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公司上市中风险分析论文

摘要:文章分析了我国私募基金发展中存在的法律风险、操作风险、道德风险和信用风险,并从推进私募基金合法化、资金来源结构的风险控制、私募基金管理者的道德教育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规避私募基金风险的措施。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保险公司上市中风险分析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保险公司上市中风险分析论文 篇1：

构建“疏防调赔”结合机制，解校园安全纠纷

2020年6月起，广州市白云区通过构建校园安全纠纷“疏防调赔”结合机制以来，充分调动第三方社会资源，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优势，制定一体化的工作流程和服务标准，参与到校园安全管理工作中，积极协助平安校园、法治校园建设，为学校和广大师生提供一个有效防范、快速化解校园安全纠纷的平台，为提高白云区校园安全防控能力，维护校园和谐平安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一、以心理疏导为基础，推进校园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广州市白云区教育局依托第三方社会组织建设白云区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推进校园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一是建立区级校园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目前，已建成面积550平方的白云区心理健康服务中心，集心理咨询室、团体辅导室、心理测评室、心理沙盘室等多功能室为一体，配置音乐治疗椅、心理沙盘、心理测评系统、大屏会议系统等心理辅导設备，配备3名心理学专业的专职心理咨询师驻点工作。二是建立校园心理服务志愿者队伍。广州中立校调委牵头完成了“I志愿”官方网站服务团体的注册，通过对参加校园心理服务的志愿者进行志愿时加分，激励更多的心理服务志愿者参与。三是签订专业心理服务战略合作协议。结合白云区教育领域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统筹协调广州中立校调委与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广州医科大学脑科医院、广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等专业的心理服务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为教师、学生、家长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和培训、心理健康促进、心理问题预防、心理危机干预和临床就诊绿色通道等多种形式心理服务，实现促进学校师生心理健康发展，降低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

二、以防范风险为前提，提升校园风险隐患防控能力

校园安全事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事关亿万家庭幸福安宁，事关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学校作为公共安全事件易发多发场所，最让人牵挂。近年来，白云区以“防”为前提，着力提升校园风险隐患防控能力。一是提升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安全素养。指导学校管理者和教师通过职前教育、在职教育、工作实践学习校园风险防控知识，做到懂法规、懂责任、懂常识、懂方法，进一步落实学校安全工作责任，增强安全管理意识，提高安全教育、安全管理水平和能力。二是全面开展风险分析研判。定期开展研判，实现风险心中有数，做到“三个之前”，即：风险评估在决策出台之前、预防方案在工作开展之前、工作重心放在事发之前。例如，针对预防学生自杀问题，广州市白云区教育局联合广州中立校调委、江泰保险经纪广东营业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选取6所符合条件的中小学校作为试点单位，开展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工作，通过学生心理健康动态管理及分析，识别高危人群，及时处理急性应激反应，预防和减少极端行为的发生。三是强化校园风险防范宣传培训。依托于广州中立校调委纠纷报案信息平台，开设培训专栏，定期上线相关培训课程，同时，通过课堂教学、主题活动、应急演练等丰富活动的开展，营造浓厚的校园安全氛围。

三、以纠纷调解为核心，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矛盾调处

经统计，当前校园安全纠纷类型以学生意外伤害纠纷为主，其次是劳资纠纷、学籍纠纷、坠楼、猝死等产生的纠纷。正视这些矛盾，不断探索创新解决矛盾纠纷的方式方法，形成多元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对于建立和保障稳定的社会秩序、构建和谐校园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探索社会组织参与矛盾纠纷多元调解，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社会组织具有自治性、组织性、公益性、专业性等特点，是社会利益关系的有效调节器，在化解矛盾纠纷中可以充分发挥平和调处纠纷、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缓解诉讼压力、畅通利益表达等重要作用和独特优势。通过积极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可以把一些原来由政府履行的职能交由社会组织来承担，从而大大降低行政成本，实现政府管理与社会调节的良性互动，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二是搭建第三方纠纷调解平台，维护校园正常教学秩序。白云区教育局通过与广州市中立校园安全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中立校调委）合作，共同搭建平等沟通、协商解决的第三方平台，通过积极宣传，引导当事人自愿选择适用社会组织专业调解各种校园安全矛盾纠纷，及时主动把矛盾纠纷从校内转移出校外，维护校园正常教学秩序。三是指导社会组织提升调解能力，确保矛盾纠纷调解效果。在白云区委政法委、白云区教育局的指导下，中立校调委通过招募“懂教育、懂法律、懂调解、懂政策、懂心理”的专业人员担任专职调解员，组建教育、医学、法律等专业领域的专家库，建立规范调解程序，提高调解效率。校园安全领域矛盾纠纷发生时，派出调解员到一线处理纠纷，同时由专家提供专业分析意见，调解结果作为保险理赔依据写进保险合同，实现纠纷调解与保险赔付的无缝对接，确保矛盾纠纷调解效果。目前，中立校调委已成功调处了白云区66中附小劳资纠纷、时代玫瑰园小学家长欠缴学费纠纷、永和小学因政府拆迁引发纠纷、龙岗小学学生摔伤纠纷等18起校园安全纠纷，还有正在调处的校园安全纠纷8例，共收到家校双方赠送的锦旗、感谢信10余次，社会组织参与全区纠纷矛盾化解工作得到了有关学校及当事学生家长充分肯定。

四、以保险理赔为后盾，健全权益保障和风险分担机制

当前中小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已经成为威胁中小学生人身安全的首要因素，也是影响校园和谐稳定的最大不稳定因素。鉴于此，白云区积极推进校园综合保险和学生平安保险普及工作，积极保障学生合法权益，分担学校赔付风险，着力维持校园正常教育秩序。一是选择专业保险机构，提高风险共担能力。白云区引入江泰保险经纪公司免费提供风险顾问服务，发挥其专业优势，引入更多专业资源，由其协调摇珠入围的五家专业保险机构，以共保体形式共同承接全区校园安全相关保险服务，提升保险风险共担能力。二是重构保险方案，满足权益保障需求。结合校园安全行业风险特点和纠纷解决的现实需求，入围的五家保险公司创新机制和理念，全面重构保险方案，设计专用风险保障条款、理赔规则和服务项目，扩大保险责任范围，最终确定了校园综合保险和学生平安保险两个主推险种方案，通过建立健全学生伤害事故风险保障机制和商业化风险分担机制，提高学校和学生的抗事故风险能力，减轻学生家长和学校抵御意外事故的经济负担，保障学校、学生和家庭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教育教学秩序，促进教育稳定和谐发展。三是广泛宣传保障政策，推进保险保障覆盖全区。2020年，白云区共组织8场区域性“疏防调赔”机制宣贯会，通过现场及视频会议形式向广大学校宣传工作机制、运作模式、纠纷处理程序等内容，在全区建立良好、稳定的工作机制。全区现有612所学校通过“教保网”线上投保平台投保校园综合保险，投保率为96.84%，保障覆盖全区32.45万名在校学生、2.7万名教职员工;共有12.07万学生家长通过“泽安保”线上投保平台投保学生平安保险，投保率为37.18%。截至2021年3月底，5家保险公司共受理学平险、校责险、教职员工校责险理赔受理案件1483件，已结案件和未决案件预估赔付金额累计约232多万元。

作者：赖庆平 曾维政 伍丽钧

保险公司上市中风险分析论文 篇2：

我国私募基金发展中存在的风险及对策研究

摘要:文章分析了我国私募基金发展中存在的法律风险、操作风险、道德风险和信用风险,并从推进私募基金合法化、资金来源结构的风险控制、私募基金管理者的道德教育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规避私募基金风险的措施。

关键词:私募基金;风险;信用体系

我国的私募基金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虽然发展迅速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地位和政策性支持,其运作和发展始终以地下或半地下的方式进行。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各项改革的深入,私募基金在我国合法化的趋势不可阻挡。作为我国资本市场自发形成的产物,其合法化是一种历史必然,我们应当正视私募基金发展壮大这个事实,合理地对其进行引导,让私募基金发挥对金融﹑经济的积极作用,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及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就我国私募基金发展中所面临的相关风险展开深入分析,并探讨其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我国私募基金发展中存在的风险

(一)私募基金的法律风险

就我国私募基金而言,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法律依据和保障。我国在立法上私募基金方面尚是空白,投资基金法也迟迟未能出台。我国的私募基金一直游离于法律监管之外,没有取得合法地位,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法律对私募基金的投资者未有严格的规定。在我国的法律上对私募基金的投资者未有严格的规定,但是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国家,对投资者有严格的规定,比如美国,私募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必须拥有500万美元以上的证券资产,而且最近两年的平均收入最少在100万美元以上。只有资产在2500万美元以上的机构投资者才有资格投资私募基金。因此,投资私募基金实际上是“富人的游戏”,因为只有富人才能承受这种特殊的风险。并且在设立过程中,不允许私募基金对公众进行任何形式的广告宣传,特定的投资者只有通过送上门的买卖契约文件或投资咨询会、个别面谈等形式,才能了解和投资于私募基金。

2、我国法律对监管私募基金的机构尚未认定。我国目前实施的是分业监管,本质上是资质合规性监管。现行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主要是以行业为主线建立的,每一部法律都有一个专门的监管部门与其对应。不同行业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法律依据不同,相同业务采取不同形式运作,受到的监管宽严程度也不同。如果由信托公司开展,则依据《信托法》,资金信托还必须满足最多200份合约与最低5万元投资额的限制;如果由证券公司开展,则依据《证券法》不受投资额的制约;而商业银行开展的委托贷款则由《商业银行法》规范;保险公司开展的投资分红保险由《保险法》规范。在这种分业状态下,不同行业法律和监管不一致,行业监管之间的协调不足,存在监管机构重复监管和监管空白的问题。资质合规性监管游离于金融企业日常业务活动之外,不能获取充分的机会了解金融企业业务开展情况以及业务风险是否得到有效控制。此外,资质合规性监管往往是以事后检查为主,难以事前发现并有效阻止错误行为或者违法金融行为发生,更谈不上控制行业风险。一段时期内,严格资质审批监管对于稳定金融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这种宏观监管造成监管体制僵化,市场缺乏创新能力,企业缺乏活力,投资者得到的金融服务“同质化”现象严重,金融服务存在价高质次问题。这种低效率的“金融稳定”是以牺牲金融机构自由竞争和创新为代价。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彼此垄断,各自封闭,在各自领域内独享垄断利润,企业低效率运营,没有动力去竞争和创新。证券监管实际运行效率有待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部门、市场中介监督和私募基金内部审计三者之间尚未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使得3股力量没有实现有效的联合。

(二)私募基金的操作风险

私募基金本身具有高风险特征,其预期收益波动是难以预料的,并且不同基金管理水平差异很大,这就造成了私募基金合同届满不能履约还款风险。目前,我国私募基金资金主要来源于同业拆借资金、回购资金、上市公司用于短期投资的委托理财资金等。从资金来源结构看,私募基金资金的来源主要是一些短期投资的委托资金,而私募基金的运作需要相对较长的运作周期,资金来源在期限结构上存在不匹配的问题,到期偿还投资资金可能导致潜在的违约操作风险。此外,证券公司从事受托理财时,主要是以上市公司等机构为主要客户,由于这些客户在与证券公司谈判中处于优势,因此他们要求有最低的回报,并且最低回报还相当高(一般是6-8%,通常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并且大多数委托理财协议是在年前后签署的。多数合同都在年底到期,这意味着每到年底证券公司都将面临兑付高峰。从公开信息数据分析,上市公司委托理财期限在1年左右的合同共约占委托合同问题的50%,期限有有6个月的合同约占15%。委托投资期限过短,客观上提高了私募基金可能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受托资产始终面临兑付压力,证券公司就会被迫陷于波段操作,放大了操作风险。

(三)私募基金的道德风险

私募基金的组织结构是一种典型的委托——代理机制,有限合伙人将资金交给一般合伙人负责经营,只对资金的使用作出一般性的规定,通常并不干预基金经理的具体运营。在运营过程中,私募基金经理和基金持有人都追求期望投资收益最大,私募基金经理越努力,收益越大,可是私募基金经理除了拿固定的管理费之外,还可以拿业绩提成费用,当业绩提成费用大于管理费用时,私募基金经理并不会采取使双方利益最大化的投资策略,因为这样选择并不能使其本身利益最大化,而是可能会滥用自己的职权去追求更多的个人利益,从而使基金持有人的资产将承受更大的风险,所以即使私募基金有较为优越的激励安排,但代理人的道德风险仍然存在空间。

(四)私募基金的信用风险

私募基金面临的信用风险是指私募机构因倒闭或其他原因不能履约而给投资者带来的风险。由于私募基金很难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在现实中的履行往往依赖于当事人的市场信用。在牛市中,私募基金的高回报率往往能够兑现,一旦行情转坏投资收益就难以保证。更为直接的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法律地位不确定,很多基金管理人短期行为严重,经营风格激进,既没有内部的风险控制机制也没有外部的监督约束,再加上合约先天的法律缺陷,一旦市场大势发生逆转,基金经营的资产质量下降,将会引发很多金融风险。目前私募基金的运作机制,一方面是靠管理人必须持有较高的股份(10-30%),以进行利益捆绑,另一方面,是靠管理者良好的个人信用和盈利记录。但由于环境是不断变化的,任何信用都是有限度的。由于在法律上没有正式的地位,私募基金与客户签定的合同并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客户与管理人中的某一方不遵守合同,从而给另一方造成损失,受损的一方缺乏有效的保护手段,可能会以不规范的方式解决不规范的问题,导致出现严重的后果。

二、我国私募基金规避风险的对策

(一)推进私募基金合法化,使私募基金有法可依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私募基金无论从规模还是市场影响力来讲都已经成为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只有对其进行正确引导,尽快确立其法律地位,让私募基金发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才能得以健康发展。首先,严格要求私募基金投资人的资金稳定性和风险承担能力。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经验,私募基金投资者为自然人的其净资产不得少于100万元,出资额不得少于20万元;机构投资人净资产不少于1000万元,每次投资额不少于100万元,且投资人要求具备一定的投资经验和金融知识。其次,出于保护基金投资者利益和基金业健康发展、以及确保我国证券市场稳定发展的需要,私募基金的管理人必须具备符合要求的足够的准备金、经营业绩、人才和营业硬件设施等市场准入资格,并且,管理人的资格应该是竞争性的,而不能是垄断性的,设立私募基金时应向证券监管部门备案。最后,引入信托机构,完善托管人职能。通过立法的形式规定,基金管理人应于托管人相分离,资金专归托管人管理,而且当基金账面资产低于一定水平时,托管人有权利对其头寸进行强制平仓,从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二)加大对私募基金资金来源结构的风险控制

私募基金的操作风险主要是来自资金来源方面潜在的风险和资金结构方面潜在的风险。针对资金来源方面的风险,可以加强对银行信贷资金的投放进行管理,控制信贷投放的领域和额度,银行要对自己所投放的资金进行跟踪调查,发现风险,及时采取相应措施,防范风险进一步扩大化,同时,银行之间要进行信息共享,防止多家银行向同一私募基金过度放贷。针对资金来源结构方面的风险,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让投资者投入到私募基金中的资金不能够随意赎回,但是基金份额可以转让。这就有效保证了私募基金的投资策略不受资金变动的影响,也能够倡导私募基金迸行价值投资,减少投机,这样也有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

(三)加强对投资者的风险教育和对私募基金管理者的道德教育

私募基金发展中存在的道德风险,虽然无法避免,但可以采取相关措施将道德风险最小化,维护投资者的利益。首先,加强私募基金的监管,提高私募基金的信息透明度。私募基金的道德风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私募基金的投资者和基会管理者之问的信息不对称性造成的,私募基金经理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惜以损害投资者的利益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次,要提高投资者的专业知识水平和风险意识。如果私募基金的投资者具有很强的专业知识水平和风险意识,就能够对自己的投资作出合理的选择,同时,有动力和能力监督私募基金的正常运作。这也能够有效地减少私募基金的道德风险,促进私募基金管理者尽可能的为投资者利益服务。再次,加强对私募基金管理者的道德教育,建立完善的道德教育体系,其实很多运行机制都是建立在个人的自我约束基础上的,因此私募基金的有效运行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自我道德规范的约束。

(四)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加强对整个社会的诚信教育

目前,由于信用约束机制和市场机制的不健全,我国市场经济信用状况缺失现象普遍存在,在私募基金中,这种现象更为普遍。这主要是由于私募基金经理为了追逐更多的个人利益,常常会让自己所管理的资金承受更大的风险,一旦投资失败,私募基金经理如果违约,就会给投资者造成损失,同时又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投资者的利益经常会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对于私募基金这样的信用风险,其管理方法则主要采取现场检查、保证充足的担保和保证金,同时可以使用模型化的方法进行管理。另外,加强整个社会的诚信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我国整个市场经济信用体系得到完善,私募基金信用风险才能够降低到最低程度,同时各参与方的利益也就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

参考文献:

1、戴清.私募基金的风险分析与评价[J].系统工程,2003(5).

2、殷洁.私募基金的合法化及其风险控制[J].金融与经济,2004(11).

3、王苏生,邓运盛,王东.私募基金风险管理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7.

4、王凌燕.中国私募基金发展问题研究[J].经济与管理,2007(3).

5、田晓林.中国私募基金:威胁、出路与前景[J].经济研究参考,2006(13).

*本文为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小企业信贷融资配给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项目号:07YBB18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

作者：胡晟姣　杨　静　易碧蓉

保险公司上市中风险分析论文 篇3：

每个人都得到保护的金融新秩序

在传统的金融市场中，投资者已经习惯于自身的风险并低估它，这就使得我们无法正确评价社会用来化解风险的政策。我们只有真正面对风险，并利用科技手段，及时采取措施应对这些风险，才能规划出能够激励人们更富于冒险精神的经济制度

很多国家在经历了高增长后就进入了消退。我认为中国宏观市场规模巨大，可以将GDP指数出售给外国投资者的宏观证券市场，这意味着中国经济风险是由所有投资者分担

房子由土地这种稀缺资源决定，难免会产生泡沫，并在大城市中出现房价被高估的现象。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同样吸引着房地产投资的增加。而政府控制银行，银行给房地产商贷款，这样政府成为泡沫的间接发起者

从中国经济的整个体系走向看，我认为中国需要对工资进行补贴，减少差距，通过税制改革使人们免受其害，同时利用电子货币进行交易，建立良好的保障体系，建立一种宏观证券市场，推广房屋价值保险等等。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起时，就能构造一个新的金融大秩序

3月6日，当罗伯特·希勒再次来到北京时，他的语气深沉了很多。股市中熄灭的泡沫冲去了昔日的慷慨激扬，这位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将用《金融新秩序》重新诠释“非理性繁荣”背后的风险。

人们可以从希勒的《非理性繁荣》中找到这样的结论：公众对股票市场的注意以及人们赋予股市的重要程度都被夸大，股票市场不会使所有人致富，不会解决经济中存在的所有问题，投资者仅是为选购股票而关注商界行为是愚蠢之举。那种认为股价一直上涨的想法更加荒谬。

同时，股市的有限性促使希勒甩掉宿命论影响，以科技发展驱动力分析风险本质。希勒说：“我们只有真正面对风险，并及时采取措施应对这些风险，才能规划出能够激励人们更富于冒险精神的经济制度，并把这样的制度遍及全社会。”这被这位耶鲁大学教授认为是金融新秩序的基石。

从非理性繁荣到金融新秩序

《商务周刊》：您提出金融新秩序的初衷是什么？金融市场一直是变化的，您眼中的新金融秩序与原有体系到底有什么差别？

罗伯特·希勒：在传统的金融市场中，投资者已经习惯于自身的风险，这就使得我们无法正确评价社会用来化解风险的政策。低估经济系统中的风险是自然的，就像没有正确评价机遇在我们成功当中的角色一样。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会意识到自身风险的存在，因为它们本身就在我们眼前，只不过我们一直没有理解风险的本质。我们只有真正面对风险，并利用科技手段，及时采取措施应对这些风险，才能规划出能够激励人们更富于冒险精神的经济制度。

当然，科技让投资人得以更加理性地考虑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在这样的前提下，人们利用风险管理工具和解决投资计算的工具，配置最佳投资组合，而不再是直觉和传统的拇指法则。另一方面，金融大众化成为趋势，金融产品更新速度加快，产品设计更多地考虑人类对环境的反映。

金融本身就是要通过多数人来分担风险，减少个别人所承受的损失，因此，我们提倡金融大众化，鼓励创造者和发明者抛开风险实现自己的梦想。首先，金融大众化可以有效解决经济无理由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其次，伴随数字科技的发展，金融解决的问题更具有现实性。管理那些由于新兴因素引起的风险，并建立强大的基础设施以支持金融创新成为一种趋势。可以说，金融大众化和新技术进步是我提出金融新秩序的初衷。

应该提出的是，新技术使许多事情成为可能，但是实施中还有人类固有的局限性。良好运转的风险管理就类似于工程师设计的“人类基因工程”，我们需要一种人类金融工程。

《商务周刊》：在您提出新金融秩序的同时，是否意味着过去非理性繁荣时代已经结束？

罗伯特·希勒：现在市场的情况是交易量大增，市场变得比前几年更加活跃。因为投资者信心已经恢复，市场情况可能会超越2000年时市场巅峰时的状态。

我很难对一个时代结束做出严格的界定，因为金融创新始终在继续，只是三方面的问题一直与金融创新并行。第一，过度投机活动的存在。上个世纪由于投资者心理和狂热的驱动，资本市场表现出过度波动，当时甚至没有反映相关情况的指数，因此，当大量研究表明单个股价的确反映了关于未来基本面的市场价值时，市场就更容易对未来做出预期。

第二，有些金融创新鼓励黑幕交易、误导甚至欺诈，导致管理公司最后失败。新技术发展可能也会为这些行为提供便利，但是金融技术仍然应该继续推动和完善，不能因噎废食。

第三，政府权威的丧失。政府可任意进行金融安排，或者宣布合约失效，长期金融安排没有可以应付政治不稳定性的对策。再加上金融创新中需要克服的道德风险。

上述现象存在于非理性繁荣时代，但是从长期来看，金融大众化是趋势，我们应转向更广的经济风险分析视野，更好地理解和面对风险管理新秩序。

《商务周刊》：您为什么一直在中国推广您的“金融新秩序”？您认为它在中国市场到底起到多大作用？中国金融市场“稚嫩”的现状距离您所谓的金融新秩序还有多远？

罗伯特·希勒：金融新秩序研究的灵感其实并非来自于美国或是欧洲这种金融市场非常成熟的国家，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该如何处理金融市场中的风险和波动。相反，理论是以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为基础的。

在金融方面，中国现在有很多热门话题。例如人民币汇率问题、银行坏账问题、资本管制问题、二板市场的建立等等。但实际上，汇率仅仅是与进出口状况有关的问题；银行坏账问题也是可以通过信贷方式解决的；中国股市也很快成熟，建立像纳斯达克那样的交易体制并不是困难的事。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短期的，中国很难借鉴或效仿其他国家。我想强调的是更长期、更根本性的风险，它们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我在《金融新秩序》书中提出了许多关于重振经济的主张，但是我并不确定哪一项对中国市场是最有借鉴作用的。中国金融秩序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整体市场价值不能充分体现。但是，你应该看到中国发生的可喜变化：中国金融市场经历了十年变化，就相当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初期上百年的历史。更何况，你无法想象十年后中国资本市场到底是什么样。

我认为，中国很快将实行市场退出机制，就像欧洲和美国一样的制度。这样从远期来看，金融新秩序将会产生。

中国宏观经济的风险及其创新应对

《商务周刊》：您怎么看待中国GDP的增长以及政府对GDP的拉动？您认为这其中存在什么风险吗？风险又该如何化解？

罗伯特·希勒：中国经济一直保持9%的高增长，相比许多国家GDP的年增长率仅为3%，如果中国也按照3%的速度增长，中国需要90年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中国政府给自己的挑战是，中国要用30年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中国就必须保持9%的高增长。那么，中国能否保持这样的高速增长呢？实际上，有许多因素可以减低中国经济的增长，比如，由于中国目前的工资水平很低，当它变高时经济的高增长就会消失。这从许多国家的经历看也是如此，它们在经历了高增长后就进入了消退。墨西哥最近就发生了最令人失望的增长和停滞。中国其实也面临这样的风险，但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去面对和处理这些风险。

这就是宏观市场风险的问题。我认为宏观市场规模巨大，完全可以化解和分散风险。例如中国可以将GDP指数出售给外国投资者，这意味着中国经济风险是由所有投资者分担。从现在的情况看，中国的上市公司仅占GDP总额的10%。只有GDP的10%才上市交易，那么剩余的90%为什么不考虑呢？我认为中国应该出售GDP的一部分给外国投资者，这样就可以减少风险。而实际上，很多投资者都愿意来中国投资。

由于宏观证券市场的创造，将使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有大型风险的交易成为可能。在宏观证券市场中，与美国GDP挂钩的证券将允许全球的投资者直接投资于美国经济，他们将可以比现在更广泛地分散他们的投资组合——整个国家的经济不仅是股票市场部分。宏观证券市场反映了经济体中本来已经存在的风险，由于这些风险变成了可见风险，人们就可以更好地管理它。

1994年，人们发现保加利亚在其他国家发行过这种GDP凭证。当时，石油是重要的资源，随着油价起落，油价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它不能发行与油价相连的证券。它发行了一种与GDP相连的证券。这对于保加利亚是非常幸运的选择，因为保加利亚是世界上最不成功的经济体之一，它因此可以减少经济发展缓慢对国家的冲击。这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

我们现在也正准备和美国交易所开展合作，已达成交易宏观证券的共识。我希望也能在纽约交易中国宏观风险证券，投资者可以买进和卖出中国，也可以改变投资组合分散风险。当然还有其他国家GDP关联的证券。2004年1月，西半球各国首脑在墨西哥召开会议，准备推出与GDP相挂钩的证券。其中，阿根廷已经建立相关证券与GDP增长长期挂钩。近年来，阿根廷GDP降低了20%，这种证券显然对它有利。

《商务周刊》：中国经济界正在发生一场争论，2004年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一直在上扬，您是否认为中国出现了通胀？这种趋势是否属于输入型通货膨胀？我们又怎样避免这种风险？

罗伯特·希勒：我一直对中国经济很有信心，所以我并不认为中国通货膨胀水平表现异常。事实上，通胀可以通过利用电子货币支付体系规避风险。如同几何学家寻找固定长度的测量单位，经济学家希望预测的货币价值不随通胀变化。

电子货币是指数性货币单位。可以用来避免通胀。以南美的智利为利，UF就是除货币单位比索之外的指数货币单位。UF与通胀相连，UF与比索的比价是随市场变化的。这就相当于中国的保值储蓄。虽然UF的计算有些麻烦，可是的确起到了防止通胀风险的作用。

中国是处于开放市场下的转轨经济国家，通货膨胀水平难免会受到国际市场和中国国内产业结构的影响。通过国际协议中的通胀合作，风险可以通过交换得以缓冲。

《商务周刊》：您如何看待中国处于转型期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应对这样的局面，税收制度应该怎样调整？

罗伯特·希勒：中国和其他转型国家一样，也面临着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拉大的风险。收入有差异是必须的，这样才能对人们进行激励，但是要防止极端的不平等和差距过大。从基尼系数来看，中国从1980年的0.33到2000年的0.46（0代表完全平等，1代表完全不平等。）中国为什么出现不平等，是因为转型期不可能同时达到富裕，与此同时，新科技的发展导致赢家通吃，进一步拉大差距。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税收制度应该更有效，并让每个人得到保护。更富的人应该缴纳更多的税，同时，低收入低收税也适用于低收入人群。另外，要把找不到工作就在家享受政府补贴，变成有工作但收入低于一定限度才能补贴。当然，中国的农民很多，对他们完全进行补贴是不可能的，我所说的是在农民消失之后减少的不平等。因此，我们需要提前进行不平等风险的防范。

《商务周刊》：人民币汇率也是影响中国宏观市场的重要因素，那么您又如何预计中国汇率的变化？

罗伯特·希勒：可以肯定的是，2004年人民币升值压力大于2003年，人民币汇率本身会产生波动，升值不是最大的问题。温家宝总理近期也表示，人民币可能变得更加灵活。尽管中国的银行系统和资本市场有些问题，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非常快速和稳健。我认为汇率问题可能会通过信息沟通和多轮协调解决部分问题。

房地产泡沫及风险应对

《商务周刊》：您去年在给我们杂志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房地产市场难免会产生泡沫。现在中国一些大城市房价也普遍偏高。在您个人看来，泡沫是怎样造成的呢？

罗伯特·希勒：房地产泡沫是由于开放市场造成的。房价对我们家庭的影响完全不同于日常消费品的价格波动。房子由土地这种稀缺资源决定，难免会产生泡沫，并在大城市中出现房价被高估的现象。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同样吸引着房地产投资的增加。而政府控制银行，银行给房地产商贷款，这样政府成为泡沫的间接发起者。这种现象在美国同样存在，当格林斯潘控制利率的时候，美国房地产充满泡沫。当然政府不是惟一的泡沫制造者，很多时候泡沫正是由投资者引起的。

《商务周刊》：如果按照“金融新秩序”的解释，应该怎样避免房价的风险呢？当大城市的地产价格变化时，投资者怎么办？

罗伯特·希勒：正是由于房价波动，很多人都因此担心房价下跌，进而对在大城市买房失去信心。因为大城市房地产急剧扩张后，肯定要面临下跌的风险，最终让人们失去定金和储蓄。不过，这种房价风险是可以通过房屋价值保险加以解决的。

1977年，第一个房屋价值保险在依诺依州橡树公园出现。它的背景是，在70年代，有黑人居住的社区房价就会下跌。为消除社区的担心，市政发行保险以避免价格下跌风险带来的影响。这个公园的例子非常成功，房价因此稳定，居住人群由黑白人共同组成。这一举措后来被其他城市仿效。

1988年芝加哥也采取了这种方式，市政当局建议实施与房屋价格相连的保险。但相对于橡树公园的房屋价值保险取决于具体房屋的价值，我提出的主张是进一步把房屋价值保险与房屋所在地区的房价指数联系起来。这样，同时又可以避免出现道德风险——房屋出问题也得不到维修，因为房屋价格下降，房主会获得保险补偿。

在美国，通常房屋价值保险有效期为30年，若在3年内出售，将按保险公司所计算房屋价格指数变动给予不同补偿。如果10万元，指数降10%就得到1万元补偿。这仅是个开始，未来可以看到更多保险，而合理的保险使人们根本不必要担心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变动。

《商务周刊》：这就是您所说的新型管理风险和金融创新的典型表现吧？可是，金融创新在解决风险时也会创造新的风险。

罗伯特·希勒：是的，有效的风险管理与金融创新是密切相连的。事实上，我所谈到的新金融秩序可能被称为激进的金融创新，但它使原来没有解决的风险得到分散和对冲，使金融创新民主化，所有人都获益。

尽管经济学家证实大萧条不是由技术进步造成，但是技术进步确实给社会带来巨大挑战，不能确定某种创新究竟伤害谁，谁受益，不确定性的结果只能等时间揭晓。

但现在指明方向是必要的。对于个人而言，只有针对经济福利衡量的总体指标进行保险才最有效。金融新秩序主张，在国家出现危机时，必须有一套设计良好的个人激励机制应付眼前危机，最大限度减少对个人收入的随机冲击。

另外，金融创新就是重新设计框架，使人们看到自己的风险，并使以前没有涵盖的风险得以有机会冲销。其实，把风险分裂对待是金融领域的最大问题。金融市场体系随时间和技术发展不断更新，因此在变化的市场中，金融体系也需要不断革新，以应对金融风险的改变。

《商务周刊》：最后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待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创新以及模仿？

罗伯特·希勒：人类历史有很多激进的想法，不同国家在不同时间有很多金融创新。但当一个国家成功创新后，往往被其他国家模仿。我们现在发现很多国家有许多类似金融创新，就好像各国有同样的汽车一样。

但是，中国不能总是模仿其他国家，更要走出自己的路。从中国经济的整个体系走向看，我认为中国需要对工资进行补贴，减少差距，通过税制改革使人们免受其害，同时利用电子货币进行交易，建立良好的保障体系，建立一种宏观证券市场，推广房屋价值保险等等。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起的时候，就能构造一个新的金融大秩序。在这个新的金融大秩序里，每个人都得到保护。

作者：刘丽娟　钟加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