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金融全球化影响分析论文

[摘要]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的全球流动使得各国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关键是如何实施有效监管，以达到避害趋利之目的。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济金融全球化影响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经济金融全球化影响分析论文 篇1：

全球经济失衡

内容摘要 在当前讨论资本流动性过剩问题中，不能够忽略金融全球化的因素和本质。由于金融全球化的内在机制和影响，导致了虚拟资本过度膨胀，而虚拟资本过度膨胀又导致全球资本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发达国家虚拟经济与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从而引致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这是困扰当前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根本之所在，也是诱发世界经济危机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之一。

关 键 词 金融全球化 虚拟资本膨胀 资本流动性过剩 全球经济失衡

作者 徐琤，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上海：200237）

金融全球化：实体经济的金融化

目前，关于资本流动性过剩问题的研究有许多文献和不同的观点，本文试图从金融全球化和虚拟资本膨胀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些分析，以洞察愈演愈烈的全球经济失衡现象。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趋势，其本质是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金融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最突出和重要的部分，是建立在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的客观基础之上的，是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内在的动力把全球金融活动和风险机制融合在一起的过程，并与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交互作用、交互影响。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全球化将是一个在范围上不断扩大、在程度上不断深化的历史进程，其对资本的跨国界流动、南北经济关系、国家经济安全、金融协调机制和当代国际经济关系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换一个角度来理解金融全球化，其本质就是实体经济金融化，即原来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经济运作模式逐步转向以金融活动为中心、金融关系为纽带、金融网络为基础、追求财富增值为目的的运作模式。早在140年前，马克思就指出金融资本经过竞争和积聚，最终必然形成垄断金融资本。当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三者中，金融化是主导力量，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垄断金融资本在全球的扩张。金融全球化一方面加剧了金融竞争，促进了金融效率、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福利；另一方面也加大了金融风险，金融波动通过一体化的市场得以迅速传导，局部的金融灾难于是动辄演化为地区性、全球性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

随着金融全球化发展涉及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参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同，享受到的利益也不同。发达国家及其跨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是金融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和主要获益者，这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成熟、金融资本雄厚、调控手段完备、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相反，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则处于被动的、受制约的地位，通常无法分享到金融全球化的利益，同时还在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成为风险与危机的承担者。

金融全球化导致虚拟资本快速扩张

虚拟资本是用于经营获利的价值，它以实体资本为基础，又独立于实体资本之外，并有自己独特的运动规律。从其发展历程来看，虚拟资本经过了闲置货币的资本化、生息资本的货币化、有价证券的市场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和国际金融的集成化五个发展阶段，目前虚拟资本的发展正处于国际金融的集成化阶段。从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看，世界金融发展已经历了中介金融、信用金融和资本金融阶段，现在进入产业金融阶段。同时，世界金融发展又衍生出工程化、信息化、混业化等特点，金融运行不再是简单地从属、外生、决定于实体经济，而是既相融、适应、内生于实体经济，又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独立、超越、背离于实体经济的特点，呈强烈的虚拟性。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随着金融主体越来越多、金融资本不断扩大，短期游资与长期资本将并存。长期资本的投入有利于一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短期游资的逐利和投机则易引发一国的金融动荡。与实体经济运动无关的国际资本流动大多属于投机性资本流动，其以逐利为目的的肆意攻击成为威胁世界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

金融全球化还使得经济增长方式出现了变革，人们逐渐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不只是自然资源，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许多经济活动可以独立于实体经济而存在，即虚拟经济活动正在成为经济增长、就业增加和利润增长的源泉。随着货币的虚拟化和货币价值增值虚拟化程度的提高，人们开始更多地依赖这种无形资源；财富创造的方式也从赖以生存的农业、工业转向创造虚拟资产，即财富的创造更加依赖货币和资金的支持。当虚拟资本全球流动和信息全球化通过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融合开始有效地配置资源、刺激储蓄与投资，经济增长从而得以实现。经济发展的逻辑也随之出现倒置，国际资本的流动不再以在国际范围内配置自然资源为目的，而是以推高目标国家金融资产、支持高增长地区的发展、最终分享高收益为目的。当资本涌向自然资源稀缺的地方并推高资源价格，更多的资本被吸引流向那些自然资源稀缺的地区和国家，导致价格虚涨，再配合相关的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就会进一步虚拟化。

虚拟经济全球化以资本大规模流动为特征，并与当地的虚拟资产价格波动有关。在发达市场经济中，人们占有的财富多数是虚拟财富，即股票、债券、基金、储蓄凭证等。由于虚拟财富与人们未来的预期有直接关系，虚拟财富对人们的普遍心理因素具有极强的依赖性：当投机行为在国际上引起汇率波动时，资产价格和人们的心理会受到重大影响，从而导致强烈的行为反应，造成资金在国际间的大规模流动，对某些货币或其他资产构成冲击，进而可能对某些国家和地区形成冲击，导致全球经济的动荡。

虚拟资本膨胀导致全球资本流动性过剩

追溯到19世纪，当时大规模工业化变革开始，人类发展重心已经转移到如何提高社会经济生活质量和如何满足人们更多的物质需要上。由于各区域发展时间与状况不平衡，工业化变革的轨迹先从欧洲大陆开始再到美洲大陆，20世纪初再到新兴的发达国家德国和日本。两次世界大战证明，通过战争来改变世界物质的分配成本太高，于是全球开始努力通过共同发展和互通有无来带动劳动者参与经济建设。到20世纪50年代，亚洲四小龙、拉美部分国家先后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随后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印度的全面崛起和高速发展。全世界物质分配由原来通过军火配置转向商业配置，最终进入金融配置。金融全球化的基本途径是经济化 →市场化 →货币化 →资本化 →资产证券化 →虚拟经济 →资本流动性过剩→全球经济失衡，其前提就是各国经济发展的背景由封闭经济逐步转为开放经济。

通过金融来重新配置全球的财富，运用的方式即国际资本流动。在经济全球化加速过程中，21世纪国际资本流动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在发达国家中，资本流入欧、日的速度正在加快，而流入美国的速度正在逐步降低，美国经济可能会因此放慢增长速度。二是资本流动的速度加快，短期投机性资本成为主流，流动周期缩短。三是更多国际资本正在加快流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市场容量和潜在需求比较大的经济体。四是跨国公司技术资本投资扩张加快，高技术资本剩余增加。五是国际资本直接投资过程中，并购资本流入份额增加，股权投资规模扩大。

那么，为什么说虚拟资本膨胀导致了资本流动性过剩呢？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本身拥有货币发行权的优势，并意识到金融全球化这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一种最优选择，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成熟的金融工具和娴熟金融运作手段、实体经济的虚拟化，都会导致资本流动性过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承担了世界制造链的最低端，在国际分工中为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缓解两缺口的困境，不得不通过开放市场和引进的外资方式吸引资本；同时调整本国的汇率，由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转换，又必然使金融资本的控制国获得难得的机会，使大量逐利的金融资本涌入有发展潜力的国家。从国民收入恒等式看，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时必然出现贸易顺差，过剩的生产能力必然要寻求外部需求平衡。当投资受到抑制的时候，国内的庞大储蓄就转化成巨额的贸易顺差，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增加，致使货币投放增加，最终产生资本流动性过剩。

以中国为例，1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不是靠消费增长支撑，而是靠贸易部门和制造业的生产扩张拉动，这反映了国内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并没有更好地拉动非制造业部门的收入增长，却使经济结构的矛盾进一步显现。投资与消费的失衡，高储蓄和高投资并存，中国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使得国内资本流动性过剩；而资本流动性过剩，国内资金供应量的充裕，固定资产投资的高增长，又导致大量过剩资金进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使国内股票市值和商品房价格非理性上涨，面临着较大的金融风险。

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还引起国际外汇市场、资本市场的剧烈动荡，尤其是在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的转型过程中，加大了储备资产管理的难度，最终引致开放经济下的本国内部和外部经济的失衡。

资本流动性过剩导致全球经济失衡

资本流动性过剩易引发经济过热、产生经济泡沫，目前已经成为困扰世界各国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和内外均衡的重要变量。过剩的流动性势必导致大量的资金追逐房地产、基础资源和各种金融资产，从而引起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随着流动性过剩逐步传导至实体经济，相关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而上游资源价格的上升，必然会推动下游消费品价格的上升，最终引起整个社会物价的快速上涨，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

最初世界的收入差距是生产初级产品和高技术产品之间的差距，但随着发展中国家提高初级产品价格和本国技术水平，差距逐渐缩小。制造业的发展随着各种自然资源成本的提高，低劳动力成本就成为发展的一大优势。因此，对当代全球收入差距的原因的分析，已不再从发展中国家生产初级产品、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的角度来研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经济主要是靠观念和资金支撑其价格的经济活动来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则靠成本支撑其价格的经济活动来支撑。换句话说，发达国家主要是依靠虚拟经济支撑其发展，而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是依靠实体经济支撑其发展。

从一定意义上说，虚拟经济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的经济运行方式，虚拟经济的行为基础就是资本化定价方式，其运行特征是价格具有更大的波动性或弹性。无疑，虚拟化程度越高，越容易引致全球经济失衡，而全球经济失衡会导致各国贸易摩擦加剧，对世界各国的货币政策产生相当不确定的冲击，同时也使各国国际收支长期失衡，利率水平在失衡的两极间始终保持可观的差异，为资本频繁且大规模地跨境套利提供机会，进一步冲击了各国实体经济的运行。

从全球经济体系来看，美欧发达国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处于中心的外围，发达国家掌控货币发行权和市场主导权，发展中国家依赖发达国家的货币和市场：发展中国家向美欧发达国家出口，换回货币，而积累的贸易顺差反过来又投入到发达国家如美国，即购买美国的债券；美国的大量贸易逆差，又靠这些资金流入弥补，从而形成一个循环。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发行货币，大量购买外围国家的廉价物品，保持贸易逆差，靠金融市场优势回收发展中国家所持有的货币，长此以往导致全球经济失衡。近年美国、欧盟的通货膨胀水平仅超出了历史警戒线，但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通胀水平却达到了两位数。其根源在发展中国家除了要承担来自发达国家转嫁的金融风险，同时倍受发达国家成熟的金融工具和手段的盘剥。国际上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等一些金融机构在次贷危机中面临着巨额损失，为了能够转嫁风险、弥补损失，它们一方面引入发展中国家主权基金为其注资；另一方面以发展中国家因发展过快对大宗商品需求不断增长为由，通过恶炒大宗商品价格来获取收益，最终使发展中国家再次陷入困境。当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与国际资本金融化发展之间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发展中国家相对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度膨胀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在某种外部扰动的作用下，就会爆发金融危机。正如克鲁格曼在对东亚奇迹质疑中指出的，由于国际金融资本规模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以致其本身已经可以通过在新兴资本市场制造“金融泡沫”的形式来洗掠这些国家的实物经济成果。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当前讨论资本流动性过剩问题中，不能够忽略金融全球化的内在因素和本质。由于金融全球化的内在机制和影响，导致虚拟资本过度膨胀，而虚拟资本过度膨胀又导致全球资本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发达国家虚拟经济与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从而引致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失衡。进一步说，金融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来讲可能是一种“双赢”局面，但不意味着利益是均等的。全球化一方面打开了世界市场的障碍，使得更多的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使得技术、资源和资金更有效地流动，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但同时也使得那些弱势的国家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物品、资金、技术进一步被少数国家、跨国集团控制。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面临两个最基本的矛盾，即实物经济发展与虚拟资本膨胀之间的矛盾，主权国家利益与国际资本形成了超越主权国家运行之间的矛盾。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不平衡既严重制约世界经济的增长，也严重影响世界的安全与稳定。日前，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新一轮金融危机的风暴正在横扫全球，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如何理性地预防和应对随之而来的可能的经济失衡，是亟待审慎思考的。

参考书目：

<1> 弗里德曼. 货币的祸害. 商务印书馆. 2007: 29-32.

<2> 陆志明. 亚洲金融危机阴霾或再至 市场各方须高度警惕. 上海证券报, 2008.6.5.

<3> 王远鸿. 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问题分析. 国际借鉴, 2007.9.5.

<4> 李扬、殷剑峰、刘煜辉. 应对流动性过剩的两个基本战略. 中国金融, 2007（3）.

<5> 哈继铭. 全球流动性过剩推升新兴市场资产价格. 中国金融，2007（11）.

<6> 毕吉耀. 如何看待和应对全球经济失衡. 宏观经济研究,2006 (9) .

编辑 阮子瑗

作者：徐　琤

经济金融全球化影响分析论文 篇2：

金融资本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应对策略

[摘 要]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的全球流动使得各国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关键是如何实施有效监管，以达到避害趋利之目的。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金融资本全球化 金融脆弱性 信息不对称 有效监管

一、金融资本全球化加深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

1.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加深

金融机构的产生和发展有效地削弱了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成本，但是金融资本全球化导致金融机构规模日益庞大，这反而使债权人很难及时了解其经营状况，也大大增加了金融机构有效筛选和监督债务人的困难，结果使原本弱化的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重新显现出来，从而加大了金融机构的脆弱性。

首先，金融资本全球化之前，金融机构一般是区域性的并且规模不大，债权人的数目相对有限并且比较集中，他们比较容易了解本地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和风险状况，所以金融机构和债权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并不很严重;但是金融资本全球化使金融机构债权人的数量大大增加，并分散在全球各地，他们要了解一家跨国金融机构的经营和风险状况是非常困难的，这加大金融机构和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根据经典的“囚徒困境”理论，如果某个意外冲击使存款的提现速度加快，那么每个理性的储户都会赶紧加入挤兑的行列。即使银行的经营是稳健的，即使所有的储户都能够认识到如果他们不进行挤兑更有利于整体的利益，挤兑行为仍然会发生。因此全融资本全球化加大了债权人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剧了金融机构脆弱性。

其次，在金融资本全球化之前，一般来说，金融机构规模不大，债务人的数量相对有限也比较集中，金融机构对债务人的筛选和监督的效率比较高，这样金融机构和债务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并不十分严重。但是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金融机构的规模全球化，债务人的数量全球化，这使得金融机构对这些债务人的筛选和监督成本急剧上升，结果导致金融机构和债务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日益突出。

2.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加深

金融机构的产生本来可以降低借款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但是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却反而使金融机构隐藏了巨大的道德风险。

首先，在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条件下，规模巨大的跨国金融机构的破产可能对一国乃至全球经济造成冲击，因此金融机构经营者认为如果单个银行出现困难，政府可能听之任之，如果大规模的金融机构陷入困境，政府就不得不进行拯救；再加上竞争压力也迫使它们继续其进行冒险性的决策。这将导致道德风险加剧。

其次，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经营者可能面临的奖励和处罚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性。经营者的某种风险性决策一旦成功，他将获得极大的奖励；如果失败其最坏结果也不过是下岗而已，所有者从错误决策中招致的损失只不过是其自有资本，所以金融机构管理者的理性行为总是倾向于作一些风险较高的决策。一旦失败，那么金融机构就面临巨大的灾难。巴林银行就是如此。

最后，由于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全球金融机构之间的往来关系非常密切，因此个别金融机构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将极有可能扩散到整个金融系统。

3.发展中国家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的加剧

(1)发展中国家汇率的波动性加剧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衍生工具超速增长，货币当局在面临强大的贬值或升值压力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巨额投机资金时往往无能为力，即使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其结果也必是货币汇率的大幅波动。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其波动将更加剧烈。

(2)发展中国家股价的波动性加剧

历史上的金融危机甚至经济萧条均与股市的剧烈波动相关，而金融资本全球化更是加剧了股市的波动性，其原因主要有：

第一，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和股市的波动加剧了发展中国家股市的波动。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与发达国家证券市场间的联系紧密。当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发生波动时，即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正常，其证券市场也会相应地出现波动。另外，实体经济波动在很大程度会影响股市的波动，因此全球经济的不稳定也会加剧全球股市的波动，进而加剧发展中国家股市的波动。

第二，市场投机与操纵。随着金融资产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的股票市场，一些大型机构投资者凭借自己的资金实力和信息优势操纵股票市场，创造虚假交易，制造交投繁荣景象，推动股价持续上涨。因此，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发展中国家股市的波动更加频繁和剧烈。

第三，外国投资突发性的大规模撤资，往往会造成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困难。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股票市场的规模十分有限，外国投资往往占有较大比例。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下，突发性的外国撤资几乎没有任何障碍，此时，不仅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会遭受冲击，而且往往伴随货币大幅度贬值，进而导致证券市场流动性大幅萎缩。

(3)发展中国家金融资产风险的传染性加剧

由于金融资本全球化使得金融机构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比以前更加复杂，因此金融资产风险的传染性也比以前大大增加。一旦某个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价格下跌以至于其不能保证正常的流动性头寸，那么局部的金融困难就会迅速、剧烈地传播到其他金融机构，甚至演变成整体性的金融动荡。

二、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资本全球流动的有效监管

1.对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监管

发展中国家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监管不仅要遵守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一系列协议所管提供的最低标准，还应该就本国有关对外国金融机构的专门管制或更严厉的审慎管制进行监督，综合采取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方法，检查外国金融机构经营的合规性，以作为经营性监督的补充。

第一，加强对外资金融活动监管的立法准备。通过金融立法，制定全球化条件下的金融业运行规则，并完善金融执法体系，保证规则得到执行，以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构筑全球化条件下的金融安全网。

第二，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监管。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等金融监管部门在考虑是否批准国外银行进入时，除了执行巴塞尔协议规定外，还应考虑以下因素:一是对国内银行业将会带来何种影响；二是本国经济对其提供的金融服务的需求程度；三是其注册资本数量和劳动质量；四是该机构母国是否有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另外，中央银行还应把握好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速度与布局。

第三，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业务的监管。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对外资银行的业务管理与对本国银行基本相同，即所谓“国民待遇”。但发展中国家还应该对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经营地域等适当进行限制，对不同的外资银行采取不同的政策。如对离岸商业银行，只应允许其开展境外业务；对限制性外资商业银行，可以允许其经营境外业务及部分境内业务。

第四，加強对外资金融机构异常动向的监管。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一要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及国际资本异常流动的跟踪监测能力，通过对外资机构业务过程的监督、测定、计量、分析和评估，及时发现国际游资的动向；二要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异动的应急处理能力。中央银行应通过立法，保留在非常时期对外资金融机构特别处置的权力。

第五，加强与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努力搞好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通过与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的交往与协作，提高中央银行的监管水平，在进一步扩大和提高金融对外开放水平的基础上，不断增强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确保本国民族金融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2.对长期外债实行规模控制

发展中国家要想把握住资本自由流动的机遇，把国际债务纳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保障本国在负债经营中能够量力而行，借好债，用好债，还好债，既促进经济发展，又防止发生债务危机，政府应建立起一套适合本国情况的较为完整科学的外债监测指标体系，并以此来对外债进行分析和考评，发挥其指导和监督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采用包括偿债率、借债率、负债率、流动外汇持有额、外债增长率、短期债务率、外资依存率等指标对外债进行监测，以保证外债的适度规模。

3.对短期游资实施有效监管

鉴于游资的不稳定性和破坏性，发展中国家应该对游资实施有效监管，以减少巨额游资兴风作浪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发展中国家对游资的有效监管应该根据本国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资本流动规模和结构，尤其是流动渠道（即短期借款、證券投资还是经常项目渗入）来决定是采取征收货币交易税、数量控制等直接控制手段，还是采取财政政策调整、浮动汇率等间接手段进行调控。

第一，对短期境外借款的有效监管。监管短期境外借款可以采取三种针对性措施:一是期限管理，如规定借款合同的最短期限，鼓励长期贷款;二是限制其流入本国股票市场、外汇市场、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以根绝短期资本获取暴利的可能性；三是业务限制，比如限制甚至禁止外资金融机构从事本币业务特别是本币借贷业务等。

第二，对证券投资的有效监管。短期游资进入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的渠道多种多样，对其有效监管可以采取的措施有：对非居民投资本国证券市场施加外汇约束;规定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对境外投资者不同的开放度；提供给居民和非居民以不同的投资工具，如A股和B股，或者规定外资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规定非居民持有的股份限额；限制非居民投资本国未上市股份；对游资侵入本国证券市场的中间机构进行限制。在本币部分可自由兑换的条件下，无论境外资本是投资于东道国本币证券还是外币证券，无论境外资本是直接进入还是通过在岸、离岸外国机构投资者进入，都必须通过证券经纪公司。

第三，对通过经常项目渗入的游资的有效监管。对于通过贸易与非贸易渠道进入东道国的游资，可以通过完善外汇管制制度来加以控制，强调外汇买卖和资金进出必须建立在真实交易基础之上，并要求以真实单据作为外汇交易的依据。

此外，税收措施对各种游资都具有较强的监管作用。例如交易税或印花税，对投资所得依据来源地原则征收所得税，对资本利得征收所得税。

参考文献:

[1]夏振坤李建军:经济全球化的面面观[J].江汉论坛,2001

[2]郭根龙:WTO框架下的中国金融服务贸易政策[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3]吴兴南林善炜:全球化与未来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杨冬雪: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5]范爱军:经济全球化利益风险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6]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7]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8]（美）丹尼·罗德瑞克:让开放发挥作用[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作者：李建军

经济金融全球化影响分析论文 篇3：

未来五年全球经济金融展望

[摘要] 未来五年是全球经济金融的调整期，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动能缺乏，新兴市场经济体进入停滞。全球贸易低增速的状况不会改观，通货紧缩的幽灵仍将在发达经济体徘徊，而实际利息率维持较低水平。杠杆率的上升及金融机构的坏账、国际资本的无序流动、金融市场的过度波动、资产泡沫的破裂等都是金融危机的火种，未知的是金融危机之火在哪个新兴经济体燃烧。

[关键词] 经济放缓 通货紧缩 金融危机

[作者简介] 温信祥（1970 — ），福建寿宁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张怀清（1971 — ），山东聊城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8年，全球经济金融依然未能走入良性循环轨道。在接下来的五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全球经济金融走势值得关注。在中长期，全球经济走势主要取决于资本的累积、劳动力参与量，技术进步及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资源配置效率等，其中受到关注的量化指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率、物价水平、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等。本文在总结当前国际经济金融状况的基础上，对未来五年全球经济金融的走势给出一个大胆的判断。

一、全球经济在深度调整中逐步复苏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8年，全球市场需求疲软、投资信心不振的局面没有根本性改观，全球经济复苏步伐的缓慢程度超过多数人预期。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为3.1%，为2011年以来最低水平，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7月份对2016年和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值，分别为3.1%和3.4%。针对全球经济状况，美国经济学家Lawrence Summers在2013年IMF年会上重提“长期停滞”假说，认为金融危机可能对经济造成了永久性伤害，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传统货币政策下很难实现充分就业和潜在产出，经济将长期停滞。可能导致全球长期停滞的因素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人口增长率下降，老龄化加剧。人口增长率在中、高收入国家正逐年递减。二是技术发展缓慢，TFP增长减速（Gordon 2012，2014）。OECD（2014）预测，在2030年以前TFP增长率保持在1.7%，之后30年将会降到1.1%。三是利率走低，产出缺口扩大（Ball，2014）。四是储蓄过度，消费不足。五是资本品价格相对下降，投资不足。六是债务负担重，资产负债表衰退（Koo，2014）。总体看，主要经济体已陷入低需求、低增长、低就业之间的循环，多数经济体仍将保增长、保就业、防通缩作为首要任务，积极的财政政策及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等总需求政策仍是多数经济体的主要选择，有利于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改革雷声大、雨点小，进展缓慢；人口老龄化、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等结构性因素导致经济潜在增速下降。在全球经济金融领域，新的经济增长动能正在形成，新市场需求及新投资领域还在孕育之中，未来五年仍旧是全球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期，特别是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期。

（一）发达经济体经济逐步复苏，但增长动能缺乏

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和消费基本饱和，2012年至2015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2%、1.2%、1.8%和1.9%。美国保持较高的创新能力，但是目前看，发达经济体制度和技术创新能力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还很难开启一个全新的投资领域和消费市场，以激活全球经济活力，未来五年经济增长率可能保持低位。

作为全球经济金融最具实力的经济体，美国仍将是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的主要中心之一，其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在全球的优势地位仍将保持，其创新和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程度决定了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大趋势。由于特有的灵活的社会经济结构调整能力，美国社会经济经济结构调整已初显成效，劳动力就业状况不断改善，投资和消费逐步回升，企业、家庭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业已基本修复完成。在危机四伏的全球经济中，全球资本在未来几年将流入美国。社会经济的快速调整能力和创新能力将是未来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美国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将推动消费和投资的快速复苏，随着消费、投资额逐步恢复和全球资本回流，美国经济增长将逐步回归常态。但美国经济依然受到全球经济，特别是其他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态势的影响，考虑到目前新技术、新市场和新行业还处于蓄势待发之势，美国经济未来五年处于逐步回归到长期经济增长轨道的过程，2020年经济增长率可能为3%至4%之间。

欧元区经济处在经济弱增长时期。尽管欧元区结构性改革逐步取得进展，欧洲经济存在重返增长轨道的机会，但社会结构性改革的力度不足，进一步结构性改革的难度较大。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负利率政策及财政政策，尽管在短期可能维持了总需求的稳定和通货紧缩的出现，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步调不一的财政政策都对经济金融产生了负面影响。考虑到欧元区内部各经济体的主权独立及衍生的财政独立和货币金融的一体化，是一个长期无法克服的制度性困境，受到结构性问题困扰的欧元区经济，未来五年将呈现弱增长态势，经济增长率在2%以下。

日本经济将依旧维持在既有轨道。近年来日本实现了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特别是激进的安倍经济学，而且也试图进行推进结构性改革计划，但日本经济增长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通货紧缩问题仍旧困扰日本。对日本经济增长及应对措施的分歧依然广泛存在，但可以从另外角度来看日本经济增长的状况。从经济增长有条件收敛的角度看，由于日本人均水平已经处于高收入国家，在既有的社会经济结构条件下，过去20年日本经济增长已经处于自身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无论日本采取何种政治上正确的决策，作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和处于创新前沿的经济体而言，日本经济已经不存在高增长的条件。从这个逻辑出发，日本多年来采取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等政治上正确的措施，都不会改变低的潜在增长率，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对经济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例如高政府负债、低利息率产生的扭曲等。因此，尽管在过去几年日本社会经济展现了强大的创新能力，但考虑到老龄化、高政府债务等多种社会经济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未来五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仍将延续已有的低位波动态势。

（二）新兴经济体面临经济增长停滞风险

近年来，经历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出口滑坡、资本流动逆转、汇率波动增加、债务上升等外部性冲击，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在过去八年处于被迫调整阶段。可以说，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已经度过最为艰难的阶段，一些经济体经过结构性调整，经济增长表现不错，少数新兴经济体社会经济的经济金融问题被掩盖，其后果是可能潜伏更大的货币金融危机，经济金融未来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期，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复苏主要依赖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内的社会结构性改革及其他提升潜在增长率的措施；二是外部需求，特别是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走势。受制于社会经济结构性变革的困难和改革效果显现的滞后性，新兴市场经济体未来五年经济金融将维持在既有的历史轨迹上，多数依赖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少数幸运者通过社会经济结构性调整而进入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

中国、印度及东南亚和拉美的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潜力依然比较大，这些经济体发展的前景，仍然主要依赖于结构性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及短期政策的灵活性。中国维持中高速增长仍然是大概率事件，但经济增长更多依赖结构性的进展，从以投资为主，转为投资和消费并重；以外需为主，逐步过渡到外需和内需并重，中国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逐步减弱。印度和印尼，国内存在巨大的内需基础，未来可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快速经济增长，给地区经济增长提供强有力的动力，但在未来五年，甚至十年成为带动全球需求回升的新兴市场可能性不大。除中国、印度等少数例外者，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将继续依赖于发达经济体经济金融的恢复状况。此外，少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单一、财政金融状况脆弱、抗风险能力差，金融风险累积较大，在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严重、国际资本无序流动和汇率波动较大的货币金融环境下，政府、企业和居民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可能以强制的方式完成，未来五年这些经济体发生货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比较高，并扰动全球经济增长，这是未来五年全球经济增长中的最大不确定性。

二、全球贸易增长进入低速期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贸易增速大幅放缓，除2010年反弹外，2011至2015年间的年均增速处于低位，分别为6.8%、2.8%、3.5%、3.7%和2.6%（World Economic Outlook，2016 ）。这远远低于1987～2007年全球贸易的年平均增速7.1%，也连续数年低于全球经济增速。

全球贸易增长放缓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短期因素在起作用。二战后，全球经济在1971、1976、1982、1991、2009年等经历了较为严重的衰退，而每次经济衰退都带来全球出口增速的急剧下降。未来五年，全球经济处于恢复过程中，必然导致全球贸易经济增长的低速。同时，全球贸易增长相对于经济增长的放缓等结构性因素发生变化。多项研究表明，收入的贸易弹性在近期发生变化，1970年至2013年收入的贸易弹性为1.7，其中1986年至2000年为2.2，2001至2013年为1.3（WEO 2015）。国际分工与交易规模的扩张是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社会经济金融的全球化也是大势所趋，1960年至今全球贸易总额与GDP之比呈现上升态势。但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等政治因素必然影响国际间的分工与合作的程度，延缓国际贸易的增长。

未来全球贸易增长还会受到政治等因素的影响。社会分工与交易必然提高社会的总福利，但这种社会福利的提高并不会在分工与交易者之间合理分配，甚至可能损坏一部分的利益。社会经济金融的全球化和市场力量提高了人类的总福利，但同时扩大了全球收入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体现在发达经济体和不发达经济体之间，也体现在各经济体内部的不同行业、领域和不同阶层。例如，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法国，民粹主义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底层并没有从全球贸易中获得很大的收益，而是受到冲击。作为对经济放缓、全球需求不足的直接反应，2008年后贸易保护主义已经出现，包括直接限制贸易措施，也包括货币竞争性贬值和区域贸易集团对非成员的隐形歧视，各经济体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球贸易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近年来社会经济金融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冲击，将逐渐蔓延到主要发达经济体政治及经济政策的各个方面，并将对全球贸易的开放度及政策产生影响，甚至体现在国际关系、全球治理、经济发展的理念与模式等方面。逆全球化和逆区域化的趋势已经有较多表现，例如，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英国脱欧等，甚至美国国内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种区域化的贸易协定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因此，在未来五年全球社会经济的调整期，无论经济金融因素，还是社会政治因素，对全球贸易的影响都将逐步显现，尽管社会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但未来五年社会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步伐可能放慢，国际贸易增长进入平台期。

三、大宗商品价格将回归正常水平

影响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因素，主要包括大宗商品的供给与需求等中长期因素及金融因素等短期因素。大宗商品2005年开始大幅上涨，2008年经历大幅下跌，2015年开始由逐渐下滑。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看，未来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在目前水平的一定区间波动，而不是回到过去的高位区间。这里以石油为例讨论未来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势。

从中长期看，决定油价走势的根本因素是供需关系，未来原油价格大幅回归到以前较高水平的可能性较低。从需求方面看，发达国家消费萎缩、人口老龄化趋势不会改变，对资源能源的需求量和人均消耗量将趋势性下降。除美国经济强劲复苏以外，欧洲、日本经济濒临萎缩，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处于下行调整中，实体经济的需求仍较疲弱，未来原油需求增速可能下滑。美国由于原油自给率显著提高，进口需求大幅下降。欧洲和日本原油消费需求有下降趋势。尽管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对原油的需求继续上升，但经济放缓也导致需求增速回落全球经济放缓，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对原油需求的影响十分明显。在过去15年，中国原油需求增量在世界石油需求增量中占据很大比重，未来中国经济转型也将导致对原油需求的增速放缓。此外，全球产业结构趋向低碳化，以新能源、环保、高附加值制造业、生产服务性制造业，以及能够提高能源效率的高技术产业为代表的低碳经济，将成为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推动力，初级矿产资源、基础大宗商品以及化石能源需求会趋于减少。从供给角度看，能源效率的提高、页岩油技术、新能源等替代能源的开发以及环境标准的提升，将大大改变全球资源能源的供给结构。未来五年，在未出现新的石油需求市场和领域之前，原油价格不可能回归到原来的高位。

在经济增长放缓、需求下滑和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背景下，全球一般物价水平呈现下行的态势。由于各经济体在全球经济金融格局中的位置及国内经济金融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尽管相对于自身国内一般物价水平走势而言，多数经济体CPI呈现下行趋势，但一般物价水平在各经济体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主要发达经济体一直存在通货紧缩的压力。少数不发达经济体货币贬值、债务高企等国内因素推动通货膨胀率上升。在全球经济增长和需求都处于恢复的过程中，主要发达经济体面临的通货紧缩困境在未来五年可能会逐步缓解，但通胀率仍将维持在较低水平，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可能抬头。

四、全球实际利息率继续维持低水平

从1980年至今，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长期实际利息率一直处于下行通道。Zhu（2016）采用简单统计方法，分析了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自然利率，发现除中国和泰国外，亚洲主要经济体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自然利率呈现下降趋势，平均下降4%，这一趋势在2000年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更加明显。关于实际利率长期下降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解释，一是全球总需求的持续疲弱；二是生产率增长缓慢；三是人口老龄化趋势；四是全球储蓄过剩假说。针对全球长期实际利率下降的问题，特别是美国过去30多年长期实际利率下降的问题，Hall（2016）认为主要是经济中风险厌恶者与风险偏好者的占比发生了变化，风险厌恶者占比上升，导致长期均衡利率下降。Carvalho et al.（2016）认为，1990年至2014年期间，人口变化至少可以解释1.5个百分点的实际利率下降。

短期看，除美国外，其他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仍然乏力，并争相实施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负利率政策，这种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可能进一步压低实际利息率。从中长期看，在决定实际利息率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资本投资回报率，在宏观上则表现为经济增长率。因此，综合考量未来经济增长率和主要经济体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负利率政策，未来五年长期实际利率仍将维持较低水平。

五、部分脆弱经济体可能爆发金融危机

全球债务问题凸显。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主要经济体都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为应对危机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积累了大量债务。同时，经济持续萎靡不振的时间超出了多数人的预期，一些经济体政府债务率不断攀升，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政府负债率一直呈现上行态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5年，发达经济体政府负债率（政府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高达104.8%，较2007年提高33.4个百分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政府负债率为45.1%，较2007年提高7.8个百分点。此外，受到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冲击和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财政收入减少，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体财政负担加大，可能会遇到麻烦。

资产泡沫问题需要关注。考察二战后的70年，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货币政策大宽松是力度最大的，在全球经济金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全部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首先是采用传统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利率到达零下限之后开始量化宽松（QE）；多轮量化宽松之后，发现效果不明显，规模也遇到了限制；然后又开始尝试负利率。目前，除美国外，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仍保持极度宽松，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中央银行都在实行负利率政策，且量化宽松规模还在不断加大。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资本大量涌入股市、房地产市场、商品市场，推高了金融资产价格，埋下金融风险的隐患。

负利率政策影响深远。目前已有瑞典央行、丹麦央行、欧央行、瑞士央行和日本银行五个中央银行实施负利率政策，以应对经济放缓、通货紧缩、货币升值。从其短期影响看（Jackson，2015，Bech & Malkhozov2016），负利率政策和正利率政策的传导机制是一样的，传导到短期货币市场利率和其他货币市场利率，其对货币市场交易量的影响相对较小，未对货币市场的正常运转产生影响。负利率政策也传导到长期和高风险利率。目前还未看到负利率政策对零售存款利率的影响，对现金需求也没有明显的异常冲击。但负利率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实施是首次，其影响是深远的、复杂的。

全球金融市场风险加大。宽松货币政策导致除美元外的其他主要国际货币竞相贬值，加剧了国际资本的无序流动和汇率的过度波动。这次金融危机首先发源于美国，然后冲击了欧元区，在当前的货币金融环境下，第三波可能扩散到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不发达经济体。在美国经济率先复苏及美联储加息的背景下，由于美元在全球经济金融中的核心地位，美元、美债将成为全球资本的避风港和安全资产，美元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还是全球追逐的安全资产。而在全球货币金融市场中占重要地位的几大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存在巨大分歧，进一步加剧金融市场波动率以及多重经济金融风险，小的事件可能引发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异常流动，引发金融动荡，特别是债务过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其他不发达经济体，很可能发生债务危机和货币债危机。

六、结 论

未来五年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突出特征是：从经济增长趋势看，全球经济将进入恢复和调整期，经济增长可能呈现不稳定与不平衡的特征。源于特有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灵活调整能力，美国经济金融可能很快进入正常轨道，而欧元区及日本仍然在目前的状态下前行，并且可能是旧病未出除，新病增加。新兴市场经济体中，依据已有经济增长动能，中国经济将维持中高速增长，在全球经济金融格局中地位上升，当然，这种远景依赖于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深度和金融体系的稳定状况。印度及其他少数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也可能有突出表现。但多数经济体经济增长轨迹的方向仍旧依据大国经济的状况。在经济增长放缓及经济金融全球化受到阻力的背景下，全球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的状况很难有改观。

全球经济放缓未有明显改观、缺乏新需求市场和新投资领域的背景下，物价水平将保持低位，而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不会回到前期高位。全球实际利息率下行的趋势在全球经济放缓及主要发达经济体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大幅回升的可能性较低。国际金融危机后政府采取的各种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也将逐步显现，政府债务率上升及金融机构被掩盖的坏账、国际资本的无序流动和汇率的极大不稳定、全球吹起的资产泡沫及金融市场过度波动、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金融的脆弱性等都可能引起金融风险的爆发。在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财政政策没有空间，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递减，而其累计的金融风险越来越大的时候，也可能以金融风险的方式强制修复全球各国政府、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

当然，正是在这艰难的社会经济调整期，社会结构性改革可能得以实施，新技术及组织方式可能会出现，新市场和新领域得到开拓，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可能得以孕育，为未来全球经济的新一轮增长创造基础。

[参考文献]

[1]Ball， L. （2014）. “Long-term Damage from the Great Recession in OECD Countries”[J].Europe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ies： Intervention， 11（2）： 149-160.

[2] Borio Claudio， Leonardo Gambacorta and Boris Hofmann， “The influence of monetary policy on bank profitability”[DB].BIS Working Papers No 514 October 2015.

[3] Bech M and Malkhozov A， “How have central banks implemented negative policy rates”[DB].BIS Quarterly Review， March 2016.

[4] Carvalho， C.， et al.， “Demographics and real interest rates： Inspecting the mechanism”[DB].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Working Paper 2016-05.http：//www.frbsf.org/economic-research/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wp2016-05.pdf.

[5] Escaith ，H and S Miroudot（2015）， “world trade and income remain exposed to gravity”[A]. in B Hoekman（ed），The Global Trade Slowdown： A New Normal？， A VoxEU eBook， London：CEPR Press and EUI.

[6] Fischer，Stanley，Monetary Policy，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the Zero Lower Bound”[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 Proceedings 2016， 106（5）： 39-42.

[7] Gordon， R. （2012）. “Is U.S. Economic Growth Over？ Faltering Innovation Confronts the Six Headwinds”[DB].NBER Working Paper， No. 18315.

[8] Gordon， R. （2014）. “The Demise of U.S. Economic Growth： Restatement， Rebuttal， and Reections.”[DB]. NBER Working Paper， No. 19895.

[9]Jackson Harriet，“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with Negative Policy Rates”[DB].Staff Discussion Paper/Document d’analyse du personnel，2015-13.

[10] Hall， R. （2014）. “Quantifying the Lasting Harm to the U.S. Economy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DB].NBER Working Paper， No. 20183.

[11] Heider， Florian and Saidi， Farzad and Schepens， Glenn， “Life Below Zero： Negative Policy Rates and Bank Risk Taking”[DB].June 23， 2016，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2788204.

[12] IMF， “Uncertainty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U.K. Referendum”[DB]. WEO Update， July 2016.

[13] Koo， R. （2014）. “Balance Sheet Recession Is the Reason for Secular Stagnation”[A].In “Secular Stagnation： Facts， Causes and Cures”， edited by Coen Teulings and Richard Baldwin， 131-142.

[14] Zhu Feng（2016），”Understanding the changing equilibrium realinterest rates in Asia-Pacific”[DB]. BIS Working Papers No 567.

Key words： economic slowdown deflation financial crisis

（收稿日期：2016-09-14 责任编辑：廖令鹏）

作者：温信祥 张怀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