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信用研究论文

[摘要]黑龙江省农村城镇化建设水平相对于辽宁、吉林而言比较低，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文章探讨了这一状况与金融支持的关系，发现黑龙江省农村城镇化金融支持力度不足，进而剖析其成因，分析金融需求的特征，并据此特征提出加大黑龙江省农村城镇化金融支持的对策。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金融市场信用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金融市场信用研究论文 篇1：

强制外部信用评级与投资者依赖的法律分析

[摘要] 在现代金融市场，信用评级因具有信息揭示功能成为金融市场不可缺少的部分。尽管我国尚没有出台有关信用评级的法律，但在债券、证券以及保险等领域，信用评级均是相关金融产品发行、购买的必备要件。强制外部信用评级不适当地造成投资者对信用评级的高度依赖，其不仅缺乏法律依据，也与行政许可限定适用的条件相违背，合法性、合理性都值得商榷。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我国不应当普遍采取强制外部信用评级之模式，对某些特殊金融产品可单独根据《行政许可法》设定强制信用评级，多数金融产品都应采取自愿评级的模式。

[关键词] 金融市场；强制外部信用评级；行政许可；投资者依赖

在现代金融市场，信用评级成为解决投资者与融资者信息不对称的重要途径之一。[1]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定义，信用评级是指“由独立的信用评级机构对影响评级对象的诸多信用风险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就其偿还债务的能力及其偿债意愿进行综合评价，并且用简单明了的符号表示出来”。①外部信用评级是由独立的第三方专门负责对投资对象的信息甄别，并发布评级结果，向投资者提供投资对象的相关信息，具有强化金融产品信用的功能。外部信用评级的意义在于，一是可以节省投资者的搜寻成本，避免单个投资者信息甄别的高成本；二是其人员构成具有专业性，评级结果更全面准确。因而最终有助于降低社会经济成本，减少金融市场风险。既然外部信用评级如此重要，那么是不是所有金融产品的发行与交易都需要以信用评级为依据，要不要强制进行外部信用评级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现实问题，电是一个为现有理论所忽略的问题。

一、强制外部信用评级之制度演变

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随着政府担保机制的逐渐退出，市场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所引发的投资损失开始成为现实问题，信用评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国陆续在证券市场、企业债券市场、信贷市场、银行间市场等行业领域开始推行信用评级。但由于我国信用评级市场发展时间有限，违约事件发生不多，信用评级接受的市场检验过少，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方法还不够完善、系统，信用评级操作不够规范，信用评级机构因为面临的激烈市场竞争不得不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未能尽到金融产品市场看门人的作用，在发行方因为经营困难不具偿付能力时，信用评级机构也未能尽到及时的信用预警。如何规范信用评级机构的行为，提高信用评级的质量，增强信用评级的市场公信力，成为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和信用评级机构壮大的重要问题，监管机构亦为此做出了不少努力，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保监会、证监会等监管机构都先后颁布了有关信用评级的文件。

以证券市场为例，尽管《证券法》明确了资信评级公司的法律责任，但资信评级公司并不等于信用评级公司，而且也未明确资信评级是否为证券发行所必须。但国务院早在1992年就发文要求证券发行必须经过信用评级。1证监会在2003年再次发文明确将信用评级报告作为证券公司债券发行的最低要求，要求发行方必须披露所聘请的资信评级机构及其对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并为此制定了有关信用评级的专门文件。②

企业债券市场同样存在着强制外部信用评级之做法。国务院在1993年规定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必须满足具有偿债能力、企业经济效益良好等条件，并规定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可向经认可的债券评级机构申请信用评级，不过信用评级并非企业债券发行的必经程序。③但在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则要求企业债券发行前必须经人民银行总行认可的企业债券信用评级机构进行信用评级。④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券（包括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中国人民银行在2004年的文件开始要求均应经过在中国境内工商注册且具备债券评级能力的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⑤而在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还就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短期融资券发布了专门的管理办法，再次强调企业发行融资券应经过在中国境内工商注册且具备债券评级能力的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并将评级结果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公示。⑥2008年初，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要求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应由在中国境内注册且具备债券评级资质的评级机构进行信用评级。⑦除此之外，中国人民银行还曾与银监会联合制定了有关次级债券发行的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要求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券应聘请证券信用评级机构进行信用评级，但次级债券私募发行时，发行人可以免于信用评级。⑧

保险市场的信用评级则经历了从自愿到强制，再从强制到自愿的演变。尽管《保险法》未对保险信用评级机构作任何规定，但在2003年准许保险公司自主选择投资企业债券后，为保证资金安全、防范风险，保监会开始要求保险公司只能投资信用评级机构评级在AA级以上的企业债券。这意味着，保险公司投资企业债券必须以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为前提，对外部信用评级具有极高的依赖性。⑨2007年，保监会则要求保险机构投资各类债券时（国债和中央银行票据除外）都需要进行内部信用评级，包括发债主体信用评级和债券信用评级。①而在2013年，保监会迸一步完善了保险公司投资企业债券时对信用级别的要求，在保险公司评估有关投资资产认可价值时，将根据信用级别和债券种类，以账面价值的不同比例作为认可价值。保监会的通知要求保险公司根据信用评级来计算债券价值，这导致保险债券市场对信用评级非常之依赖，要依据信用评级来决定是否投资。不过，保监会此次明确指出，信用评级可使用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也可由公司内部进行评级，但是保险公司采用内部评级法应当经保监会认可。①

除此之外，国家发改委也曾发布过有关企业债券信用评级的文件，商务部则颁发过对外贸易企业信用评级的标准等文件，不过上述两个文件都没有强制相关企业必须进行信用评级。②总的来说，我国有关信用评级的文件繁多，颁布主体更是复杂多元，央行、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等都对信用评级是否为相应金融产品发行的必经程序有正式或者非正式的阐述，但对信用评级是否构成相关金融产品发行、购买的必经程序并不完全一致。对某些金融产品而言，是否进行外部信用评级完全取决于发行方的自愿，投资者也可以无视评级级别高低。但对多数金融产品而言，监管机构可能要求发行方必须经过信用评级之后才能上市发行，也可能要求投资者只能购买一定级别以上的金融产品，这都属于强制信用评级。问题之关键在于，监管机构将信用评级作为相关金融产品发行的必经程序并无法律上的依据。强制信用评级会让行为者失去自主决定是否参与信用评级的自由，并可能导致投资者对信用评级的依赖，需追问的是，上述监管主体有关强制信用评级的规定是否合法、合理。

二、强制外部信用评级的法理分析

（一）强制外部信用评级的性质及其合法性分析

尽管一些文件将外部信用评级作为金融产品发行、购买的必要条件，但目前并没有法律对此有明确要求。包括《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都未对证券、债券的信用评级有任何规定，信用评级法律地位不清、效力不明。比如，尽管《证券法》涉及到资信评级机构，但只规定了资信评级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审批、从业人员的能力要求与费用收取，且只能适用于证券发行。而债券信用评级，则没有任何法律文件予以明确。

强制信用评级是监管部门对金融产品市场自主交易的一种监管，尽管目前没有任何法律文件明确强制信用评级属于何种法律性质的政府行为，但根据中国银监会办公厅有关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信用评级的答复意见，强制信用评级被视为行政许可。在银监会有关《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的文件中，同样将信用评级视为行政许可的一种。前述银监会答复意见乃针对湖北银监局就是否应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信用评级进行监管请示的答复，银监会坦承包括《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在内的现有法律、法规和行政许可项目并未赋予银监会对信用担保机构进行监管的职责。银监会认为担保机构设立、变更等行政许可事项是由发改委负责，银监会对其信用评级的监管缺乏法律授权，因而要求湖北银监局不宜要求信用担保机构参加评级，但却同时明确湖北银监局可以对担保机构信用评级的监管酌情灵活变通处理。③考虑到发改委同样没有对担保机构信用评级的监管权源，这意味着秉承严格的法治原则，担保机构的信用评级就可游离于任何监管主体之监管下。由此可见，无论是对信用评级的迷信因而强制信用评级，还是对信用评级的不信任而依企业自愿，都是监管机构自身的一种判断，包括银监会在内的监管者对信用评级的监管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

强制信用评级是监管机构准许相关金融机构在满足信用评级条件之后，方才准许从事投融资的行为，故将其定性为行政许可并无不当。但根据《行政许可法》，行政许可的设定与实施应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在法律尚未设定时，行政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国务院也可以采用发布决定的方式设定行政许可，地方性法规也可设立行政许可。除此之外，其他规范性文件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

无论是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券必须进行外部信用评级，还是保监会有关保险公司投资债券的评级要求，都只是监管主体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而非法律或者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是与现行《行政许可法》的规定相悖的，1993年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是目前规定了信用评级的仅有法规，但其采取的是自愿信用评级而非强制信用评级。央行、银监会、保监会等是否有权随意决定将外部信用评级作为必备要件，本身就反映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应受到法律的合法性评判和规制。

（二）强制外部信用评级的理论分析

强制外部信用评级不仅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甚至在合理性上也站不住脚。根据《行政许可法》第13条之规定，当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或者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或者行业组织与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时，可以不设行政许可。信用评级是对受评对象商业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等各方面的评估，这些未来的风险并非可为评级机构所控制，评级结果不可能绝对正确。而且，我国目前信用评级机构通常根据受评企业所提供的材料评级，又由于发行人付费是当前我国信用评级的主要经营模式，因而基于利益诱导就存在大量以价定级和随意定级的现象，信用评级机构并没有真正成为金融市场的看门人和守护者。但在采取强制外部信用评级之后，包括银行、保险公司等在内的投资者都只能投资于一定信用级别的金融产品，会限制机构投资者的自主选择权，无法选择那些投资前景好但信用评级结果略差的金融产品。另一方面，以金融产品的外部信用评级结果作为投资的要求会误导投资者，降低投资者对那些信用评级结果良好的金融产品的风险意识，造成投资者对外部信用评级的高度依赖。由此而言，将外部信用评级作为保险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业务开展的必经条件并不妥当，有关强制外部信用评级的行政许可不仅缺乏合法性，也欠缺正当性。

基于审慎的监管原则，美国货币监理署在1936年要求银行不得投资于信用评级级别在一定级别以下的证券，首次将外部信用评级引入金融监管之中。随着信用评级在金融活动中的作用逐步放大，美国的证监会和银行监管部门也开始将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作为银行监管的重要指标，并要求采用监管机构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信用评级结果成为金融产品发行的必备要件，最终赋予了信用评级机构准监管的地位。但在安然事件、次贷危机中，人们对信用评级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与批评。在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波及全球，银行也早就对次级贷款的风险予以警告时，标准普尔与穆迪却行动迟缓，而在危机暴露之后的下调评级加剧了危机的影响。一方面，信用评级机构并不能够良好地履行金融市场看门人的职责；另一方面，出于对外部信用评级的迷信，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投资者都忽视了对市场风险的关注。美国和欧盟为此及时启动了有关信用评级的一系列改革，以强化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在2010年通过的《多德一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开始强化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督管理，删除了有关投资产品信用评级级别的要求，由投资者自行确定信用风险的标准。在此之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还曾向国会提交“不再把信用评级作为证券产品监管”的议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美联储和美国货币监理署也拟降低各大银行对外部信用评级的依赖，要求商业银行不再依据外部信用评级来评估交易账户中所持资产的风险。[2]标准普尔前总裁Sharma在接受采访时也曾指出，监管者应当停止强制公司使用标普的信用评级结果，评级结果只有分析的价值，并不是投资推荐，投资者应当重视对公司基本面的分析。[3]

在我国，债券违约风险逐渐增加，比如2010年中关村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的发行人地杰通信宣布因经营状况恶化，多笔贷款出现逾期，银行账户遭查封；“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2010年度第一期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发行人资金链断裂；“黑龙江省中小企业2010年度第一期集合票据”的发行方由于经营困难无法兑付本金和利息；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经营恶化，原定应偿还利息金额8980万元最终仅支付人民币400万元，等等。随着国内债券违约事件开始显现，信用评级机构的认可度降低，机构投资者也开始重视外部信用评级的风险，并开始构建自己的信用评级系统。

因而，无论是从国外的改革实践还是我国信用评级的实践来看，强制信用评级都值得商榷。正如周小川所指出的，在将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作为金融市场交易的必要条件时，各种风险管理人员或者交易人员就可以把责任推卸掉。[4]基于此，欧美国家一方面着手改革外部信用评级制度，一方面开始降低对信用评级机构的依赖性。中国人民银行自次贷危机之后也开始提出要降低对外部评级的依赖，特别要求大型金融机构清理过度使用评级的监管规定和内部规章制度，防止为其贴上“官方铅印”，以加强大型金融机构的自主判断，减少由于信用评级所导致的顺周期性和投资者盲目跟风状况。银监会则明确发文要求商业银行应当审慎使用外部信用评级，重大投资行为原则上应以内部评级为依据，外部信用评级结果只能作为内部判断的补充参考，不应直接作为商业银行的授信依据。而在其具体制度设计里也体现出银监会对外部评级机构的不信任，比如商业银行在使用外部信用评级时，对信用评级机构的资质、规模等都有要求，商业银行至少每两年要对评级机构的独立性、专业性与内部控制能力进行一次评估。而在选择采用外部评级结果时，也至少要选择两家外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和违约概率数据进行比较，并选择使用评级较低、违约概率较大的外部评级结果。①

国内外的投资实践与监管机构的态度均表明，强制外部信用评级的必要性都在不断降低。信用评级机构并没有能够充分揭示市场存在的风险，信用评级的价值也没能显现出来，在信用评级机构之间的评级能力无显著差异情况下，评级机构所能竞争的仅是价格。在强制外部信用评级的制度背景下，发行人又不得不进行外部信用评级，其当然就会选择那些能够给予较高定价的信用评级机构。最终，迫于市场竞争压力，信用评级机构可能会存在以价定级、以级定价、提高评级结果等行为，反而会阻碍信用评级业务的发展。悖谬的是，在外部信用评级并不足信的现实下，政府反而有了监管的理由。②

三、市场约束、政府监管与信用评级市场之发展

（一）正确处理政府监管与市场自律之关系

信用评级事关金融市场之稳定，加之信用评级依然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对信用评级的监管历来存在，与此相伴随的是如何处理金融监管与市场约束之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金融市场主要采取市场约束机制，大萧条之后，政府监管逐渐取代市场约束。但随着金融业的发展，政府监管的局限性也日益暴露，行业自律、市场约束的重要性又开始得到重视。比如保监会的文件就规定，评级机构应当接受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行业协会可从投资者角度对评级机构评级质量进行评价（声誉机制），一旦行业协会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中国保监会将不再认可其能力。③而在2013年，为健全市场约束机制、推动债券市场健康发展，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还专门制定了企业债务信用评级指引，对利益冲突管理、评级质量控制、信息披露等问题都予以了充分关注，与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文件相比，该自律协议更具操作性和时代性，比如增加了对投资人委托评级与主动评级的规范管理、禁止信用评级机构采取降低价格、级别保证等不正当竞争手段等相关条款。④

但需承认，行业自律在金融市场中存在着先天不足，有效的政府监管才能够有效防范金融系统风险。依赖信用机构的自律与投资者的市场约束，无法给予信用评级机构足够的约束。原因之一在于，投资者往往较为分散，难以形成一致行动；其次，行业自律则是由信用评级机构所组成，缺乏监管的行业自律很容易侵犯投资者权益，比如针对评级机构以价定级、以级定价的行为，交易商协会禁止信用评级机构降低评级的公允价格，但是该公允价格如何确定并不明确。更重要的是，这与《价格法》《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相违背，特别是在市场结构逐趋集中后，很容易便于评级机构达成横向的价格垄断协议；再次，行业协会缺乏足够的约束手段。因而，在市场不能提供足够的市场约束之现实下，应通过强化政府监管来提高评级质量，促进我国信用评级规范、有序发展。

政府监管确属必要，但政府监管应当是补充而非替代市场。如果信用评级机构能够准确揭示发行人的财务、经营状况，信用评级机构作为市场看门人的作用就能体现出来，在此种情况下，就算没有监管机构的强制外部信用评级，因投资者必然会看重信用评级机构信用评级的信息揭示功能，发行人也会通过外部信用评级来传递自身的经营、财务信用，信用评级必然在金融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相反，如果信用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结果可信度底，无法充分发挥其信息中介的功能，外部信用评级的功能必将大打折扣，发行人缺乏将外部信用评级作为信号显示的需求，投资者也缺乏将外部信用评级作为节省信息成本的激励，倘若政府强制推行，只会增加交易双方的交易成本。

问题在于，政府监管不仅强制外部信用评级，政府监管更是介入到信用评级机构与信用评级业务的所有方面。比如，在证监会于2003年发布的有关信用评级的文件中，甚至规定了评级报告的内容组成、结构安排与格式，并要求“评级报告应当采用浅显、简练、平实的语言”。①但不同被评级对象各有其特殊性，不同评级机构的评级手段、评级报告等理当有所差异，这些事项本属于信用评级机构自身的自由决策，监管机构的准则设计明显管得过宽。很少看到国外监管机构会对信用评级的方法等有如此细致的干预。

（二）是否强制外部信用评级应当区别对待

现有的信用评级政府监管面临着合法性问题。因而，未来关于信用评级监管的首要任务正在于必须从法律上明确监管机构对信用评级机构及其评级行为监管的正当合法性。应以《公司法》《证券法》为根据，建立、健全信用评级法律制度，明确强制信用评级适用的具体范围和具体方式。在具体的监管手段方面，强制外部信用评级披露更存在着合理性问题与合法性问题，基于证券、保险、企业债券等对外部信用评级需求的差异，应当立法明确何种情况下可采取强制外部信用评级，什么时候外部信用评级是非必须的，强制性信用评级的分类管理制度势在必行，同时也为大势所趋。

外部信用评级和企业内部的评级不能够完全替代，应当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内部评级的积极作用。无论是保险公司还是商业银行，这些金融机构完全依赖外部信用评级来控制风险的做法并不妥当。对证券发行而言，由于投资者较为分散、规模小、欠缺专业性，外部信用评级不仅能够增强交易的透明度，还可节省交易成本。对企业债券、银行间债券市场等而言，因投资者往往是机构投资者，具有更好的风险控制能力，对外部信用评级的依赖程度亦低得多，应当放松对外部信用评级的强制，采取自愿外部信用评级，以促成信用评级机构从价格竞争转向质量竞争，让声誉机制与行业自律在提高外部信用评级质量的过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市场约束与政府监管各有利弊，反对强制外部信用评级并非否认政府监管的必要性。相反，外部信用评级必须受到严格的政府监管，但政府监管也必须遵循适度监管原则，使信用评级机构在市场竞争中获得良性发展。[5]政府监管不能取代市场作用，不能干涉金融机构的经营决策权，也不能侵犯企业的自主选择权，违背市场规律强制推行信用评级。

本文无意于否认信用评级之功能，更无意否认政府干预信用评级之正当性与必要性，而是试图指出，在完善信用评级之政府监管时，明确政府监管的边界、选择合理有效的监管方式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对监管机构而言，重要的不是将信用评级作为金融产品发行与否的必要条件，也不是认为的设定信用评级费用的高低，这应该是一个市场行为；也不是去确定信用评级报告的内容组成，这属于企业自身经营行为。监管机构所应当关注的是，如何确保信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信用评级标准的客观性和可验证性，如何提高信用评级的透明度和公开性。最终，需要在政府监管与市场约束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促进我国信用评级业务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罗培新，美国金融监管的法律与政策困局之反思[J].中国法学，2009 （3）.

[2]张媛.美国证交会拟剔除评级参考[N].经济参考报，2011 - 02 - 10.

[3] Katie Benner， “S&P president： credit ratings matter， shouldn t be mandatory” [EB/OL]. http： //money. cnn. com∥2010/06/16/news/companies/deven_ sharma_ standard_ poors. fortune/.

[4]周小川，国际金融危机：观察、分析与应对[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420.

[5]刘定华，郑远民.金融监管的立法原则与模式[J].法学研究，2002 （5）.

作者：韩玎 鲁篱

金融市场信用研究论文 篇2：

黑龙江省农村城镇化建设中金融支持问题探究

[摘 要]黑龙江省农村城镇化建设水平相对于辽宁、吉林而言比较低，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文章探讨了这一状况与金融支持的关系，发现黑龙江省农村城镇化金融支持力度不足，进而剖析其成因，分析金融需求的特征，并据此特征提出加大黑龙江省农村城镇化金融支持的对策。

[关键词]黑龙江省；农村城镇化建设；金融支持

一、黑龙江省农村城镇化建设水平界定

关于黑龙江省农村城镇化建设水平的界定，我们这里主要借鉴人民银行徐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在其文章《金融支持苏北农村城镇化建设研究》中的相关指标〔1〕，即以城镇化（以城镇人口比重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以金融机构存贷款的规模来衡量）、固定资产投资（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来衡量黑龙江省农村城镇化建设水平，并将这些指标与国家平均水平、同属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吉林和辽宁省以及与城镇化比较发达的广东省、浙江省以及上海市进行比较以说明黑龙江省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水平并同时说明黑龙江省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金融支持力度状况。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城镇化比率，如表1-1所示。从表1-1的数据来看，城镇化比率是可以放映城镇化水平的直接指标。相对于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广东省、浙江省以及上海市而言，黑龙江省的农村城镇化水平还较低。

其次，我们来看一下表1-2。从表1-2中我们可以看出就固定资产投资比率这一指标的使用而言，北方地区明显高于南方地区，这在北方和南方地方是有差别的。尤其是黑、吉、辽三省是我们国家的老重工业基地。但是即便如此，从黑、吉、辽省的对比来看，黑龙江省的固定资产投资比率也是最低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黑龙江省的农村城镇化水平还是很低的，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就笔者所在的城市而言，

第三，就金融发展水平这个指标而言，本文稍作修改，因为目前而言向农村地区进行资金输入的主要是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所以我们以中国农业银行地区存贷款额度来说明金融机构对于农村城镇化的支持力度。从表1-3所示，黑龙江省的存贷款额度均高于所比较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说明一定问题。目前黑龙江省通过农业银行向农村地区发放的贷款是最高的，但是，这些贷款主要用于农业生产，而对于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作用却不明显。应进一步加强对于农村城镇化的支持力度。

二、黑龙江省农村城镇化建设中金融需求特征

（一）金融需求总量较大

黑龙江省农村城镇化建设中金融需求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来自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农村城镇化的显著表现就是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的积聚，城镇必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城镇居民生产生活需求。黑龙江省农村城镇化建设中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农村生产生活设施。这主要包括农田水利、通电通讯设施、农村医疗设施以及交通道路、科教文化等设施和机构建设。第二，现代城镇建设生产生活设施。这主要包括城镇房地产与住宅设施、商业网点设施以及城镇娱乐设施和交通地理以及水电基本设施建设、学校图书馆等建设等。其次，农村人口扩大生产、改善住宅建设对金融资产的需求。最后，对金融理财投资、对于城乡居民就业、自主创业的金融服务需求以及对消费性信贷的需求等。

（二）金融需求主体层次结构较复杂

黑龙江省农村城镇化建设中金融需求的主体呈现复杂性与多样化的特征。首先，来自于国家和政府在推进城乡建设尤其是城镇建设过程中对于金融的需求。这部分金融需求一般可以通过政府税收、政府性拨款予以满足，但是国家和政府承担了较大的压力，急需拓宽其他渠道。其次，来源于农民扩大再生产对于金融的需求。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民转为城镇居民，外出务工，这就产生了对于机械化生产的金融需求，主要用于农村居民的扩大再生产。再次，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也包括农民在本地开设乡镇企业，这些都产生了对于贷款的需求。这也都成为制约农村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因素。

（三）金融需求周期呈现多样化

当前国家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渠道主要来源于农村信用社对农户发放的小额贷款，但是这样的贷款主要是为了满足农户种植粮食作物与养殖业的需求，为了满足这一需求，贷款周期一般为1年，年初放贷，年末还款〔2〕。但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新型农业发展的需求要求贷款期限越来越长，不同行业也呈现出不同的贷款周期需求，这与目前的农村贷款周期是不相符的，急需贷款周期的延长化，金融需求呈现多样性。

（四）未来金融需求有进一步增强的趋势

目前农村金融需求从实际需求来看，远远超越目前显现的需求。随着农村城镇化在全国全方位的铺开，也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闲置，大量的农户尤其是年轻劳动力有着强烈的扩宽生活渠道，围绕农村特色经营而展开的新一轮创业需求，但是却苦于贷款难。同时，随着农村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保险、旅游、消费等也都产生了新的需求，这些都亟待解决。

三、黑龙江省农村城镇化建设金融支持不足的原因分析

（一）农村金融市场信用缺失

农村金融市场信用的缺失一直是困扰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一大问题。这主要由于如下一些原因：首先，来源于农村自然环境的不可抗力。农村金融市场中，农户信贷占据很大一部分内容，由于农户种植业等先天条件的局限，靠天吃饭，遇上灾害年景，农民无力偿还信贷。其次，农户信用意识较为薄弱。在农村金融市场中，除了自然不可抗力的因素外，贷款户更常常故意拖欠贷款，甚至躲账和赖账，这在更大的程度上恶化了和银行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了也限制了自身资金的来源〔3〕。再次，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尚未建立规范、具体及标准的农户信誉度评价体系，同时农户信贷较为分散、金额小，所以对于银行和农村金融市场资金供给来源来说无论从成本还是从风险角度来讲都存在极大隐患。

（二）金融支持主体有缩小趋向创新力度不足

上述原因分析中已经明确，由于信用问题、信贷规模问题等，金融支持力度一直受到很大限制。目前为止各大商业银行也纷纷退出农村市场；除此之外，由于农村金融市场资金流动的限制，即使没有退出农村市场的各大商业银行也不约而同地纷纷减少了在城乡的营业网点。再次，即使是对口的农业银行或者农村合作社也由于信贷规模和盈利能力的限制等原因也撤并了很多营业网点，内部结构收缩。同时为了规避银行风险，放贷非常谨慎、准入门槛也很高，流程复杂，这样都极大地限制了金融机构对于农村城镇化的支持力度。这样越来越多的金融需求转向了中介机构。但是中介机构普遍存在信用不健全的现象。部分企业骗取贷款、 贷款违约、 逃废银行债务现象屡禁不止。

（三）金融产品品种单一难以满足黑龙江省农村城镇化金融需求

目前来讲黑龙江省农村城镇化中金融产品的品种过于单一，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农村农业保险缺失。第二，针对农村的信贷品种单一。目前各大银行推出的金融产品没有针对农业以及农户而量身定做的险种。第三，贷款期限一般较短，时限一般为一年，但是缺少适应农村各行业发展的较长期贷款，尤其是10年以上的贷款。

（四）金融支持的城镇化导向不明显

黑龙江省农村城镇化建设中金融支持的城镇化导向不足，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没有给与金融机构以明确的城镇化导向。在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的金融业务中，一直集中于向农户进行生产性以及扶贫性质的贷款，但是从未对金融机构做农村城镇化支持导向。另外，随着信用合作社向城市商业银行改制后，改变了原有的经营方向，弱化了对农业以及城镇企业的扶持力度，这对于城镇化以及城镇经济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四、加大黑龙江省农村城镇化建设金融支持力度的对策

（一）基于农村城镇化规划制定金融支持规划

1.金融主体全方位参与城镇化建设规划

在黑龙江省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金融支持是重要一环。在金融支持黑龙江省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做好金融支持的规划，而这种金融支持的规划要以城镇建设规划为基础，这就要求金融主体要全方位参与城镇化建设规划。主要有如下一些措施：首先，金融主体要积极参与城镇化建设规划。其次，即使不能参与也要全面了解农村城镇化建设规划内容。

2.结合农村城镇化规划制定农村金融发展规划

目前黑龙江省农村城镇化金融发展规划要明确如下几个方向：在充分了解黑龙江省农村城镇化建设规划的基础上，着重选择如下几个金融支持方向：一是将农村中农业龙头以及乡镇龙头企业作为金融支持的重点对象。要以这些农业龙头以及乡镇龙头企业为代表，带动黑龙江省农村与乡镇企业建设，发挥金融支持的作用。二是重点支持围绕农业特色而开展的特色经营，依托黑龙江省农村地域优势，以金融促进黑龙江省农村城镇化农业及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制度建设

在推进黑龙江省农村城镇化建设金融支持建设过程中，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制度建设是重要一环。具体措施如下：一是增强农户信用维护意识。通过开展广泛的信用教育树立农户尊重信用的行为建设。二是给予农业以技术支持以增强对自然环境不可抗力的抵御能力以推动银户间信用机制的构建。三是借鉴个人信用评价体系构建方式构建农户还贷信用评价体系以此督促农村信用制度与体系的建立。

（三）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以强化金融支持

在黑龙江省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单纯地想要通过金融机构来解决这一问题不太现实，这需要千方百计拓宽融资渠道。首先，黑龙江省政府以及国家要专门为农村城镇化建设提供专项资金支持，专款专用且要监控整个资金的流向。其次，引导并给予政策支持以推动农业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等对农业以及城镇建设的资金支持。再次，积极鼓励农户与乡镇企业完善企业自身建设，通过现代化经营以赢得更多的自有资金以推动自身建设。最后，也可以积极鼓励农村和农户开展合作经营以拓宽资金规模。

（四）拓宽金融支持产品

目前黑龙江省的农村城镇化建设金融支持主要以信用社和农业银行为主体，尤其是农业银行。农业银行要大力支持部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快速发展，增加涉农信贷资金投放，通过农村房屋、土地等质押贷款，简化审批流程，缩短审批时间，尽量满足农业发展时需要的贷款需求。同时农业银行和信用社要有意识地设计适合推动城镇化建设的险种。首先，建立多层次的农业保险体系，为郊区失地农民提供完善的保险产品。要把农业保险业务从商业保险分离出来，成立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降低农民在农业结构调整中风险的不确定性，这一方面可以为农村金融提供基本的还贷保证，另一方面可使农民敢于贷款，愿意贷款〔4〕。其次，逐步开拓证券投资、理财产品、教育储蓄、助学贷款等险种。另外，要制定符合农业特定行业特征为周期的贷款，主旨在于要延长贷款周期，不再单纯以农业生产为对象，更要加强养殖业保险。

（五）进一步明晰金融支持黑龙江省农村城镇化建设政策导向

政府要把农村城镇化作为金融机构信贷政策和资金支持的重点〔5〕。应当明确农村城镇化的战略方向，以吸引金融资金流入农村城镇化地区和领域。人民银行应当引导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性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农村城镇化进程，通过窗口指导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采用差别化的政策手段，引导金融机构将农村城镇化作为新业务的拓展领域并明确地将其列为信贷投放的重点，强化其支农职能。

〔参 考 文 献〕

〔1〕 人民银行徐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 金融支持苏北农村城镇化建设研究.农村金融，2011（6）：60-63.

〔2〕 孟婧.河南省农村金融市场均衡分析及其实现路径.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0（5）：89-91.

〔3〕 朱建华， 周彦伶， 刘卫柏.欠发达地区农村城镇化建设的金融支持研究. 城市发展研究，2010 17 （4）：9-11.

〔4〕 陈根.我国农村商业银行支持农村城镇化能力评价研究——基于因子分析。时 代 金 融，2013（8）：201-202.

〔5〕 白新江.农业银行支持“三农”发展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管理科学与经济学，2013（7） ：222.

〔责任编辑：陈玉荣〕

作者：王金丽　焦春雷　邱玉兴

金融市场信用研究论文 篇3：

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金融市场协调发展

摘 要：信用在金融市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没有信用就没有有序的金融市场秩序和高效的金融运作效率，金融市场也就无法健康稳定的发展。本文通过对我国金融市场存在的信用建设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了要积极从金融信用信息数据与公共信用信息数据的互联互通、信用产品和服务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信用中介服务机构的规范管理、诚信文化宣传教育等四个方面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动我国金融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金融市场；信用风险.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社会信用环境持续恶化，金融市场不诚信的现象愈演愈烈，严重破坏了金融市场的公平性、公正性和稳定性，给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因此，只有从根源抓起，进一步加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力度，建立完善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通过对信用信息的加工整理，形成满足金融机构需要的各类信用产品和服务，使信用产品和服务在金融机构日常管理工作中发挥的主要作用，从而起到防范和化解金融市场信用风险，推动我国金融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作用。

二、金融市场存在的信用建设问题

1.金融征信系统信用信息征集不全面，不能与公共信用信息互联互通

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信用数据库的信用信息非常全面，基本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包含方方面面的监管信息和市场交易信息，全面实现了对失信行为的联合惩戒，如果企业或个人出现不良信用记录，这些信用记录便会实时共享给其他行业和部门，导致出现失信行为的企业或个人将会受到社会各个方面的联合惩戒，失信成本极大，所以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失信行为鲜有发生，基本实现了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金融征信系统建设不但需要金融机构掌握的企业和个人基本信贷信息，还需要充分掌握企业和个人在其他领域的信用信息，才能更加客观的反映企业和个人信用状况，降低金融交易风险。而我国金融市场的征信系统建设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开发的征信管理系统，由于这个系统只是征集金融领域内部的信用信息，来自政府的公共监管信息和市场主体的交易信息因为行政设置等多种原因却很少涉及，使得征信管理系统信用信息不全面，只是用于金融市场内部的信贷管理，这就极大的削弱了金融市场的失信成本，客观上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信用风险。

2.信用产品和服务在金融市场的应用不足

商业银行是金融市场的核心，目前，我国各商业银行基本上都拥有各自信用贷款评级系统，作为加强银行信贷管理，降低银行信用风险的一个重要手段，对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出具的信用报告应用不足，使信用中介服务机构总结的很多有效的评级方法和经验不能为各商业银行所用，不利于银行更好的控制风险，也客观上限制了信用中介服务机构的业务扩展。各商业银行自身又由于在信用评级方面经验不足以及更加侧重对贷款企业的还款能力的分析，缺乏对贷款企业信用状况的全面的了解，这样就导致银行贷款更多的流向了资本规模大的国有企业，很多中小企业很难得到银行的贷款支持。长期下去，会使银行丧失很多潜在的优质客户，减弱金融市场的投融资功能，不利于银行的长期发展，更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3.金融市场失信问题频发，社会诚信教育亟需加强

由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社会诚信意识普遍不强，金融领域各类失信行为时有发生，特别是金融市场还存在着工作程序不规范、虚假贷款、投机倒把、暗箱操作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社会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信任感持续降低，已经成为制约金融机构发展壮大的“瓶颈”，严重破坏了我国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三、意见与建议

1.加快推动信用信息整合，实现金融信用信息数据与公共信用信息数据的互联互通

目前，全国很多省份为了推动本省区域内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都已经建成了省级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基本实现了包括质监、海关、工商、税务、公安等主要省级部门公共信用信息的交换共享，并已经开始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信用信息查询和投诉服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增加市场交易主体失信成本的目的，为本区域经济发展的创造了良好的信用环境。客观上讲，中国人民银行开发的征信管理系统与省级部门开发建设的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是一种互补关系，因此，为了更好的支撑金融市场的发展壮大，实现对金融市场更加科学、合理、全面的监管，从节约社会成本的角度出发，必须加快推动金融信用信息数据与公共信用信息数据的整合，实现人民银行的征信管理系统与各省级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数据的交换共享，扩大征信管理系统的信用信息征集和共享范围。金融主管部门应当加大工作协调力度，建立协调联络工作机制和信用信息交换机制，统一规划具体共享标准和方法，尽快实现信用信息的全面共享，有效防范金融市场信用风险，维护正常的金融市场秩序。

2.加快信用产品和服务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促进金融市场快速发展

金融监管部门要统一规划，为信用产品和服务在金融领域的全面应用做好制度性规定，鼓励金融机构积极与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开展广泛深入的合作，在信贷审批、信用贷款等日常管理工作中，使用信用中介服务机构提供的专业化的信用产品和服务，不断提升金融机构自身防范风险的能力，保障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目前，全国很多地区在金融领域应用信用报告和服务都已经起到了明显的成效，以西安市高新区为例，西安市高新区是陕西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单位，近两年来，高新区积极探索在金融服务领域应用信用产品和服务，促进金融与信用的融合，高新区通过为企业和金融机构以信用信息为基础建立的信用与金融服务平台，为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信用与金融服务。目前，已与中国人民银行西安营管部、招商银行、中信银行等一大批金融机构达成合作意向，将根据企业信用信息等级报告，为不同信用等级的企业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使得区域内金融投融资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区域竞争力不断增强。

3.加强对信用中介服务机构的规范管理，探索建立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在金融体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信用中介服务机构提供的信用产品和服务直接影响着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对企业和个人的还款能力和意愿的判断。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和金融监管机构要积极创造条件扶持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发展，探索建立法制约束、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惩戒的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发展长效机制，为信用中介机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其中法制约束是根本，政府监管是重点，行业自律是核心，社会惩戒是保障。积极培育和发展不同层次和种类、诚信经营、持续创新的信用中介服务机构，鼓励信用中介服务机构按照“独立、客观、公正、审慎”的工作原则，开发面向金融市场的信用产品和服务，不断满足金融业多样化、专业化、高质量的信用产品和服务需求。省级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和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征信管理系统也要积极有条件的向有资质的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开放，方便信用中介服务机构获取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降低信用中介服务机构的经营成本。

4.加强诚信文化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社会信用环境

诚信道德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根本，我们应当把诚信道德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各级政府部门要积极利用各类新闻媒体不断增强社会主义诚信道德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宣传力度，充分发挥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公共服务平台等新闻媒体的作用，在全社会倡导讲诚信的道德新风尚，不断提高全体公民的道德素质 。同时，各类金融机构要建立以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通过不断加强自身内部信用管理制度建设，开展面向全体从业人员的信用知识培训，增强全体从业人员的诚信经营意识和信用风险防范意识，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的经营秩序，降低金融市场的信用风险，为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信用环境。

参考文献：

[1]毕强，白云峰.金融领域信用信息服务作用机理与运行机制研究[J].情报资料工作， 2011（3）.

[2]谢颖.加强中介机构信用建设完善金融信用体系[J].浙江金融，2008（2） .

[3]董雷光.金融危机下再看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创建问题[J].中国外资，2010（1）.

作者简介：乐甲（1984.2- ），男，汉族，陕西户县人，中级经济师，硕士，2009年进入陕西省信息中心工作，研究方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作者：乐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