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法的修改研究论文

2022-04-16

【摘要】我国会计学术界针对会计理论与会计规则的研究成果颇丰，为了建设良好的市场法制和稳定的会计制度，我国应按照本国法律原则尽快完善企业会计法规体系。如果能长期坚持正确的立法理念，切实把根据法律事实记账的基本原则贯穿于会计立法的各个层级，则必将把我国的会计改革推向更高的水平。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证券法的修改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证券法的修改研究论文篇1：

《证券法》修改何来悬念

“我们将争取在4月份将《证券法》修改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证券法》修改工作小组组长许健告诉《财经》。

从两年前《证券法》修改提上日程之后，由于事涉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大局，对它的关注未曾停止过。

1999年施行的现行《证券法》起草历经六年，易稿数十次，跨越了七、八、九三届人大，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共五次会议审议才获通过。但仅仅在该法实施后的两年，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解生瑞等31位代表即提出修改《证券法》建议；而中国证监会亦在2002年底即推出《证券法》修改征求意见稿，共214条的《证券法》中，有超过150处被提出修改意见；很快，2003年6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当年13项立法计划,其中包括《证券法》的修改。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如此漫长而修改启动却如此迅即，在中国立法史上并不多见。

在此期间，中国证券市场黑幕频仍。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以上交所监察部工作人员赵瑜刚所作研究报告为核心内容的《基金黑幕》，揭开当时中国仅有的22家新型证券投资基金在交易过程中的违规违法行为；2001年初，吕梁操纵中科创业股价失败，走上前台自曝坐庄内幕；2001年8月，当时排名深沪两地流通市值第二的银广夏利润造假被揭开；2002年，排名深沪两地流通市值第一的东方电子利润造假案被揭开。中国证券市场自诞生起即有“发展”与“规范”二重主题萦绕，但在2000年以后的数年间，“规范”的主题前所未见地鲜明：曝光的一系列弊案，清楚地指示着多年间只重“发展”忽视监管所带来的累累恶果。

《证券法》修改进程如此迅即，是否可以看做是对这一需求的及时回应？《证券法》修改草案细节至今仍未公布，但预期中的答案并不能让人乐观。

2003年7月18日，全国人大财经委《证券法》修改起草工作组成立。起草工作组分为领导小组、顾问小组与工作组三部分。领导小组由全国人大财经委、法工委、证监会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组成，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周正庆任组长；顾问组由刘鸿儒、周道炯、厉以宁、董辅、萧灼基、曹凤岐、刘纪鹏、林义相等八位专家组成；工作小组组长、副组长分别由全国人大财经委经济室许健、证监会法律部副主任冯鹤年担任。

这份名单一出场就得到了许多掌声，主要来自证券行业及其相关者。《深圳商报》称，从已公布的成员构成看，领导小组组长周正庆以及顾问小组成员都“非常务实”，对证券市场“一向持支持和呵护的态度”，而且在过去历次资本市场大争论中“基本意见一致”。

领导小组组长周正庆自1997年至2000年任中国证监会主席，1999年的“5•19”井喷行情，即发生在其任期之内。在去年发表于中国证券报的一篇亲自署名的文章中，周正庆更坦承，使“5•19”得以可能的“搞活市场六项政策”正是他本人所筹划；而且当年肯定股市为“恢复性上涨”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亦是在他组织下所撰写。

2001年初吕梁案曝光后，董辅、厉以宁、萧灼基等现顾问小组成员罕见地出席“关于如何正确评价中国股市发展状况”座谈会。该座谈会广邀媒体参加，发言者仅包括上述三位在内的五人，发言主要为强烈而尖刻地批驳经济学家吴敬琏于此前发表的认为股市若无监管则有如赌场的评论。由于其意见高度一致，以至当时新华社记者所发稿件直称为“联合宣言”。

虽然顾问组成员中亦不乏清醒的学者，但整个顾问班子并不具备常规意义的“平衡”也是显见的。而未来的新《证券法》是何基调，也的确令人关注。

《证券法》修改领导小组组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周正庆已经多次露出谜底。自2003年起，周涉及《证券法》修改的讲话不下十次。早在修改小组成立之后的一个星期，2003年7月23日，周正庆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为修法定调：“我个人认为，现行《证券法》在规范监管方面的规定很全面，恐怕没有太多修改的必要，但在促进证券市场发展方面考虑得还不很够”。在2003年底召开的“2003资本市场国际化高级论坛上”，周正庆更提出，“监管、监管、再监管”的提法是错误的，《证券法》修改会特别注意具备一定的前瞻性，要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法律修改的启动者是行业的主管部门，又由主管部门来定专家意见的提供者，不经过充分的辩论，不能听取不同的声音，这样的制定过程实在令人担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著名证券法专家评论道。

正因如此，不难理解新华社1月间所报道的证券法修改小组深圳全体会议所达成的“五点共识”基本围绕资金入市主题展开，而无一涉及监管主题。“五个共识”分别涉及分业经营与管理、现货交易、融资融券、国企炒股、银行资金入市等条款的修改。《证券法》修改小组的成员也表示，以上五个方面在证券法的修改草案中都会有所涉及，“并且会减少限制，预留空间”。

“五个共识”的详细内容仍不明，但部分内容已经不完全是秘密。早在中国证监会向财经委提交的修改建议稿中就提出，可以取消证券法第三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一条禁止证券公司为客户融资或者融资交易的规定，所涉及的正是“五个共识”之二。中国证监会建议第三十六条修改为“证券公司从事客户融资或者融券的证券交易，应当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督机构的规定”。

此外，《证券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对于“违规”的标准是什么则未作确切解释。银行资金进入股市这一主题，此番亦列“五个共识”之中。修改小组顾问、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在这个问题早有确定的看法。 “随着我国银行、证券公司风险管理水平和监管部门监管水平的提高，应该允许银行资金逐步进入股市。”他说。记者亦从《证券法》修改小组的其他成员处得知类似观点，“从发展的角度来看, 银行资金不能进入资本市场是需要修订的”。

涉及证券交易制度，证券业内的普遍冲动是认为《证券法》第35条（规定证券交易以现货进行交易）完全否定了证券期货、期权交易形式的合法性。“这排除了证券市场的做空机制，不利于激发投资热情”。不过，从工作小组传出的消息看，开展期权、期货交易等问题写进法律条文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修订后的《证券法》可能会在法律语言上为它们留下空间，为以后开展这些业务创造条件。

此外，关于分业经营与管理，修改小组一位人士向记者透露，分业和混业的问题将会有所改动。这部法很有可能借鉴商业银行法的做法为混业经营预留空间。此次修改更很有可能突破《证券法》第七十六条“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控股的企业,不得炒作上市交易的股票”的规定，不再加以限制。

回顾《证券法》修改讨论之初，相关各界的人士就《证券法》修订提出的建议涉及方方面面：《证券法》的调整对象与适用范围、证券市场发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多层次市场体系的建设与完善、交易所的管理、登记结算和交易制度的完善、上市公司的收购兼并法律制度的完善、民事法律责任和投资者利益保护问题、证券监管机构的权限问题、分业混业经营、与《公司法》的关系等问题。

这些涉及中国证券市场发展长远问题的主题，此番绝大多数均不见于此次披露的以放宽股市资金为主要内容的“五个共识”。它们最终能否体现在《证券法》修改草案中？人们犹在观望中。

作者：吴小亮

证券法的修改研究论文篇2：

我国会计理论与会计规则的优化路径

【摘要】我国会计学术界针对会计理论与会计规则的研究成果颇丰，为了建设良好的市场法制和稳定的会计制度，我国应按照本国法律原则尽快完善企业会计法规体系。如果能长期坚持正确的立法理念，切实把根据法律事实记账的基本原则贯穿于会计立法的各个层级，则必将把我国的会计改革推向更高的水平。

【关键词】法律事实；会计理论；会计改革；会计规则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研究品牌计划）“我国会计法规体系的优化路径研究——兼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困境及其改进”（项目编号：16XNI006）

著名会计学家郭道扬先生在2009年发出这样的感慨：“近来我常在思考一个问题，近百年来世界上较大的经济危机为什么总是发生于美国？”仅仅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就发生了安然事件和次贷危机，“或许是美国会计信息监管体系与会计准则规范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完善并无懈可击？这一切催人思考，引人深思：美国连家门口的事也没有搞好，是否有能力领导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潮流？”郭道扬先生指出，有必要对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公认会计原则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度的考察和反思[1]。

一、会计法规制定者的正确理念和立法经验

（一）坚持独立自主原则，重视本土理论创新

杨纪琬先生毕生主张建设中国特色会计理论和法规体系。他在1993年曾告诫弟子，“借鉴国际会计惯例是为我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服务的。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初步的国际化，但不等于国际化，至少在许多会计问题上目前各国间还存在很大分歧”。他强调，不论中国的会计法规是否要保持中国特色，都需要有充分而必要的理由[2]，杨纪琬先生对过分推崇域外理论的学术倾向表示反对[3]。趋同是我国会计改革的一个过程，其目的并不是照搬国外的规则，而是合理借鉴国外规则中的合理成分为国内经济发展所用，最终建立起既满足国内需求，又面向国际趋同的会计法规体系[4]。

（二）重视宏观层面的信息需求

1992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1条规定，“会计信息应当符合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满足有关各方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这种既重视企业经营管理又重视国民经济管理的信息需求的做法是符合国情的正确选择。但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比较重视投资者的信息需求，较少考虑国民经济管理的信息需求。

（三）慎重选择借鉴样板，不搞迷信崇拜

刘玉廷同志[5]1999年撰文指出，“各国会计准则实际上都是由其特定的会计环境所决定的，而且与其特定的外部环境相适应。因此，我们在借鉴国外会计研究成果时，不可忽视其前提条件和适用环境，应合理借鉴，不搞迷信崇拜”。他在2001年主张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会计立法经验[6]。刘玉廷同志[7]还指出，国际会计准则并不是国际法，只是建议各国宣传、推行，因此，把国际标准和国际惯例借鉴到国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本土化，即按照国内的实际情况，加以消化吸收。

（四）保持法规的相对稳定性，坚持先立后破、不立不破的原则

财政部1965年4月召开的改革企业会计工作座谈会所提出的“算要有用，管要合理”是科学的指导思想。反对繁琐哲学，强调简明、实用、通俗，應当是会计立法的价值追求。只有这样才能解决账簿报表难用难懂、日常工作重复劳动的问题，才能保证会计法规的合理性和稳定性。1987年，杨纪琬先生、余秉坚同志[8]提出，为了不使会计工作发生人为的混乱，规章制度在一段时间内总要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就整体来说，应当坚持“先立后破”的原则，不能搞“先破后立”。

（五）科学地认识会计信息对于引导资源配置的价值

陈毓圭同志[9]提出，“要把注册会计师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不要夸大会计对经济的影响。目前存在的误区之一，就是往往把企业的利润看成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指标，利用利润作为指标来考核企业家的业绩，甚至上市和退市的判断标准，评价地方政府的政绩等，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实际上利润指标只是一个意见、一种评价而已，把利润看成是可以衡量一切、无所不能的工具，是非常危险的”。这一观点对于完善会计监管制度和证券监管制度具有积极的指导价值。

综上所述，财政部门和会计管理机构已经注意到会计法规制定需要本土创新理论的支持，需要考虑国民经济管理的需要，需要审慎选择借鉴样板，需要尽量保持会计法规的稳定性和合理性，从而形成科学的立法理念。遗憾的是，会计立法实践中未能一贯地坚持上述立法理念。“依法管理会计工作”理念的提出，为后续会计立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目前，具体准则中存在不少与上位法不一致的规则，在实践中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种现象亟待纠正。

二、会计理论与会计规则的改进方向

（一）对我国企业会计改革历程的简要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企业会计核算制度的建设是以苏联经验为样板的。这种立法理念虽然在九十年代被贴上了“财政决定财务、财务决定会计”的标签，被认为过于繁琐，但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会计制度完美地贯彻了上位法的要求，其控制力之强，是后来的会计法规所难以企及的。

1985年出台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顺应投资主体多元化的需要，确立了国际通行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这一会计平衡公式，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以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财务状况变动表为核心的会计报表体系。这是比较成功的一次改革。其之所以成功，根本原因在于新的会计平衡公式如实反映了企业法人这一民事主体的法律关系，会计规则坚持了会计基本原则，强调要遵守法律法规，一律禁止盯市调账。

遗憾的是，在后续立法中，立法机关受美国公认会计原则的影响过大，在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下，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制定实际上是在世界银行指定的外国会计公司的协助下完成的，本土学术的贡献微乎其微。总体来看，会计改革初期所提出的“国际协调”理念是值得提倡的。企业会计核算制度的建设若能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的立法理念与“国际协调”理念结合起来，则必然能够形成高质量的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我国企业会计核算制度的演化如图1所示。

（二）冷静对待境外势力提出的国际趋同口号

1.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是一门生意。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本身只是一个私立基金会（现名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下设的一个私立机构，它制定的文件是享有知识产权保护的私人财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提供的信息表明，当前其主要收入来源包括：国家或地区的捐款收入（2015年为1430万英镑，占全部收入的52%）、会计师事务所捐款收入（700万英镑，占26%）、自创收入（包括发行收入、订阅收入和使用费收入，550万英镑，占20%），以及其他收入（如投资收益和演讲收入）。基金会筹资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一些国家捐款额严重低于按GDP占比分摊的额度；一些国家停止向基金会捐款；一些国家应使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但没有向基金会捐款；邀请中型会计师事务所捐款进展不理想等。可见，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本身就是一门生意。制定规则本来就是一门高级生意，更何况这门生意又跟证券行业挂上了钩。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这门生意的主要受益者是注册会计师行业和证券交易所，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口号是证券市场合并的产物。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这个做生意的私立机构甚至都吸引不到一位有分量的法学家参与。这就清楚地表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试图在法律体系之外，另行创建一套基于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规则。

尽管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自我标榜为“全球会计准则”，但实际上，它仅仅是证券信息披露规则，还未实现其终极目标——形成全球证券交易所统一信息披露规则。全球大型证券交易所之间的客户竞争和合并浪潮是国际会计趋同的真实驱动力。2006年，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收购泛欧证券交易所（Euronext），从而组成全球最大的股票市场、全球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跨洲证券交易所——纽约·泛欧证券交易所（NYSE Euronext）。2008年，纽约·泛欧证券交易所收购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巩固了其证券交易所龙头老大的地位。欧盟境内的证券交易所一律根据2002/1606号条例采用国际会计准则；而美国的证券交易所一直采用美国公认会计原则作为信息披露规则，直到2007年才宣布接受上市公司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欧美证券交易所的合并凸显了公认会计原则与国际准则并存的矛盾。

2.国际趋同的推动力量。热衷于推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主要势力有四个：其一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它是会计国际趋同的始作俑者，其后继者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继承了其立场并策动了趋同战略。其二是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它是国际准则的操作者和受益者。其三是国际证监会组织，它出于试图统一证券信息披露规则的目的而积极支持国际会计准则趋同。其四是巴塞尔委员会，它出于推行审慎监管和巴塞尔协议的目的而积极支持国际会计准则趋同。此外，1982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第67号决议所设立的会计与报告国际准则政府间专家工作组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出于不同目的，对全球会计准则趋同起到过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会计国际化进程中，一些发达国家总希望将本国或本地区的标准作为协调的基准，这样可以不费任何力气而坐收协调之利；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则必须花费大量的协调成本，包括学习、培训成本，支付外国会计师服务费用和咨询费用等，因此朝哪个方向協调也是一个利益问题，而对于这一点，发达国家目前面临着更为紧迫的形势。因为谁在会计国际化进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谁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利益之争将决定会计国际化的发展方向[10]。

3.继续推行国际趋同路线图的危害。我国若继续推广国际准则会导致实体经济受到损害。

（1）企业会计账簿作为法律证据的可信性将会被大大削弱。在国际会计准则中，会计已经沦为一门“魔术”。财务报表中包含了大量的预期因素，且缺乏民商法、经济法的支持，这导致会计账簿丧失了法律证明力。

（2）利润表的作用大大下降，公司法、税法、统计法的实施难度加大。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会计报表中的“净利润”不再是公司法第八章所称的“税后利润”，不能代表公司的业绩。如果对缺乏法律依据的预期利润进行分配，则会严重地背离公司法的资本保全原则。会计是唯一能够提供企业利润数字的科学，而国际准则违背了会计的功能定位。税收（尤其是企业所得税）和统计工作具有较强的会计信息依赖性，依法治税和宏观经济调控客观上需要有稳定合理的企业会计数据提供支持。如果不及时剔除会计报表中的预期因素，统计公报中的数据就受制于证券市场行情，那么宏观经济调控的效果可能会受到影响。

（3）对企业业绩的评价变得更加困难。会计是唯一能够提供企业净利润数字的科学，而国际准则下的资产、负债、股东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等财务会计数据都很难可靠地用于企业业绩评价，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报酬率等财务指标已经面目全非。因此，进行财务业绩评价时就需要剥离所有预期因素，另行计算不包含金融预期的财务指标。

（4）法律的稳定性将会受到破坏。国际会计准则在本质上是脱离法律原则、建立在独创的概念框架基础上的一整套证券市场从业机构联合设计的金融分析规则，它并非国际法。国际资本和证券行业迫不及待地想要统一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规则，于是倡导国际会计准则趋同，这可以理解；各国证监会也许有理由为了资本的跨国跨地区自由流动而倡导资本市场会计规则的国际趋同。问题在于，该规则仅仅是服务于金融监管当局和证券投资者的规则，它代表的是急于收购他国优质资源的垄断金融资本的利益。对于实体经济发展而言，该规则的益处较小，反而具有潜在的危害性。

会计法规需要具有稳定的价值导向。这一点是理论研究者很容易忽视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自1973年成立之日起就继受了美国公认会计原则“决策有用观”的价值导向。而这是唯一的、正确的价值导向吗？美国公认会计原则的演进历程否定了这一点。公认会计原则自1938年起直至1972年，从未强调过要以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为服务目标，而是笃行历史成本会计。决策有用观的价值导向是越来越多的非会计专业人士主导准则制定程序的结果，它成为美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指导思想，是从1973年才开始的。

4.科学评价域外经验。公司法、证券法从未规定也不可能规定会计应当“为证券买卖和企业估值服务”。会计界个别学者对民商法、经济法、会计学基础理论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

（1）公司法并非是“为证券买卖和企业估值服务的”。作为重要的市场主体法，公司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公司法胆敢宣称其立法宗旨是为“证券买卖和企业估值”这一单一的私人利益导向服务。

（2）证券法也不是“为证券买卖和企业估值服务的”。证券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了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该法所强调的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三公”原则，而不是“为证券买卖和企业估值服务”。从法理上看，证券法是公司法的特别法，根本不可能出现违背公司法的目标导向。

（3）会计理论应当以法学为理论基础。会计是对权利、义务等法律关系的分类统计，会计学是唯一能够提供企业利润数字的科学。依法纳税和依法分配是所有企业的权利和义务，作为法规的会计规则必然遵从税法和公司法。目前流行的所谓会计应当“为证券买卖和企业估值服务”的观点的实质，是把金融分析规则强加给会计师，从而达到活跃证券市场、瓦解证券监管的目的。世上模型千千万万，根本没有一个公认的股票估值模型。股票该卖多少钱？它的公允价值是多少？在交易达成之前，没有谁能算出来。故而，会计根本就不应当着眼于为企业估值服务。

（4）不能把公认会计原则等同于会计法规。美国公认会计原则是美国证监会要求美国上市公司采用的信息披露规则。美国没有联邦公司法，公司、会计的立法权限属于各州。例如，要在特拉华州成立一家公司，就必须依照该州的《特拉华州公司法》注册成立，然后遵循该州的法律依法纳税、依法分配。如果该公司在该州发行了证券，则还需要按照该州的证券法向该州的证监局报送监管资料。如果该公司还跨州发行了证券，则还应向联邦的证券监管机构报送监管资料。可见，在美国，公认会计原则不是法律，而只是证券监管行业规则，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要遵循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属于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在法律层级效力上属于财政部颁布的部门规章（基本准则）和规范性文件（具体会计准则）。我国会计立法实际上是在把美国证券市场上不合理的信息披露规则当作会计法规进行推广。

综上所述，为了建设适合我国经济建设实践所需的高质量的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我国学术界需要实现从“制造论文”向“创造知识”的跨越，会计法规的制定需要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跨越。

（三）捍卫会计立法和经济监管的自主权，完善国家统一的企业会计核算制度

1.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前身为国际会计准则）不适合作为立法蓝本。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并不是国际法，而仅仅是民间机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牵头设计的、推行于一些大型证券交易所的信息披露规则，它的蓝本主要是美国证券市场上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美国公认会计原则。

1938年，美国证监会将公认会计原则的制定权转授给了美国会计师协会。由此开始，注册会计师行业从自己的行业利益出发，制定的会计政策完整地容纳了20世紀20年代自由放任的美国证券市场上的各种会计操纵手法，设计出了一整套弹性化的会计规则，这套规则就是公认会计原则。会计准则中的资产减值、公允价值、权益法、外币折算、递延所得税、合并报表、权益法结合法、购买法、借款费用资本化、研发支出资本化、套期保值会计等会计规则允许企业在缺乏原始凭证的情况下窜改账簿数据，导致“会计造假合规化”问题愈演愈烈。

2.明确界定会计法规的立法理念。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宣称，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为证券投资者和商业银行提供决策支持，这就是理论界主流研究所称的“决策有用观”。这种立场与立法实践不符，缺乏法律依据。金融资产的价格是由金融市场参与者的预期所决定的，会计信息不是也不应该是金融资产价格的决定因素。

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是现有的股东、管理层和政府机关，而不是潜在的证券投资者。为企业经营管理和国民经济管理提供具有法律证据力的财产权利和业绩信息，是会计的法定职能。

我国1999年修订的会计法第九条规定，“各单位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任何单位不得以虚假的经济业务事项或者资料进行会计核算”。上述规定彰显了会计的一项基本原则，即“根据法律事实记账（记账行为必须具备原始凭证的支持）”。根据法律事实记账所形成的会计信息具有公益性和公信力，能够一视同仁地服务于企业的所有利害关系人。相反，缺乏原始凭证的记账行为则属于违法行为。可见，会计法第九条是检验会计规则合法性的试金石。如果运用这一条来考察域外的会计规则，立法机关就可以从容自信地拒绝很多似是而非的会计规则。

3.科学总结我国会计立法的历史经验并吸取国际会计领域的主要教训。会计制度在本质上是一国民商法、经济法的实施细则，它是民商法、经济法得以顺利实施的必要条件。由于全球法律制度存在重大差异，因此，会计法规作为民商法、经济法的实施细则，决不可能实现国际趋同。试图跨越司法管辖范围制定区域性统一会计法规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

会计制度是优于会计准则的立法形式，其显著的优点是简洁易用、便于贯彻落实上位法。我国的会计法规定，国家实行统一的会计制度，这体现了我国法律制度的先进性。我国拥有统一的、单一的公司法和税法，这为制定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提供了宝贵的法律基础。实践证明，我国的会计制度长期遵循上位法，为上位法的贯彻实施发挥了积极作用，历次会计核算制度改革的成功推进都得益于有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作为支撑。

会计改革应当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不应当抛弃行之有效的、受到实务界广泛支持的企业会计制度。相反，对于与我国传统做法有所不同的域外做法，应当保持警惕的态度，决不能轻易引入任何一项不符合会计基本原理的规则。

4.加紧完善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两则”“两制”顺应了企业资金来源多样化的实际情况，把会计等式从“资金占用=资金来源”改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使得会计信息得以全面地反映企业的法人财产权等法律关系，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后续立法如果能够在此基础上深入围绕财产权利、负债等基础要素展开研究，就有望建成基于我国法律原则的会计法规体系。但遗憾的是，会计立法机关这时候没有比照法国、德国等的立法经验制定遵循上位法的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而是继续借鉴美国经验制定了一套偏离上位法的证券信息披露规则（会计准则）。笔者参照法国、德国的成功经验，梳理形成了关于完善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路线图，如图2所示。

（1）修订会计法，科学合理地界定会计的基本原则。应当坚持现行会计法第九条的规定，把“根据法律事实记账（记账行为必须具备原始凭证的支持）”作为会计的首要原则，并运用这一原则审查其他会计原则的合法性，把“谨慎性原则”等失当的原则剔除出会计法。

（2）在行政法规中明确区分“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和“证券信息披露规则”。修订《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在条例中明确区分“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和“证券信息披露规则”。所有企业都应遵循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编制会计报表。会计报表具有法律证明效力。

把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明确界定为证券信息披露规则，仅仅适用于上市公司。也就是说，上市公司除遵循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编制会计报表外，还应遵循会计准则进行补充性的证券信息披露，且补充性的证券信息披露不具有法律证明效力。

（3）逐步提升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层级效力。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遵照上位法的规定制定会计规则，但是，不应当超越上位法的授权。我国公司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企业所得税法、统计法对会计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应当遵照执行。

作为对比，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美国公认会计原则所主张的“决策有用观”这一理念缺乏法律依据。我国公司法以及（作为公司法的特别法的）证券法从未提出这一不合理要求，从法学理论来看，“决策有用观”不能作为我国法律的法定要求。因此，应当在条例中否定理论界所推崇的这一失当理念。

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应当严格遵循会计法规定的“根据法律事实记账（记账行为必须具备原始凭证的支持）”的会计基本原则。可沿用《小企业会计准则》的成功经验，删除资产减值、公允价值、权益法、外币折算、递延所得税等不符合会计基本原则的会计规则。在“根据法律事实记账（记账行为必须具备原始凭证的支持）”这一会计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政府会计、企业会计的会计要素有望统一。

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其一，是适用于所有行业的《企业会计制度》；其二，是补充性的《会计核算办法》，《会计核算办法》是针对特殊行业（如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业、证券业、施工企业、石油天然气行业、房地产开发企业等）的会计核算业务做出补充性的规定。经济业务迥异的会计主体所适用的会计核算规则和会计报表格式，也必然存在显著的差异，例如，保险行业、银行业金融机构与传统工商企业的会计核算规则和会计报表格式既有共性，也有差异。《企业会计制度》及其补充性的《会计核算办法》能够妥善处理上述共性和差异。

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法律层级可暂时维持现状，待施行一段时间后应当升级为行政法规。原因在于，人民法院做出的判决是以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依据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通常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4）调整会计准则（证券信息披露规则）的适用范围。我国目前共有7000多万户市场主体，上市公司在其中所占比例极小。没有理由把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适用范围推广到所有大中型企业。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把目前施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界定为上市公司的证券信息披露规则。也就是说，上市公司除了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还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体系进行证券信息披露，它们能够承受这种额外的负担。如此调整后，非上市公司不采用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从而可以节约大量的社会资源。会计准则（证券信息披露规则）可由财政部和证监会联合制定并发布。

（5）坚持科学的会计立法理念。一方面，要进一步贯彻开门立法的理念。吸收法学专家、企业家、税务机关等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参与会计立法论证。另一方面，要继续执行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路线图，并加大宣传力度。这有利于化解G20、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等所宣扬的全球会计准则概念对我国会计立法所造成的舆论压力，有利于保持国际趋同策略的稳定性、避免出现朝令夕改的情况，有利于应对学术界和注册会计师行业等业界人士创新求变的理论冲动。如此，可快速实现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全面趋同。客观地说，财政部先后通过倡导国际协调和国际趋同，已经成功地破解了学术界和注册会计师行业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迷信，验证了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先进性，这是国际趋同战略的重大成就。通过1992年以来的实践检验，财政部有理由更加坚定地自主制定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抵制学术界和注册会计师行业等过度迷信“国际先进经验”的立场。在本质上，会计法规是民商法、经济法的实施细则。因此，会计法规的国际趋同是完全不可能的。作为对比，证券信息披露规则（会计准则）是可以实现国际趋同的。

（6）采用“渐进转弯”的方式实行渐进的改革。会计改革应当坚持科学的会计立法理念，着力打造科学、合理的会计理论体系和能够经受时间考验和实践检验的会计核算制度。

在舆论准备阶段，需要组织立法机关、实务界和学术界对会计理论进行正反两方面的探讨，特别是对会计要素、会计原则等概念框架问题进行辩证分析，还应当吸收法学家、企业家、金融分析师、研究者参与基础理论研究。

在理论研究阶段，可以以财政部招标课题的方式组织基础理论研究。确定10 ～ 15个课题，公开招标，每个课题至少指定两个团队展开竞争性的研究。要求各研究团队提供企业会计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的立法建议稿，在网上接受各界评议，以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每项研究报告经评审合格后，由财政部、中国会计学会出具采纳证明或优秀成果证书，以调动高校教师的积极性。可以考虑通过网络、微信平台或报刊等形式引领学术界和实务界人士对基础理论进行探讨，邀请业界人士对理论争鸣进行点评，引导各界人士尽快对基础理论问题达成共识。

在试运行和正式实施阶段，需要选择大型、中小型、微型企业进行模拟运行，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和完善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

总之，无论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是否与法律法规挂钩，法律法规都在那里，所有企业都必须遵守。依照法律法规的基本原则完善我国的会计法规，是会计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

●本文为《会计规则的由来》系列文章之十八。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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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1.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北京100872；2.中国人民大学财务会计研究所，北京100872；3.中国人民大学会计创新应用支持中心，北京100872

作者：周华

证券法的修改研究论文篇3：

国内外信用制度理论研究及其完善

[摘要]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信用制度建设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通过文献回顾，对该领域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评析，指出信用制度研究成果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同时提出信用制度的完善必须着重在法律上重塑我国信用制度模式，改革和创设新的信用法律制度，最终促进信用制度运行在法制化的轨道上。

[关键词] 信用制度；理论研究；完善途径

[作者简介] 康莉莹，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浙江杭州 310018)

熊卫国，农行宜春市分行经济师，研究方向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江西宜春 336000)

信用制度作为现代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经过 150多年的建设，已成为西方国家经济良好运行的基础和保障。我国学界对其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对域外有关理论进行扬弃的基础上，理论研究开始从零乱走向系统，从肤浅走向深入，从片面走向全面，逐步形成了关于信用制度的一套理论。认真总结国内外理论界研究成果，对于有效遏止信用环境恶化，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信用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国内外信用制度研究理论综述

1.学界对信用制度基本理论层次的研究

(1)信用的概念。研究一个问题，最基本的是要弄清楚被研究对象是什么，即其概念。一些权威的专业性较强的工具书关于信用概念的解释：《大英百科全书》：(Credit)指“一方(债权人或贷款人)供应货币、商品、服务或有价证券，而另一方(债务人或借款人)在承诺的将来时间内偿还的交易行为。”《韦氏英文词典》对信用的解释是：The system of buying and selling without payment on security，即信用是发生在不直接兑付的交易形式中，债权人以对债务人还款能力和承诺的信任为基础预先实现某种所有权的转移。这些理论反映信用的基本要义是对借的偿还，属于经济信用的范畴。《中国大百科全书》指出：信用——借贷活动，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工具书对信用的阐释，基本着重于经济的视域。

学者们对信用概念的研究，分为一般意义上的信用概念、法律层面和经济层面等的信用概念。一般意义上的信用概念即道德层面的信用概念。吴汉东在《论信用权》中认为：就一般意义而言，信用有两种含义。一是以诚信任用人，新人使用。二是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取得别人对他人的信任。《论语·学而》：“与朋友交而不信乎?”。道德层面的信用概念具有其自身特点，即以道德为支撑点，排斥契约和法制约束，重视最高统治者的信用示范作用，呈差序格局状态和权利义务的非对称性等。

法律意义上使用信用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法。拉丁文Fides，有信任、信义、诚实的含义。在罗马法中，Fides表示“相信他人会给自己以保护或某种保障，它既可以涉及从属关系，也可以涉及平等关系。”在古代德国，信用则用于交易活动的誓约中。以“In treu”(于诚实)的名义强制交易对方作誓。为了求得更加可靠，在诚实之外加“Glauben”(信用)一词为誓言，以确保契约义务的履行。在日本法中，“信义则”本来是对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单方面准则，以后逐渐成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双方均遵循的共同准则，1947年民法将“信义则”提升为关于权利义务的普遍指导原则。

在英美法国家，信用被称之为Credit、Trust或Reliance。《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是：“信用(Credit)，指在得到或提供货物或服务后并不立即而是允诺在将来付给报酬的做法。”“一方是否通过信贷与另一方做交易，取决于他对债务人的特点、偿还能力和提供的担保的估计。”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从法学、会计学、财税学等多方面阐述了Credit的基本含义。其中主要的解释有两种：一是指商家或个人贷款或取得货物的能力(ability )；这是依据美国福特总统的政令所作的解释。二是指债权人赋予债务人延期支付或承担债务且缓期偿还的“权利”(right)。在英美法中，信用与赊购、信贷等交易活动有关，是当事人特殊经济能力的表现，同时信用也是一种经济上的信赖，来源于债权人对对方当事人的评价。

从经济学角度，《新帕格雷夫经济大辞典》将信用解释为：“提供信贷(Credit)意味着把对某物的财产权给以让渡，以交换在将来的某一特定时刻对另外的物品的所有权。”香港大学教授饶余庆认为信用“包含债权和债务关系，其根据系授信者(债权人)对受信者(债务人)偿还之信心。”此种定义认为信用是一种债务关系，但同时也是一种道德和心理因素。

以上各种学科的信用概念说明了信用的内涵是十分丰富并且复杂的，每种概念都从某个角度认识了信用，都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同时也反映了学界对信用认识的不断深入。

(2)信用的法律属性。关于信用的法律属性，吴汉东认为：信用不是一种人格利益，而应归类于无形财产的范畴。其理由主要是：信用是特定民事主体的财产利益；信用是一种没有物质形态的无形财产利益；信用主要是以汇票、信用证、资信文件为载体的财产利益。王丽、田虹认为：信用具有三大法律特征，一是信用的财产性；二是信用的流通性；三是信用的中介性。从信用的法律特征层面进一步论证了信用的财产属性。

(3)信用的分类。王淑芹认为信用具有一般形态和具体形态之分。一般形态的信用泛指一切与约定(规定、承诺、契约、誓言等)有关的社会伦理关系及其相应的规范要求和品行，是对具体形态信用所共同具有的普遍性质的抽象与概括；具体形态的信用，是社会生活各领域信用的特定表现形式，如经济信用以及更细分的商业信用、银行信用、消费信用等。具体形态的信用有多种分类法。依信用主体的不同，可分为个人信用、企业信用、国家信用、国际信用；依信用内容的差异，可分为人际信用、家庭信用、职业信用、制度信用、消费信用、商业信用、金融信用、租赁信用等；依社会活动的领域，又可划为经济信用、政治信用、法律信用、伦理信用。

2.我国信用制度建设理论的研究。我国信用制度的建设起于经济界和实业界，理论界的关注起步于货币信用制度建设的研究，时间主要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这一时期对货币信用制度的研究主要是与当时银行体系改革多元化思路相对应的。如葛兆强提出国家垄断信用应向国家调控信用转化，以形成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储幼阳呼吁应建立商业信用为基础，银行信用为主导，多种信用为补充，中央信用为主导的信用制度。夏德仁认为，货币的产生为市场资源配置创造了前提条件，建立在货币关系基础上的(银行)信用关系进一步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

2001年以后，我国信用制度的研究向多角度展开，重点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信用制度总体框架研究。陈洪隽、马经等对信用制度总体构架进行了全面探讨。认为我国失信严重的根本原因在于信用制度不健全，即金融机构信用管理制度不健全是内在原因，社会信用伦理制度不健全和信用法制不完善是外在原因。黎越等介绍了国外的信用制度经验，如在奥地利申请信用卡和个人消费贷款的条件比较宽松，但对各户信用的监管却有一套完善的程序和制度。各银行和金融信贷机构一般通过相互合作或向银行同行业同业协会等查询各户的信用资料。(2)信用文化建设分析。张曙光认为，政府不能对金融机构提供隐含担保，不能行政组织债转股，建立信用制度首先要规范政府行为，要对封建文化进行扬弃，加强道德教育，试办道德法庭。(3)个人信用制度分析。学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经验，包括成熟的制度体系、各具特色的管理模式、众多的业务机构参与者、种类多样的业务品种、完备的法律支持体系等，并据此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包括建立完善的个人信用制度、消费信用的商业保险制度、担保保证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相应的法律法规也不健全。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制度和法规。

进入2002年，我国理论界着力于信用制度对策研究，如赵怀勇等人提出，应加快个人信用立法步伐，修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出台关于征信数据开放和规范使用的法律法规；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包括健全法律体系，制定行业法规，加强行业管理，保证资金投入；进行统一规划和领导；促进中介机构发展和数据库建设；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建立相应的惩罚机制。汪劲指出，国外的信用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可概括为发达的征信评估业；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政府和专业协会的有效监督和管理；广泛而深入的信用管理教育和研究；精细分工的信用管理行业等。

二、国内外信用制度研究现状之评析

对国内外信用制度理论研究成果作了介绍，并与域外的理论研究进行比较后，我们可以对我国学界关于信用制度的研究现状有一个大概认识。研究现状是为了将来，我们应对现状进行成败得失的总结，以便为将来的研究提供经验教训，指明方向。

总的来说，我国学界信用制度研究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理论研究的成果来源上来看，我国学者对信用制度的考察多从比较法方法出发，对国外的相关理论成果进行了批驳与吸收，形成了自己比较综合的观点。可以说，我国对信用制度研究的每一个进步，几乎都离不开对域外成果的进一步吸收借鉴。总体上，我国信用制度的研究是建立在域外研究的基础上。这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向先进理论的靠拢，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的理论研究尚处于原始积累阶段，对先进理论还有些消化不良，不能很好地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

第二，从理论研究的对象角度来看，我国对信用制度的研究注重从规则角度进行，研究大多集中于对象的基本理论层次，如概念、本质、特征、功能等，尽管相对于早期的研究，我国现在的研究已有所具体化(如对个人信用的探讨)，但总体上仍没有对信用实践和个案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

第三，缺乏对信用制度模式建设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信用制度经过150多年的发展，已逐渐形成了公共征信和私营征信并存的欧洲模式、信用服务全部由私营机构提供的美国模式和信用信息仅限于向会员提供信用信息查询服务的日本模式三种基本模式可供我们借鉴。这个问题是研究中国信用制度的基本问题，应首先得到解决。

第四，在建立和完善我国信用法律制度的研究方面，学者们的研究主要着重在介绍国外信用法律制度的成果，有针对性的实证研究较少，缺少建立和完善我国信用法律制度具体对策的研究。

三、我国信用制度完善的途径

笔者以为，信用制度的完善必须着重于在法律上重塑我国信用制度模式，完善信用法律制度，最终促进信用制度运行在法制化的轨道上。

1.我国信用制度的模式构建。我国建立信用制度模式，不可能完全照搬他国模式，应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功能分析，构建我国的信用制度模式。笔者认为构建我国的信用制度应将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信用主体的自由发展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政府为主导建立信用制度，以社会为主体来构建整个信用机制。政府在国家信用管理体系中应起到协助建立失信约束和惩罚机制并监督行业规范发展的作用，其职能在于扶植和监督信用机构的正常运行，推动信用制度立法，并且保证政府各部门的公共信息向社会开放，同时监督市场经济主体间依法公平、公正地披露信息和取得使用信息的义务和权利得以实现，保护公平竞争。而企业与个人的信用征信、信用评估、信用担保、信用调查及咨询服务从市场竞争的自由性及公正性来考虑则应交给市场主体来操作，让从事征信服务的企业采取市场化运营模式。为此，应在全国设立若干家信用征信机构，这些机构在业务上应既有竞争，又各有侧重。在地域上有一定的分工，在服务对象上有所倾斜，如有的主要为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服务，有的为零售商服务等。同时还应允许各中小城市建立地方性信用服务公司，这类机构的服务对象应主要是本地区的各类客户。

2.改革和创设新的信用法律制度，使我国的信用法律制度与国际接轨。任何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离不开立法的支持。信用法律制度就是国家对经济主体进行信用等级鉴定而出具信用证明或报告，规范其使用方法、有关处罚和奖励等法律、法规的总和。世界上信用法律制度比较先进的有美国、英国、德国等国，这些国家的信用法律制度都是值得我国借鉴的。

借鉴美国的经验，我国信用制度的立法需要从以下方面来进行规范：

首先在立法模式上，应建立信用制度基本法与相关单行法规配套的模式：在信用制度基本法方面，应制定《信用信息基本法》，美国称之为《信息自由法》，用来规范全社会各种信息主体采集、传播和使用信息的基本行为规范，以创造良好的信息环境。

一套完善的信用管理法律制度，可以使信用主体预见到自己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并据此趋利避害，按照规则行事。在单行配套法律方面，应在以下几方面完善相应的信用法律法规：

第一，应制定全国统一的《企业信用管理法》、《个人信用管理法》、《公平使用信息法》等规范信用的专门法，将企业信用体系和个人信用体系纳入法制化轨道，明确对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和国家安全的信息等特殊信息的保护措施，保证征信企业能够合理采集和使用信用信息。

第二，完善现行《公司法》、《证券法》有关民事责任的规定，加大失信者的违规成本。

第三，建立调整信用评价行为的法律制度。通过制定《个人信用评级办法》、《企业信用评级办法》、《信息公开法》、《信用信息查询办法》、《信用评估机构登记管理法》等法律制度，规定对个人、企业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信用信息进行公开评价的具体办法。

第四，建立作为奖惩体系的信用法律制度。制定《信用分级及奖励办法》等法律法规，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合同法》、《监察法》、《刑法》等一系列现有的有关信用的法律规范一起，构筑起有效的信用奖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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