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论文

摘要：从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视角出发，基于长三角区域2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探讨2010至2017年间其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论文 篇1：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空间耦合关系研究

摘 要：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人口与经济在空间上的联系，存在一定的演变规律，这也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之一。选取人口和GDP两大指标，根据地域重心和地理集中指数等方法，运用arcgis等软件制作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的地理坐标轨迹图变化图表，分析其变化趋势和驱动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结果表明：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人口和经济分布具有较大的不均衡性，人口分布主要体现为向交通干线和区域中心城市集聚，其周围人口密度远远大于其他区域人口密度；经济分布主要体现为交通干线周围优于其他区域，而且人口和经济重心的总趋势是从西南向东北方向移动。

关键词：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空间耦合

引言

在社会发展中会出现地域空间上的差异，形成不同的专业分工、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的区域，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地区间自然禀赋的差异性。人作为资源禀赋之一，也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对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确定的正相关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人口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带动该区域人口的高度集聚。因此，人口与经济在空间上具有耦合性，这也符合“增长极”理论和非均衡增长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

秦振霞运用河南省1987—2007年二十年的人口和经济数据，用区域重心法计算其重心及动态变化轨迹，并分析了其变化的驱动因子；徐建华运用近二十年来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三次产业、人口、国内生产总值等数据，计算出其重心以及演化的轨迹；徐艳艳以人口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为主线，分析了甘肃省十年间二者之间的不平衡性，用GDP重心与人口及三产业重心的相关系数来说明其相互之间的耦合关系；钟叶喜运用区域重心法不仅从总体上把握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人口与经济的耦合关系，而且运用地理集中指数法对区域类型进行划分，把握了区域内部各单元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度。毕其格在选取内蒙古自治区人口和经济相关指标的基础上，建立了二者之间的关联度模型，计算出其耦合关系及形成原因，并预测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发展趋势。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位于中国中部腹地，长江中游，以洞庭湖为中心，包括周围湖南省常德、岳阳、益阳、望城区以及湖北省荆州四市一区，总面积达6.05万平方公里，2012年人口达2 240.26万，实现生产总值7 204.48亿元，2014年4月14日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拥有丰富的生物资源，是众多生物理想的繁衍地和栖息地，同时，洞庭湖对雨季时期长江和湘江等众多河流的洪峰起着重要的调蓄作用，保障了该流域的生态安全。因此，研究该区域内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完善经济区功能布局，促进区内协调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决策依据，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运用区域重心的模型和方法，对洞庭湖生态经济区2003—2012年十年的人口重心和GDP重心进行计算，并将二者进行比较，综合反映其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运用arcgis绘制出二者移动轨迹，有利于更直观地了解其变化规律和特征。

1.区域重心

区域重心是指区域内某种事物承受重力的合理所集中的一点，区域重心随着区域内各部分重力的变化而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区域总体分布状况，其变化趋势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区域内各部分人口和经济的均衡程度。假设存在一个由若干个小区域组成的区域，第i个小区域的坐标为（X1，Y1），在实际应用中取其政府所在地的坐标作为小区域的坐标，设M1为该区域的某种属性（如人口、GDP、面积等），则该种属性的区域重心坐标（x，y）为：

x= y= （1）

式（1）中，Mi为各县（市、区）的人口总数或GDP，在运算中取各县（市、区）政府所在地的坐标作为区域中心坐标（Xi，Yi）使用。

2.地理集中度

地理集中度是指通过某地理事物在整体中所占的比重来体现其集中程度。计算方法见公式（2）和公式（3）。

Rpopi= （2）

RGDPi= （3）

式中：Rpopi和RGDPi分别表示某时间内第i单元区域内人口地理集中指数和经济地理集中指数；popi、GDPi、teri分别表示第i个单元区域内的人口、GDP和国土面积；∑表示某种地理属性在区域内统计之和。

（二）数据来源

主要来源于湖南省统计年鉴（2003—2012）。行政区划图和政府所在地坐标通过查阅国家基础数据库获得。

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人口与经济耦合特征

利用公式1，带入该区域内各个县区的重心地理坐标、人口和GDP数据，通过计算得出2003—2012年的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并连接各点得出其移动趋势、距离（见表1）。

（一）人口与经济重心的移动特征

1.人口重心移动特征

（1）移动范围和距离较小。与经济重心移动的距离比较，2003—2012年人口重心总偏移距离为3 321m，平均每年移动369m。

（2）移动方向不规则，但总趋势是向东北方向移动。总体来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3—2006年，大致向东北方向偏移；第二阶段为2007—2009年，大致向西北方向偏移；第三阶段为2010—2012年，继续向东北方向偏移。总的来说人口重心移动的大致方向为从西南向东北方向移动。

（3）移动距离年际变化不均。从图中可以看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人口重心移动轨迹呈波动性变化，年际变化不均衡，年份变化最小的2011年移动距离只有24.4m，移动距离变化的最大的2010年达到2 935.3m。

2.经济重心的移动特征

（1）移动范围和距离较大。与人口重心移动轨迹相比，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经济重心无论年际变化还是移动总距离都比较大，变化较为明显。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2003—2008年，这段时间内经济重心移动轨迹没有明显的规律，移动距离为4 573m。第二阶段：2009—2013年，向东北方向移动比较明显，移动距离为24 695m。

（2）年际变化差异大。从年际移动变化来看，2011年移动距离最大，达21 297.4m，而移动距离最小的年份只有2008年的428.3m。2003—2012年经济重心总偏移距离为28 322m，年均偏移3 146.9m。

（3）空间移动总趋势为从西南向东北移动。十年间总共向东北方向移动了28 322m。

3.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耦合的特征分析

2003—2009年之间，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移动的趋势并不一致，甚至呈乱序发展状态，说明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很好的带动人口相应的集聚。从2010年开始，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都向东北方向移动，而且移动距离较大，分别占到十年移动距离的72.9%和77.1%，说明这段时间内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同时经济发展带动人口集聚的效应显著，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开始显现。

从整体上看，区域内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的十年变化总体趋势是一致的，都从西南向东北方向偏移，即向岳阳方向偏移。而且2010年后移动速度加快，偏移趋势明显。结合区域内各地的自然条件、区位、产业和政策来看，岳阳市濒临长江，拥有中国重要的内河港口岳阳港、京广铁路、京广高速铁路、京港澳高速公路等大动脉经过，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其次产业也因此向交通线周边集聚，进而带动人口的集聚。

（二）人口与经济地理集中度分析

根据公式（2）和（3），对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湖南）的25个地域单元进行人口与经济的地理集中指数的计算。通过此计算可以更直观地从时间和空间上分辨、比较出各个单元人口和经济地理集中度的差异。

（1）人口地理集中指数分布情况。从整体来看，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人口集中指数的高值去主要为三个地级市的中心城区，如岳阳楼区、武陵区、望城区、赫山区、资阳区等等，这些区域分别是各市政府所在地，具有政治、经济和交通等方面的优势，人口集聚条件优越，人口基数大，且增长速度快：2003—2013年间，岳阳楼区和武陵区的数值分别增加45.6%和39.6%，其余县区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说明人口极化现象比较明显。

（2）经济地理集中指数分布情况。2003—2012年间，该区域经济地理集中指数变化较大，且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2003年，经济集中指数高值区为岳阳楼区、武陵区和望城区，到2012年，高值区为岳阳楼区、武陵区和云溪区，其余县区差距较小，但总体上看，未来差距扩大的趋势仍比较明显。

三、结论与讨论

2003—2012年间，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都位于区域几何重心的东北方向，两者的偏移轨迹都经历了先向东，再向北，其中又带有不规则的偏移轨迹，但总体上趋势为自西南向东北偏移。

从各年的偏移距离来看，经济重心偏移距离远大于人口重心偏移距离，说明经济活动的活跃度更强；另外，经济重心上一年的偏移距离与人口重心下一年的偏移距离有明显的对应关系，说明二者相比，人口移动有明显的滞后性，经济对带动人口集聚的作用明显；总体趋势上呈现耦合的关系。而且近年来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都大幅度地向东北方向移动，说明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开始显现。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人口和经济地理集中度均呈现为集中在“两轴线”，即京广线和长常线，并向中心城市聚集；从区域内人口与经济集聚偏移的轨迹变化来看，交通区位条件对人口和经济的集聚效应明显；人口和经济的地理集中度相比较，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说明在空间上二者具有明显的耦合关系。

从2003—2013年人口与经济地理集中指数图可以看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人口与经济分布不均衡，中心城区的人口极化作用明显，在此基础上促进了经济总量的增加，进而导致了与其他县区差距的扩大，并在2003—2012年间有增强的趋势，说明人口与经济之间在时间上也存在着一定的耦合关系。

四、建议对策

（一）城镇化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要以国家战略和“一步一带”为契机，把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心，创新体制机制，提高区域发展水平，实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以人为本，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主动融入长江经济带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岳阳要做强做大湖南省的“首位门户”城市，打造长江中游重要的航运物流中心；益阳市要在产业、城市建设上作为长沙的拓展区，常德要在发展成为湘西北综合交通枢纽。

（二）产业方面

转变传统的小农发展思维和方式，创新农业经营体制，积极进行土地流转，加大农业补贴力度，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另外做好定位和宣传，发展湖区生态特色农业，建立现代高效农业支撑体系，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在城乡统筹发展中，重视产城融合，做好前瞻性的规划和定位，城市化与产业化发展要相互匹配、相互促进。有选择地发展新兴产业，如绿色能源、装备制造、航运物流以及文化旅游等产业，扩大产业发展空间及加速产业集聚，增加就业人口，使就业者就地城镇化。

（三）交通方面

利用洞庭湖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资源条件，加快建设立体化的区域综合交通体系，发挥洞庭湖联通长江和湘江的水运优势，推进黔江至张家界至常德铁路建设，完善湖区高速公路网，提高区域内部各地间及区域与外部联系的交通通达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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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Dongting Lake；Ecological Economic Zone；spacial coupling

[责任编辑 刘娇娇]

作者：乔方毅

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论文 篇2：

基于耦合协调模型的长三角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互动绩效研究

摘 要： 从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视角出发，基于长三角区域2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探讨2010至2017年间其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其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指数不断上

升，二者的耦合绩效由低水平耦合转为磨合耦合，协调等级由中度严重失调转为中级良好协调;同时区域间耦合度相差不大，协调度则呈现自内陆向东部沿海递增的趋势。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各区域应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同时更应注重二者的协调良性发展。

关键词： 人力资本 经济发展 耦合协调 长三角区域 

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在知识经济时代愈发显著，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与良性互动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2010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首次被提出，2014年国务院明确将安徽纳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2019年12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出台。研究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研究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背景下二者间的协调关系，将有助于长三角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的政策布局，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进程。

区域经济一体化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历来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国内对长三角一体化研究主要关注其一体化程度的测度、实现路径及政策建议，如周立群、夏科（2019）利用层次分析法和标准差值法对包括长三角在内的区域进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测度[1]，滕堂伟、欧阳鑫（2019）基于城市经济效率视角以探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路径[2]，刘志彪（2019）、陈建军、黄洁（2019）、陆月星（2019）均从不同视角提出来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实现的政策路径[3][4][5]，但目前国内对长三角人力资本开发和经济发展协调互动关系的关注较少且研究成果甚少。有关人力资本的研究最早在国外展开[6][7]，国内的相关研究则较晚。目前国内有关区域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高远东和花拥军（2014）借助卢卡斯作用机制、尼尔森—菲尔普斯作用机制进行空间经济增长模型的实证研究[8]。随着耦合协调理论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借其分析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但在研究范围上，国内现有文献往往关注于发达地区或城市，如单良和宋关东（2016）以环渤海地区为例[9]，郑赤建（2017）以湖南湖北为研究对象进行比较研究[10]。而即使是在目前有关长三角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协调关系的文献中，大多数学者利用数据往往只包含上海市、浙江省和江苏省，较少将安徽省也纳入研究范围内，如刘燕（2018）在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测度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时就将安徽省数据剔除在外[11]。

有鉴于此，本文则以长三角三省一市29市为研究对象，从耦合协调发展视角首先构建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绩效模型，实证考察2010年至2017年长三角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同时研究其时空演变特征。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首先，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背景下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研究领域的空白与不足提供有益补充;其次，首次在研究长三角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模型中将安徽省纳入数据核算范围，从而可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区域间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协调互动关系的构建提供相关理论基础与政策建议。

一、模型构建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着可得性、系统关联性与完整性的原则，剔除数据缺失较严重的8个城市后，确立长三角区域29市为研究对象，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起始年2010年为搜集起点，研究2010年至2017年间长三角区域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间的相互关系。本文数据来自2011年至2018年29市的统计年鉴和年度国民统计公报。

（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借助于文献调研，综合考虑各因素后选取子指标，构建了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评价体系。其中，人力资源系统由人力资源数量、人力资源质量、人力资源结构三个层次构成，人力资源数量以从业人员数量为衡量标准，人力资源质量主要参考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人力资源结构则以城镇人口比例、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例为衡量标准。经济发展系统由经济效益和经济结构层次构成，经济效益的评价主要参考地区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经济结构的衡量由第三产业占生产总值的比例、贸易进出口总额构成。

（三）数据处理

1.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多指标体系中原始数据的量纲和数量级不同，因此在进行地区间的横向与纵向比较之前进行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本文运用阀值法实现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从而将原始数据转化为0到1之间的值。对于样本中的每一个城市而言，

2.子指标权重赋值

为计算人力资源开发指数和经济发展指数，将所选指标进行权重赋值。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熵值法通过给定指标的信息熵值以判别该评价指标的价值性和有效性。一般指标的信息熵值越大，相应权重就越大，该指标对系统的影响就越强，反之亦然。由于熵值法能够客观地反映出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克服多指标变量间信息的重叠和人为确定权重的主观性，得到的权重值比模糊综合评价法、主成分分析法及专家经验评估法等更可靠[12]。其计算步骤如下：

（1）初始指标的无量綱化处理

本文此处采取阀值法进行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步骤同上。

（2）计算评价指标的信息熵

（3）计算评价指标的熵权

（4）计算样本的人力资源指数与经济发展指数

式中：HRt为人力资源系统指标的原始数据经标准化处理后的结果，EDt为经济发展系统指标的原始数据经标准化处理后的结果。

（四）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耦合一词源于物理学，指的是两个及两个以上体系间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现象，主要用来分析两个或多个系统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程度，目前已经广泛应用到人口与经济[13]、人口与社会[14]等领域。这里的耦合度用于描述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与协调作用，其取值范围为[0，1]。

但由于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具有交错、动态、不平衡的特点，所以耦合度C很难反映出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而仅突出的是系统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耦合程度的强弱。而耦合协调度D则强调的是系统或系统内部要素相互作用中耦合程度的大小，能够较好地度量系统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体现了系统由无序向有序的趋势。故本文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来分析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15]。同时使用综合评价指数T以反映人力资本系统或经济发展系统对耦合协调度的贡献，α、β为待定系数，考虑到人力资本开发和经济发展同等重要，故对其赋值均为0.5。具体采用的模型如下：

二、数据处理结果与分析

（一）综合评价指数及其时间演变

时间演变上，长三角29市各年间经济发展综合指数逐年上升;空间布局上，上海市、浙江省和江苏省的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均值总体上高于安徽省，表明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一定差距，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向内递减的趋势。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背景下，未来需更关注安徽省地方经济发展。

时间演化上，长三角29市2010年至2017年间人力资源开发综合指数就其均值而言呈加速增长趋势，且所有城市增幅超过100%。空间演化上，29市的人力资源开发综合指数均值大多数都高于0.4且区域间的数值差距不大。浙江省和安徽省的人力资源指数平均来说偏高，这可能是由于两省为人力资本流动大省。另一方面尽管过去合肥、绍兴、芜湖、宣城的人力资源开发综合指数较低，其人力资源指数近几年却保持强势增长，某种程度上可为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以及支持以人力资源开发为基础的经济发展。

（二）耦合协调度绩效分析

时间演化上，长三角29市逐步向协调发展过渡，其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保持持续增长态势。其中，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耦合绩效由低水平耦合阶段转变为磨合阶段，协调等级由严重或中度失调发展至中级和良好协调发展。从耦合协调度的数值上看，大多数城市仍处于磨合阶段和高度协调阶段的起始阶段，少有处于高水平耦合和高度协调的高水平阶段，耦合协调绩效仍然较低，表明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良性互动趋势不明显。空间布局上，长三角各区域间耦合度和协调度存在的差距并不明显，但我們应当注意的问题是耦合度和协调度二者的数值都不高，均还未达到高水平耦合和优质协调发展阶段。

总体上，长三角区域29市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情况较以往有所改善，但省份之间的耦合协调绩效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个别城市如扬州、安庆仍然处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将不利于区域整体的一体化发展。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长三角三省一市的统计年鉴数据，从耦合协调发展的视角出发，首先运用了区域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绩效模型，实证研究随时间演变，2010年至2017年长三角区域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

第一，长三角29市8年间的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综合指数逐年上升，同时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一定差距，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向内递减的趋势。

第二，在耦合协调度的评价上，长三角29市各年度区域经济与人力资源耦合度、协调度维持增长态势，实现逐步协调发展。其中，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耦合绩效由低水平耦合阶段转变为磨合阶段，协调等级由严重或中度失调衰退发展至中级和良好协调发展阶段。但省份之间的协调绩效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第三，2010年至2017年间长三角29市的人力资源开发系统与经济发展系统耦合度和协调度仍然不高，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建议

长三角区域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功不可没。为响应国家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战略，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区域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实现其经济增长极和区域一体战略的示范作用，首先，长三角区域各市应结合本市实际发展情况，加大对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的投资，着力提升人力资本发展层次以推动其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次，各市应更加注重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构建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和谐发展体系;第三，注重实现长三角区域的人力资本共享，由政府构建公平、有序、统一的一体化市场环境，为实现长三角人力资本一体化提供优良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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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慧，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作者：陈嘉慧

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论文 篇3：

城市房价与人口流动关系的文献综述

摘要：城市房价与人口流动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及城市人才引进政策的进一步实施，房价呈现上涨的趋势，人口流动也愈演愈烈。文章通过梳理分析国内外学者对城市房价与人口流动之间关系的研究得出，关于房价与人口流动相互影响效应的不同观点，包括影响方向、程度等方面。并根据目前普遍认同的观点提出控制房价与合理应对人口流动的政策性建议，以供参考。

关键词：城市房价;人口流动;人口结构;人口迁移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房地产业飞速发展，房价持续快速上涨。房地产业的发展能够带动许多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带动大量就业，房价的波动也深刻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然而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区域发展异质性问题愈发凸显。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格局及产业结构的不断变革优化，导致我国人口来越多的人口流向了一、二线发达的东南沿海城市，或是城市中的发达区县。同时，各城市的人才政策等的出台也形成了人口流动的一股推力。在这一过程中，房价的节节攀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并影响居民对房屋的购买行为。人口流动是影响城市房价的重要因素之一，城市房价也对人口流入产生影响，这两者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影响关系。通过分析总结近几年国内外学者所做的研究得出，关于二者影响机制的理解，并得出合理的政策性建议。

二、人口流动对房价的影响

（一）人口流动与房价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大部分学者认为人口流动对房价存在正相关的关系。除了户籍人口增长对房价升高有显著影响外，流动人口的增长对于房价提升的作用不可忽视。部分学者还提出了两者之间的作用模型，如采用 GMM 方法对 35 个大中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人口流动对住房价格存在倒 “U”型关系。而部分学者持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城市人口、人口流动率对房价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房价呈“螺旋式”上升态势。对于人口流动对房价影响的时间长度，不同意见还包括认为人口迁移对房价具有不持续的正向影响。两者所持不同意见表明即便大多学者都认可更多的人口带来更大的住房需求并提升房价这一观点。但在一个较长的时间维度内，流动人口增加所带来的房价变动趋势仍是存疑的，给后续的研究带来一个方向。

（二）高素质流动人口对房价产生更显著的影响

研究发现，近年来，随着高校扩招政策实施，跨区域流动的高校毕业生逐渐增多，成为对房价升高产生较大影响的群体。同时，受到购买力的影响，大学生人口迁移对房价的影响存在滞后性。陆铭等通过研究发现，移民占比变化对房价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城市移民和收入水平较高的移民来实现的。流动人口收入和教育程度有所关联，流动人口教育程度越高，得到的薪资也可能比较高。除了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不同年龄的流动人口对于房价影响的程度也不同，在27～37 岁阶段影响最大。综上，现有的文献对于流动人口的深入研究主要在流动人口的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等方面，而对于性别、生育率等社会学人口特征维度的思考较少，值得深入探究。

（三）东部发达城市房价对于人口流动更敏感

城市等级的差异会造成人口流动对房价影响强度的差异，不同区域的城市房价对于人口流入的敏感度也不相同，这点在众多学者的文献中得到验证。从地区的角度来看，东部人口流动的变化对住宅价格产生的波动幅度相对西部显著，中部地区城市人口流动率对房价的影响则不显著。有的学者对于不同区域流动人口对房价影响程度进行了对比，发现流动人口在东西部对房价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总地来说，我国的发达城市可开发用地稀少，地价昂贵，人口密度大，住房需求大，整体上处于供不应求状态，因此房价对于流动人口更为敏感。

（四）人口流动影响房价过程中的特殊现象

人口流动作用于房价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不寻常的现象，如空间失配。李超等在论文中提到，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部分流入人口仍选在流出地买房，造成中国城市住房需求空间失配问题。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状态，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值得探讨。

（五）移民增加及不同素质移民对城市房价影响研究综述

国外的文献多探讨移民（通常为国际移民）带来的房价影响。Arno J. van der Vlist认为移民提高了城市的平均房价。而另一学者Yingchao Lin提出在国家层面上人口流入1%將带来1%的城市房价增长，而区域层面上1%的人口流入则会带来东部地区1.34%的房价增长，人口流入对西部地区房价影响不明显。而对于移民影响房价的时长，J. S. Fetze认为，大规模移民的流入短期内对流入地的房价影响较大。可以发现，国际人口流动所带来对房价的影响与国内区域间（通常为省际、市际）人口流动带来的影响相似，也同样存在长期情况下，移民对于房价影响机制无法确定这一问题。

三、房价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

（一）房价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不显著

有学者认为，虽然高房价表示流入城市的人口需要更多的生活成本购买房屋，城市相对高的生活消费水平也会相对地提高流入人口的生活成本，但是城市吸引人口流入的主要因素之一为较高的工资水平，这抵消了高房价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房价未对人口流动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一观点强调了两个不同方向影响效应的抵消结果，体现了一定的辩证性，但并不是目前的主流观点。

（二）高房价能促进人口流入

较多的学者认为持续上涨的房价不仅不会阻碍人口的流入，反而会产生促进作用。城市的房价虽然处在高位，但是城市房屋的周围环境拥有更齐全、更优质的公共品，这能促进流向城市人口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带给他们更高的效用;城市拥有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就业机会，提供了更好的个人发展的机会。这些效用的提高足以弥补流入人口的房屋购置成本与生活成本带来的负面影响。另外，介于近年来房屋价格处于持续上涨的趋势，持有房屋会不断地增加家庭的名义财富，尽管有些家庭购买房屋并不是出于投资性需求。从效用的角度和名义财富的角度出发，学者们给出的观点是高房价对人口流入存在着促进作用。

（三）高房价阻碍人口流动

房价上涨增加了人们的生活成本，这一影响对于农村流动人口更为显著。对他们来说，虽然流入城市能获得更好的生活资源与质量，但是这需要他们放弃在农村能拥有的一切权益。房价上涨所带来的效用增加并不能弥补他们离开农村所需要放弃的成本，这成为很多农村人口选择留在农村的主要因素。这一观点说明房价的持续高位阻碍着很多人流入城市，体现了城市房价控制的紧迫性。

从地区对比的角度来讲，不同地区房价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方向也存在着差异。东部地区较为发达，房价的上升抑制人口流入;但相对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上涨的房价减少了人口的流出。这也是流动人口通过对比流向城市能获得的效用增加与损失的机会成本所选择的结果。

（四）房价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呈“倒U型”

前两个主要观点虽然有所差异，但都认为房价对人口流动存在着线性关系。在考虑边际量这一因素后，房价和人口流动的关系呈现出了“倒U型”的关系。随着房价的上涨，城市对于人口的吸引力是边际递减的，因此在房价上涨与人口流动的关系有一个拐点。当房价上涨超过拐点后，对人口流入的促进作用将会转变为阻碍作用。边际作用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房价上涨会逐渐抵消城市高工资率的吸引作用。

四、政策性建议

（一）针对人口流动对城市房价的影响

合理控制人口的流动。城市人口规模目前存在着不均衡的分布，政府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就是限制人口的流动，但治标不治本。较根本的方式为深化户籍制度的改革，稳定流入城市人口的数量。在各地“抢人才”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各个城市也需要进一步思考人才引进措施与人才的住房问题。缓解人口过多过快流入城市的局面，让城市有应对人口大量流入的时间。

合理计划城市的发展。目前城市间发展的不平衡，使很多流动人口有更多的意愿流向中心发达城市去追求更多的发展机会。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需要更多地考虑城市发展之间的均衡性，合理规划部署东西部的产业布局。在产业转移中提升二、三线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与人才吸引力，利于促进人口地域分配的均衡化。

规范房屋租賃市场。为了应对大量的人口流入城市，解决他们的基本住房问题，政府应持续推进“租购同权”，引导人们理性购房，减少对房屋的购置需求。政府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基础之下，可以适当鼓励更多的社会资本合法有序进入房屋租赁市场，扩大租赁房屋的供给量，形成以“租”代“售”的社会总体趋势。

（二）针对城市房价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目前我国的地区公共服务也被不均衡地分配，高房价的地区往往公共服务体系更为齐全且质量更高。这一分配结构会导致越来越多人口流向城市甚至中心城市，房价与人口流动的关系自然就不能达到均衡协调的状态。因此，促进教育和医疗机构、社会保障体系的均等化，能引导人们合理选择落户地，调节人口流动过多而超过城市合理荷载的局面。

严格调控房地产市场。我国房地产市场中，投资性需求旺盛，房地产中的经济泡沫愈来愈膨胀，受到真正影响的是需要住房的流入人口。因此政府应通过增加房地产税、投资所得税来抑制这一现象;同时对中低收入阶层发放住房补贴。推进“安居工程”，帮助满足他们住房的生活需求，这有利于帮助高素质人才安心落户一线大城市，促进城市进一步发展。

五、总结与展望

从人口流动对城市房价的影响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人口流动与城市房价呈正相关关系，并且高素质人口流动对城市房价的影响更为显著。从不同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发达城市的房价随人口流动而上涨的幅度更大，以上是国内的学者关注的重点。而国外的学者则更关注与移民特别是国际移民对房价的影响。从学者们研究的角度来看，总体上可将这些角度按是否与人口相关分为两类：人口因素与非人口因素。

从城市房价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方面，学者们的观点有比较明显的不同，有认为呈正相关关系，也有认为呈负相关关系，分歧较大。比较少的学者提出影响不显著，和体现边际效应思想的“U”型影响效应。而在国外，学者们重点关注城市房价对农村移民存在着阻碍作用，与国内研究重点有所不同。

关于流动人口与城市房价之间关系的研究，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分歧较大，特别是在城市房价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方面。其次，现有的研究较多地关注非人口因素与房价波动之间的关系，对人口因素与房价波动之间关系的关注较少。即使关注到人口因素，但样本量较小且数据较为陈旧。再者，国内的研究并没有着重分析同一城市内不同区县的房价与人口流动的影响。在城市化进程中，郊区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有比较在同一城市情况下来研究人口流动，这也符合实际意义。

总结国外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到，国外的学者更多把视角放在国际移民上，研究的角度更为宏观。当今大多数国家都在经历城市化的过程，人地矛盾问题日益突出，因此有必要在微观和中观的视角下研究这一问题，即从研究城市内部和国家内部城市与城市人口视角出发，探讨人口流动与城市房价之间的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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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邱文涛、陈然，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翟榕曜，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作者：邱文涛　陈然　翟榕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