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不同于其他西方的经济转型国家，中国的经济转型取得了令世界赞叹的成就。有学者从政府治理角度体制入手，解释了这一现实经济问题。由钱颖一(1995)等学者发展起来的中国式财政分权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讨论。

作为一种抽象理论，中国式财政分权是钱颖一等学者(1995)借鉴Tiebout(1965)的“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形成的研究地方政府激励问题的理论体系。中国式财政分权是从分权的角度研究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模式。该理论把中国取得经济成就的原因归结于20世纪80年代实行的“财政承包制”，中国式的分权引致了地方政府良性的竞争。他们把这种理论贴上中国式的标签，形成了一套用来解释中国高经济增长问题的理论逻辑。不管是经济学实证层次，还是理论层次，学术界对中国式财政分权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支持思想理论猜想的，还是反对思想理论猜想的，学术界对于该理论的研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虽然我们不能以自己的主观意愿去评判该理论的正确性，但是我们需要对中国式分权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进行深刻的反思。

本文的一共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引言，对中国式财政分权做相应的介绍;第二部分为综述分析，对以往的文献进行深入的分析;第三部分为对中国式财政分权的简单评析。

一、中国式财政分权的综述分析

大多数学者对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层次的经济学研究。但是这些文献大部分都是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的，也就是财政分权之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否是积极的，还是具有阻碍作用，或者是两者的关系具有某方面的特性。由于衡量指标选取、年份的选取以及经济发展指标的选取不同，学术界并没有给出一致的答案，这使得中国式财政分权不断受到质疑与争议。本文把这些研究综述分为以下几类。

（一）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进作用

关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研究，学术界从不同的年份以及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两者之间正向的相关关系。刘汉屏和刘锡田(2003)认为中国式的分权极大的调动了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性，促进了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沈坤荣(2005)利用1999—2002年的数据分析得出了财政分权促进了经济增长的结论。虽然1994年的分税制使得地方政府在利益分配上受损，但是从宏观整体来看，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确是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徐霜北和韩玲慧(2006)发现财政分权能够刺激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来缓解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从而诱使竞争趋向于有益的竞争。张光(2011)从各省对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来衡量分权指标，发现对转移支付依赖程度越低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这进一步表明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

（二）财政分权之于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以及跨时间效应

但是也有部分学者通过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并没有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反而具有阻碍作用。有学者还发现这种关系呈现出明显的跨时间效应。Zhang(1998)并未能找到支持中国式财政分权的证据，他们通过对1978到199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具有对经济增长不利的因素。他认为，在中央应适当的集权才能更进一步促进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公共品的供给。还有文献发现，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具有跨时间效应的。张晏和龚六堂(2005)发现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以分税制改革为分界点，分税制改革前，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而分税制改革之后，两者是正向积极的关系。刘金涛和杨君等(2006)通过对1982—200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分税制改革前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负面作用是由于制度化的分权稳定性差，而分税制改革后的原因与张晏(2005)得到的结论类似。

（三）财政分权具有跨地区的效应

部分文献发现，财政分权之于经济增长存在着明显的跨地域性质，这种地域性质表现为东部和中西部、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还有本地区以及本地区之外的地区。乔宝云(2005)发现财政分权激励并没有使地区的教育投资得到明显的改善，他还发现，相对于贫穷地区，富裕地区的财政分权能显著的提高经济的增长。温娇秀(2006)利用1980到2004年省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要高于中西部地区。他认为，东中西部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不一，主要指因为地方政府的行为具有地域性的差异，而且各地的公共支出也是具有异质性的。王文剑和覃成林(2008)虽然也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财政分权有利于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不利于中西部的发展，但是他们认为存在这种差异的主要来源主要是由于东部、中西部的产业结构以及所有制结构的不同。

（四）最优分权的研究

有学者认为，过高和过低的财政分权均不能对应最优的经济增长，因此理论上应该存在一种最适合经济发展的最优财政分权水平。严冀(2003)认为已有文献从理论上证明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实证经验的分析上，学术界的研究结果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并也有达成一致的看法。他认为应该存在最优的财政分权，在这样一种财政分权结构之下，能够最大限度的促经济的增长。但是严冀的分析只停留在理论层次，并没有相应的实证分析作为支持。殷德生(2004)通过实证分析检验，证明了这种猜想。他认为自从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呈现出了集权的倾向，财政分权表现出消极的倾向，并且地区两极分化问题越来越严峻。因此应该存在最适合经济发展的财政分权水平，而这种财政分权水平则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用于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支出结构有很大的关联。

（五）财政分权代价的研究

学术界除了实证检验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还讨论了财政分权的代价。毫无疑问，在承认财政分权之于经济增长的好处之时，财政分权也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后果。王永钦(2007)认为，钱颖一等提出的中国式财政分权是中国在经济转型期间的很好的经验理解，但是该理论并没有对财政分权的代价进行客观的描述。地方保护主义、地区两极分化以及公共品供给不足等问题日益严重，我们需要认真反思这些严重的经济后果。傅勇(2007)利用分税后近十年的数据，发现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上发生了偏离，分权改革明显导致了地方政府对地方基础设施的重视，但是却忽略了其他的公共品的支出，这说明地方政府的行为发生了扭曲。张军(2007)梳理和回顾了中国式财政分权的研究成果，认为作为对中国经验现象的一个很好的观察，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的多目标任务的逐渐凸显，使得中国式财政分权带来了一系列危害经济的不良后果。

二、对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简单评析

“中国式财政分权理论”其实是对中国现象的一种现实抽象理解，其实是带有很大的有色眼镜去理解中国问题的。中国式财政分权理论假设了一系列的前提条件，比如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硬预算约束的限制，以及中央政府要确保维护市场的功能等条件，由于这些条件过于苛刻，这使得中国式财政分权在解释中国问题时受到理论上的质疑。而且根据已有的文献，虽然中国式财政分权所提出的分权的确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激励源泉，促进了地方政府良性的竞争。但是也受到了学术界实证的质疑，财政分权并没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反而呈现出不同的效应，比如跨时间或者跨地区的效应。而且这种分权激励所引致的竞争也不一定是良好的竞争，很可能会引发地方政府之间恶性的竞争。另外，对于中国而言，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制度安排以及地方政府的能力都是不同的，这就使得在实际情形下地方政府的行为是千差万别的，和该理论隐含的地方政府行为一致性的潜在假设相违背。因此中国式财政分权可能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问题。其实不管中国式财政分权能否真正的解释好中国问题，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国式财政分权”在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确实也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这些消极的影响，使理论能更好的结合于实际。

摘要：中国在转型期间获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有学者把中国的成就归结为中国式财政分权。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所强调的自然禀赋、人力资本以及物质资本，中国式财政分权是从政府治理体制角度来论述中国问题的，该理论研究了中央政府的向下分权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作用。近年来，众多学者对中国式财政分权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相关经济学实证研究，但是学术界对于该理论的研究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由于理论本身存在假设条件的苛刻性以及联系实际的局限性，使得该理论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有着相矛盾的关系。

关键词：经济增长,政府治理体制,中国式财政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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