对相关要素和产品价格产生影响，除直接接受者之外的其他人群也会受益。这种考虑虽然有一定道理，却给分析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其次，成本法将受益者获得的利益直接以公共支出的成本来衡量，即将支出成本直接视为接受者获得的私人收入。这也正是成本法名称的由来。由于公共支出所形成的大部分产品和服务缺乏市场定价，无法准确衡量这些产品和服务利益的真正价值，用什么指标来测算受益人获得多少公共支出利益一直是公共支出归宿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也是最具争议性的难点问题。有通过“效用”转化为等价收入的方法（Aaron and McGuire，1970），有通过消费者剩余转化为收入的做法（De Wulf，1981），而成本法直接将支出成本转化为受益者的收入。在具体进行归宿分析时，因不同支出类型形成的公共支出利益表现形式不同，成本分配（测定）方法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将公共支出分为转移性支出和购买性支出，转移性支出形成的利益多为货币或其等价形式，购买性支出则形成各类具体的产品和服务利益。在购买性支出中又区分为特定利益支出和一般利益支出。前者为特定目标服务，具有准公共品或私人品的性质，如教育、医疗等。后者向公众普遍提供，具有纯公共品的性质，如国防、外交和行政管理等。在成本法的分析中，转移性支出和特定利益支出的利益归宿分配相对容易确定，前者为接受者实际接受的货币等值成本，后者一般根据产品或服务单位成本分配，而一般利益支出的利益分配却存在颇具争议的多种处理方式，可以按个体收入（受益前）比例分配，也可以按个体平均分配，甚或上述两种方法的结合，但以在受益者中平均分配较为多见。

最后，运用一系列指标进行结果评价。公共支出利益按照成本分配之后，对人际问的受益情况结合诸如基尼系数、收益率等一些指标进行评价，以获得公共支出对人际间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

结合上述分析思路，成本法的具体分析框架可用下图表示：

成本法的主要优点是操作简便、结果直观明了，容易为公众及决策者接受。虽然有人质疑成本法对支出成本等于接受者获益数量的假设，提出需要考虑受益者主观评价（Aaron and McGuire，1970）。但在缺乏真实的偏好表露机制下，要估测受益者对公共品的主观评价十分困难。目前，不管是对公共品的个人效用函数还是需求函数的估计都无法避免研究者的主观武断性。这使得考虑主观评价的方法至今仍限于学术圈的探讨，而成本法却已被广泛运用于实证研究，其中包括被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官方机构所采用（Chamberlain and Prante，2007）。在没有更好的方法来估量公共支出的价值之前，由于能被普遍认可，通过客观途径获取，并且能用货币数量较为精确表示的，唯有公共服务的成本数据。所以，尽管存在争议，但成本法仍不失为当前估测谁从公共支出中获益多少的良好工具。

（二）成本法的新进展

近些年来，在世界银行的相关学者如Castro-Leal el al.（1999）、Deva rajan and Hossain（1998）、LanjOUW el al.（2001）等推动下，成本法在公共支出受益归宿分析（称为Benefits Incidence Analysis）中得以广泛运用。这些研究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特点是并不关注广义的税收负担分配和公共支出利益分配，而是集中于评价一些重大减贫项目的收入分配影响，尤其关注发展中国家诸如教育、医疗保健和转移支付等项目的公共支出。如Gafar（2006）运用成本法对加勒比海地区各国的教育、保健、基础设施等公共支出归宿进行分析，结论是初等教育和食品计划支出具有针对性和累进性，而高等教育却具有累退结果，贫困人口在获取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方面明显不利，基础设施在改善贫困阶层的利益分配方面基本上都是失败的。

同时，成本法也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力求改进，以更切合分析的现实情况。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一般支出的归宿方面，通过对一般利益支出进行最大可能的分解，使得受益人的界定更具体和分配程序更适合实际情况。比如对转移支付项目的管理成本可以分配给接受这些项目的家庭而不是分配给所有的人群，立法和行政成本比较适合按个体平均分配，而对人身和财产权的保护成本则更适合以保险原则为基础的收入概念进行分配（沙，2009）。二是在公共项目的边际支出归宿研究方面取得一定进展。如Younger（2003）分析了三种用于公共政策变化的边际受益分析方法；LaniOUW and Ravallion（1999）使用1993-1994年印度农村的调查数据来估计就学和反贫困项目参与率的边际差异，结论是非贫困人口先获得这些项目的大部分利益，但随着他们在边际获益上的基本饱和，穷人将获得项目扩张所带来的边际利益的较大份额，传统的归宿分析方法低估了贫困人口从更多的公共支出中获得的利益，同样低估了削减支出时他们的利益损失，提出为了使富人愿意纳税支持这些项目，让非贫困人口“先得”是政治可行的选择；而Aiwad and Wodon（2007）指出当公共服务扩张时，边际利益归宿配置是与地方政府最大化平均使用率的目标相一致的，并利用玻利维亚的数据验证了该假设。二、国内的研究现状（一）主要成果

1.对国外研究的引介成果较为丰富

这些成果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对国外文献的直接译介，如世界银行专家桑贾伊·普拉丹（2000）所著的《公共支出分析的基本方法》及安瓦·沙（2009）主编的《公共支出分析》一书，其中都涉及相关公共支出归宿及成本法分析的内容；二是对国外研究成果的整理归纳，如郭庆旺等（1999）较为详细地归纳了公共支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多种分析理论和方法，刘宇飞（2003）总结了四种支出归宿分析方法，郭振友等（2006）介绍了在卫生领域实施受益归宿分析的原理、步骤、评价方法和指标以及受益分析研究的进展，王志涛（2007）对国外公共支出归宿研究方法方面的新进展进行了介绍。

2.实证研究刚刚起步且集中于公共教育支出归宿

据文献资料看，国内在公共支出归宿问题上的实证研究开始于本世纪初，其中又以运用成本法对公共教育支出进行受益归宿分析的成果中占多数。国内学者数量不多的初步研究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对于推动我国的公共支出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成果主要包括：

赵海利、赵海龙（2007）采用成本法，按2002年各省人均GDP大小将全国地区划分为五等份，采用补贴额作为受益指标，对初等教育公共支出的利益归宿进行分析，结论是我国初等教育公共支出的主要受益者为高收入地区，而中低收入地区都是利益受损者，其中次低和中间收入地区是主要受损者，最低收入地区受损较小。

李祥云（2008）也按人均GDP指标将全国30个省级单位进行五等份排列，引入“EPI”指数和“ESI”指数，运用成本法对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前后（1999年与2005年）义务教育公共支出的地区、城乡和地域分布变化进行分析，结论是，改革前后，义务教育公共支出的最大受益者均是人均GDP最高的1/5地区，其余地区仍是受损者，只是在各等份地区内部的分布上呈现一些积极变化，改革后公平性稍有提高；在城乡间分布上，尽管农村仍是受损者，但改革后农村的受益程度有明显提高，城乡差距缩小也较为明显；在地域分布上，东部仍是受益者，中西部仍是受损者，但小学阶段的公共支出利益归宿在分布上更趋合理，而初中的地域差距却有扩大倾向。

曲创、许真臻（2009）在分析中选取学校数量、在校学生数量、专职教师数量三个指标来反映公共教育支出受益归宿，并设置一个称为“受益比”的指标来衡量地区受益公平情况，分析的结论是我国公共教育支出的地区归宿因教育阶段的不同而不同，中、西部地区在初等和中等教育阶段受益较多，东部地区在高等教育阶段受益相对较多。该研究虽然没有采用严格意义上的成本法，但分析采用的学校数量、在校学生数量和专职教师数量等指标间接反映了公共支出的成本投入。

蒋洪等（2002）的研究不同于上述研究，进行了不同收入阶层家庭问的公共教育支出受益情况分析，这种真正的人际间或者说不同收入层次的家庭之间的教育支出归宿研究在我国相当少见。该研究通过对2001年10，000余名大学在校生的家庭情况调查，分别从大学生的家庭收入分布、城乡分布和地区分布三个角度对高等教育公共支出的利益归宿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享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来自高收入阶层的比例远大于低收入阶层的学生比例；高等教育的受益者仍主要是收入水平较高的非农村家庭；东部地区学生占总人口30%左右却享受了40%～60%左右的高等教育机会，是高等教育的主要受益者，中部地区，而不是西部地区，占总人口的53%左右只享受了30%～40%左右的高等教育机会，享受公共高等教育机会的程度最低。

在其他实证研究方面，郭振友等（2008）利用浙江省2003年家庭卫生服务调查数据，运用受益归宿分析方法评价了浙江省政府医疗机构补助分布的公平性和目标效率；刘穷志（2007，2008）运用模型对我国的公共支出对于贫富人口的归宿进行分析。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研究成果偏少，重视程度不够

由以上成果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学界在公共支出归宿及运用成本法研究方面，对国外研究成果的译介已形成一定的积累，但实证研究成果的数量目前仍未突破个位数。偏少的实证研究成果难以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说明运用成本法进行支出归宿研究可能仍属于研究的新兴领域，还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政府尚未在政策层面考虑如何去评估相关支出项目对人际间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变。因为一旦政府有实践的需求，将极大推动学界开展相关的研究。

2.家计调查数据的缺乏导致研究主题有所偏离

我国的研究成果反映在研究主题上已有所偏离。在实证成果介绍中我们发现，现有教育公共支出归宿研究大都集中在对我国地区间的归宿差异展开分析，仅有蒋洪等的研究分析了不同收入人群间高等教育公共支出归宿。诚然，地区间的教育投入差异在我国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但研究人际间的公共支出获益情况并分析公共支出对不同收入人群的收入分配影响是公共支出利益归宿研究的主要内容，其中应该特别注重评价公共支出项目对改善低收入阶层福利状况的效果。我们认为，从这些研究文献的数据来源分析看，无法进行人际间公共支出受益归宿分析的主要原因极有可能在于大规模的家庭调查数据的缺失，从而难以进行规范的成本法分析。因为，国外学者进行的成本法支出归宿研究绝大部分是在建立在官方大规模的家庭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而在我国，全国范围或较大规模的相关家庭收入和获得公共支出项目情况的调查数据基本缺失。虽然公开出版的《统计年鉴》中有“按收入等级分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及“农村居民按纯收入分组的户数占调查户比重”两组数据，遗憾的是这些数据无法与公共支出项目相对应，也就无法运用于成本法的归宿分析。而一般研究者或研究机构在人力和财力上都很难承担起大规模的家计调查。这严重制约着我国公共支出归宿研究的深入和研究结论准确程度的提升。三、我国的应用前景虽然运用成本法对公共支出利益进行归宿分析在我国还刚刚起步，但随着我国公共支出结构的不断调整和支出政策目标新取向的确立，可以预见成本法的运用有其广阔的前景。

（一）公共支出归宿研究将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

在历史上，公共支出归宿研究肇始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一些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摆脱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而实施了大量国家福利、失业保险、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项目，在社会公共事业和国民福利方面不断增加的公共支出规模，由此引发了经济学家对其收入分配效应方面的研究兴趣，促成了成本法的形成（Chamberlain andPrante，2007）。同样情况也将发生在我国学界。目前，我国学界对公共支出的关注，虽然还停留在支出的总量规模、投入的方向、支出的结构等方面，但随着公共支出重点的转向，大量涉及“民生”的养老、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和公民福利项目的投入，必然会引起我国公共经济学领域研究方向的调整，运用成本法进行分析，去关注这些支出对公民福利的改善结果及其收入再分配效应。上述国内公共支出归宿研究成果的集中出现正是这种趋势兴起的端倪。

（二）成本法在公共支出政策评估中将有广泛的运用

在传统的公共支出政策分析中，我们一般注重的是成本——效益的分析，并没有将公共支出的收入分配影响作为权数考虑进去。从严格意义上说，任何公共支出都会对公众的收入分配状况产生影响，而对贫困阶层的影响必须作为公共支出项目的支出——产出组合分析的一项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面对当前人际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状况，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都希望借助一定的公共支出手段来改善低收入人群的福利，达到收入再分配的目的。实践中，诸如贫困补助、失业保险、住房保障、再就业免费培训等项目的公共支出规模正在不断增大。然而，这些旨在改善低收入者的公共支出能否有效、公平地配置到这些人口之中；是提高还是降低了收入不平等程度；是否存在那些被认为有利于贫困阶层的支出实际上却更有利于较高收入阶层的情况等等都影响政府良好愿望的达成。为此，需要借助一定的政策分析工具来做出回答，而运用成本法进行支出归宿分析是一种重要且被广泛使用的分析方法。通过对目前的这些支出项目进行利益归宿评估之后，可以更好地识别项目实际效果，以便调整公共支出的规模、结构和改进使用方式。

同时，成本法采用量化的方式，得出的结果相对客观简单，它的广泛运用将有助于公众透过这一直观的公共支出配置效应，来评价政府的支出行为，从而推动透明高效政府的建设。当然，针对研究中相关调查数据缺乏的问题，需要多方，特别是政府部门开展更多基础性的工作，才能促进运用成本法进行更多公共支出归宿的研究。

作者：许建标

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分析论文篇3：

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当代中国意义的思考

[摘要]如何认识阶级分析理论的当代中国意义及其命运是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的命题。必须明确，阶级是客观历史存在，并且首先是包含一定经济意义的政治范畴，因而不能仅仅局限于阶级关系的狭隘政治解读。必须从阶级斗争和-左。倾意识形态话语下解放出来，在回归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全面辨证地理解阶级关系，并结合变化了的时代历史条件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做出新的发展。阶层分析并非与阶级分析相对立，更不能代替阶级分析，而是内在地包含在阶级分析之中的具体方法论要求。

[关键词]阶级分析；阶层分析；阶级斗争；唯物史观

[文献标识码]A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推动了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革，原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传统阶级格局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如何认识阶级分析理论的当代中国意义及其命运，对于我国在新时期调动各阶级阶层的一切积极因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龄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十分要的现实意义。

一直以来，我们讲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注重学习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学习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根本方法论要求的阶级分析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因此，如何看待阶级分析理论的当代命运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是否如有学者指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既然已经废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已经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错误口号，也逻辑地应当不再使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为反对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服务，而不再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条件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应当确定它的适用范围，即：它对于正在进行革命、力争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的无产阶级来说，仍然适用；但对于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来说，对于以‘实现人民的富裕幸福’为根本目的的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已经不合时宜。”^[1]部分学者也从诸多角度提出论证，主张用阶层分析方法来代替阶级分析。对此，笔者认为：阶级分析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根本方法论要求，虽然某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体结论已经不再适应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实，但阶级分析理论的基本内核和基本精神仍然是正确的，仍有其内在价值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具体历史条件做出新的发展和进行理论上的完善，而不能仅仅视为。为反对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服务”的理论而简单地予以抛弃。正如著名学者高放指出的：“需要改变的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而是我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偏离和僵化理解。当今世界正需要我们准确地并且创造性地向前发展马克思的阶级理论。”^[2]

一、正确认识阶级分析理论在我国现阶段适用性问题的关键：全面辨证地理解阶级关系

阶级分析理论并非马克思的独创，但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前人，并将其置于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之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为人类解放事业指明了方向。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指出：“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阶级做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以下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3]P68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分析了阶级产生的根源：“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4]P632址经典作家的论述可以看出，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描述的是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特定历史关系。人类生产发展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是分工不断发展的历史，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实际上也就是分工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而分工的结果必然导致私有制的产生：“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3]P16私有制的出现使人们分化为不同的阶级，从更直接的意义上来说阶级是分工的产物，阶级关系本质上反映的是分工关系。因而阶级关系首先是在社会分工体系的框架中存在的，其政治意义是由其经济意义派生出来的，这种政治上对立的阶级关系是从属于分工关系的，也就是从属于经济方面的所有制关系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深刻地指出：“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列宁进一步明确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5]P11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主要是从经济层面来分析的，同时也蕴涵了政治层面的内容。而我们以往对阶级的理解往往注重其政治层面的阶级对立或者阶级冲突的含义，过于注重对阶级内涵的政治理解与政治评价，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经济层面的意义及其在社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与功能。阶级关系既存在着对立与冲突，但又统一于某一特定社会的分工体系。历史上各个阶级之间一直进行着。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3]P35实际上反映的就是阶级之间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至于这种矛盾的对立方面还是统一方面占据矛盾的主导地位，这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或者说取决于新质分工的发展要求，亦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状况。从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阶级关系总是呈现着相对缓和协调——激烈的对立冲突之间的上升式循环，实际上体现的是新质的生产力代替旧的生产力亦即新的分工体系代替旧的分工体系的过程。因此，阶级关系并不必然地表现为每一历史时期，每个具体历史阶段上激烈的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它们之间也体现了具体社会形态内部分工体系中的分工关系。因此，我们在考察阶级关系时，必须真正坚持唯物史观，惟其如此，才能对阶级关系有一全面辨证的认识，才能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关系做出正确的判断，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之所以发生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严重失误，究其根源在于“左”倾意识形态话语下对阶级关系的狭隘解读，在实践中使阶级分析悖离了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而。认为应当根据人们的思想和政治观点来划分阶级”，^[6P223]因而在处理阶级阶层关系上不可

避免地要走弯路。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的不同阶级和阶层是由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它们在社会主义分工体系中各自承担着的不同职能，体现的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分工合作的关系。它们之间尽管存在着矛盾并且不断地产生着新的矛盾关系，但这种矛盾关系只不过是分工合作中的利益矛盾关系，其中统一的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调节。”^[7]P16目前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状况的深刻变化，从根本上来说，是同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分工状况相适应的。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阶层关系，根本的就是紧紧围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大力发展生产力。“我国各阶级阶层人民的关系主要是围绕者这个根本问题展开的，他们相互关系的基础，是共同为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而奋斗。”^[8]P20哦们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一谈到阶级关系就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阶级冲突的观点，要看到各阶级阶层之间具体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根本利益一致的一面，在维护各阶级阶层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协调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只有从这种视角出发，才能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关系做出正确的判断，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的阶级现象决定了我们不能抛弃阶级分析理论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最基本的国情。必须承认，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依然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错误地解读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着的阶级关系，执迷于阶级斗争的错误实践的教训是深刻的，但这并不表明阶级分析理论是错误的或者已经过时。“正确的阶级分析绝不会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更不会同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有必然的联系。”^[9]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形态的社会，它担负着消灭阶级并逐步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使命，但目前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力水平远没有达到消灭阶级的程度，因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存在着不同阶级或者阶层。急于消灭尚未完成其历史职能，仍有其历史合理性的某些阶级和阶层显然是不现实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和阶级关系有着不同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社会的新特点和独特发展规律，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深人地研究，并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

历史上任一社会形态内的阶级现象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某一社会形态内部基本对立阶级(包括依附于其上的不同阶层)的存在；二是这些阶级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阶级关系，当然，它们之间对立的方面是主导的方面。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现象当然不同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社会的阶级现象，这种阶级现象具有了同以往一切社会不同的新的内容，同样也表现两个方面：一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剥削阶级作为完整形态的阶级已经被消灭，只存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同时还存在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但已不形成为一个阶级。二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两大联盟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从属于工人阶级，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它们之间尽管存在利益差别，但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由于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因而也不存在完整形态的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但是却存在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我国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的总体阶级格局。既然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阶级现象，那么要正确认识阶级现象，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否则便不可能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得出正确的阶级状况的结论，也不可能成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具体政策的基本理论依据和前提。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大联盟阶级、一个知识分子阶层之间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根本利益一致性的阶级关系的正确分析，我们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从根本上符合各阶级阶层的共同利益。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原有的。两大阶级，一个阶层。的基本阶级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产生了很多新的社会阶层，原有的阶级阶层结构正呈现进一步“细化”，“碎片化”趋势。尽管有些新的社会阶层如私营企业主阶层无法纳入“两大阶级，一个阶层”的阶级格局框架内，但从根本上来说，阶级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尽管存在着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差异，但公有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已经不具备产生新的剥削阶级的条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阶层关系同样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原有的以及新产生的各个社会阶级阶层之间存在着利益差异和利益矛盾，但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阶级关系中统一的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这是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阶层关系的主线，我们不能因为各阶级阶层根本利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致性就否认阶级分析理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必要性；也不能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的阶层分化就因此否认阶级分析的适用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强力渗透至经济乃至社会各个领域，资本的竞争带来效率的同时，也带采了许多与生俱来的社会问题，许多新问题的出现使。我们的社会正在无情地步人‘马克思的问题域’”^[10]P19而只要资本存在，作为资本对立面的社会批判理论——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就必然有其强大生命力。

此外，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也决定了我们不能抛弃阶级分析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邓小平在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之后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11]P379-380江泽民在2000年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不等于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这种观点与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如果放弃了这一理论武器，就等于自己解除了自己的武装，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可谓殷鉴不远!我们必须承认，阶级的消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既然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现象，甚至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将长期存在，那么阶级分析理论就是我们认识和分析一切阶级现象的正确的钥匙。阶级分析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当代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状况，同时对于分析存在阶级现象的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关系和阶级阶层结构来说依然是适用的。当然，我们不能固守经典作家在上百年前运用阶级分析理论得出的具体结论，必须结合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做出新的发展。

三、阶级分析理论内在地包含着阶层分析的要求，变化了的时代条件要求进一步提升阶层分析在阶级分析理论中的地位

阶级分析理论内在地包含着阶层分析的要求，经典作家们在进行阶级分析时并没有排斥阶层分析，相反，阶层分析是寓于阶级分析之中，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和论述阶级状况及对社会结构和政治斗争进行阶级分析时，都同时包含着阶层的论述及阶层的分析，如论及阶级课题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经典性著作中皆是如此。通过研读经典作家关于阶级分析理论的论述，可以使我们得出关于阶层分析的一个基本结论：阶层分析并非是与阶级分析相对立的一种方法，而是内在地包含在阶级分析理论之中的，是阶级分析的一种具体方法论要求。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是对以往一切社会从宏观历史层面分析基础上得出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结论，但在每一社会形态内部除了存在的基本对立的阶级之外，同时也存在着与它们密切联系着或者从属于这些阶级的许多不同阶层。但基本对立阶级之间或缓和或紧张冲突的阶级关系构成了该社会形态的大致发展脉络，把握了这些基本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对整个社会阶级结构的基本状况和及发展趋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因此，阶级的分析当然是在阶级阶层结构的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但这丝毫不排除阶层分析的地位及其作用。在马克思那里，阶层分析是作为亚阶级形态的微观层面的分析出现的，是从属于阶级分析的，是作为阶级分析的具体方法论要求出现的，阶层分析是阶级分析理论的题中应有之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相对于阶级分析而言，阶层分析只是前者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与前者并列或者可以取代前者的一种独立的方法。阶级划分是基础性的，阶层划分是阶级划分的具体化。因此，阶层划分的意义只是在承认生产关系的差别和不平等以外的非单纯经济差别的存在。”^[12]P77要对某二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进行全面地考察，除了进行社会基本阶级的分析之外，还必须对该社会形态内部的各个阶层进行微观层面的阶层分析，从而对各个阶层的具体利益关系、构成状况、价值取向、社会功能、阶级归属等做出更为具体的分析，这样才能对整个社会结构或者整个社会的阶级阶层关系做出全面的理解和把握；同时，阶层分析也可以满足我们对社会结构分析的不同侧重或者具体考察内容的要求。但是，阶层分析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为基础，科学的阶层分析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基础之上。可以说，阶级分析是从宏观历史层面对社会结构的基本判断和对社会阶级关系发展趋势的规律性和总体性把握；而阶层分析则是从微观层面对具体社会结构的描述性、事实性地分析。前者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后者是浅层次的，表面性的，因而阶层分析必然从属于阶级分析，阶层分析是阶级分析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在分析我国目前阶级阶层结构变化的现实时遭遇困境一方面如前文所指出的在于对阶级关系的狭隘解读，另一方面在于我们局限于片面地阶级的分析，而忽视甚至排斥微观层面的阶层分析，从而束缚了阶级分析理论的手脚，窒息了理论的生机，并由此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当代中国适用性的质疑。在对目前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把握中，必须结合变化了的时代历史条件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关系发生和发展变化的新特点和独特发展规律，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特别是随着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阶层地位进一步凸显，必须进一步提升阶层分析在当代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中的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对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有一全面深刻地把握，也才能为科学地制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阶层分析是阶级分析理论的题中脯之意，离开了阶级分析的阶层分析也就悖离了唯物史观，悖离了马克思主义，因而决不能因为阶层分析地位的提升而否认阶级分析的必要性，更不能简单地以阶层分析来取代阶级分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面对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阶层结构的新变化，我们党在回归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现阶段的阶级阶层关系做出了新的判断，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阶级阶层关系的认识，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这主要体现在：对新的社会阶层的地位和作用认识；对人们政治上先进性的判断标准；对政党先进性的判断标准以及吸收新党员的条件等等，集中而丰富地体现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力量，社会主义改革中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都为生产力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要。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这是我们党运用阶级分析理论对我国现阶段阶级阶层关系做出的正确判断，是今后我们处理阶级阶层关系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

参考文献：

[1]汇星炜．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适用性问题探讨[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2，(2)，

[2]高放，华翊，热话题与冷思考(五)——关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对话[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1)．

[3]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局面[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8)阎志民．中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N]．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9]李力安．关于阶级分析方法的现实意义——纪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40周年[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6)，

[10]徐俊忠．我们何以提出重读马克思的课题——《历史，价值·人权——重读马克思》导言[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1)．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