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何学社会文化根源论文

摘要：中国古代设计艺术思想是最早形成、最具延续性、最充分表现社会整体技术与文化发展面貌的人类造物艺术思想，却由于缺乏文字、文献的传播，更因为自古以来“重道不重器”观念的影响而长期得不到重视。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几何学社会文化根源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几何学社会文化根源论文 篇1：

生态科技文化：生态文明视域下科技文化的必然走向

摘要：当今，科技关涉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由生态科技精神与生态理性价值观念所构筑的生态科技文化成为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文化基础。生态科技文化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现代演化的必然趋向；生态科技文化是科技文化实践的认识论转向；生态科技文化是彰显社会幸福生存意义的实践文化，保障了人类的幸福生活之根，提供了社会持续发展之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生态科技文化；实践文化；生态文明；认识论转向

现代科技以文化的方式渗透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物质产品与人居环境等诸多方面。那么，面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里各种源于科技而生的诸多问题，我们以何种文化价值观引导科技与自然、科技与人类生存的关系，以何种科技文化理念去创新科技，将是衡量科技进步的思考源点。

一、生态科技与生态科技文化

自从1923年美国巴罗斯发表《人类生态学》以来，生态学研究开始超出生物学领域而走向社会科学诸学科。学者们从自然生态学与社会生态学视域关注人类、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及其未来走向，主要是围绕科技功能与价值、科技与人类关系、科技与自然物关系出发进行探讨，由此产生了以保障环境良性循环的生态科技理论。阿格尔借用并改造舒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的“小技术概念”，提出了“小规模技术”概念，以既适应生态规律又能尊重人性，从而维护生态平衡和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马尔库塞提出用“美学的还原”原则“表现在对自然的技术改造上。在这种情形中，对自然的征服减少了对自然的盲目性、凶残性和掠夺性，这也意味着减少了人对自然的凶残性。”[1]202哈贝马斯也认为，要使自然界成为人的朋友，就必须控制科学技术的应用方向、发展速度，尽可能地避免科学的负面价值。从许多学者关于科技与生态的阐述中可以看出“生态科技”在塑造生态社会、推进人与自然可持续友好发展中的关键地位。

生态科技主要指人们所创新与运用的科技活动过程及其运行规律能够尽可能地符合自然物的生长秩序与生态规律，最大限度满足人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它不仅要求与自然环境相协调，还需要追求经济效应与生态效应尽可能均衡发展，并在合理的基础上力求创造生态经济收益。发展生态科技所需要的资源主要来源于可更新资源与新型环保低碳性材料，形成源于自然、为人类创造美好生活后又回馈自然的良性循环路径，遵循“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其主要流程包括：绿色技术、绿色设计、绿色产品、绿色包装、绿色认证和绿色消费，最终使得“技术的发展不能以丧失人的自由、崇高和大自然相和谐等根本的人道价值为代价。”[2]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恰恰就是生态文明的核心，也是生态文明社会所追求的理想状态。

诚然，任何形态的科技都必然会衍生或多或少的负面效应。然而，正负效应的比例多少、时间长短与影响深浅等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科技创造者、科技活动操作者以及科技产物运用者持有何种价值理念的科技文化。莫顿说过：“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和思想感情，属于那些永远影响着科学发展的文化变量。”[3]120科技文化是指以科技活动流程（包括科技理论、科技探究过程、科技成果）及其内在精神观念为中心而衍生的一种文化，包括科技精神与价值、科技发展动力与逻辑规律、科技与人性以及人的生存关系、科技与自然的作用方式等。其基本形态可以概括为“理论形态的科技文化既是人类观念地把握外部世界的思想成果，是人们对于外部世界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也是人类生生不息的理性精神、怀疑精神、探索精神、创新精神以及协作精神的最集中的体现。实践形态的科技文化（即科学技术在实践中应用的文化样式），是人类用区别于动物的方式改变外部世界、不断建立属人的世界的活动中最具有人类学意义的部分。”[4]从科技文化的涵义可以看到，科技形态中价值观念及其情感对科技内容和发展方向、对自然影响的方式等具有主导性地位。生态科技文化是以生态理性价值观与生态情感为主导性的文化，具有三个维度的特征：以“人性”为本位的人文艺术性、情感性、人道性；以“物性”为本位的实体性、功能性、价值性；以“史性”为本位的发展性、社会性、阶段差异性。它们对生态科技的内容、扩展方向及其对自然、社会的影响力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其所强调的人、社会、自然三者的协调融合发展正是吻合生态文明的基本理念，即人与自然在规定的权力与义务内协调融合地共同发展，从而创造出社会与自然大系统可持续协同发展的文明社会。

二、生态科技文化是人类与自然关系文明演化的必然趋向

人类社会基本经历了原始社会的石器时期、古代农业社会的铁器时代、近现代工业社会的机器时代以及当代信息社会的芯片时代，每一时代起支撑性影响的技术与科学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生产模式、经济形态等，以及自然物的生存环境、生长规律，都起着主导性作用。随着每一阶段科技基本内容的转换，人对自然也经历着仰望式崇拜——对立与征服——贯通与协调相处的演化过程。

原始社会以石器、木料为主要技术工具带给人类极其狭窄的生活、生产空间与思维范围，刀耕火种的生存技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人与自然的初级关系：仰望式崇拜自然物，对自然界各种现象充满敬畏与膜拜，呈现“天压人服”状况。人们进一步制造巫术工具、研究占星术理论，创造各种雕刻技艺、巫术神话以表征神奇的自然世界。后来初级冶金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各种铁制农具、青铜类祭祀器具、马车类交通工具、合金类生活用具等广泛使用，与农业相关的自然生物学、天文学、数学与几何学、占星术与医药学等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活动蓬勃发展。西方古希腊时期和中世纪，以及在此期间的古印度和中国都不约而同地以科技活动去诠释“上帝”、“天”、“自然神”等对人类社会的现实关照意义，这表现为生产活动中各种祭天活动与创新农业生产工具活动同时并存。在此期间，影响力较小的科技产物与“天定胜人”的主导理念进一步遏制了人对自然物的野蛮式掠夺，如中国浓厚的“天人合一”思想为古代农业社会协调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奠定了生态思想基础。

但是，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过程中机器的大面积作业并运用于世界范围，促使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颠覆性变化，这表现在：其一，人的地位因文艺复兴运动而迅速高于自然神，人由“自然的仆人”而跃升为“自然的主人”；其二，科技的力量打破了自然对人的束缚。“知识就是力量”，科技对人类历史变革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英国的煤炭业深度发展，促使研制煤炭矿井用以排水的蒸汽动力机不断创新，其后的瓦特机让工厂建址不必受水势限制，从而使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成为可能，这就带动了纺织业、采矿业、冶金业以及机械制造业的发展；瓦特蒸汽机用于钢铁冶炼过程的鼓风机上，又使英国钢铁冶炼水平大大提升，18世纪末英国率先进入钢铁时代；依赖于大量钢铁的交通运输业蓬勃兴起，而纺织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制造硫酸和碱等化学物质和化工产品的化学工业及远程交通工具如铁路轮船等的创新。英国最终以机器代替人力、以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代替个体工场手工业。人们依靠科学原理和实践经验完成系统性技术流程的发明创新过程，所解决的各种技术问题迅速推动其他行业加速度发展，科技进步与工业发展、行业扩张环环相扣，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前所未有地空前剧增。人们理所当然地认定人类对自然资源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自然界完全在人类机器的掌控之中。农业社会所积淀下来的自然资源和相对自主的自然环境在工业国家开始被强盗式掠夺和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对立分裂状态，生态危机成为关注焦点。

康芒纳认为：“环境的恶化很大程度上是由新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技术的介入引起的，这些技术在逻辑上是错误的，因为它们被用于解决单一的彼此隔离的问题，没有考虑到那些必然的副作用。这种副作用的出现，是因为在自然中，没有一个部分是孤立于整体的生态网络之外的。反之，技术上的支离分散的设计是它的科学根据的反映。因为科学分为各个学科，这些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样一种概念所支配着，即认为复杂的系统只在它们首先被分解成彼此分割的部分时才被了解。还原论者的偏见也趋于阻碍基础科学去考虑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诸如环境恶化之类的问题。”[5]20世纪科学理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兴的系统科学非常强调整体观念、系统观念、复杂性观念。量子力学提供的世界图景所展示的是一副主客体相互交融、彼此作用的世界，玻尔说到“在存在的这出伟大戏剧中，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 [6]贝尔定理展示的量子关联性也表现在人与自然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表现在宇宙的过去与现在之间。这些新兴理论改变了古典科学注重世界的简单性和原子性。电子计算机和网络化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加速了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超循环论（用以解释生命如何从物理和化学层次突现出来）以及混沌学的理论进步，可以说整体性、系统性、循环性以及平衡性成为现代科学理论发展的基本特征。在此理论特征指导下的技术活动及其产物和结果将牵一发而动全身，核技术、航天航空技术、基因工程、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技术等在给人类掌控自然、获取宝藏提供超强技术支撑的同时，如若运用不慎也会带来物极必反的后果，其对人类生活的现在与未来、人类此代与今后世代的繁衍、世界生物生存及资源环境变迁、地球生命与文化系统等方面造成的危害将是毁灭性的。当前核爆炸和核泄漏事件所酿成的灾难已经远非当代人所能承受的。因此，如何更新与开发清洁能源、合理处置高新技术生产流程和废弃品等生态技术的兴起与发展势所必然。另一方面，当代电子信息技术凸显了人的自主性、创新性、个性化特征，更加强调环境的参与要素。同时互联网技术、空间科学及生物科学等注重长远性、系统性、协调性下处理问题，其生态文明意义日渐凸显。当前的生态科技已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可能抑制和减少危害，如污水处理技术、垃圾无害化处理技术等；二是充分利用资源和优化生态的技术，如清洁生产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开发技术、小流域生态治理技术等。当代生态科技渐渐形成一整套技术，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具有生存论意义，关乎人类未来的生存境遇和地球文明的延续。

三、生态科技文化是科技文化实践的认识论转向

技术—科学—科技发展过程的各种内容形态对社会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生产形式、经济形态以及生物进化等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从而构成不同的科技文化发展历程：由古代人文性占主导及近现代经济理性占主导的科技文化转向当代生态理性占主导而构建生态科技文化。

古希腊自从泰勒斯开创了将探索自然界的科技活动和对人生与宇宙的存在本质之问相结合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哲学—科学就始终互为支撑，构筑了延续至近代的人文性为主导的科技文化：科学的价值在于契合心灵单纯的求知欲，帮助人们得到现象背后的规则与秩序；科学气质注重人的精神自由与生命价值，远离世俗利益；科学内容融合自然科学、人文、政治学说等，紧密结合人性与德性幸福的关系。这种自然哲学家们的科学文化具有科学的独立性、非功利性与哲学性特征。所以泰勒斯不愿以科学知识谋取财富而甘愿受穷，曾从师于柏拉图的欧几里德才会让仆人打发走想从几何学捞取实利的青年。在这种人文性主导的科学文化中，人和自然各有独立品性，彼此基本处于平和状态，彼此尊重但又蕴含着人对自然界与宇宙的仰慕之情。理解自然及宇宙始终充溢在科技研究过程之中，探索自然的价值在于指导、服务于人类的精神幸福和道德行为。古罗马时期虽然看重技术在城市建设、建筑学以及各种外科手术上的运用，但其技术水平相对较低，技术活动范围小，它们并不能对自然界产生巨大的破坏性影响。

近现代科技文化则由古希腊的科学、人文、生命特征走向科技、人本、经济理性特征。首先是文艺复兴重新激发了人对自身的热爱与尊重，期冀以人的理性与智力去理解自然。其次是科学家们使基于解决问题而兴起的实验科学崛起。实验科学技术为科技实用性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让自然在人的预设目标与范围内为人所用的观念，导致了17世纪中期开始的科技实用性、经济性、利益性等功利意识在英、法等国度迅速抬头，这种价值取向导致文学艺术社会地位的下降。莫顿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中以详细笔墨分析了17世纪中期开始的清教主义、新哲学和科学的“共同之处就是具有日益增长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3]26“在这个世纪开始时，神学和人文诸学科比科学更受人们尊崇……到了该世纪中期，对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价值的评估尺度已明显上升……科学及其实用的技术分支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将变得日益宝贵……科学毫不含糊地跃升到社会价值体系中一个受人高度尊敬的位置”[3]3638与此同时， 17世纪中期开始，剑桥大学里数学、物理学、化学等与人的实际生活与利益相关的学科越来越受到重视。宗教尤其是清教，也开始从科学是为多数人的善行及帮助人们更易理解上帝的旨意出发，来赞成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自然哲学家们寻求‘自然与工艺的结合，可以为人类生活的价值和利益带来一个幸福的结局。’”[3]3638这正是弗朗西斯·培根所强调的将科学与人的力量结合起来，以人运用知识的力量去征服自然界，为生活在粗野境地的人谋取福利。在此引导下，18、19世纪科技文化最终走向全面工具理性与经济理性，科技与人文走向割裂状态，科技活动与科技产物只考虑经济利益需求，而忽视人文精神需求、宜居生活环境需求，忽略自然生物的生存需求。这种片面追求经济功能以及对自然的控制力的科技文化已经严重影响了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造成诸多人为性自然灾害。阿诺德·汤因比通过考察人类与自然的发展史认为，工业文明以来，技术的进步“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财富和力量，人类作恶的物质力量与对付这种力量的精神能力之间的‘道德鸿沟’，像神话中敞开着的地狱之门那样不断地扩大着裂痕。在过去的5000年间，这种巨大的‘道德鸿沟’，使人类为其自身种下了极为惨重的灾难”。[7]

面对当代高新科技将对人类、自然、甚至地球生命都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时，世界科技文化出现了多样化价值观念思潮：一种是科学主义所主张的“科技至善至强”论，认为目前的许多问题都将由不断进步和完善的科技所解决；一种是由浪漫主义所主张的“拒绝工业文明”论，认为既然科技进步伴生诸多问题，那就远离“奇淫技巧”，拒绝相信科技求善力量，倡导放弃现代科技产品而回归过去。前者导致科技精英过于强调科技自身逻辑体系的发展而脱节于社会制度文化建设，将生活的幸福感完全建立在不断更新换代的科技产物上，最终引发科技控和物欲控。后一种观点则抹杀科技的社会整体价值与进步取向，在科技价值论上倾向于虚无态度。另外还有一些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异质性的科学反思，如“（1）20世纪70 年代以来逐渐渗透到科学哲学领域的欧陆反科学主义理论，主要包括法兰克福学派、以福柯和利奥塔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的科学哲学思想；（2）从分析哲学传统内部彻底走向正统科学哲学反面的叛逆，主要以费耶阿本德、罗蒂等人为代表；（3）借鉴另类思想反叛科学社会学（STS）传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包括但不限于借以为新兴政治运动辩护的激进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8]这些流派传达了对科技价值的质疑。科技文化内在价值观由单一的经济功利性向当代多元性转换，其中也逐渐认可科技文化的生态理性特征。构建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融合而生的生态科技文化势在必然，其基本思想表现为：融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关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关系、注重当前与未来生活、强调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及自然生态效益同存共赢。诚如高兹对“生态理性”进行研究后所认为的，“生态学有一种不同的理性：它使我们知道经济活动的效能是有限的，它依赖于经济之外的条件。尤其是，它使我们发现，超出一定的限度之后，试图克服相对匮乏的经济上的努力造成了绝对的、不可克服的匮乏。但结果是消极的，生产造成的破坏比它所创造的更多。”“目标是建立一个我们在其中生活得更好而劳动和消费得更少的社会。”[9]

四、生态科技文化是彰显社会幸福生存意义的实践文化

当前困扰乃至于威胁生存的两种危机在逐级上升：其一是自然生态危机，主要体现为物质资源的浪费性破坏乃至匮乏、人类生活环境日渐恶化、生物资源的演进渐失常态；其二是社会生态危机日益凸显，主要体现为人受控于机器、芯片产品等的异化现象，人与人的沟通逐渐被电子芯片所支配，道德感、责任感、信任感、亲密感交付于各种科技产物与芯片制品，扑朔迷离的网络信息遮蔽了人们的真实意愿与面貌，人们迷惑于“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为何如此而为”并同时追问对方“你是谁、你真的在做什么”等诸如此类问题。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文明社会之愿望面临困顿。面对这种现代性的困境，马尔库塞提出以“人道化技术世界”重建技术理性来予以破解。他重视技术对社会的重要性，“只有通过技术的媒介，人和自然才能成为可互换的组织对象。”[1]143但是，只有“人道化的技术世界，是一个技术的和自然的世界，是一个技术与自然和谐的世界。这里可以看出，马尔库塞希望的是一个‘技术的和自然的环境世界’，而不是仅仅有自然。”[10]这种世界依然需要以生态科技为实践基础，以生态文化理念为引领。由此，人类才可实现幸福感大于压抑感、自主性胜过物控性、自由度高于受限度的精神境界。

生态科技文化保障了人类的幸福生活之根，即自然大系统的有序演化。生态科技文化以互惠性价值观为支撑，强调地球有生命与无生命物体的整体生态系统循环生产意识，并贯穿于人类思想观念以及生活生产中。人生于自然、成于自然又归于自然，这不仅指人的物质生存源于地球资源系统，还无法遗漏人的精神世界，自然界也是创作发明的灵感之源和精神生活的抚慰剂。对自然的抛弃性毁坏断绝了人的生命之根，剥夺了人对自然环境的精神享受，从而在根基上切断人类幸福之源。

生态科技文化提供了社会持续发展之核心价值观，即以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生态理性的价值观。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在一个主体内心进行对事物取舍时会起着主导和评价标准作用，因此，科学家的研究出发点也就会受到这种主流价值观念的引导。也就是说，当生态理性的价值观作为社会主流价值观与科学的精神气质相吻合时，它就会成为科学活动持续发展的动力，生态科技产物对社会的回馈也会促进生态文明的实现。生态理性关注资源的有限性与再生性，在平衡生物圈与人类之间权力与义务中注重创新较低的负面效应的高新科技。而过往的工具理性与经济理性则更多考虑现在的享有，忽略地球资源与人类后代的生活质量与发展，从而在物质与精神上削减了社会稳步前进的因素，降低了人类的幸福感。

生态科技文化促使人类回归科技创造自由之初衷。生态科技文化强调系统框架内思考科技活动，以消解人的异化现象，舒展个性自由。人类创造发明科学技术根源于对自由的渴望，然而自由是人与周遭环境协调相处的自由，它依赖于人的智慧在科技上的作用力与表现力。同时，科技所创造的自由应当基于大多数人的自由愿想，而不是少数商人、政治家、思想野心家拥有的利益自由。只有当科学技术“不再处于建立在多数人的不幸之上的生产体系以及理性化、内在化和理想化压力的强制之下时，心灵才意味着幸福的增长。”[11]大多数心灵才会有自由之感。当今几乎全球范围内确定并预以认可的低碳环保的生态理念和相关制度条约，成为当代生态科技文化的观念层面与制度层面的主要内容，而创造发明则是体现自由个性的科技产物，开发清洁能源、探究整体科学理论活动等则构成了生态科技文化的器物层面，由此营造着科技与自然和谐、科技与生态文化的和谐，在这样的科技文化世界里，个性自由与社会整体多元化发展之间才能消解矛盾，以期实现个体的幸福念想。

五、结语

当今在生态科技关涉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现实情境下，由生态科技精神与生态理性价值观念所构筑的生态科技文化也必然渗透于人们的行为方式、思想制度、科技产物等方面，而这终究也渗透于自然生命或无生命物质的演化过程，产生人与自然贯通互调的状态。这是生态文明社会的文化基础。生态文明社会也正是指在系统论、整体论基础上以生态科技结束人与自然间对立竞争状态，协调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可持续进步，其价值归宿于人民在个性自由、宜居环境、社会全面发展上所达到的心灵幸福。这正是当代西方科技哲学家、科技文化学者们所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也是后现代思想家们在批判现代性社会中所描述与憧憬的文明社会。

[参考文献]

[1]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2]代锦.生态技术：起因、概念和发展[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4（2）：1518，10.

[3]莫顿.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 范岱年，吴忠，蒋效东，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4]杨怀中.科技文化软实力及其实现路径[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7）：118122.

[5]康芒纳.封闭的循环[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54.

[6]玻尔.原子论和自然的描述[M]∥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郁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6370.

[7]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M].徐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529.

[8]刘大椿，黄婷.科学技术哲学反思中的思想攻防：刘大椿教授学术访谈录[J].哲学分析，2011（3）：155168.

[9]Andre Gorz.Capitalism，Socialism Ecology[M].Verso，1994：3233.

[10]刘晓玉，林志森.论马尔库塞的人道化技术世界[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169172.

[11]马尔库塞.马尔库塞文集[M].李小兵，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362.

（责任编辑文格）

Key words：ecological scitech culture；practical culture；ecological civilization；epistemological turn

作者：程宏燕

几何学社会文化根源论文 篇2：

中国古代设计艺术思想研究的可行性探讨

摘 要：中国古代设计艺术思想是最早形成、最具延续性、最充分表现社会整体技术与文化发展面貌的人类造物艺术思想，却由于缺乏文字、文献的传播，更因为自古以来“重道不重器”观念的影响而长期得不到重视。伴随着思想史研究中出现的新视域、艺术理论中对艺术品概念的新认识、田野考古发掘得到的新资料，以及现代设计艺术兴旺发展的新要求，中国古代设计艺术思想的研究已经成为可能。

关键词：中国古代设计艺术思想研究 ;可行性 ;探讨

文献标识码：A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19.03.011

Key words：a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artistic thoughts of design; feasibility; exploration

思想，也称观念，是人类的感性知识累积到一定程度而形成的理性认识。人类的思想总是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认识主客观世界的能力相适应。不同的生产力发展背景下、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下存在有不同的社会主流思想，即使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内，生活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对主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有着不同的思想。因此，人的思想是一个及其复杂的概念。然而，思想又是客观存在，可以说，自从自然界出现了能够思考的人类，便有了萌发思想的源泉。心智健全的人们，无论是生活在茹毛饮血、衣不遮体的原始时期，还是生活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都有各不相同的对客观世界和人类自身的理性认识，都有各不相同的思想观念。中国古代设计艺术思想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从事满足多方面需要的物品的创作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带有工艺技术性、审美文化性和实用功利性的思想，是最早形成、最具延续性、最能充分表现社会整体技术与文化发展面貌的人类造物艺术思想。伴随着思想史研究中出现的新视域、艺术理论中对艺术品概念的新认识、田野考古发掘得到的新资料，以及现代设计艺术兴旺发展的新要求，中国古代设计艺术思想的研究已经成为可能。

一、思想史研究的新动态

中華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就像两河流域很合适地被称为西方文明的摇篮一样，华北的黄土地区也当称为东方文明的摇篮。实际上，在这两个原始文明当中，不妨把中国文明认为更值得注意。这是由于它独一无二的长命，它日后内容的丰富……”[1]。浩如烟海的文献古籍记录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其间，外来民族的统治者及其文化都没有撼动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本，相反地被消融、吸收，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能够在文献记载中留下姓名和言论的人，往往是生活于社会上层的贵族、官僚、文人士大夫、宗教领袖之流。他们的见解代表着本阶级的利益与诉求，代表着社会的主流思想。也正因为如此，传统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往往把目光聚焦在《尚书》开篇，诸子百家的争鸣，儒、道、佛的经籍，统治者组织编写的史籍，文人士大夫的诗、书、画著述等等文献资料。中国传统的思想史写作也就成了“睿智的哲人系列和经典系列，从孔子到康有为，从《诗经》到《大同书》，天才似乎每个时代都成群结队地来，经典也似乎每个时代都连篇类牍地出，我们的思想史家按照时间的顺序安排着他们的章节，大的思想家一章，小的思想家一节，仍不够等级的话以几个人合伙占上一节，再不济的话也可以占上一段，只要在那上面留下了文字的就算‘永垂不朽’。经典、经典的征引、注释与解说、精英的文字论述，则把思想史的线索连缀起来，只要被采撷在书中，经典就真的‘名垂青史’”[2]9。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撰写主要关注与古代哲学有关的形而上的领域，其内容常常被限制在正统历史的框架内，构筑起诸子百家及儒、道、佛名家的宏论。同时，还出现诸如政治思想史、宗教思想史、经济思想史等分支。这些思想史被称为精英思想史或经典思想史。

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民众，尽管有着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独到的看法，有着对生存意义的思考，但这个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没有话语权，其思想自然被埋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因此，想要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里找到下层百姓的声音是非常困难的，在古代中国长期“重农抑商”“重道不重器”政策和观念的影响下，工匠的地位十分低下。他们被编入匠籍，世代从事手工业劳作，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即便是技艺超群的工匠也难以青史留名，特别是工匠的技艺和经验主要依靠口传心授，很少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以至于他们的思想难以广泛传播，《庄子》中“轮扁斫轮”的寓言故事，间接地反映了这个情况：“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也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得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所以，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一直被禁锢在社会上层知识分子所宣扬的思想观念的范畴。

然而，社会下层的非主流思想与社会上层的主流思想并非绝对隔绝，恰是互相沟通的。从设计艺术思想的发生学角度来看，人类的造物活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即便你面对的是一件旧石器时代的简单粗陋的砍砸器，它也包含着原始人类对石材的选择、造型的处理，甚至在使用中能否顺手舒适等问题的思考，还包括对石材的具体加工经验的运用。进入文明社会，人们在制造以满足生产、生活实用为目的的器具时，不可避免地渗入了时人的审美情感，以及巫术、葬俗、礼仪、道德、宗教等精神文化内容。成书于春秋末期的《考工记》，尽管其内容多为技术层面的“百工之事“，但在具体的造物艺术创作方面，却融合了当时的审美和思想理念，诸如对车的设计：“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将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天圆地方”自然观与天象知识，融入到车辆的造型设计中，以车盖和车厢象征天圆地方;30条轮辐四面放射，象征日月的运行;28条车盖伞骨，象征着天上二十八宿的星辰。

目前，一些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已经发现了这样一种关系：“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因此，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2]13。现代思想史的研究者借鉴西方思想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从对传统思想史写作的局限性的分析中，开始了崭新的关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构思。

二、艺术品概念的新认识

人类对艺术世界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的、辩证的过程。艺术品作为精神的产物，随着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能力的不断提高，概念和范围也在不断地發生变化。历史上的哲学家、美学家、艺术家受所生活的时代条件的制约，对艺术品的概念、范围、种类等，都有不同的理解。

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把艺术种类罗列为文学（史诗、抒情诗、叙事诗）、音乐、雕刻、绘画、编织、刺绣、建筑术、器具的制作等几类。其后，亚里士多德以艺术起源于摹仿为出发点，根据摹仿媒介的不同，把艺术分成“用颜色和姿态来制造形象”的绘画和雕刻，“用声音来摹仿”的诗、歌曲、戏剧，用“节奏、语言、音调来摹仿”的舞蹈、戏剧，兼用上述各种媒介的悲剧、喜剧。[3]中世纪普遍流行把艺术划分为“自由的艺术”和“机械的艺术”，但其“自由的艺术”仅指文法、修辞学、辩证法、音乐、算术、几何学和天文学，绘画和雕塑因为需要体力劳动，却被驱之于“自由的艺术”门外[4]。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以“美”作为判断艺术价值和区分艺术与非艺术的一个重要标准，为近代“美的艺术”的划分和以美为核心的艺术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746年，法国的夏尔·巴托（Charles Batteux）发表了《统一原则下的美的艺术》一书，把广义的艺术分为三类，即以满足人的实用需要为目的的“机械的艺术”、引起人的审美快感的“美的艺术”、实用与快感相结合的艺术，并主张“美的艺术”应该包括音乐、诗、绘画、舞蹈和雕塑五大门类。[5]51-55德国的门德尔松在《论美的艺术和科学的基础》中，根据所运用符号的不同，更加详细地把“美的艺术”分为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视觉艺术包括舞蹈、绘画、雕刻和建筑，听觉艺术包括音乐，而视觉艺术又根据美的运动和静止的表现划分为动态艺术（如舞蹈）、静态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在静态艺术中又根据静止的形式分成平面艺术（绘画）和立体艺术（雕刻和建筑），[5]56对艺术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音乐、诗歌、舞蹈、绘画、雕塑等所谓的“高雅艺术”，即“美的艺术”，而那些连环画、插图、摄影图片、各种装饰工艺品、电影、电视，曾一度不受艺术研究者的重视。

1962年，美国艺术史家、耶鲁大学教授乔治·库布勒提出，艺术品的范围应该包含所有的人造物品，而不仅仅是那些无用的、美丽的和富有诗意的东西。[6]虽然这一论断并非十分确切，但它使人认识到把艺术强分为“高雅艺术”和“低俗艺术”，完全是人为的文化偏见造成的，从而开创了艺术研究的新局面。应用艺术、装饰艺术、民间艺术等艺术形式，成为艺术研究的对象，至今已是学术界的共识。曾经被逐出“美的艺术”之门的工艺艺术、建筑艺术，得以重登艺术的殿堂。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集实用与审美于一体的陶器、玉器、青铜器、漆器、瓷器、丝织品、金银器、竹木牙雕器等设计艺术作品，成为中国古代设计艺术思想研究的对象，其理论依据便是对艺术品概念的重新认识。

陶器是人类能动地综合使用自然界的水、火、土、木等物质材料，通过化学变化、改变物理性能而创造出来的现实中并不存在的新产品。迄今为止，我国的制陶历史能上溯到距今一万多年以前的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和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等。陶器的发明对中国古代设计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水、火、土、木等制陶材料的综合应用，扩大了人们认识自然界物质世界的能力，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五行”观念当溯源于此。陶土的可塑性特征，拓展了人们的造型能力和灵巧的双手，人类从此真正走上了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征途，新石器时代繁荣的彩陶和彩绘陶器，神态各异的陶塑动物和人物，无不展示着原始艺术的光芒。同时，制陶技术的不断提高也对后世青铜器制造、瓷器的发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玉器在中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坚硬、冰凉的自然之物，经过古人揉入情感的创造，使得不具生命的玉料，成为饱含柔美、温润、神秘、永恒、典雅的艺术品。玉器最早是人们装扮、美化自身的佩饰，距今约八千年前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现了迄今最早的玉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玉器的制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由对玉器首饰、佩饰的制作，逐渐演变为对玉琮、玉璧等礼器和玉龙、鸟等图腾崇拜物的创造。[7]商周时期，玉器被广泛应用于装饰、祭祀、典礼等方面，“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比玉之尺寸赋以等级思想而政治化，分别上下四方赋以五行思想而迷信化”[8]。玉器成为上层社会人士身份、地位的象征，被赋予人格化的道德标准。秦汉六朝时期，玉器制作受到道教神仙思想的影响，普遍用于丧葬敛尸或食用。唐代玉器深受外来文化影响，出现了具有佛教文化意味的玉飞天和西方文化特色的胡乐吹奏人像、摩竭鱼等。宋元玉器生产因市民世俗文化、文人审美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共同作用，玉器原有的神秘性、礼制性、丧葬性逐渐削弱，代之以清新的时代风尚。明清时期的玉器渗透到人们生活的诸多方面，追求幸福、长寿、多子、爵位等世俗主题，造就了明清玉雕装饰题材的辉煌。

中华民族虽然不是历史上最早使用青铜的民族，但世界范围内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像中华民族一样将青铜工艺发展到如此无以伦比的高度，取得如此灿烂辉煌的成就。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产生、发展、繁荣、衰落与奴隶社会的盛衰兴废相契合，一般来说，夏代是青铜器生产的萌芽时期，青铜器制作较为原始;商代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铸工精良，形体厚重，纹饰精美，并具有神秘色彩;西周中期由于礼制的加强，作为礼制文化载体的青铜器纹饰简略统一，具有程式化的特征;春秋中期开始，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发展又迎来了一个新高潮，随着礼制的崩坏，铁质生产工具的逐渐广泛运用，青铜器出现错金银、镶嵌绿松石和红铜等装饰技法，以及表现社会现实生活的人本文化装饰题材。

漆器是表面涂有漆液的器具，为中华民族首创，至少已经有约七千年的历史，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朱漆木碗和缠藤蔑朱漆木筒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漆器实物。[9]中国古代漆器艺术品先以木为胎，而后逐渐发展为以皮革、竹蔑、夹纻等材料为胎，漆器表面则采用雕刻、彩绘、贴金、针刻、铜扣、金银平脱、剔红、剔犀、戗金、堆漆、填漆等装饰工艺。漆器的设计制作在战国秦汉时期达到顶峰，其装饰题材浸淫着浓郁的神巫文化特色。

瓷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独创，对世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经历了一千多年对原始瓷器工艺技术的改进和创新后，东汉中晚期，成熟瓷器终于在浙江的宁绍平原创烧成功。由于瓷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比陶器坚固耐用和清洁美观，又比青铜器、漆器造价低廉，一经出现便迅速受到时人的喜爱，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瓷器烧造就达到第一个高峰，到唐代更是远销东南亚和欧洲，宋代还设置专门供皇家使用的官窑，使得瓷器具有丰富的文化特征，皇室贵族专用的官窑瓷器具有宫廷文化特色，民窑瓷器占有更广泛的市场且受到社会风尚的制约，或具有民间民俗文化的特征，或具有文人文化的特征，或具有外来文化的特征，或具有宗教文化的特征。

中国古代设计艺术品具有工艺设计的技术性特征和审美方面的文化性特征的双重性，具有代表性特色的陶器、玉器、漆器、青铜器、瓷器等独具特色的设计艺术品，更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工艺技术的不断提高，审美文化的指引，一方唱吧我登场，史前原始社会的彩陶和蛋壳黑陶艺术品，夏商周青铜器，战国秦汉漆器，宋元明清瓷器，以及历经约八千年长盛不衰的玉器，形成了中国古代设计艺术史上群星闪耀的格局。虽然这些古代设计艺术品的设计与制作者，不能像古代文人士大夫一样能读善写，无法把自己对艺术创作的领悟、过程、经验等阐述成文而流传于世，但其设计艺术思想却毫无疑问地体现在所创作的作品中了。

三、田野考古发掘得到的新资料

20世纪20年代，西方近代考古学开始传入中国。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受中国北洋政府聘请来华工作。他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以彩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并提出以“仰韶文化”命名。1926年，从美国留学归国的李济先生，主持了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拉开了中国学者独立进行田野考古活动的序幕。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内设考古组，并开始对河南省安阳小屯村殷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田野考古专门机构和专业队伍。由于战乱和经济条件的制约，近代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形成，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考古学的发展比较缓慢，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主要在周口店、殷墟以及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部分地區展开。1949年以后，中国的考古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湖南长沙马王堆、陕西西安兵马俑、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浙江余杭良渚文化大墓和祭坛、辽宁牛梁河红山文化女神庙、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等深藏地下而被岁月埋没的文化瑰宝，一朝重见天日，便吸引了众多艺术史学家、历史学家的目光。中国考古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也吸引了外国学者的目光，以至于发出了“在未来的几个十年内，对于中国重要性的新认识将是考古学中一个关键性的发展”[10]这样的感慨。

田野考古发掘得到的资料非常丰富，主要分为遗迹和遗物两大类。遗迹指“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痕迹。包括遗址、墓葬、灰坑、岩画、窖藏及游牧民族留下的活动痕迹等。其中遗址又可细分为城堡废墟、宫殿址、村址、居址、作坊址、寺庙址等，还包括当时的一些经济性的建筑遗存，如山地矿穴、采石坑、窖穴、仓库、水渠、水井、窑址等;防卫性的设施如壕沟、栅栏、围墙、边塞锋燧、长城、界壕及屯戍遗存等也属此类”。遗物指“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生产工具、武器、日用器具及装饰品等。也包括墓葬的随葬品和墓中的画像石、画像砖及石刻、封泥、墓志、买地券、甲骨、简牍、石经、纺织品、钱币、度量衡器等。一般而言，遗物都经过人类有意识的加工和使用，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也必须与人类活动有关而能够反映人类活动，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的遗存等”[11]。它们既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重要载体，隐含了中国古人丰富的思想内容。

田野考古出土的文字资料，诸如商周的甲骨文、金文，楚汉的简帛文书，历代的碑刻墓志等，都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诸如1942年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等竹简，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和竹木简，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的秦简，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的汉简，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的汉简，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楚简，甘肃武威、居延、敦煌等地发现的简牍，为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思想史拓展了的新视域。

然而，考古出土数量更多的却是无文字的资料，主要是具有人工创造性、审美文化性、形象性和思想情感性特征的古代设计艺术作品。这些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器物的制造者，绝大多数是社会地位低下的手工业匠人。他们在成器过程中，往往将自己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独到的看法、对生存意义的思考，融入到设计艺术作品的纹样、图像、符号等装饰题材中。在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追求形而上的“道”，热衷于主观理性和道德伦理阐发的氛围下，形下之“器”不被重视或认可，只被视为“古玩”，其在中国古代艺术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在研究中国古代精神文化方面的重要性被忽视了。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一直被禁锢在社会上层知识分子所宣扬的思想范畴，田野考古学的发展，使得为寻找“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的“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成为可能。壁画、帛画、画像石、陶俑，甚至各种质地的工艺美术品，是时人心灵的反映，是思想史研究的间接资料。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早在1959年为周仁《景德镇瓷器的研究》一书所写的书评中就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所最感觉到兴趣的，不是作为古董来赏玩的古瓷，而是制造这些古瓷的陶瓷工人。我们所以要分析和鉴定古代陶瓷的原料和成就，成品的物理性能和制造技术，只因为它们是陶瓷工人的技术知识和手艺技巧的表现。此外，古代陶瓷工业还有另一方面，便是当时的审美观念。这便须要研究古瓷的器形和花纹。这是可以由考古工作者和美术史家来进行研究的”[12]。宗白华先生则强调把哲学、文学著作和工艺品、美术品联系起来研究的重要性。他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中提出：“我们应该结合古代的工艺品、美术品来研究。例如，结合汉代壁画和古代建筑来理解汉朝人的赋，结合发掘出来的编钟来理解古代的乐律，结合楚墓中极其艳丽的图案来理解《楚辞》的美，等等。这种结合研究所以是必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工艺品时不单表现了高度技巧，而且表现了他们的艺术构思和美的理想（表现了工匠自己的美学思想）。像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在表面上看来是多么虚幻（如庄子），但严格讲起来都是对当时现实社会、对当时的实际的工艺品、美术品的批评。因为脱离当时的工艺美术的实际材料，就很难透彻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13]。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在对考古出土的古代艺术品的释读中得以延伸，“我们尝试把石器、陶器、玉器作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探讨我们所说的‘广义中国思想史’”[14]。

四、现代设计艺术创作的新趋势

现代设计艺术是西方工业革命以后的产物。在现代设计艺术史上，一般将19世纪末期英国艺术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所提倡的艺术与手工艺运动作为现代设计艺术运动的滥觞，而以1919年在德国建筑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建议下成立的“国立建筑工艺学校”即“包豪斯”为现代设计艺术产生的标志。包豪斯所倡导的“艺术与科学技术的新统一”成为对现代设计艺术的最好诠释。目前，现代设计艺术在中国蓬勃发展。高等院校对设计艺术人才的培养，不再局限于专业的艺术院校，更见于诸多的综合性大学，专业方向有平面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工业产品设计、动画等等，几乎涵盖了人们生活所需的各个方面。至今，全国有千余所高等院校开办了设计艺术专业，每年招收数万名相关专业的大学生。然而，在如此热闹的氛围中，不协调的因素较多，最突出的莫过于设计艺术作品缺乏创意，尤其是能够反映中国本土民族文化特色的设计艺术作品非常罕见，“20余年来的设计教育，有一个明显的倾向是重技能教育，轻理论素质教育。这个问题的存在，当然有各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但我们也许应将其看作中国设计界各种问题的根源之一，也是影响中国未来设计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15]。有识之士对中国当今的设计现状做出了深刻分析。片面强调设计的技能教育而不重视人才的综合素质，尤其是轻视了对文史哲知识的学习，造成设计艺术作品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片面追求西方设计的现成经验和成果，忽视了对中国古代优秀的设计艺术传统的借鉴，使得设计艺术作品脱离不了西方现代设计艺术流派的影子。重技法、輕理论的后果，必然导致设计师缺乏必要的文化素养和人文知识，其设计作品往往缺乏个性和创新意识。究其原因，其一，尽管中国古代设计艺术作品的创作曾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现代设计艺术所受的影响却主要来自于西方，无论是设计方法、作品风格，还是设计教育的课程设置，都照搬了太多的西方理论，而对中国古代积淀深厚的传统设计艺术却关注甚少，诸葛铠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传统思想时隐时现，但‘拿来主义’始终占着上风。在工业化水平提高、生活方式西化的带动下，对功能主义合理性的崇拜、对简约之风的新感受，深深吸引着中国新一代的设计师。到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中国设计师已经尝遍了欧洲现代主义设计大部分流派的不同滋味，图形设计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看，二十年来中国设计几乎是直线式的发展。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学习型而不是创造型”[16]。其二，中国的艺术创作及其成就受到传统文化中“重道不重器”的观念影响，主要集中于绘画、书法等极其有限的几个门类，与现代设计艺术密切相关的古代工艺却很不受重视，客观上造成了现代设计艺术在中国无所依托、无以借鉴的现状。即便对传统文化进行借鉴，也存在着生搬硬套的缺陷。沈从文先生看到了当时设计界存在的问题：“近年来，时常听人谈起艺术中的民族形式问题，始终像是在绕圈子，碰不到实际。原因就是谈它的人并没有肯老实具体下点功夫，在艺术各部门好好的摸一个底。于是社会上才到处发现用唐代黑脸飞天作装饰图案，好像除此以外就没有民族图案可用似的。不知那个本来就并非黑脸。还有孤立的把商周铜器上的一些夔龙纹搬到年轻女孩子衣裙上和舞台幕布上去的。这种民族形式艺术新设计，自然也不会得到应有成功。最突出不好看的，无过于北京道口一个新电影院，竟把汉石刻几辆马车硬生生搬到建筑屋顶上部去作为主要装饰”[17]。其三，对设计艺术学的理论思考也相当薄弱。针对中国设计艺术史的撰写，主要以历史发展的脉络为主线罗列设计艺术作品，缺乏对古代艺术品的创作背景、创作思路、所隐含的文化内涵的思考，严重制约了中国现代设计艺术的发展步伐。

这样的局面直到20世纪末才发生明显改变，一方面，随着对文化和科技的提倡，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日益受到重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外贸出口的增长，需要设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民族文化特色的产品。要想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必须拥有自主的中国品牌，其实现途径除了借鉴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和创新理论外，重要的是走中国式的自主创新之路，从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并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现代设计藝术在中国经历了将近30年的发展，人才培养已经初具规模，正面临着如何冲出中国走向世界的问题。“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意识开始深入人心，产品设计的民族化特色引导了设计师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借鉴。代表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粹的中国古代优秀的设计艺术思想以及经典的设计艺术作品，为从事现代设计艺术事业的设计师们提供了创作素材。设计师们只有立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合理借鉴，将现代设计艺术作品贴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标签，才能在世界设计艺术界占有一席之地，才能宣传中华民族曾经取得的文明成果，并让世界人民真正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与奖牌的设计，便是将中国古代设计艺术经典元素与现代科技结合的成功之作。火炬设计采用了祥云为装饰纹样，借鉴了流行于楚汉漆器上的云纹图案;奖牌设计正面为国际奥委会统一规定的图案，背面镶嵌着取自装饰龙纹的玉璧，整器恰是对汉代常见的出廓玉璧的模仿。

中国古代设计艺术思想将成为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补充而得到重视。由于传统思想史研究侧重于“精英和经典的思想”，即以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为研究对象，属于“形而上”的范畴，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思想史研究还必须关注来自社会下层最具有广泛性的民众思想，中国古代设计艺术作品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尽管其所隐含的思想相对隐晦、曲折，但具有广泛性、延续性、民间性和世俗性的意义，并且与精英和经典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中国古代设计艺术思想的研究对象主要定位于田野考古出土的古代艺术品，有些甚至是遥远的史前原始社会的艺术品，远远突破了历史文献记载所受到的时间局限。我们能够通过对诸多设计艺术作品的分析，为思想史研究开辟源头，为追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起源找到合理的解释。中国古代设计艺术思想研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中的贡献或无可替代的意义也正是体现于此。

参考文献：

[1] 何炳棣.东方的摇篮[M]//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1-2

[2]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3] 万书元.艺术分类学：历史与方法[M]//汝信，张道一. 美学与艺术学研究.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178.

[4] 陈旭光.艺术的意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5.

[5] 卡冈.艺术形态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6] 常宁生.艺术史终结了吗？[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3.

[7] 陈江.玉器[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16.

[8] 杨伯达.中国古玉研究刍议五题[J].文物，1986（09）.

[9]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144，291.

[10] 布鲁斯·砍格尔.时间与传统[M].蒋祖棣，刘英，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36.

[11] 考古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604.

[12] 作铭.介绍周仁等著：景德镇瓷器的研究[J].考古，1959（06）.

[13]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3-34

[14] 吴锐.中国思想史的起源（第一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195.

[15] 李砚祖.设计之维[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240，241.

[16] 诸葛铠.裂变中的传承[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114.

[17] 沈从文.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M].北京：外文出版社，1994：15.

（责任编辑：涂 艳 杨 飞）

作者：孙长初

几何学社会文化根源论文 篇3：

人类文明多元化管见

摘要：人类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实现了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并逐步建设现代绿色和谐的生态文明。人类文明所以不断发展进步，繁荣昌盛，其内在动力就是人类文明的多元化，也可称为多元化的人类文明。人类只有遵循文明多元化这一历史发展规律，世界才能和谐发展。

关键词：人类；文明；多元化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似乎以胜利者自居，挥舞着“人权”、“民主”两根大棒，到处推行自己的体制、制度和价值体系，妄图建立美国霸权的一统天下，另外，各国人民求生存、谋发展，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反对单边主义，寻求世界多极化[1]。这些矛盾产生固然有其悠久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政治根源，但是却离不开人们对待人类文明认识的差异。即人类文明究竟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一元好还是多元好？这是当代建设和谐世界的一个基本文化问题，也是高校思政教育及科学认识国际政治关系的切入点。

一、人类文明多元化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1.文字起源于不同部落的记忆符号，表明人类文明从起源开始就是多元的。人类文明起源于何时，迄今学界众说纷纭。或曰始于阶级分化，始于国家的建立，始于城市的建筑，始于文字的发明等等。一般认为，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2]。

在采集渔猎、茹毛饮血的远古时期，生产力十分低下，物资匮乏，人们可以利用大脑记忆或结绳记事。随着生产发展和财富的积累，部落酋长们需要记住本部落的财产（如牛羊、林木、田亩、收入等）、部落战争状况以及氏族内部的重大事件等，这些复杂的事项单靠口说心记或简单的结绳记事已经不适应了。人们逐渐发现某些刻画符号能帮助记忆，保存记忆，于是各部落都有这样一些记忆符号产生，随着这些符号的增多和部落交往的扩大，就需要在各部落之间建立一种大家公认的符号标准，于是为局部民族和地区所公认的记事符号

——文字就应运而生。对此，各地有很多刻画、岩画可以证明。

人类文字的出现，成为人类文明时代到来的标志。人类可以把自己经历的，瞬间看到的想到的一切用文字记录下来，留给后人，这就是经验和知识。人类把自己经历的，瞬间看到的想到的一切变化成文字记录，这就是文明化的开始。文字产生以后，不断推动着人类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由此可知，作为人类文明标志的文字起源于不同部落的记忆符号，也就是说人类文明从起源开始就是多元的。

公元前四千年代中期，古埃及人发明了图画式象形文字；公元前三千年，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出现了楔形文字；公元前两千年中叶，中国的黄河中下游流域出现了甲骨文字，与此同时，西亚的腓尼基人充分利用巴比伦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而创造了22个辅音字母文字，后来为希腊人采用，希腊人又增补元音字母，使字母系统更加完善。以后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拉丁字母，成为近代欧洲诸国文字的基础。可见，既是拥有拉丁字母这一共同文字基础的欧洲世界也由于语言文字的差异也难于实现文明一元化的，一种语言文字就是一种文明，语言文字消失则这种文明消失。

2.人类文明体系的多元化进程。人类文明首先离不开生活及生产这个物质基础。自“人猿相依别”后，人类开始了混沌而漫长的采集渔猎生活。由采集渔猎生活分化出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又因为生产和流通的需要出现了手工业和商业。后来由于物产资源和自然条件的不同，农业内部有进一步细致分工形成农、林、牧、副、渔、果、药、茶、蚕、烟、菜等不同经营对象的区域和行业；手工业内部也进一步分工形成木工、铁功、石工、铜工、盐工、水工、煤工、陶工、编织工、雕塑工等不同行业。这些生活及生产各异的人群必然在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生产活动等方面有较大差异，因而呈现不同的文明内容和文明水平的差异。换言之，只要人类还存在着不同的生活和生产，就必然有从事这些不同的生活和生产的人类群体，就必然存在着多元化的人类文明。

随着文化艺术活动、科技探索活动、教育活动相继从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较为庞大的知识分子阶层，使精神文明真正从物质文明中分离出来。精神文明本身也在不断分工，出现文字研究、科学研究，宗教研究、文艺研究、思想文化研究，工程建筑研究等行业，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也反过来促进了物质资料的的生产，从而对人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经过物质部门三次社会分工，人类社会物质财富增加，私有制产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不均，再加上自然资源的不均衡性差异，引发了各部落之间，各部落联盟之间频繁而惨烈的战争，出于发展生产、安定生活、保障安全等原因，人们相互间缔结契约，通过缔结契约，组成政府，形成了法律，出现了政治文明。从此人们生活较为安定、生产较为稳定、安全较有保障，活动的有组织性，增强了人类的整体力量，社会从自然状态进入了理性状态。

随着资源、能源短缺，生态环境破坏，自然灾害频仍，大自然以其势不可当的破坏力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惩罚。如何维护人类的共同家园，使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达到可持续发展，于是生态文明建设应运而生。生态文明是人类三个文明长期发展的教训和历史必然，也是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和热点[3]。

物质劳动者阶层生产了物质文明，不但养活了自己，且将自己的劳动成果向知识分子阶层和执政者阶层提供；知识分子阶层生产了精神文明，在体现个人成就的同时将自己的劳动成果向物质劳动者阶层和执政者阶层提供；执政者阶层生产了政治文明，并根据社会契约将自己的政治文明成果向物质劳动者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提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加之和谐人与自然的生态文明构成了人类文明体系，以物质文明为基础，精神文明为动力，政治文明为指导，生态文明为目标，体现了人类文明体系的多元化要求。

3.从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到多元一体的人类文明的形成。“多元一体”的理论是已故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的杰出思想贡献。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在确认各民族平等和共同繁荣的原则上对现存民族关系的准确判断。所谓“多元一体”就是对历史时期形成的中国民族关系的一种概括。一体是指中国各民族共融在中华民族这个社会母体之中，多元则是指在中华民族这个母体中又存在着各民族文化的差异，由此形成了一体内的多元[4]。这一理论从民族学角度揭示了一国之内文明的多元化，反映了多元化人类文明可以在一国之内长期的和谐相处，共存共荣的历史规律。

“多元一体”理论虽然是针对我们中华民族提出来的，但它闪耀着普遍真理的光辉，也适应一般国家的民族文化问题。从现存世界各国民族的数量构成看，纯粹的单一民族结构是不存在的，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只是一种理想。且不说中国、俄国、美国、法国、印度、英国和加拿大，即使像日本、朝鲜、孟加拉、埃及等所谓典型的单一民族国家，也都包含有其他民族成分。在朝鲜和韩国，朝鲜人都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9.5％以上；在日本，大和民族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9%；在孟加拉国，孟加拉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7.7%；在埃及，埃及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9.8%。表明多民族结构是世界各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因此“多元一体”理论也适应世界绝大多数国家。

如果可以说世界各国共同拥有一个地球家园，那么“一体”就是指世界各国文明共融在一个地球母体之中，“多元”则是指地球母体中存在着各国不同文明的差异，由此形成了一体中的多元。地球母体中的多元人类文明是相互平等的，同等重要的，互为联系的，缺一不可的。任何一元文化都代替不了其他文化，任何民族都代替不了其他民族，任何国家也代替不了其他国家。因为，凡是民族的文化也是世界的文化，凡是国家的文明也是世界的文明。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让一个国家文明，一个民族文明从地球上消失。

4.全球一体化并不能改变多元化人类文明。20世纪中叶后，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发展和交流,呈现出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各国在其发展中都不同程度的遇到资源、能源、环境的困扰，因而逐渐形成一个共识，即人类拥有一个地球，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国家之间和地区之间应该加强协调、合作，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现在，全世界的合作组织越来越多，出现了跨国家、跨地区、跨文化的组织，如联合国工业组织（UNID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亚太经合组织（APEC），欧盟（FU）等国际性组织，在协调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大科学的背景下，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需要跨国家、跨地区，大规模、长期性的联合与协作。因为，人类在追求科技进步的同时必然都要碰到许多共同的难题，诸如生命科学领域的生物基因问题，天文领域的宇宙起源问题以及生态环境问题、资源能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等，需要各国各领域科学家通力合作，联合攻关。人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了科学无国界的意义。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意识形态领域融糅中西文化精髓的民主、自由、公平、诚信、正义、自尊、独立、法制、效率、稳定、和谐的呼声，形成一股声势浩荡的普世价值潮流[5]，冲击着各种传统陈规偏见，成为各国寻求改革发展的动力。全球一体化势必引起不同文化的大融合，但是，这种大融合的结果不可能产生单一的文明，不可能改变多元化的人类文明，相反必将促进人类文明的多元化发展。中国西周的思想家伯阳父（史伯）同郑桓公谈论政局时，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他说：“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 。“以他平他”，是以相异和相关为前提的，相异的事物相互协调并进，就能发展；“以同裨同”则是以相同的事物叠加，其结果只能是窒息生机。齐国的大臣晏婴进一步解释了伯阳父的思想。他认为，“不同”是事物组成和发展的最根本的条件。例如做菜，油盐酱醋必须“不同”，才能成其为菜肴；音乐，必须有“短长疾徐”、“哀乐刚柔”等等。“不同”，才能“相济相成”（《晏子春秋》）。自然界的化合反应也是这个道理，不同的化学元素融合能产生新的物质，而相同的化学元素合在一起就永远不可能产生新的物质，只是分量的增加而已。同理，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各国、各民族和地区文化相互吸收，取长补短，在保持自己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吸收异国异族优秀文化，必将出现成千上万种杂交文化，使人类文明更加丰富多彩。

二、人类文明多元性形成多姿多采的世界

数千年来，人类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农业文明；工业革命迄今，人类实现了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并逐步建设和平民主的政治文明与绿色和谐的生态文明。人类文明所以不断发展进步，繁荣昌盛，其内在因素就是人类文明的多元化，也可称为多元化的人类文明。有两重含义，其一是人类文明体系中的多元化，其二是个体文明自身的多元化。

综观人类文明起源和发展之趋势，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将来还要进入共产社会，虽然人类文明一步一步从低级到高级，从落后到先进，从野蛮到科学进化，但是这种进化无论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内部，还是同一时代世界各文明之间都不是直线发展的，相反表现出文明与野蛮的交替发生，或者相互存在。人类文明多元性与文明长期共存，各具特色的文明才形成多姿多采的世界。

1.同一国家或民族的文明多元性。世界任何国家或民族都是多元化社会，因为，其一，任何国家或民族起源时都有许多原始部落，他们有自己的宗教，社会价值观，生活习惯 ；其二，现存国家或民族是从历史时期的国家或民族演变过来的，是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从而具有了丰富多彩的多元民族文化；其三，世界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不断拓展本土文化，增强了文明多元化的活力[6]。以中华民校族为例，汉唐一统王朝在文化科技上曾取得丰硕成果，那是由于引进、吸收、融合了匈奴、鲜卑、羯、氐、羌各族乃至朝鲜、越南、日本、印度、中亚等域外民族的思想文化和风习的缘故，元及清中叶以前疆域辽阔，国势强大，文化繁荣，那是由于吸收、融合了党羽、契丹、蒙古、藏族，满族等少数民族乃至东亚、中亚的思想文化和风习之故。中国之所以能长期保持繁荣和发展，汉族之所以能长期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繁衍为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主体民族，中国历史时期能够长期保持高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繁荣，和谐与稳定，对不同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应该是主要原因之一。

2.同一时代人类文明体系中的多元化文明。在同一时代的人类文明体系中存在着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由于资源开发、政治体制、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不同，呈现出人类文明的多元化。

一个文明系统远远大于任何一个民族，但一个民族依然可以构成一个局部完整的文明社会，不同文明民族的社会存在的简单相加却并不等于人类社会，因为构成人类社会的多元文明体系是有机的相互作用的整体。因此，民族多样化的产生和发展与文明多元化的产生和发展既是共性的又是个性的关系，第一，在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以前。民族的发展都表现为世界文明总量的增加；第二，在当代，民族多元化正在超出所属文明体系的限制，走向更广泛意义上的文明多元化[7]。然而，在当代世界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文明多元化与民族多样化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特点，而只有民族多样化才能有文明的多元化，只有文明的多元化才是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生命之源。

3.文明的差异性实质体现了文明多元性。首先，文明之间并非同步发展。在工业革命之前，就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地区而言，都不存在“持续不断的进步”，或者“只能进步不能倒退”的必然性。相反，长期停滞不前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有些人类文明发展到相当高度而出现大倒退乃至消亡也是常见的现象。这本身说明文明发展的多元性。其次，文明发展实践特色不同。四大文明古国有着众多的相同点和差异。它们都起源大河流域，这些地方自然地理条件都比较优越，尤其是河流提供了肥沃的冲积平原和有利的灌溉条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从而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其他科学技术，创造出伟大的古老文明。同时，它们的科学技术都属于同一类型，即青铜时代的农业实践模式。这使它们的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共同的地方，在许多方面都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由于生产实践的差异，它们科学技术仍有许多差异。埃及由于尼罗河泛滥后重新丈量土地的需要，对几何学比较重视，同时人们为了保存尸体，其医学也比较发达，金字塔也体现了寻求来世往生、讨好灵魂的建筑成就；巴比伦则因为农业生产依靠天文历法，因此其天文历法比较发达，算术成就也非常突出；印度则受宗教影响较大，其医学比较发达，而且人们重视纯粹的思辨，佛教是世界上哲学水平最高的宗教。中国古代在实践基础上，创造了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却没有或者很少受宗教思想的支配和渗透。

4.现代日常生活的多元文明共存一体。当代人类文明打通中西，兼容古今，多元并苞，异彩纷呈。虽然有社会性质的不同，政治体制的不同，生产力高低水平的不同，风俗习惯的不同，通过文明交流人们都能够接受古今中外不同文明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不同文明共存一体的有趣现象。身为炎黄子孙，却喜欢食用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发明的小麦，印第安人发明的西红柿、马铃薯、辣椒和苹果；穿戴古印度人发明的棉布，饮用中亚人发明的葡萄酒，法国人发明的啤酒；说一口流利的英格兰语，地道的日本语；大脑中装着以色列人发明的耶和华上帝，或者古印度人发明的释迦牟尼，古罗马人发明的耶酥基督，阿拉伯人发明的安拉。现代日常生活中的多元文明共存一体，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和谐而精彩。

三、弘扬本土优秀文明，吸收外来先进文明，遵循人类多元文明规律

“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孔子曾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不同”是作为做人的根本原则而提出的。“和而不同”原则认为事物虽各有不同，但决不可能脱离相互的关系而孤立存在，“和”的本义就是要探讨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如何共处。

1.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文化交流，其他地域和其他民族优秀文化为本民族本地域文化注入新的血液，而本民族本地域的优秀文化也为其他地域和其他民族注入新的血液。各国之间，各取所长，各补所短，互相促进，互相发展。因为，先进的国家有优秀文化，落后的国家也有独特的“土文化”，这种独特的“土文化”往往是先进国家缺乏的，可以丰富先进文化之不足。《诗经·鹤鸣》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的大米、丝绸，改变了西方人的吃饭和穿着；西方的物产、音乐，也改变着中国人的餐饮和音乐风格；印第安的玉米、红薯、洋芋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粮食供应问题。另外，中国的儒学，影响了日本朝鲜的学术发展；而东南亚的佛教，也渗透着中国的儒学。汉唐时期对外域文化的吸收消化，促进了盛世的出现；而唐宋时期中国四大发明的远播，又影响着世界诸国的发展进程。

历史上除了明清时期，中华文明都是在与其他地域、其他民族的交往中不断推陈出新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信仰和风俗习惯，深深地影响了中国自身，而中国自身的文化也对其他地域和其他民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是在这种相互影响中，中国认识了域外，域外也认识了中国。中外文化的诸多差异，促使人们不断破除思想羁绊，借助外来文化以丰富自己，发展自己，使自身文化达到新的境界。

2.闭关锁国，故步自封，必将导致文明的衰败乃至灭亡。历史上有许多一度相当发达的文明，由于与其他地区的阻隔和闭塞，最终衰落甚至毁灭。澳大利亚土著文化、美洲印第安文化等，长期处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经不起强大的异族文化的侵入，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沉痛教训。

中国明代郑和下西洋结束以后，曾经长期推行海禁政策，对内宣布“片板不得下海”，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又推行了二百年，中国对外贸易日益萎缩，后来只开广州一处对外通商，规定由政府特许的“十三行”统一经营对外贸易，出口商品仅占商品总量的3%左右。闭关锁国政策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对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并不能削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反而阻碍了自己的发展，使中国丧失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隔断了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拉大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造成近代中国被动挨打的局面。

3.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为了发展多元文明。人类文明的生存环境、民族心理的闭关保守或开放扩张都直接影响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而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状况是一个文明兴衰的催化器。因为，每一个单独的文化与文明，由于受环境和民族思维方式等因素局限，其创造力都是有限的，故而单一类型的文化与文明其生命力往往是脆弱的。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看，凡是得到充分发展和繁荣的文化与文明，一般都是多元文化与多元文明相互交流的结果。

异质文化与文明的交互作用，不但有助于人类开阔眼界，积累远较单一类型文化与文明更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而且有助于改变人类交往方式，从单纯的族内交往发展为复杂的异质民族之间的交往，因而较易摆脱部族结构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束缚和限制。

首先，以中、印文化交流为例，中印交流肇始于秦代，到两汉时逐渐频繁，在隋唐时趋于高潮，宋元时更加深入。在这二千多年的交往史中，印度佛教、音乐、舞蹈、天文历算、文学语言、建筑和制糖等传入中国，而中国的造纸、蚕丝、瓷器、茶叶、音乐传入印度，也极大地丰富了印度文化，中国的史书、藏经、佛国游记更成为印度构建历史文化的基础。其次，尼罗河文明、印度河文明是在两河文明的促进下发展起来的。希腊人从那里学到了数学、物理学和哲学；犹太人从那里学到了神学，并将它传播于世；阿拉伯人从那里学到了建筑学，并以此教化了中世纪整个野蛮的欧洲。

文化交流中必将产生新的文明，也可叫作杂交文明。同混血物种一样，杂交文明比一般本土文明具有优势。相反，受自然环境封闭限制的国家和民族，或者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国家和民族，长期不能接触和吸收外域新的文明，一旦遭遇强悍的文明侵入，必将一触即溃，被强悍的文明取代。美洲的印第安文明和澳洲的土著文明的消亡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4.社会制度与国情是否相适应，是人类文明兴衰的根本前提。制度文明在整个文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治理国家中，制度建设问题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制度文明的层次标志着统治艺术和技巧的成熟程度，它关系到统治阶级集团整体利益的实现状况和政权运作的相对稳定状况。制度文明是随同整个人类文明一起发展起来的；同样，制度文明也离不开本国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基础。就一国来看，制度文明建设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它的进程有赖于社会现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整体水平的提高。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集中地反映在它的制度文明状况上，后者往往体现并制约着该国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所能达到的程度。邓小平曾经讲过：“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8]

印度种姓制度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就开始萌芽。后来在阶级分化和奴隶制度形成过程中，原始的社会分工形成等级化和固定化，逐渐形成严格的种姓制度。种姓是世袭的。几千年来，种姓制度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方面影响很深，严重制约着印度的社会发展。中国秦汉建立的封建制度使中华文明后来居上，直到明初综合国力名列世界前茅。而封建制度是欧洲中世纪主要的经济与政治制度，随着罗马帝国的统治结束，封建制度便在中央权力崩溃和社会动乱中逐步发展起来，代替皇帝、元老、行省、城市和城镇等的罗马体系在文艺复兴时期曾经短暂繁荣，但很快土崩瓦解。

不同国家有不同国情，不同国情决定了国家的道路。多年前，台湾韩国和香港走集权的道路，社会发展很快，东南亚、非洲一些国家走的是民主议会道路，也不见得怎么样。 关键取决于采用的社会制度是否适应本国国情、民情，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共产主义社会十分壮丽美好，我们曾经急于求成，搞穷过渡，造成了严重的倒退和灾难。表明社会制度与国情是否相适应，是人类文明兴衰的根本前提。无论落后于国情的制度，还是超越国情的制度，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障碍，只有采取符合国情的社会制度才能保持人类文明的长盛不衰。

参考文献：

[1]叶江.后冷战时期的世界历史与世界的主要矛盾[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4).

[2]摩尔根.古代社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07-10-15.

[4]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7.

[5]党国英.中国携人类文明走向未来[J].中国改革，2008，(2):22-27.

[6]闵丽.全球化境域中的文化多元性问题分析[J].天府新论，2007，(1):106-110.

[７]吴楚克.试论文明多元化与民族多样化的关系[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3，(7):22-26.

[８]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G]//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33.

[责任编辑 王晓燕]

作者：高欣,郭风平